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联想
徐选牲
1953年，一位研究文字学的老教授，告诉我祖宗的“祖”字，古时作“且”，有人以为是牌位的象形；但据他考究，象的其实是男性生殖器的形。他给我解释得很详细。这是国内一位有数的文字学家，人又是极正派的，甚至很带点封建性的正派，何况已经六十多岁了；他说的这话，丝毫没有一点玩笑在里头。
因此，我联想到花。植物学家告诉我们，花是植物的生殖器。但是古今中外，人们对于花，倒是作为美物来欣赏的多。就是植物学家，明知花是什么，但是在他的研究工作的范围以外，当他看到花的时候，不论树上的、田间的、瓶中的、画里的，或在妇女的衣衫上的，也只当着美的对象看，未必联想到其为植物器官的一面；即使联想到这一面，也未必进一步联想到其他。就是人体生理学家，在研究下体时，也何尝引起过别的想头。
科学家为什么偏没有那种“敏感”？论理，科学家是最富于联想力的。联想，就是巴甫洛夫所说的“条件反射”、“暂时联系”，这对于认识客观现实，获得知识，扩大知识范围，有极重要的意义，是科学家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艺术家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科学家竟没有“看见洗脸的人……即能推见他一直洗下去，将来一定要洗到屁股”（鲁迅）的联想力。这是为什么？我想，道理很简单，正因为他们是科学家。他们以科学态度对待事物；他们把对象的特性，严格地规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他们把丰富的联想力，用在客观对象与其周围世界的自然必然的联系方面；他们在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是完全忘了“我”，不涉任何私欲的。
我们现在学了辩证法，知道任何事物是处在与别的事物的联系之中的，因此自觉地讲究联系，大大发展了联想力，这是很好的。但是，在实际上，不正确的联想，想入非非的种种联系，也还是存在的。
有这样的事：几个干部在休息时间闲谈，谈起“三国演义”。有一个说到，刘备和诸葛亮，表面关系似乎很好，但政治路线上是有分歧的。诸葛亮坚持联吴伐魏，想最后实现汉的统一；刘备却惧曹操势大，只想并吞较弱的孙吴，与曹操二分天下，就心满意足。不知怎的，这一番议论，被领导人知道了，他就神经紧张起来，联想到这几个干部是在议论他，而议论他就是反领导。
也有这样的事：一个教员，在讲规律的时候，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人每天要吃饭、拉屎，是由于新陈代谢规律的作用”。这话，引起了很大的风波，人们在领导之下群起而批判之：说吃饭拉屎是规律，首先是荒谬和庸俗；而在讲台上讲吃饭，是宣传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腐朽的庸俗唯心主义；而用意，是腐化干部，瓦解革命。
这样的思想方法，自然是少见的，但在生活中，有时候却可以对于一部分事业发生虽然是暂时的，却很重大的影响。
至于在日常生活中，由于特种的条件反射，疑神疑鬼，吠影吠声，见曲木而肉跳，闻敲门而心惊等等心理现象，是不少的。凡这些，对于生活，也起了消极的作用。
正确地掌握唯物辩证法，发展正确的联想力，对于生活、科学与艺术，都是必要的；而“想入非非”的联想力，则只会使人走入迷途，贻害非浅。巴甫洛夫的学说曾经警告我们，在以语言、词进行思维的时候，“词的无数刺激，使我们能远离开现实，因此我们常常应当记住，不要曲解了我们对现实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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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运河是我们的
穆赫塔尔·穆罕麦德·安一纳迪我，好像是迷失的人，穿行在喧嚷的人群中，我走着，仿佛是位魔法师，失去了自己的符咒……然而在我的心里却充满那样的温柔和热情——对每个相逢的人我都想讲述自己的感觉。城市的灯火的强烈的光辉掀倒了夜晚的阴郁的墙壁，使大地解除了黑暗。人群包围着我，像洪水泛滥，街头小贩们的慌张的声音填满了夜晚的寂静，而人群环绕着扩音器，正在等候。我们全都在扩音器旁边等候……加麦尔的讲演……他要讲甚么呢？……激动的感情在行列中飞奔着，仿佛是尼罗河的水驱散了所有的疑虑。历史从睡梦中惊醒了，粉碎了苦难和锁链的世界。大家是这样欢乐，疑虑都一扫而空，当总理说道：“运河，它是我们的！”当他给人民收回了运河。我们等候着运河的回来，我们等候了悠长的九十年。我想要哭泣，我想要微笑。想微笑，因为我获得了从前被偷走了的财富。想微笑，因为已经摆脱了穷困、无权和恐怖。想哭泣，为了千百万埋葬在亲爱的盆地和不毛的沙漠中的人，为了那些带上了足镣手铐的人，去了就没有回来的人。但欢乐向我们走回来了，又回到我们的盆地来了。哦，实现了的希望的世界！我们第一次认识了欢乐，当历史写上这样辉煌的一章！那一天第一次响着笑声。不幸和怨恨消失了。人民第一次感到了幸福，——他们在土耳其人的蹂躏下呻吟过，又被其它的一些外国人抢劫和压迫过。而他们，像烟雾一样，全都飘过了，穿着骗人的外衣，而历史正在书写着火焰般的字句！哦，人民遭受了多少牺牲！哦，多少人倒进了泥土里，为了在我们亲爱的盆地上所有的希望能变成现实！而我今天大声地宣讲：运河，它是我的！……我是埃及人！
