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谈含蓄
彭鼎
文艺批评家常说，作品以含蓄的为好。所以，有些作家就很讲究怎样做到含蓄的技巧。
我以为，含蓄不是一种个别的技巧，而是艺术表现的基本特征。艺术家要反映生活的本质，所以观察了丰富的生活现象，从丰富的现象材料中提炼出足以反映生活本质的形象，于是在作品里充分地刻划这形象。但是，本质与现象是不可分割的，本质是从现象中概括出来的，本质的形象是同一类型的无数现象的典型。因此，艺术家将表现本质的形象创造出来之后，却启发别人联想起无数活生生的生活现象，感觉到作家所给予的形象以外的形象，即所谓
“言外之味，弦外之音”。作品反映本质愈深刻，就是联系的现象愈丰富，他给予人们的形象以外的形象也就愈多。
所以，含蓄不是暧昧，不是打折扣，不是有十分意思只说七分，留三分让别人自己去想。反之，含蓄是有十分意思就说十分，而且说得极明确，但使人领会到的不只是十分，还联想起此外的五分、十分。问题在于，作家所创造的形象，是不是从丰富的现象里面概括出来的，是不是反映着深刻的本质的。
十五世纪意大利的利奥那多·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画着一个女人的形象。这个形象，引起我们非常丰富的联想。当我们觉得她是美丽的时候，同时又觉得她十分端庄；而在感觉到端庄的时候，也感觉到她十分美丽。觉得她亲切，但又觉得她严肃；在注意到严肃的时候，却又自然而然地觉得她亲切。她使我们想到又聪明，又平易；是母性，又是妻性……总而言之，从无论哪一个关系上去看，我们总是在感觉到某一方面的时候，又立刻感觉到它的另一方面。作者把一个完美的女性的各方面的特征，非常复杂地而又十分谐和地组织在这个形象里面了。这画的妙处之一，有人以为就是含蓄。
元人马东篱的“天净沙”小令：“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里面的妙处很多，而主要的，是引起读者的许多联想。读了前面两句，我们自然会在脑中浮现出作者没有描画出的许多形象：炊烟起了，灯火明了，晚餐预备好了，家人团聚了，劳动者得休息了……那种欢乐的情景，衬托出后面三句所写的游子的凄苦之深重。这也是一种含蓄。
不但艺术家，要通过自己给予的形象在观众脑中唤起更多的形象；理论家也一样。理论家，从客观现实中，把丰富的感性材料概括为理性的抽象，反映现实的本质。他所表述出来的抽象概念是简单的，但它会使人联想到丰富的实际经验，得到所给予的概念以外的概念。
例如马克思有一句话：“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曾引起不少人的怀疑，理论怎么能掌握群众呢？以为也许是翻译错了，应该说“群众一掌握了物质力量……”才对。但若仔细想一想（不但从文法上），就会懂得马克思的原话之准确。正确的理论，是客观真理。人们学习理论，掌握了它，但在实践中并不一定服从它，可以把它任意处理，丢在一边，或直接违反它。在这种情况下，理论是不能成为物质力量的。只有理论一经掌握了群众，就是说，群众学习了理论而在实践中服从它的时候，这才成为物质力量了。所以，马克思在另一处也说：“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一卷第七页）。自然，这话还有别的意思。真是意味深长呵！
形式主义的作品和教条主义的理论，使人觉得索然无味，没有含蓄，就是没有含蓄多少思想；这当然不能启发别人的思想。成功的作品，正确的理论，就是它们本身含蓄的思想极丰富，因而能够在别人脑中，唤起所给予的形象以外的形象和所给予的概念以外的概念。在它们本身的逻辑停止了的地方，在别人脑中，逻辑还在继续着。
所以，作者的任务之一，是启发人去想。而读者，则要肯想，能够循着作者的逻辑路线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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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木偶片“好兵帅克”
江纹
前几天，看了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制片厂出品的木偶片“好兵帅克”，觉得非常有趣。
“好兵帅克”是根据作家哈谢克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原书中附有拉达的插画，真是图文并茂。正因为如此，要把它改编拍成电影，是很不容易的事。
