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建议改进河北水利计划，保证省、快、好、多地消灭水灾
王葆真的发言
我听到毛主席十二项的指示和周总理、李富春副总理、陈叔通副主席各个报告，我以极欣喜的心情，表示同意和拥护，并要求自己努力学习以期符合贯彻党和政府各项方针与政策。为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一知半解，我对李副总理所言大、中、小型水利相结合，及指出小型水利，既省经济又省时间的说法，完全表示衷心的拥护。同时，感觉得自己有责任应当提出改进河北水利计划的建议。由于这几年来的视察制度给了我们在研究和学习上很多的便利，增长了我们的智识，才能写出这个建议，我对中央的领导视察和各省市党政干群的协助，表示非常感谢。现在除提出建议书外，应即说明建议的理由：
我国解放以来，水利建设的辉煌成就，中外赞扬，非短时间所能尽述。政府将于第二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中更有进一步的规划，这是符合人民共同要求的。河北水患不仅关系地方人民的生活，实于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成，有其直接而密切的关联。例如河北棉产占全国棉产量40％，数年来只以水灾原因，未能完成产量指标。仅以1956年计之，因潦减产皮棉三亿斤，即等于七十七万件纱，又等于七个至八个国棉二厂的一年产量，亦即等于七十七万个纱锭缺乏一年的生产资料。又如粮食减产五十亿斤，需要中央调拨大批粮食供应；因而需要调拨大批车辆往返运输；以及赈款的救济；农业税的免征；医药防疫的消耗；交通的阻滞；工商业的困窘；受灾农民生活的贫苦；此皆国民经济中直接的损失。至于间接的地方文化、教育、行政、司法均无不受到水灾的影响，至少延缓其工作成绩的提高和进步，曾有多少事例可证。此足证明关系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虽地区限于一省，而水利计划的领导、批准与一切支持，其权实在中央。我曾经在河北省数次提出我的意见，但是问题的决定在中央。应再向中央提出“改进河北水利计划的建议”：
一、研究、分析河北水灾的情况及其原因。
（1）河北省的水灾，历年沥潦情况较河淹为重，兹将各年淹潦数字例举如下：1949年淹田总数三千三百万亩
河淹占三分之一
沥潦占三分之二1950年淹田一千七百万亩
河淹七百八十八万亩
沥潦九百一十二万亩1951年淹田总数四百九十八万零七百一十
七亩
河淹四十七万零五百零四亩
沥潦四百五十一万零二百一十三亩1952年淹田总数一百零八万亩
河淹八十三万二千亩
沥潦二十四万八千亩1953年淹田总数二千九百七十八万九千四
百三十亩
河淹五百四十四万多亩
沥潦二千四百三十四万多亩1954年淹田总数三千九百六十五万七千零十一亩
河淹一千四百七十二万三千一百零一亩
沥潦二千四百九十三万三千九百一十亩1955年淹田总数一千七百六十九万五千四
百二十一亩
河淹七百零五万八千五百四十八亩
沥潦一千零六十三万六千八百七十三亩1956年淹田总数四千五百万亩
河淹三分之一
沥潦占三分之二
由以上八个年的淹潦数字看来，只有两年比较是旱年（51年、52年）雨水较少的年月。其中河淹数字多于沥潦者，仅有一年，其他七年皆是沥潦数字远远超过河淹数字。由此说明欲治河北水灾，仅仅解决山洪与河淹，断不能消灭大部分沥潦的灾害，其理甚明。
但是在1954年以前，河北水利工作仅仅在山洪与河道下工夫，而且并未解决了山洪与河道大部分的灾害。当然用了好多人工和水利经费也有部分的成绩。然对于解决河淹，距离尚远，更未注意消灭沥潦，是故河北水灾年复一年的严重。
（2）灾害的主要原因。
