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谈“挤”
晨路
挤，在北京成了一件群众性的话题。在电车和公共汽车里，在商店里，人们都有“挤”的感觉。
“挤”是怎么造成的？原因很多，难以一一尽述。这里，我只想谈谈造成拥挤的原因之一，就是某些机关企业盲目集中北京和机关企业盲目在北京扩大家业的问题。在大街小巷，新挂出来的“××”机关、“××北京办事处”、“××出版社”等等的牌子，近几年来不断增加，而这些牌子挂出来之后，助长了北京各方面的挤。例如很多中央级的专业出版社在北京集中，紧跟着印刷厂也就如雨后春笋地应运而生。于是乎，大批纸张由车、船运来北京；在北京编辑印刷之后，又由车船运往各地。自从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发出以后，科学研究机关大大发展了，这当然是可喜的现象。但是毛病发生在那些可以放在北京、也可以不放在北京、甚至是完全不该放在北京的，今天却都在北京凑热闹。谁都知道北京是个缺水的城市，但是和“水”有关的科学研究机关，也要在北京盖研究楼、盖办公楼、盖宿舍楼。在北京原只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河湖，也被这些机关的领导干部看成是白浪滔滔的海港了。因为那些某种金属、某种矿藏的设计勘探公司在北京“设计”，不少技术干部就要一年几次乘坐飞机、火车，长途跋涉远征“现场”。还有的机关眼下虽然还没有在北京落户，可也在北京搞个：“××北京办事处”。迫不得已迁出北京的机关，也还在北京来个留守摊子之类。
机关盲目集中北京，在挂出牌匾前后，就要装电灯、安电话、买桌椅、书橱、衣柜、单双人床，准备办公室和宿舍等等。干部一来，家属也得来，而且人数几倍于干部本身的数目。再加上其他原因，每逢上下班，尤其在假日，买菜排队、理发洗澡要先领牌挂号……。
因此，要解决北京的拥挤问题，办法当然很多，解决一下机关、企业盲目流入北京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办法。所以，请那些不应该放在北京而放在北京的机关、企业向外迁移迁移；可来可不来京的机关、企业，也就请他们暂时留步吧！当然，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是有很多困难的。因为机关、企业集中北京，几乎百分之百都是有很多条“理由”的。例如某某总局既然在北京，总局领导干部就有“理由”把某某分局以及所属的某某研究机关也放在北京。据说，这样可以上下通气，可以便利工作，克服官僚主义云云。这些“理由”对某些机关也可能成立，但对另一些机关就并非如此。有些人只是考虑到有利的一面，而忽略了不利的一面。即在“理由”中的有利一面，分析一下也还是有值得商榷之处。官僚主义是必须克服的，但克服的方法是深入了解情况，密切联系群众。不然，把机关、企业都集中在北京，在北京来研究水利、水力、水工；坐飞机去现场勘测，回到北京设计绘图，这是克服官僚主义的办法吗？
要改变机关、企业盲目集中北京的现象，还得依靠那些机关、企业的领导干部起个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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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请大家想一想
——也从“拉兹之歌”谈起
岳扶
今年1月间因事到上海，一天晚上抽空去逛外滩，突然身后传来一阵“拉兹之歌”的歌声，一个光着头身穿短大衣的青年边走边唱地慢慢绕过我走到面江矗立的一根灯柱底下，反复咏唱这支歌曲。他的音色很美很亮，稍带沉郁，仿佛有心事欲借歌声宣泄。不久，我走了，这个青年仍在歌着……。这一夜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我不曾和这个青年谈话，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久久咏唱这支歌。但是却引起我想到青年，想到歌曲，想到诗。
＊ ＊
