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计划生育符合社会主义利益
邓季惺的发言
我国每年增加的人口数字很大
我想在这里谈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与人口控制问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我国近年来人口迅速增长这一情况上已经充分地显示出来。在旧中国由于人民穷困、医药卫生工作落后，影响人口的增长。据说：国民党统治时期每年出生率为35‰，死亡率为25‰，在这样生得多、死得也多的情况下，自然增长率不过10‰左右。如果再加上帝国主义侵略屠杀、内战牺牲和天灾人祸流行，生命的死亡率更会大得惊人。因此，那时人口增加不十分显著。长时期说着一个不可靠的数字四亿七千五百万。直到1953年6月进行了人口普查，才发现我国人口总数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数目。解放以来，人民生活日趋安定，物质、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党和政府关怀人民健康，医药卫生工作迅速发展。（仅推广新法接生一项工作，每年就少死亡五百万左右的婴儿）所有这些进步，都在人口变动现象上反映出来。据内务部1953年统计：我国人口每年出生率为37‰，死亡率17‰，自然增长率为20‰。（也有估计为25‰的。以北京市为例：出生率55年43.2‰，56年40.2‰；死亡率55年8.1‰、56年7.8‰；增长率55年35.1‰、56年32.4‰。）这就是说：出生率比解放前提高了，死亡率则大大地降低了，因而自然增长率就比解放前提高了千分之十几。六亿人口的我国，每年增加20‰以上的人口，这不是一个小数字，如按25‰计算，每年要递增一千五百万人以上。这抵得上欧洲一个中型国家的人口了。
人口过多给国家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带来了困难
人丁繁荣、民族兴旺，本来是可喜的现象。但是，我国目前经济还很落后，生产力水平不高，这时候人口增加过多，给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和更快地改善人民生活都带来了困难。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要求，生产必须在高度技术基础上，有计划按比例地不断发展。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就要胜利地超额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正在编制中。如果我们所依据的人口数字是不精确的，那末，所定出来的计划和比例就会与实际脱节，必然会因失去平衡而在执行中造成混乱。可以这样说：孤立地计划国民经济而不计划生育，不控制人口，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要求的。因为人口漫无限制地增长，国民收入中的积累率就难于扩大，直接影响基本建设投资数额，技术装备就不能很快地提高了。这样，既限制着生产力，也限制着就业面。人口资源超过了需要，消费人口不断增加，衣、食、住、行、教育文化、医药卫生等各方面的需要都不能充分满足。目前国家既包不下来，家庭也负担不了，就不免形成紧张。单就小学教育来说：我们无论走到大街小巷、城市农村，到处都看见成群结队的儿童。解放初期出生的孩子们今年都该上小学了。数以千万计的及龄儿童没有更多的学校可以容纳，这是多么难于安排的问题啊！再说多子女的父母们，特别是这些母亲们，精神上物质上的负担都过于沉重了。他们无法对孩子进行周到的照顾，合理的教养，这影响下一代的健全成长，又是多么严重。听天由命地对待生育问题，对国家富强、民族优秀、家庭幸福的愿望，都是背道而驰的。我认为不仅在过渡时期，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后，人口也不能听其无限制地增加。苏联自1950年以来，每年人口增长率一直在17‰左右。（出生率26‰，死亡率9‰左右）其他欧洲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每年人口增长率都没有超过15‰的。苏联地广人稀，上述几个兄弟国家生产水平都比我国高。照这个标准来说：按我国的条件人口出生率应该大大地降低，增长率控制在10‰以下才是合理的。
党和政府对调节人口的问题也早注意到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已明确指示。周总理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说：“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养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的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我谨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供政府和各方面研究此问题时参考。
控制人口的五点建议