观众的眼睛本来就是很严格的，如果观众事先又是一位读者的话，那眼睛的要求就更严格了。把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那是十分复杂的工作。要把原作中的人和事压缩为不到两小时即可看完的故事，要把用几千字描写过的风景再现于一刹那，要使曾经细致地描写过的人物只在银幕上出现两秒钟，并且能给人十分深刻的印象，此外还需力求画面构图的美丽、好看等等。但是看过木偶片“好兵帅克”以后，觉得它对原著提炼得很合适。观众和读者虽同是一个人，也不会觉得这部影片与原作有什么矛盾。文学作品和木偶片显出了各自的特色。
著名的儿童画家伊尔齐·特仑卡是这部影片的编导，同时也是片中所有角色形象的塑造者。他根据自己在儿童绘画上的可贵经验和对原著的精密研究结果，适当地运用了木偶的造型和表演上的特性，完美地把原著精神体现了出来。
假若把木偶片和原著互相对照，便会发现二者是不尽符合的。如帅克和杜勃少尉在车站上看到满载着自己部队的飞机残骸的军用列车时的对话，少尉爬在车厢顶上用望远镜窥查帅克向犹太人购买私酒的场面等，影片中都有所增删。但这样处理不但无损于原作，而且凸现了原作的真实和木偶戏剧的特点，使我们看到的情节更活了，娱快性更强了。
这种以再创造的手法，突出了原著精神的例子，我们还可以在另一些有趣的场面上看到。比如，帅克正在煞有介事地谈到过去一个什么人的什么事的时候，画面上就出现了一幅单色单线的、平面的活动卡通来。由于这种平面单调的较为夸张的画面的衬托，就加强了木偶活动的真实感。
在角色形象的塑造上，影片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一个角色，包括脾气最坏的大胡子警察局长在内，在艺术家特仑卡的创造下，都变成一个个具有个性的可爱的玩具，使人在未接触到他们的表演艺术之前，就爱上了他们，因而产生了一种有利于加强戏剧效果的气氛。这使我们深深地感到，木偶角色的造型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前些日子，和一位捷克斯洛伐克朋友谈起木偶片“好兵帅克”时，他说我们的“西游记”也同“好兵帅克”一样受欢迎，问我为什么不向制片家建议，把它也像木偶片“好兵帅克”那样一章一回地拍出来，并且告诉我这种办法是多么及时而又经济。我十分赞同这个意见，我觉得我们的确缺少像“好兵帅克”这样有趣的电影。（附图片）
“好兵帅克”之一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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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除夕
——回乡日记之三
吕建中
母亲寄居在姨母家，我也就到姨母家过春节了。
下了汽车，我从河边那春色初露的院落走过，浅紫色的桃枝便微笑着向我探过头来。登上一个小山岗，那个熟悉的山村就展现在眼前了。背后横着一座青山，脚下是一条蜿蜒的河流，那一簇一簇半隐半现的人家的屋脊上，都顶着一朵洁白的雪冠，在灿烂的夕阳里像无数颗晶莹的珍珠镶嵌在那淡青色的山坡上。
原野上十分宁静，耳边究竟是河里淙淙的流水声还是从对面山谷里传来的人语声，一时也分辨不清楚。我无心赏玩这些，只想一步跨进家门口。进屋以后，母亲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姨母在忙着往供桌上摆祭礼：前边两落饽饽，一对红蜡烛，后边摆一盘苹果，两盘柿饼，四碗表皮上盖着几片肥肉的熟萝卜丝。姨丈笑着向我解释道：“这只不过是个形式罢了。今年香贵，蜡烛便宜，没买香，只多买了几对蜡烛，因为点蜡烛就省下灯油了。”
不一会，表弟从外面跑回来，说：“抱歉，农业社忙着订增产计划，腾不出身来去接您。”我问增产计划订好了没有，表弟说：“没有。去年头一年办高级社，没经验，在间种和密植上出了点偏差，减了点产，今年订计划社员就非要个把柄不可。”我又问：“社员想要什么把柄呢？”表弟一时没有说明白，姨母就催着吃晚饭了。
晚饭有鱼、肉、有白菜粉丝，还有山东白干酒，馒头也纯是细面的。姨丈说，别看去年收入比过去减少了一点，今年春节却过得比往年强。
吃过晚饭，表弟的邻居们都来了。大家谈农业社里订增产计划的事。后来我问道：“今年订计划，社员们到底想要个什么把柄？”
大家没有正面回答我。沉默片刻，表弟的一个堂兄提起了去年和社干部吵架的事，那是因为社里间种玉米而引起的。社干部到县里开会，带回一套计划来：全社秋庄稼一律实行密植和间作，我表弟的堂兄和那些有耕作经验的社员都提出不同意见，因为社里有山地，也有平原地。土质挺复杂，应该因地制宜。社干部不采纳，反给社员扣了些大帽子。我表弟那堂兄发了火，指着社主任的鼻子道：“毛主席教您不听群众的意见吗？当初我种地的时候您还在桌子底下爬里！”
到了秋天，果然，社里二百多亩山坡地因为土质不相宜，肥料和水利又跟不上，间种的双株玉米光长秸子不出穗，瞎了。
“社干部接受教训了没有？”我问。
“去年自从社主任和我吵了架，他见了我的面把头一拧就过去了；秋收以后，变了，见了我老远就打招呼。他心里兴许知道自己错了。”
“光心里知道不行啊！头一年办社，没经验，出点小偏差算啥，可是今年，他们到底打算不打算纠正，总得叫咱社员心里有个底啊！”
