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跪着，站着，坐着
高植
几十年以前，我看见过一次老爷升堂问案。一个农民模样的人跪在地上。老爷坐着，老百姓跪着，这个印象还留在我的记忆里。
在那些年代里，老百姓不仅在衙门里要向老爷跪着，而且在衙门以外，在思想上也是向老爷跪着的。官吏和百姓的关系，只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官吏决不尊重老百姓的人格，而且直言不讳。
后来，有了法院（最初是审判厅、检察厅分设），老百姓打官司，在法官面前站而不跪了。据说，这是为了尊重原被告两造的人格。但是从北洋军阀时代直到国民党统治的末日，法官只是对人民执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法律统治的人。老百姓在法官面前，形式上是站着，实质上还是跪着，而所谓尊重老百姓的人格，只是一句假话。
解放以后，人民当家作主，人民的人格开始受到真正的尊重。人民法院审理案子的时候，审判员坐着，当事人也坐着。在法庭上，当事人并不是形式上坐着而思想上站着；而是实质上、思想上也坐着的。人民法院和审判员真正尊重当事人的人格。
审判员在思想上、在态度上尊重当事人。这是通过审理具体的案子、审问具体的人而体现社会主义的法律精神。这是对人的尊重，也是对革命的法律精神的尊重。
人民对审判员当然是很尊重的。当事人尊重审判员，因为审判员是体现革命的法律精神的具体的人，法院是执行法律的具体的机关。双方面的互相尊重，正说明了时代的进步。
不用提几十年前了。就拿解放前来说吧，不管好话多么动听，人民到法院打官司，基本上是“有理无钱莫进来”。那时的法律是买办阶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法律，而法院只是执行反动统治的司法机关而已。
今天，解放以后，人民进法院，是“有理无钱能进来”。人民在法律之前是真正的一律平等。法院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审判员也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
我们认识到时代的进步，但是也不要忘记了我国现在还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许多人的头脑里还有或多或少的旧思想意识的残余。可能还有些当事人，虽然坐在法庭上，他们在思想上、在精神上却是站在审判员的面前；也许有极少数的审判员认为当事人在精神上是站在他面前的。
我们希望，在法庭上，个个审判员和当事人都是“人坐着，心也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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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蜜蜂
诸葛群
前些天，报纸上报道了苏联农学家的实验：蜜蜂传粉能使农作物大大增产，例如使向日葵增产25％到30％，使黄瓜增产三、四倍。自然，蜜蜂的功劳还不止于此，它们还能生产大量的蜜和蜡。现代养蜂技术进步了，蜂蜜的收入也大大提高了。试看最近开幕的全国农业展览会吧，湖北金水农场、辽宁锦州畜牧场等单位，每群蜜蜂每年可收蜂蜜三、四百斤以上。
人们都知道，每个蜂群里都有一个“蜂王”。其实，它只是一群蜜蜂的母亲。它出生后几天，外出跟雄蜂交尾一次，以后便一生在蜂群里忙着产卵。挺忙的时节，每天要产卵二、三千颗。这些卵的重量，比它的体重还大。
真正当家作主的蜂，叫做“工蜂”。它们数目最多，一个群里多的有八、九万，少的也有几千。我们日常所说的和能看到的，都不外是这种蜜蜂。它们发育不完全，没有性的要求，但工作热忱却很高，担负着蜂群里的一切工作。出生刚一、二天的工蜂，就担当起送饲料、喂小蜂的工作。不要小看这件工作，须知蜂王产出来的每颗卵，大约都须它们送进饲料约八千次之多，才能养育成蜂呢。稍大一些的工蜂，开始泌蜡造巢。这也是一桩辛苦的事，不过由于互相合作，一个蜂群常常能在一天一夜里造成一、二万个巢房。巢房一律都是整齐的六角形的，这曾使数学家大为惊讶，因为如果采用任何其他形式，都不能比这种巢房更坚固、更省蜡了。更大一些的工蜂，担负外出采集的工作。它们采集的范围，平常只在一、二公里以内的周围地带里。在祖国的南方，现在你已能看到蜜蜂在花丛中穿梭了；它们嗡嗡地振着翅，伸出长长的吸管（舌），紧张地吸着蜜，把蜜吸到腹部的蜜囊里带回巢去。蜜囊并不大，每次只能装载约四十毫克（一千毫克才等于一克）花蜜，带回巢后，还要排去约50％的水分，才酿成蜂蜜。蜜蜂为了要采集和酿造一公斤的蜂蜜，大概必须采集约八百万到一千万朵花，要飞行共约十三万公里。但是，尽管采蜜工作这样繁重，由于合力同心，集腋成裘，蜜蜂仍能采集大量花粉；譬如说，一个拥有四万采集蜂的蜂群，一天采得的花粉，就可多达二十公斤。蜜蜂采集回来时，在它的两腿上，你还可看到米粒般大的黄色或是紫色、灰色的东西，那就是两团从它自己身上刷下来的花粉。这里特别要提一下，蜜蜂采蜜时有这样一种特性：如果野外同时有很多种花开着，蜜蜂便会分组去采集，一组蜜蜂始终采着同一种花，决不随便改换。蜜蜂传粉效率所以有那么大，从这特性已可看出；因为植物一般只有用同种的花粉才能受精结实。现在，在苏联的农业中，已在用“训练蜜蜂”的方法，使蜜蜂按照人的意志传粉了。
