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3月15日人民日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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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切服从社会主义利益
马叙伦谈对怎样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体会
我完全同意这次会的各项报告。特别是在大会开幕前毛主席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指示,使我对于马列主义理论的运用,得到了新的启发。我将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学习并贯彻这些指示。
中国共产党提出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再一次宣告了同党外人士合作,不仅过去是,现在是,而且今后也是共产党所坚持的一项固定不移和永远不变的基本原则。这个重大方针的明确提出,不但进一步阐明了民主党派的性质任务,极大地鼓舞了民主党派成员前进的信心,推动了民主党派的工作和组织的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社会上对民主党派的某些不适当的看法,从而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事实证明,这一方针的提出是符合于我国社会历史的发展,符合于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愿望的。毫无疑问,贯彻执行这一方针,乃是我们民主党派极其光荣和庄严的任务。
当前的重要问题,是我们应如何切切实实做工作来进一步贯彻这一方针的问题。我们一般人往往说得多,做得少,要求别人多,要求自己少。譬如在讨论如何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方针的时候,我们民主党派就有一些同志,认为这个方针是党提出来的,如何贯彻,其关键在党等等。我认为我们应该反求诸己。不错,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共产党提出的。但是,能否长存,能否发挥更大的作用,主要还是要看民主党派本身的工作。也就是说要靠民主党派多从事有益人民的活动。有益于社会主义的事情做得多了,就不会不受到人们的重视,民主党派的活动也就会得到各方面更多的支持。那么,民主党派应如何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呢?我想在这里简单谈一点我的体会。
帮助自己的成员和所联系的
群众长期进行自我思想改造
我一向认为密切联系群众,帮助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进行自我思想改造,是我们民主党派最基本的历史任务。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来后,有些同志提出来问:“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民主党派的成员绝大多数已变成劳动人民,民主党派是否还有必要强调思想改造工作呢?即使目前还需要强调,将来是否还需要长期强调呢?”我认为肯定是需要的。思想改造是长期的,无止境的,对民主党派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事。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民主党派最基本的一项工作就是要帮助它的成员和所联系群众逐步地改造自己,消除资产阶级思想残余,这是历史赋予民主党派的最光荣的任务。我们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但是我们所追求的却是祖国的繁荣富强和幸福自由,我们所选择的道路是共产党所提出的道路。既然在阶级存在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不是为了保存阶级的狭隘利益,而是愉快地拥护和接受了共产党所提出的和平消灭阶级的政策,那么在阶级消灭以后,我们更不需要保存阶级的思想残余,而应当更加集中力量为尽快地消灭阶级思想残余而进行工作。所以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主党派的思想教育工作,不仅不应该削弱,而且还要大大地加强。
认清互相监督的目的,
发挥互相监督的作用
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之所以必要,还在于彼此间实行互相监督。毛主席说监督就是批评,互相监督就是互相批评。民主党派中有些同志说长期容易,监督难,怕谈监督。我认为如果我们把监督的目的透彻的认识清楚了,不但不应该怕谈监督,而且要勇于发挥监督作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建立在大家共同为社会主义事业尽职竭能的这一不可动摇的基础上的。监督本身不是目的,所以不应该是为要监督而监督,像旧社会的“学监”“督办”那样,为找岔子而找岔子。实行互相监督的目的是为了分清人民内部的是非,加强我们在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一致性,避免和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因此,民主党派对共产党进行监督,其最积极的目的应该是支持和巩固党的领导。这也就是发挥党的助手作用。
