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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怎样发挥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力量
袁翰青就中国科学院和院外科学家的联系问题提出建议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主席和陈叔通副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所做的报告。
在这次会议上，有好几位委员对于有关科学研究的问题发表了宝贵的意见，我也想就这方面的问题，提出一点补充意见。
我们承认落后，正可以快马加鞭地赶上前去
自然科学在我国古代是有过辉煌的成就的。到了近代，我国在科学上是落后了。解放以来，我们在科学研究工作上，虽然赶了一程，可是仍然落后得很远。我们只要举一点情况，就可以大体了解我国在现代科学方面落后的程度。据估计，1956年一年内全世界所有自然科学期刊上发表的研究论文，具有创造性的内容的，大概在一百八十万篇左右。在这样巨大数量的论文之中，我国科学家的著作到不了百分之一。跟科学先进各国比起来，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在数量上是相当少的，质量一般也不高。
大体说来，我国的自然科学比世界上科学最先进的国家，落后了三十年的样儿。我们承认落后，正可以快马加鞭地赶上前去。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就具备了最基本的有利条件，保证把我国从科学落后的基础上，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提高到接近于现代先进水平。
在去年，1956年，我国科学界在党的领导之下，为使科学在我国有计划地发展，进行了一项细致的工作，拟订了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提出了五十七项重要的科学技术任务，需要各个科学部门配合起来解决。远景规划的实现，所需工作量是十分浩大的。
一个成功的科学院应该是全国科学家的科学院，协助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是它的重要任务之一。
保证科学发展规划的逐步实现，关键之一在于如何调动现有的能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人，使他们能发挥出最大的潜力。这里牵涉到科学研究工作的体制问题和人力的部署问题。这些问题必须经过详细的讨论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我不准备讨论这些问题。我只想就科学院应当如何协助高等学校，使高等学校里的科学研究力量能够发挥出来这一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中国科学院在这一方面还是做得不够的。
从各国科学院发展的历史来看，一个成功的科学院应当是本国科学家的科学院，而决不仅仅是院内科学家的科学院。世界上最早的一个科学院是1657年创建的佛罗棱萨科学院，次早的是不以科学院为名而有科学院之实的英国皇家学会，1662年成立。后来欧洲各国都纷纷成立了科学院。早期的科学院并不附设研究机构，乃是科学界的荣誉组织。由于近代科学发展的迅速，有些科学院既保留了荣誉组织的性质，还领导附设的研究单位从事科学工作。因为科学院是科学家的组织，所以本国的科学家不论工作岗位在哪里，都把本国的科学院看成自己的组织。这就使得科学院和全国的科学家发生了紧密的联系。
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在科学院内研究单位工作的科学家只是全国科学家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科学家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其中尤以在高等学校担任教授的科学家为最多。我国的情形也是如此。我国在高等学校任教授和副教授的科学家的人数约十四倍于在中国科学院任高级研究人员的人数。因此，中国科学院如果能把协助高等学校进行科学研究视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之一，中国科学院将受到全国科学家的热烈拥护而对于我国科学的发展将发生很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科学院还是一个年轻的科学院，成立以来，做了不少工作，对于国家的科学事业有相当大的贡献。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成绩。就对于院外科学家的联系来说，也作了一些努力。例如成立学部、颁发科学奖金、与高等学校合作建立研究机构等等，都是与院外科学家有关的一些措施。可是学部委员所罗致的院外科学家终属有限，科学奖金是已有成就之后的奖励，合作建立的机构还得有科学院的招牌。这些措施是好的，但对协助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说来，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
