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3月15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简单与复杂
回春
抗日战争的时候,有一位八路军的政治委员,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农民出身的干部。他的文化水平很低,但是善于发现问题,也善于解决问题,所以工作做得很好,在干部中威信很高。我曾经请问他,有什么经验?
“经验?谈不上。”他说:“不过,我有两条习惯。第一条,碰到简单的事情,把它看得复杂些;第二条,碰到复杂的问题,把它弄得简单些。”
我听了他的话,再看看他做的事,的确是这样。例如,有一次他到我处,看我在读一本唐诗,就问我诗是什么,叫我念一首给他听听。我念了杜甫的“今夜鄜州月……”,他要我详细解释。接着,他问我农民唱的山歌是不是诗;问我是不是觉得月亮有诗意;又问我在过敌人的封锁线的时候,觉不觉得月亮美;又问苏联的小说里面,写红军和工人是否也有赏月的。他又问,知识分子出身的青年男女爱在月光底下散步谈情,是否可以说是小资产阶级特有的情调?……问了一个多钟头,简直漫无边际。通过这种化简单为复杂的办法,他就发现了很多问题。但是当处理一个情况复杂的大问题时,他却化复杂为简单了。开一次干部会,讨论三、四天,意见千、百条;他做起结论来,不过两个钟头,抓住问题的中心,提到原则的高度,肯定基本的真理,指出主要的偏向,规定简单明了的处理方针,不去理会那些枝枝节节的东西。结论做后,大多数人觉得自己的正确意见既被采纳在里面,自己的错误想法也受到了纠正。他并没有针对每一个人的发言一一作答,但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意见受到了考虑和处理。
我一直记着他的两句话,并且愈来愈觉得,化简单为复杂和化复杂为简单的道理,不但适用于做工作,也适用于求学问。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一个细胞——商品,考察来,考察去,研究出许多道理来,复杂得使我们读起“资本论”的头几章来,感到头昏眼花。然而,到了最后,却从“就是有七十个马克思也是不能把它们全部把握住”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变化的总和及其一切交错纷歧”中,只“在其主要点上和根本点上指出这些变化及其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列宁语)由复杂达到新的简单。
艺术家,也是用这办法的。艺术家在体验生活的时候,把每个小节观察得极仔细;但在创作的时候,却要下提炼工夫,把许多材料省略掉了,而对于足以反映生活本质的现象,在生活中看来虽是简单的,在作品中却加以着重刻划。
我们的政治委员的两句话,恐怕很有些辩证法的大道理在里面吧?
然而,并不是一切“化简单为复杂,化复杂为简单”的办法,都是对头的。这办法,倘若抽象地运用起来那就要糟糕。黑格尔在“谁在抽象地思维?”一文中,(见“学习译丛”今年第二期)就举着两个糟糕的例子。
第一个是关于凶手的看法。凶手被押往刑场的时候,在“研究人的专家”,是“要考察一下促使这个人犯罪的一切经过,他会了解他父母的恶劣关系对他的生活经历和教育所发生的影响,会发现这个人曾经因为犯了轻微的罪过而受到过分严厉的惩罚,这使得他仇恨社会制度,这引起他的反抗,使他脱离了社会……”等等。在我们今日,还要从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方面去研究研究。但是,简单化的抽象地思维的人们,却说凶手“是一个凶手,仅仅如此而已”,除了“他是凶手”这个抽象的概念而外,在凶手身上,再也找不到别的东西了。
