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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了关锋先生“关于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问题”以后
邓初民
本年2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关锋先生“关于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问题”一文，这篇文章主要是批评贺麟先生“对于哲学史研究中两个争论问题的意见”的，我读了之后，认为他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我是同意的。但就中还有个别论点似乎不能苟同，特提出来请教于关锋先生。
一，关锋先生认为贺先生所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没有通过战争杀人的方式’，‘哲学战线……远处在后方，远处在大炮射程之外，也不是飞机轰炸的目标。’对这，是没有相反的意见的。”我不完全同意这种说法。欧洲历史上的宗教战争，实质上总归是阶级斗争在思想战线上的反映，这能说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没有通过杀人的方式吗？十八世纪法国的唯物论，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上曾起了先锋作用，这能说哲学战线远处在后方吗？至于“远处在大炮射程之外，也不是飞机轰炸的目标”的说法，在贺麟先生的意思，主要是在强调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不尖锐，关锋先生虽然认为“人们不能够根据这一点而得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并不尖锐的结论”，但关锋先生总不愿意把它的尖锐性引向杀人流血，引向“人的死活”上去。因此，他的论点，就认为一个哲学家的哲学观点只要不作出直接的政治结论，唯心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就可以作朋友（他引了中国历史上张载和二程作朋友为例），当然也就不至于彼此发生冲突，乃至互相厮杀了。这是事实吗？历史上有许多哲学家，在他的哲学观点上并没有作出直接的政治结论，而被杀头和被关进牢里去了。伟大的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只创立了宇宙的太阳中心说，就被当时的宗教裁判所采取一切手段来和他的学说进行残酷的斗争；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仅以哥白尼的学说为根据，补充了哥白尼的学说，就被宗教法庭把他焚死在罗马。这种例子在历史上还可举出很多。
而且按照关锋先生的这种说法，还有把哲学观点和政治结论截然割离开来的危险，尽管有人的政治态度和他的哲学思想并不一致，这是暂时的，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产生的，特别是政治条件。例如新中国有些人在思想上是唯心主义的，在政治上则拥护社会主义，这只是由于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结果。而任何政治上的错误，却都由思想错误所产生，则是经常的，无条件的。把哲学观点和政治结论截然分开，把理论与实践分开，这是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绝对不相容的。
由于关锋先生在这一论点上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所以在他的文章中就不免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例如他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根本原则上是完全相反的。它们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我立你倒’，没有妥协的余地。”但他马上在“你死我活”这一句下面下了一个注解：“当然不是人的死活”，好像在思想斗争领域中就没有死过一个人似的。他一方面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不是人的死活，另一方面他又说：“在特定条件下他们的斗争可能是很激烈的、甚至是残酷的，如窦太后不能容辕固生，光武对于以‘儒家之义’反对图谶的人也要砍头”。难道“砍头”不会死人吗？特别他把中国历史上的张载与二程，窦太后与辕固生，儒家之义与图谶之说的不同或矛盾，看作是由于政治的关系，一则可以作朋友，一则至于砍头，来强调政治结论与哲学观点的分离，固然是不妥当的，而把中国历史上的张载与二程作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代表，也与他在文章中所说：“如物质和精神谁是第一性的、有无客观规律、认识的路线问题等等，不管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谁要是稍微让步，就会是背叛自己的哲学观点，而向对方投降。”这样来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也是有矛盾的。因为最近的哲学界，个别的人与个别的论著，在提法上已把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区别庸俗化到不可忍受的地步，好像一个人不相信鬼神就是唯物主义者，反之就是唯心主义者，抹煞了或者说根本忘记了恩格斯早经为我们指出来了的哲学上的基本问题，是存在与意识的关系这一问题，例如，必须把存在看作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意识是存在的反映，客观存在是可知的，才能归属于唯物主义阵营，反之则是唯心主义的阵营。那么，张载与二程之分，就决不是这样严格的，这样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区分的庸俗化，这样也就会混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把张载与二程作为中国历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代表，我认为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区别的庸俗化，就会混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两个根本对立的世界观的界限。
