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版()
专栏：
加强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团结
罗隆基的发言
去年冬天我到四川去视察的时候，曾经接触到高级知识分子方面的问题，最近我负责主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小组的座谈会，又听到了许多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反映，现在我根据这些材料来谈谈个人在这方面的体会。
一年来的成绩和缺点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从周恩来总理旧年1月先后发表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后，由于党和政府的努力，在贯彻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政策上，在全国范围内有了很大的成绩。知识分子的工资普遍地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解决了。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如时间、助手、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等问题，到今天尽管不能处处尽满人意，但在可能范围内，都得到了改善。高级知识分子的安排和使用，有了广泛的和适当的调整。最重要的一点是，一般高级知识分子都感觉得到了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因此，高级知识分子就增强了自己的信心，看到了自己的前途。一般高级知识分子不再像一年前的消沉，现在兴奋起来了；不再像一年前的消极，现在积极起来了。今天旧的高级知识分子，有了新的气象。这个事实，我们应该肯定，并且必须肯定。
另一方面，社会是不断地在发展，情况是不断地在变化。旧问题是不断地在解决；新问题是不断地在产生。各位委员从视察中和座谈会中当然都知道，当前知识分子的问题仍然还是不少。在这里，我认为有两点值得大家注意。第一，有人说：
“代表委员们年年视察，次次反映，反映尽管反映，问题还是问题”，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是与事实不符合的。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就印发了一些有关单位答复解决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的材料，这就充分地证明上面这种悲观论调是错误的。第二，国家正在一个发展很快的过渡时期中，对任何方面的问题，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是不会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我们的责任只能是：帮助党和政府，天天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并且解决问题。
当前，在知识分子方面，还存在些什么问题呢？在安排和使用方面，还有某些需要进一步调整的情况。学哲学的人在图书馆编书目，学法律的人在机关里做会计，学染料化学的人在中学教语文，学机械工程的人在中学教历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学政法、财经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学校挂名领薪，而没有开课的人还是不少，甚至散居在社会上的高级知识分子中，还有英国留学生拉板车，美国留学生摆烟摊的情形。这当然只是个别地区和个别单位的事例。这次知识分子问题小组座谈会建议党和政府通令全国，普遍检查贯彻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政策的情况，我个人是同意这种建议的。这种情况是应该加以纠正的。国家现有的高级知识分子都能各尽所长，各得其所，这是知识分子的利益，这也正是国家的利益。
旧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对知识分子问题政策的时候，重点放在高级知识分子方面，对一般普通知识分子问题，准备逐步地来解决。现在中、下层知识分子又起来呼吁了，认为高级知识分子得到了党和政府的照顾，而对小知识分子，特别对小学教师的照顾不够。其实旧年工资调整，对小学教师的工资提高了很多，他们普遍表示兴奋。但是小学教师教书的工作量已经很重，而有些地区的干部还要驱使他们充当杂役，替机关抄写，替书店推销，替农村打井筑堤，替粮库晒谷守仓。小学教师疲于奔命，不听命令，就要受到不应有的打击。我们听到这样的呼吁：“救救六千三百万小学儿童的老师吧”。某些干部过分地歧视和轻视小学教师，的确是一种偏差。这是值得政府注意的，是应该加以纠正的。
领导干部要主动努力改进工作
