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对教条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
茅盾
大约八个月前，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八个月的时间，对于这样一种继往开来、规模远大、取精用宏、生气勃勃的学术、文艺活动说来，实在还是太短，不应该要求它已经会获得茂盛灿烂的果实。然而，尽管在这样短促的时间内，不但已经出现了万象竞新的局面，而且也已经有了值得称道的第一批收获。有害于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得到进一步的克服。
自然，事情不会像有些人所想像那样轻而易举、通顺无阻。“放”和“鸣”还是未见大畅，而在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中，右倾思想也出现了。这就是不加分析地抹煞过去的成就，这就是懈怠乃至厌恶马列主义的学习，这就是强调了文艺的特殊性，并在文艺特殊性的借口下削弱文艺的思想性，乃至怀疑工农兵方向、怀疑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于创作的思想指导作用。
在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为恋爱而写恋爱”的、乃至色情气味相当浓重的作品，也出现了顾影自怜、欣赏“身边琐事”、几乎没有任何思想性的作品。
也出现过这样的怪论：文艺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之根源，在于工农兵方向云云。
这些错误的思想，我们所不喜欢的“莠草”，以及有害的“毒草”，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小资产阶级既是客观的存在，它的思想意识一定要顽强地表现出来。我们不应视而不见，亦不必惊惶失措。我们的文艺活动，基本上是健康的，向前发展着的。
但是，右倾思想既已或多或少地见于文艺各部门，自然要引起普遍的注意乃至忧虑。抱着忧虑甚至惊惶心情的人们恐怕不少。陈其通等四位同志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是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的。我衷心地赞扬他们的保卫工农兵方向、保卫社会主义文化、向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思想斗争的耿耿赤忱。可是他们的文章是缺乏说服力的，批评方法是教条主义的，其结果不但不能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有效的斗争，而且给读者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原来是弊多利少的印象，给广大的、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鼓舞活跃的知识分子一瓢冷水。
陈其通等四位同志没有把艺术事业中积极的社会主义因素和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因素两者力量的对比，作出正确的估计。他们看到去年6月以来的“百花”中放出了“莠草”或“毒草”，“百家”中鸣出了怪论、糊涂论，就不加分析地说，“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里光彩暗淡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陈其通等四位同志的文章中提到了文艺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题材方面的“家务事、儿女情”，如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如戏剧传统剧目的挖掘与整理的问题，以及对于社会现实主义的讨论等等。但是令人遗憾，四位同志的文章把这些问题简单化了，没有全面分析这些问题的内容，而轻易地否定了和他们意见不合的议论：这是不能说服人的。这样的批评方法不能不说是教条主义的。他们认为今天有些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提出的意见是“怀疑论、取消论，是小资产阶级艺术思想的产物”，——这一论断，也是使人难以同意的。