怀着这个印象回到北京，同时看了袁水拍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最近又看到了北京日报上李凌同志的“从‘到处流浪’谈起”。再找姚牧同志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文章看了一下。觉着这些文章还没有接触到另外一个也是相当重要的问题。
青年迫切地企求知识，需要学习和劳动，他们也迫切地需要音乐、需要诗。青年们不仅要倾听、欣赏歌曲，而且自己也想歌唱；借歌声来赞美生活和劳动，赞美人民和祖国，同样也借歌声来抒发自己心底恋情、悲伤和忧郁……。他们对诗人（歌词作家）、作曲家抱着殷切的期望，他们对写出好歌的诗人和作曲家又是多么的崇敬和感激。
＊ ＊
如果有人企图抹煞近几年歌曲创作的成就，说根本没有创作出一支动人的歌曲来，也是不对的。问题是青年们需要多种多样题材和形式的优美动人的歌曲。因为，少数几支好歌，今天唱明天也唱，谁也会腻烦的。
好歌少，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因此，青年们去唱“五四”时代的歌，去唱民歌，去唱外国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然，就是好歌很多，也应该唱这些歌的）。我想，从青年爱唱“拉兹之歌”所反映的另一面，就是好歌太少。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
＊ ＊
在姚牧、袁水拍、李凌同志的文章中所提到的、所指出的，谁也没有理由加以否认。但是，如果忽略了李凌同志文章中最后所提出的：如何进一步满足青年们的需要呢？单单指摘青年们爱唱这支歌，或者单单归咎翻译和演唱者把歌唱得有些“轻浮”嬉戏的味道，或者责怪由于音乐批评不力，我以为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
我们的诗人为什么写不出优美的歌词？为什么我们许多歌词缺乏诗的因素，缺乏形象的语汇，脱离了音乐就不能独立？为什么一写抒情歌曲（包括爱情歌曲）就形成一个套子？
为什么我们的许多歌曲的曲调不动人、不好听？为什么我们的一些有经验的歌曲作家写不出打动青年心灵深处的作品？为什么我们的题材比较窄狭、手法不多样化？
问题也许不止这一些。总之，请诗人（歌词作家）和作曲家仔细地想一下，是不是单指责青年们唱 “拉兹之歌”或者“夜半歌声”就是趣味爱好上有毛病？
＊ ＊
有天下午，在文艺茶馆里，一位歌唱家见到了一位作曲家，立刻向他伸出手来说：
“给我们写两个歌吧，要不然我们就失业了。”
这一点也不像是开玩笑，歌唱家的声音十分真挚、诚恳。的确，一个独唱家找不到歌唱，问题很严重。他的心情是能够了解的。虽然，这和青年群众缺乏歌唱有所不同，问题的性质却是一样的。
处在这样的情况，“到处流浪” “啊，姑娘”的歌声一时就不容易消逝了。
1957年2月16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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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拾废品的孩子
张季平
星期天，我吃完晚饭，一个人到街上去蹓跶。
走到学宫街拐角的地方，我就格外小心。因为在半年前，也是一个星期天的傍晚，我从这里经过，被地上的香蕉皮滑了一跤，摔掉一颗门牙，镶了一颗在别人面前非常触目的“金牙齿”，使我十分不快。由不愉快的“金牙齿”想起香蕉皮，由香蕉皮迁怒到那个跌过跤的地方，所以，以后凡从这里经过，我总特别留神。
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水果店。我买了四个橘子，离开水果店漫步向前走去，随手拿着一个边剥边吃。因为自己摔跤有了教训，水果皮不愿随地丢了。我正要把橘子皮抛进垃圾箱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叫：
“不要丢，给我！”
是一个年约十岁的小孩，衣服不大清洁，但穿得还整齐，脸儿红通通的。他向我伸出了一只手，大约他从水果店门口起，就跟在我的后面了。