第二个例子:一位女商贩,仅仅因为女顾客说了一句她的蛋是臭的,她就恼火了:“什么?我的蛋是臭的?!你自己才臭哩!……你?你爸爸吃了虱子,你妈妈跟法国人相好吧?你奶奶死在养老院里了吧?……”她把那位女顾客全身上下编派了一番——从帽子到床单,从头到脚,还有爸爸和所有其余的亲戚,一切都沾上了臭蛋的气味。这位卖蛋的老太婆,可谓善于把简单的事情弄得十分复杂了。但是,她却是凭着抽象的思维,把概念弄复杂的,因为实际上,那位具体的女顾客,未必有这些臭气的。
所以,每逢想起政治委员的那两句话的时候,我是又有所警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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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侗家琵琶歌
元吉
三江、大苗山的侗家,除了籚笙以外,还有许多单人演奏的乐器,其中琵琶最为群众喜爱。侗家把由琵琶伴奏的歌曲称为“琵琶歌”。
侗家的琵琶和我们习见的琵琶一样,不过多是自制,一般是两弦,也有四弦或三弦的。这种乐器的音色较低沉,但却很有韵致,柔和感人,极适宜于伴奏抒情性的短歌。因此,这种乐器就成为侗族青年生妹〔一〕必携之物。在秋收以后的侗家寨子里,每当夜幕降临,就随处可以看到青年们弹着琵琶去找寻自己心爱的姑娘,也随处可以听到他们临时编唱的“琵琶歌”。这类歌词,多是唱者按着曲调随心自编。去年8月间,我在三江一带的侗家寨子里,就听到过不少这种随编随唱的动人歌曲。有一个正在找对象的青年唱道:
我现在要唱歌了,
姑娘们请不要笑,
虽然我的歌唱得不好,
可是我是用心在唱的。
这个青年是多么希望他的歌声能引起姑娘的注意啊!另一个已经有了爱人的青年,来访他的爱人,他站在爱人的门口,禁不住唱起来,歌声洋溢着他的想念之情:
白天六个时辰,
晚上六个时辰;
你就像一口绣花针,
把我的心挑得像乱麻一样。
据说这种琵琶歌的曲调,共有一百多种,分大调和小调两种。歌词除了以上临时编唱的以外,还有许多传统而动人的。这些传统的琵琶歌带有浓厚的抒情意味,情绪异常饱满,常常由一些非职业性的琵琶琴手演唱。这种传统的琵琶歌没有定本,完全凭琴手口口相传。我听过一首叫“寻夫骨”的琵琶歌,描述一个妇女去找寻她离家的丈夫。她的丈夫被拉夫出外了,她一路找一路问,好心的人告诉她说: “这里有一堆骨头,听说你丈夫就死在这里。”于是她一面哭一面刺着自己身上的血涂在每一块骨头上,终于找到了她丈夫的尸骨。另一首叫“六角灯”,这是侗家琵琶歌中最有名的一首。六角灯是侗族庙会时悬挂的一种彩色神灯,这首歌主要是借六角灯来比喻生命并以此来歌颂生活的。原歌稍加整理,翻译如下:
趁着我们还年少青春,
就应该尽情地歌唱,
现在不唱,岁月就会夺去音嗓;
好像庙里的六角灯,
年代会使它失去往日的彩芒。
你家的姑娘还在,
大门就得像寨门一样地敞开;
人学了知识不用,
泥土就会把你和知识一道淹
埋。
有福气的姑娘〔二〕就像是一条
大河,
河水清的时候少浑的时候多,
留住你的青春吧!姑娘啊!
祭祖的时候我怕听老人叫祖先
的名字,
祖先是听不到后辈的叫唤的,
还是让我们珍惜自己的生命
吧!
生命要像一堆柴火,
燃烧完了还能留下木炭,
生命要像一条蛇,
蜕掉一层皮还能长出更美丽的
皮来。
姑娘啊!你很年轻,
就像是漂在滩头的船;
我的年纪也很轻,
像一条盘树的藤。
让我们尽情地歌唱吧!
但愿我是一只“噢噢鸟”,〔三〕
也望你成为“肇鸟”,
听到我的歌声就赶快飞来吧!