工蜂一生勤劳不息，白天外出采蜜，晚上还帮助扇翅通风和酿蜜，帮助泌蜡造巢，直到死了为止。蜜蜂从来不肯死在蜂箱里，只死在采集途中；甚至它们的排泄物，也是在飞行时撒在外边，决不沾污箱内。在冬天，蜜蜂有几个月不飞行，这时排泄物就贮积在大肠里，直到春天才外出排泄。蜜蜂对不工作的成员好像特别仇恨，如果偶然碰见有某种原因而不工作的蜂，它们就迅速把它赶出箱外，毫不留情。如果有敌人（鼠、野蜂、盗劫的蜜蜂等）侵害时，一被守卫箱门的蜜蜂发现，它们会立刻奋不顾身，合群抵抗。所以养蜂人挺怕蜜蜂发生相互的盗劫，因为这时蜜蜂常常咬杀得一个不剩。
蜜蜂对不工作的同伴虽然那样不原谅，但在食料（蜜和花粉）不足时，却对同伴表现出莫大的同情心。要是食料不足，它们也会把食料公允地分配，近在食料旁边的蜂，决不利用地位大吃大喝，远离食料的蜂也决不少吃一些。正因为这样，在同一蜂群里，那怕有数以万计的蜂，也从不发生争食互殴的事。
最后还得说说有趣而又可怜的“雄蜂”。雄蜂在春夏季约有几百到几千个，身体硕大，除了春、夏间骋驰情场、追逐处女王外，就无所事事了。它尾端没有刺，所以连抵抗敌人的事它也没份儿。虽然，蜜蜂各自为群，防守森严，然而雄蜂却可大模大样，在各群间来往自如，乐得不可开交。可是好景不常，交尾季节一过去，这位懒公子便开始被厌倦了。起先，工蜂们限制它的食料；以后把它逐出箱外冻死，或者咬死、刺死，通常，雄蜂是没有一个能够度到衰老而死的。（附图片）
采集飞回的工蜂，两腿上带着两颗花粉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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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战鼓隆隆地响
周望望
渔船驶出港口很远很远
浑浊的海水已变成碧绿透明
大队长举起红旗在空中
挥动船队排列成巨大的包围圈
渔场上的战斗已经开始了
战鼓在浪头上隆隆地响起
划桨的敲?的都汗流满面〔注〕
鼓点就像骤雨倾注在海上
我们的捕鱼能手已把渔网撒下
成群的大黄鱼在网兜里乱窜
“你猜吧，这一网能有几百担”
小伙子们向着大海在欢呼
甲板上都贴满着闪烁的鱼鳞
黄鱼在船舱里挤得叫咕咕……
〔注〕敲?是一种捕鱼作业法，至少要数十只渔船排列成圆圈，统一指挥。每只船上置一块厚木板，用槌子敲击木板，振动海水，驱使鱼群集中到一个地方，再用网围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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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出神地看着他们的背影……
耿夫
星期天，新华书店外文部，简直挤得水泄不通。我挤到杂志架前，一个穿翻领大衣、梳着分头的青年男子，注视了我一会，很有礼貌地问我：
“请问你可是唐队长吗？”
我惊奇地望着他，从他脸上的几点黑斑，忽然想起他是谁：“噢，你可是小胡？”
他一把拉住我的手，激动地说：“你还认得我？你带上眼镜，有点不敢认了。”
他向在另一边书架前看书的一个女子说：“大姊，快过来，这位就是我对你讲过的唐队长。”他一面又向我介绍：“这就是我的大姊，叫胡丹云。”这位女子走过来，也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噢，唐队长，你好呵！小胡常常说到你……。”
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我在一支游击队里当队长，我们奉命从粤东挺进闽西开辟工作。在一个初冬的夜晚，我们在闽粤边区的一个基点村开群众大会，开展减租减息工作。开完大会，我们第一次演出秧歌剧“兄妹开荒”。群众看了，感到十分新鲜、有趣，年青的小伙子们，手里拿着锄头、肩上挑了粪箕也跟着扭起来。在欢乐的人群中，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面黄肌瘦，穿着一件粗土布褂子，肩上满是补钉，襟前吊着两个口袋，一个已经坏了，另一个口袋里约莫装着十几个铜板。下身的裤子正对着膝头边有一对大口，一转动就像一面旗子似地飘来飘去，屁股后面是破窟窿。虽然初冬了，却还赤着一双脚。头发像一把野草一样乱蓬蓬的。尖瘦的脸上有几点黑斑。干枯的小手上捧了一个大圆的旧铜盘，上面放着十多个油炸糕，是卖剩的。他从人群中挤来挤去，一会挤到我们指导员的面前，拉住我们指导员的手，摸着他的驳壳枪，亲热地说：“指导员，我不卖油炸糕了，我跟你去当通讯员好吗？”他的眼睛一闪一闪地眨着，希望马上答应他。
当时我们正在扩军。我们刚到达不久，便在圩边的大墙上写上了