（邹绛译）
附记：作者是阿拉伯诗人。这首诗译自今年1月号俄文“外国文学”，原诗发表在去年9月7日黎巴嫩的“阿尔—瓦克特”报上。诗中的加麦尔即纳赛尔，总理也是指纳赛尔，因 为当时他尚未被选为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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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红色医务学校
傅连暲
1931年下半年，中央根据地已经巩固，过去曾经和白军几次易手的汀州，也稳定地被红军控制了，成了中央根据地的一座大城市。那时，福音医院实际上早已变成了红军医院，经常住满红军的伤病员。只是为了到白区购买药品、订阅报纸的便利，还保留着教会医院的名称。
1930年红军第十二军军长伍中豪同志患了急性肺炎，正在医院里治疗。每天上下午，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轮流来看他。有一天毛主席问我：“开办这样一所医院，每月要用多少钱？”我告诉他除原有基础外，每月只要补助二、三百块钱。
他笑着说：“才需要这几个钱吗？我们可以自己办。将来，我们还要去北京办大医院哩。”他接着又告诉我红军的卫生情况。
那时红军因为战斗频繁，伤员增多，加之南方气候炎热多雨，疟疾、痢疾、脚部溃疡，是部队最常见的疾病，而且蚊虫特别厉害，被咬之后就红肿溃烂。部队中医务人员非常少，远不能满足需要。
毛主席望着我的眼睛和蔼地说：“傅医生，你不但自己做医生，还要替红军训练些医生才好。”
当时听了毛主席的话，我没有马上回答。大概主席很快就看出了我的心思。当我正在低头沉吟的时候，耳边忽然又响起了毛主席的声音：
“懂多少就教多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他的声调是这样温和而且坚定，那样准确地一下就揭破了我心头的顾虑。我的眼前顿时豁然敞亮了——我立刻觉得信心有了，办法也有了。我说：“好吧，我一定尽力去做！”
原来中央已经作出决定，要开办一所中央红色护士学校。主席和我谈过话后，就立刻通知江西、福建两个省政府，要各县挑选政治上可靠的有点文化程度的共青团员到汀州来。
学员很快就集中了，一共六十名，男女各半。从红军中调来三个残废的干部，一个担任校政治委员，两个担任政治指导员。1931年底，学校就开学了，校址设在汀州城内的万寿宫（江西会馆）。
这批学员虽然是挑选来的“知识分子”，其实文化水平还是很低，最多的也只识几百字。因此，每天除了学业务外，还特地请了地方上的一个教师来教文化。讲课时，我念一句，他们才能跟着念一句；念了以后，还是不懂。我心想：“这样学下去，六个月能学到些什么呢？”
一天晚上，毛主席特地来看看学员们。我顺便把这些情况向他汇报了一下。
毛主席安详地回答我说：
“挑部队最常见的病来教，挑部队最常用的药来教：讲不懂，就做给他们看。”
就是这么简单扼要的几句话，却立刻解决了我好几天来的苦恼。原来我还是按照陈旧的那一套公式来要求的，这当然不能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我从主席这几句话中，体会到一种革命的精神。他既指出了教学方针，又指出了教学方法。我高兴得连忙告辞他，从头考虑了一下我的教案。于是，确定每天上两次课，临床实习两次。讲课中遇到疑难问题，同样通过实际动作来说明。例如讲注射方法，就拿注射器在课堂上当面注射一次，果然学员们很容易就学会了。
学员们住在万寿宫内的破败的房子里，睡的是稻草地铺，穿的是从家里带来的便衣，吃的是糙米饭，因为白军长期封锁，没有盐吃，都是用酸菜、辣椒送饭。夜里四、五个人合用一盏茶油灯。即使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他们还是时常学习到夜深才睡，因此，到毕业的时候，成绩都很好。
1932年，毛主席亲自带着红军在福建的漳州打了一个大胜仗，回到汀州时，恰好红色护士学校第一批学员毕业。记得朱总司令还特地赶来参加了毕业典礼，并且讲了话。
毛主席一回来，就找我谈话。他说：“现在环境更加稳定了，我们应该训练自己的军医，光会涂碘酒是不行的。”
我说：“训练一个医生不是容易事，起码也得好几年呀！”
主席说：“给你一年时间。假如环境好，可以两年。”
我立刻警觉起来：原来我不知不觉又在旧公式中兜圈子了，却没有考虑革命的需要和环境的条件。于是，我连忙回答主席说：“我一定办到！”
主席和我说过不久，中央红色医务学校就成立了。护士学校还未结业时，一军团、三军团都来催着要人了。后来，毕业生大部分被分配到前方部队中去了，留下小部分成绩最好的学员，加上新招收了一批，一共二十名，这就是中央红色医务学校的第一批学员。
