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生了根 开了花 结了果
王海山谈湖北省实现农业合作化获得大增产的一年
我完全拥护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指示和周总理、李富春副总理、陈叔通副主席所作的报告。今天我想就湖北省去年农业增产、农民收入增加和生活改善的情况，谈谈个人的认识和意见。
湖北省去年实现农业合作化，农民组织起来后，他们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积极努力、艰苦奋斗，在农业生产战线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不仅完成了1956年的生产计划任务，还超过了1957年国家计划要求的指标。几项主要农作物的增产情况是：粮食总产量达到二百一十亿斤，比1955年增产二十二亿斤，超过1957年国家计划指标的15.9％。棉花产量四百万担，比1955年增产一百零八万担，超过1957年国家计划指标的30.7％。大豆产量六点六一亿斤，比1955年增产58％，超过1957年国家计划指标的24.3％。其它如苎麻、黄麻等作物也都超过1957年国家计划指标。过去湖北地区有人听说亩产千斤粮和亩产百斤皮棉，都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但去年已经出现了许多高额丰产的单位，有的地区的单位面积产量还打破了历史纪录。根据黄冈，孝感、荆州、宜昌四个专区的统计：粮食平均亩产千斤的区有六个，千斤的乡有二百一十四个，千斤的社有一千一百八十七个。平均亩产皮棉百斤的乡有十一个，百斤社有五百零六个。孝感县卧龙乡双台农业社双季稻六十三点三亩，平均亩产一千一百六十四斤，其中六点六五亩，平均亩产高达二千零二十三斤；浠水县兰溪乡群利社四十六亩中粳稻，平均亩产一千四百斤，其中二点一八亩，平均亩产高达一千七百二十斤。谷城县沈湾乡民乐社小麦四百三十亩，平均亩产五百斤，其中七点四亩，平均亩产高达一千零五十二斤。京山县合作乡石板社棉花三十七亩，平均亩产皮棉一百零九斤，其中一点零七亩，平均亩产四百零七斤。新洲县双河乡建利社的油菜一千零八十五亩，平均亩产四百四十一斤。
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还表现在实行农业技术改革，推广先进生产经验和发挥集体力量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特别是技术改革对农业增产起着重要的作用。去年湖北省实行了“五改”，一季改两季或两季改三季的约有一百七十五万亩，增产粮食三亿斤；旱地改水田的约有五十万亩，增产粮食一亿斤；低产作物改高产作物的约有一百万亩，增产粮食一亿斤；坡地改梯田的约有二十二万亩，增产粮食二千二百万斤。连同推广优良品种平均增产一成到两成，总共增加八亿斤左右的粮食。农民在过去不少是理想的事情，在合作化实现后变为了现实。如罗田县石桥铺乡玉虹农业社，该社社员过去历年来经常遭受洪灾、涝灾、旱灾的危害，无法治理。去年组织了合作社，即针对这个具体情况，组织社员集中力量，展开了同自然灾害作斗争，他们修改渠道、排水沟，修改河道和堤防等工作，基本上消灭了三十年来灾害的威胁，仅就粮食一项，增产了十七万七千斤。社员们欢天喜地的说：“干塘变成了水塘，沙畈变成了米畈”。天门县徐黄乡团结社，他们在建社后存在着田多、田远和劳动力缺乏等困难。由于发挥了社员的集体智慧，去年一年中改制了三轮牛车，创造了棉花条播机、棉花双齿划行器等八种新式农具，节省劳动力达一万七千多个，克服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保证全社获得高额丰产。去年农业生产的实践证明了“八大”关于政治报告决议中指出的“在最近的将来我国还不能有很大的农业机械工业和化学肥料工业，还不能进行很大规模的垦荒，水旱灾害也还不能迅速根治”的情况下， “充分发挥农业已经基本上实现合作化这个优越条件，依靠合作社的集体力量和政府的支援，采取兴修水利……改良品种、推广新式农具……等项措施，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是完全正确的。
农业生产丰收，农业合作社进一步获得了巩固。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有了进一步的改善和提高。根据黄冈、孝感、荆州、宜昌、恩施五个专区五万四千一百四十四个社的统计：增产社占86.4％，保产社占6.98％，减产社占6.53％。从高级社的增产情况看，比初级社更加显著。据一万零九百三十四个社的统计：增产社占92.56％，保产社占4.36％，减产社仅占3.07％。另据上述五个专区二万零一百九十八个社的一百七十七万七千三百七十六户社员中的统计：有84.22％的户增加了收入，有7.86％的户不增不减，有7.92％的户减少了收入。自去冬以来，对于减产的社（户），也采取各项措施，努力发展副业生产等之后，已有30％的减产社转为增产社，40％的减产社转为了保产社。全省95％的农业社增产和90％左右的社员增加收入完全实现了。