今天的关键问题，仍然是怎样消除党与非党的隔膜，使党员领导干部同党外知识分子，精诚团结，融洽合作，这样才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为祖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服务。一部分知识分子与党员之间有隔膜，周恩来总理在一年前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了。今天的情况比一年前有了某些好的变化，经过肃反运动，高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更纯洁了。各级党和政府努力贯彻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加强了高级知识分子对党的信任和拥护。今天一般高级知识分子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之下，进到社会主义社会，他们不只愿意接受党的领导，而且要求党进一步地加强具体帮助和领导。诸位委员，今天的问题是党员干部怎样来改进领导方法，适应今天的新形势，彻底消除隔膜，以达到融洽合作的目的。
周恩来总理在一年前就指出，“隔膜常常是从双方面来的”，同时又指示党员干部“必须主动努力消除这种隔膜”。我认为这种见解是绝对正确的。在党员干部的“主动努力”方面，我愿意提供几点参考意见。举些反映中的具体的事例来说，改善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采用评级制，少数教授埋怨评级不公平，重政治不重学术，党团员等级高，党外人等级低。扩大知识分子进修培养的机会，少数教授埋怨选拔不公平，选青年不选老年，党团员机会多，党外人机会少。这种反映当然是少数的，并且是片面的。尽管如此，这就值得领导干部主动努力，进行检查，看在行政工作上是否有协商不足，民主不够的缺点，看是否是在无意中犯了宗派主义的毛病。事实果真不是如此，事实就会给埋怨者以具体有效的说服教育。旧年在人民代表大会的发言中我曾说过：“毛泽东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是扫除党与非党间隔膜，加强团结的对症良方”，当时我以为在一个六亿人口的国家，我们的思想意识，只能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先求团结，其“存异”的方面，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就所见，畅所欲言，这不仅可以减少郁积，消除隔膜，并且是非愈辩愈明，真理愈争愈显，百川异流，将来总是同归于海。然而事实怎样？一年来在学术思想方面，“百花齐放”，放者不多，“百家争鸣”，鸣者太少。两个号召提出来的时间太短，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根椐反映的材料，基本原因还在一般高级知识分子顾虑太多，猜疑太重，以致花不敢放，家不敢鸣。这种现象的发生，在我看来，主要是某些党员干部和党外少数进步人士，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号召，缺乏正确的认识和体会。他们认为两个号召提出以后，今天社会已经是淫辞放恣，异端猖獗，他们就热心于尊统卫道的工作，以今之韩愈自任，过急过早地倡导“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议论，对思想学术的“放”者“鸣”者，不惜口诛笔伐，“包抄”“围剿”，以求正人心，息邪说，传道统。这就使一般旧知识分子更加思想混乱，无所适从，更加退缩不前，逡巡不进，更加瞻前顾后，栗栗危惧，而对领导干部和一些进步人士就更加“畏而远之”了！这种现象对国家思想学术的发展是大有妨碍的。这种现象是值得领导干部和党外进步人士，认真检查，“主动努力”来切实纠正自己的教条主义的。
加深了解，消除彼此间的隔膜
隔膜是从双方面来的，消除隔膜必须双方面共同努力，倘此方认彼方为思想落后，而彼方认此方为学术外行，只看见了自己的长处，却忽视了对方的长处；只看见了对方的短处，却忽视了自己的短处。不能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那末“落后”与“外行”之间的隔膜，是很难消灭的。
消除隔膜，是彼此双方彻底认识和了解的问题。在我个人看来，我们旧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外，还要好好地学习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这样，我们才能明白革命老干部经过了怎样困苦的革命斗争，受过了怎样艰难的政治锻炼。革命老干部语言比较坦率，行为比较憨直，批评比较严厉，斗争比较猛烈。这是长期革命生活中养成的习惯。这是革命干部的特性。这正是革命干部的优点。这是党外知识分子必须了解认识的。领导干部从军事革命工作转到文教领导工作的岗位上来，固然应该研究新的业务，以便加强具体领导，但在团结、教育和改造旧知识分子的时候，掌握了马列主义以外，也还应该读读“资治通鉴”这类中国的史籍。