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3月22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改变“肉”与“骨头”不相适应的情况
  刘文蔚谈陕西省工业建设和城市建设的关系问题
我完全拥护毛主席、周总理和李富春副总理的报告,完全同意陈叔通副主席关于政协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现在我就工业建设和城市建设等的关系问题讲一点意见。
陕西省解放前是一个工业基础非常薄弱、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解放以后,特别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行以来,陕西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在辽阔的关中平原上,除西安市外,好几个新的工业城市已经和即将陆续兴建起来。几年来,陕西地区工业建设的发展很快,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需要逐步加以解决。这里我以西安市为例,说一下工业建设和城市建设等的关系问题。
根据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在西安市的工业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投资是很大的,许多大型的工厂和高等学校在西安市兴建,仅限额以上的工业建设单位就有三十多个,大学专科院校就有十余所。1956年工业总产值为1949年的776%。随着工业建设的迅速发展,城市规模空前扩大,新市区的面积约等于旧市区的四倍,已经建成的建筑面积相当于原有建筑面积的一点四五倍。城市人口急剧增加,1956年为1949年的224%。社会购买力增长也很快,1956年社会购买力较1952年增长99%。由此可见,几年来西安市各方面的建设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援,特别是从华东等地调来的职工和本省职工共同努力、艰苦奋斗,以及全省农民积极支援而取得的成就。
为了配合大型工业的建设,几年来,我们在城市建设、地方工业、交通运输、文化教育、物资供应、以及其他各项服务事业方面,克服了许多困难,做了许多工作,各个方面逐年都有很大的发展,但是,仍然赶不上大型工业建设的需要。尤其是1956年下半年以来,在许多方面都出现了紧张情况,也就是说,发生了“肉”跟“骨头”不相适应的矛盾。例如西安市解放前没有一条好马路,现在新建道路长度相当于原有道路长度的290%,其中有一部分是高级路面,但是许多新建的工厂、学校至马路之间仍然没有铺设马路,新市区的道路大都是低级路面,所谓“天晴扬灰路,下雨水泥路”。初解放的时候,全市共有六辆能用的公共汽车,现在共有九十八辆公共汽车,虽然把工厂企业休假时间改为轮换休假,并由省市机关抽出一部分卡车以补不足,但是,遇到假日,一个地方往往有很多人排队等车。西安市过去没有自来水设备,没有下水道系统,现在全市约有一半人口能饮用自来水,同时整修和新修了一百三十多公里排水管道,虽然如此,工业供水、排水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严重的影响了工业生产和公共卫生。新建住宅面积虽然占新的建筑面积的45.5%,并且临时搭起一些牛毛毡棚和草棚,有些工厂领导人员还腾出房子让职工居住,但是房子仍很缺乏。教育事业的发展虽然很快,1956年大、中、小学在校人数为1949年的364%,其中大学生为1949年的十倍,但是今年仍有许多小学和初中毕业学生不能升学,不少的学龄儿童不能入学。医药卫生事业虽然也有很大的发展,1956年各种医疗机构为1949年的990%,病床为1949年的560%。但是,仍有许多病人不能住院治疗,妇女生小孩,除初产、难产的以外,一般只能在医院住三天就得出院。文化事业方面,虽然新建了一些影剧院,1956年全市影剧院观众人次为1949年的五倍。但是,仍然不能适应新市区的广大职工、学生的需要。其他有一些服务事业也是比较紧张的。