积极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
我们的国家的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对敌人实行专政,同时,对人民实行广泛的民主。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从来就是把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作为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关键的。为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了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我们民主党派参加了政权管理工作,一方面要虚心接受党和广大人民的监督,另一方面也要善于研究和集中所联系的群众的意见,反映给有关部门,积极帮助党和政府及时改进工作,纠正缺点。同时,也必须认识我们国家的民主是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这种社会主义民主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另一方面也要保证必要的集中和统一,保证和维护加强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作用。我们从多年来的实际生活中已经深刻认识到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我们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领导作用,乃是团结国内外一切力量,战胜敌人,克服困难的根本保证。我们民主党派各项工作的成就也必须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
积极代表所联系阶层的正当利益
民主党派在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工作中,还必须积极代表所联系阶层的正当利益。民主党派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的党派,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将成为代表出身这种阶级的劳动者的党派。为了发挥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积极性,代表他们的正当利益和合理要求,不但在过去,就是在将来也是我们一项重要的工作。因此,我们必须经常深入了解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在生活、工作中的思想情况,困难和问题,帮助他们合理解决。但是,对于那些不正当的要求或超过现实可能条件的要求,应当负责进行说服解释,而不应当无原则的迁就,或者不负责任的推之于党和政府。我认为注意这一点在现时很有必要,因为在我们这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进行建设的时候,生产力的发展赶不上人民需要的增长,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矛盾,这个矛盾将从各方面表现出来。我们如果不能正确对待它,不仅不能发挥积极的因素,而且会扩大矛盾,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总之,一切为了社会主义,一切服从社会主义利益,这是检查我们民主党派各项工作正确与否的最高尺度,也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方针对我们民主党派提出的基本要求。为适应这一要求,我们还需要努力再努力,学习再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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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目前教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江恒源的发言
此次开会,我因为在发病(心脏病)时期,不能出席,万分歉憾!现在,我愿把我的小小意见,提出来向诸位请教。
(一)关于各级学校学生考试记分的问题:现在学校内学生学业考试的记分方法,皆是采取苏联的“五分制”。据各方面试行以后的情形略略考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在学生家长方面,尤其是中小学方面,有人这样说:“学校内因为考试方法变了,学生不肯用功了。”当然,这是上海的情况。在家长不明白学校内部实际情况下,这种说法当然不属可靠。也有从事学校实际工作的,他们的说法竟分正、反两种:有的说这种考试记分方法很好;有的说这种方法在中国教育现况下,实行起来却有许多不便。这皆是目前实在的情形。我以为这件事虽属学校教育工作的一部分,关系实在不算小。最好建议政府设法谋完善解决的办法:由高等教育部、教育部组织一个委员会专来讨论这个问题;也可由两部向全国各级学校分别征求意见——就五分制试行以后的情形,收到各种意见后,分别加以整理,当可得到较合于实际的情形,较好的办法。