1、建议明年普选时再作一次人口普查。订正人口数字，找出五年来人口变化的规律，作为今后确定人口政策和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可靠依据。
2、健全户籍管理制度，掌握人口数字和变化情况，进行分析统计，提供国民经济计划部门、各业务主管部门和人口问题研究机构等有关方面参考。56年春，全国户口登记、统计工作虽已划归公安部门统一管理，但统计还不够及时，数字也不十分精确，分析研究工作几乎还没有着手。今后应该重视起来，加以改进。
3、提倡晚婚，反对早婚，适当提高结婚最低年龄。目前婚姻登记机关计算婚龄时，遵照中央解释“可以按虚岁计算”。于是许多只有十六周岁的女孩子也登记结了婚。早婚是一种恶习，对于青年的健康、学业和工作都有害。应当广泛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转移早婚的风气。从北京市结婚登记的统计来看，近年不够婚龄的当事人申请登记的已逐年减少，56年还不到申请总人数的千分之五。可见人民的守法观念业已逐步加强。如能将婚姻法最低结婚年龄略予提高，（改为男二十二岁、女二十岁）或改为按周岁计算，对于降低出生率和鼓舞青年专心学习努力工作都是有益的。
4、除少数民族地区外，普遍宣传节制生育的道理和方法，特别要面向广大的农村，做到家喻户晓、男女咸知，尤其要注意启发男人自觉自制。卫生部门负责指导并供应药物，进一步研究有效易行的方法。（北京市宣传节育后，已收到相当效果，出生率由55年的43.2‰，降到56年的40.2‰，城区较郊区下降尤多：1956年出生率城区39.3％，郊区41.3％。）
5、放宽施行绝育手术的条件。卫生部所规定的条件未免过多过严。我认为只要有了三个孩子，夫妇双方同意的，就可以允许施行。根据医学科学和实践事例证明，不论男性结扎输精管或女性结扎输卵管都对身体健康及两性生活毫无影响。惟男性施行手术较女性而简便，宜予介绍推行。本会委员王历畊大夫即已亲手作过一百例以上，后果都好。北京市同仁医院已开设扎输精管门诊，各地医院亦应仿行。
至于“人工流产”堕胎绝不能作为节育方法之一而与“绝育”手术相提并论。“绝育”是持久性的节制生育。“人工流产”则系在胎孕已成之后，用手术或药物打胎，扼杀胎儿生命。这种办法对于母体危害性很大，又不能达到节育的目的。日前李健生委员发言已就北京市各医院的情况指出放宽人工流产限制后所引起的不良后果。56年北京市共出生了十三万多个婴儿，而人工流产付出那样大的代价浪费那样多的人力、物力，不过打掉一千五百九十三个胎儿。旋堕胎、旋怀孕，对于降低出生率的影响并且给胎儿的母亲带来许多病患。再说胎儿已是一个新的生命、是未来的小公民，他的“生之权利”应受到法律保护。这样滥施堕胎手术的行为和“溺婴”比较，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均应为人道所不许。“苏联、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蒙古人民共和国及其他许多国家的刑法，对于‘堕胎’（为挽救母亲生命者除外）都有处罚的规定。”为了保护妇女健康和胎儿生命应该严格控制“人工流产”。除了因母体患病外，不宜轻予施行。
以上是我个人的意见，如有不当之处，请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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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做好种子的培育和贮藏工作
吴志标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总理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和陈副主席所作的会务工作报告。
现在仅就农业方面有关问题，发表个人不成熟的意见，希各位委员指正。
我们黑龙江省是一个土地辽阔、土质肥沃的农业地区，几年来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全省农民积极努力，以及农业技术不断改进，因而单位面积产量和产品质量，都有了显著的提高，特别是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之后，农民社会主义觉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空前高涨，因而农民对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和提高产品质量以及技术改革的要求，就更为迫切。但是从我省农业技术来看，还远远落后于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今后怎样才能达到单位面积产量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呢？除根据自然环境条件和兴修水利、增施粪肥、改进技术措施以外，我想谈以下两个问题：
（一）作物育种问题
