第4版()
专栏：
魏源——十九世纪中期的中国先进思想家
——纪念魏源逝世一百周年
冯友兰
鸦片战争前夜，由于封建社会内部危机的加深，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中国已由世界上经济和文化先进的国家，降落到社会经济落后和衰弱的国家。当时，从封建统治阶级中间逐渐分化出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官僚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开始感到封建社会的危机，因而注意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并且要求进行国内军政改革，以有效地反抗侵略，保卫祖国。魏源就是这些官僚地主阶级中的开明人物的一个代表。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宝庆人。今天，是他逝世一百周年的纪念日〔注〕。他是十九世纪中叶一个著名的学者和先进的思想家。他的学问方面很广，在经学、子学、历史、地理各方面，都有很重要的著作。特别重要的是他对于当时的一些社会经济方面的重要问题，都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解决方案。
关于这些实际问题，他著有筹河篇、筹漕篇、筹鹾篇（见“古微堂集”）和筹海篇（见“海国图志”）。
黄河向来是中国一个很大的祸患。魏源的筹河篇，提出要免除黄河的祸患，必需从根本上解决黄河问题。他建议引导黄河从山东的大清河入海。他说：这是黄河的“东道”，“天然大壑深通”，“天造地设，更无善于此者”（“古微堂外集”卷五）。他的这个建议，在实际上价值若何，当然还是问题，跟我们现在修建三门峡根治黄河的伟大计划，更是不能比拟。但是他注意到黄河必须根治的问题，在当时说，是有进步意义的。他若能看见我们现在“治黄”的千年大计，他一定非常的喜悦。
筹漕篇和筹鹾篇对于当时所谓漕政、盐政提出他认为是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案。这些问题的提出和他所拟议的解决方案，在当时也都是有进步意义的。特别有进步意义的，是他的筹海篇。筹海篇所提的方案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后当时的进步思想家所拟议的反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的对策，是“向西方学习”的一个认真的开端。
在鸦片战争时期，魏源是主张坚决抗战的。他参加了裕谦的幕府，在浙江跟英国的侵略军队打仗。战争失败后，他极为悲愤。他说：这种情形是“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划”（“海国图志”序）。当时，他就是积极提出“讲划”的一个人。他的“讲划”的中心思想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序）。并且，认为当时要作的事首先就是“洞悉夷情”（“圣武记”卷十二）。
林则徐在广东禁烟和抵御英国侵略的时候，也是主张必须首先“洞悉夷情”的，他收集了不少关于西方的历史地理的材料。魏源根据林则徐所收集的材料，加上他自己收集的，编成“海国图志”五十卷，后扩充为六十卷，最后扩充为一百卷。他的筹海篇就包括在这部著作里。这部书在当时是一部系统的讲西方历史地理的著作。它的影响，一直及到日本。书中记叙英国的事情特别详细。他对于英国所下的结论是：“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得朘削其精华”（“海国图志”卷五十二）。他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扩张殖民地、剥削殖民地人民的事实，有相当深刻的认识。
他所主张的“师夷”的具体办法是：中国自己首先设厂制造轮船和枪炮，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中国自己的工业。造船厂在制造了足够用的兵船之后，就可制造商船；枪炮厂在制造了足够用的枪炮之外，就可以制造各种机器。“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海国图志”卷二）。他认为这样把军需工业转变为民用工业，中国就可以走上工业化的大路。
当时那些愚昧无知、嚣然自大的反动地主阶级分子，肆力反对制造机器。他们的阶级本能意识到，机器的使用将会害及他们的阶级利益。他们诬蔑机器为“奇技淫巧”，为“形器之末”。魏源对于这种反动思想，提出有力的批判。他说：“古之圣人刳舟剡楫，以济不通。弦弧剡矢，以威天下，亦岂非形器之末？”“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海国图志”卷二）在这一段话里，他指出了中国在当时的出路；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他看出中国的前途。这个出路和前途，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工业化。