(二)关于中小学试行“二部制”的问题:现在为扩大教育范围,为多收学生起见,各处皆实行二部制。这样一来,学生在校受教的时间更少了。目前,我国家庭教育,还不能合于理想;社会教育方面,也不属完善。在儿童青年身心修养方面,问题就更多了。我以为要弥补这种缺陷,应当采取以下各种办法:①在中小学内,应加强和学生家庭的联系,最好就多数教师中推出几位教学效果好的、富有经验的,减少他们的授课时间,由他们负责和家庭联络,指导学生在家如何温习功课。②由教育行政方面,订出一种办法——即对于二部制不上课学生的指导办法。当然,这种办法应当因地制宜、因时制宜。③并望教育部对于这件事特别重视,能研究出较好、较适宜的办法,指示各地方和各级学校。
(三)关于社会方面对儿童青年教育的问题——也可说是社会教育问题:学生不在学校,除在家庭外,便到社会各方面去活动。在较大都市里,如公园、游艺场、电影院等,皆是他们平常活动的场所。在活动时,希望能得着有益于身心的善良教育,这就不能不想到这些地方也要有带有教育性的指导工作了。我的意思:最好由文化教育行政方面负责,对于这些场所的儿童、青年注意多加指导。最少在每个场所选定一位或两三位具有教育知识能力的职员,专门负责对到场游玩的儿童、青年随时随事予以指导。我以为这是一种化无用为有用的有效办法。希望最高文化教育机关能注意及此,订出有效的指导办法,让各地去进行。就是小市镇、农村方面,我想一定也有这种需要的情形。
(四)关于辞典、字书的编定的问题:说起这个问题可比较大了!我国已有的辞源、辞海、还有较老的康熙字典,又适应各种需要的小型字典、专门辞典等,能不能说是已适应目前需要,适合于目前的情形呢?我想一定不能吧。那末,这个较重大的工作,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到如何进行了。我的意见,最好分两方面来进行:①在中央计划指导之下,结合全国各方面的力量,编成一部内容较丰富、较完整的“中华大辞典”。内分字形、字音、字义三部分。“形”的部分,由古到今(古篆体文及今简体字尽量搜罗排列),可使看的人,由古到今一目了然。“音”的部分,尽量罗列各时代、各地方的变迁不同的读音,使读的人对于一字的各种读音可以完全明了。“义”的部分,也分别它的原义、变迁义、古今各地的特殊义,也可一望即知。当然这一部大工作,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但不妨由政府努力一下。还有在字义解释方面,从前所有字书搜罗的古代注解,有属于迷信的,有不合时代的,正可乘此机会分别调整、扬弃一番。②此外,一般应用的普通字典、辞典,尽可简单一点,在短时期内编成较小型的,供给各方面应用。至于专业性的各种辞典,尽可让各方面专家来编制。至于这种综合性的大辞典,及各方面应用的小字、辞典(即上述第一、二种),自应由中央教育文化机关负起这个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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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访问四个兄弟国家的体会
郭棣活的发言
我热烈拥护毛主席的讲话和周总理的报告,并同意各位首长的专题报告。
现在,我想谈一谈关于最近我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访问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几点体会和意见。
(1)各国互相访问,互相学习
苏联在这一年多来曾访问过许多国家,同时也邀请很多国家议会代表团访问过苏联。我们这次到兄弟国家进行友好访问,是为进一步加深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增进友谊和加强团结,并且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所到的兄弟国家许多城市和乡村,参加各种的访问活动,参观很多工厂、农庄、文教事业,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和亲切的接待。他们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看做是自己的成就,对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对于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很感兴趣。我亲眼看见了兄弟国家工农业的繁荣发展得到辉煌的成就和人民的幸福生活,使我认识,这是沿着伟大的十月革命道路胜利前进的结果,也正是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性的生动说明。兄弟国家人民的种种幸福愉快的生活,使我具体地进一步认识,只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才能促使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也只有基于生产的不断发展,人民的生活才能不断地得到提高。兄弟国家,特别是苏联的今天,的确是我们的明天。
(2)扩大和发展国际统一战线