西安市的情况如此,关中其他县、镇、新建工业区比西安市更紧张。这些情况一方面说明我们的建设事业和人民的购买能力发展和提高的很快,另一方面也说明“肉”跟“骨头”的不相适应。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紧张情况呢?就我们所感觉到的,主要是:西安等新兴工业城市,工业发展很快,但原来旧城市的基础很差,有些厂矿还是平地起家,根本没有旧城市可利用;我们对如何正确地处理“肉”和“骨头”的比例关系没有经验,还在摸索前进,对“骨头”注意的较多,对“肉”注意的较少,城市规划没有走在工业建设的前面,边建设,边规划,某些方面有些不很合理;加之农村人口盲目的向城市流转,更增加了城市紧张情况。这样就形成各方面虽然都发展的很快,但相形之下,“骨头”长的很快,而“肉”长得就嫌慢了一些的情况。新兴的工业城市在进行大规模的建设期间,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是很难避免的,但我认为在生产建设的基础上,这种情况是一定能够逐步加以改变的。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我觉得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工作。第一,尽可能地解决一些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例如影响生产的上下水和道路问题)。第二,想尽一切办法增产节约,坚决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应当挖掘一切潜力,充分利用现有的建筑和设备,并对市政建设和工厂企业中的非生产性建设的各种标准,根据我国当前生产、生活水平,和既适用又节约的原则,加以适当规定,不要过于求新求大,过于讲究百年大计,也不要急于要求样样俱全,应有尽有。同时,还要向全体干部和人民进行勤俭建国、艰苦奋斗的思想教育。第三,希望中央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市对新兴工业城市和新建工矿区建设中“肉”和“骨头”的比例关系,也就是大工业建设和市政建设的投资比例问题,根据这几年的经验,加以研究,适当解决;对利用旧城市房屋的比例,也应根据各地不同情况予以修改;对厂区的道路、商店、学校项目应归那个部门投资也望有一明确规定。第四,希望中央,特别是各级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对农业人口盲目流向城市的现象加以适当限制。
很明显,要把我国由一个十分落后的农业国在三个五年计划或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化的国家,如上所述,我们是会遇到许多困难的,但都是在工业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困难,都是迅速发展和飞跃前进中的困难,只要我们切实执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坚决贯彻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精神,发扬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任何困难都是一定能够逐渐克服的。我们陕西地区的广大职工正在千方百计地为克服一切困难,使陕西地区的工业建设和各项建设事业进一步取得更大的成绩而努力。
不妥之处,请各位指正。(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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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怎样发挥工商业者的积极性
  郭秀珍的发言
我同意并拥护各位首长的报告;现在我就工商业者如何发挥积极作用谈些体会。
  在工作中要能贡献所长热爱社会主义企业
去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后,上海工商业者在政府量才使用适当照顾的政策下,大部分都在企业或专业公司中获得了妥善的安排;在公方代表的领导下,私方人员都能作出一定的成绩,尤其在去年供应紧张后,能运用我们多年的业务经验、技术能力,积极设法从多方面来节约原料,解决供应问题,或者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供领导上参考采用;例如电机业由于硅钢片缺乏,现在试用软钢片代替,并经过工程师学会检验,认为并无不良现象,在目前情况下,是可以用它来代替硅钢片的;铝器工业在试验用旧铝合金制造铝器方面,也获得初步成就,如经化验后无毒,今后铝锭即可节省不用;在改造产品结构方面,棉纺工业已在改细纱支,以减少用棉量;在废品利用方面,造纸工业在保证各机关企业已失时效的绝密文件不外泄的原则下,争取它作为造纸原料;以上情况,都说明工商业者在党的教育下,负起了公职人员的责任,真正发挥了“财富”作用。
