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版()
专栏：
养成勤俭办事的社会风气 向铺张浪费的行为做斗争
杜仲和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做的十二项的指示，他所提出的第八项：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也是当务之急。有些人可能这样想：“又来了，不是反过了吗？现在又反？”是的，我们并不健忘，过去搞过三反，也搞过节约运动，但毛病还未根除，病既重犯，良药自可再用。
不要忘本
增产是积极的，广大的中国劳动人民正在努力；节约也是积极的，我想重点谈一谈这一问题。艰苦朴素的作风，是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大布之衣，当时蔚为风尚；草堂茅芦，历史传为美谈。当然，我们并不希望恢复或永远保持中国人民过去的生活水平；我们所迫切希望的，倒是生活的逐步地提高。只是近年来的社会风气，在某些方面，已经逐渐趋于奢靡，这与我们的经济建设是不相称的。我们知道，我们的建设刚开始，我们经济上还有困难，我们有些地区，还有不同程度的灾情。假如个人的生活提得过高，显得突出，这就难免脱离了群众；假如我们有意或无意之间，做了“慷公家之慨”的英雄，那就应当受到道德上的谴责。遗憾得很，这种不良倾向，已表现在一部分干部身上，特别表现在较高级的干部（党与非党）身上。曾看过这么一张漫画：一位局长在办公室门口徘徊，他的孩子从相去不过咫尺的住家的楼上向他招手，“爸爸，来家吃饭！”“等一等，汽车还没开来呢！”这是讽刺，但这是善意的讽刺。某地某机关，建筑一所富丽堂皇的幼儿园。据说：这种建筑，虽搬至苏联亦无逊色，可惜他们忘记了自己是生活在中国。个别中等城市，大力建筑大屋顶的戏院和电影院，借口是便于招待国际友人，诚如陈云副总理所指出的：1956年又重新抬头的某些追求豪华和标准过高的偏向。朱总司令，对个别干部的竞尚奢靡，斥为“忘本”，并谓这种作风，将破坏工农联盟。真是语重心长！党和政府，一再提出“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的号召，而个别干部竟如此，实在是不可容忍的过犯！
学习苏联的节约
精神看到目前的某些不良倾向，这就很自然的使我想到了苏联，苏联建国已四十年，现已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可是西伯利亚的赤塔车站，依然是帝俄时代的建筑；莫斯科有些中学校的房子，部分还是四十年前的旧屋；医院里用的医药器材，有1956年的产品，也有沙皇时代的旧制。反浪费与厉行节约，他们行之数十年如一日。列宁不止一次的谈过，斯大林也不止一次的谈过。节约对于苏联，早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积极因素。记得赫鲁晓夫曾这样说过：我们并不因为大棉袄损害了我们的曲线美而去仿效巴黎的时装。并嘱咐分配到汽车的干部，要自己练习开车，为国家节省人力。我们的建设，正在学习苏联；而节约精神，似亦不应例外。
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
前面说过，中国人民，一向具有艰苦朴素的作风，而这一优良传统，早为中国共产党所继承。听说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经常问到有关人员：“我的供给，是否超过规定？”人民领袖对于公共财物所持的严正态度，可以生动而具体的教育成千成万的干部。
应当承认，一个人品质的好坏，可以体现在他对待公共财物的态度上，有的人对于公家的一草一木，如同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也有少数人对于公共财物，视同粪土，随意加以浪费或破坏。当然，我们知道，绝大部分的干部，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特别是成千成万的乡村干部，他们冒风雨、犯寒暑，终年在做着繁琐而艰巨的工作，假如我们离开这些埋头苦干的无名英雄，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则将不可设想！同时，绝大部分较高级的领导干部，也还没有因为革命的胜利而过分提高自己的享受，小米饭，大布衣，他们还时时怀念到延安时代王家坪的艰苦生活。但不可否认，现在已有些干部，特别是较高的领导干部（党与非党），他们忘掉了中国的建设刚开始，忘掉了我们的经济还有困难，忘掉了有些地区，还有不同程度的灾情，他们衣食住行，力求其合乎标准，“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于是尤而效之，相习成风，这股风，不是
“风乍起”那股微风，而是可以把毅力薄弱的人吹下水去的七级或八级的台风。“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在这不良的风气刚刚抬头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采取“一棍子打死”（当然不是打死人）的办法。
在全国范围内，节约运动已经开始。毛主席说：“这次要比较彻底，……就像洗脸一样，要经常洗。”是的，它将不再是一阵风，它将在全国人民中间，形成一种广泛而深入的优良风尚，“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报刊要批评铺张浪费行为