这是目前一个特别重要的工作,全世界绝大多数人类是反对战争、爱好和平的。通过各国之间的各种互相访问,特别是像周总理的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个国家,各国之间的团结友谊是能得到加强和增进的。我们需要社会主义国家的密切团结,民族独立国家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紧密团结,就可能得到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进行各国的和平建设。这几年外宾来中国访问越来越多,我国人民去各国访问也是越来越增加,估计今后还要大大地增加,我认为我们各党政机关、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所有各方面,要更加重视和做好这个招待外宾的工作。这次到兄弟国家访问,看见他们接待我们,在许多方面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例如群众大会用中国话的口号,各城市,各工厂农庄用中国文字的欢迎标语和各国的报纸登载我们访问的新闻也是用中国的标语欢迎我们。为了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为了增进友谊和加强团结,我们必须扩大和发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而各国之间的互相访问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3)伟大、美丽、清洁的城市
和秀茂的森林
从飞机、火车和汽车经过的地方,我们都看到各兄弟国家的美丽的城市和风景,特别是他们的森林。兄弟国家是很重视保护森林和增加森林的面积,他们的森林占全国面积相当多的(26%——34%),而我国的森林面积是不到10%。为了满足一个国家的需要,是要达到25%的森林面积。在城市建设、在清洁卫生、保护和增加森林面积等方面,我们是应该向兄弟国家学习的。
(4)发展和增加生产
不断的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我们需要大大地发展和增加工农业的生产,兄弟国家是采取各种的方法来鼓励工农业增产,例如在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这几年来在种棉是获得很大的成就,七十五万农民用一百四十万公顷的土地在1956年生产二百八十六万吨籽棉(等于二千多万担皮棉)。我们访问一个集体农庄是主要种棉花的,95%的种棉到收割工作是机械化的,以前种棉每公顷生产十二公担籽棉,现在一般已提高到二十四公担,这个农庄是向国家保证每公顷生产三十五公担籽棉,而生产结果达到每公顷四十一公担籽棉,国家收购籽棉价格是这样的,每公顷——二十四公担按三点四零卢布收购一公斤,每公顷生产二十五—三十五公担部分的籽棉收购价增加50%,每公顷生产三十五公担以上的籽棉收购价增加百分之一百。捷克斯洛伐克也是采取各种的鼓励方法来推动农民增产的积极性。捷克斯洛伐克农业的单位产量是比较高的,小麦每亩产量达到五百市斤。我国农业的单位产量是需要大大地提高的,而兄弟国家对农业所用各种方法和措施的先进经验是值得我们参考和学习的。
(5)发电量的增加,电费的降低
一个国家发电量的多少和电费的高低是决定这个国家工业化和人民生活现代化的重要因素,而要发展一个国家的电业,就必须大力发展水力发电,从而得到廉价的电力,这和提高人民生活是密切相关的。苏联由于水电事业特别发达,1956年发电量高达一千九百二十亿度,故电费特廉(在苏联一个产业工人的每月工资可以购四千度家庭用电,罗马尼亚是一千度,保加利亚是一千五百度,而在中国是二百多度)。在苏联会见他们负责同志的时候,我曾问他谈起发展水电和降低电价提高人民生活的关系问题,他们说:“苏联还要继续大量发展水电事业,来不断降低电价”。回头看看我们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每年还只有一百八十亿度电,目前我国电价是比较高的,我们必须努力迎头赶上去。
(6)关于机关工厂大礼堂的问题
我们在兄弟国家也曾参加工厂的群众大会,这种大会不是在大礼堂开的(多数工厂是没有的)而是在工厂里的车间开的。我们中国,各机关和各工厂有大礼堂的也不少,在房屋不够用、建筑材料不足、建设资金不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检查和研究现在各机关和各工厂大礼堂的情况。
(7)出国留学生和研究生问题
我们在各兄弟国家都看见我们的中国留学生和研究生,他们是很用功、很努力而成绩是比较好的。为了进一步收到更大的成绩,学习更多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经营管理方法,可否考虑选派学生留学的时候要他们在国内参加一至两年的实制工作(与他们出国留学有关的科目)然后出国,因为有这样的工作经验,他们吸收和学习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的时候,成绩是可能更好的。同时我建议今后多派研究生出国留学,因为估计他们的成绩可能是更快和更大。
(8)提高效率节约时间
陈云副总理的报告关于增产节约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应该特别重视和贯彻执行的。我认为节约时间也是很重要的。几年来我们对于节约时间是否有足够的注意?开会是否有的过多或过长?在兄弟国家开会的时间不是很长的。我希望今后各方面能考虑充分和合理利用每个人的时间,提高效能,节约时间,使每个人能更好地、更多地贡献最大的努力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以上的几点体会和意见可能是不正确的,请各位委员、各位同志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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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龄馆员积极修纂方志