陈其通等四位同志反对小资产阶级艺术思想。我极端拥护他们这一个主张，而且我以为这应当是我们在文艺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但我们进行这一思想斗争时，要小心提防回到教条主义的老调，要同时大力反对教条主义；简单地采取禁止“放”和“鸣”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肃清，是长期的、复杂而细致的工作，我们的批评态度应当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我们的工作方法应当是让大家来“放”，来“鸣”，开展自由讨论，从讨论中加强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我们应当鼓励和帮助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投入斗争，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把思想改造得更好。
现在又有这样的议论：生活经验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本钱，而写真实，则是作品的“灵魂”。看来这话并不错。可是，这样的议论的背后却还有一个“理论”，即认为学习马列主义是无关重要的，认为作家的思想改造是不需要的。换言之，亦即认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是作家所必要的。这样的所谓理论，是错误的。因为一个作家当其还没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时候、脑子实在另有一种世界观（资产阶级思想乃至渗杂着封建思想的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而当他观照生活、艺术实践的时候，这原来有的世界观就在起“指导”作用。这不是很危险么？
我以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我们从事创作的人所必须获得的。我们希望人人都有这法宝。但是我们也要说清楚，这件事如果不在作家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学习和生活实践，再加上集体的细致而耐心的帮助，就不能做好。如果我们今天就要求我们的作家都应当先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而后写作，那就是不切实际，要求过高。并且一个作家如果（即使出于至诚）先来估量一下自己的世界观够不够马克思主义水平，然后下笔写作，那他将不是自信自欺，就会踌躇仿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是一种学科，不是读完若干册书，能够说一套，就算毕了业的。一个作家怎样才能够算是具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要看他是不是能够对社会现实看得远，看得深，抓住关键问题，把握到社会发展的本质。而他的是否具有这个本领，也只有从他的作品来衡量。因此，作家的自己努力的方法，是不断地学习，不断地体验生活、参加斗争，不断地写作。帮助作家的方法，是对他的作品进行科学的批评。另一方面，一个批评家是不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只有从他的批评文章来衡量。批评家自己努力的方法，除了学习和写作，也应当有广泛的生活知识。帮助批评家的方法是对他的文章进行批评之批评。不要怕“放”出不好的东西来，而要及时进行与人为善的细致深刻的科学的批评、不要怕“鸣”出不入耳的声音，而要进行批评之批评，展开自由讨论。
无论是对作品的批评，或者是对批评的批评，无益而有害的，永远是教条主义的批评。
反对教条主义，同时要反对右倾思想：这是两条战线的斗争。这是长期的、细致的工作；不能以为一次运动就能够解决问题，而要随时随地，见一点就做一点。但是也应当有全面的长期的规划。个人意见，以为还是应当三方面并进，这就是加强学习马列主义，有计划地进行艺术实践，有计划地体验生活，——向人民学习，向社会学习。这三方面的工作，我们有过不少经验，有成就，也有缺点。最大的缺点，我以为是形式主义（有些而不是大部分的学习和体验生活）、教条主义（主要是学习方面），一般化（布置学习的方法和布置作家下去生活的方法）。现在应当大家来动脑筋，总结经验，改进方法。要改进我们的学习方法和工作方法，应当深深地体会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的“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的精神。我以为我们不但要认真学习“讲话”的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部分，也应当好好地认真地学习“讲话”的全部，这样，对于克服我们的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才会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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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悲剧
老舍