但是不可否认仍有部分工商业者,在定职、定薪、定息后,就停滞不前,安于现状;对新事物束手束脚,不肯主动;在采用代替品,试制新产品,改变产品结构时,怕试验不成,造成损失,责任太大。针对这种思想情况,在客观上,有关管理部门应该建立必要的制度,分清职责,给予奖励;在新产品试验合格后,除予以应得的奖励外,以后如因不按工艺过程或技术措施而影响产量质量时,应由工作人员负责;这样做可以减少部分工商业者患得患失、职责不分的心理;但是在主观上,这种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思想,正说明我们对社会主义企业的情感不深,热爱不够,对量才使用,适当照顾的政策,也错误地以照顾为主,使用为副;我们一定要在爱国主义的前提下,培养对社会主义企业的深厚情感,响应政府增产节约的号召,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节约原材料,广泛采用那些确实可用的代用原料和废料,把我们有用的经验技术,无保留的发挥出来;能够把解决企业的困难同自己的利益一致起来,则不但要有客观的推动力,更主要的还要依靠自己主观的努力;为了在思想上打好基础,我们努力的重点就应该放在学习上。
  在学习中要能有破有立不要堵塞自我改造的道路
去年政府为了帮助工商业者进行学习,举办了政治学校,为今后的理论学习打下了基础;在学习期间,工商业者都能本着老老实实、要求进步的精神,适当地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有的人说,学习后虽未脱胎换骨,却已面目一新;有的人在学习后,不但在自己工作上积极负责,主动靠拢公方职工,并且在同业中还能现身说法,用自己的学习心得,来解开别人思想上的疙瘩,因而也推动了别人的工作;因此可以肯定学习对我们的工作、改造都是有好处的。
但有的工商业者,对学习抱着观望态度,认为学也好不学也好,定息尚有六年,不妨中途稍憩;有的小业主认为自己当初来自工人阶级,现在归向工人阶级是不需要学习的,也有人虽然参加了学习,却把学校作为休养所,借此调剂精神;这种种看法,不但低估了学习的重要,也忽视了改造的艰巨性;我们几十年来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的生活习惯、思想意识都已在身上生了根;不破不立,如果对资产阶级的老一套,还是难舍难分或是根本否认它的存在,那就是自己搬石头堵塞自我改造的道路;当客观的形势在迅速发展,而自己的思想却还要求“稳步前进”时,就会使我们立场不稳,是非不明,工作中处理不当,学习中进步不快;只有在否定了资本主义,认清了两面性后,才能如饥如渴的要求学习,要求改造,也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摸索出改造的途径。
  在改造中要能深入下层投入劳动者生活中去
绝大部分工商业者的改造基地是企业,改造途径是工作实践;有的私方人员能与公方开诚相见,在研究企业关键性问题时,对自己的意见能够做到“言之成理,持之有恒”,因而获得公方的信任与帮助,在工作中做出成绩,缩短了与职工间的距离;例如搪磁工业久新厂的私方厂长,技术好,有实际的生产经验,但是没有文化,公方就帮助他加入工会办的文化学习班,并派专人协助他搞工作记录;私方厂长也能专心的把技术贡献出来,改进出口茶桶的质量,提高了国产品的信誉,得了先进生产者的称号与奖励,改变了工人对他的看法,该厂开职工大会时,私方也列席参加,他觉得在工作中有职有权,在自我改造上心身愉快;所以我们在工作实践中获得的改造才是踏实的,健康的,所从事的劳动才是光荣的。
可是有的工商业者却喜欢把自己软禁在办公室中,不愿或不敢下车间,下基层,怕碰钉子,怕失面子,把自己的改造基地缩小为企业的办公室,这样孤立的改造是脱离实际的,它经不起现实的考验;正如赵朴初委员引的佛说,一滴水如果要永远不干就只有放到大海里去;资产阶级要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就必须把自己的心身完全投入劳动者的生活中去。深入基层,亲自与职工打交道,在生活中,他们是朴实无华的;在分析问题时,他们是实事求是的;当亲自同他们一起解决问题时,就会发觉他们智慧的潜力是无穷尽的;只有在这样现实、生动而丰富的改造环境中,我们才能克服旧习惯,旧作风,而与职工血肉相关,逐步的为自己改变阶级成分创造好条件。
各位委员:工商业者目前在发挥积极性方面,尚存在着若干客观问题,需要有关部门予以帮助与解决;但是只要我们在工作中能够贡献所长,发挥财富作用;在学习中能够有破有立,追求真理;在改造中能够深入基层,接近群众;我们就不会辜负党与政府的期望,就能够坚定地踏实地一步一步走向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去。世界上最可宝贵的是人类的劳动和智慧,如果得到充分发挥与合理运用,它就永远是幸福生活的可靠保证。(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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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歌舞艺术发展上的几个问题