记得马林科夫在十九次党代会上曾这样说过，若认为现在苏联，只有好与更好，已没有讽刺的对象那就错了！过渡时期的中国，更应做如是观。今后，全国报刊，对于铺张浪费“慷公家之慨”的不良行为，可本治病救人，予以揭露和批评，这对革命和建设事业，完全是有好处的。
节约问题，面是很广的，该用而不用或不该用而用，统统违反了节约的精神。今天我所说的，仅仅局限在个人对待公共财物的态度上，其他皆存而不论。记得在大会上有人这样谈过：我的待遇是十分优厚的，我有专用的汽车，专用的电话，……多少农民的收入，才能供给我一个人啊！这倒是由衷之言，所有国家干部，应当同此认识。
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相信一定能够扭转目前存在的某些不良的倾向，相信中国人民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在党和毛主席的号召下，在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够得到恢复和发扬。
为了革命事业，先烈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为了革命事业，亲人们不知流了多少眼泪，经历了多少苦难？我们应当珍视革命的成果，应当和一切违反革命利益的行为做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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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正确贯彻“多、快、好、省”的要求
金通尹的发言
多、快、好、省四方面的成果是相互连系、相互制约的；多、快、好、省的标准是要根据需要与可能，因时而异，因地而不同的。
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大部分都将超额完成，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上胜利完成的时候提出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工业企业、铁路、水利等基本建设方面，在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商业、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均取得了空前的辉煌的成绩。这样伟大的成绩赢得了全国人民异口同声的欢呼赞叹，鼓舞了他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积极性，这样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推行树立了更稳固、更有力的群众基础。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各项建设、各种措施的成功的过程是在不同程度上艰难复杂的，也是迂回曲折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经过给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宝贵的成功的经验，同时也显示了不少足以资惩前毖后的教训。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中，经验是随时积累的，教训也是随时接受的，错误也是不断地随时纠正的。因此，吸取了这些经验和教训，第二个五年计划自然会考虑得更细致，安排得更妥善，诚如李富春副总理所说的：“我们有信心，经过群策群力，可以把第二个五年计划编制得更好些。”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头等重要的方针。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执行中发见的缺点和错误，归根结蒂，是造成不少的浪费，也就是没有尽善尽美的贯彻了这个方针。
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各项工作中，特别是生产中，是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多”、“快”、“好”、“省”都是我们所要求的，但是不适当的多，不适当的快，不适当的好，或者不适当的省，都会给人力上、物力上、财力上造成或大或小的损失。
怎样才是适当？
第一、多、快、好、省四方面的成果是相互连系、相互制约的，所以这四个字是用四个“又”字连起来。多了，快了或者省了，不一定做得好。省了，也许要做得少一些，慢一些或者差一些。其他这四方面相成、相反的关系，随在都有。事半功倍和价廉物美也是常有的。我们应该在统筹兼顾之间，就主要的、次要的方面权衡轻重，作出适当的安排。片面的、孤立地要求多、快、好或者省，都会造成浪费。
第二、多、快、好、省的标准是要根据需要与可能，因时而异，因地而不同的，变动的而不是静止的。在某一时期和某一地区，某一种物资的生产需要那样多的数量、那样快的速度和那样好的质量，那末，计划的制定还必须配合着当时当地的人力、物力、财力上可能的条件，方才切实可行而且行之有效。在另一个时期或者另一个地区，那情况变了，需要和可能的条件就都不同了，计划也即应当跟着变了。只凭主观愿望，不顾客观条件而机械地要求多、快、好或者省，其结果也只是浪费。
现在，让我们看看一些具体问题。多