这二、三年来，我们的讽刺剧的运气比悲剧的好一些。苏联曾供给了我们一些讽刺剧的理论和作品实例，我们自己也写了一些讽刺剧。从观众的反应来看，大家是喜爱讽刺剧的。可是也有人不大喜爱它：有的呢是因为讽刺的对象和自己有些相似，心中难免不大舒服；有的呢虽不把毛病往自己身上拉，可是讽刺的对象是他的同行，为了同行的义气，他不能不声明：在我们这一行里，没有那样的人，也没有那样的事；还有的呢以为讽刺就是暴露，积极性不够，所以讽刺剧，甚至于连相声，都该取缔，不准再浪费笔墨。
不管怎样吧，我们到底有了讽刺剧和对它的争论。它的运气总算不错，即不在话下。
至于悲剧呢，可真有点可悲。没人去写，也没人讨论过应当怎么写，和可以不可以写。
是不是悲剧还可以照老套子去写，不用讨论了呢？我看不是。世界上最古的悲剧总是表现命运怎么捉弄人，摆布人；天意如此，无可逃脱。我们今天已不相信这套宿命论，自然也不会照着这个老调儿去创作悲剧。后代的悲剧主要地是表现人物（并不是坏人）与环境或时代的不能合拍，或人与人在性格上或志愿上的彼此不能相容，从而必不可免地闹成悲剧。今天我们是可以还用这个办法写悲剧呢，还是不可以呢？我们还没有讨论过。这只是未曾讨论，不是无可讨论。
是不是我们今天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了悲剧现实，自然也就无从产生悲剧作品，不必多此一举去讨论呢？我看也不是。在我们的社会里，因为人民生活的逐渐改善和社会主义的建设等等，悲剧事实的确减少了许多，可是不能说已经完全不见了。在我们的报纸上，我们还看得到悲剧事例的报道。
是不是我们在生活中虽然还有悲剧，可是人民已经不喜欢看苦戏，所以我们就无须供应呢？也不是。我们天天有不少人到戏园去，为梁山伯与祝英台掉些眼泪。是不是人民只爱为古人落泪，而不喜为今人落泪呢？这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们还没有演出过新悲剧。“雷雨”很叫座儿，但它已二十多岁了。
不错，我们的确写出了“刘胡兰”“董存瑞”等作品；可是，用传统的悲剧定义来看，这些作品大概不能算作悲剧。这些作品是歌颂杀身成仁，视死如归的英雄人物。这些人物光明磊落，死得光荣，虽然牺牲了性命，而留芳千古，不是悲剧。假若这些作品也该算作悲剧，悲剧的范围即当扩大。我们也没讨论过。
上述的“传统”是西洋的传统。我们不必事事遵循西洋，可以独创一格。可是，这一格应当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还不知道。在我们的民间戏曲里，有不少出戏是一开头很像悲剧，可是到末尾总来一个大团圆。是不是这种先悲后喜的戏应当算作我们的悲剧程式呢？这也没有讨论过。
为什么我们对悲剧这么冷淡呢？
我并不想提倡悲剧，它用不着我来提倡。二千多年来它一向是文学中的一个重要形式。它描写人在生死关头的矛盾与冲突，它关心人的命运。它郑重严肃，要求自己具有惊心动魄的感动力量。因此，它虽用不着我来提倡，我却因看不见它而有些不安。是的，这么强有力的一种文学形式而被打入冷宫，的确令人难解，特别是在号召百花齐放的今天。
我们反对过无冲突论。可是，我们仍然不敢去写足以容纳最大的冲突的作品，悲剧。是不是我们反对无冲突论不够彻底，因而在创作上采取了适可而止与报喜不报忧的态度呢？假若这是真情，那么，谁叫我们采取了那个态度呢？我弄不清楚。
我们可以不可以把这样的事——一个心地并不坏的干部而把好事作坏，以至激起民愤，闹出乱子，写成悲剧呢？或者，我们可以不可以把干部不关心子女，以至子女犯了罪，写成悲剧呢？
我并不偏爱悲剧，也不要求谁为写悲剧而去写悲剧，以使聊备一格，古代有过的东西，不必今天也有。我可是知道悲剧的确有很大的教育力量。假若我现在要写一部关于干部不关心子女的悲剧，我的动机是热爱我们的第二代，是要教育干部怎样尽到作父母的责任。我取用悲剧形式是为加强说服力，得到更大的教育效果。我既不是攻击干部，也不是不满意社会主义制度；反之，我是要热诚地保卫我们的第二代，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鉴于过去几年来我们对于悲剧的冷淡，我怀疑我的愿望能否实现。
也许有人说：民主生活越多，悲剧就越少，悲剧本身不久即将死亡，何须多事讨论！对，也许是这样。不过，不幸今天在我们的可爱的社会里而仍然发生了悲剧，那岂不更可痛心，更值得一写，使大家受到教育么？
这几天，毛主席教训我们应当怎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治国安邦的大道理。我们作家都应当遵照主席的指示，在作品中尽到宣传教育的责任。可是，是不是就有人会说：描写人民内部矛盾不可用悲剧形式，因为虽然悲剧中不一定把人物写死，可是究竟有些“赶尽杀绝”的味道。这个说法对不对呢？我一时想不清楚这些问题，所以诚心地请求大家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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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显示美术界旺盛的青春力量
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会开幕
新华社17日讯 全国青年美术工作者作品展览会今日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幕。