采用科学基金会的方式帮助科学家进行研究。
中国科学院发展到现阶段，已经有了自行领导的六十七个研究单位了。在过去，科学院的主要力量放在建立机构方面是必要的，可是今后它应当把眼界放宽，把全国科学的发展，看成就是院的发展。科学院对于高等学校里的科学家至少应当可以起科学基金会在有些国家所起的作用。
科学基金会是什么一回事呢？一般的科学基金会对于有经验的有才华的科学家无条件地给以人力物力的帮助，使他们在原岗位有足够的工作条件，进行科学研究。科学院在行政上是无法领导全国的科学研究事业的，在学术上，义不容辞地负有领导的责任。利用科学基金会的方式增加了进行学术领导的物质基础的力量。
同是国库开支，为什么要由科学院转手呢？一则高等教育经费已经是很不小的数字，短期内难望再增加大量的经费，分给各校作为研究费用。又由于高等教育行政部门对于高等学校主要是行政领导，难于作深入的学术领导，在科学研究经费的分配上也难望很确当。因此，通过科学院的科学经费来对高等学校起科学基金会的作用：最能达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理想。
我国高等学校中还有很大的科学研究潜力没有发挥出来。工作条件的缺乏和助手的不够使这些科学家感到困难。这几年来，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的关系是有些紧张的。一般听到批评高教部本位主义的声音多些，其实科学院也不是没有责任的。科学院对于高等学校过去主要着眼于调用科学家。适当的调用人是必要的。可是“调用”仅是“调动”人力的方式之一。科学院调动院外科学家的力量应当有多种的方式。
如果科学院对于高等学校的科学家，大力采用科学基金会的协助研究的办法，这对于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是会产生一定的作用的。
我的意见可能不正确，提出来请大家指教。（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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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所见到的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严希纯的发言
我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的指示以及周恩来总理和李富春副总理的报告之后，深深感动和兴奋。感动的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伟大，兴奋的是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之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而新的成功也已在望。从这三个报告，我受了很深的教育。今后一定循着这些报告所指示的方向努力工作。我亦同意陈叔通副主席代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所作的工作报告。
我是在一个科学机关——国家计量局工作的，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亦是在科学技术组工作。因此，我想从我在工作中和视察中所接触到的一些关于科学研究、高等教育和对待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等各方面的问题谈谈。
解放以后七年多来，我们国家的科学研究工作和高等教育都有了惊人的发展，这是有目共见的事实。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3月1日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对中国科学院所作的介绍，充分地说明了中国的科学研究的发展速度是如何大。我们在视察北京几个高等学校的时候，看到几个成立仅仅二、三年的学校都是动辄几千人，设备亦极丰富，所有视察的人都惊叹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所绝对没有的发展速度。
不过，在这种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向科学进军所产生的问题。向科学进军的意义，照我看来原是希望一切已从事或想从事科学的人各在本位上脚踏实地努力工作的意思。然而，有关部门却把培养副博士看成是一个向科学进军的好办法。但许多高等学校的当局都反映，从这个办法实施后，不少教师把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对立起来，以为考副博士才是向科学进军，担任教学工作无出路。医院则反映，有些医师减少了临床工作去准备考副博士的功课。有人说，这不是向科学进军而是向副博士进军，实在是事实。这种无形中鼓励青年脱离本位工作去专心于考副博士恐怕不是科学进军的好办法。