多对吗？对。粮食生产、棉花生产对于人民生活和工业生产都有密切关系，越多越好。1952年和1955年的农业丰收分别增长了第二年的工业总产值32％和27．7％。1954年和1956年歉收了，第二年的工业总产值的增长数便少了。其他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在我国国民经济巨大高涨的时候，各项建设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的购买力不断地提高，是决不会嫌多的。为了适应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我们必须要增产。但是需要不是无条件的。双轮双铧犁生产多了，是不是合用？汽车生产太多了，相当数量的汽油的供应还是一个问题。日用品的消费市场要有适当的安排和管理，调剂各地区的有无多寡要靠交通运输。诸如此类的问题，一有缺点或错误，便造成产品的积压，甚至于损失，那就是资金的浪费和原料的浪费。粗制滥造的追求数量，那更是不能容许的浪费。
这几天有好几位委员在大会上谈到科学研究部门设置得多了，各不相谋的做同样的工作，认为是浪费。这是值得注意的。
缺乏人才、缺乏干部，是实情，但是高等学校去年招生太多了，学习条件、生活条件都赶不上，也造成了很多的困难。快
快对吗？也对。去年农业的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以奔腾澎湃之势迅速的展开，从此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巩固基础，这是社会主义革命中两个巨大胜利。一切事情做得快是对的，但是在快同好或者省不能兼顾的时候，应该放慢一些。做得太快一些的是有些地方的基本建设工作。调查研究没有搞清楚，就设计；设计图纸没有完成，就施工。因此设计也返工，施工也返工。这种情况在前几年是相当严重的，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浪费真不在少数。工厂企业的顺利生产，除劳动力的调配外，要看房屋、设备和原料的适当配备。三者虽不一定要齐头并进，但必须及时的配合。各方面前进中的困难要预先有足够的估计，在可能条件没有具备的时候，一方面过快的步骤是不适当的。窝工待料的情况，在基本建设过程中有，在新建工厂中也有，是一项损失。好
好对吗？更对。多、快、省首先要保证质量。一般日用品，若干地方报纸常有批评，质量低，使用易坏或者销售不出，浪费了资金，也浪费了原料。但是，一味地提高质量，大材小用、良材劣用，也是浪费。好货次货要各尽其用各得其所，要搭配得恰当。钢材、木材、水泥在建筑工程中必须分别等级来使用。不恰当的使用高级材料是一种严重的错误。
李富春副总理讲的技术政策，我认为很正确。学习先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无疑是对的，但应当根据可能与需要的条件有步骤地来做。不顾到劳动力的配备，资金和原料的供应而盲目地采用新技术，结果也只是浪费。先进企业生产力太强了，原料供应不足，就是一个问题。省
省对吗？当然对。我们不是说应该勤俭建国吗？不应该办的事，坚决不办；可办可不办的，不办；可以缓办的，缓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办不办，而在于应该不应该和可以不可以，这需要一个瞻前顾后的全面规划的大算盘，结合着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和四面八方的客观存在，一起来打算。局部的看问题是看不清楚的。李富春副总理所说的关于大中小企业结合的问题，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它的正确性。其他类似的问题也应该本着这个精神来考虑。
有许多地方，表面上省了，或者暂时的省了，而结果是浪费。在建筑工程中，过分压低了造价，却增加了经常的修缮费，又缩短使用的年限，后来所费的会比一时所省的还要多。生活设备费太省了会影响到健康。图书仪器设备费太省了会影响到教学和科学研究。
我们检查图书仪器设备中存在的浪费现象，往往看它们的使用率，这在一般的情况下是对的，也是必要的。但是，科学家们供研究用的图书仪器与供教学用的有所不同，我们不能过分强调使用率。尤其是各先进国家历年的科学刊物，平时好像是使用率太低，但是，科学家们在某一论据上或者某一实验中，寻源溯流，凭一二条刊物中的记载而得到帮助，那真会有不可名状的喜悦，而通过新的演绎归纳，就有可能在国民经济上取得不可估计的收获。科学研究的费用是难以预计的，这个问题，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一定有适当的安排。
李富春副总理在“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若干问题的说明”中所表见的基本精神和指示的具体方向，我完全同意。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建设中，做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实例是不少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的鼓舞下，我们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各项工作中努力创造条件，更要做到“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我们要增产节约、勤俭建国，我们反对一切浪费，反对片面地、机械地要求多、快、好或者省所造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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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充政协各专门工作组的工作情况