这样就能熟悉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明了从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成长起来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性。名利观念，个人打算，以及所谓的“独善其身”。“明哲保身”这一大套构成士大夫立身处世的特点，也正是旧知识分子不幸而有的弱点。它们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遗产，而一百余年的半殖民地教育，也使它们变本加厉了。彻底扫除这类思想上唯心主义的影响，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这就要求领导干部的同情帮助和耐心教育。
知识分子的知识既然达到了“高”的水准，他的年龄也必定活到了“老”的阶段，他就是中国旧社会里所谓的士大夫阶层中的“士”。中国的“士”对政治亦有他积极的一面，例如“以天下为己任”，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士”不是甘心寂寞，不问政治的人，就看领导者怎样能够使他们发挥积极的一方面为国家服务而已。中国旧社会中的“士”有这样一套传统观念：“以国士待我者，我必以国士报之；以众人待我者，我必以众人报之”，合则“士为知己者死”，不合，则
“士可杀不可辱”。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对这类自高自大的“士”，亦确有一套领导的艺术，即所谓“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等等。中国旧社会中的“士”，愿做脱颖而出的毛遂者少，愿做陇中待访的诸葛亮者多。若得三顾茅庐，必肯鞠躬尽瘁。我不是说在今天的新社会里，还必须用“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的旧方式来团结高级知识分子，这绝对不是的。
我必须指出，今天批评、斗争和改造的团
结方式同“士”所期望的“礼”之“下”之是有矛盾的。怎样来统一这个矛盾，怎样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鼓起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消除彼此间的隔膜，这就靠领导干部的“主动努力”了。
在目前来说，党员领导干部同旧知识分子相处共事的时候，在某些事情上，应该把个人和党的界线分别清楚。领导干部执行政策是可能发生偏差的，个人是可能犯错误的。一方面，不可以把个人的偏差看成政策的偏差，更不可以把个人的错误看成党的错误。另一方面，接受党的领导，不完全同于接受党员个人的领导，党员个人的威望不等于党的威望。批评个别党员，不管批评是否妥当，不等于反党，更不等于反革命。我们今后必须深切地体会毛主席关于“怎样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切指示来处理问题。这样，党与非党的感情就自然逐步趋于融洽了。
民主党派今后的任务
最后，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我愿就个人的见解谈一点我们民主党派今后的任务。就拿我们中国民主同盟来说，几年来我们民盟全体盟员在自我教育和改造以及团结教育中上层知识分子方面，是做了些工作的。我们的工作有成绩，也有缺点。自从领导党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以后，我们各民主党派的责任加重了。怎样进一步来做好我们的工作，完成我们的使命，这是我们当前一个严重的课题。在这次视察中，我们听到这样的反映：民主党派中有些人的工作是“锦上添花，火上加油”，只是观风色，看气候，扣帽子，打冷拳。这些反映是值得我们深切反省的。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下，我们今后应真正成为领导党的助手，我们应该真诚地接受党的领导，坦率地对党提出批评。我们要认真地贯彻“互相监督”，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今天一般旧的高级知识分子，思想上都有了进步和提高。极大部分的老年高级知识分子是业有专精，学有专长的。我们应该殷勤地接近他们，了解他们，虚心向他们学习，并且竭诚帮助他们。我们要代表他们的利益，反映他们的问题。协助他们克服困难，鼓励他们贡献意见，团结他们互相学习，共同改造。这是我们民主党派每个成员的任务，我愿同我们各民主党派的同志们共同勉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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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爱国一家 回头是岸
博彦满都劝在台湾的蒙古王公活佛等早日归来