要想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产品质量，优良品种是主要环节之一，同时优良品种，也不是永恒不变的，在某一地区，经过相当年限，就要退化，因此必须有新的品种来代替，这样才能保证产量和质量不断的提高，我省对于这个环节，作的是不够的。例如满仓金大豆，除极少数地区外，大部分地区在八年前，就推广这个品种，前几年农民是非常欢迎它的，因为它产量高含油率也高，特别是粒形圆滑色泽美丽，在国际市场上，得到好评，可以说是优良品种。但最近两年来，农民一致反映满仓金退化了，表现在分枝少、结荚稀、荚粒数少、紫斑病率高，同时食心虫为害严重，破碎粒多，因而产量下降，品质低劣，农民的反映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育成比满仓金更好的品种来替代它，以满足农民迫切的要求。毛主席指示我们“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两句话要应用在育种方面来说我觉得也有重大的意义。
根据科学为广大人民服务的精神，我们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和育种专家们，应该迎头赶上，育成抗自然灾害强的、产量高的、品质好的和产量稳定的优良品种，来适应今天突飞猛进的农业大发展的需要。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也是光荣的。
（二）良种贮藏问题
优良品种不等于优良种子，有了优良品种，必须经过选种、晒种、很好的贮藏，才能保持它的优良性质，成为优良种子。否则就会失掉它的发芽力，就不能作种子用，不仅是损失了优良品种而且也直接影响了农业再生产。例如在我国第一个出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星火集体农庄”是以水稻为主的农业生产，利用电力抽水，半机械化作业，几年来耕种面积不断的扩大（现在约有四百公顷），单位面积产量，也逐年的增加，充分的表现了社会主义农业制度的优越性。它们主要采用“石狩白毛”和“北海1号”两个品种，这两个品种都是比较早熟、不倒伏、产量稳定适合当地自然环境的好品种，但在1955年秋收后预备作种的水稻，没有很好的干燥，就露天堆起（带秆）越冬，来年春天发芽试验结果，发芽率仅达50％左右，这样的种子已经失掉了生产上的利用价值。在播种期迫近的情况下，他们由延边自治州，买进来混杂的种子，播种后出苗也还整齐，到了孕穗——成熟阶段，普遍而严重的发生了稻热病，因而产量大为减少，1955年平均产量为一万斤1公顷，而1956年实际产量仅达一千斤1公顷左右，相差十倍之巨。这样不仅影响庄员的收入，同时挫伤了社会主义农业制度的优越性。
减产的原因，除1956年秋雨勤、雨量多，影响了成熟，收获时排水不良，倒伏较重影响作业，田间损失率高等原因外，更重要的，有以下两点：
1．良种贮藏重视不够，在贮藏过程中没能经常的检查水分和温度，不能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2．买进的种子，混杂不纯，缺乏检疫工作。
（三）三点建议
根据以上的事实，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1．在农村应广泛的宣传优良品种在生产上的重要意义，同时说明优良品种是有地域性的。因为自然环境不同所采用的优良品种也自然不同，因此必须因地制宜育成适应当地自然环境条件优良品种或应用当地民间优良品种以达到提高产量和质量的目的。
2．我省从去年起已建立了种子管理机构（如农业厅有种子处，有的县建立了种子站），应该大力开展按科学方法制定种子等级并加强种子检疫工作。
3．国营农场和高级农业合作社，必须认真贯彻留种田制度。现在有的场、社，根据农业发展纲要规定建立了留种田，加强了田间管理，进行单割单收单贮藏等方法起了应有的作用；但是有的社，虽然建立了留种田，由于管理粗放，作物生育不够好，在收获时和一般作物混在一起脱粒，失却留种田的重要意义。这样就充分说明农民对于种子重大作用认识不足。希望有关部门今后必须进行宣传教育。星火集体农庄1956年的教训，应引起全国范围内农业生产者的注意，以免再蹈复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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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贾亦斌忠告台湾青年军的官兵打破对美国的幻想
为和平解放台湾贡献力量
我听了周总理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我非常感动。更觉得我们的国家是站起来了。我感到作为一个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而自豪，感到伟大祖国的可爱。其中关于和平解放台湾问题，周总理又作了言简意赅的声明，我表示衷心拥护并愿为这个伟大号召而努力。
现在，请允许我利用这个庄严的讲台，向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特别是对于青年军的官兵们讲几句话。