魏源的这些思想，表示他对科学技术的进步作用，有一定的认识；对资本主义制度优于封建制度，也有一些粗浅认识。他说：“墨利加北洲（指美国）之以部落代君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海国图志”后序）。所谓“章程”就是指美国的宪法。
不仅如此，魏源也认识到当时官僚机构的腐朽瘫痪，以及统治集团的昏愦愚昧，因而提出革除旧习、以御外侮的主张。他说：“明臣有言，欲平海上之倭患，须先平人心中之倭患。”他认为当时人心之患有二：一是“寐”，就是昏庸无知；二是“虚”，就是空虚不实。革除“寐”“虚”，就是所谓“祛二患”。“祛二患”的推动力是“愤与忧”，就是：对于中国当时失败的愤慨，以及对于中国将来前途的忧虑。他又说：“国家欲兴数百年之利弊，在综核名实始。欲综核名实，在士大夫舍楷书帖括而讨章程，讨国故始，舍胥史例案而图訏谟，图远猷始”（“圣武记”卷十一）。这就是说：要“祛二患”，就要“实事求是”，废除书法八股，学习法律（章程）、历史（国故）等等有实用的学问。
魏源的思想，在这一方面是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他的这种思想，对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后来戊戌变法的时候，康有为等改良主义者，主张兴工业、开议院、废科举、兴学校，这些主张也是魏源这一方面思想的发展。
魏源思想继承中国封建文化中的优良传统，这同他能对于西洋有比较正确的认识是分不开的。
在学术方面，他是当时今文经学运动的一个先驱者。清朝初年，知识分子的反抗异族统治的思想，是很强烈的。雍正乾隆两个专制的统治者，凶残地兴了几次“文字狱”，镇压了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的反抗。在镇压的威胁和利禄的引诱之下，知识分子有的逢迎，有的被迫采取了逃避主义。对于经学，只作些训诂考据底工作，脱离政治、脱离实际。到嘉庆道光时代，外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内有多次农民起义，清朝统治者的凶焰被打下去了，社会上的许多新问题出来了。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向同政治联系的道路上。在经学史上表现为今文经学运动的兴起。魏源在今文经学的“经世致用”的口号下，一方面反对当时官方科举的“楷书帖括”和官僚的“胥史例案”，如上面所说，一方面又反对当时私人学者的琐碎考据，他认为这也是“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古微堂外集”卷四）。今文经学主张“经世致用”，说是要以经学解决实际的政治社会问题，其实就是在经学底旗帜下，提出地主阶级反对派的要求。这是地主阶级反对派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斗争的一个合法武器。
1826年，魏源替贺长龄选清朝以来有关政治、社会和思想各方面问题的论文，即有所谓“经世致用”价值的文章，辑为“皇朝经世文编”，用贺长龄的名义发表。这部书的序文提出四项原则：一是“事必本夫心”，但是“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这就是说，不能离客观而专靠主观。二是：“法必本于人”，但是“善言人者必有资于法”。这就是说，不能离工具法度而专恃聪明。三是：“今必本夫古”，但是“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这就是说，不能离开现代而谈古代。四是：“物必本夫我”，但是“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这就是说，不能离别人的意见而专凭自己的意见（这篇文章也是用贺长龄名义，但已收入“古微堂外集”卷三）。这四项原则，可以说是魏源的思想方法。他所提出的这四项原则，都有两方面。一方面表现他的唯心主义观点，一方面表现在解决实际问题时他的思想中的科学的因素。正是这些因素，在当时发生了进步的作用。他的方法是有一定科学意义的。
魏源之所以能有这样思想方法，也不是偶然的。他在哲学思想方面，也继承了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中国哲学中的辩证法的因素，在他所著的“默觚”中也有表现。
魏源有一个著作，名为“默觚”，他的“古微堂集”把它列为“内集”。可见他是很重视这个著作的。“默觚”讲到事物底对立，说：“天下物无独必有对。……有对之中，必一主一辅，则对而不失为独。”照他所举的例子说，乾坤是相对的，但是乾为主而坤为辅。君同臣，父同子，夫同妇是相对的，但是“君令臣必共，父命子必宗，夫唱妇必从。”四夷同中国是相对的，小人同君子是相对的，但是“四夷非中国莫统，小人非君子莫为帡幪。相反适以相成也。”他认识到，在矛盾对立中，必有一个对立面是主要的，一个是次要的，所以矛盾的对立，仍是统一（“古微堂内集”卷二）。关于这一点中国以前有辩证法思想的哲学家，像这样的明确的提出，还是很少的。不过他所举的例证却是封建社会的反动制度，这表示魏源的思想基本上还是封建主义的。
他也谈到相反的东西，互相转变。他举例说：“暑极不生暑而生寒，寒极不生寒而生暑。”