从整个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的情况说，有许多是能安心工作的，但也有不少毕业生到了机关、工厂或研究机构后，不愿做艰苦的而却是基础的科学工作，例如计算、描图、观测等，以为这不是作专家的道路。我曾看见好几个科学机关的青年向教授或领导人要求指示方向，仔细一问，原来他们都把实验室工作看为不是到专家的路。这亦是培养副博士政策的另一副作用。
（二）尊师重道不够的问题。有些高等学校的领导人（例如校长、副校长）把教授们看成下级，在礼貌上不够尊重，其影响是作人事工作的十几岁的青年也可以随便把一个教授或专家叫到办公地方来谈话。决定课程的工作，教授们无权参与，党外教授的意见很少被重视。尤其不好的是，学生考不及格时，会有所谓辅导委员会之类的组织出面向教授请求准许他一再补考（有至四、五次之多的），并暗示必须及格。这种不尊重学术的行为，是科学家所最不满意的，而且直接助长了学生不尊敬师长的风气，间接使学生不能自力求学，对尊师重道和培养后代的精神都是不符合的。
另外就是具有专长和经验而年老力衰的科学家有不被人重视的事情。不少学校和机关都只知道用年青力壮的人。而不知道这些老年的科学家的可贵。要知道这样的专家，只要他能提提意见就是很宝贵的。单从他能上多少时间的课，能到办公室办公否来定他的价值是不符合调动一切积极力量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政策的。
（三）高等学校重视基础科学不够，专业分得过细。目前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就业后有不安于位的现象，除上述第一项中所列原因外，另一个原因是高等学校的专业分得太细，学生到工作部门后都感到自己用非所学，甚至可以这个理由控告用人的机关，说没有给他们学用一致。还有一个严重的现象是这些学生所学的专业虽细，但基础课的数学、物理、化学，一般都较低。其实这些情况的产生，不能怪青年，只能说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制度有问题。
（四）图书仪器缺乏。仪器困难问题，大家反映很多，这里不谈。国外图书的供应，因为有外汇关系，这里也不谈。只谈国内图书供应吧。因为强调计划，怕积压资金，搞科学出版工作的机构对科学书刊的印数都不肯多，这原是有理由的，但因印得过少，读者买不到，引起读者不满，则也是不对的。当1954年我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工作时，科学家们（这还只是北京的科学家，京外的意见更多）常常抗议科学出版社的期刊（专门的和普及的）他们买不到，因为一出就完。我曾经提议每种多印一百本（实际上需要量决不只此数），但有人说怕销不出，无处堆放，积压资金，此事就不谈了。现在此现象似乎还未改进，因为我还有事实证明。我不明白，不从如何改进发行工作上想法而只是着眼在积压资金上，这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当然，这种现象，不能单责备出版社，最主要的还要请出版管理的机构多多注意才行，因为出版的一切问题都要出版管理机构决定的。
（五）人材设备没有合理使用。目前缺乏科学技术干部和缺乏仪器设备确是事实。但另一方面却又有人材和仪器浪费
（特别是仪器）的现象：前一种情况是有许多学非所用的人，不能到他们所想的岗位上去；后一种情况是若干工厂学校拥有它们所不需要的精度的仪器。这种现象，如要加以调整，单以公文去调用或调拨是不能解决的，因为这些机关、工厂或学校可以说他们自己需要，使你无话可驳。至于干部自己提出归队或者要求调到适合自己所喜爱的岗位上去呢，又会马上被认为不安心工作，以后对他就要加以不好的评语，以至这类干部不敢提出自己的要求。所以要做到学用一致，还要想出可行的办法才行。这问题（人与器）应当如何解决，实在是大问题而不是小问题。
除了上述几个问题外，科学技术界存在的问题，从这几天我们所听到的发言中，还有不少。当然这些问题仅是前进中的缺点。不过为了把国家工作作好，本着春秋责备贤者的道理，我想从我的看法分析一下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
我认为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