农业合作化虽仅有一年的时间，但已经有许许多多的事实告诉了我们，我国农民所走的这条道路是完全正确而勿容怀疑的。至于还有一部分人迄今对农业合作化有无优越性？或优越性大小？持有怀疑的态度，这主要的是他们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全面真实的情况了解的还不多，所听到的是某些缺点或错误的片面反映，因而也就很难得出正确的认识和意见来。例如有人反映说：“农民生活苦极了”等等。这里简要地介绍一下，我亲自考察大冶县的黎明乡和鄂城县新界乡的情况。这两个乡均为丘陵地区，可代表湖北地区一般性的情况。去年两个乡自然条件比55年要差，主要是秋旱长达五个月。但由于农民组织起来的巨大力量，战胜了旱灾，从而保证了生产计划的实现。黎明乡粮食产量五百五十三万斤，比1955年三定产量多一百二十万斤。新界乡以产棉为主，粮食次之，粮食产量为三百一十六万斤，也较1955年增加9％。他们都注意了副业生产，黎明乡收入十一万元，新界乡收入四万八千元。这两个乡同样随着生产的增长，农民生活都得到很大的改善，首先四留粮较往年提高了。黎明乡除交纳农业税和出售给国家的余粮合计为一百四十八万斤外，农民自留粮每人每年平均五百三十斤，比1955年提高了五十斤。该乡历年来都有一百一十五户左右需要救济，二百户左右缺粮的需政府供应，这些情况去年都没有了。有的还有余粮卖给国家。一个社员叫徐太章，在1955年还是救济户，去年参加高级农业合作社后，全家一年劳动收入高达五百元，除大人小孩换上新衣服外，还准备修建房屋。新界乡除自产的粮食全部留用外，政府拟调拨七十三万斤供应缺粮户，连同自产粮食合计，每人每年平均粮食五百五十斤，也较1955年提高了十斤。两个乡农民的食油也由每人每月四两提高到半斤。农民对农业合作化的好处，农业生产又获得丰收以及生活的改善是满意的。如安陆县巡店乡农民中流行的一首歌“共产党、好主张，合作社、生产强，谷满仓来鱼满塘，满圈肥猪遍山羊，日子一年比一年强”。当然，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民在生产和生活方面也不断提出新的要求，我们相信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和生产不断的增长，逐步会获得满意的解决。
总之，我国实行农业合作化，改造小农个体私有制为集体所有制，这个伟大的革命，已在广大农村中生了根，而且开花结了果。当然我们去年领导合作社和组织农民集体生产，也碰到过许多新的问题，同时在处理和解决问题中，一方面摸索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但另一方面也发生过某些缺点错误且招致过失败的教训。对产生的缺点，主要是我们对中央指示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贯彻执行的不够全面。在批判右倾保守之后，与获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对于可能发生的某些急躁情绪预见不够。例如推广粳稻良种，在领导和群众没有经验的情况下较大面积播种，忽视了因地制宜，没有坚持由点到面和群众自愿的原则，曾引起部分农民的不满。尽管去年全省早、中、晚粳总平均还较籼稻略有增加，但从我们工作方法上检查仍是错误的。再如合作社内经营管理方面，不少的乡、社干部作风不够民主，一部分干部办事还不够公道，少数干部有贪污腐化和违法乱纪的现象等。也反映了贯彻“勤俭办社、民主办社”的这个方针，我们在工作上还未做到家。对于这些缺点错误，有的及时发现后大都作了纠正或处理，去年11月，中共湖北省委发出指示，各地在深入学习“八大”文件，结合总结工作和整顿作风时，在肯定工作成绩的基础上将曾发生的缺点错误，通过好坏典型对比，再一次进行了较为深刻系统的检查和批判，吸取教训，改进工作，武装了干部思想，所有这些工作，都为进一步巩固农业合作社和争取今年农业生产的更大丰收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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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海少数民族教育已有很大发展
