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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干旱山区的面貌是否可能改变？
甘肃省的经验肯定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掌握自然规律，利用一切水源，开展植树造林，注意保持水土，就能够改变干旱的山区
据新华社兰州8日电 怎样改变干旱山区面貌，争取干旱山区年年丰收，是甘肃省农业生产上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自从1954年召开第一次全省干旱山区会议以后，仅两年的时间，全省五百五十个干旱乡中就有一百零三个基本上改变了干旱面貌。整个干旱区一百八十多万人口中，每人平均已有半亩以上水地，一亩六分洪水漫地，一亩三分林地，半亩饲草地。
最近，新华社记者访问了中共甘肃省委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请他谈了在改变干旱面貌中取得的经验和教训。
这位负责人指出：据甘肃省有历史记载的二百六十一年（1645—1906年）中，曾发生旱灾一百一十四次，平均每两年一次，这说明甘肃的旱灾频繁和严重。但是，解放初期，零星分布在全省八万平方公里的干旱地区的水地却有十八万亩，这说明干旱地区是可以改变的。在各级党委领导下，1955年和1956年在干旱山区大力兴修水利，水地即迅速上升为一百一十多万亩。
这位负责人说，改变干旱面貌要掌握干旱山区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规律。甘肃全年仅有的两、三百公厘雨水，通常集中在秋季，我们掌握了这一自然规律后，就将干旱山区的夏季作物播种面积缩小，适当的扩大秋季作物面积。因此粮食产量显著提高，据定西专区1955年统计，平均每亩增产一百多斤。又例如我们推广的铺砂田办法，这是适应甘肃省多旱灾的一种能抗旱、保墒、保温、压碱的特殊办法，这种砂田小麦产量比旱地产量高了四倍。
负责人说，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水源，把水的利用率提到最高程度，是甘肃省干旱山区几年来迅速变化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在有地面水的地区，大量兴修渠道，引用地面水发展自流灌溉。在无地面水有地下水的地区，普遍打井、淘泉，发展提水灌溉。在无水源地区和苦水地区，主要打旱井和窑窖，积蓄和利用雨水和洪水。
这位负责人谈到植树造林是改变山区干旱的根本办法时说，植树造林是百年大计，一时不易见到效果。
要改变干旱还要注意保持水土，水土流失是干旱的成因之一。保持水土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沟坡治理，要沟面结合，综合治理；二、田间工程，培地埂，修梯田，采用垅作区田方法。
负责人最后说，改变干旱也要懂得适应干旱地区的耕作技术和兴修水利的技术。去年各地兴修的许多拦水大坝被冲垮，劳民伤财，说明我们不懂技术。今后要提高工程质量，就必须大量培养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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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阜新发电厂降低煤耗
用零点四五六公斤煤发一度电
据新华社阜新8日电 用零点四五六公斤的煤发一度电，这是阜新发电厂在今年的增产节约运动中取得的前所未有的新成绩。按照原设计这个厂的发电设备每发一度电要用零点五二公斤煤，而今年国家提出的要求是零点四六九公斤煤发一度电。由于燃煤率的降低，今年头两个月阜新发电厂已经节省三千九百多吨煤。
燃料成本占阜新发电厂总成本的43％，每天消耗的煤就有几千吨。因此，降低煤的消耗便成为这个厂增产节约的一项重要内容。锅炉分场的职工，改进操作，减少球磨机起停次数，使火焰燃烧得稳定，消灭了黑烟，每天就节省煤炭四十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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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等省开始收割冬小麦
云南省小春作物呈现一片丰收景象
新华社7日讯 南方广东、广西、福建、云南等省冬小麦普遍抽穗转黄，可望丰收。部分地区并已开始收割。