张恢先的发言
这次，我荣幸地列席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次全体会议，请允许我把南充市人民政协各专门工作组的工作情况扼要地作一汇报，不对的地方，请批评指正。
南充市人民政协各专门工作组是在1956年9月份经过常务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的。在这以前，我们除有学习委员会外，只有对资改造委员会和对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委员会。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只有这两个工作委员会，已感到工作的局限性甚大，不能更广泛地联系群众开展市政协在各方面的活动。
南充市是南充专署所在地，是该区比较繁荣的中等城市。人口有十八万多，就社会关系来看，有三个民主党派（民革、民盟、民建），有一个师范专科学校和七个普通中学，有三个文艺单位，有二百多个开业医生，有工商界，宗教界，少数民族（回族），还有不少的科技人员和散处在社会上的旧军政人员以及中上层旧知识分子。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伟大方针提出后，需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调动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根据这一情况，我们就成立了工商、教育、文化、科技、医卫、妇女、宗教民族、社会人士等八个专门工作组，参加工作组的人员，是政协委员以及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士。
自1956年10月份起，各专门工作组，按照不同的性质和不同的对象，决定了工作范围，拟定了工作计划，积极开展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协助政府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配合中心工作。例如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工商工作组为了协助搞好公私共事关系，使工商界从业人员做到守职尽责，通过与有关方面配合，经常以个别联系，收集群众意见和举行座谈会等方式，把公私共事关系中所存在的问题，让从业人员无顾虑地谈出来，再与公方人员交换意见，最后请行政主管部门，民建会，工商联，邀请公私双方当面交换意见，改进关系。这样作，使得南充市工商界在公私关系上基本上走向正常，从而鼓舞了他们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的积极性。又如在宣传爱国储蓄时，妇女工作组配合人民银行，了解到职工家属中，有的收入较大，家庭开支又较少，怕露富有钱，不愿向银行储蓄，经过宣传和解释政策，打通了思想，仅东南街道办事处一个段，就有五个从来未向人民银行储蓄的职工家属，一次储蓄了人民币一千四百七十元。
（二）把政府和有关部门一时尚来不及开展工作的某些事情，由工作组搞起来，作为政府的助手。例如散处在社会上的旧军政人员、旧知识分子，以及民主人士的家属，他们参加居民段的学习就很少，也未参加其他方面的学习，工商界家属人数众多，大都忙于生产或料理家务，也不易照顾周到，为了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调动积极因素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由政协社会工作组、妇女工作组分别把他们作为进行工作的主要对象，经过调查了解，个别访问，邀请他们参加座谈会或听报告，这对于促进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去年第四季度，社会、妇女两工作组，曾经联合举行了一次报告会，请党委统战部作了有关统战工作问题和解放台湾问题的报告，并听了三次科普讲座，他们的反映都好。由于联系了旧军政人员并为民革介绍了符合民革组织路线的人士十七人。
（三）经常深入群众，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了解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集中起来经过分析研究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并提出建议，这是各个工作组共同性的活动，收到的效果，特别显著。这不仅起到了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作用，也为进行政治协商准备了有利条件。
专门工作组的成立，是一项新的工作，我们虽然摸索出一些工作方向，但还存在着若干问题，主要是：（1）工作组的组成人员，绝大多数是一方面的负责人，他们兼职过多，分不出来好多时间来参加工作组的工作。同时，因为他们是负责人，群众认为他们的活动，就是岗位工作的活动，不认为是工作组的活动。因此，不容易广泛地搜集群众的意见；（2）个别工作组的工作方向，不够明确，有时只限于组务会议，对外活动少，有时搞的工作面过宽，不属于政协工作组的范围，也搞了起来。这样，使工作重复，或者代替了行政；（3）个别工作组，分工不够明确，有的组员无事可做，有的组员又忙不过来，未能发挥出每个组员应有的作用，致使工作效果不大。