还有关锋先生虽然认为：“哲学毕竟不是超政治的，这样或那样的哲学观点归根到底总是直接或间接支持一定的政治观点的。政治对于哲学斗争也不是漠不关心的。所以哲学斗争和政治斗争常常联系起来。……而哲学斗争一涉及到现实政治问题，就很激烈，甚至很残酷了。我们在历史上可以找到许多反动统治者残酷地迫害唯物主义思想家的事实、唯物主义者跟唯心主义者成为政治上敌人的事实；这并不比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作朋友的事实更少些。”从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作敌人或朋友的多少来看两者之间的斗争，这还是只从量上来看两者之间的斗争，没有把它提到质的高度，这是否会仍然要混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两个根本对立的世界观的界限呢？
特别他虽然承认哲学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联系性，也承认斗争的激烈性和残酷性，他总讳言“人的死活”。这可能是从政治斗争与思想斗争的既联系而又区别的角度上看问题，尤其是顾虑到当前思想斗争方面的粗暴态度问题。殊不知把阶级斗争总结为经济斗争、政治斗争、思想斗争三种方式，还只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事。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哲学史上，并不严格地存在这种分野，在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眼里，特别是在今天世界上一小撮反动统治阶级眼里，也并不存在这种分野。我们决不能把今天中国共产党人民内部思想斗争的方针拿来套在一切反动统治阶级的头上。否则就会纵容反动统治阶级对人民思想家和所有唯物主义者的迫害。请大家千万不要忘记现在还有许多有名和无名的进步思想家不断死在反动统治的绞刑架和电椅上。所以我也要在这里指出来。
二、关锋先生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所以能够是统一的，首先在于他们的对象是一个，即：宇宙，对宇宙的本质作最一般的研究。”我认为基本上是正确的，也是可以同意的。但仅仅把它的统一面说成是它们研究对象只有一个，好像一方面不能表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两个世界观的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另一方面，又不够说明统一面的具体情况，既然它们的统一面是在它们的研究对象只有一个，即：宇宙，和宇宙的本质，虽然它们对同一个对象有不同的研究和解释，那么，它们的对立也不是什么根本的对立和相互排斥的对立。这样，就会引起人们只注意对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统一面而忽视其对立面。有些人们正是这样来了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统一的。因此，我认为与其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统一面说成由于它们研究的对象只有一个，不如把它们的“统一”说成：没有这一面就没有那一面。因为任何两极现象都有统一性，其基本的决定联系和关系就在于此。例如“有”与“无”，是两个极端，“生”与“死”是两个极端，但是没有有的一面就没有无的一面，没有生的一面就没有死的一面。所以任何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现象都有统一性，这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所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世界观，虽然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但仍有其统一性的一面。这也符合对立与矛盾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辩证法的规律。任何人要想夸大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统一面，都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时时刻刻注意在问题的提法上不给与有这样想法的人以借口。而且在实质上统一只是对立和斗争的因素，对立和斗争的状态。这种状态就是表示事物内部量的逐渐积累的过程，但是在这种积累过程中，事物仍旧保持原状，所以暂时还是统一的。