每届大水灾后，人们常说：今年雨水特别大，是不可抗拒的天灾。在这个语言之下，人们可以宽恕领导水利工作者的责任，同时也就不研究水利工作的得失利害。但是我们幸逢社会主义讲真理的时代，正需要研究灾害的主要原因，才可以明确解决问题的关键。
河北燕山太行恒山各山脉千里濯濯，七、八月间，雨量集中，山洪暴至，河防溃决，加以沥水潦溢，无地容泄，遂至人畜沦溺，田舍漂没。就自然界的现象而言，虽然是天灾，但这是可以战胜的天灾，实由于人力未尽，故成为灾害。试以江南与河北相较，便可以了如指掌。
1954年湖南省平均雨量二千公厘以上，如宁乡县二千二百公厘；而河北是年平均雨量为八百一十二公厘，是河北雨量少于湖南一倍半。但是年河北淹潦三千九百六十五万亩，多于湖南淹潦面积数字的三倍。何故相差如此之大，只因湖南塘坝沟渠甚多，能可容蓄大量雨水，而河北全省的沟渠塘坝甚少，大雨一至，只有任其泛滥为灾。是故雨量的灾害可以战胜，而水利计划之不讲，乃是不能战胜水灾的主要原因。
河北各县党政干群对防汛、排潦、兴修水利，都尽了最大的努力，甚至艰苦斗争，以身挡水，不少可歌可泣之事。但严重的灾害，仍是年年袭来，此其故不在党政干群，而在水利计划没有切中实际的要害。
马克思说，埃及由于尼罗河泛滥为灾，就发展了水利技术。列宁曾经指示，研究分析自然法则，控制它，利用它，可变水害为水利。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以来，各个部门都欢迎合理化的建议。但由于少数人在思想上拒绝接纳合理化的建议，致使可以提早消灭的水灾，反而一年一年的加重，遂至给予国民经济遭受巨大的损失，此实为造成灾害的一个重要原因，亟应予以检讨，加强改进水利计划，并付诸实施。
二、关于防治河北水灾有各种不同的意见。
（1）浚河培堤说。
（2）重修宁晋泊、大陆泽及旧河道沟说。
（3）上游造林，保持水土说。
（4）等待修造大水库说。
（5）低洼地区改造说。
（6）改种水稻说。
（7）沟洫畦田与土埂畦田说。
以上七种防治河北水灾的说法，皆有部分的理由，有必须采用者，有可并行无矛盾者，有不能实行者，但皆非根治河北水灾的最关键性的办法。其理由另详。
三、我的建议改进河北水利计划具体意见的提纲。
（1）小型水利与国家计划中大水库及各河流域规划相互配合修建，以期全面地消灭水旱灾害，更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2）上游，山区（包括河源邻省山区）丘陵地区多修建小型水库和塘堰以及谷坊和各种水土保持工程，以蓄住山洪，减少河潦，并可以灌溉高地的田亩。
（3）中游，平坦地区开掘沟渠、池塘与沟洫畦田相结合，以消灭沥潦，并以蓄住雨水的池塘，便利灌溉。
（4）下游，平坦地区开掘沟池，低洼地区开修台田并建筑围堤，积潦地区及河水狭隘险要汇合处，开减河或疏浚旧有的减河加宽加深。
（5）洼碱地区，开修台田，或改作稻田，以洗碱防潦（中、下游均有洼碱地区）。
（6）把井泉、小型水库、沟渠、池塘结合起来使用，以消灭旱灾。
（7）水利与造林关系密切，需要计划分区育苗，逐步进行，便利水土保持，及早完成山区绿化。
上列七项意见的提出，系根据屡次视察中所见事例的印证和四年来向省和中央屡次提出的意见、建议、发言颇多符合，现在加以综合整理，成为上列七项意见。如被采用实施，必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这个意见，我曾在1956年10月末旬又向河北省人代大会提出了建议性的发言，尚未知是否采纳，兹特再提出。至各项意见的理由与其重要的意义，容再详谈。
四、修建小型水库和池塘的利益。
