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农业合作社有巨大的增产力量
王观澜谈广东“红旗社”增产前后
我完全拥护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和周总理、李副总理的报告，同意陈叔通副主席关于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并衷心地拥护陈云副总理关于增产节约的发言。现在，我只就农村问题，说一些意见。
去年我国是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的第一年，也是农村生产关系起了根本变化的第一年，我曾两次下乡视察，想从实际变革中，从群众中得些基本教益。第一次到了江苏、浙江两省，是四、五月间，正是春耕插秧季节；第二次到了湖南、广东，是十一月、十二月间，正是秋收之后，各农业合作社忙于分配结算的时候。两次视察的时间，都不算太长，但印象却很深，教育意义也很大，同时感觉到自己知识太少，在实际事物迅速发展面前学习，是丰富多采、无穷无尽的。在我看了上十个不同类型的农业社后，尤其是看了“红旗社”后，深受感动，深深感觉到组织起来后，力量是很雄伟的。如果大家都能够抱着一定要把社办好的决心，充分发挥集体力量，发挥各个人的经验、智慧和技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生产，是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的。实际上人们想实现自己高尚的理想，战胜自然，改造自然，使自己过幸福愉快的日子，只有坚决拥护这个改造，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中的重要一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现在我把“红旗社”发展情形，向大家谈谈。
一、“红旗社”的过去和现在
“红旗社”是广东省南海县海中乡劳动农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之下组织起来的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海中乡97％的农民都加入了“红旗社”。该乡过去原是一个穷村庄，全乡二百九十五户只有一头水牛，二千四百多亩水田，都要用老镢头翻或人力拉犁耕种，常遭水患，收成很不稳定。抗战时，经过日寇烧杀抢掠，一部分瓦屋变成了不蔽风雨的破茅房；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又给这个地方加添了一些穷苦相。但是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好处：人民在这艰苦的岁月里锻炼成了一股坚强不移的革命意志。解放后，经过了土改，到1954年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创办了“红旗”、“红棉”两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1955年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第一个浪潮中，又将两个初级社合并并吸收了一百七十四户单干户；扩大成为现在具有二百八十六户，一千一百零八口人的高级合作社了。经过1956年一年考验，该社的成就，不但是南海县的一面光辉旗帜，广东省的一面光辉旗帜，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的一面鲜明的光辉灿烂的旗帜！它使土地提高了产量，达到亩产一千零二十五斤，提前超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所指示的奋斗指标。猪、鸡、鸭、鹅等家禽家畜，大量繁殖成长，供给国家需要，满足社员要求，使社员们喜气洋洋地对自己生活、对社的发展前途、对国家光辉前景充满了胜利信心。在大家一年辛勤劳动之后，在平常年景下做到了丰产丰收，夺得了南海县第一个千斤亩的红旗，获得了全社全年农副业总产值三千六百七十七万八千九百九十六元（包括社员家庭副业在内），比1955年增加了56.13％。除了交纳公粮四十九万九千多斤，超额卖出一百零五万斤余粮给国家，留了来年扩大再生产费用，超额的归还了到期贷款，留了公积金、公益金，大量扩大了社的公共财产——耕牛三十二头、小艇一百四十五只、抽水机一部、猪、鹅、鸭舍及犁耙等农具值一万五千五百元及其他大量流动财产外，还普遍地增加了社员的收入，大大改善了社员的生活。吸引该乡九户曾决心单干下去的农民，也动摇起来，连前年带头退社一连四十天不出勤的上中农梁娣也坚定起来，并成为串连别人入社的积极分子了。