我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听了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十二项指示，感到无比的兴奋，受到极深刻的教育和启发。我体会到毛主席的指示是在迅速完成祖国社会主义事业上，以新的力量来武装了我们，是对全国各族人民最大的鼓励和有力的号召。我以无限热爱的心情拥护这个号召，一定要贯彻指示的精神，加强学习，努力工作。
我听了周总理访问亚欧十一个国家的报告和陈、李两位副总理，陈叔通副主席以及中央各位首长的各项报告，衷心拥护，完全同意。
现在，我想就和平解放台湾对在台湾的蒙古王公活佛和军政人员说几句话。
在台湾的蒙古王公活佛和军政人员，我劝告你们应该早日回到祖国怀抱，回到自己的家乡——内蒙古自治区来。你们不要再有什么怀疑顾虑，坐失良机。爱国一家，回头是岸，只要你们幡然悔悟，毅然归来，一定能够得到祖国各族人民和人民政府的宽大待遇。
我告诉你们，祖国今天是各族人民团结友爱的大家庭，今天的祖国，比起过去真有天渊之别，大不相同，已经是繁荣富强，焕然一新了。这，不用我来多说，我只引用一位国际友人的话，你们就知道了，去年来我国访问的世界国际佛教僧侣代表团团长阿难陀法师在向印度人民报告他的感想时说：“有人说中国是天堂，也有人把中国说成地狱。我说中国是这么一个国家，它从地狱走向着天堂，而且对今天许多国家来说，它已经就是天堂。”这是阿难陀法师从客观了解上说的实在话。
今年的五月一日，是我们内蒙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帮助下，获得了解放，施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十周年纪念日。届时将在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举行各种盛大的庆祝活动。我们已准备了农业、牧业、工业、文化艺术等各种展览，并准备表演民族歌舞、马术、布奎（摔跤）、赛马、射箭等各项“那达木”（大会）。凡此种种，足以说明：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内蒙古自治区十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各方面已有了显著发展的伟大成就。届时，我们还邀请外宾和国内各兄弟民族的代表前来参加，我也盼望你们——在台湾的蒙古王公活佛和军政人员争取到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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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等师范学校中的科学研究工作
余宝笙的发言
现在我就关于高等师范学校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的意见：
应当有自己的科学研究方向
一、在高等师范学校应开展那些科学研究工作，在这个问题上，目前有二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高等师范学校的任务是培养中等学校教师。因此，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师就应该进行关于教育科学理论和实践以及与普通教育有关方面的研究工作。也有的认为高等师范学校与其它高等学校一样，可以进行各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我认为这些看法都不够全面，对高等师范学校是高等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高等师范学校又有其特定的任务认识不足。高等师范学校同样担负了高等学校的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是整个文化科学事业的一部分，因此，它与一般高等学校有共同性。但高等师范学校的特定任务是培养中等学校教师，因此，它在高等教育中又有其特殊性。认识到这一点，就不会机械地认为高等师范学校的科学研究只是单纯地研究教育科学的理论和实践，或是与一般高等学校没有区分地同样开展各方面的科学研究。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高等师范学校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应该是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看教学的需要，看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需要来订出研究的方向，同时还要看教师的专长，看学校的设备条件，来订出科学研究计划。不能机械地肯定只做那一部门或不做那一部门的科学研究工作，只要是条件许可，而又有需要，我认为是应该做特殊性的，也可以作共同性的问题的科学研究。
当前需要解决的四个问题
二、关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关键问题在那里，我个人认为值得注意的有下面几点：