有人说，大水库可起作用，或者说沿河流可以修小水库，其他地方则不可。我认为大水库收效大，诚然不错。但是费款多，需时久，且不能全面解决山洪。又如只在河流上修，占面积小，蓄水有限。如果沿山区丘陵地带，多修建一些小水库，特别是在国民经济还没发展到高度的情况下，多修建小型水库，既经济，又可大量蓄水，这不仅可减少山区被冲刷和减少入河的洪水，免至淹潦下游；而且可以减少山区旱灾的威胁，因而建议大量兴修小型水库。
据视察各省所见，小水库和塘坝建设费用甚少，建成时间很短，不需要钢铁器材，只用当地民力，由受益者出工，人皆乐从。为了解决群众自己的利害问题，群众都能理解。这就是又快、又多、又好、又省的办法。
例如宁乡干部说：全县已有水塘五万四千八百九十口，新建小水库七十三座，河坝六千一百座，尚拟在沙河上游修建水库可能容纳二百万亩的雨量。醴陵干部说，已建水塘三万一千九百九十六口，圳（沟）一千八百零一条，小型水库八十二座，明年计划建新塘和小型水库一百多个，计划毁田千余亩作为新开塘址。还说，他们算清了账，宁改变少数田亩作塘堰，以提高多数田亩产量，而不因吝惜少数田亩，以降低多数田亩的产量。他们抛弃了保守思想，故不惜因为兴办水利牺牲土地，这就答复了沟渠池塘占用土地、减少生产的反对意见。
我在1956年秋曾询河北新造小型水库多少，一说七十多个，一说四百多个，究不知谁确，也可能四百多个包括山塘在内，以一省与宁醴两县水利相比，得失利害可以立判。
关于修建池塘的好处，在山区和丘陵地区称山塘，在平原称平塘，主要是蓄沥水，减免涝灾。山塘可起拦洪及灌溉的作用；平塘可起蓄泄兼利的作用。夏季阴雨连绵，田间积水数日，易致禾苗枯死，如修若干池塘，使水有所归宿，沥水灾害即可免除。至于形式大小，可因地制宜。有沟渠连通，控制蓄泄，与沟洫畦田相结合。浅深远近，尺度距离，以消纳雨量，保证消灭沥涝为标准。沟渠池塘所占之地，可种水产植物莲、菱、蒲、芦，可以养鱼养鸭。沟边、塘边可以搭架，可种一切蔓生植物，如丝瓜、北瓜、南瓜、东瓜、瓠子、江豆、扁豆、葡萄，还可种瓜蒌、黑白丑等许多蔓生药草，一位农学院教授说：池塘生产比旱田还多，这也答复了占地问题。同时，亦可减少洪水急流入河，不致淹没下游地区，即可解决下游灾害。这是上下兼利之事，也是消灭水灾的共同义务。沟渠池塘，还可涵养地下水源，在天旱较长的时期，亦可增加井水泉源。所以说沟渠池塘是保证增产的好办法。
据邓子恢副总理报告，在去年全国修建小型水库二万七千多座，塘坝、渠道三百八十万处。河北省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十三分之一以上，而去年修建小水库（包括山塘在内）只有四百多个，比各省甚少，无容纳雨量的设备，怎能不淹潦呢？
五、对各项反对改进的意见，作如下的解答。
1953年冬和1954年春，我提出改进河北水利意见的时候，我很感谢负责河北省水利工作的同志们，说出了不少的反对意见，使我能知问题的所在，可以更进一步的研究和证明。这几年来我在视察中和阅读中，已经获得了不少有力的证明，可知孰得孰失。因为时间关系，我现在仅能简单地解答如下：
（1）占地问题。反对者说：沟渠池塘占用不少田地，将至减少生产。
这一问题，在前项已有答复。所占地约在5％至8％，所保证免除水灾者，约占92％以上，较比多数田亩受灾，显然得失分明。地下水位低者，挖深、占地少；地下水位高者，挖浅、占地多；最浅者蓄水改种稻田，增多产量。况池塘沟渠均可利用增加生产，除塘内、沟边生产外，既可免除潦灾，更可提高田亩产量，保证丰收。试观江南各省利用生产情况，可为明证。若仅仅顾虑沟池占地，而不考虑水灾损害有十倍于占地的重大。只有让沥潦灾害年复一年的恣肆猖狂。现在淹潦数字占耕地总面积35％。可知孰得孰失。
（2）障碍机耕问题。有人说：田有沟池，障碍机耕，妨害工业化。
1954年冬我到宁河国营农场视察机耕距离，又在芦台拖拉机站详询机耕距离，去年11月间我又到京东双桥农场详询机耕回转次数与减少耕速的差距。都可证明沟渠池塘对于机耕速度并无很大的障碍。虽在回旋时，有很微小的延缓耕作时间，但沟池保护机耕的效果大于因延缓时间减少耕速的损失，可能在几十倍以上。双桥机耕农场，连年遭受水灾损失严重，利害轻重，可以判明。