  吴晓邦的发言
  歌舞团应该企业化;发展民间歌舞艺术;重视古代乐舞的整理和保存工作。
我非常拥护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的十二条指示。其中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条,我深深感到这是我们今天立国的方针。它是我国人民中各行各业复兴和繁荣的基本政策。它也保障了各行各业上专家们有创造的自由和研究的自由。
一切人类的创造和研究都需要有自由,但是自由决不凭空会得到的,自由是靠我们向社会和自然伸出手来不断去争取的。
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将是我们今后冲破困难,走向繁荣、幸福生活的指路标。而人们真正的自由,也只有从困难中去争取得来的。
我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就根据我粗浅的理解,提出下面几点意见来。
一、全国国家歌舞团体,已经有八十多个(包括中央、地方、产业和部队系统的)。这种歌舞团是我国表演艺术中新兴的一种艺术形式的团体,它的观众面很广(包括国际人士、国内各民族、各阶层、各行业的人民)。
我个人的看法,这种新兴歌舞艺术形式在目前我国已有群众的基础,因而可以考虑走企业化的道路。比如有许多老团体,从成立到现在已有六、七年的历史,它们的家底(财产及节目)很多,团员也很多。其中最庞大的团体已经达到了二、三百人,就是最小的也有八十人。对于这些老团体,我国文化当局应该坚决执行企业化的办法。让他们精简机构,深入群众,为人民进行更多的演出,从演出中逐渐提高节目的质量。现在全国较老的歌舞团体,由于依赖国家的经费,在艺术实践中人力和经济上的铺张浪费相当大,在艺术创造上没有独创性和特有风格。我想这和演出团体的机关化和供给制度是有关的。今后必须逐渐取消这种制度。
二、要大力的为我国群众业余歌舞艺术开辟广阔的园地。过去有些文艺界的同志们和先生们认为中国没有舞蹈,因而提出了必须首先借欧洲的音乐和舞蹈去建设新中国的舞蹈。现在这种理论已经不存在了。可是我国的专业歌舞团人员,对于民间歌舞的重视和提倡还很不够。对民间艺人的帮助和尊重,还流于单纯的利用,或站在代替和包办的情况下。这样,对各地民间歌舞的特色和特点是很难保存,相反破坏了它们的特色和特点。
我们要大力发展中国人民中业余的歌舞艺术,最重要的方面是尊敬和爱护目前的民间艺人。同时要安排他们的艺术活动,让他们去培养自己的徒弟,互相竞赛。我国过去师徒制度在艺术的继承和发挥上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今天在过渡时期内,不仅在群众业余艺术上需要有师徒制,就是各行各业都需要在社会主义改造中适当的考虑它的优点,从而推陈出新,以符合目前中国广大人民就业和学习上的需要。现在专门为各行各业设立的学校还不可能样样都有,有些特殊性的技术和风格化的艺术,又非学校可以传授。
今天我们决不能仅仅依靠欧洲学派的艺术形式,开一、二个训练班就可以解决业余群众歌舞艺术方向的。同时也不能用欧洲舞蹈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广大人民喜爱的各种歌舞艺术。
三、对古代乐舞和民间流传有历史价值的歌舞艺术要重视其保存工作。过去我国的音乐家和舞蹈家,对于这方面注意得很少。老年艺人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在消失。党中央及政府在这方面,已经敲过几次警钟,要我们重视民族遗产。可是在音乐学校和舞蹈学校的师生们,几乎大部分人,对我国古代乐舞处于不闻不问的状态中。虽然警钟敲着,可是谁都不太注意。
我个人的意见,今后应该有一个具体措施,来重视我国古代乐舞的整理和保存工作,以符合广大人民在文化上的要求。首先要有一个研究中国古代乐舞的试奏和试演性的组织,包括歌、乐、舞几方面的人才。这些人才也不必一定要从事欧洲音乐和舞蹈的人中来选择,可以网罗现在许多热心于古乐古舞的人,去进行一种小规模的研究工作,定期试奏试演。我想这样做法比一纸命令要收效大些。
以上四种不成熟的意见,是我国歌舞艺术发展上的问题,现在我提出来请大家批评指正。(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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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什么人们会说“秦腔落后了”?