（一）党员与非党员之间没有很好的合作，负责的党员，特别是负责有关科学技术工作的党员没有充分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自己又不虚心研究；（二）某些领导高等教育的人和某些领导科学工作的人把办高等教育和科学工作看成像带军队或办工厂那样一般化并且要求早日见效；（三）与教育或科学研究有关的其他部门没有取得很好的合作，如对外贸易部、商业部……等没有对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给以供应仪器设备的方便之类；（四）负责高等教育的机关对科学研究工作与教育工作的看法，摇摆不定。以前是只重教学，把教授的工作看成只是教书，从提出科学进军后，又似乎有点重视所谓研究的人而轻视“教书匠”。现在听说更要把研究重心放在高等学校了，原因是苏联也在改。我不是反对改，而是希望最好是一切都仔细考虑后才改，不要只是因为苏联在改我们亦改。
我觉得这些问题的产生并不始于今天，反映也不是第一次，其所以未能解决，主要原因是大家各顾自己所管部门的便利，不从整体利益出发所致，例如图书仪器供应，如何才办得好，必须各部门高级负责人才能解决，有些甚至不是一部门单独可以解决的。所以需要若干部门共同来协调才行。
最后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家介绍一下国家计量局的工作；因为“计量”一词不为许多人所习见，所以对我们这个局的了解不够。我曾接到一封信，封面上写成
“计粮局”；即令在工厂里也还有不一致的解释，例如鞍山钢铁公司的计量车间只管衡器，他们是把“量”字作数量的意思解释的。“计量”即英文的meterology。计量局是一个科学机关。它的主要工作是保证工业上和科学研究上所使用的量具计器的一致和准确并正确使用。它的工作与苏联的部长会议所属的标准、量具与计器委员会、美国的国家标准局和英国的国家物理实验室所作的科学工作部分相同。因此它是我国工业建设上和科学研究上以及贸易上所迫切需要的。但是我局成立了将近两年，还没有能力为工业和科学服务。主要原因是我们这个工作还没有受到各方面应有的重视。有人说它十分重要，有人又说在中国搞这工作还不够条件，见仁见智，各有不同。到目前，我们还没有得到应有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来工作；应有的基本建设费用亦还未得到。希望大家支持我们。我敢大胆说一句，只要把计量工作做好，今天工业上和对内对外贸易上由于缺乏精确的量具计器的标准而造成的损失会大大减少。
我上面反映的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是否正确，尚希大家讨论和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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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制止工厂机关过多征用土地
黄凉尘提出三点建议
陈云副总理就目前市场状况和今年的增产节约问题作了详细而深刻的发言，他正确地分析了一些物资供应紧张的原因和今后的趋势，以及增产节约的重要性和今年开展这一运动的特殊重大意义。我衷心拥护，并愿意在自己工作岗位上尽最大的努力。
我今天想谈谈有关增产节约的点滴意见：
我国是人口多、增殖率高，农民平均土地不到三亩，全国每年还有一定程度的灾害，总的说来，我国现有耕地面积是不够多的，虽然我们还有大量的荒地，但开荒尚须具备若干条件，因此，对现在可能耕种的土地，应该十分加以珍视。
几年来，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工厂、车站、仓库、学校、机关为了事业需要，征用城郊土地，正当的需用是必要的，但也有不少单位征用土地却大大超过实际需要，把许多有用的土地长期荒芜下来。太原市仅检查北郊、西郊十八个工矿单位就长期荒芜土地三千三百三十余亩，李富春副总理在“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若干问题的说明”中提到重庆电厂用地利用率只达13％，1953年我曾到贵州贵定专署，亦发现该署新建房舍、道路占地过多的情况。估计这种情况从全国范围来说还不是少数。
为贯彻国家增产节约的精神，我建议：
（1）对今后征用土地申请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应严加审核，坚决限制征而不用、征多用少和早征迟用的不良现象。
（2）征用土地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应仿照太原市对所属或有关单位的土地使用情况，进行一次检查，凡长期荒芜的土地而且在三、五年内都还不能使用的，应即交给农民使用；对不宜或不便交给农民使用的土地应当指定这些单位在闲置土地上种植蔬菜、瓜果和养猪饲料，并开展喂养生猪。
（3）机关、团体、企业、事业旧有荒芜的土地（指非近年征用的），估计还有一定数量，同样应加以充分利用。
这里还必须说明的，一些单位长期把土地荒芜起来，不只是影响国家粮食的生产，还会引起农民有意见。因此，对这一问题，不仅要从经济上看，还要从政治上看，也就是从巩固工农联盟上看。发挥城市养猪的潜力
其次我还想谈谈养猪计划问题：
第二个五年计划生猪生产指标为二万五千万头，即是说，从1958年起每年平均需要增加二千五百万头至三千万头。