二、全面地发展了生产，全社平均亩产超过千斤
“红旗社”在正确的经营方针下，充分利用了一切有利条件，抓紧了以增产粮食为主、开展多种经营，使农副业有机的配合，互相支援，在合理地解决了公私经济关系、适当地安排分工派工、发挥了社员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在各人的劳动热忱和责任心高涨的基础上，全面地发展了生产。1956年本来是一个平常年景，并不特别风调雨顺，其他自然条件，“红旗社”与周围区乡比较，亦不显得特殊。但是“红旗社”却做到了农作物全面丰产丰收，获得惊人成就。
稻谷：全社二千二百多亩水田平均每亩产量达一千零二十五斤（冬小麦未包括在内）比八成年景的1955年亩产七百二十斤增产42.36％。增产的措施，除基本解决水利问题、大力积肥造肥、改用良种、改变耕作制度、进行小株、单株密植等收到良好效果外，特别是改造低产田和垫高积水田，使五百亩酸性较大的水田，从每亩五百——六百斤产量，提高到九百——一千斤，只此一项就增加了二十万斤稻谷。
经济作物：茨菇、草菇、荸荠、瓜菜等亦提高了产量与产值，使全年达到六万五千多元占农业总收入二十六万七千九百八十元的24.46％。
在饲养业方面的发展亦很可观，1955年只有母猪十九头，1956年增至四十九头，另增公猪二头，肉猪四百五十头，共五百零一头。1955年有母鸭三百八十五只，1956年增至八百余只。鸡、鹅亦大量增加。牛则由一头、三头增到了三十二头。此外，五十六亩鱼塘的鱼产，也供给了国家和社员需要。
“红旗社”养殖家禽家畜，除供社需要外，还采取以繁殖为主、大量帮助社员猪苗、鸭苗，发展家庭副业。据已有的材料，截至去年9月止，二百八十六户社员，共养猪四百二十八头，另出卖了二百一十头，平均全乡每户养猪二点二头。养鸡八千七百五十只，平均每户三十只。养鸭六千八百只，平均每户二十四只。社员猪苗、鸭苗困难，社采取了积极扶持态度，有计划的帮助解决。
这里特别谈一谈养猪问题：“红旗社”在养猪方面，是有宝贵经验的。1956年养猪五百多头，全部都不用粮食喂养，只用经过发酵不加烧煮的水浮莲（冬季没有水浮莲时，可用母猪菜或其他蔬菜做发酵饲料）、茜草等青饲料来喂养。猪既爱吃、长得又快，饲料不加烧煮，既省工夫、又省柴火。具体计算是：每只猪每天只要六斤发酵青饲料加一斤谷糠（母猪吃细糠，小猪可加些碎米）、一斤酒糟水，平均每只猪养到一百六十斤，只用谷糠三百二十斤，糟水四百八十斤，成本很低，获利很大。根据去年价格计算，每头猪可获纯利四十多元。
三、社员普遍增加收入，生活大大改善了
在全面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社员普遍地增加了收入。每个社员从社里分得的每个劳动日值为一点四一元，平均每户社员连家庭副业全年可收入八百零一元，已经超过当地建社前每户中农平均全年收入六百五十元的水平。富裕中农也超过了他们过去的平均水平。过去全乡收入最多的九户上中农，在1953年平均每户纯收入是八百九十四元，1956年增加到平均每户一千一百六十八元，增加30％。又以全乡过去收入最多的老上中农梁国、梁容二户为例。梁国六口人，二个劳动力，过去十亩多田，平均每亩产量八百五十斤，收入七百一十四元；菜地八分，收入二百四十元；旱地五分，收入一百元；一年养猪八头，收入四百八十元，卖小猪收入五十元；家禽收入一百五十元。以上共收入一千七百三十四元，除成本及交公粮等后，纯收入一千零八元。1956年他全家作了六百三十七个劳动日，得劳动报酬八百九十八元；自留地收入一百元；一年养猪七头，收入五百三十元；家禽收入二百七十元。除成本及交公粮等后，纯收入一千三百三十元，比1953年增加三百二十二元。另一户上中农梁容，1953年总收入一千二百元左右（未除成本）。入社后因有六个劳动力出勤，作了一千三百个劳动日，得劳动报酬一千八百三十三元，加上家庭副业，全年收入二千六百八十五元，比1953年收入增加100％。这些材料就可以充分说明上中农所以对合作化停止动摇不闹退社的基本原因了。
由于收入增加，社员们的生活大大改善了。1955年用不完的油票、糖票、布票的贫农和下中农，已经感到不够用了。许多过去吸烟草的，现在吸纸烟了，过去吸一角四分一包的××牌纸烟，现在要吸一角九分一包的××牌的纸烟了；被服、用具也在大量的补充，有些甚至大人、小孩每人都要做两套新衣，买顶新帽；有些还改变了过去的习惯，穿着鞋子下地了。新中农梁森一家九口人，一年糖票六十多斤买光了，还说不够呢！社员对文化的要求也迫切了。该乡几个民校，夜间都在上课。而那所三百多学生的小学，正准备进一步健全和充实。总之，“红旗社”在高级化后，实行勤俭办社的第一年，就在生产上、生活上、人们的精神上，大大改变了原来的面貌。
这样，结论就可以这样做，他们经过去年的集体劳动，生产、生活水平都超过了过去中农的平均水平。因此，他们热忱更高，信心更大，在全体社员大会上，大家一致地通过了1957年的生产计划。增产指标如下：
集体方面：
稻谷：平均每亩产量为一千一百斤，比去年增产七十五斤；