  苏育民的发言
我热烈拥护周总理、陈副主席的报告。并就陕西省戏曲工作中的一些情况,谈谈我个人的意见。
我们国家在1956年取得了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也获得巨大的成就。因为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干部工人工资的提高,尤其是陕西地区去年在农业合作化以后两季大丰收,农民普遍的增加了收入。广大群众的物质生活提高以后对文化生活的迫切要求,深刻的刺激了他们所喜闻乐见的民族戏曲的活跃。同时党提出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极其有力的推动了科学、文化艺术的发展。另外从去年文化部剧目会议以来,在“清规戒律”限制下的大量戏曲遗产,陆续被挖掘上演,改变了戏曲节目贫乏的状况。同时从去年5月份起,国家免征娱乐税两年。于是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戏曲事业出现了新的繁荣气象。不论旺季或淡季,家家剧院都挤满了观众。在西安,大多数观众是从远近乡村来的农民兄弟,多年不进城的老太婆、老大爷、姑娘们和小伙子。他们都带着丰收的喜悦进城来看一看祖国建设的面貌,同时还要看几次积年累月存心要看的戏曲节目和闻名的演员。他们天不明就在剧院门外排起队来等着买票,当没有票再卖给他们的时候,就非常遗憾。西北各地的戏曲演员多半出身于农村,从农村来的观众中间,就有自己的父母或亲属,演员们切身的懂得农村来的人的心情,并且从那种心情中体会出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和自己从事的事业的重大意义,愿意为它献出更多的力量。去年下半年以来,各剧团营业情况的变化是非常显明的。西安一地的秦腔剧团,尚友社去年上半年收入五万一千余元,下半年增长到六万八千多元;三意社去年2月份旺季五十八场戏的收入只有八千六百多元,而今年2月份从春节以来三十四场戏的收入即达一万三千余元。其他豫剧、越剧的营业收入也都普遍增加。
营业情况的好转,各剧团演员职工的工资都得到提高。民营的尚友社平均提高了35%,其他剧团、剧种也都有相当的提高。生活的改善进一步刺激了戏曲事业新的繁荣气象,鼓舞了演员和职工的积极性。同时剧团也在经济上有力量添置服装、设备、从事观摩研究提高艺术质量。所以不论社会条件或戏曲事业本身的条件,戏曲工作都应该比已往更为迅速的向前发展。
陕西的戏曲工作——主要的是秦腔,解放几年来在党和毛主席“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导之下,曾经取得一定成绩。并由于1952年参加了全国戏曲会演,1956年举办了陕西省戏曲会演,在艺术质量上也有不少提高;但是按秦腔原有的成就和它现有的力量,陕西省戏曲工作的现状,都是非常令人不能满意的。
秦腔没有得到更好发展的两个原因
秦腔在我国是比较古老的优秀剧种之一,几百年来受到全国各地特别是陕、甘西北各地人民的喜爱。对于全国各剧种的发展也起过一定的影响。秦腔又是直接为革命服务较早的剧种之一,当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革命圣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老根据地广大人民,英勇艰苦的解放军战士和革命干部对它很熟悉。曾经在延安生活过的同志们绝大多数看过秦腔,那时候秦腔受到党中央负责同志多方的关怀和极大的重视。秦腔一直拥有大量的艺人和挖掘不尽的遗产,现在陕西省有六十一个剧团(民间剧团五十个、国营剧团十一个),四千五百多艺人,据不完全的统计有二千一百多个节目。但是近年以来经常不断听见人说:“秦腔落后了!”这个问题去年一年成为西安戏剧界的苦闷和各界爱好秦腔人士谈论的中心,并且已经有人发出“挽救秦腔”的呼声,我和我的同事们实在觉得不能这样下去。我个人片面的肤浅的看法,以为问题在于:
(一)艺人和干部的合作问题。艺人多年来一直生活在舞台上,自然而然的接受了一套遗产,而在政治、文化方面缺乏必要的知识,虽然演戏,但是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解放以后有政治修养和文化修养的干部同志参加了戏曲工作,艺人原来不足的方面,他们给补上了,这应该是满意的。问题也就发生在这里,干部同志有文化、有理论,但是对秦腔这个戏曲艺术了解得并不透澈,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就未能很好地团结艺人和谨慎地继承民族艺术的遗产。又由于很多干部站在负责岗位上,所以他们的一套就经常代替了艺人的一套。这是一种缺乏合作、缺乏互相尊重的思想所致,是和党的团结艺人、改造艺人的精神不相符合的。
陕西省两个大的国营剧团,省戏曲剧院和易俗社,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极为明显,他们排演的节目很少有秦腔传统节目。戏曲剧院排演的仅是自己创作和改编的剧本,连些传统折戏都很少选排,因之经常缺乏上演节目;易俗社把过去的几百本戏放下不演,经常找外边的本子来演。这样就使艺人长期不能演出自己拿手的节目,没机会学新的节目,又不能担任导演,弄得英雄无用武之地。像曾获得全国会演演员一等奖的刘毓中老先生,有见地、有本领,在秦腔老生人才中我们认为是硕果仅存,但是演戏插不上,导演没机会,甚至想教小学生也不可能,整天为自己的艺术不能传下去而苦闷。还有一位秦腔名演员也因这种苦闷不告而离开剧团。在训练新演员方面,由于前边所说的那样原因,演出戏来唱、白、动作,缺乏秦腔传统风格,因而群众不欢迎。民营剧团由艺人负责,虽然保持了秦腔风格,挖掘了不少遗产,但是由于水平所限长期得不到提高,而且在选择节目上多注意了企业收入,不够严肃负责。这样作的结果是干部和艺人的思想上团结不好,工作上缺乏密切合作,社与社之间各立门户、互相轻视,严重的影响了遗产的发掘与戏剧事业的提高和发展。
(二)领导上缺乏主动、群众观点不强。剧目会议以后,省市有关领导部门在挖掘工作上,没有具体组织力量有计划的进行,因而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放任自流,浪费人力,如人民日报曾经指出的混乱现象,直到现在还未见具体安排。去年4月省委负责同志,针对秦腔情况提出问题和大家研究,作了报告并且提出许多具体措施。但是像“全面规划”“重新部署力量”“统一领导、集中力量”等等,因有关部门缺乏大刀阔斧的作法,到现在将近一年,虽然也作了一些安排,但只是枝节问题,不能从根本上从思想和组织上扭转。去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决定在10月间拍摄一部秦腔影片,这本来是陕西戏曲界和秦腔爱好者的一件喜事。但是由于领导上在剧本修改、表演艺术、演员选择等方面坚持己见,不能虚心地听取群众的意见,结果大家花费了四个多月的时间,投了很大的力量,直到现在还不能进行拍摄工作。领导上这种作风,虽然是由于对秦腔艺术了解不足所致,但是在客观上却形成脱离群众的宗派主义倾向。
我们还感到中央领导戏曲的工作部门,对陕西戏曲工作的直接过问、深入实际的领导是太不够了。在我就感觉到除一般的号召外,没有深入了解和检查过。去年陕西省会演时,从北京派了两位负责同志出席指导,但是这只是“迟到早退”的二位观众。我们不能希望田汉局长也像对别处会演一样的亲自出席陕西会演,但是我们希望在思想上重视一下秦腔和陕西的其他剧种像汉调二黄、郿鄠等。由于中央领导戏曲的部门重视不够,像陕西省戏曲剧院拥有三个团,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剧场,有些委员同志曾到过西安了解这种情况,这些剧团一直在一个小巷子内的席棚下演出,舞台又小又坏,环境又脏又乱,席棚不蔽风雨,要教他们起一些示范作用是缺乏起码的设备条件的。汉调二黄是很有研究价值的一个古老剧种,这几年来发展很小,许多名艺人像张庆宏等至今尚不为人重视。记得程砚秋先生1950年来西安的时候,看了汉调二黄老艺人赵安子等人的戏评价很高,认为京剧中很多失传的节目,尚保留在汉调二黄中。还有郿鄠剧种,在西安只有一个剧团(省戏曲剧院三团),奇怪的是没有一个古典节目,在新节目中由于腔调上的“创造”,乐器上的“加强”,很多原有风格都不见了。全国会演后的几年中,各剧种差不多都拍了电影,到北京作了汇报演出,只有秦腔依然冷落的缩在一角。去年陕西省会演后,陕西省决定到北京汇报演出一次,但是中央的有关方面却提出困难,婉言拒绝了。难道这些领导戏曲工作的同志不见秦腔不了解陕西戏曲情况都不着急,都不想过问吗?当然地方上首先应该把秦腔搞好,但是也离不开上级一视同仁的关怀和支持。我们认为中央领导戏曲工作部门对秦腔重视不足、了解不够,也是秦腔进步不大的原因之一。
