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
曾昭抡的发言
请允许我对有关高等教育的几个问题，发表一些个人的意见，并且结合这些问题简单地提一下中等专业教育的情况，请各位委员指教。
一、关于培养干部计划方面的一些问题
解放后，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有了迅速的和大规模的发展。全国高等学校从1949到1956年一共毕业了三十万二千五百多人（内工科约九万五千人，理科一万五千多人，师范五万八千多人），中等专业学校从1950到1956年共毕业了四十八万六千多人（内工科十七万七千多人，师范十六万八千多人）。现在全国共有高等学校二百二十七所（内综合大学十五所，工业院校四十八所，师范院校五十三所），在校学生（包括研究生在内）四十万八千多人（内工科十五万多人，理科二万五千多人，师范九万九千多人）；中等专业学校一千三百五十五所（内师范五百九十七所），在校学生七十七万二千多人（内工科二十九万二千人，师范二十三万四千多人）。
过去几年来培养干部的计划，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适当照顾了需要与可能，调整了各种、各类专业和高、中级干部的培养比例，所以大体上是正确的。只是1956年在全国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事业都发展得过快，给学校增加了一些困难。这主要是因为高教部照顾当时各方面所提出来的需要数字（现在看来显然是大了）较多，而考虑学校在师资、设备、基建的可能条件很不够，结果就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影响保证质量。今年根据各业务部门核实以后的实际需要，把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招生数加以削减，使培干计划放在较为可靠的基础上。现在初步拟定，今年高等学校招生十万七千人（中等专业学校招生比去年也要作较大削减，数字还没有肯定）。这个数字和去年招生数比较起来虽然少了很多，但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内每年平均招生数十万九千人比较起来，还是正常的，有利于提高质量；而且连同前四年共实际招生五十六万三千人，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原定招生数五十四万六千人还超额3.1％，可以满足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干部需要。据国家经济委员会初步试算，今年减少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人数后，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部门需补充工学院毕业生十四万人，实际上仍可毕业十五万人；中等工业学校毕业生需补充三十余万人，可毕业三十八万人；农学院毕业生需补充三万人，约可毕业三万人；中等农业学校毕业生需补充十万人，可毕业十万余人。所以今年减少招生人数是有一定根据的，并且为了提高质量，这样作也是适宜的，因此，不能说是“冒退”。今后招生数量还可能有时稍为多些，有时稍为少些，每年有些波动是难免的，但可以期望不致有大的波动。
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问题
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包括提高培养学生的政治质量、教学质量和身体健康水平三方面。特别是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水平，更是不容忽视的重要任务，所以我准备放在后面专门着重地谈一谈。这里我只就提高教学质量方面的一些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全面的教学改革已取得显著成绩
我们的高等教育事业，在解放初期恢复整顿的基础上，从1952年起，根据“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实际”的方针，进行了一系列比较带有根本性的改革，包括调整院系、设置专业和进行全面的教学改革。几年来，根据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通过全体教职员工的辛勤努力，各级青年团组织的配合，同时得到许多位苏联专家直接的、具体的帮助，高等教育的改革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不仅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质量上也有不断的提高，已经根本改变了旧中国高等教育的面貌。可以说，我们已经有了一套初步的、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教学制度，在各科教学中确立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学生们的政治觉悟有显著提高，一般能掌握比解放以前更为系统、丰富的业务知识，而且通过各种必要的教学方式的实际训练，在一定程度内独立工作的能力也有所增强。事实证明，这样的改革是非常必要的，改革的方针是正确的，所获得的成绩也是显著的，为高等教育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但是回顾一下整个的教学改革工作，由于我们体会中央指示的学习外国经验一定要结合本国实际情况来运用的精神不够，加以我们缺乏经验，对本国各种情况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也不够，因而在近几年改革工作过程中就产生了缺点，有些还较为严重，主要是在学习方法上的教条主义的倾向，和对各类各地学校基础条件的不平衡情况考虑不周，在办法上过分强调统一，限制较死，这就不能不给工作带来某种程度的损失，较重要的表现是学生课业负担重，而学得不够巩固踏实。