“穷人要翻身，参加解放军”的大幅横标语。从粤东到闽西，新区开辟得很快，人手越来越不够，几个不够条件的小鬼也配了武器给他们在队里当战士。指导员看着这个小鬼的祈求眼光，笑着向他问这问那。他很机灵地回答着：“十六岁啦，没有了父亲，家里有个母亲，在编竹笠卖。还有一个弟弟，十岁；一个妹妹，七岁；小时候读过二、三年书，认得几个字。什么苦都吃得。……”
第二天指导员叫我到他家里去了解，并征求他母亲的意见。我走进一间破庙里，庙里供着一尊南海观世音菩萨，香炉四周布满了蛛网。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坐在菩萨殿前编斗笠。小鬼在帮助她做什么，看见我走进去，便倚在她旁边说：
“妈，我要去参军！……这是唐队长。”我问她同意不？她半天没说话，后来她才轻轻地说：“你要去就去吧。”刚刚吐出这句话，她眼圈一红，掉落了眼泪。原来她是外来户。他们是1941年日本军队占领潮汕，粤东大饥荒那年，逃到闽西来的。那年她的一个十六岁的大闺女（也就是我在书店遇到的这位女子），由于饥荒，三斗米卖给了一个人口贩子，所以想起来心酸。但是她看到我们游击队的人们整天高高兴兴有说有笑地过日子，又听说将来要分田、分牛、分屋子，也就破涕为笑了。就这样小胡入伍了。……
现在，我看着阔别八年的小胡，兴奋得不知道说什么好。谁能想到这位意气轩昂、精神饱满的青年就是当年那个瘦弱的小鬼呢？
还是小胡先说了：
“你现在那个部门？”
“这几年都在文教部门。”
“那我们算是同行啦，我在广播电台搞编译工作。”
“你在那个台呀？”
“在×地××台，我们是来买书的。说起来，真是无巧不成书哪！我和姊姊十五年不通音讯了，想不到我们却在电台碰头了。我们的重逢像小说里写的故事一样。”
小胡激动地简述了他姊姊十多年来的遭遇。她辗转过了三个男人的手，给两个男人生下了三个小孩。土地改革后她跳出家庭圈子，进工农速成中学学习，以后调外国语专科学校学习，现在电台负责英语广播。业余自修俄文，已经可以阅读俄文原著了。几年来，她一心一意追求知识。“比起我姊姊来，我还是落后的。我的编译工作没有作出什么突出的成绩。”他有些感慨地说。
这时我才注意到她手里拿着几本刚买到的英文报刊：“苏联文学”、“劳动月刊”、“人民中国”……，还有一本高尔基的“我的大学”的俄文原版书。她胸前闪耀着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纪念章。弟弟看了看表，对姊姊说：“开车时间快到了，车站去吧。”
紧紧地握手之后，我出神地看着他们的夹杂在人丛中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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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火逼花开
欧阳敬如
不久以前，我们在报纸上看到音乐儿童孙玉玺的不幸的遭遇，也看到关于另一个音乐儿童的报道：四岁的张美玲参加了甘肃省民间音乐舞蹈观摩会演，她能熟练地拉出四、五种调门的秦腔和民间小调。于是我不禁想起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一个脱离襁褓不久的学龄前儿童，是否应当鼓励他做力不胜任的事情？我个人的意见是不应当提倡这种“火逼花开”的做法的。
我们现在所实行的先进学制，规定满七周岁的儿童才能上学，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过早教儿童识字或做超出儿童智力体力以外的事，都会妨碍儿童的身心的发育和成长。幼儿园一般都收四岁以上的儿童，而且每天只做十分钟的“功课”——画图，其余的时间多半只做有意思的游戏，其理由恐怕也就在这里。这也就是说应该有计划地按照儿童不同的年龄进行教育培养。
张美玲不是生下来就会拉胡琴的。一般的孩子由于环境影响可能会从小喜欢音乐，但是要他们规规矩矩地勤学苦练是有困难的。假如张美玲像莫扎特一样，又有天才，学习又出于自愿，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了，但如果她所处的是和贝多芬类似的环境：虽然也有天才，但由于他的父亲为了要达到自己自私的愿望，硬用打骂去强迫四岁的贝多芬经常在钢琴面前连坐四个钟头，或者无休息地逼他练小提琴，那对这个孩子来说就是痛苦了。当然旧社会儿童的悲剧是不会再发生了，但是，不正确的对待儿童的事实并未绝迹，因此在报道又发现新的有才能的儿童的时候，我也和凡工同志有同样的感觉：欣喜同时又有些耽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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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巫峡渡头（国画） 李可染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