首先，要告诉你们：美帝国主义是绝对靠不住的。我所谓靠不住，一方面是说，美帝国主义本身已到垂死阶段，它企图迅速发动第三次大战不太可能；就是发动起来，也只能导致帝国主义更快、更彻底的失败。因为这不仅是力量对比的问题，最根本的是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另一方面是说美帝国主义是在利用和玩弄你们并且随时会抛弃你们的。你们应该记得：自从马歇尔在1946年替国民党政府作了“顽固、自私、无能”六个大字的鉴定后，就在1949年底由美国司徒雷登大使幕后操纵，以李宗仁来代总统，想换换口味试试看。到了你们退到台湾以后，它认为你们更是不行了。就继续在美国豢养李宗仁；在日本培养汉奸廖文毅；在台湾曾大力培植亲美嫡系孙立人和吴国祯；在香港还收容一批什么民主个人主义者。虽然这些人当中，有的是被你们在名义上罢免了，有的是被软禁起来了，有的是被赶出台湾了。但是美帝国主义是不会就此罢手的。如最近积极准备在台湾策动政变，就是很明显的例子。对于青年军更是它集中打击的对象。远在抗日期间，就不肯给青年军新式装备；到了南京，要取消国防部预备干部局，要取消青年军，要把青年军领导权交给孙立人等等，这些事实，都说明美帝国主义对你们的不信任，你们想依靠他们是绝对靠不住的。
他们为什么这样做？问题很简单就是他们要培养他们亲美嫡系的忠实走狗，更好地执行它的意志，制造“两个中国”，把台湾变成为它的属地和檀香山一样。但是，我相信你们还有爱国良心，是不甘心这样作的。假如有人强迫你们这样做，那青年军过去在嘉兴起义的火种，又会在台湾复燃起来。
其次，你们也许要说，“这些事实，我们都懂得，但是我们现在起义归来，是否太迟，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是否可以原谅我们呢？”依我看，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自从周总理在去年全国政协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代表政府正式宣布这个和平解放台湾政策后，获得全国人民一致的拥护。在去年全国人代会上，又进一步本着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相见以诚的精神，再一次明确提出。同年9月，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在这次政协全体会议上再一次号召台湾“一切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应该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粉碎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并且指出：“美国政府把台湾变成美国属地的企图，不仅将受到一切爱国的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而且也将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所不许。台湾回到祖国怀抱的大势是不可阻挡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中国人同中国人永远分割开来。”这种伟大的爱国主义的精神，和公忠体国的恢豁大度，三番四次争取和平解决我国内政问题，只要稍有爱国良心的人，莫不为之感动。现在的问题，只有待于你们幡然觉悟，趁美帝国主义对你们尚未下手之前，从速摆脱它的控制，坚决起义，使台湾早日回到祖国怀抱，祖国早趋统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不仅会原谅你们，而且会热烈欢迎你们的。
过去起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得到政府的信任和安排，像我过去曾是国民党最亲信的部队——青年军将领之一，也作过对不起人民的事。但当我认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实质，毅然决然起义以后，一直受到共产党的爱护和培养。今天能够参加全国政协并作为上海市政协促进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组负责人之一。这不是一个具体的证明吗？还有现在大陆数以万计的青年军复员官兵，大都参加祖国各项建设工作，有的在工厂、企业；有的在机关、学校；有的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进步的还参加了共产党和青年团。请你们不要有半点疑虑了。
最后，我还要说一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什么提出这个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和诚心诚意地要求和你们和平谈判呢？依我的理解：第一、是为了一致对外，用中国的古话说，就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第二、是为了减少战争破坏，因为一旦使用武力，遭破坏的是中国人民的财产，死伤的是中国人。第三、过去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为了反对共同敌人，曾经两次合作过，在这两次合作中，使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都得到胜利。这次为了反对万恶的美帝国主义，应该恢复过去两次合作的历史关系，以期更好地战胜我们共同的敌人。