加上几年来强调数量，忽视质量，发展快，有时还过快，学生入学水平既不齐，许多新专业又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而学校条件特别是师资力量跟不上，所以这几年毕业学生的质量好坏不齐，在业务水平的某些方面，较解放前且有降低的情况，比较突出的是学生的外文程度一般很低。目前高等教育部和各高等学校正在总结几年来进行教学改革的经验，以求发扬成绩，改正缺点，进一步提高培养干部的质量。从去年起我们已经着手改正缺点的工作，这也是今后高等教育方面要进行的重点工作之一。现在我们是在从实际出发，同各业务部门一起，首先着手有步骤地、创造性地在现有基础上修订专业设置表，修订教学计划。过去几年所订教学计划，经过实践，证明基本方面是适当的，但在具体要求上有一些缺点，主要是一学期同时学习的课程门类过多，稍嫌杂些，每周上课时数过多，以致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学习不易巩固；同时在执行要求上过分强调统一，缺少灵活性。教学大纲的分量也嫌重些，限制也较多。在这些方面，我们在去年暑假已经采取了临时措施，适当的减少了每周的上课时数与课程门类，增加学生课外自修时间，改进教学法，注意克服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允许各校在执行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时有较大的灵活性，并提出在教学中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强调加强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与独立工作能力。经过半年来的实践，证明了这些措施对于大多数学校的工作发生了好的影响，取得了一定成绩。今后还须继续加以稳步地改进，发挥各校教师的主动创造性，加强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在这里应该提到，全国中等专业学校，从1953年起也开始进行了教学改革。除去年新成立的学校外，大多数学校到今年暑假可以按教学计划将整个教学过程摸过一遍或两遍。怎样进一步提高质量，也在开始检查过去，总结经验，中心问题也是如何能使同时学习的课程门类合理地减少，既可以克服学生的学习负担过重，而又能更好地结合生产实际的需要，学得更好些。
科学研究工作正在努力加强
在高等学校中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一环。关于教学与科学研究的关系问题，杨秀峰部长已在去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讲的很清楚，绝大多数教师也都同意这一看法。高等学校不只是传授已有知识的场所，而且是创造新知识的场所；既是国家培养专门人才的机构，同时又是科学研究的机构。教学和科学研究应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在高等学校中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是办好高等教育的要求和规律性所规定了的任务。在目前情况下，由于国家的培干任务很大，教师的教学任务相当繁重，因此，在时间分配上教学与科学研究存在有一定的矛盾是必然的。这就要依靠当地党政领导机关、学校和广大教师共同研究，结合各校和教师本人的具体情况来作适当安排，不是可以单纯靠教育行政部门所能恰当解决的。从1952到1956年，我们在高等学校的工作主要是大力进行教学改革，对科学研究工作注意不够，也是当时具体情况下所难避免的。但在过去时期虽缺乏统一地、有计划地领导开展科学研究，许多教师仍然对科学研究作出了不少成绩。今后随着教学改革工作告一段落，广大教师将可有更多的力量来投入科学研究工作，也一定会获得更大的成果。
为了更好地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去年高等教育部在改善科学研究工作的条件方面作了一些努力。如为各校增加了教学辅助人员的编制六千名，科学工作助手的编制七百六十名。据了解，许多应该配备的助手还没有配齐，应该继续设法解决。关于助手的配备，高教部很难指派，为了克服人力条件上的困难，要靠学校斟酌情况，在每年分配毕业生时预作打算，请有关方面尽可能于具体调配毕业生时帮助解决；有些还可以允许教师本人自行由校外选用。其次，在教师业务时间的保证问题上，由于各方面的努力，目前大体上已有四分之三的教师的业务时间有了保证，还约有四分之一的教师（大都是学有专长并有相当社会地位的）没有完全解决。中共中央统战部曾为此专门发过指示，国务院对这个问题也十分注意。今后要靠各校协同各方面再度努力，求得进一步的解决。
再是科学研究经费、图书与仪器设备问题。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经费去年是六百万元，今年增加到一千万元，此外由国家分配或由各业务部门委托的重点科学研究题目，国家与各业务部门还可能有专款投资。图书经费去年也比前年增加了将近一倍。几年来多数高等学校的图书都有了较大的补充。从去年起，我们与科学院及新华书店开始合作影印旧期刊，但目前限于影印力量，影印书刊的种类和数量还不能完全满足需要。大量向国外订购书刊，不仅需要大量外汇，国外市场的供应也有一定限度。为了更好的提高现有图书的使用率，现在已经定出办法，逐步作到馆际互借，扩大图书的交换工作，互通有无。在仪器设备方面，几年来虽然有了大量的补充，但是某些教学和科学研究必需的设备还很缺乏，在采购供应方面也遇到不少困难，这是事实。我们除了正在和有关部门商洽改进国内市场供应的具体办法外，还要帮助和提倡各校附设的工厂自己设计制造仪器，在可能范围内，力求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由于财力、物力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有些问题，只宜采取分别轻重缓急，逐步解决的办法。另一方面，由于我们检查监督不严，有的学校盲目地采购图书仪器形成积压浪费的现象也是有的。这就要求我们还必须本着勤俭办学的精神，改进工作，厉行节约，避免浪费。
对高等学校与科学院及各业务部门的研究机构互相协作问题，目前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领导下，高等教育部正与有关单位进行协调工作，以期各方面更好地分工协作，使高等学校的科学力量获得应有的发挥，科学后备力量的培养同时得到发展，这对于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前途是重要的。