和毛主席几次谈话后，自己感到思想方法和作风都稳健得多，这次接受了这项任务，知道非常繁重，心里却不像从前那样紧张了。我仔细研究了部队卫生工作的特点和作战地区的特点，并决定在这一年内，把最基本、最迫切需要的技术知识，教给他们。白天上课，夜间编讲义，一共编成了外科、内科、救急、处方、药物学、绷带学等六种讲义，都在汀州城内用石印印刷出来。这给学员们学习上很大便利。后来一、三军团还特地把讲义翻印了发到部队里去。
我们就是这样在毛主席的亲自指导之下，为我军训练了第一批医务人员。二十多年来，这些同志和部队一同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有的为革命贡献了生命，其余都成了我军卫生工作的领导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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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寓言）
魏金枝
一家商店里要招收一个营业员，去应试的却有三个人。
考试点什么呢？谁也不知道。甲是擅长于珠算的，乙则口才非常好，都以为自己很有把握。至于丙，虽然也有许多长处，却觉得没有什么特色，心里着实有点惶恐。
三个人都在客厅里坐下来，等着考试。
这家商店很讲究，未考之前，就先送来三碗汤圆。说是吃了汤圆，再进行考试。于是三个人就把汤圆吃了。
吃了汤圆之后，经理先生就出来招呼他们。他先问甲：“你吃了几个汤圆？”甲吃了一惊，再瞟了一眼汤圆碗，碗是空的，连汤也喝得一点不剩了，只好摇摇头说：“忘了！”
经理问乙：“你呢？”
乙得意地说：“十六个！”
“那么，他呢？”经理指指甲，又问乙。
“这个，我可不知道了！我只吃我自己的。”
经理转过身来问丙。
丙回答说：“甲先生吃了十五个；我是十七个；乙先生说的不错，他那碗是十六个。”
甲一看形势不对，马上向经理申明说：“我……我……我的珠算倒是很不错的！”
乙也接着自我介绍说：“我有些口才，对于买主，我还能对付得下来。”
经理回头来问丙：“你呢，有没有要补充说明的？”
丙摇摇头说：“没有！”
于是经理笑笑说：“凡是自以为没有本领的，大概都有一些本领。譬如丙先生，连吃点心这么一件小事，也留心着自己和别人，这是很难得的，我预备请他留在我们小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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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如此“革新”
——观剧杂感
王冬青
革新是件好事。
无论是社会生活制度或思想、艺术，都需有不断的革新，才能有不断的发展和进步。文化艺术方面的革新，虽经过“打倒孔家店”的时代，但那些于人民有利的精华，却仍得到保存和发展。可见在文化艺术方面的革新需要百倍的细致，来不得任何粗野。
但事实上，粗暴的“革新”家却大有人在。别的不说，就在服饰上也往往体现了这种“革新”精神。比如北京的春秋京剧团演出“孙悟空三盗芭蕉扇”一剧中，罗刹公主服饰的“革新”，就是如此。
罗刹公主头戴似银质的网发套，身穿蓝软缎镶着亮片的连衣裙（布拉吉），身后披着金黄闪光凤尾式的斗篷。要不是演员生理条件所限，真有些像西欧美丽的贵妇人了。而与罗刹公主同时出场的侍女赛天仙，梳着发髻，插着花，戴着耳环，穿着宽大的、有着古老花纹的衣服，一下就把观众带到古老的历史情境中去了。同场出现的同一个时代、环境，只是性格、地位有异的两个人物，却穿着如此不同、相距几百年的服饰，真使观众眼花缭乱，不敢想像。罗刹公主的服饰，如果这样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革新”下去，再过十年，也许罗刹公主在娱乐牛魔王时，不再是像今天舞蹈团的女孩子一样舞红绸舞，而是跳芭蕾舞或别的现代舞了。明朝的神魔小说“西游记”中头裹“团花手帕”、身着“纳锦云袍”、手拿一丈二尺长短的“芭蕉扇子”的罗刹公主，可能完全以某某女士而命名了。那时孙悟空脸上的标记也许会被“革”去，而披起一身“时髦”的服装。如此“革新”下去，那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而为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西游记”，在“革新”家的宰割下，会真的“西游”了。
面对着这样的“革新”，我宁愿作一个“复古”的“保守”者。因为我坚决相信，罗刹公主那身富有神魔色彩的古典服饰，决不属于糟粕，舞红绸舞也并不比舞水袖、舞飘带或芭蕉扇恰当。何必要以导演、演员的主观意图和爱好，不惜以反历史主义的精神，廉价地去饱部分观众瞬间的“眼福”呢？
为了尊重前人在艺术创造上的艰苦劳动，请这些“革新”家们手下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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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草地来了拖拉机（国画） 雷荣厚
（全国青年美展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