台湾军政人员们：你们很多都是我的故旧，我深切知道你们大都是爱国的，我同情你们的处境，我关切你们的前途，特向你们作诚恳的忠告，希望你们打破对美国的幻想，消除对我政府的顾虑，勇敢地站到爱国旗帜下边来，为和平解放台湾作出有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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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共同努力建设祖国的西藏
帕巴拉的发言
这次在第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周总理和其他同志们作的报告，和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的指示，我个人竭诚拥护，同时也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我以极其愉快的心情向大会简单的谈一下关于西藏的一些问题。西藏地广人稀，自古以来就是祖国领土的一部分。过去由于国民党实行了大汉族主义的统治，进行残酷的剥削与压迫，因而汉藏民族之间和与祖国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有了隔阂，使得各方面处于落后的状态，经济文化等方面一直未能得到发展。在这样外受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和侵略，内受各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的情况下，西藏人民长期处在痛苦的境地里。西藏获得和平解放以后，实现了真正的民族平等。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导下，贯彻执行了和平协议十七条，并于1956年4月成立了统一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彻底粉碎了外国帝国主义进行侵略和压迫的一切阴谋诡计。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各民族之间特别是汉藏民族和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各项建设事业也因此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中央花了巨大的财力人力继康藏和青藏公路通车后，西藏各大城市之间的公路也先后通车了。这些为巩固国防创造了条件，为发展西藏的各项建设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今后与其他民族一样，为了西藏地区的工业和文化教育的发展，许多机器和物资必须运往西藏，因此我希望很快的修一条通往西藏的铁路。
为了巩固汉藏民族之间的团结，必须继续进行十七条协议、宪法等等宣传教育工作，与人民共同协商，即令是小的毛病也应当予以纠正。这样我们相信祖国一定会顺利地走向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道路。西藏处在祖国的边疆，这就更需要团结一致，共同粉碎外国间谍的谣言，提高警惕，共同努力建设祖国的西藏。
西藏人民是笃信佛教的，对民主改革以后，寺庙的庄田、法会的基金、修道僧人的生活等方面将会遇到如何的处置，存在着很大的怀疑和恐惧。根据我们这次到祖国各地参观学习时所亲眼看到过去被反动派破坏而今在政府的巨大帮助下修理完竣的寺庙后，对宗教信仰自由和保护寺庙的政策，愈发增加了信心。
上述各情，如有错误之处，请各位委员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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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社会主义改造和增产节约问题
厉旡咎的发言
我热烈拥护周恩来总理“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李富春副总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若干问题的说明”，同意陈叔通副主席的工作报告。我感到最兴奋难忘的是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听到毛主席的亲切教导，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启发。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
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间的矛盾已转为非对抗性的矛盾，但两面性还存在。
现在我想谈谈资本主义改造问题。