师资的数量和质量将逐步增加和提高
下面我想对于高等学校师资问题作些说明。
全国高等学校现在共有教师五万八千三百四十六人，教学辅助人员一万七千一百六十人。教师对学生的比例平均是1∶7，教学辅助人员对学生是1∶24。总的说来，辅助人员的比例还稍低，师生比例则表面上看起来比苏联高（在苏联一般是1∶11），比一般资本主义国家也要高。但目前我们的教师中，新教师占60％以上，有些学校占70％，与苏联和其他国家不大相同；而为准备新专业、新课程，现有教师中脱产进修，准备新课的相当多（约六千四百人）；同时全国各校之间以及学校内部各系、各专业之间，教师多少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性。有的专业招生任务少，教师较多，而又难于调出来；另外有些专业则招生任务很重，教师很缺，补不上。由于以上种种情况，所以总的师资数量看来虽不算少，而具体到某一个学校、某一个教研组，则很多方面师资困难还是很大的。今年秋季，我们必须要求配备一些必要数量的、质量较好的教学人员与教学辅助人员。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培养提高师资的工作特别重要。除高教部有计划地组织进行外，在学校内部，教师进修如何能安排得更合理，有赖于学校进一步研究解决。
对于教师的进修提高问题，我愿对某些疑问趁此机会加以解释。老教师是我们的骨干，新生力量为发展所必需，两者必须兼顾。我们不仅在政策上对提高老教师与培养青年教师是同样关心的；在具体执行上，一般地是分别不同情况作了比较适当的处理。比如，历年来制定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主要是吸收老教师参加。他们通过这些工作得到互相学习、互相提高的机会，效果是显著的，是很好的进修提高办法之一，参加这项工作的人数也是大量的。在一些由苏联专家主讲的讲习班，参加的成员中，老教师的比例也相当高。至于出国参加各种国际学术性会议的当然更都是国内有名的科学家和教授。另一方面，这几年学校招生任务大，教学任务重，老教师忙不过来，必须青年教师上阵，而新补充的大批青年教师一时又难以胜任教学工作，除在本校老教师帮助培养者外，因为课程口径关系，不得不派出较多的青年教师到外校脱产进修，以迅速培养他们开课，这也是必须的。这样的安排正是根据几年来学校的发展情况所确定的。在这里也应该指出，某些学校在贯彻团结新老教师搞好教学工作的政策中，还有青年教师不尊重老教师，发挥老教师的力量不够；或者老教师爱护和培养新教师不够的缺点，这些我们都应当注意改正。
中等专业学校现在共有教师三万九千人（不包括中等师范学校），其中56％是专科以下程度。提高这一部分教师的业务水平，使能达到高等学校毕业程度，需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加以解决，特别是需要高等学校和有关厂矿企业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三、高等学校师生的政治思想工作
几年来高等教育部和各高等学校执行了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在帮助教师进行自我改造、改善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等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广大教师政治觉悟与思想水平显著地提高了。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以及提出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以后，广大教师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积极性更形高涨。有不少同志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由于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和八届二中全会的决议精神的鼓舞，高等学校学生不但在学习上更加积极努力，政治热情和社会主义觉悟也有显著的提高，思想较前活跃。这是当前学生政治思想面貌的主要方面。当然同时也必须看到，学生的思想还存在着不够健康的一面。在少数学生中自由散漫、纪律松弛、不尊敬师长，或是政治认识模糊，甚至敌我界限不清，或者以 “向科学进军”和“因才施教”为借口，过分强调个人兴趣，不注意身体锻炼，不服从合理的分配工作等等倾向，都应引起我们严重注意。这些思想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复杂而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原因，则由于社会的、阶级的根源，即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目前学生中大部分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更缺少阶级斗争和社会实践的锻炼，知识不足，因此他们认识问题就容易主观、片面，有些人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情绪和要求，不容易明辨是非、坚持正确立场。产生这些问题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高等教育部的领导工作上的缺点，存在着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作风，特别是注意政治思想教育很不够，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也不强。同时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很快，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都不能相应地配合上去，在师资、设备、学习和生活条件等方面也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近年来高等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有所削弱，进行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教育不足，是我们工作中最严重的缺点。