1、如何发挥老教师的潜在力量问题。一般说老教师在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都是有相当水平，能培养比较高级的社会主义建设干部，能从事比较繁重的科学研究工作。自从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提出后，很多老教授都得到极大的鼓舞，想尽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以适应整个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数量不多的老教授，他们有领导做科学研究的能力，但他们大都感到任务繁重，他们既要教学，又要培养青年教师，还要参加社会上的政治活动，一部分老教授又要担任行政领导工作，这样把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就搞到几乎没有时间了。学校当局对老教师一般是尊重的，给他们以行政领导地位，如院长、副院长、教务长、系主任等等。但这样给他们负担加重，对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就构成了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我认为对这些有领导开展科学研究能力的老教授，应尽量减少他们的负担，让大家感到作为一个教授是光荣的，而在教学上、在科学研究工作上做出成绩那就更光荣，尊重他们应该是尊重他们在事业上的成就，不一定要给他们以许多的职位才算是尊重。同样作为一个教授，也应该认识到在工作中做出成绩才光荣，不一定担任到什么职位才算是光荣。我想如果各方面都能取得一致的看法，在可能条件下，逐步解除他们的行政工作，减少社会活动，使他们有更多的力量和时间来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这是有好处的。
2．如何与科学院合作的问题。目前在高等学校或业务部门一些水平较高的，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教师或工程技术专家，科学院正在设法争取，有些人就认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应该是集中到科学院去才有条件，因而使一些水平较高的老教师或业务部门中科学技术人员对现有岗位工作就产生不安心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教学和工作。究竟这些有较高水平的科学家是集中在科学院好还是分散在各个高等院校或产业机关更好呢？这是一个矛盾，集中必要的人材在科学院进行重点研究是必要的。但各个高等院校和产业机关是担负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任务，对这些水平较高的教授和科技专家，也是不可缺少的，如何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科学院与各院校和业务部门的合作问题。我认为科学院应该有系统有计划地把各院校的研究项目纳入科学院的研究范围之内，科学院可以选定题目，委托有条件、有可能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院校进行研究，而不必要把人材都集中到科学院来，这样做，院校进行的科学研究工作，也即是科学院进行的研究工作，而各院校又在科学院的统一规划下，分头进行研究，不致盲目地产生重复选题的现象，以减少人力物力的浪费。同时也使这些教授、专家能安心工作致力于科学研究。这个合作关系搞好了，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开展就有了更大的保证。
3．关于教授的培养进修问题。一些老教师教学经验比较丰富，进行科学研究较有基础，但他们的共同感觉是，要开展科学研究，没有时间，没有条件。这些老教授，在实际工作上已是忙不过来，因而，致令他们有基础却不能开展研究，不能让他们做出更大的成绩来。大家也都感觉几年来对这些老教师还是使用多、提高少。如何使这些老教师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研究，发挥更大的潜力，我个人认为应该建立休假制度，到相当期间，给他一定时期的休假，让他到有条件的更适当的环境里去进修。我还建议高等教育部与中国科学院订立合约，让这些高等院校的教师在休假期间到科学院去进修，如果对这些有基础的教师给他们一定时期的进修，对开展科学研究会有更大的帮助。