针对上面一些问题，在总结去年第四季度工作时，我们适当地调整了部分工作组的组成人员，也讨论和研究了工作组的工作方向和范围；同时采取了副主席分工负责的办法，来加强对各个工作组的具体领导，各工作组也逐步健全了各项制度，并通过组长联席会议，以交流工作经验，讨论改进工作组的有关问题。
我们希望上级政协对我们市县政协工作加强指导外，并希望把各级地方政协开展专门工作组的经验，经常有系统的加以介绍，以推动和改进我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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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继续加强民族团结
冀春光谈青海省的民族工作情况
我完全拥护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指示，并完全同意这次政协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的政治报告，陈叔通副主席的会务工作和关于工商业者短期讲习班的工作总结报告。现在我就青海地区的民族工作谈一些情况和意见，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指正批评。
贯彻民族政策的成就
青海是个多民族的地区，民族和宗教情况都比较复杂，经济和文化也比较落后。解放几年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体干部与人民群众有联系的领袖人物的共同努力，使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使我省的面貌有了显著的变化。这主要是根据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全面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建立了自治州六个、自治县七个，实现了各民族在政治上的平等。在省、州、县、区级政权机关和有政协组织的地方，团结安置了各民族代表人士一千八百多人，他们大多数都能认真工作，发挥积极作用，给少数民族人民和国家办了有益的事情。同时，在全省内培养与提拔了各少数民族干部近四千人，他们一般地都能联系群众，积极热情的工作。在增强民族团结方面，帮助调解了民族间和民族内部的大小纠纷两万余件，其中包括延续将近百年来未解决的同仁与尖扎、甘加与加吾的重大历史纠纷也得到了解决。并且剿灭了马元祥等股匪九十余股，安定了社会秩序，使农、牧业区各族人民之间的亲密团结空前增强。如在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崖曼乡，有块肥沃的地土，解放前，藏族与撒拉族因闹不团结，谁也不能开垦；解放后，经过民族团结和发展生产的教育，他们共同组织了垦荒队，将这块荒滩变成了良田，并成立了一个民族联合社，这一事实说明，团结会给各族人民带来幸福。就这样认真的贯彻了民族平等团结、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我省各项经济和文化建设得到迅速的发展，各类牧畜由1949年的七百多万头发展为现在的一千五百多万头。去年在工作基础较好的地区，试办了三十五个牧业社和一个公私合营牧场，其中有十六个社办的较好，增加了收入，显示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指明了畜牧业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向。全省粮食产量从1954年达到自给，去年在农业区，已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柴达木盆地矿藏丰富，石油希望很大，将会给我省带来广阔的发展前途，各民族人民为此欢欣鼓舞，信心百倍的迎接这个光荣艰巨的任务。
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合作的几点体会
除上述成绩外，几年来在执行党与民族上层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和合作共事的关系中，我们有如下一些粗浅的体会：第一，解放后我省的昂拉千户项谦，曾一度上过反革命分子的当，与政府实行武装对抗，先后经过了我们十七次反复的政治争取，在政治争取为主结合军事进剿的情况下，终于他悔悟过来，认清了反革命分子的丑恶面貌，分清了敌我，靠拢了政府，担任了尖扎县县长，几年来为人民办了不少好事。去年在安定牧业区社会秩序中，他根据自己亲身体验，现身说法，安定了很多上层人士的情绪，起了相当的作用。这一事实教育了我们，使我们认识到，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坚持执行争取团结教育政策的重要性。即便有个别人思想落后，常说破坏话，也绝不能与反革命的造谣、破坏混为一谈。只有不断揭露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才能逐渐的使他们认清敌我，再不受反革命分子的欺骗，真正靠拢党和政府。