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将是今后高等学校相当长时期内的一个带根本性的矛盾。加强高等学校师生的经常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继续帮助教师进行自我改造，培养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是提高培养干部质量的一项重大的任务。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教师们要继续通过提倡在自愿原则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学术思想争论，以及参加社会实践等等办法，来继续进行自我改造。对学生，首先要加强政治理论课的领导，加强政治理论课师资的培养与提高，进一步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提高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其次，要加强时事政策教育，当前应当着重进行阶级立场教育、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教育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并须注意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武装青年学生。各校校长和主要教师都应该亲自负责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经常了解学生思想情况，定期向学生作有关时事、政治、思想问题的报告。第三，要提倡教师在对学生进行业务教育的同时，注意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关心学生的思想、学习和生活情况，培养学生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同时要提倡尊师，教育学生要继承和发扬我国人民“尊师重道”的优良风尚，尊重老师的辛勤劳动，这样使师生关系更加密切，打成一片。
高等教育部和高等学校领导方面要进一步检查并克服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更好地关心师生的疾苦，及时解决可能解决的问题，对应该解决而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要向师生讲清道理，要大家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共同努力来克服困难。
据最近了解，部分学生因生活规律不够正常，学习过分紧张，或因学校伙食管理不够好，营养不足，健康状况略有下降。为了培养体魄健全、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积极的建设者，必须对增进学生健康工作加以注意，改进工作。
中等专业学校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急待解决。部分学生的思想也存在着类似高等学校学生中一些不健康的倾向，政治思想工作也急待加强。高教部正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抓紧处理。
各位委员对高等教育工作所提出的批评和反映的意见，对我们的工作起了很好的监督作用。作为高等教育方面负责行政工作者之一，我在此深表感谢。高等教育部当严肃地对待大家所提意见与问题，切实研究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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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新闻自由”问题
陈铭德说：“我是一个长期搞报纸工作的人，解放前、解放后，对于这个问题都有着亲身的感受……”
近来，在谈论到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时，据说有的人怀疑：我们国家究竟有没有“新闻自由”。
我是一个长期搞报纸工作的人，解放前、解放后，对于这个问题都有着亲身的感受，愿意就这个机会，来谈谈目前很多人关心的“新闻自由”问题。
首先，让我们回忆一下解放前的情况：大家还记得，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机关中，有一套罪恶很多的新闻检查制度，这套制度是为了限制新闻自由和迫害进步报人而设的。那时候，报纸上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题目，连结婚启事在内，都要经过检查机关审查，批准可以登的才能登，没有批准的就不能登，所以，报纸上“开天窗”（空白一块）和在某些文章中打满成行的××，是司空见惯的。记得当时南京有一家报纸“南京人报”的评论送去审查，结果不准刊登，第二天只好在社论的地位上刊出六个大字“今日无话可说”。其实，何尝是无话可说呢，在那样的社会里，要说的话多得很，只是国民党反动统治者不准说罢了！后来，压迫手段变本加厉，连“开天窗”的自由也被禁止掉了。不仅如此，它们对具有进步倾向和比较敢于反映真实情况的报刊，还采取限制发行数量，不配给或少配给纸张，捣毁报社和殴打、逮捕新闻工作者等层出不穷的办法，来迫使报纸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如果报刊的新闻、言论损害了国民党统治阶级的利益，那末，警告、停刊、封闭等处分，就会立刻降临到报社的头上。不用说，重庆“新华日报”是被国民党反动统治封闭的， “文汇报”“联合晚报”等也都遭到过封闭的处分。就是在当时还说不上怎样进步的各地“新民报”，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曾随时受到威胁迫害，受侮辱或拘押逮捕。南京和成都两地的“新民报”终于被查封了事。