这一指标如果实现了，对改善目前肉食供应，扩大出口，增加农民收入和加强农村肥料来源，都有很大的好处。但从我国目前可能解决的精饲料与青饲料来看，这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为发展养猪生产已作了正确而周详的决定。肯定可以起到极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
实现这一指标，当然主要是靠农村，但城市的养猪潜力亦应充分发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中对大、中、小城市的机关、部队、学校、企业伙食单位的养猪已区别不同情况，作出指示。我想大、中、小城市和集镇还有很大数量的饮食业（餐馆、饭店），它们每天的剩菜、剩饭、泔水、豆腐渣为数不少，这部分力量应该充分发挥起来，据了解天津市每天即有二十多万斤，可以养猪一万七千头，北京、上海还可大于此数。过去不少是把剩菜、剩饭扔掉，如果充分利用起来，不论是供给郊区农村作养猪饲料或自己养猪，全国每年增加几十万头猪，也是可能的。城市和郊区生猪生产增加了，加上机关、部队、学校、企业伙食单位剩菜、剩饭的充分利用，不仅可以解决当地的供应，增加企业收入，改善机关、部队、学校伙食，还可减少国家远途调运，从而节约运力、运费。此外，以剩饭、豆腐渣喂养鸡鸭来增加肉食，亦是一个办法。
城市养猪，过去卫生部门为改善城市卫生曾作了一些限制，当然因养猪不照顾环境卫生，影响人民健康是不允许的，但重要的还是采取如何指导群众饲养、防止猪瘟的积极办法，不要只作硬性简单的规定，建议卫生部门对此加以考虑研究。（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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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上海市的知识分子工作
刘述周的发言
上海是一个知识分子相当集中的城市。据我们粗略调查，中学程度以上的知识分子约有四十余万人，其中高级知识分子一万一千余人。几年来，他们和全国知识分子一样，在政治、经济、文化工作上，都发挥了无可争辩的积极力量。上海市的知识分子工作，是根据中共中央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并遵照周恩来同志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所提出的“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现有的知识分子的力量，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大规模地培养新生力量来扩大他们的队伍，并且尽可能迅速地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以适应国家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断增长的需要”这一指示来进行的。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上海市委拟订了两年知识分子工作纲要，推动各级组织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兹仅就个人所见的上海市一年以来知识分子工作——主要是高级知识分子工作中，大家所关心的几个主要情况和问题，作如下的汇报，请求批评和指教。
第一，关于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方面。
高级知识分子所迫切要求的助手问题，已经初步解决。根据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复旦、交大、华东师大等七个单位的统计，就增加了助手和辅助人员四百七十人（工厂、企业也增加了一部分）。大多数高级知识分子六分之五的业务时间，已经有了保证，少数业余时间负担过重的，也正在尽力设法减轻。图书资料在去年有了较多的增加，各公共图书馆经费也增加了一倍以上，图书资料供应办法也有了初步改进。去年由于公私合营，行业归口过于粗糙，曾经一度打乱了科学仪器研究器材的修理制造的协作关系，现在也已经逐渐恢复，有的根据需要还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进和扩大；市人民委员会最近已决定设立一个机构，来解决有关科学研究工作的协调问题。至于在生活改善方面，主要是全面调整了工资和逐步改善了居住条件。根据十八所高等学校一万零九百七十九个教职人员工资调整的结果，平均工资总额增加为16.34％，其中教学人员平均增加20.84％。居住条件方面，去年也有了较大的改善，上海各个高等学校教职人员住所离校过远或居住条件过差的，大都已作了调整。市人民委员会还专门调拨了三百五十户较好的住宅供给了高级知识分子。尽管这些工作做得还很不够，而且还带来了某些新的意见，但是多数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是改善一些了，对巩固他们的专业思想也跨进一步了。