沈肇年介绍湖北文史馆的工作
这次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听了毛主席的十二点指示,我是衷心感奋,听了李副总理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说明的报告,又听了本会主席周总理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陈叔通副主席关于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经过学习讨论,感到十分愉快。
我在湖北是担任文史馆工作的,那里面的馆员有一百五六十人,其中年在八十以上的有七人,在八十以内至六十的为最多,不满六十岁的是极少数。这些老人,有的是辛亥首义的,有的是军政司法人员,有的是旧知识分子,大多具有专长,除年老病多的不能有所活动外,其余的人,搞学习、搞著作、搞诗词、搞书画镌刻,都各有成就,今后当本着百花齐放的指示,益思有所表现。在集体写作方面,如1954年大水,董必武先生由京函告,要步湖南省的后尘,编辑湖北省的自然灾害历史资料,作为建设各部门的参考。经发动馆员和参事室的参事编辑成书,已送请审核付印。又上年奉国务院电示,修纂方志,复经董必武先生指示,以现在编纂方志,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应从各县市着手,先修简志,后修完全志。简志的项目应注重建置沿革、自然状况、经济情况、学生数量以及民情风俗、名胜古迹等等,编纂成书分发建设、教育、民政各部门以应参考急需。现已由湖北省人民委员会指定负责人成立湖北省方志纂修委员会调配人员担任采访,指定文史馆、参事室人员担任纂修,必要时并将聘请大专学校教授及社会有关人士相助为理。现已从咸宁一县开始试办,俟取得经验,再向其他各县市推进,预定约三年的时间将全省各县市简志编修完成。但事属创始,预定采访编纂各项手续容有未当,各位委员在各省市对于此项任务如曾经参加讨论或已担任工作,必有很好办法可资借鉴。兹特提请将既定规章互相交换,并指示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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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回家参加农业生产
郭翘然 胡一声的联合发言
我们热诚拥护毛主席的指示和周总理的报告,并同意李富春副总理对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说明和陈叔通副主席所作的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以及陈云副总理关于增产节约的发言。
我们是民主党派的成员,又是文教工作的干部,现将我们所接触到的有关科学研究和学生就学、升学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一、有关科学研究问题
自去年春天中共中央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号召全国知识分子向科学大进军以后,全国知识分子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工作和学习都充满了信心,潜在力量在不断发挥,一切积极因素在起着作用,这在广东方面也没有例外,具体表现在:
1、广州各高等学校,都建立了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各院校都举行过一次或二次的科学讨论会,争鸣得相当热烈。例如中山大学去年底开始举行的科学讨论会,提出讨论的论文一百零八篇,有不少论文的质量是很好的,为华南的百家争鸣作了良好的开端。
2、许多知识分子都制定了科学研究或进修的个人规划,积极参加研究工作和学术上的争论,即以民主同盟在广州高等学校的成员来说,据去年底不完全的了解,已有一百五十位盟员订了科学研究的规划,研究项目达三百余项。广东文化艺术界在这个时期也积极开展了创作活动。不少中学教师也做了个人进修和研究的规划,大家都在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
但在科学研究的工作中,也还存在不少问题,希望有关方面加以研究解决。
(1)各个研究机构之间,目前还缺乏密切的联系,甚至在同一个高等学校内也没有做好“互通声气,统一安排”的工作。例如广州华南工、农学院原是一家,对某些有相互关联性质的科学研究也很少联系,这不能不影响到科学研究力量的配合和发挥。又如华南农学院有一教师孜孜不倦地在研究某一项问题,而另有一人却早已把他所要求达到的结果研究出来了。要是在地区之间、院校之间、各个研究机构之间能够互通声气,统一安排,互相配合共同努力,对科学研究工作就会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
(2)在科学研究方面,还严重存在科学情报、图书资料、和科学仪器不足的问题。有些教师拟订了研究项目,但由于缺乏图书资料和仪器药品等等,不能不中断研究。例如华南师范学院教师去年共订了研究项目一百二十三项,约有50%不能完成,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缺少图书、器材。又如中山大学研究世界史的教师,感到最困难的是没有资料;华南师院有位姓林的教师想研究墨子,但图书馆没有适用的资料。因为图书、仪器购置费太少,各高等院校甚至连中文的图书、杂志也很不完备,去年底中央曾拨给各院校一笔数目相当的图书费,但10月中旬下达,12月中旬又要上缴,在同一短时间内,大家都争先抢购、货源又少,很难购到图书。今年厉行节约,有些院校的图书购置费只按每个学生八角计算,除购置报纸、杂志外,所余无几了。如华南师院有学生三千人,全年只有二万九千元图书费,但该院全年报纸、杂志费用的支出就要二万四千元,余五千元是很难满足学生及研究工作的要求的。因此,大家希望不要把科学研究的必需经费节约太多。