双桥农场“德特54型”拖拉机，同样耕地深度为二十二公分（约七寸）同时带丁齿耙，耙地一次，在不同的长度地段，班工作量如下：
地段长一千公尺 宽一百公尺班工作量（十时）八十七亩
地段长五百公尺 宽五十公尺班工作量 八十五亩
地段长三百公尺 宽五十公尺班工作量 八十二亩
由此表来看，按一个月计算，第二种只差六十亩，差不到一日的工作量；第三种只差一百五十亩，差不到两日的工作量。而实际沟、池相互距离，到第三种短距离者甚少。倘无沟、池消灭水灾，使机耕效果的丧失，即等于浪费了机耕大部分的设备。
（3）有人说，全面改进水利，必须等待测量十年。
这种说法，已在沟洫畦田与土埂畦田的推广中，自行取消。但沟洫畦田与土埂畦田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对不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却可以立即推广，而对可能保证解决问题的办法，反要推迟十年，将何以自解。
本来乡村水流高下，老农自知，可能知道本村的水流向何方，何用测量十年，这是假话。
（4）有人说，改进全面水利，兴修小水库、沟渠、池塘，需要国家支给大宗经费。
小型水利，有的民办公助；有的人民自办。群众为了自己农作物获得丰收，付出自己的劳力是应该的，江南各省是这样。虽然可以民办公助，但也可以领导人民自办，而不应当借口需要国家支给大宗经费，就不发动人民自办。
（5）对沟渠、池塘，人民未必愿出劳力；群众未必赞同。
近年为了防汛工作，人民年年付出劳力很多，结果还是年年受灾，浪费了不少的人力。江浙各省人民为了兴修水利，付出了很多劳力，江宁、邗江、昆山各县去春每人付出五、六十个工，都获得了丰收。1954年雨季河北省新乐县人民，挖了临时的池塘沟渠不少，保住相当收成。1955年春季省人代大会时，定县代表提案请在县内试办池塘、沟渠以消灭水灾，竟未邀允准。这可见不是群众不希望改进，而是主持水利工作者不同意。又在1955年冬季武安县伯延乡合作社对我说：它社自行开掘七亩三分大的池塘蓄水，以备点种万亩棉田之用。这证明了群众对于改进水利的要求。
（6）有人说，掘出沟池的土，无法摊土。
改进水利计划，应当分出步骤，以三年至五年，分期兴工，分期掘土，分期摊土，土少田多，浅铺易耕，连耕两次，新旧和匀。老农说：“新土和旧土，打石（音担）五，（言收获多）”但竟有人相信，无法摊土，比打通上甘岭的战壕还要困难。
（7）有人说，冬天冻，春天忙，无法施工。
这种说法，应当已被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惊醒。1955年冬至1956年春，正是冬冻春忙的季节，各地兴修了好多水利工程。
（8）有人说，沟水生碱，把好地碱化。
这个问题，已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时，须恺代表发言中和我的发言中解答了。挖沟适合尺度，不但不生碱而且可以洗碱，把碱性逐渐消灭。
（9）有人说，水利建设是长期工作，可能是三十年、五十年，不能求速效。
这一说，对大江、大河、大水库的建设，可能是如此想。但在农业发展纲要中，已经规定了十二年内基本消灭水旱灾害。尤其河北人民在沦溺、饥饿之中，谁也不愿这样长期地等待。那是因为想不出短期内消灭水灾办法，才这样讲的。如果肯采用七项意见，在三年至五年内，即可基本上消灭水灾是有根据的。
（10）有人说，水利建设不可能有全面的系统的计划。
河北省56年水利纠纷甚多，灾害因以加重，正是因为无有全面计划，上下游不相顾，没有系统的组织建设所造成。
（11）有人说，池塘漏水，不能灌溉和养鱼。