我将伸向垃圾箱的手收回来，把橘子皮送给了他。随手又拿起一只橘子，又是边剥边向前走。
我走得很慢，也吃得很慢，没有注意那个孩子怎样了。一会儿，我又听到后面的声音：
“快些吃?，吃得这么慢！”他的声音是极不耐烦的，我转过身，看到又是那个孩子，他在等我的第二块橘子皮。
显然，我为这种稚气的言辞打动了，迅速地剥出皮来给他。孩子说了一声“谢谢！”转身待走，我问：“小弟弟，你能告诉我你要橘子皮干什么吗？”
“卖钱嘛！它是药材哩。”
“能卖多少钱呢？”
“三分钱一斤，但像你那样刚剥下来没有弄脏一点的，可以卖四分钱一斤；如果太脏了就根本不收。”
这时我才发现他手里提的一长串橘子皮，总有好几斤重。我问： “你今天收获不少，可以换几个棒棒糖了。”
“换糖？我们从来不换糖，我们要送到废品收购站去。是我们队长规定的。”
“队长？”
“是呵，是队长。”
他怕我不懂，接着解释：“队长就是四年级的李国祥。我的任务是专门收橘子皮，我叫刘同兴。”
“原来是有组织的！”我心里想：“卖了钱干什么用呢？”这时，又有一个剥橘子皮的走过，看样子，那孩子不愿和我多说了，只告诉了我一句，他是陈公桥小学的学生。
陈公桥小学的教导主任是我过去的同学，为了满足好奇心，我在第二天下午去拜访他。
这位教导主任告诉我：李国祥是他们最好的学生，少先队的大队长，刘同兴的外号叫“小猛子”，有点调皮，以前不大守规矩，去年下半年入了队，变好些了，但还是有些“猛”。
我和他谈起橘子皮的事，想探知一下原委，他告诉了我这件事的经过。
近来，报纸上宣传增产节约以来，学校向小学生进行了这方面的教育，少先队自动地把同学组织起来收集废品，卖给国家。他们组织得很好，有分工，有专职，这种活动进行了将近一个月了，老师怕他们耽误功课或发生这样那样的偏差，规定他们只能在星期天活动。上半个月他们卖了十多元，在陈公桥银行储蓄所开了一个活期存款的户头，并且根据大家的决议，这笔钱买图书放在学校的图书室，还抽出一部分钱买牛皮纸作修补旧图书之用。
我的同学带我去参观了他们的“废品仓库”，门是锁着的，从窗口望去，一间不大的房子里堆了好几堆，这一堆是破玻璃，那一堆是破布，还有破铁，用完了的牙膏袋子，零碎的橡胶……等等。只是没有橘子皮，据说，橘子皮在仓库里容易腐烂，也许是另外保藏着。
接着，我的同学带领我拜访了那位队长。她是一个女孩子，年约十二岁，她的父亲是一个专收废品的小贩。我们去的时候，李国祥正在洗碗，她爸爸也在家里，屋檐前悬挂着一只大菜筐，里面都是橘子皮。
我们在李家喝了茶。李国祥的父亲非常喜欢他的这个女儿。他只有一点不满意他的女儿：拾来的废品从来不卖给爸爸。李国祥的父亲半开玩笑地说：“她怕我‘剥削’，硬要直接卖到废品收购站去。也好，就让她去吧，但她们有时候还是不得不请教我这位‘顾问’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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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难与易（印度故事）
有一个人问贤者：
“对我们来说，什么是容易的和什么是难的？”
贤者回答：
“出主意很容易，而实现它很难。” （译自苏联1956年“讽刺与幽默”）
光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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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阴山之歌（三首）
韩燕如
唱山歌
大青山上牛羊多，
祖祖辈辈唱山歌；
要说唱歌也不难，
三唱两唱一筐篮。
一朵云
湛蓝蓝天一朵云，
哥要上山妹要跟；
摘得山丹花一朵，
打草歇下送哥哥。
满头红
珍珠玛瑙满头红，
汉人爱的蒙古人；
蒙人汉人两族人，
两股拧成一股绳。
1956年7月于武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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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佛经和八位战士