“不如意之事，如意之所伏也。快意之事，午意之所乘也。”他指出，有祸中之福，有利中之害。
“消与长聚门，福与祸同根。”他说，这是“物理”（“古微堂内集”卷二）。
他的“寒来暑往”的循环观念，也表明他没有超过封建哲学的局限性；但是他于此认识到事物是变动的，这是他的思想中的进步成分。
在认识论方面，魏源还有唯物论的倾向。他认为“知”必从“行”中得来。“默觚”说：“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知者乎？”他注重对于实际生活的体验。他举例子说，往往看许多书，得不到什么益处，而从师友的一句话，或从一个活的事例，可以得到很大的启发。所以“今人益于古人”，“身教亲于言教”。他注重对于实际事物的视察。他说：“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古微堂内集”卷二）他的这种见解，同多数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之专靠书本求知识的思想，大有不同。
他注重“变”，又能比较从实际观察事物，因此魏源对于历史政治，都有同封建社会传统思想大不相同的看法。他认识到历史是进化的。他指出：有许多星是古有而今无，也有些星是古无而今有，所以古今的天是不同的。地理上河流变迁，“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古今的地是不同的。三楚没有“长鬣”，勾吴也没有“文身”。古今的人是不同的。有许多动植物，古有而今无，也还有许多动植物，古无而今有，是古今的物也是不同的。他得出结论说：“故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其不变者道而已，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执古以绳今，是谓诬今。执今以律古，是谓诬古。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语学。”（“古微堂内集”卷三）又说：“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同上卷三）他认为历史变动，是进步的。用他的话说，就是：社会越变动，就越于人民方便。“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同上卷二）比之于封建社会传统的历史观，这是一个有革命性的说法。他也认识到“诬古不可以语学”，这也是有历史主义的看法。
“默觚”也认识到群众的力量和智慧。书中说：“天下其一身欤？后，元首；相，股肱；诤臣，喉舌；然则孰为其鼻息，夫非庶人欤？九窍百骸四支之存亡，视乎鼻息。”（古微堂内集，卷三）“故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斯视天下为天下之天下。”（同上卷三）“独得之见，必不如众议之参同也。”“合四十九人之智，智于尧禹”（同上卷三）。
魏源的这些比较进步的哲学思想，虽不是他的特创，但是他继承了这些思想，处在中国历史上大转变的时代，就有他的比较正确的认识，也就能提出比较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对策。也可以说，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以他的体现，在历史大转变中，起了很大的进步的作用。
不过，这只是魏源的哲学思想的一方面。上边已指出，他还是认为有“不变之道”。把“道”同“势”对立起来。认为“变”只适用于“势”。这就是，认变的是现象，不变的是本质。在他所著的“老子本义”中，他的这种思想，有更清楚的表现。他说：“盖道无而已，真常者指其无之实，而玄妙则赞其常之无也。老子见学术日歧，滞有泥迹，思以真常不变之道救之。”（老子第一章注）他说：“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卒复归于虚静。”（老子第十五章注）讲到历史和实际的政治社会问题时，他注重“实”，注重“变”，注重“动”。可是谈到哲学根本问题，他又以所谓“无”、所谓“真常”、所谓“虚静”为主了。这是他思想的唯心论的本质。因此，他所谓“实”、所谓“变”、所谓“动”，也就是浮浅的，不彻底的了。
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在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的封建社会总崩溃还只是开始反映在思想方面，虽然像魏源这样的开明知识分子，也只能有不彻底的关于“变”“动”思想。在政治方面，他虽然称赞美洲没有君主的联邦政治制度，认为可以“垂之奕世而无弊”，但是他仍然要维持清朝的封建统治秩序，认为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建设新式工业；倚靠清朝封建政权，就可以抵抗外国的侵略，这完全是一种幻想。
事实证明，封建统治阶级只能使中国日益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只有在中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完成了反封建主义反帝国主义的人民革命，走上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大路。