第二，去年宣传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以来，许多民族上层人士疑虑很大，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对政策反复作了交代，并虚心听取了他们对政策执行中的不同意见。这些意见可以帮助我们全面了解情况，充分照顾民族特点，使政策在贯彻执行中，更加切合实际，也可以使民族上层人士结合当地情况明了政策精神。这样做解除了很大一部分人的疑虑，他们表示拥护试办牧业社，有的还提出带头试办。但是，在试办中，有的社对具体问题处理的不够好，又引起了一些人的疑虑，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反复交清政策，也是很有必要的。第三，几年来我省共组织了一千多名民族代表人士出外参观，回来后绝大多数都有了进步，认识到祖国的可爱和工人阶级的伟大；同时组织他们视察工作，接近群众，了解实际情况，使上层人士有更多的机会参加工作实践和社会生活的观察，就可以逐步启示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和明辨是非的能力。第四，目前有很多民族上层人士迫切要求进步，其中有一部分人能自觉的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主动要求汉族干部对他们提出批评意见。以往经验证明，对他们的缺点在能接受的原则下，有条件的提倡通过自我批评的方法，达到自我教育的目的，或者采取个别恳谈的方式，进行批评，也可收到良好效果。
工作中的一些缺点
但是，从整个工作的发展和要求来看，我们的民族、统战工作还存在很多问题，在对民族上层人士的安置、团结教育和职权尊重方面，还有不少缺点和毛病。这些缺点和毛病是：在人士安排方面，对我省王公、千百户、活佛、大喇嘛、教长、阿訇等共计五千多人中，需要安置的绝大部分都作了安置，但是有少数人还没有得到安置，或安置的不够及时，个别人安置的职位也不够恰当，对安置后的团结教育工作做的不够经常，也缺乏系统，这对体现中央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发挥一切可能发挥的积极因素精神是不够的。
在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内，多数外来汉族干部能勤勤恳恳为少数民族人民服务，在以往的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也有些汉族干部，对代表人士的作用估计不足，认为他们是剥削分子出身，在工作中不放手使用他们，不尊重他们的职权，不让他们阅读应该阅读的文件，帮助处理应该处理的问题，遇事协商不够，有的把协商看成走过场，流于形式，甚至有极少数干部在工作中包办代替，造成民族上层人士很大的不满，如说：“少数民族当家，汉族干部作主”。这样的做法，对发挥民族上层人士在工作中的积极作用有很大影响。其原因很多，主要是由于一些汉族干部的大汉族主义作祟。他们不完全相信民族上层人士能够走向进步的可能性，漠视他们在本民族人民中的特有作用。同时，也有极少数的民族上层人士，在管理本民族事务上不够热忱，虽然有了职务而不到职，不愿参加机关日常工作，只参加几次会议，极个别的人甚至开会也请不来，当然就更谈不到有职有权了。
我们今后的工作
要解决上述问题，继续努力贯彻民族平等团结、宗教信仰自由和长期合作政策，以便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做好工作。
第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我省范围内，普遍进行一次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和统一战线工作的检查，进一步克服汉族干部的大汉族主义思想。根据最近在省级机关的检查，有些干部认为农业区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民族、统战工作作用不大了，因而也就没有过去重要了。因此，通过检查对干部普遍进行一次民族、统战政策教育，着重批判大汉族主义思想，尤其是虚心听取各少数民族干部的批评和推动党外人士检查统战工作，对克服大汉族主义思想和宗派主义情绪，是具有很重要意义的。
第二，对已经作了安置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进一步尊重他们工作范围内的职权，从自治机关的各种制度上保证他们行使职权，做到他们主持应该主持的会议，阅读应该阅读的文件，处理应该处理的问题，坚决贯彻充分协商的精神。我认为协商过程就是沟通政策思想、互相帮助、共同做好工作的过程。工作中的包办代替不仅对发挥代表人物的积极性和逐步提高其工作能力是很大的障碍，而且也非常有害于民族团结。
此外，对尚未安置的民族代表人士，按我省工作进展情况，在各级政权、政协机关再安置一批，以扩大团结面。
第三，以往在我省牧业区，组织汉族干部学习少数民族语文，取得了良好成绩。目前工作时间较长的干部，一般都学会了日常用语，可以作些普通应酬和联系工作，有的不要翻译可以独立进行工作。这大大的加强了与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干部和群众的联系，便利了工作。但是根据我省近两年来干部大量增加的情况，多数人还不能运用少数民族语文进行工作，故继续组织汉族干部学习少数民族语文仍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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