经济作物总产值比去年增加121％；
饲养业：猪发展到一千二百头，比去年增加六百九十九头，鸭、鸡发展到一万九千二百五十只，比去年增加八千三百二十只，饲养业总产值比去年增加284％；
集体副业比去年增加65.5％。
社员家庭副业方面：
养猪一千四百四十头，平均每户全年养猪五头；
养鸡：平均每户五十只，比去年增加33％；
养鸭：平均每户三十只，比去年增加25％；
养鹅：平均每户十只，比去年增加43％。
根据这个增产指标，1957年每个劳动日价值可达二元。连家庭副业，平均每户社员纯收入可达一千一百七十八元，比1956年增长56.65％。这个水平，已经是过去的中农所不可比拟的了。
在这里，我满怀信心地相信“红旗社”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体社员努力，一定能够在今年农副业生产上获得比去年更大的成绩。
四、交流先进经验，改进工作，实现1957年农业大丰收
“红旗社”是南海县的一个好社，也是广东省的一个好社。据说像“红旗社”办得这样好的社，在广东省各地第一批发现的已有二百个左右。这是广东省广大群众的光荣。但是广东省普遍办社的历史不是最久的，它像全国许多地方一样，只有一年多。当然像“红旗社”这样的好社，各省都有。如像毛主席特别指出过为大家所知道的河北省遵化县有建明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山东省阳谷县有石门宋乡农业合作社等等，并且以后将在全国各地继续不断的增长或被发现，这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在于要作更多的交流先进经验，互相参考，互相学习，按照自己特有条件，推进工作，来大力发展生产，完成1957年的农业大丰收的光荣任务，按照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奋斗目标，大踏步地前进一步。按目前一般情况看，办得很好的社，固然不少，但二类社还是占绝大多数，三类社也不少。因此，在推进春耕工作中，逐步改进社的工作，亦不可忽视。农业生产好坏，与农业合作社办得好坏，有着密切不可分离的关系，这为1956年的经验所证明了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说去年遭到这样大的自然灾害，我们许多主要农作物还能增产，充分证明了合作社的优越性。
去年是农业合作化普遍获得胜利后的第一个年头。农业生产方面，除掉灾区以外，大概有80％的社程度不同的增了产，在增产社中有80％左右的社员增加了收入。从这个数字来看，我们在第一年改变了农村生产关系以后，各地在领导农业合作社工作上的成绩巨大，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减产的社，减收的社员，拿全国综合来说，占的比例虽不大，但绝对数却不小。这里固然原因极多，问题也很复杂，需要我们大家努力作客观的研究，也需要很迫切的作很多的工作。首先在思想方面，我们绝对不能因为某些地区某些合作社工作没有作好，就怀疑合作社制度是否有优越性，更不能把减产减收，当成是合作社带来的恶果。“红旗社”增产增收的实事，充分地证明了农业合作化的无比优越性。活的事例，无情地驳斥了这些怀疑毫无根据。据我们所得到的湖南、广东两省的一部分材料：湖南去年遭受了几十年罕有的大旱灾，在农业合作化之后，在全体劳动农民空前高涨的劳动热情之下，大大克服和减轻了灾荒的危害，作到了45％—50％的社增加了生产。在增产社中，大约有一半社可能达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另一半社大约有70％—80％的社员增加收入。在广东去年6月下半月后，各地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旱灾，但是该省粮食总产量达到了二百四十亿斤，比1955年增产9.8％，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年最高的水平，也超过了解放后任何一年粮食增长的速度。据一万一千九百零三个社的统计：90％以上的社员增收的社，有二千一百六十个，占21.9％；85％以上社员增收的社，有一千一百九十六个，占10％；80％以上社员增收的社，有二千零十九个社，占16.9％；75％以上社员增收的社，有一千八百二十九个，占15.3％；70％以上社员增收的社，有九百五十一个，占7.9％；70％以下社员增收的社，有三千二百九十八个，占27.7％。