(3)有些同志在科学研究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认识上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对中学教师及青年教师的研究工作瞧不起,不屑给予支持,他们认为科学研究纯粹是专家和大学教授的事,一般人可别要白费心机。有些人在争鸣问题上乱扣帽子,对相反的论点轻率地加以“反马列主义”“没落阶级意识的抬头”等等的批评,使参加争论的人感到灰心、顾虑很大。另外还有些人对科学研究工作有求其速成的思想,布置科学讨论会也带有突击性质,影响到有些论文不够成熟,质量不高。因此,我们希望各级领导对凡是有条件而又有决心进行研究工作的人都给予鼓励和支持;对争鸣采取“真理愈辩愈明”的态度,绝不压制;对于科学讨论要作经常性的布置,不要搞“突击”,最好能由各专门学会系统以举行年会的方式来开展科学讨论。
另外,我们还有二点小建议:
①各地区成立各专门学会的分会,以领导各种科学研究的工作,避免各自为政,工作重复的现象。
②同一地区的各高等院校及研究机构交换图书仪器目录、互通有无,以补目前图书仪器的不足。二、关于学生就学升学问题
今年国家各级学校招生较去年为少,不但是高小、初中毕业生的出路有问题,而且高中毕业生的出路也有问题。去年各项事业大发展,各厂矿、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吸收了不少工作人员,今年厉行节约,各机关单位一般不吸收新工作人员,中小学毕业生就业范围就更少了。因此,今年的学生就学升学问题相当紧张,引起大家的重视是很自然的。我们认为大家重视这个问题,还要大家共同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了解:去年各级学校的招生数是太多的,是有些冒进的,今年适当收缩是合理的,是必要的,而且今年各级学校招生的数量还是比1955年多得多,回到了稳步前进的道路,这在提高教育质量上有很大的好处。同时,国家教育的本旨,原是要使绝大部分的中小学毕业生去参加生产劳动,使工农业生产更容易现代化。就像苏联那样进步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可能让每个儿童都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地直线升学。我国六亿人口中有五亿以上是农业人口,而且我国目前的生产建设,主要还是依靠农业,当此全国农业合作化已基本完成的时候,中共中央提出了争取1957年农业大丰收的号召,但争取农业大丰收是和农业的技术改革、改良水土、种植经济作物和发展各种副业生产分不开的。就是说全国农业合作社越来越需要更多的知识青年去支援。因此,动员大批的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就可以解决大部分人的出路问题。
但是学生的就学及升学问题还是相当严重的,我们必须发掘一切潜力及发挥一切积极因素来多收学生,以克服我们国家在过渡时期所不能避免的一些困难。我们提出几点不成熟的建议如下:
1、动员乡人民委员会及农业合作社利用夜间或农闲时期,组织不能升学回到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进行文化补习及农业技术训练,使他们仍有学习的机会,安心下来从事生产或准备明年再考学校。并可组织他们想出种种办法教育农村失学儿童,协助解决儿童就学问题。
2、在一切有条件的中小学里尽量举办二部制,在每一个班里尽可能多容几个学生,并尽可能在原有校舍内挤出一些房子来多收学生。
3、奖励人民办学,发展民办学校。除欢迎华侨、港澳同胞及工商界捐资兴学,以广收容外,鼓励机关、学校、工矿企业、人民团体尽可能附设学校,收容职工子女。
4、制定适当条例,容许有资格的社会知识分子利用学校课余时间,民间空余房屋,在教育行政部门指导之下,举办夜校和各科补习学校或技术性质的学习班,以收容自愿入学的青少年及儿童。
此外,我们想我国学制是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四至五年,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共需十六年至十七年,学生在校时间太长,是否可以考虑缩短一些,比如苏联是中小学十年,大学五年,共十五年。假如我们也可以把中小学减少一二年的话,现有学校的周转率就大一些,就可以多招不少学生了。
以上都是我们很不成熟的意见,请各位同志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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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协委员赵昱(左一)和谢南光(右一)在交谈。他们是二十多年前的老朋友了。1932年到1935年他们同在上海中国华侨联合会工作,向华侨募捐款项,积极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作战。这次他们在政协会议上又会面了。 新华社记者孟庆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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