然而随着这些工作的改善，去年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缺点，如调配的青年助手中还有一部分学用不一致或以量代质的情况。图书资料的选购、整理和使用上也还有混乱现象，有些单位为了突击花钱盲目抢购图书，某些单位的实验器械也有添购太多或搁置不用的情况。勤俭办科学、勤俭办学校的思想较为淡薄；重研究轻教学、重专业轻政治的思想，曾经一度上升，有些青年知识分子曾提过所谓“先专家，后红色”，“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的论调。其他如比待遇，比地位，以及不愿到边远地区工作等等，亦时有所闻。但是这些缺点，只要切实加强政治思想领导，注意创造改进工作的条件，问题是可以得到逐步解决的。
第二，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方面，过去一年来上海报章杂志上的思想论争较过去活跃起来了。
据我所知，如对当前阶级矛盾的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论争，对小品文中片面和全面问题的论争，对同志和朋友、阶级和个人感情问题的论争，对市场供应中“有啥吃啥”和“要啥有啥”的论争，对电影戏曲的整理和创作途径的论争等等，都广泛的接触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和思想理论原则的范畴，给人们不少有益的启示。学校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都加强了，新的科学研究机关和科学研究论文不断增加，新的学术刊物不断涌现，学术讨论和学术报告中开始有了辩论的风气。电影剧本创作超过以往的纪录，新整理和恢复的传统曲艺更形丰盛。这些都是党的正确的文化、学术方针的重大成就，是上海知识分子热忱拥护党的号召的积极表现。
但在“齐放”和“争鸣”的实践中，问题还是很多的，我认为目前的问题是我们的思想发动工作还做得很不够，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理解不透，明辨是非的能力不强，论战的队伍还没有培养起来，特别是人们对勇于批评和勇于接受反批评的风气还很不习惯。因此，有的还心存顾虑，抱观望态度，有的则出言生硬，说服力不强，这是有待于今后实践中逐渐解决的问题。
第三，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
我认为这种关系基本上是良好的。我上面说过，上海大约有四十多万知识分子，在各个岗位上起着重大的作用，这中间百分之八、九十今天还不是共产党员，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贡献证明了他们和党的关系不是不好的。拿政权机关中的知识分子来说，上海市人民代表七百九十名中非党知识分子占总数的41.1％以上，比党员人数还多。十八个区人民代表中知识分子平均也达到31％。市区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中，非党知识分子也占总数45％到32％不等，市级政府各部门负责人中，非党知识分子占20％以上。至于各级政协组织，各阶层非党知识分子占的比数更大得多了。他们在这些国家事务的领导岗位上大多数是能够守职尽责的。此外，在上海还有和我们同一个目标的各个友党的地方组织，他们一共拥有一万一千多个成员，其中70％以上是中上层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通过他们大大有助于我们党更广泛地进行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的工作。这种广泛的团结共事关系，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这是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与巩固的重要标志。然而党和非党知识分子之间不是没有问题的。我的粗浅体会有这样几点：
1、由于社会出身和生活经历不同而产生的宇宙观、人生观以及思想作风的不同，这里有的可以解决，有的是暂时不易解决的。但不管是否能够解决，只要政治目标一致，仍然可以不妨碍团结共事关系的。为了进一步加强这种关系，还必须靠经常的善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来逐渐前进，任何急于求成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在这方面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同志往往做得不够好。
2、部分共产党员，还存在着残余的宗派主义情绪，因而对党外人士尊重不够，帮助不力。这种思想有时表现为态度粗鲁生硬，有时表现为“相敬如宾”、“相安无事”。党外人士反映党员们对待非党人士“客气有余”、“帮助不足”。这的确是当前团结工作的重要障碍。中共中央已经多次发出指示，督促全党加意纠正，上海党组织也已在党内外作了多次检查和教育，目前党与非党关系确有不少改善，我们还希望党外同志帮助我们继续改进缺点，并共同勉励，共同提高，建立更密切的互信互助的团结共事关系。