从上面这些数目字中可以看出，湖南、广东两省（除了灾区）最大多数的社，是增了产，大多数社员增加了收入。没有疑问，农业合作社是为大多数人所拥护的。肯定农业合作化成绩是主要的、基本的一面，完全是正确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另一面，那些平收户和减收户心怀不满，有些想退社，在某些地方甚至闹退社或者直截了当的把牛牵走，过他原来的生活。例如：广东省在去年冬季有十六万农户约占入社农户的2％闹退社，其中有八万农户约占入社农户的1％退了社，此外，还有一些人对社不满。经过调查研究之后，感觉到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建社后，组织社员经营大生产，管理和分配大量产品，工作本身就很复杂、繁重，加以这种生产关系的改变，又是第一年，急待处理的关系社员切身利益的问题又多，而多数干部却缺乏经验。
二、农业社是劳动农民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集体经济组织，社员来自农村各阶层，成份复杂，思想复杂，各人要求大的总的方面虽然相同，但在生产、生活方面的许多具体要求，却常不相同。
因此，发生以下的一些具体情况：
1、占农业人口60％—70％的贫农和下中农，他们中间绝大多数确实是社的基本力量，正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从心底里爱护社，铁棒也打不散。虽然其中也有些人因一时减少收入或者因某些社还办得不好，控制得过多过死，没有零钱花而影响生活，发生疑虑，动摇想退社或退社，但是他们总的方面并不怨社，只是抱怨自己劳动力少、弱、人口多、赚的少、支出大或在什么时候病了等等。
2、另占农业人口20％—30％的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中的一少部分，其中有些人，则嫌社里活多、苦重，不能自由自主，过不惯集体劳动的生活，喜欢自己单独搞些副业生产或作些商业活动，多赚些钱。有些人则因在合作化前有比较良好的土地和生产资料，甚至有些还雇零工或出租牛犋等轻微剥削，收入比较优裕，入社后有某些减少，因此常说坏话闹退社或当退社的骨干分子。至于那些劳动力强的多的富裕中农，还是社里的很好的劳动者，他们的收入并不减少，有许多还增加了收入。
3、还有些人本来在入社时，就是莫名其妙的，是被当时的高潮大浪推进去的，他本身的职业本来跟农业生产就没有多大关系。例如小商小贩或某些手工业者，所以，他们遇到某些不如意的事，也常会说怪话，闹退社。
4、最后还有一部分确实是因为农业社本身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缺点、错误。有些是经营方针、生产计划不对头；有些是经营管理不善；有些是劳动组织不好，派工、分工不当；有些是分配不公，引起不满；还有些则因干部作风粗暴恶劣吃了亏或害怕吃亏等等原因要求退社。
总之，闹退社或退社的原因很多，借口也很多。但是如果在政治上、组织上对合作社加强领导，针对各种具体情况加以适当解决，例如生产资料入社、自留地、零星果树、小块茶山和小面积鱼塘的处理、劳动力的安排等等，都能根据中、贫农互利政策和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正确结合的原则，妥善处理，再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发扬正气、批评歪风和不正确的意见，使犯有这类毛病的干部，能向社员坦白无私地说明缺点，承认缺点错误，决心根据大家正确的批评和意见来加以改正，发扬民主，把社办好，是完全可以改变某些地区闹退社的状况的。广东省从56年10月份起，在这一方面作了许多具体工作，不但基本上停止了闹退社的逆风，而且已有60％已退社的农户，又重新回到社里来了。
各地经验证明，中央和国务院在1956年发的关于“勤俭办社”“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和“秋收分配”等三个指示都很宝贵，很及时，对巩固各地农业社的工作，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今后对“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这两条方针当然还更需要各方面加以督促，使这一精神，能够贯彻到各个社里去，把社逐步办好。在实际行动中，响应毛主席的要在三、五年内把社办好的亲切号召。把我们蕴藏着无限潜力发掘出来，加速农业合作化胜利的步骤，加速国家工业化胜利的步骤。（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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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盛康年说
提倡市民办私塾