4．关于青年教师开展科学研究的问题。几年来在高等师范学校的青年教师，队伍最大，但一般说来质量还是不够高，如何提高他们的质量，让他们更好地来开展科学研究工作，这是当前一个迫切问题，我认为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和提高的方法主要是用“在职进修”的办法，通过教学，做老教授的助手，来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通过科学研究，做老教授的助手，以提高自己的科学技术水平。自从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提出后，青年教师的积极性是极高的。但也产生了两种思想情况，一种是重视进修，忽视了教学工作，总希望在几年之后达到副博士的要求，产生一种过急、过高的情绪。另一种是在工作中不虚心不肯向老教授学习，只看见老教师的缺点，没有看见老教师的优点，这些思想的存在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青年教师对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在青老教师的关系上，青年教师应该尊重老教师，协助老教师。老教师也应该爱护、帮助青年教师。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关于青年教师的在职进修，我建议高教部订出制度，让青年教师在进修中通过专业实践，通过科学研究，取得一定成就，经过写论文、考试、答辩等过程，达到一定程度，应给予一定的学位，以鼓励在职青年安心工作，认真进修。至于目前所实行的四年制的研究生制度，仅依靠教师个人带徒弟的办法，没有一定的标准，规格不一致，因此所达到的水平也不一致。为了长远的计划，应该建立正规的研究院制度，有系统地让研究生进行研究工作，以达到一定的规格。以培养出大量的合乎国际水平的高级专业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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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贯彻节约精神 做好幼儿教育工作
关瑞梧的发言
我是从事幼儿教育工作的，现在我愿意本着毛主席指示我们重视对青年一代进行教育和注意贯彻节约的精神，来谈一下幼儿教育的问题。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需要，在党和政府对儿童的关怀下，幼儿园数量的增长，是突飞猛进的。以1956年一年来说，中央教育部上半年的估计只有七千一百二十九个幼儿园，在园儿童是五十六万一千五百九十四人；下半年的估计，全国十九个地区就有一万四千所幼儿园，在园儿童有八十四万多人。因此，怎样使这些幼儿园既能贯彻节约的精神又能照顾到儿童的教育，是当前迫切需要注意的问题。有些人说：“目前主要是节约，来不及照顾幼儿教育”。我认为这看法是不恰当的。因为八十四万多的儿童在幼儿园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如果这个时期不重视教育，到入小学再改造就很困难了。目前大家都很关心小学生的道德品质教育，又岂能忽视入小学前一阶段的教育呢！
目前各种类型的幼儿园，在贯彻节约同时兼顾儿童教育方面是存在问题的。第一，从机关、企业、厂矿、部队办理的幼儿园来看：其中有些幼儿园往往在建筑设备上过于追求形式，总务行政人员的编制庞大，造成人力物力上的浪费。现在，为了贯彻节约的精神，这些幼儿园改为企业化，大部费用要由儿童的家长来负担，一般的干部怕担负不了这笔费用开始纷纷让子女退学，这样幼儿园就变成了只为少数经济条件比较优裕的干部的子女服务，不能发挥为广大群众服务的作用。另一面在儿童教育方面，虽然目前师资缺乏，不能要求太高，但是某些幼儿园只从建筑设备过于讲究这点来看，已经给儿童不好的影响，它使儿童的生活脱离我们社会实际的水平，使儿童成为暖房的花朵，从小就不能建立起艰苦朴素的习惯。我听说，有个别幼儿园的儿童曾说过这样的话：“这种衣服是老百姓穿的，我们不穿”。显然，这是由于幼儿园太讲究了，平时对儿童又没有正确教育，在儿童心中养成一种看不起老百姓的特殊感。可见只重物质享受不懂得教育，是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第二，从民办幼儿园来看：目前民办幼儿园的数量，发展很快。它们能够贯彻节约的精神，但是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还需要教育行政部门帮助它们掌握教育儿童的知识。
发挥潜力，培养幼儿教育人才
在目前我国的条件下，能不能使这些幼儿园一方面贯彻节约的精神，同时又照顾到儿童的教育呢？我认为完全可能。最主要的关键在于发挥现有幼儿教育工作者的潜力，让他们能够培养幼儿教育工作的人才。可以从下列两方面进行：
（1）充分发挥现有高等师范学校的学龄前教育专业的力量：我们政府对幼儿教育是重视的。从1950年起到1956年，就先后请来了两位苏联专家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授苏联先进的学龄前教育理论和方法；同时也曾派遣了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学龄前教育。最近已经有一位留学生回国在北京师范大学作助教。现在全国有北京师范大学和南京、西北、西南三个师范学院设立了学龄前教育专业，它们运用着苏联的先进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培养了一批教师。可以发挥这批教师的力量做以下两种工作：第一，培养幼儿师范学校的师资，使各地的幼儿师范学校充实起来，训练出更多的幼儿园教养员。第二，办理短期训练班，调训各地在职的幼儿教育干部，经过一年的学习，回到原地区推进幼儿教育工作。北京师范大学曾经办过三期这种训练班，受过训练的干部都已分布在全国各地区负责幼儿教育工作。例如四川省，曾由这种受过训练的干部组织全省幼儿教育工作训练班，有很大的成绩。我认为这是既经济而又能使更多干部掌握幼儿教育的好方法。