自吹为“民主”国家的美国，是不是就有“新闻自由”呢？我只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英文密勒氏评论报曾经在上海刊行了三十多年，这个报在美国国内是拥有广大读者群众的。在朝鲜战争期间，它报导了美国进行细菌战的事实，因而美国政府就封锁它，不让它寄往美国。在销数锐减的情况下，这家报纸在1953年被迫停刊了。报纸的主编人鲍惠尔只得回到美国。他和他的爱人回去后，美国政府立即以“煽动”“叛乱”等罪名，几次三番地传讯他们，并通令一切机关不予录用。直到现在，他们还在被美国政府继续迫害中。
从这些事实来看，不论是在旧中国或者是在高谈“民主自由”的美国，可以肯定地说，是没有半点“新闻自由”的。如果硬说“有”的话，不外乎任意刊载黄色新闻的自由；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互相对骂的自由；和那些造谣机关，如“中央社”、“美国之音”等任意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毒害、欺骗广大人民的自由。例如：它们天天在报上叫嚣什么“共产主义侵略”；把他们在匈牙利一手制造的反革命暴动，叫做“解放匈牙利人民的革命”；把妄图奴役中东人民的“艾森豪威尔主义”，说成是对中东人民的“友好援助”等等。所谓“客观主义”、 “新闻自由”都不外是欺骗人民的鬼话而已。
谁都知道，在我们的国家里，不仅没有新闻检查制度和新闻检查机关，而且，我们的宪法还明文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出版……等自由，国家还给予种种便利，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事实也正是这样。我们国家的各个报社，都是对人民负责的。在符合国家、人民利益的前提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报社可以自由地处理各种稿件，选择富于营养的原料，为人民制作精神食粮。人民政府从没有规定过什么新闻检查制度，或用其他行政命令来限制。相反，在采访、编辑、出版、发行等工作中，都能得到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持。翻开几年来我们的任何一种报纸看看，不只是新闻工作者，就是普通的公民，对于国家大事和一些社会问题，也都自由地在报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对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不管涉及什么机关或任何职务的人，只要是真实的，都可以进行揭露和批评。这些，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年代里，是能够的吗？那时，报刊稍为触犯达官贵人，就会遭到意外的打击，就连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报纸刊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句口号，都只能用“打倒××帝国主义”来代替。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我们国家的新闻是自由的，为什么我们的报纸不如西方国家报纸消息多？为什么对“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等发出的新闻不予刊登或不全文刊登呢？这些问题，乍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其实，自有报纸以来，世界上任何报纸对于新闻都是有选择的。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就是这个报刊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帝国主义国家的报纸，它又何尝喜欢刊载我们新华社、塔斯社所发的新闻稿呢？我们选择稿件也有我们的标准，那就是上面所说的是否有利于国家、是否有利于人民。试问：把反动的、有毒素的东西，刊登在报纸上，对读者有什么好处呢？美国的报纸上黄色新闻很多，杀人越货之类的特写，常常登了一大版。结果呢，这些黄色新闻成了教人为非作歹的教科书。美国人民道德日益败坏，犯罪事件层出不穷，美国报纸不能不负一部分责任，难道我们愿意这样吗？
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在阶级社会里，任何报刊都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的报刊，不管它们怎样自我标榜，都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我们的报刊，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宣传武器，是为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因此，谈“新闻自由”，也就要服从于这个总的要求。抽象的、超阶级的自由是不存在的，绝对的个人自由，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所应有的内容。
因此，从我个人在两个不同社会的亲身感受中，我认为，我们的新闻自由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新闻自由。是与敌人斗争所获得的新闻自由，我们必须珍视这个自由，一定要善于运用它来打击敌人，教育群众，维护和不断推进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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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医药工业应该集中领导和管理
颜福庆、唐午园、石筱山、连瑞琦、冯少山、邓裕志、孟目的、董竹君、李达潮的联合发言