这是白土、沙土地区有这种情形，但河北这样地区，实占很少的面积。这样地区的池塘，虽不能养鱼灌溉，总可以消纳沥潦灾害。终胜于无有池塘，致使田中存水淹死禾稼。这是以防潦为主要，而防旱养鱼为次要。虽不能养鱼，尚可种植其他水产作物。并且漏塘也可以改造。
在有黄土、胶土的池塘，不易渗漏，或第一、二年有些渗漏，过了三年，即不渗漏，或用辗石辗轧几遍，或用夯筑实，亦不渗漏。
我看了饶阳县五公村附近耿尚乡合作社，利用村边几个水坑养鱼。据社干报告，每个水坑养了几千条鱼，每条都长得一斤多重，比种地收益还多。这说明河北绝大部分地区是适宜修凿池塘沟渠的。
（12）池水容易蒸发，未便用作灌溉。
这一说者，应知按河北每月水分蒸发表计算，六七尺深的池塘在八九月间蓄满一池水，至第二年4月间，尚可存三尺左右深的水量，可供春灌之用，保住点种棉花和麦季的收成。若是塘深一丈以上，存水更多。这一观点，也是忘了池塘的任务，主要在解免潦灾，次要才是防旱。
大兴县水柜暴露，有人建议隔岸建房遮蔽阳光免于蒸发。县中负责同志说，所费太多，暂不能办。我说只须沿岸种植长蔓植物如葡萄架等，即可避免蒸发，亦可增产。县中同志欣然接纳。
（13）有人说：沟渠池塘，只适宜于南方，北方不能适用。
“苏联于1948年10月20日，通过了一个庞大的改造自然计划，……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筑造四万五千二百二十八个池塘和蓄水池。”“莫洛托夫农庄，开凿七个大池塘养鱼养鸭。”河北省比苏联地区还在以南，为什么不适宜？宁河也有养水站和沟渠、稻田，通专去年开了一个很大的池塘也起了作用。湖南雨水多，平均每百亩田，至少有十亩塘，有些地区十亩田有二、三亩塘。河北雨水少，虽不用十分之一的池塘，但可百亩田五亩塘，一亩沟，或者多一些，少一些，但总不可无防潦蓄水的设备。
北方雨量虽少，因为集中在7、8月间，故汇成巨灾，必须有小水库和沟渠池塘以分散水势，方能保证消灭水灾，其理至明。北方连年灾害严重，人民生活困苦，正是因为水利观点落后于南方。
（14）挖池塘时，水位浅，挖出水来怎么办？
水位高时，最好挖出泉水，水源足时改种稻田，产量更大。如大兴县新开稻田万亩以上，去年在潦灾中，而稻田收四百斤左右，同时亦可多消纳一部分潦水。满城县亦有此例。
（15）小型水利与河道工作有矛盾；或说先修河道后挖沟池。
为是说者，是把沟渠池塘看成与河道对立；或是以河道为主要，而小水库、沟渠、池塘为次要。我在改进水利的七项意见中（1）项，“小型水利与国家计划中大水库及各河流域规划互相配合修建。”这已经说明了不是对立的而是合作互助的。它的合作互助，即在于调节蓄泄，分工合作，以此消灭旱潦灾害。县干部说，我们年年修堤，年年防汛，年年受潦，年年救灾。昨年各堤决口百处以上，可见只是浚河培堤，保障流量，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把小水库、池塘、沟渠搞好，蓄洪渟沥，减轻河道的负担，自然河无涨溢，堤免溃决。但不是说只要兴修小型水利，不要重视河道岁修，而是大、小兼顾，更需要各河流域规划及早编制，以便干沟与塘、库、涵、闸，通贯河川，控制流量。但也不是说必须先有流域规划，而后兴修水利。如江宁县去年修建许多塘、库，并未等秦淮整理，亦已获得增产成绩。这样例证各省都有。
为什么在南方容易认识沟、塘、小水库的效用，而在河北有这些反对的意见呢？这在北方治水的历史上是一个新鲜的建议，也可能是因为水利学说上没有这一章，遭受反对，不应当以为奇怪。特别是要想把沟渠、池塘、小水库写成为有计划的、有系统的消灭水灾的理论，更是中国几千年来水利论著中很少看到；而且也未听到水利学者，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尽管在事实上南方各省作了不少的沟、塘、圩、库，我到了苏沪浙湘各省，访求有关这一类的著作，并未找到。但是这一改进河北水利计划的意见，水利部并未曾表示反对，而且部中有三位水利学者，都曾明确地表示同意。为了进一步明确前述七项改进意见的理由，我在1953年冬，曾提出关于根治河北水灾理论上的意见如下：