此外,我还感觉到中央提出的“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在我们戏剧界尚未引起普遍的和足够的重视,因此,响应党的增产节约号召,反对铺张浪费,仍然是我们目前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在大城市有些剧团讲排场讲阔气的思想情况是严重的,要练功场、彩排室,要设备齐全,应有尽有。动不动就伸手向国家要钱,演出一本戏,对质量重视不够,布景设计却讲究富丽堂皇,服装道具必须焕然一新,花的代价很高。个别国营剧团为了“一鸣惊人”,半年甚至一年才能排出一个新剧,节目贫乏,演出很少,不能自给,反而每年要国家补贴数万甚至数十万元,严重地造成了人力、财力的浪费。这种情况,是必须引起严重注意和切实加以纠正的。
改进戏曲工作的意见
现在,我想就我个人的看法,对戏曲工作方面,提出一些意见:
(一)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艺人是愿意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毫不保留的献出自己所有的力量。艺人欢迎与新文艺工作者合作,但是在合作上,应该要求新文艺工作者重视艺人的劳动。同时希望党和政府把能够担当领导工作的艺人摆在适当的岗位上,给他们从行政上到业务上应有的职权。陕西省民营剧团不算,过去戏曲剧院及所属三个团,四位院长和三个团的正副团长没有一个艺人,易俗社的正副社长也没有一个艺人,这些领导同志在理论上文化上虽有相当的水平,但是把老艺人团结起来,大家群策群力一同前进不更好吗?我们认为这样做将进一步的体现干部和艺人的合作,有利于发掘遗产和推动戏曲事业的前进。
(二)展开学术竞赛。在今天这样的时代中知识就是力量,要做好工作必须有丰富的知识。艺人们除了舞台上的一套外,知识是比较缺乏的,应该急起直追努力学习。但是在陕西省的戏曲工作中,很多搞戏曲的、搞戏曲领导的都在大量的遗产面前缺乏热情和钻研精神。中国戏剧和西洋戏剧不一样,秦腔又和别的剧种不一样,吸收别人的不等于代替自己,只有不了解自己的人才会觉得别人一切都好,而且这样的人对别人的长处也未必能认识正确。在秦腔工作中好像有一种风气,很少学习别人的也很少总结自己的,学术上探讨的空气非常淡薄。结果搞古典剧本的人从人物性格到台词上缺乏传统气息;而导演和演员,不掌握中国戏曲特有的表现手法,看不起传统艺术;搞音乐的人三天拉会了一个过门认为已经够了,中国戏曲音乐没啥了,非常骄傲,缺乏艰苦致学精神,满足于一知半解,这样不严肃的对待遗产对待艺术,必然产生粗暴的结果。我们十分稀罕中国戏曲研究院的“戏曲研究”季刊,希望陕西戏曲领导也学习这种办法。同时希望其他报刊也多深入组织戏曲问题的学术讨论,把学术研究空气浓厚起来,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下把戏曲艺术工作一步步的提高。也像苏联当初一样,希望干部们中不断的出现一些红色专家。这样艺人和干部的界限就会消失,戏曲事业就更会繁荣。
(三)统一领导、集中力量。秦腔在辛亥以后一般的说表演艺术是很难令人满意的。要挖掘表演艺术必须从艺人,特别是老艺人身上挖掘。秦腔老艺人年纪多在六、七十岁以上,他们有不少是有优秀艺术成就的。但由于他们年老体弱,文化程度不高,既不能进行演出活动,又不能用文字把自己的艺术经验记载下来;又由于他们各有特长,风格不同,如果分散各地,很难把他们的艺术成就系统地整理起来,因此,我提议西安应设立一个老艺人之家,或者把老艺人集中在一个剧院或剧社内,组织青年艺人和文艺工作者,共同向他们学习,把遗产继承下来。在这个问题上,时间就是一切,我们如果一放松向老艺人的学习,就会给我们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我的总的愿望是为了工作。因之在语言上在认识问题上,不一定都正确或恰当,但是为了不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教导和期望,我愿意说出心里的话来,希望得到批评指导,把我们的戏曲工作进一步做好。(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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