毛主席对当前民族工商业者在国家生活中所处的社会地位作了正确的估价。对抗性矛盾已转为非对抗性矛盾，两面性还存在，工商业者还有学习、改造的任务。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从理论上一般性来说是对抗性的。但中国民族工商业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于中国共产党对资改造工作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措施，对抗性转变为非对抗性就有实现可能。民族工商业者由初期的同情革命、参加革命，后来又拥护共同纲领、拥护宪法，表示愿意在工人阶级领导下，通过逐步改造，放弃私有制，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很明显地说明，民族工商业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教育下，已认识到剥削可耻，懂得社会发展规律，因而愿意放弃剥削，不愿意再站在工人阶级的敌对方面，而且愿意接受改造，逐步地转变到工人阶级这一方面来，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几年来的事实证明，绝大多数的工商业者是诚心诚意地接受改造的。他们服从政策，参加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运动、爱国运动。他们承认“五反”运动是有利于他们改造的一次深刻的教育。1956年年初，在思想成熟、条件具备的基础上敲锣打鼓地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自愿将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和运用权交给了国家。公私合营后，他们又认真学习政策和理论，并和职工群众一道，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争取立功。我们必须看到民族工商业者已经发生了这样一系列的变化，看到他们坚定而有信心地正在由剥削者转变为劳动者的过程中迈步前进。当然，私有制还没有最后取消，资本主义思想作风还没有完全清除，因而矛盾还是存在的，只是对抗性已转变为非对抗性，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因此，如果不根据社会实践的结果来认识问题，仍然认为当前民族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还存在着对抗性矛盾，这不仅不符合客观实际，不仅使工商业者对接受改造丧失信心，影响他们积极性的发挥，而且意味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改造的可能性，这在理论上也是没有根据的。
也有少数人认为当前工商业者已经没有两面性了，理由是公私合营后，工商业者已不可能再利用生产资料向工人阶级进行剥削，或者进行投机倒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了。我认为这样看法是不全面的，也不符合事实的。工商业者两面性的存在是与整个改造过程相始终的，只是在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表现形式，因为事物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在过去各个阶段中两面性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刘少奇委员长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已有详细明确的分析。公私合营后，工商业者两面性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又起了变化，积极面在不断扩大，消极面在不断缩小，积极面已成了主要的一面。积极面主要表现在：认真学习国家政策、马列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生产经营的技术业务知识；努力自我改造，建立劳动观点，改变思想作风；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竞赛运动、爱国运动和社会活动，贡献自己的技术专长和业务经验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这已是当前工商业者的基本情况。消极面主要表现在：有的不能自觉地守职尽责，抱着得过且过、但求无过的态度；有的不能主动积极地搞好公私共事关系；有的甚至假公济私、挪用公款、盗用原材料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识在新的条件下的具体表现，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但是，必须看到这些情况毕竟是少数，而且通过说明教育，正在不断减少。
也有少数人认为定息不是消极的，与两面性没有关系。我认为这样笼统的说法是不恰当的，应该把定息的实质是什么和国家为什么要推行定息办法作为两个问题来认识。定息的来源，是劳动人民所创造的财富，拿定息毕竟是一种剥削行为，因此就定息本质来说是消极的东西。但是国家推行定息办法，使工商业者在改造过程中不致感到突然的变革，生活亦不致发生影响，以便安下心来，积极贡献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并努力自我改造。因此推行定息办法这一政策措施，是有利于对资改造，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说定息办法是好的，但另一方面又要在适当时机放弃定息。因此我认为，定息的本质是消极的，但定息办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定息是消极的东西，但遵照政策拿定息并合理地使用定息，不能说是消极面的表现。