那么，为什么又说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统一面，由于它们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在说明上不够具体呢？这是由于它们不仅在于研究对象是一个，而是由于它们在解释它们研究对象时，一方面是：绝对相反的。例如唯物主义者认为存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意识是存在的反映，客观存在是可知的；唯心主义者认为意识是第一性的，存在是第二性的，存在就是被知觉，或者说存在是感觉的复合，客观存在是不可知的。但在另一方面，唯物主义者也认为意识是客观的实在存在，承认主观的能动性，唯心主义者也不完全否认存在的存在，而只是片面的夸大主观能动性。这也就是说，它们在认识论上毕竟有相同的地方。如果在认识论上完全否认唯心主义者在某些事物上的偶然正确性，那么就会走到否认列宁“反映论”的论据。既然意识是存在的反映，唯心主义者从他的认识根源出发（从阶级的根源出发就不可能这样），有时对于存在也不可能过分加以歪曲，就是说，他不可能把黑的说成白的，红的说成绿的，但这只是偶然的、暂时的、个别的、部分的，而从其一贯的、经常的、全面的、整个的思想体系来说，唯心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对于同一对象所作的解释则是截然相反的。这也就说明了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对立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道理，同时也就说明了从认识论上来理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统一面是较为具体的道理。总而言之，我们必须从对立面的统一中及其复杂的联系和其相互作用的全部总合中，找出其主要环节，亦即其具体事例。
特别是关锋先生根据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统一面谈到它们的相互渗透、相互刺激、相互推移来说明哲学史的发展时，根本忽视了产生辩证唯物主义的社会政治的和经济的前提，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的前提。新的唯一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只有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展开激烈斗争的时代才能产生，否则，虽有唯心主义对它渗透、刺激，唯物主义也不能发展到辩证唯物主义高度。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创立上，起了更大的作用。如果说没有牢固的自然科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就不可能出现。我们可以说，新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主要是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整个科学的产物。恩格斯曾经指出：十九世纪自然科学方面的三大发现，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创立起了特殊的作用。否则，虽有唯心主义对唯物主义的渗透、刺激，辩证唯物主义也不可能产生。同时，我们必须指出，哲学是一种社会意识，是社会物质生活的反映，只有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说明它的发展。唯心主义对唯物主义的相互渗透、相互刺激，只是哲学史上发展的一个因素。哲学观点的发展，除了受到与它相反的哲学观点的影响以外，还要受到政治的、法权的、道德的和艺术观点的诸种影响，特别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影响。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可以说主要是在科学发展成就的直接影响之下，在科学反对宗教和唯心主义斗争过程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今后还要不断地为在科学中的新发现所改变和发展。同时，它又反过来积极影响科学的发展，指出科学发展的方向。因此，就哲学所研究的对象来说，也是不固定的。我们要指出哲学对象的科学内容（不简单是研究对象只一个），也必须采取历史的态度，例如在古代和中世纪，哲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还是无所不包的，直到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时，许多科学才从哲学的领域中分离出来。资本主义的产生，加速了自然科学脱离哲学的过程而形成为一定部门的知识领域，黑格尔在这一个时候还想创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企图建筑一座压在一切科学之上的哲学宫殿，终于不能不遭受惨败，使他陷入与他自己所猜想到的，可是，不是建筑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的，因而也就运用得不正确的辩证法的进退维谷的矛盾之中。旧哲学的终结，也就由黑格尔完成了。所以辩证唯物主义的产生，亦即哲学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并不在于唯心主义旧哲学对它的渗透、刺激，主要是要有它的社会政治的和经济的前提，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前提。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继承了黑格尔，同时又否定了黑格尔，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只看到继承的一面，而忽视否定的一面，这是对社会意识发展的庸俗化和简单化。同时，辩证唯物主义和过去旧哲学的根本区别，还不仅仅在于它是在牢固的科学基础和一切文化成就中发展的，而且在于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世界观，具有极伟大的生命力、战斗性和党性，成了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劳动群众为共产主义原则和共产主义建设在全世界的胜利而斗争的最伟大的、最锐利的武器。因此，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创立，是哲学史上、科学史上伟大的革命，是哲学由旧质态进到新质态的极大飞跃。它不是教条，它是革命和行动的指南。它不仅在说明世界，主要的是在改造世界。只看到它说明世界的一面，而忽视它改造世界的一面，也是对于社会意识发展的简单化和庸俗化。