是解决学龄儿童入学的一个可行办法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主席的“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拥护陈云副总理发言中号召全国人民与政府通力合作，进行一个巨大的增产节约运动。建议本次会议作出决议，积极响应，协助政府把这一运动深入展开。
我现在就及龄儿童的入学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解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有了飞跃发展，国民教育也有迅速增长，儿童就学数字大大增加。但是由于旧中国的底子太穷，同时，解放后人民生活有了改善，出生率有了积极的增加，因之国家今日的情况，还无法把所有的儿童都能及时入学。今年的及龄入学儿童，正是解放后第一年所生产的。据估计不能入学的数字将达40％。转瞬暑期，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不过，这些儿童多数是在农村，虽不能及时入学，却还可以参加一定劳动。问题严重的恐怕还是在城市。城市居民，居住房屋狭小，这些六、七岁儿童如果不入学受教，不仅荒废光阴，而且任其街头闲荡，极易受上一些不良影响。也是做父母的一种精神负担。但是国家在目前和以后若干年内，既是无法解决这些儿童的全部入学，那么怎样来增加一些补助教育以减轻这方面的压力，是值得我们大家考虑的。
我不是研究教育的，也不是搞这一项工作的。从外行人来看，以为：通过城市基层的居民组织和党派、团体以及私人在里弄或大楼中普设补习班，确切些说，是新的私塾，运用失业知识分子，和受过相当教育而比较有时间的家庭妇女来担任教师，给儿童以语文、算术的启蒙教育，不失是一个办法。
这样做，不仅解决了一部分儿童的受教育问题，而且也给急于就业的知识分子，包括本届毕业的无法升学又无法就业的高、初中毕业生，开一条路。并且这也是使这些朋友可以切实地为国家贡献一些力量，更在工作的实践中，锻炼自己，教育自己。
当然，这里还存在着问题。首先是经费问题。我认为这些私塾除了房租薪水水电等以外是没有什么大开支的，可以说是因陋就简的办学。开支既少，经费就容易解决。第一是学生的学费（当然收费是不宜大，而且最好按月付，以减轻家长负担）。第二是主办单位募集一部分。像居民组织主办的向生活较好的住户劝募一些，党派团体主办的向自己成员劝募一部分或由自己福利费等拨付一部分。国库大概可以勿必负担。其次是房屋问题。城市房屋是紧张的。但这些私塾只要一间客堂、厢房，甚至亭子间都可。能容纳二、三十人的固好，只能容纳五、六人也可。能全租的最好，只能借半天的也无不可。这样低的要求，房屋虽是紧张，不会没有办法的。
像上海那样城市，每条里弄，每座大楼都有一个或二个那样的私塾，一千个私塾不会是过高的估计。平均以二十人计，那么就能收二万人。假使上下午二班的话，就可使四万个孩子受到一些教育了。如果每所私塾有一位语文教师一位算术教师的话，也就解决了二千人的就业。
但是这样一件新的事情，要普遍设立，又要群众自觉自动来搞，没有社会各方面力量的推动与支持，是办不通的。因此政协各级地方组织就应积极发挥作用。我建议政协各级地方组织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宣传、推动、组织这项工作。要组织力量经常到这些私塾去了解视察。这样，不仅协助教育当局来加强领导监督，并且一定会引起人们对这些私塾的重视，加强家长们的信心，大大鼓舞这些教师们的积极性，从而使得这些私塾发挥最大的效果。
另外，政协各级地方组织还可以组织一部分时间较多的委员和各民主党派的成员来具体参加这项工作（包括担任教师），这也是帮助这部分同志更多地为国家作出贡献，更好地在工作中提高自己。
以上意见，都是外行人说的外行话，究竟是否妥当？有无一分可采之处？敬请各位委员指正，并盼有关方面加以考虑！（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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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北京市中学里的政治思想教育
徐楚波的发言
我现在就我所熟习的北京市中学教育的一些情况，谈一谈进一步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的问题，如有不妥之处，请各位指正。
近两年来，北京市在贯彻全面发展的方针，提高教育质量方面是有成绩的。学生的知识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比如升级的标准比较严格，而留级的人数逐年下降；考学的成绩逐年上升，中学录取的标准也有所提高；三好学生逐年增多。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有所提高，一般说来，学生的思想品质是优良的，知道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学习，比如积极响应祖国号召，参加生产建设，适龄学生的积极应征，参加国防军，他们所表现的爱国热情，是很可贵的。学生的健康状况一般的说有所改善。