从这些话里，我觉察出社员们对办社迫切要求的是民主了。于是我便用试探的口气问道：“如果今年社干部不论什么事都同您们商量，都真心实意地让社员们出主意，想办法，您们看今年的庄稼能不能种好？”
大家同声做了肯定的回答，好像每个人对社里的问题都已经有了不约而同的见解。接着，我表弟的二伯父放下烟管，态度很郑重，但又满有风趣地说：“您不是问社员们到底想要个什么把柄吗？还不就是这个！不瞒您说，社员们都听了个风儿，说上级有指示，去年社里的计划太死，不大合乎实际，叫社干部向社员们检讨，今年一定纠正过来。可是社干部一直还没吭声，社员们等了不少的日子啦！”
“嘻，过了春节他要是再不吭声，咱就在他屁股上给加一把火！”
“哈——”
大家都笑了，笑得很和谐，笑声里使人感到有一种希望，一种信心。
突然，大街上一阵毕毕剥剥的爆竹声，告诉人们，除夕之夜来临了。
大家散去了。这一夜，全村沉浸在欢乐而宁静的气氛中。老年人还没有忘记在祖先面前默然焚香、叩头，为全家祈祷幸福，而年轻人则敲锣打鼓，排演戏剧，拉开喉咙歌唱。这声响从四面八方围拢着，冲击着，形成一种奔腾无羁的力量笼罩着全村，一切陈腐的东西仿佛都在这繁响里溃散、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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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编辑忆旧
——关于中国新文学大系
赵家璧
解放后，很多人建议把“中国新文学大系”重印。我认为原版重印，似无必要；倒是当时第一个未完成的计划——出版“五四以来文学名著百种”，有关出版社不妨考虑。今天的人民出版事业，已不再存在什么出版社间权益侵害与否的问题了；而今天的读者可能还不满足于读像“中国新文学大系”那样的选集，而要求看看“五四”时代出版的完整的原本。目前已出版的建国前的文学作品为数太少，而且仅限于极少数著名的作家。根据阿英同志的统计，第一个十年间出版的文学论著约有九十九种，小说一百零七种，散文四十二种，戏剧二十一种，诗八十二种，创作总集十三种。如能从中精选五十或一百种编成一套文库，只要对中国新文学建设事业曾起过一定作用而比较优秀的作品都可以考虑编入，这对读者了解“五四”时代的文学还是大有用处的。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期第一个十年出版后，良友编辑部也曾考虑过“‘北伐’到‘现在’”的第二期的出版计划。但是八·一三战事发生，良友图书公司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下惨遭破坏，此事也就无从谈起了。
抗战时期，良友先迁桂林，后移重庆。1945年秋，鉴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便和全国文协的几位领导同志们谈起了续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三期抗战八年的计划，准备良友迁回上海后出版，将来再回头编第二期“北伐到抗战”。抗战时期的材料，不论延安、重庆、桂林等地，都是土纸印的，很难长久保存；而兵荒马乱，散失更多。为了趁材料都在手头时先行动手，替抗战期间的文学创作活动做个总结，所以立刻获得作家们的支持，经过短期的酝酿，就约定了七位编选人，资料由良友编辑部统一搜集供给。理论集由郭沫若先生编选；小说集由茅盾先生编选；报告文学集由老舍先生编选；散文集由叶圣陶先生编选；戏剧集分上下两卷，由洪深先生编选；诗集原请闻一多先生后改由李广田先生编选。我记得编选人全部约定后，曾在重庆曾家岩的一个小馆子里一起小叙了一次，并且把约稿合同都签订了。可惜胜利后，迁回上海的良友公司股东内部发生了纠纷，无形停业，这个计划也告流产。但是我至今还把编选人亲笔签名的约稿合同和资料目录当纪念品珍藏着。茅盾先生当时已把“小说集”的初步目录给了我，内分五类，入选三十五篇；我根据目录从土纸书上把入选作品撕下来整理好了的一大包原稿，也跟我从重庆回到上海，十年来一直睡在书橱里。灯下读书到夜深人静时，偶尔抚摸着十卷本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再看看那些十多年前留下的纪念品，不禁想起当时前辈作家们热情的支持和合作；想起旧社会里，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国民党的重重阻挠，私营出版社间你死我活的竞争，以及私营出版社内部争权夺利的矛盾。在那样一个社会里，一个编辑的美好理想，能有多少部分不遭到破坏而顺利实现的呢？
（完）
第8版()
专栏：
小助手（国画） 毛钧光
（全国青年美展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