桑热嘉措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李富春副总理、陈叔通副主席给我们所作的各项报告，并愿在会后贯彻执行。
青海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多年来受着反动统治阶级极其残酷的压榨和掠夺，形成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极端贫困和落后状态，特别是牧业区的少数民族，这种现象更为严重。解放后，由于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以及在平等团结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各族人民政治思想觉悟提高了，生活得到了改善，因而各少数民族人民就有了迫切学文化的要求，无疑的也就促进了民族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现在我就青海少数民族教育，特别是牧业区民族文化教育工作，发表个人的意见：一、主要成绩
小学和师范学校有显著增加；小学师资正在大力培养；小学课本已全部使用藏文。
1、由于党政正确领导，汉族干部的热诚帮助，少数民族中许多公众领袖人物的大力支持，我省少数民族文教工作有了长足的进展，目前已有民族专设小学四二八处，学生四万三千四百六十七名。去年将民族公学改为民族学院，有学生五百六十五名。原省民族师资训练班，改为民族师范，培养中的师资学生有六百名。
2、解放前牧业区到处是啼饥号寒，流离失所的悲惨景象，哪里还谈得上学文化的事呢！从1951年在牧业区开始创办了民族小学，牧业区的儿童们，像春天的花朵一样，在太阳光下，欣欣向荣。据去年9月份的统计，全省牧业区共有一百七十三处小学，学生一万一千四百四十九名。同时在学校里的党团组织，不断的得到发展，使这些春天的花朵，鲜艳的开放，全面的发展。
3、在牧业区里开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工作，所遇到的困难是很多的，尤其缺乏合适的师资问题，是一件大事。我们为了适应今后工作的需要，去年已将民族师资训练班改为省民族师范学校；并在六个自治州内，各建民族师范一所，准备在今年招生，经两三年后，就可以解决牧业区民族小学师资问题。
4、为了贯彻以本民族语言文字为主的教学方针，省教育厅经几年来的最大努力于去年9月份已将小学课本，全部用藏文译成，不但供应了本省的需要，而且有的省也作了教材和参考，去年共发行三十三万多册，今年预计能发行四十五万册，将要超过以往数年的发行总数。初中、初师教材，也开始着手编译。
我所报导的这些事，在内地来讲，的确是微不足道。但是在我们牧业区来说，实在是很不容易的，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各项政策具体贯彻的最大特征，我们应该肯定下来。二、几点体会
要事先对家长和头人做好宣传教育；认真贯彻以本民族语言文字为主的教学方针；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学校组织形式。
1、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文化教育工作，首先要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几年来由于我们足够的重视了这个问题，因而牧业区的文化教育工作，才获得了以上的一些成绩。具体的办法，就要先从宣传教育着手，用不同的方法，对不同的对象，进行说服教育。使我们的教学方针政策深入人心。对上层人士可采取开会、参观及个别交谈等方式打通他们的思想，只要这些人动起来，那么牧业区的教学工作，就有了社会上支持的力量。现在牧区的头目人中，差不多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学校里来培养，这样牧区群众也就消除了不必要的顾虑，陆续上学的儿童，日益增多。对儿童的家长进行必要的宣传教育，经常保持和他们的连系，也是不能忽视的。需要深刻了解到反动派在这方面留下的遗毒是很深的，很多家长，在他们的子弟没有入学之前，甚至入学之后，都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疑虑，有的还很不放心。针对这种思想和社会情况，我们必须在社会宣传教育工作上下一番苦工。对已入学的学生应该用本民族的语言，通过他们能完全理解的事例，多讲民族政策，使他们的政治思想相应的得到提高，以达到收一个，巩固一个；收一批，巩固一批，宁可走慢一些，不宜单求数量而忽视巩固工作。