取得这些成绩，是与教师的工作分不开的。几年来，由于党和政府对广大教师在工作上的关怀，思想上的启发帮助，生活上的照顾，举办业务进修，提高了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和工作能力。大多数教师是要求进步的，工作是努力的，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出现，以及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对教师的鼓舞很大。
但是，从贯彻全面发展方针来看，还存在着一些缺点，主要表现是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薄弱，其主要原因是提出“教学是学校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和“向科学进军”之后，不少教师作了片面的了解，因而在抓提高学生的知识质量时，忽视了政治思想教育，再加上去年以来对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的讨论、评选先进班集体制度的取消，在教师思想上引起一些混乱。具体的表现：有些教师单纯技术观点的滋长，忽视学生的课外活动和不愿作、不重视班主任工作；不注意发挥团队的自我教育作用，未能及时争取家长等社会方面的配合，政治思想教育的领导和计划性不够强。
我就这几个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一、加强对教师的政治思想领导和业务进修的领导。有些教师单纯业务观点——非政治倾向——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教书不教人，管课内不管课外，管校内不管校外”，如重视业务进修，不重视政治理论和教育理论的学习，甚至放松了对学生作业的批改，只注意课堂教学的知识传授，而有的忽视了教育性和课外辅导。有的教师，只管教书，不管学生的纪律。有的教师不关心时事，学生问的一些时事问题，有的不敢回答，有的不能回答，有的教师只管学生的学习，不管学生的思想品质，竟有这样的学生，学习学得很好，表现骄傲自满，对教师说话毫无礼貌，而教师不敢教育，这不是放弃教育责任吗？以上也说明有些教师全面负责的观点是还不够强。因此：
（一）教师的业务进修和政治理论、教育理论的学习，应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教师的水平，才能达到教育好学生的目的。建议有关方面，多举办一些政治理论和教育理论的学习科目，并且加强计划性，要求严格些，把教师和学校行政干部系统的学习马列主义的基础课程和教育理论作全盘考虑。目前建议有关部门把全面发展方针问题的讨论情况总结一下，向全体教师作一报告，指出今后工作的方向。现在北京市所组织的中、小学教师深入学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作法是很好的，将会对提高教师的思想认识，改进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二）进一步发挥教师的积极性，改进对教师工作的评定，既要注意教学效果，又要注意教育质量——注意教师工作中的思想性，和全面负责的精神。在教师集体中，鼓励虚心的互相学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
（三）指导教研组应注意研究教育方面的经验，并注意经验交流。“教师报”和“人民教育”可以系统的有计划的介绍。组织有关的教师学习。
二、鼓励教师作好班主任工作。班主任工作，在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进行思想教育方面，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班主任要把教师的工作、学生的自我教育、家长工作统一起来，这个工作是艰巨的，但很有趣味，也很光荣。这个责任有很多教师是愿意担任的。但是有些教师不愿作班主任工作，所以这也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这里有两种情况：一部分人是从思想上排斥它，怕麻烦找省事，并且托词说：“班主任工作是无底洞，费力不讨好。”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另一部分人是感到自己水平低办法少，困难多，怕不能胜任，给工作带来损失。这种顾虑也是不必要的。以上情况说明，今后应加强班主任工作的具体领导，使教师在思想上进一步明确班主任工作的重要性，在教育中能自觉的尽自己的最大责任；在工作中对于有困难的班主任进行具体的帮助，在工作中树立信心，克服困难培养兴趣，班主任要有计划的培养自己的班逐步的成为优良的班集体，通过集体进行教育。班主任要注意经常关心和指导团、队的工作，善于取得团队的帮助，把团、队组织变成自己的亲密助手。以上两个环节，班主任教师，在去年工作是有些放松的，应当很好的抓起来。家长工作，在二部制的情况下，显得更加重要了。