魏源逝世一百年了。经过一百年的奋斗，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站起来了。独立自主、光荣富强的新中国，已经建立起来了。百年以来魏源等先进人士梦寐以求的，现在实现了。
〔注〕一说魏源死于1856年，此据魏源的儿子魏耆作的“邵阳魏府君事略”。据“事略”，魏源生于乾隆59年3月24日，即1794年4月23日；死于咸丰7年3月1日，即1857年3月26日。（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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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结合增产节约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山西晋生纺织厂职工觉悟提高
本报讯 据山西日报消息：山西地方国营晋生纺织厂结合增产节约运动向职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职工思想觉悟提高了，许多困难克服了，工作上出现了许多新气象。
晋生纺织厂在制定今年的生产计划时，职工群众中不少人滋长着闹待遇、闹享受、不愿艰苦等不正确的思想情绪。许多人认为增产节约是“老一套”，“油水不大了，没啥搞头了”，部分领导干部对增产节约运动也表现信心不足。
针对上述情况，厂党委会经过研究，确定一方面在摸底的基础上编制增产节约计划，另一方面结合增产节约运动深入地向职工群众进行思想教育。他们首先进行党团员训练，批判了党内的贪图享受、不求前进等错误思想。通过学习党的文件明确党在过渡时期的任务和每一个党员应尽的责任，具体研究了在增产节约运动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中如何发挥党团员的作用。在提高党团员的思想认识，统一党团内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在职工群众中进行全面发动。办法是：正面宣传，讲清道理。通过作报告、讲课等形式，通俗的向职工讲解个人与国家、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党在过渡时期的任务，社会主义远景，以及工人阶级的重大责任，同时向职工宣传今年增产节约运动新的意义，和艰苦朴素、勤俭办企业的道理。层层算账，划清界限。经过算账，许多人明确了生产与生活的关系，分清了那些要求是合理的，那些做法是不对的，检查了过去对待工厂的错误态度。经过算账也进一步揭发了许多浪费漏洞。回忆对比，进行教育。为了避免思想工作的一般化，从厂到车间、工段、小组，采用了逐级研究思想情况，逐级解决问题，充分发挥小组帮助和个别谈话的作用。有些青年工人生在福中不知福，就请老工人讲旧社会工人阶级的痛苦，进行对比教育。
当职工的思想觉悟有所提高的时候，厂领导上及时地把职工的政治热情引向增产节约。根据初步讨论的结果来看，全年增产节约的数字已经突破了二十万元，而且还可能扩大。
现在，晋生纺织厂出现了许多新的气象，职工中艰苦朴素、勤俭生产的风气亦已初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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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云南边疆工委会干部会议确定
发展生产改变边疆贫困面貌
本报昆明电 云南省委边疆工作委员会自3月8日至20日召开了德宏景颇族、傈僳族地区、红河哈尼族自治区、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临沧佧佤族、拉祜族等地区的三级干部会议。会议分析了云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情况，认为这类地区，不同于内地少数兄弟民族地区；这些地区生产力和生产水平很低，人民生活很苦，大量的荒山荒地和大量的财产归氏族所有，由此而来的经济关系都属氏族。这些少数民族处于边远地区，过去和外界隔绝，由于民族压迫，在民族之间造成了严重的隔阂。解放后，党虽在这类地区进行了很多工作，使当地在政治、经济上发生了一些变化，群众的觉悟也有了很大提高。当前，这类地区的各族人民迫切要求发展生产，改变贫困面貌。因此，一切工作必须围绕在有利于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来进行。因此，须要更好的团结上层，在作好上层工作的基础上，达到发动群众的目的。为了激发群众生产积极性，要多奖励先进人物和事迹，并认真的帮助群众总结本民族的先进的增产经验，防止硬搬内地生产经验的作法。