2、认真贯彻以本民族语言文字为主的教学方针，采用本民族的语文教材，是办好牧区少数民族小学的关键问题。我深深体会到这个方针政策是非常正确的，在办牧区学校的初期，我们向学生只教本民族文字的语文一课，不加其他课目。藏族地区上藏文说藏话，蒙古族地区上蒙文说蒙古话。聘请教员，一定和当地头目人及群众商量，他们喜欢谁就请谁，他们不喜欢的人我们不要勉强聘任，否则增加很多麻烦，影响工作的进展。以上是在教学工作中具体贯彻民族政策和民主办学的问题不可忽视的。
牧业区的教学工作，和全国各地的其他建设工作一样是不断发展着的，并没有停留在刚创办的水平上，现在大多数牧区小学里，添授了算术、唱歌、体育图画等科目，只上语文科的水平线已经突破了，这个新形势，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牧业区各种小学课本内容是否和一般小学的内容一样；教学进度的要求和农业区的学校不可能完全一致。另外应本着以本民族语言文字为主的教学方针，在有条件地区适当的加以汉语汉文是非常必要的，但不宜操之过急，应该是积极的而又是稳步的。
3、在建立学校工作上，必须根据各民族各部落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并取得当地公众领袖代表人物的同意下，和各族群众的支持下，可采取不同的学校组织形式，在州、县、乡政权所在地，或小块农业区，可设立固定的土房小学，在那些居住不能固定的牧民中，可设立随着部落流动的帐房小学，这样既能照顾到民族部落的生活条件，又能便利儿童的上学。但我们今后尽可能把所有的流动学校，按具体情况，逐步固定起来。其他如尽可能办好牧业区小学的各项必要的设备；给贫苦牧民的上学子弟予以适当的助学金；从多方面鼓励教员，并得到当地党政的重视和支持等，也是办好牧区小学的重要因素，今后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三、问题和意见
懂得汉藏两种文字的人奇缺，编译初中课本困难很大；希望把牧民助学金适当增加。
虽然我们的成绩是不小，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缺点，主要的是对工作经验总结不够，领导机关缺乏具体的指导与检查，教员质量不高，学校设备不够完整，印刷条件不具备，教材供应不及时等问题，这就不可避免的影响了教学质量，这是我们今后工作中特别注重解决的问题。
我的意见是：（1）本省教育厅已开始了初中、初师课本的编译工作，但因人力不足，懂得汉藏两种文字的人材奇缺，遇到了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请中央有关部门予以具体的指导与协助，以便共同迅速的完成这项新的工作。
（2）由于党和人民政府对牧业区的深切关怀与照顾，给贫苦牧民的五千多子弟，发了助学金，但因牧区经济基础薄弱，牧民尚有补助助学金的要求，可否把助学金予以适当的增加，以鼓励其上学情绪。以上意见，有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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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地方卫生工作要赶上客观发展的需要
姚克方的发言
我衷心拥护毛主席的指示和周总理及各位首长的报告。
我是一个地方卫生工作者，想就地方卫生工作中目前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个发言。
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已使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随之获得了解决。农民已经放弃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改变了小农经济分散性的生产方式，实行了“按劳计酬，多劳多得”的工作日制。由于社会主义所带来的思想觉悟的提高，农民均以无比的热情和积极性从事于劳动。更由于打垮了封建残余势力，妇女已脱离了家庭经济的枷锁，走上了经济自主的道路。从而，劳动力的保护、巩固和增长遂成为每个农民的一项迫切要求。他们要求从疾病的迫害和苦难下得到解放；他们亦要求获得与疾病作斗争的知识，好参加到战斗队伍里来。
在这种新形势发展下，解决农业增产与劳动力间的矛盾，亦遂成为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农村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农业合作化之后，组织起来的农民和改变了的经济制度已替消灭疾病、改善农村卫生情况，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在于卫生行政领导与卫生工作者如何正确地认识这种变化，如何来有计划地合理安排卫生工作，使逐步地适应于客观发展的需要。