琵琶歌应该说是侗族人民文化的宝藏。希望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把这一支花朵培育得更其灿烂。
注:〔一〕生妹是侗族人民男女
青年谈情说爱的一种方式。
〔二〕侗族未出嫁的姑娘称
有福气的姑娘。
〔三〕“噢噢鸟”和“肇
鸟”都是俗称的鸟名,“噢噢
鸟”听到“肇鸟”的叫声就会
急忙飞来。这里以这两种鸟来
比喻青年男女的互相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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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漫话“昭君出塞”
许可
去年看了湖南省戏曲艺术团演出的祁阳高腔“昭君出塞”,今年又看了北方昆剧代表团演出的昆剧 “昭君出塞”,对于这同一传统剧目,祁剧与昆剧却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处理。
如果单看昆剧“出塞”,那的确也是颇为动人的。昆剧“出塞”应该说是成功的,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昭君的悲愤心情。但是,“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将昆剧“出塞”与祁剧“出塞”比较一下,我总觉得祁剧“出塞”似乎还要好一些。
不过,我说祁剧“出塞”还要好一些,这决不是因为我是湖南人,从小就看祁阳戏,因而对祁阳戏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的论断,是有事实作根据的。
这次所看的昆剧“昭君出塞”,大体上是按照老路子演出的。这条老路子,概括地说来,正好如昆剧界所说的那样:“唱死昭君,做死王龙,翻死马童。”而祁剧“昭君出塞”,在这三个人物的处理上,却与昆剧有很大的区别。
昆剧“出塞”中的昭君,因为只注意到唱,在其他方面就没有很好地照顾到。祁剧则不然。祁剧“出塞”中的昭君,不但着重唱,同时也着重潜台词的使用,更非常着重做工。例如在祁剧“出塞”的演出中,王龙禀:“文武送驾”,这时,昭君并不马上就唱,却沉默了许久,然后,她才极为悲愤地将水袖一甩,低声地、但又是坚决地道出:“不用!”待王龙打发众官退去以后,昭君才开始唱:“文官济济成何用,就是那,武将森森、武将森森也枉然。……”这样表现,看来就深刻得多。又如祁剧中的昭君在换穿番装再上场时,她拂一拂袖口,拈一拈野雉毛,对于自己这一身番装,她看了又看,心情沉痛已极。久而久之,观众也不禁含泪欲下了。我觉得,扮演昭君,如果只注重唱,那么,即便是“唱死”,效果也不一定很好,因为昭君的那种铭心刻骨的悲愤,有时竟非言词所能表达。
再说王龙。在昆剧中,昭君和王龙似乎是分了工的。昭君管唱,王龙管做。昭君唱什么,王龙就在旁边配合着做什么。这种表演,是很别致的,但是有一个极大的漏洞。昆剧中的王龙,是用“丑”扮的。“丑”扮的王龙,出过不少的洋相。例如昭君悲叹,王龙便唱道:“他那里也是一个娘娘,我这里也是一个娘娘;他那里也是一个国母,我这里也是一个国母。一般的富贵,一般的受用,何须悲怨,何须愁闷?”看来,王龙是全不了解昭君的。既然是这样,他的做工,就可说是毫无内心根据的。这种貌合神离的表演,不免使观众感到别扭。祁剧则不然。祁剧中的王龙,是用生扮的,他完全了解昭君的心情。他一上场,就念着这样的诗:“秋风萧瑟出长安,只为烽火起边关,朝臣枉食千钟粟,却教红粉去和番。”他又和昭君合唱着:“思长安,想长安,要回长安难上难,要回长安难上难。”他虽然没有繁重的做工,不必要“做死”,但他作为昭君出塞途中的一个知己而在舞台上出现,对于描绘昭君的悲愤来说,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至于马童,他在昆剧的演出中的确翻了不少的筋斗,而且因为筋斗翻得好,也博得了不少的掌声。可是,这样翻筋斗,究竟又有什么目的呢?对于这一出戏的浓重的悲剧气氛,这是否会起着破坏作用呢?这就是值得考虑的问题。还有一点值得指出,在昆剧中,当昭君对王龙说到她难忘与汉元帝的同衾共枕的恩爱时(附带说一句,这样来描写昭君的心情,恐怕也不很得当,祁剧中便没有这样的唱词),马童竟蹑脚走来偷听,被王龙啐了一口,才又跑开了。像这种表演,也使观众觉得极不舒服。祁剧则不然。祁剧中的马童,没有无目的地翻筋斗,他不必要“翻死”。他如果翻筋斗,观众便知道这是在表现山路崎岖难行。这样翻筋斗,就不致于破坏反而能增强戏的悲剧气氛。他也没有作出不很得当的表演。他一出场,表情便是沉痛的。当昭君唱到“五难忘:难忘三千铁甲兵,他为国日夜操心,到如今,枉费辛勤”时,他竟惭愧得无地自容。这样来处理这一角色,便完美得多。