就地治水，分散水势，因蓄为泄，因泄为蓄，蓄泄兼顾，上下均利。全面规划，因地制宜，疏导并用，旱潦可济。
1956年河北省通专与津专、邢专与邯专都闹水利纠纷，其原因就是没有就地治水，分散水势；因为有泄无蓄，上下均不利；因为没有全面规划，也不能起疏导的作用，就造成了严重的灾害。
六、河北水利计划改进的必要。
近四年来河北省共淹潦一亿三千二百一十四万一千八百六十二亩田。除棉粮减产而外，倒房几百万间，漂没牲畜财物等等，共计所值，据说：四年来河北省因水灾遭受的各项损失，当在百亿元左右。而且每年不少的水利经费等于虚掷，内务部不能不拨出大宗赈款救济难民，粮食部不惟减少收入并必须拨出大批粮食供应，各部门直接间接损失的数字，都非少数。最是千万以上的灾民，吃糠咽菜的困苦生活，令人关心。河北农业合作化的旗帜耿长锁社，去年积肥甚多，精耕细作，满拟大量增产，一潦减产七成，影响农社经济，何等严重。使我不能不想到假使两三年前，领导水利工作者如肯虚心地考虑接纳改进河北水利计划的建议，断然水灾不致如此的严重，这不是空想而是可以证明的。
证一，经过几年严重灾害的压迫和干部同志们提出意见，不能不略有改进，从1955年满城始有沟洫畦田的试验，1956年始有小型水库的修建完成，据说54年满城淹潦九万多亩，55年淹潦三万亩，去年雨量九百公厘，多于往年，而只淹田八百多亩，此其明证一。
证二，满城只有小水库和沟洫畦田而未掘池塘，沟洫之水一泄而下，淹潦下游邻县清苑，灾情颇重。清苑县就向上级和省人代大会告了满城，说满城挖了沟，不蓄而泄，流下甚急，至使清苑人民受灾惨重，此其明证二。这是很好地说明了池塘的重要意义，这是势所必至，我早在意见书中明白地写出了。而且几次曾经向省领导水利工作者说明这个理由，但是丝毫不值得注意。
证三，据大兴县负责干部说：水利厅令这县搞沟洫畦田，就与安次县发生了水利纠纷。因为挖了渠十四条，沟水流下正淹安次西乡，安次便发动群众借筑路为名，沿县西境筑成了一道长堤，截住了大兴县十四道的沟水。水无出路，漫淹了大兴县的东境几十个村庄的田禾。县问厅如何解决，厅无办法回答，两年纠纷尚未解决。我说在县境内多挖些池塘，是不是可以解决潦水？县负责人说：这是一个办法。这说明仅有沟洫畦田而无池塘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这又证明了建议中的重要关键性。
现在河北人民已经饱受水灾的惨痛教训，不要再想弯弯曲曲的、枝枝节节的、没有切实效果的一些治水办法，这一种思想已经给河北人民造成了不少严重的灾害，而应当重新考虑，公开地接纳合理化的建议了。
七、怎样省、快、好、多地消灭水灾和怎样保证呢？
我最初思考这个建议，就是从省、快、好、多的方向来考虑这个问题。怎样办呢？（1）小型水利，或由民办公助，或由民众自办，不需钢铁物资，不需机器，比较投资少，效果大，因此灾害减少，农税增多，而救济费、调拨粮运费都可以减少。是省。（2）发动民力就近施工，分区设计，分年进行，众擎易举，劳力从容，至多五年，基本完成，是快。这在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历举江宁、扬州、昆山群众完成水利土工数字，可以证明。（3）就地治水，分散水势，因地制宜，蓄泄兼顾，免潦减旱，保证增产。是好。（4）全面规划，上下相顾，部省合作，水网密布，脉络贯通，沟塘河库，山岭海滨，到处建筑，滴滴雨雪，控制自如，蓄泄航溉，利兴害除。是多。