工商业者的消极面正在不断缩小，但不等于已经消灭了。因此否认两面性还存在，将麻痹工商业者的思想，放松自我改造，显然这是不符合工商业者要求进步的愿望的，也不符合国家对资改造政策的。
关于增产节约
要从大处着想，小处入手；能节约才能增产，能增产才能节约；只有树立了艰苦朴素的风气，增产节约才能获得成绩；运动中应注意的三个问题。
我再想就增产节约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增产节约是如何使用物资取得更大程度的效果的问题，是合理使用物力、财力和人力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克服我国当前主要矛盾的重要措施之一，因此号召全国人民开展一个巨大的增产节约运动是完全及时而必要的。开展增产节约，看来容易，实际是一个长期的复杂而又艰巨的斗争。要从大处着想，小处入手。大处着想，要把各种计划搞得精确、合理、可行；小处入手，要从捡一粒芝麻开始。常有人说不要捡了芝麻忘了西瓜，我认为西瓜要，芝麻还是要。其次要动员得全面、深入，要能坚持不懈。
增产节约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能把增产和节约作为两件事情分开来看待。能节约才能增产，能增产才能节约；反之，不能增产就谈不上节约，不能节约也谈不上增产。例如全国纱厂57年计划产量五百万件，每件纱如能节约用棉一斤，就可多产棉纱约一万三千件，约可织布五十万匹，约可供三百五十万人每人做一身衣服。这些原棉，约等于农民多种五万亩棉花（以每亩产皮棉一百斤算）。又如全国六亿人民，每人每月节约大米一两，全年可节省大米四亿五千万斤，约可供一百万人一年的食用。这些粮食，约等于农民多种九十万亩稻田。所以增产是积极作法，节约也不是消极的，也是积极作法。
我认为，要增产节约开展得好，首先要作好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有些人常以“气魄要大些”来掩盖铺张浪费，有些人批评俭朴节省为“小手小脚”，更有些人不习惯于爱护公共物资。在生产上认为个人努力起不了作用，在事务上认为小有浪费影响不大。所有这些思想意识，都是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障碍，应加批判。中国有许多好的古谚，如不要“暴殄天物”，“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集腋成裘积沙成塔”等等。这些古谚，很有意义，应多向群众讲解宣传。只有在群众中树立了艰苦朴素的风气，增产节约才能获得成绩。
汉口申新纱厂在1952年下半年初次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前，检查过去三年的浪费达六十万元。将各方面的浪费现象揭发后，全厂职工认识到任何一人即使不经意地踩一朵棉花，丢一个钉子，都是造成很大浪费的因素。通过群众深入讨论后，各部门制定了增产节约指标，切实执行。53年添购五千枚新锭，价款的三分之一，即是由节约而来的。54年公私合营后，在公方领导下，对增产节约一贯抓得很紧。由于职工群众的共同努力，成绩是好的，56年和53年比较，生产成本降低24.96％，工费成本降低41.60％，利润则相应提高，增加了786.98％。总产值已提前一年一个月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总产量提前一年三个月又十三天半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充分说明合营企业大大优越于私营企业，增产节约也取得了更大的成绩。但是浪费现象还存在很多，特别是过去只注意在物力、财力上节约，没有注意人力的节约。现在直接参加生产的职工约为职工总数的80％，事务方面的职工比公私合营前增加约三倍多，而事务忙乱，各部门还感到人手不足。造成这种现象，由于“三多”：开会多，表报多，手续多。我认为节约财力、物力之外，节约人力也是十分重要的，今后我们要注意到人力的合理使用。
以下三个问题，我认为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值得考虑。
第一，吃饭问题：我国有一种传统风气，父母总要子女多吃饭，对朋友总以“努力加餐”来表示关怀。其实一日三餐，最好依照各人的劳动强度和体质需要而定，过量的饮食，不但浪费，于身体反有害处。应该向人民广泛宣传，扭转这种似好而不好的风气。
第二，房屋问题：现在各地都闹房荒，事实上有许多房屋没有合理使用，应该大力进行调整工作。有许多机关、企业，都修建大礼堂和俱乐部，使用率很低，应该多加利用。还有许多机关、企业，修建了灯光球场，利用率更少，形成浪费。
第三，儿童失学问题：现在有很多儿童不能入学，是个严重问题。可否组织失业的知识分子、不能升中学、大学的学生以及有文化的家庭妇女，在城市和乡村，广泛成立学习班，采取过去的私塾形式，适当改进，不必各门课程全备，可根据师资具体情况布置课程，在教育机构领导下，城市由居民委员会办理，乡村由村长或合作社办理。这样至少可使儿童有学习文化的机会，同时亦可解决一部分失业人员的生活问题。
以上意见，考虑得很不全面，请各位委员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