1956年在合作化高潮推动和各级党政的领导下，发动了群众并组织了地方的一切积极因素，湖北省像全国一样在卫生战线上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战果。我们在原有基础上，建立了三十六个血吸虫病专业防治站，二百三十二个防治组；还依靠社会医疗力量成立了二百零八个治疗单位，训练了五千四百二十五个血吸虫病防治人员与群众的积极分子，壮大了与疾病作斗争的队伍。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发动群众结合生产积肥和兴修农田水利，进行了灭卵灭螺工作。有好些县乡如谷城南障已基本上消灭了血吸虫病的中间宿主——钉螺，保证了农民安全生产。另外，全省中西医互相配合下治疗六万多病人，减少了传染源。自从推行新法接生与新育儿法后，40％的产妇接受了新法接生，很大多数的社组织了托儿站或组，解放了妇女劳动力。少数地区已开展了节育工作，宣传做得好的地区，妇女已自动地到卫生院或医院申请结扎输卵管，和学习其他避孕方法。
为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在充分发挥社会医疗潜力的原则下，我们组织了联合诊所五千多所，解决了农村中缺医缺药的现象，便利了农民，使能就地求医。这些社会医生，特别是不少中医，在当地是具有一定的威望，受到群众的信仰。合理的安排和使用，再授予一定的卫生技术知识，他们将起到莫大的作用。这样做是完全符合现实情况的。
我们卫生工作在农村中的成绩是肯定的，但在检查中发现我们的缺点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亦是不少的。这些缺点须要我们积极地去纠正，存在的困难逐步地克服，问题合理地解决，使我们的卫生工作能赶上客观的发展。存在的问题：
贯彻执行卫生工作中的四大原则
（一）使卫生工作的四大原则成为我们的行动指针，在思想上还没彻底地认识。因之，未能很好地贯彻到每一项工作中去，工作就形成左右摇摆，不是偏左就是过右。产生这种偏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行政领导对于中央政策的体会不深，加之对全面情况和发展规律缺乏了解，缺乏远见；又对运用调查研究、统计分析的科学资料作为制定计划的依据重视不够，单凭主观片面的想像，或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工作方法，生搬硬套，这样就使计划脱离实际，工作处于被动。
预防为主的方针——一般卫生干部对预防为主为社会主义卫生工作的基本要素认识很浅，甚至认为做预防工作没有收益，是一种非生产性的工作；有的技术干部认为预防工作缺乏科学性，不值得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医师来做；有的医学院卫生系的学生听见卫生系将裁并到医疗系去，就乐得跳起舞来了；有些卫生医师或医士分配到卫生院或企业厂矿中去后，领导上要他们搞治疗，没有体会到只有贯彻了预防才能消灭疾病的发生和流行，才能保证广大人民的健康，才能提高出勤率，增加生产。
面向工农兵的方针——由于近一年来对于干部和学生放松了“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教育，片面地理解“向科学进军”必须在大医院、大学校、研究院学习和工作；必须学文化考大学。在卫生队伍中不安心于专业，不愿意下厂下乡，认为下厂下乡就毁损了他的前途，浪费了他的才能。这些现象从1956年起是普遍的，并且日趋严重，若不即时地加以教育和纠正，会使很多青年干部和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日益堕落，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日益成长。另一方面，政府亦应主动拟订一套鼓励和进修办法，使每个青年得到精神上的鼓舞和专业上的提高。
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在批判了轻视歧视中医的思想后，宗派主义情绪基本上已趋肃清，绝大部分西医认识到祖国医学遗产对医学已起和将要起到的作用。在西医学习中医的号召下，大部分西医积极地争取参加学习。但今后如何更好地加强团结，发扬祖国医学遗产还值得进一步研究。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根据“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原则，似应先从总结经验，整理文献着手，似不应“全面接受”，而应从“系统学习”的基础上和中西医配合的原则下来进行。“戴帽子”的方法是有损团结的，会起消极作用的。