关于互助合作问题，会议一致认为：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组织互助组的原则是从有利于生产和民族水平出发，大量的提倡群众性的换工互助形式，逐步的从临时换工互助形式发展为长年互助和等价互利的互助组。农业社的建立采取办一个巩固一个，哪里条件成熟哪里办的方针。但办社的精神是积极的，作法是稳步的；防止任何求之过急的现象。直接过渡地区的农业社，一方面要搞好社内团结，增加生产，同时也要热诚的帮助互助组同社外群众搞好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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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阿坝藏族自治州汶川等县
抽调干部深入农村工作
新华社成都21日电 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马尔康、汶川、理县和茂县，最近抽调三百一十多名干部，深入基层工作。有些县级和科级干部将分别担任中共区委书记、乡支部书记、区长和乡长等职务，长期住在农村，领导农民生产。
此外，中共汶川县委会还决定，县委委员每年至少用三、四个月时间，深入乡和农业社，指导生产和工作，政府各部门负责干部，每年也将用四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深入农村和基层单位，了解情况，帮助下面解决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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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许多部队
采用各种办法大力节约用煤
据新华社25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许多部队采用各种办法大力节约用煤。
沈阳驻军某部采用适当合理合并办公室和宿舍的办法，减少了十九个大火炉，为国家节约煤炭五万三千九百多斤。这个部队还修改了四十个左右炉灶，缩小了炉灶的深度和口径，也节省了大量的烧煤。济南驻军某部，推广了炊事员龙绍成创造的“马蹄回龙灶”和炊事班长赵其光创造的“水炉蒸馒头”的方法，半年来，节约了五十九万多斤煤炭。“马蹄回龙灶”的主要特点是炉底小、矮，火苗集中，煤能完全烧透。它不仅省煤，而且开锅快，做一次饭的时间比过去要缩短三分之一。“水炉蒸馒头”是把开水锅炉上端留出个小孔，在孔上接一根管子，在水炉旁边修一个平台，台子当中稍凹，使其适合于安放蒸笼，然后将管子伸入平台上的凹部，利用蒸气来蒸熟馒头。一个水炉蒸灶，每次可放三、四层蒸笼，蒸出的馒头可够二百多人吃。锅炉里的开水，仍然和往常一样供人饮用。
武汉驻军某部节约烧煤的主要办法是“煤中掺土”。据试验证明，每百斤煤掺三十到四十斤黄土，不仅能节省大量的煤，而且还不影响火力。北京驻军某部侦察连战士李明光等用煤末掺土烧，也节约了一半的烤火煤。
此外，驻守在丰沙线八号桥头的公安战士们，不忍看到国家资财受到损失，在半个月内自动在桥下冰面上扫起了两吨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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瘫痪青年江幼农坚持自学十二年
写成并翻译近百万字的书籍
据新华社24日讯 新华社记者卜昭文报道：一位全身瘫痪的青年江幼农躺在床上十二年坚持自学，现在成为在农业科学和营养学方面有研究的人，他依靠两个仅仅能动的手指头，写成并翻译了近一百万字的书籍。
江幼农每天工作的时候，需要用几个枕头垫着头，使他的上身微微抬起，别人帮助他把右臂搁在他胸前特制的小桌上面，两个能动的手指便夹着钢笔开始写作。记者去访问他时，他正在专心一意地改写他自己写的“关于植物无性杂交的科学资料”一书。他对记者说，这本书已经快改写完了，比原书增加好几倍。这是他继“营养小品”一书之后写作的第二本书。
这位年青人告诉来访的客人说，他从十二岁就患着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躺在床上后无时不在忍受疼痛中坚持学习和写作。他首先学完了中等学校的基础课，以后又博览了农业科学、营养学和同这些方面有关的化学等书籍，后来他又在一个教师的帮助下，用四个月的时间学会俄文并翻译苏联农业科学杂志上的文章。去年他翻译了苏联马克西莫夫等著的“草田轮作制”，并且已经出版，这本书有三十二万多字。
这位二十四岁的青年，家住北京市西四区，出身在一个退休的大学教授家里，开始自学时是因为对学习有兴趣和上进心的促使。解放以后接受了党的教育，特别看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后，知道了人生的意义，决心尽自己的力量，用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争取入团，1956年参加了青年团后，他便获得了组织的帮助和教育，使得自己的奋斗目标更明确了。