展览会显示了我国美术界旺盛的青春力量。许多作品说明了青年一代的美术工作者正在不倦地探索绚烂的现实生活的实质，以造型艺术来表现伟大的时代气魄、同时代人的高尚品质。即使有些作品还不够成熟，可是都洋溢着蓬勃朝气，也由此而赋予作品一种内在的感人力量。
黄胄的国画“洪荒风雪”描画了冲风冒雪、活跃在边远地区的勘探队员豪迈的精神气质。跨着高大的骆驼走在最前面的一位女队员正迎着风雪，了望远方，这个姿态就表达了她的英雄气概。她的旁边是一个引路的哈萨克族猎人，他包着火红的头巾，肩背猎枪、怀抱东不拉，传神地表达了他的豪放、乐观的心胸和民族性格。画家用笔不多，但已经是一天风雪满纸寒意，烘托出勘探队员炽烈的爱国热情。草原上马群在奔驰，牧人套马的绳圈将要落到一匹前蹄跃起，棕鬃毛竖起的骏马颈里，这是国画“套马”的画面，作者刘勃舒描写了人、马急遽活动的一刹那间，有着强烈的节奏感。以山水花卉、鸟兽虫鱼为题材的国画也不少，但看不到摹古臆造的现象。
陈列油画的画廊里，张钦若的“海边”以它的调和、明朗的色彩吸引着人们。蔚蓝的海面上流动着浪花；和海水一样蓝的天空舒卷着云采。陈忠志的“山村早晨的喜悦”表现了接生员和老婆婆为一个新生命降生而喜悦的情绪。虽然，主角——婴孩并没有出现在画面上。高帝的“姊妹俩”结构谨严，颜色鲜明，新颖而且富有装饰趣味，已经被“新观察”杂志物色去作封面了。
连环画和插图的作者花费的劳动是巨大的。画家首先要深刻理解原著精神、人物的思想感情，再按照原著的体裁、风格，以相应的 “绘画语言”创造出活生生的形象来。王绪阳、贲庆余合作的“我要读书”，王弘力的“天仙配”和贺友直的“火车上的战斗”等连环画都忠实地描画了人物形象而且注意了背景和气氛。江荧、吴静波等人为小说“六十年的变迁”、“三里湾”等作的插图也使原著生色不少。
版画画廊好像一本散文集。无论黑白或者套色都一样的清新明快。水彩画廊犹如一册抒情诗集。绮丽的风景、雅淡的静物，各尽其妙。
这次展出的还有年画、漫画、雕塑作品、招贴画、素描和速写。
展览会共展出八百四十五位青年的九百多件作品。包括了汉、蒙古、维吾尔、回、苗、满、布依等民族的美术工作者、工人、战士、医生、教员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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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北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文物
为远古美术史增添光彩
新华社武汉17日电 最近几年在湖北天门、京山县等地曾发现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物，其中有许多是全国其他古文化遗址中所少见的。在京山县屈家岭出土的有质地细薄的“蛋壳彩陶”和色彩光泽的“黑陶”。在天门县石家河出土的有很小的泥塑（红陶）禽兽，里边有鸡、鸭、狗等。在石家河遗址中还发掘出在全国尚属第一次发现的绘彩的陶纺轮。这些宝贵的资料，不仅填补了湖北地区考古学上的空白，同时也为我国远古美术史上增添了光彩的一页。
此外，在武汉市武昌傅家湾发现了南朝齐武帝萧赜永明三年（公元四八五年）墓中出土的青瓷器——仰复莲花尊（壶），这个青瓷六耳壶完整而又精美，对研究我国瓷器发展提供了准确而可靠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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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出版
引起国内考古学界广泛注意的“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一书，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寿县蔡侯墓是在1955年治淮工程中发现的。蔡为春秋时的一个小国，处在吴、楚两大国之间。曾依附楚国，后又依附吴国。寿县是春秋时的“州来”，为蔡国所在地。蔡国在春秋末被楚所灭。蔡侯究为何人，目前考古学家的意见还未一致。
蔡侯墓中所发掘的遗物，有铜器、玉器、骨器、漆器、金叶等五百八十四件，其中以铜器最多，共四百八十六件，是解放以来考古事业上一次精采的发现。其中有成套的礼品，成组的乐器、大批的车马兵器，都是制作精美，花纹瑰丽。这些遗物对研究古代的铜器，解决古代器物的名称，了解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的物质文化状况，以及吴楚等国的关系，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新出版的“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一书，叙述了蔡侯墓的发现、发掘经过和墓葬的形制，并以大量篇幅对出土遗物作了系统详细的描述。书中附有清晰的铜版制图和遗物上花纹和铭文的拓本。
（子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