是的，关锋先生的论点只在说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相互渗透，相互刺激、相互推移等等在哲学史上的推动作用，不必把论述面牵涉太广。然而没有注意到我在上面所说的一切，就很难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战斗性和党性展示在读者面前，甚至会要导致哲学史研究上的纯研究空气，也就是说会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鄙见如是，未知有当与否，敢请教于关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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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法国出版“恩格斯—拉法格通信集”
“恩格斯—拉法格通信集”第一卷，已在1956年由法国巴黎社会出版社出版。这是1955年在法国发现的未经发表的恩格斯信件的一部分。
“恩格斯—拉法格通信集”内容包括恩格斯和法国社会主义领袖、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作家保尔·拉法格以及拉法格夫人、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之间的通信共五百五十一封。这些信件的内容谈到1882—1895年间的英国和法国的政治状况，是世界工人运动的重要史料，尤其是了解法国工人运动的珍贵史料。
从这些信件里，可以看出恩格斯从1882年起到他逝世为止这段时间内，怎样对年轻的法国工人党进行细致的直接的指导，怎样通过拉法格对当时法国工人运动领袖盖特进行具体的帮助。同时，从通信集中，也可以了解拉法格在十九世纪末的法国工人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他和盖特领导的“工党集体主义派”的活动，以及他是怎样作为一个出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通信集也提供我们进一步了解劳拉·拉法格的材料，——她不愧为马克思的女儿。她不但从事马克思著作的法文翻译工作，同时还是一个卓越的社会主义战士。
“恩格斯—拉法格通信集”分三卷出版，第一卷包括1868—1886年间的信件；第二卷包括1887—1890年间的信件；第三卷包括1891—1895年间（一直到恩格斯逝世）的信件。 （李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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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文联第三次代表大会
决定在今年十月间举行
据新华社讯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定10月间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本月20日在北京举行的主席团扩大会议上决定的。
自从1953年召开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四年来，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艺工作有了新的发展。为了适应这一新的情况，文联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文艺界的团结，动员一切创作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艺而奋斗。
大会召开期间，文艺界各协会和各研究会也将同时举行代表大会或扩大理事会。改选文联全国委员会和各协会、各研究会的理事会，扩大领导成分，使文艺界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都参加到领导机构中来，使文联和各协会、各研究会成为全体文艺工作者最广泛的组织。
会议将修改中国文联及各协会、各研究会的章程；并研究各省、市文联的工作任务和组织形式。
会议将依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讨论当前文艺工作中的主要问题。特别着重讨论创作问题和继承、发扬民族传统等问题。
这次举行的文联主席团扩大会议由中国文联副主席茅盾、周扬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文联主席团委员十四人，在京全国委员二十八人以及各协会和各研究会的负责人等。
会上通过接受在去年12月间成立的中国摄影学会的申请，吸收他们为团体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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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汉两千多未升学的高小毕业生
参加自学小组进步很快
新华社武汉22日电 武汉市两千八百多名去年未升学的高小毕业生，在参加自学小组学习以后进步很快。已经有四百人被评为“三好”自学学生和自学积极分子，三十多人在自学期间参加了青年团，一人参加了共产党。
这些未升学的高小毕业生从去年9月份开始，在武汉市中学和高小毕业生自学指导委员会领导下，按街道组织了九十四个自学小组，分别在四十八个辅导班进行学习。学习的课程是语文、算术和政治常识，并且定期举行考试。
自学指导委员会和教育部门根据武汉地区高小毕业生的具体情况编印了统一的教材，抽调了二十多名教师分别在各区担任辅导课。在每个自学小组里，都设有生活辅导员，组织指导他们集中自学和进行各种文化体育活动和社会活动。社会各方面的人士对这些高小毕业生也很关怀。许多家长主动地同教师、辅导员取得联系，并且督促子弟自学和进行复习。许多街道、机关团体都主动的让出房子，借家具给自学小组。