用什么作保证呢？我们有三个有利条件：第一个是中共领导下对干部马列主义的教育，可以动员广大的干部和群众；第二个农业合作化后劳力和土地都可统一使用；第三个我们有科学上的计算方法，包括山区、平原面积数字及耕地数字，季节雨量集中数字，受灾田亩数字，小水库、沟渠、池塘、河川容量及流量数字，工程土方数字，以及分区、分年、分日兴工的数字，加以综合与分析的核算。由此可得作出假设：动员河北劳动力一千万人在冬春季节农作不忙之时，兴修沟渠、塘、库。每人分担半亩面积的工程，约用一百五十工至二百工，每年出五十工即三年至四年完成。以出工日与去年江宁县的农民兴修塘库出工日期五十日至六十日相比并不多，若与洞庭湖区农民每年兴修水利有四个月的时间相比，为数更少。四年之后，完成沟渠、塘、库五百万亩，使一山之水入一山之库，一乡之水入一乡之塘。即可能容蓄五百万亩一丈深的水量。以此消纳1956年四千五百万亩的水灾，绰可有余；而消纳54年、53年、55年的水灾，当更不成问题。似此计划改进，民不甚劳，农不失时，灾害可除，丰收可致，亦即可保住一亿三千万亩全省耕地的增产，亦即可免去如1956年一年内约五十亿元资财的损失。这样教导人民使用少数的劳动力，即可保证千万人民的终年劳动的成果不至随水漂没，放任自流；这样使用田地，便可完成棉粮增产指标；这样改进河北水利计划，便可以掌握住切实有效的办法。这虽是一个假设，还不是固定的数字。但由于这些条件和方法，我敢相信在我们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的时期，根据客观事实，结合群众经验，掌握自然法则，精打细算，因地制宜，一定能省、快、好、多地战胜几千年来未能战胜的洪、沥灾害；保证农业增产，富裕人民生活；保证完成第二个国民经济计划所给予河北人民的任务。为此，我殷切地希望政府能采纳这个建议。
最后，说明河北水利计划的改进，还应当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建设的发展而不断地改进和发展。我既非水利学者又无行政的实践，对于水利知识是有局限性；可能对于水利工作的观察是有错误的。我欢迎反对、辩难和批评的意见，好作进一步的修正，期能有助于解决水灾的损害和人民的疾苦。敬希指正。
第4版()
专栏：
生动的事实打破了一向的疑问
左协中用自己调查的材料说明合作化的必要性和优越性
毛主席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周总理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和李副总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若干问题的说明，对我的教育意义很大，我表示衷心的拥护。对于陈副主席的工作报告，我也完全同意。
我家在陕西省西安市坝桥区，家庭是个地主成份。解放以来，由于不断的受到共产党的教育，对党的各项政策，包括农业合作化的政策，在实践体验过程中，感受最深。我完全相信只有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中国才能富强、繁荣，才能真正的独立自主，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必要条件，不这样就完不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道理我是很清楚的。但我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还不是完全相信不疑的。特别是在合作化高潮以后，有些农业社因经营管理不善，致社员收入不能普遍增加，也有个别合作社的乡亲院邻曾一再向我反映社中存在的这样、那样的种种问题，因而使我对农业社的工作一向抱着一些疑问。