从这些地方,我们便可以看得出,祁阳高腔“昭君出塞”的演出,确乎是更要成功一些。
当然,我决不想抹煞昆剧“昭君出塞”演出的成绩。我再说一句,昆剧“出塞”也还是有它的成功之处。我们仍然要感谢为这个戏尽过力的昆剧老艺人和青年演员,因为他们在舞台上提供了不少可贵的传统表演技术。同时,我们也不能不要考虑到,祁剧“出塞”的剧本和演出都是经过重新整理和重新处理的,所以能发扬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而昆剧的演出,因为是观摩性质,基本上仍然保持原样,一般的不予更动,因而就不免在精华中又夹杂着一些糟粕,这本是可以理解的。
“昭君出塞”是一个极为优秀的传统剧目。它最少有两个极大的特点:第一,思想深刻,它对我国历史上在民族矛盾中采取屈辱政策的妥协派和投降派作了严厉的批判。第二,抒情细致,能深深地打动观众的心灵。这种剧目,是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极有力的武器。我希望大家要很好地注意它,研究它,并且要很好地使它活在舞台上。我希望祁剧“出塞”还要更加演得出色一点。我也希望昆剧艺人在自己的传统艺术基础上,适当地吸取其他剧种的艺术经验,把这一出戏演得更为动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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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空城计”(寓言)
有个人特别钦佩诸葛亮的智谋,甚至钦佩到了摹仿的地步。
某天,邻近的戏院里演“空城计”,他当然非看不可。但只他一人在家,东西无人看管。忽然,他灵机一动:何不学孔明用个“空城计”呢?于是,大开家门,点燃灯火,临走还对屋里故意说了声:“我去去就来。”
这一晚,他提心吊胆地看了戏,看完回家,东西果然没有丢失的。他不禁大喊道:“诸葛亮呀诸葛孔明,你真神人也!”
又一次,又演诸葛亮的戏了。总是“借东风”、“气周瑜”之类吧。他遇到了同样情况,不加思索地又用了“空城计”。这一晚戏看得痛快,他兴高采烈地回得家来。不料东西被偷了。于是,他顿足大骂:“诸葛亮啊诸葛亮,原来你也骗人!”
倒是邻居的一位老人提醒他:“诸葛亮只用一次空城计,司马懿只上一次当;可你用了两次啊……”。
易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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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昆独仑召即兴
公木禅堂寂寂远远地离开扰攘人间,木鱼橐橐送走了悠悠七十年。——乌拉山上的草色绿了又变白,肯特河里的雁影南去又北还。忽然一阵喧嚣淹没了幽静的钟磬声,召门前开始了“包钢”底建设工程。大卡车掘土机吼叫着燃亮了严冬寒夜,一座新城斗然耸立起来遮住了朔漠沙风。来自乌兰察布草原的骆驼队摇着长颈,眼里放出惊异的油光,颔下铜铃响丁丁。那一片比起大青山来还要高的烟囱林,用朵朵云烟把社会主义的光辉写上晴空。宁格若鹤大喇嘛平生第一次激动得心跳,而他底双手还是虔诚地合在一道。他伫立殿前久久凝望,念道:“阿弥陀佛!是共产党把西天引渡到咱昆独仑召。”
——1956、12、23、京包车上
昆独仑召在乌拉山下,有三百多年的历史。现在最年长的大喇嘛宁格若鹤,已七十多岁。1956年12月21日我们到召内参观。登殿凭望,见正在兴建中的新包头市,已耸然起立于左前方,工程处的汽车大队就驻在该召附近。听说召内喇嘛对于突然出现在目前的大规模的新建设,很感兴趣。 作者附记


第8版()
专栏:

初春(国画) 傅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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