（2）发挥各地幼儿师范学校的力量：全国的幼儿师范学校发展很快，1955年才有九所，现在已有十九所，此外还有许多附设在普通师范学校的幼儿师范班。这些机构不但要训练出合格的幼儿园教养员，而且可以发挥更多的力量负责提高所在地区的幼儿园的业务。例如上海市幼儿师范学校的教师，就负责给上海市教养员讲课。同时听过课的幼儿园教养员又可以带动民办幼儿园。这样层层推动的办法，是既经济又能逐步改进幼儿教育的。
但是，我愿意提请同志们注意的是：上面说的两种力量在目前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原因是：（一）幼儿师范缺乏师资。最近我曾到武汉、长沙、广州、上海四个城市视察幼儿教育，发现这只有二十九名受过幼儿教育专业训练的教师，而这二十九名中，上海幼儿师范学校二十四个班就占了十四名，其他三个地区八十三个班仅有十五名专业教师，她们是自顾不暇，更不可能要求她们再兼顾推动所在地区的幼儿教育工作。（二）高等师范学校招生名额受到限制。教育部认为幼儿教育不发展，各地幼师不需要人，因此对学前专业招生名额限制很严，并且不同意办理短期训练班。结果，那些具备充裕人力的高等师范学校，虽有教师也不能发挥力量。
改进对幼儿教育工作的领导，重视幼儿教育工作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领导幼儿教育工作的机构不相衔接，对幼儿教育重视不够：
（1）教育部领导幼儿教育的机构分工过细：在教育部内，有幼教处管全国的幼儿园；中师司管培养幼儿园教养员的幼儿师范学校；高师司管各高等师范学校，确定学前专业的招生计划；计划统计科掌握各地幼儿教育的数字。这几个机构衔接不够，造成脱节现象，不容易做出切合实际的培养人才计划。因此高等师范学校培养的人才太少，不能满足幼儿师范学校发展的需要。
（2）人事部门不了解幼儿教育：过去几年高等师范学校学龄前专业的毕业生被分配到幼儿园作教养员，有的甚至改了行。这种情况在最近两年已有改进，但是已经改行的还没归队。本来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生是可以训练更多教养员的，把她拘限为教养员，就只能在一班或一个幼儿园发挥作用，实质上就是人才的浪费。
（3）各地教育厅、教育局对幼儿教育重视不够，具体的情况是：（一）有些省有几百所幼儿园，但是教育厅没有一个专职干部领导幼儿教育工作。（二）有些地区有幼儿教育干部，但人数很少，往往是一个干部管一、二百所幼儿园，并且常常调动这些干部做其他工作。例如，广州市的幼教干部，一年内被调作知识分子调查、出口商品展览、抗旱宣传、招待外宾等等工作。因此不可能深入工作，对机关、部队、民办等等幼儿园，只好放松领导。
（三）不了解幼儿师范教育，认为没有专业知识也能够教。这些教育局和教育厅对幼儿教育了解不深入，因而向教育部反映的情况就不够全面，使教育部做不出符合实际的计划。例如幼教处说应当注意培养师资，教育部的其他机构说“各地教育厅不要幼儿教育的师资，训练多了分配不下去”。
我认为我们政府是十分重视幼儿教育这一环节的，尤其注意培养人才的工作。这些工作中脱节的现象，是不需要政府增加经济上的负担就可以克服的。我希望教育部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将教育部内领导幼儿教育的机构统一起来，以免互不衔接，造成脱节。
（2）切实调查现在全国幼儿师范学校（包括普通师范的幼师班）需要师资的数量，确定高等师范学校培养师资的计划，充分发挥现有的人力。
（3）在有条件的高等师范学校，举办在职幼儿教育干部的短期专修班，调训各地教育厅、局的幼儿教育干部，培养她们领导推进各地幼儿教育事业的能力。
（4）指示各地教育厅、局加强对机关、部队、企业、厂矿民办幼儿园的领导，帮助它们改进业务，使它们在工作上能贯彻节约原则，同时能给儿童合理的教育。
最后，我希望大家重视幼儿教育这个问题。目前幼儿师范学校招生困难，父母不愿意自己的女儿考幼儿师范，认为到了高中还学看孩子没出息。社会上一些人对幼儿园教养员的劳动，也不够重视。他们看见教养员带孩子在街上散步就问：“你们一个月拿多少钱，把孩子带得这么好？”广州幼儿师范学校还发现它们学生的入学证件上附注着：“此生家贫可以考幼师”；或是“此生成绩不好，可以考幼师”。社会上对幼儿教育是这样的不重视，因此幼师的学生普遍存在着不热爱专业的思想，退学的现象很严重。我们大家必须重视这个问题，否则幼儿园就会缺乏有训练的师资。幼儿园数量的发展是那么迅速，估计每年会有大量儿童从幼儿园进入小学，如果在幼儿园他们得不到正确的教育，那就会给小学带来许多困难的。最近中国青年杂志登载的“马越成长中的风波”，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希望青年团和妇联鼓励青年们参加这项培养下一代的光荣工作。我希望各位委员都重视幼儿教育的问题，到各地视察的时候，也关心一下幼儿教育，给幼儿教育工作者支持鼓励，使我们祖国的下一代从很小就打下体力、智力和道德品质的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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