3、也还有极个别人的思想状况和社会现实相差较远，因而不能不和党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比如在上海有人列举了工业建设中的某些缺点，就断然地说我们几年来的工业建设是和张之洞办厂一样，似乎是注定要全盘失败的。他甚至不能辨别张之洞时代和人民中国时代有所不同。又如有人说这几年教育事业的结论是三个字：偏、糟、乱。因此进而提出党不能领导学校、要由“教授治校”的方针。我个人认为这些意见，对我们提出批评是好的，但是他的根本观点是有问题的。要解决这些政治认识问题，看来也还要作长期艰苦的说服教育工作才能有济于事的。
总之，团结问题我认为也是一种对立的统一，从矛盾的辩证法则来看，没有不团结也就没有团结。毛主席教导我们“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就是我们进一步加强党与非党关系的唯一方针和我们共同奋斗的方向。
第四，关于调动社会知识分子力量问题。
据去年春天的调查，上海散居在社会上的相当于高中程度以上的各种知识分子有二万四千四百余人，一年来经地方劳动部门和统战部门介绍就业的约近六千人，经过国家统一招聘已经分配工作的有一千五百七十九人。此外，去年各高等学校及技术学校大量招收的学生中也吸收了相当数量的社会青年知识分子。所以从总的情况来看，知识分子的失业无业的现象已经大大减轻了，一年来知识分子就业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但要彻底解决，还有不少问题：
首先是目前未就业的知识分子有些年老体弱或无一定专长，就业条件较差的，要做到大部就业还有一定的困难。
其次是本人思想问题没有解决，要求就业条件太高，一时不易安排。如这次统一招聘中应聘的六千零三十三人中只有八百三十四人愿意服从分配，不到应聘人数的14％，因此对这些人还要做更多的思想教育工作。
再次是目前精简机构，就业的机会减少，把就业工作暂时放缓步骤也是必要的。
目前我们打算从结合调整机构合理使用人才中，先个别选用一些具有真才实学、能力相当的人。一面加强对失业知识分子的教育，多方面开辟就业途径，以便一有机会就能够不因个人欲望而造成分配工作的困难；同时还要鼓励那些年老体弱的，只做一些个人轻微劳动，实事求是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并安心于子女的赡养。对生活十分困难的人，政府已经作了生活救济，今后仍须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目前暂时埋没人才的现象势必不能避免，但是我们相信是可以逐步解决的。
第五，我想讲一讲大家所关心的知识分子中的肃反工作问题。
上海肃反斗争和全国各地一样，是从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开始的，运动之初，一般是从划清敌我思想界限入手，提高了大多数人的政治觉悟。但是思想斗争比较尖锐，受到思想批判的面也比较广一些，这就在上海的知识分子中引起了较大的震动。运动不久，当转入政治斗争的时候，我们根据党中央的明确指示，及时地严格控制了政治斗争的界限，运动的进展基本上是健康的，敌我界限，最后是完全明确的。拿上海市第一批高级知识分子的肃反运动来看，约有9％的人受到了思想批判，其中有6％的人因群众检举了各种程度不同的政治历史问题而进行了政治审查。但多数经查明无反革命罪行事实或罪行轻微的，都未做反革命处理。最后只有不足千分之七的人因罪行严重、罪证确凿受到了法律惩治。至于第二期以后的肃反斗争，由于大多数人敌我界限已经明确，掌握政策有了经验，反革命分子在群众中已经孤立以至纷纷投降自首，因而斗争的波动也就很小了。这就是肃反斗争的基本情况。这里我们应该指出的是：第一期肃反运动中那些受到政治斗争的人，当中有一部分是可以不必进行政治斗争或斗争过分了的。对于这些人事后都已经分别作了解释和道歉，有的还公开检查了运动中的缺点，以教育群众和干部，绝大多数的隔阂已经消除了。事实证明经过肃反运动以后，知识分子中的总的情况是：政治和工作积极性提高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展开了，学术辩论空气浓厚了，许多人都积极认真地制订了自己向科学进军的计划。但是，也还有极少数人，经过多次陪礼道歉仍然有所不满。我想在今后工作中，我们继续用团结互信的事实来逐渐改善这种关系，这是完全可能的。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各友党同志们的爱护和帮助下，我作为在上海工作的一个共产党员，为了我们共同的社会主义事业，我愿意跟上海的党员同志们在一起，努力来克服自己在工作中存在的某些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和党外的同志们团结合作、共同奋斗。（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