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经验已证明，凡是群众发动起来的地方，领导善于发动群众和群众卫生觉悟高的地方，卫生工作的成绩是大的。这虽已是众所熟知的事实，但多数卫生工作者在思想上、工作方法上还是重视不够，“单打一”的旧作法还是很严重的。
提高中初级干部是解决基层卫生工作质量不高的关键
（二）卫生工作的质量不高。这是很普遍的现象。目前，一个县没有正式医师不是少数，绝大部分的县乡工作是靠中初级卫生干部与地方原有的非正式医生来担任的。这种情况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还不会有多大的改变。因此，提高中初级干部，是一项解决基层卫生工作“质”低的问题中非常迫切的事项。我们拟在一面举行短期专业训练，一面分层分年提高省、专、县级的医院与卫生预防机构的素质，使能按级的负起指导和培训工作。卫生工作不论数量上与质量上发展必须是 “金字塔式”的，不能专门采取“头重脚轻”只顾上不顾下的方式，只顾大城市不顾农村的偏向，必须是城乡兼顾。
农村情况是复杂的。由于地理情况的不同，生产与生活方式的不同，疾病流行情况的不同，卫生工作就不可能千篇一律，必须是结合实际，因地因时制宜，结合生产，结合生活来展开。因之，党委的统一领导，合理安排和群众的积极支持是做好卫生工作的基本关键。单纯技术、单纯治疗的工作方法必须纠正，否则是不能满足农村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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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
冯友兰批判对这一政策的各种怀疑论调
我拥护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里的讲话、周总理和其他领导同志的报告和发言。我是一个教育和科学工作者，特别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表示拥护和感谢。
短时间自然难有伟大著作
现在有一部分人对于这个政策表示怀疑。他们说：这个政策已经提出来了，为甚么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看见有伟大的作品和著作出现呢？因此，他们怀疑这个政策是不是能发生预期的效果。
这个怀疑我认为是没有根据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政策提出的比较早一点。“百家争鸣”的政策提出来还不到一年，时期还是很短。在短时期内，怎么就会有伟大的著作出来？就是抄也恐怕来不及。这种要求，是太高了一些。
预防或纠正偏差，
也应用“争鸣”办法
还有一部分人恐怕这个政策在施行中会发生偏差。有人认为已经发生偏差了，他们要求纠正偏差，预防偏差。纠正偏差，预防偏差是必要的，但是预防的措施，总不要跟政策的精神相违反。纠正偏差，也不要“因噎废食”。纠正或预防“百家争鸣”的偏差，最好还是用“争鸣”的办法，那就是：讨论研究，批评说服，证明偏差是偏差。如果用别的办法那就不是纠正或预防“百家争鸣”的偏差，而是取消“百家争鸣”了。
“争鸣”已经开始了
另有一部分人怀疑，自从“百家争鸣”的政策提出以后，是不是已经有人开始 “争鸣”。清朝有位哲学家颜习斋说过：如果先生说：“往东走”，有一部分学生站起来就往东走，另有一部分学生满口赞美“往东走”，可是坐着不动。当然前者是好学生，后者不能算好学生。这个事例在这里引用，不十分恰当，不过可以作个比喻。领导上提出“百家争鸣”的政策，就譬如是发出“往东走”的信号。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有许多人站起来“往东走”，或者大家还都是坐着不动，只是口头上拥护“往东走”呢？就我所知道的，我们现在已经有不少的人开始“往东走”，虽不成“家”，可是已经开始“争鸣”。
我是搞中国哲学史工作的。近几年来，我们在工作中遇见了不少的困难，不少的问题。自从“百家争鸣”的口号提出以后，我们把这些问题公开地在人民日报上摊出来了。我们有些同志也对于其中的有些比较有关键性的问题，提出初步解决的意见。在这个基础上，北京大学哲学系于1月间曾召集一个座谈会，参加的人很踊跃，讨论也很热烈。会中的发言，后来写成文章，陆续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其他刊物中发表，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发表完。将来还要编成一个四十多万字的专辑。