黄苗子
这故事发生在二十年前，地点在山西赵城。
日本侵略军占据了赵城，他们注意到赵城那座古庙广胜寺，因为庙里有一部著名的佛教大藏经，他们打算把这部佛经抢走。广胜寺的老和尚听得风声，连忙派人报告赵城周围的我游击队。事情经过中共山西省委的决定，当夜就派出了队伍把这部藏经运走，走到半路遭遇上了敌人，一场恶战终于完成了保护这部佛经的任务，但是，为此使得八位英雄的游击队战士英勇地牺牲了。
这部用八位战士的鲜血换回来的大藏经，经过若干年妥慎保藏，终于在1949年4月随着全国解放运到文化中心的北京。同年9月间，北京图书馆举办了这部藏经的展览会，我当时曾去看过，也正如所有的观众一样，为了看到八百多年前我国古代木板印刷的高度艺术而欣幸，并且为了这部藏经的保存经过而感动。
这部藏经是金代（约1115—1234）一位信佛的女子崔法珍花了三十年功夫募刻而成，现存有四千三百多卷，它意味着古代东方的文化思想之一部分，也意味着无数先代人民的劳动代价花费在这个上面。拿古代文化史的研究来说，它是不可轻视的一批资料。因此当我看到这部藏经的时候，常常想到这八位战士为了保卫古代文化而献出生命的伟大精神！
在一次偶然的闲谈中，我讲述了这个故事，也讲到在遥远的甘肃沙漠中，那些为了整理研究敦煌石窟的佛像雕刻而埋头苦干的文化战士们的故事。当时有一位持怀疑态度的同志发问：为什么这些经卷、石雕泥塑的菩萨在解放以后还在大行其道？于是立刻又有一位自作聪明的同志认为解放以后修理了一些庙宇和保存这些遗物只是为了“照顾一些宗教界人士”云云。我看第一位同志提出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地认识这个问题，而那位自作聪明的同志的意见却是错误的。
我想，破除迷信，在新社会里是多数人赞成的。我们花了代价去保卫和保存一些佛像经卷，只说明我们对于古代文化艺术遗产的整理工作的重视。过去几十年在昏天黑地中没有谁可能去顾到它，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崭新的社会里，有最进步和最科学的思想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些民族文化遗产将因我们“吸其精华，去其糟粕”而大大地在世界文化上发出光辉。
我还参加过一次更尖锐的辩论。起因是有人提到我们近几年来在保存和整理文化遗产上有卓越的成就，但也有些叫人痛心的个别事例。他（假定是甲）举出报上刊载的浙江龙泉县拆毁了北宋崇因寺双塔及五代金沙寺塔，用这些塔砖铺路，和某些地方毁坏佛道铜像卖钱，拆去古墓砖修井等事例，于是有人（假定是乙）出而辩护之，其问答如下：
乙：这也难怪，个别干部文化水平不高，谁又认识什么是精华，
什么是糟粕呢！
甲：即使如此，难道国家保护文物的法令不是三令五申过？难道
上级没有命令保护这些文物？难道服从法令和上级指示不是一个
干部的起码条件吗？
乙：老实说，文化值几个钱一斤呢！生产要紧，古代文物一不能
当口粮，二不能当裤衩；修路打井发展生产是当前全国的中心任
务！移用一些古砖或者熔掉几个菩萨正好“废物利用”，对人民
有好处嘛！
乙的想法正是代表一部分人的想法。文化艺术在某些情况下固然不能和布帛菽粟相比，可是作为“精神食粮”，我们在生活上却也少不了它，没有这些食粮，精神也会饿死，饿死究竟还是事大，就不能不加以细致的考虑。自然，任何属于人民的财产都不容许破坏，但是破坏一部机器还可以生产新的，而破坏了一件古文物，往往就是全世界不可能再有第二件的。我们更不能不想到当我们的子孙在感到传统文化缺少而对我们的粗暴行动加以谴责时，我们是无词以对的呢！
想到这里，我仿佛看到那八位战士站在耀眼的光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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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姐妹俩（油画） 高帝（全国青年美展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