他的卧室就是一个图书馆，有关农业、营养学方面的书籍不下数百册，还订了专业杂志近三十种。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农学专家们对他也非常关怀，常借书给他看，并给他修改稿件。他所在的团组织也常来看望他，关心他的生活和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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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和县长之间
新华社记者 竞明、王曼
县委书记林桃森刚从乡下回到县里，县长就翻过山坡赶来了。歇了些日子不见面，两人分外亲热，紧紧地握着手，互相问好，然后便兴致勃勃地谈起今年春耕的情形。
县委书记是年轻的汉族干部，县长符桂森是个五十七岁的黎族老人。他们的年龄几乎相差一半，但是在长期相处中却结下了真挚的友谊。
林桃森调到海南岛白沙县来的时候，还是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他担任区的党委书记，符桂森就在这个区当乡长，后来两人又都当了县里的干部。一转眼，整整十年了，符桂森亲眼看到书记怎样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学会黎族的语言，刻苦勤恳地工作。所有这些，不能不使符桂森从心里敬重这个谦逊的共产党员。
两年前，符桂森从副县长升为正县长，初负责全面工作，千头万绪地真不晓得抓什么好，整天忙得头昏，下边的干部还不满意。这时候，县委书记常常来看他，和他谈心，告诉他什么工作可以放手让各个科的干部办，什么工作自己应该抓起来，帮助他提高了行使自己职权的能力。符桂森是个雇农出身，文化低，不能读文件、看报纸，县委书记便经常向他讲解党的政策和指示，结合白沙县的情况来研究工作。有时，两人一起下乡检查生产以后，由书记写好给上级的书面汇报，一字一句念给县长听，再根据他的意见来修改。
1955年下半年，县长的家乡——白沙乡试办全县第一个农业社，县委书记和县长都来到了这个乡。黎族人民最信赖本民族的领导人，林桃森了解这个特点，一切群众会议都首先由县长讲话，从本民族友好互助的传统，引导农民懂得合作化的好处。他们两人一个村又一个村地宣传。农民都说：听了县长的话，我们的信心更大了。于是，很快掀起入社的高潮。
为了改变黎族苗族农村中牛踏田和刀耕火种的耕作习惯，县委书记和县长又一道搬到白沙农业社住下来，具体布置农业技术改革的工作，深入田间教会农民多犁多耙多施肥，用小株密植的方法插秧。然后，他们便组织各个乡的干部和农民来参观。黎族农民议论开了：县长的家乡都搞起来了，我们一定要跟上去。接着，县里全面展开了农业技术改革的运动，去年全县粮食比1955年增产71.6％。
县长是个地道的庄稼人，他懂得地理人情，他和黎族人民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对书记的工作有很大帮助。
不久以前，牙叉区发生了一点新情况。从高山迁到坡地上的黎族苗族农民，因为不习惯新的环境和耕作方法，生活又有困难，有的便搬回深山去了，没有回去的也不大安心。移民村附近的黎族农民，赶忙给自己的县长报信。县长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书记，他们共同分析移民回山的原因，商量好解决的办法，然后由县长带着中共县委的工作组去检查和处理，使移民们安定下来。
工作上的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使书记和县长越来越亲近。而他们在生活上、思想上的关心和体贴，使友情更加深厚了。
黎族人民嗜好喝酒，县长从小就养成了饮酒的习惯。书记不会喝，但是他从来没有对县长的嗜好流露出厌恶的神情。每当两个人一起下乡时，县长在工作之余想喝点酒，书记便关切地对他说：“酒喝得太多了要影响身体和工作，适量喝一点没有坏处。”有时候，书记也陪着他喝上一杯。
去年春节，县长回老家过节去了。初一那天，书记自己带着县里的干部跑了十多里山路，去给老县长和他家里的人拜年。今年春节书记又亲自到县长家乡去慰问，了解县长家里人的生活状况。县长身体不大好，遇到县里领导干部分头下乡的时候，书记总是让县长到县城邻近的区乡，自己到很远的山区去。书记为人的诚挚，深深感动了老县长。县长常常满怀热情地说道：“书记是我一生中最要好的汉族朋友。”也确实是这样，县长在工作中有了疑难，总要去请教书记；对书记和县委的干部有意见，也都坦率地提出来；自己有了什么烦恼，更愿意向书记倾吐。
书记和县长亲密合作的种子，已经传播到白沙县的各个角落。县里、区里的汉族干部，都很尊重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和黎族苗族干部真诚相处，大家互相帮助。广大的黎族群众对汉族干部也更亲热了。林桃森到县长家乡检查工作时，被黎族农民硬拉到家里喝酒吃鸡。他们说：书记和我们县长分不开，看到了书记也就像看到了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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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风光 燕子矶晚泊 张亚生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