这次来此开会前，我打算就这个问题在会上讲几句话，反映一些农民的实际情况，为此原因，我以七天的时间，回到我家所在的西安市坝桥区，重点调查了十五个农业社。这才使我完全相信了高级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和优越性，并且认识到：过去所以存在一些疑问，主要是由于缺少深入调查，只看到眼面前的个别现象，只听到某些中农或代表中、富农利益的意见，而没有从农村中的大多数人口去找答案。
现在就我调查所得的情况，概略的举一些事例。
从农民眼中看：合作社有无优越性，那就是看社员是否增加收入，增加多少？本来从一个十分落后的、分散的小农经济，开始合作化，技术差、经验不够，而且要作许多基本建设和必要的设备，这些都需要钱，需要人力。人们建立一个小家庭，也要置办许多日用家具，往往很长时间换不过气来，何况建立这样几十户、几百户的大家庭，马上参加，马上就要赚钱得利，就要增加收入，不增加收入或增加的不多，就要埋怨政府，指责干部，以至怀疑合作社的优越性，这是不合情理的，至少是过高过急的要求。但是按1956年的情况看，绝大多数农业社是增产的，绝大多数社员还是增加收入的。就我调查十五个社的材料看，共一千一百五十八户中，增加收入的是九百六十四户，不增不减的九户，减少收入的一百八十五户。
我家住在坝桥区永丰街，永丰街一社55年缺粮六千多斤，56年除无论大小每人分到四百五十斤粮外，建筑工厂还征用了一百多亩地，还有余粮四千多斤。梁家街四社55年卖余粮一万一千斤，又买回一万五千斤，是缺籽社，56年除大小口都按四百五十斤分配外，还卖余粮七千斤。堡子村合作社55年缺粮一万余斤，56年不缺。56年坝桥区收麦时，天雨连绵，损失10％左右，不然，产量还要高些。
在增加收入的农户中，也包括有新、老中农。例如梁家街二社中农陈福才家有两个全劳和一个半劳，十四亩地，单干时丰收年连副业收入不过二十石粮左右，而56年劳动收入一千三百多元，可买小麦四十石。永丰街一社中农连志彦55年单干时毛收入粮食二十一石，56年入社后，劳动净收入粮食二十四石。另一贫农李宗乾，有五亩地，55年自耕时，连副业毛收十石粮，56年净收十六石。
减少收入的户中，新中农以上的农户较多；也有一些贫农。例如梁家街二社五十二户中，减少收入的仅五户，其中四户是中农，一户是贫农。中农减收的原因，有些是过去土地多、工具好、骡马精壮，经常雇用短工，自己跑副业，而现在不能雇工了，自己劳动力又不强，也有个别大有情绪，劳动积极性不十分高，所以收入不多。贫农减收的原因，有些是过去靠近城市或工厂区，做点小买卖、卖小吃喝或种瓜菜，副业收入多，而本身劳动力不强，现在副业收入少了，劳动积极性不高，所以比较起来是减少收入了。这些都不是合作社好不好的问题，而是他们本身劳动态度的问题。另外也还有一些减少收入的贫、中农是由于身体弱有病，家中劳力又少的原因。
当然有些农业社的减产和社员的收入减少，与组织领导和经营管理的不当，也是有关系的。我认为今后必须加强农业社政治思想工作，加强贫农、中农的团结和社干、社员的团结，经营管理要因时、因地并且因人制宜发展多种经济，发挥每个社员的特长，在必须重视集体利益的前提下，也要适当的照顾个人利益。
毛主席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特别是中农，现在还不免有不少的落后思想，干部要耐心的教育说服，具体帮助，不要简单的指责批评，引起消极情绪和不团结现象，妨害生产的发展。我认为农业社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关系重大，党和政府必须加强对这些同志的指导和教育，党的农工部和合作部应该加强农业社的政治工作。根据许多人的反映，对农村说来，这方面的工作还是比较薄弱的，希望加以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