我们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听了毛主席的十二条报告，在政协会议上听了周总理、李副总理和陈副主席的报告，这几次报告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和鼓励。
我们现在提出关于医药工业集中领导管理的几点意见。
我们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向科学进军！向消灭阶级和剥削、落后和贫困的根源进军！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进行紧张的工作和创造性的劳动，为努力完成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水平而奋斗！为提高全国人民健康水平而奋斗！因此，保障六万万人民健康的武器，医药工业的集中管理是国务院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国家六万万人民的保健事业，在世界上找不到前例的。
中国医药工业在近三十年来，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的长期压迫下面，形成于依赖帝国主义、偏于加工制造的畸形发展的半殖民地的状态中。
医疗器械工业的发展仍然受到限制
解放七年来，中国的医药工业已基本上改变了半殖民地的状况。在利用本国工业基础发展制药工业，配合卫生工作方面所揭橥的“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原则，和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方向，在医药工业方面确定以“制造原料为主，制剂为辅”的方针，从基本上脱离帝国主义的依赖，做到独立自主，大部分药品和医疗器械逐步做到自给自足。例如抗生素、磺胺类药品、生物药品及大型爱克斯光机、显微镜都做到自给，磺胺类药品更做到了自足。但是医药工业目前还是分散管理的，这就限制了它的发展，而且因此碰到了许多人民内部的联系不够，互相矛盾的具体事实。例如医药工业管理局原属轻工业部现又改属化学工业部，虽然比前者合理些，但是化学工业部重点不在医药工业，想要重点发展就有困难；医疗器械工业过去属轻工业部医药工业管理局领导，经过数年的实际经验，认为对于医疗器械工业的发展有限制，现改归第一机械工业部领导，但第一机械工业部也不能重点的发展医疗器械工业，故将医疗器械看作附属业务。例如过去医药管理局所属上海国营精密医疗器械厂，制造爱克斯光机及各种电疗机械，现拨归一机部，就将一部分改造机器上的仪表，一部分改造电机材料，这样就妨碍了爱克斯光机及各种电疗机的发展。同时在分散领导下机构庞大、人员过多、造成浪费。如将上海医药公司与医药工业公司合并精减人员最少可省一半。
中西药分散管理也不便于全面安排
中药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宝贵遗产，也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与疾病作斗争的武器，目前我国80％以上的人民的健康保障还是依赖着中药。中药的生产任务原属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药材管理局负责的，现改为附设在商业部门的中国药材公司办理。中药是农业的副产品，也是手工业生产，是人民健康的重要武器，不是一般生产品，药材公司属于商业部门也不适宜。但是西药的管理在化学工业部，而中药的管理却在商业部，医疗器械的管理又在第一机械工业部，这样在业务方面既收不到团结互助之效果，而相互学习交流经验也有了隔阂，在生产计划全面安排上尤其感到困难。我们在上海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伟大的成绩拟草医药工业第二个五年计划，只有西药的材料，而中药和医疗器械的材料就没有，这个计划只是个三分之一的计划。因此，中药与西药和医疗器械管理一定要在一个机构里，这样才能根据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把中药与西药和医疗器械做到全局全面的观点统一性。去年在上海中药断挡的有五十余种，连生地市面上也买不到，因为合作社只片面注意增产粮食而忽略中药的种植；商业部门只片面的重视利润，压低中药收购价格而又忽视了人民与疾病作斗争的需要。还有封山为了保护森林，但又妨碍了农民的采药，以致影响药农的生活。这几种矛盾造成中药的缺乏，这是人为的一部分中药生产停止，也是中药西药生产局部的、片面的观点，不统一领导所造成的。再看中药对外贸易不统一的现象，去年麝香天津出口（每公斤五千五百元），而上海却是进口（每公斤五千六百九十元）；又如钾盐青霉素，贸易部门每瓶（十亿单位）进口价为一百四十元（包括报关运输检验），而给生产部门要算一千零四十元一瓶，这种矛盾现象都是医药工业无统一领导机构所造成的。
建议设立医药工业部门集中领导管理
因此，中国医药公司属于商业部也有讨论的必要。药品、医疗器械是人民保健事业的武器，应当与生产部门连在一起，这样不仅对统筹兼顾、产销平衡有好处而对于节约资金、减轻人民负担也有极大的好处。例如二十万单位青霉素钾盐，每瓶价给供销处或转发给国家医院是五角五分，而经过医药公司就要八角一分（批发七角一分），一瓶青霉素钾盐通过商业部门医药公司一转手就给人民增加了二角六分的负担。其他药品如由工业部门直接出售也可比通过商业部门给人民减低18％的负担，这从工业部门角度来看是给国家多上缴了18％的利润，更主要的却是给人民减少了负担。因此我们建议将商业部门的医药公司也拨归医药工业部统一管理，总之，医药工业的分散管理，对社会主义建设中医药工业发展的要求，和对人民的保健事业是不利的办法。因此，我们建议将化学工业部医药工业管理局、第一机械工业部医疗器械管理局、卫生部药政司、商业部中国医药公司、中国药材公司、医药工业原料供应、医药用玻璃、医药工业设计院、医药工业科学研究院（着重中间品试制）和毛主席指示节育问题所需要设立的节育药品生产机构（如避孕油膏、如意袋、子宫帽等）等医药重点部门全部集中起来，由国务院设立医药工业部集中领导管理，达到精减机构、节约人力、物力，这不仅对六万万人民的保健事业有很大的好处，而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也有极大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