三、注意充分发挥青年团、少先队组织的自我教育作用，加强团队工作的领导。团队组织在配合党和行政进行全面发展的教育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几年来，团队工作上有很大的成绩。但是还有些缺点，这和缺乏具体的领导和帮助，缺乏足够的重视和关怀是分不开的。对团队工作如何加强领导和帮助呢？我认为应抓住团队脱产干部这一环节，提出如下四点意见：
（一）要加强对团队干部的政治理论和业务学习的领导，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提高认识分析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工作水平，要帮助他们安排学习时间，有关上级团委、党支部和行政领导要协助作好这项工作。
（二）把团队工作搞好必须开展丰富多采的活动，团干部应有较多的时间和团队员、同学生生活在一起，以便深入了解情况，加强具体的有效的领导和帮助。
（三）上级团委、党支部和行政领导，应及时了解团队干部的工作情况、思想情绪、困难和要求，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在各方面给他们以支持和鼓励，并且要严格地要求他们，使他们经常保持积极性和责任感。
（四）在工作中，要帮助团队干部培养和训练团队工作中的积极分子。
四、要求社会各方面的密切合作和支持。教育第二代是全社会的责任，而对学生的教育当然是“以校内为主，以校外为辅”，家长的配合是很重要的，其他各方面的配合也不可缺少，这一点我同意杨亦周委员的意见，但需要说明一下家长工作的重要性，举个例子，学校在对学生进行升学指导时，有一个学生在教师的帮助下，实事求是地确定了志愿要学文，报师范，很高兴，回家以后给家长商量，不料碰了个钉子，被申斥一顿：“不行，你真没有出息！”这是如何的无情！希望家长对自己的孩子不要施加压力。另外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报刊杂志儿童读物，也要充分重视教育影响和教育效果的问题，青少年的分析能力不高，用成年人的教育方法去教育青少年是不妥当的，而很多问题也往往出在这里。
电影对青少年的吸引力很强。比如有的学生今天看了“青年近卫军”的影片，明天早晨就向团组织提出了入团的申请。学生对“上甘岭”这部影片很感兴趣，为此，愿意学习志愿军的英雄榜样。又例如，有些学生看了“夜半歌声”“流浪者”后，整天唱“风凄凄，雨淋淋”“到处流浪”。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夜半歌声”“流浪者”这类影片不能演，这类影片对了解过去、了解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有好处的，是可以放映的，不过，在放映这些影片时，应该通过报纸、杂志或其他形式，对这类影片进行评价、分析，能使青少年受到正面的教育。为此，建议有关方面，在星期日、假日、节日，有计划地放映一些优秀的影片，并建议有关方面有计划地摄制一些适合于青少年看的影片，配合进行教育。
综合以上情况，建议教育行政部门加强领导，使今后工作更有计划，对方针政策的贯彻，应深入地贯彻到每个教师的工作中，应注意把临时性的措施和长远的教育方针，密切结合起来，否则会产生片面性，如近年来先后提出的加强劳动教育、纪律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就在执行中，在教师中产生了片面性，有些人把劳动教育就看成是突击式的就业教育，纪律教育未能很好的总结坚持下来，综合技术教育如像刮了一阵风，有些脱离目前实际。过去，我们所进行的政治思想教育是不够系统的、不够完整的，在贯彻执行全面发展的方针时，有些是不够彻底的，有些是片面的。教育的方法，一般的是通过大的运动，所以，是有些起伏的。今后建议考虑进行经常的系统的政治思想教育，加强政治课的教育。
我们要以艰苦奋斗、勤俭办学的精神，坚决地进一步地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成为德才兼备、体魄健全的社会主义的积极建设者、光荣的劳动者。（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