开始时，有一些学生耽心自己在自学小组学不到东西，抱着怀疑观望的态度。经过辅导员和教师们的耐心教育后，他们看到在集体的帮助和辅导老师教导下的确能学到东西，才渐渐地消除了疑虑。汉阳集家街的高小毕业生尹玉珍开始不相信自学小组，将自学课本带回家里自己学，可是后来看看课本上有不少自己没学过的新内容，看也看不懂，只好再要求回到自学小组学习。现在她不仅巩固了过去学的分数加减法，学会了分数四则，并且也能顺利地演算较复杂的分数应用题了。
进行自学的学生们还积极地参加了各种文化体育活动和社会公益活动，得到了区领导的表扬和群众的好评。大董家街自学小组的六十二个学生全部参加了扫盲工作，其中有十五人被评为扫盲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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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财经学院
勤俭办学有成绩
本报讯 四川财经学院已在节约方面做出成绩。
在教学设备上，过去由于工作人员认为实验仪器用品只有外国货好，忽视利用原有设备和代用品，以致造成了一些浪费。在批判了上述不正确的看法后，该院决定在不影响教学质量原则下，对实验仪器、药品要尽可能利用原有的或代用品，尽可能采用国货和本地货。实践证明，我国目前已有许多产品如冰箱、比色计、电表、计算尺、计算机等，有的质量和外国货一样；有的甚至比外国货还好，而价格却比外国货便宜。
该院行政费用的开支，在批判了宽打窄用和不爱护公共财物等错误思想后，也已逐月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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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华大学举行学生代表大会
号召作一个社会主义大学生
会上有三百多优秀学生受奖
新华社讯 作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学生——这是在17日到19日举行的清华大学学生代表大会上向全校同学所提出的号召。
这个代表大会是在全校学生们学习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以后举行的。根据学生们在学习这篇论文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状况，代表大会着重指出，作为新中国的学生，应该学会正确运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一切事物，要“作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学生”，提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下向科学进军”，继承我国学生优良的革命传统，清除对资产阶级所谓“民主自由”的影响，为建设祖国刻苦学习。
代表大会决定今后多组织时事讲座，加强时事政治学习；通过各种文娱活动和对文学作品的讨论，进行经常性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另外还决定在加强专业学习的同时，要帮助同学们认识学习和建设之间的关系；要在班级中加强团结，以集体主义的精神帮助每个同学进步。在方法上要运用自由讨论，充分发扬民主，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达到明辨是非的目的。
在代表大会上，还表扬了上学期学习优良的三百三十多个优秀学生，并给他们发了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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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无到有
北京市国画生产合作社诞生前后
翟奉南
（一）
北京的国画家们，共约有三百人左右，凡有一定技术水平或理论水平的，几乎都参加了北京国画研究会，所以在1956年初，会员已达到二百八十人。该会是学术研究的机构，不以业务经营为主。会员里面有一部分是有工作岗位的，也还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还没有正式职业，他们都是职业画家，收入不固定，除去个别的生活没有问题外，一般的生活不充裕甚至还相当困难。在1956年初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之后，如何安排这些国画家，成为文化主管部门当时一项重要的议题，特别是美协领导方面和国画研究会有关负责人，经过多次协商，才决定把北京市的国画家们（主要是国画研究会的会员）组织起来搞业务，只有搞业务才能解决大家的生活问题，从而使他们得到安排。
组织起来，对于国画家们来说，是一个可喜的消息，但是从无到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谁来领导，采用什么组织形式，以及人事问题、资金问题、甚至地址问题，都不是能够很快解决的，所以延迟了半年，直到9月才算大体确定：决定成立“北京市国画生产合作社”，由北京市工艺美术品联合社（以下简称联社）直接领导，同时发动国画研究会的会员报名。老画家于非暗、溥雪斋、秦仲文、汪慎生先生等都带头报名入社，更起了推动作用。到9月12日正式成立，报名的共有一百六十九人，其中没有工作岗位的七十二人。在成立大会上推举出委员九人组织委员会，领导社务，并公选马伯逸先生为主任，我为副主任，另由社员中推选业务员一人。马先生是老画家，又有极高的艺术造诣，所以决定不让他脱产，只由我和业务员李树人同志脱产管理社中事务。为了勤俭办社，虽然是拥有一百六十九人的一个社，实际干部只有两个人。
在社未成立之前，市文化局和联社的负责人对于社的组织，就交换过意见：
一、合作社虽然是为了没职业的画家而
成立的，但也要照顾到虽有工作岗位而具有一定技术的业余画家们。社员可分为专业和兼业两种，但在业务上要尽量照顾专业社员。
二、一般合作社都是集中生产或是分片集中生产，很少是完全分散生产的，由于国画艺术创作的特殊性，没有集中的必要，可采取完全分散的形式，社员们仍旧在家中生产。
我们就根据这两项决定，进行组织。
（二）
社在名义上虽然成立了，社址却还没有找到，于是又费了一番周折，终于在全体社员努力下找到了几间小房作为社址，并在10月初开始营业了。