这个座谈会着重讨论有关哲学史方法论问题，后来讨论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哲学史对象（主要是对唯心主义评价）的问题，一个是哲学遗产继承性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很重大、很复杂，不是一时所能完全解决的，但是经过讨论，参加的人得了一些初步的共同认识。时间的限制，我不能把这些共同的认识向大会汇报，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在这些共同认识的基础上，我们的中国哲学史工作是会提高一步的。
苏联实际上也在“百家争鸣”
另有一部分人怀疑，苏联为甚么没有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这个怀疑也是不必要的。在苏联的学术界，一个科目中，有不同的学派对于这个科目中的某些问题有不同的见解。在一个大学里，一个科目，可以因有不同的学派而设立不止一个教研室。就是在哲学方面，莫斯科大学的哲学系和列宁格勒大学的哲学系就成为两个学派。这些情况，正是苏联学术界所鼓励的。学派与宗派不同，宗派是少数人为个人利益而组织成的小圈子。学派是因学术上的主张不同而形成的派别。宗派是不应该有的，学派是应该有，而且在学术发达的情况中，必然会有的。
苏联的“哲学问题”杂志的最近一期（1956年第六期）登载有“全苏哲学家联系会议”的一个讨论会的情况（译文登在 “学习译丛”1957年第二期）。我们对于这个报道感到很大的兴趣。因为他们的这个会，也是着重讨论哲学史方法论的问题。讨论也是集中在哲学史的对象和哲学思想发展中的继承性的问题，对于哲学史对象问题，有两派主张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也和我们的座谈会里的争论基本上相同。
我们有理由相信，苏联虽没有提出“百家争鸣”的口号，实际上正是在“百家争鸣”。
照上面看起来，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的各项怀疑，都是不必要的。
“百家争鸣”在学术界的别的方面，也正在展开。在遗传学方面，摩尔根派和米丘林派已经很好地在争鸣，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各门学科中，都会有不同的学派“争鸣”起来。
当然，“百家争鸣”并不等于“百家” “和平共处”。对于同一问题的不同的见解，可能全都不正确，但不可能全都正确，其间必有争论。争论的结果，对于各种见解，都取其精华（当然有些见解可能没有精华），弃其糟粕，于是这些精华都成为真理的一部分。郭沫若院长在最高国务会议中所说：“百川异流，同归于海”大概就是这个意义。
能够“同归于海”的，毕竟都是“川”。就是说，必须有一部分正确性的见解，才能有补于真理，若果本来就是完全错误的见解，那就是“断港绝河”，终归自行消灭。但是关于某一问题的不同的见解，特别是牵涉很广、内容复杂的问题，究竟那些是正确的，那些是错误的，还不是可以一望而知的，只有经过讨论争辩，互相批评的过程，正确的才可以逐渐被承认，错误的逐渐被抛弃。这是一个往复曲折的过程，也就是辩证的过程。就是正确的东西，也得经过这个过程，它的发展才会健全，它的内容才会丰富。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
保证我国学术正常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切忌用行政式的命令，或教条式判断，预先决定那些见解一定错误，那些见解一定正确，把那些认为是错误的见解预先加以禁止。这样，可能被禁止的不是错误的。即令是错误的，但正确的东西，没有经过上面所说的辩证的过程，它的发展，就会迟钝，它的内容，也就会贫乏。这样作，对于学术的正常发展，会带来很大的危害。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就是预防这种危害的发生，保证我国学术的正常发展。
这几天我有机会参加另一个会议，听了毛主席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的更多的指示。
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这种英明的政策的保证和鼓励下，我国一定会有一个文化高潮和经济建设的高潮配合起来，使我国早日进入社会主义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