旁的手工业合作社，都是一些小业主和手工业者集合起来的，他们有些资金、有些生产工具、也有办公用具。我们则不然，画家除去几枝毛笔外，什么也没有。开办时就需要钱，虽然社员要交股金和入社费，但社成立时还没有业务，社员也就没有收入，股金和入社费都收不进来。在成立大会上联社主任虽然答应拨给我们一万元资金，但是后来领取时，又改为贷款了。这样我们就考虑到利息负担问题，结果前后三次只由联社贷了一千五百元。
在社未成立时，业务没有把握，而每月的开支是必需的，估计可能要有一个时期赔钱，社员也不会有很多的收入。不料由于受到各方面的重视，特别是10月30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展国画艺术”发表以后，业务逐渐活跃起来，10月份就没有赔钱。至年末结账，情况是这样的：
10月份营业收入 二千七百四十元
11月份营业收入 四千五百七十元
12月份营业收入 五千二百九十八元
总计1956年度营业收入一万二千六百零八元
可见营业是逐步上升的，12月份几乎是10月份收入的一倍。三个月中社员总收入是一万零三十二元，而三个月的开支包括开办费在内才用去八百九十元，另外购置了一些必需的物品（家具都是向社员借用的），所以到年末获纯益九百二十二元，这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除去欠联社的贷款一千五百元早经还清外，1956年的盈余已经通过委员会全部转为基本基金，不再分配，已获得联社批准。
根据业务情况，社员收入也是相对地逐月增加：
10月份投入生产的七十七人，收入二千二百三十二元，平均工资为二十八点九九元。
11月份投入生产的七十一人，收入二千六百六十五元，平均工资为三十七点五三元。
12月份投入生产的七十六人，收入五千一百三十五元，平均工资为六十七点五六元。
其中个别收入超过一百元的11月份只有四人，12月份已有十七人，而这十七人中超过一百五十元的又占七人。
再以1956年9月为例，那时社尚未正式成立，只靠国画研究会分配的一些业务，共收入一千八百八十元，从其中减除公积金5％外，余一千七百八十六元。投入生产的七十人，平均工资只为二十五点五一元。两相比较，可见社成立后，社员的收入是有显著的提高。
这三个月中的产品，主要是画贺年片、书签、礼物片一些小件的作品，也有展览用的挂图和送给贵宾苏加诺总统的纱灯上的装饰画，内容都是民族形式传统的国画。
因为我们是以销定产，所以不发生成品积压的现象。社员的工资是按件计值的，每半个月发一次，这样可以便利他们的生活使用。社员在三个月的亲身体验中，除了对政府怀着感激的心情外，每个人都感到组织起来的优越性了。
（三）
早在去年11月，上级要我们制订本年度的生产计划，我们根据去年当时的业务情况，加上今年可能发生的问题，编制了本年度的生产计划，全年是五万零七百元。但从本年度初期接受的九个月中生产书签三十万张的订货（外销用）来看，只这一项就超出了本年度全年预计生产的指标。再加上其它已经固定下来的业务，总计将达十万元，几乎超过了原计划的一倍。估计本年度如没有因其它原因而发生变化，这个数目是可以完成的。现在社员们正为争取合作社在年末有较多的积累在辛勤地劳动着。
去年有社员一百六十九人，实际搞生产的只有八十五人，占社员总数50％（其余的因另有工作岗位，有的嫌报酬低不愿接受工作）。本年度有社员一百八十二人，而参加生产的已达一百二十人以上。一方面是社员的觉悟提高，对于社分配给的任务能够无条件的接受；另一方面作品价格较前有所提高（过去有些单位所订的价格不尽合理，光明日报曾有报道，于非暗先生也在人民日报发表过文章），也激发了社员的积极性。
为了避免与订货单位对质量的争执，我们对于大批业务采取了选样的办法，先按规定规格，画成多种多样的样品，交由对方选择，入选的即依样绘制。这个办法虽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基本上可以保证了质量标准。社员画的成品如不及样张的水平，要由自己负责；如与样张水平相等，对方就不会不收，所以几个月来没发生过退货的纠纷。
社员的工作热情是日益增长的，绝大部分对社所分配的任务都能按期完成或提前完成。对于每项业务代价的多寡也不争论，他们以能完成任务看做是首要责任。例如最近全国农业展览会一幅巨幅地图，十位社员搞了十天，还加了两个通宵（按工作量计，十个人需要一个月才能画成），终于在正式展览之日完成了。
社员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由认购公债的情况上也可以看出来。今年北京市公债推销委员会文艺界分会分配给国画界的预定认购数字是三千三百元，而在实际认购时除去非社员十三人认了四百四十元外，社员八十三人（有工作岗位的在其所属单位认购）共认购了五千零一十六元，计超额了65％以上，这也是过去所没有的现象。
总的来说，我们的社成立了半年，由于各方面的支持，无论在资金、业务、原料上都没有遇到什么大的困难。我们接受的任务越多，社员的工作越起劲。
（四）
虽然现在我们的社有了上述的一些成绩，并且还正发展着，但是因为经验不足，缺点也相当的多。例如对社员的福利事项，除去成立一个裱画作坊用来解决社员裱画困难外，其它的福利事项几乎没有做，这是因为去年初创，年末盈余不多，不能有大量基金的原因所致。其次社员的收入也非常不平衡，有的每月超过百元，有的每月只二十余元，还有每月并无收入的（无收入的大部分是另有工作岗位，无暇业余作画；收入少的是技巧不符合订购单位的要求）。我们正在设法使每一个社员都能获得收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准备成立一个门市部，出售社员创作出来的国画。现在还有人认为我们社只能画些书签一类的工艺美术小品，这是不正确的。我们社里不论哪一个社员，起码都有十年以上的画龄了。在历届各项国画展览包括全国国画展览在内，他们中有大多数的作品入选。门市部成立后，自然可以扭转这种不太正确的看法。同时社员收入也可普遍增加。
另外我们也准备在本年度内举办一次社员作品展览会。
我们的社还不是由小而大，而只是从无到有，才初具规模。据闻，我们的社就全国范围来说，还是首先成立的一个。六个月来我们也摸索到一些经验，上面写的就是它成立前后不够系统的简括情况。我们极愿意与各地的同行兄弟组织交流经验，互相学习。对于我们社的任何批评与建议，我们认为都是无比的宝贵和友谊的表示。让我们共同努力，把祖国美丽的花朵——国画事业，培育得更加繁茂罢。
1957、3、13于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