广东省四百多万亩冬小麦已经普遍抽穗，逐渐黄熟。据省农业厅的估计，今年全省冬小麦总产量可以达到三亿五千多万斤，比去年增加两千多万斤。
广西省三百二十五万五千多亩冬小麦也正在抽穗扬花，部分地区已经开始收割。这个省从去年11月播种冬小麦起，到现在一直没有下过一次大雨。各地农业社积极浇水保苗，施用水粪，战胜了旱灾的威胁。从已经收割的地区看，仍有较好的收成。宁明县到2月底为止已经收割冬小麦八千多亩，一般每亩产七八十斤，最高的有一百二十斤。
福建省二百五十八万多亩冬小麦已经陆续开始收割，到处丰收喜报频传。海澄、漳浦两县最早收割的四百四十多亩冬小麦，每亩平均产量比去年丰收年景增加了两成左右。
云南省四百九十多万亩冬小麦已经普遍抽穗，硬壮的穗粒预示着丰收。由于改进了栽种技术和加强了田间管理工作，今年全省冬小麦每亩平均产量预计可以达到一百四十斤以上。目前各地农业社正在预防霜灾，准备收割。
本报昆明7日电 云南省一千多万亩小春作物，呈现一片丰收景象。沿澜沧江、金沙江、南盘江、红河的河谷地带，农业社的社员们已开始收割油菜。在昭通、曲靖、玉溪、丽江、临沧、楚雄等专区，菜花遍地金黄；小麦有的含苞，有的出穗扬花、有的已经灌浆；新蚕豆早已上市。玉溪专区种植的二十多万亩油菜子，播种面积较去年扩大84.6％，现已普遍开花结荚。江川县大街乡农业社种植的五百多亩油菜，长得有一人多高，平均每亩能收二百七十多斤，最好的预计能收到四百五十斤以上。临沧专区小春作物播种面积比去年扩大30％左右，小麦、油菜、蚕豆生长得很茁壮，预计总产量将比去年增加25％以上。曲靖、楚雄专区四百八十七万多亩小春，也生长得很好；尤其是小麦普遍都有腰深；有的达一人高。
云南省一千多万亩小春作物，今后如不发生重大灾害，将获得很大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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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玻璃运往加纳
新华社讯 上海口岸今年已有三百多箱玻璃运往加纳（黄金海岸）。这些商品是上海公私合营工业品出口公司经营出口的。
从1956年年初起，上海口岸和加纳就有了贸易联系，从这里运出的货物除了玻璃以外，还有新闻纸、漆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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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造纸局超额10％完成月计划
要注意防止纸浆流失并节约化学原料
本报讯 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开展，轻工业部造纸工业管理局所属企业在2月份，继续努力克服了原材料不足的困难，并且从各方面改进生产，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
许多厂在改进生产方面想了许多办法，有的厂设法缩短了蒸煮时间；有的厂提高了造浆能力；有的厂减少了浆的消耗；有的厂适当提高了抄速；有些设备不平衡的厂，采取互相协作的办法，保证了增产。
由于各厂职工的努力，2月份全局增产了纸浆三千五百二十八吨，超过原计划10.03％；纸和纸板三千二百八十八吨，超过原计划10.01％。
目前，有些工厂在增产节约上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值得各厂注意的是如何减少纸浆流失的问题。各厂浆的流失一般都比较多，最严重的如广州厂每天流失的浆竟达二十吨左右，几乎等于北京造纸厂2月份计划产浆量。
其次有些厂对化学原料的节约还不够重视。目前化学原料中最不足的是碱，节约一吨碱，就可以增产三吨浆。全局全年用碱三万吨，如果能够节约百分之五，就可以给地方造纸工业不小的帮助。如沈阳厂利用机械工业部门的废碱来生产，每月能节约好碱两、三吨。这个办法，在有条件的地区是可以推广的。
还有安全生产的问题，也还要引起各厂的普遍重视，在2月份，机械事故、人身事故都发生过。如天津造纸厂就因马达冒火曾经停机两次，影响了生产的正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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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恢复原有的生产经营特点
各地着手调整手工业合作社
新华社8日讯 在去年合作化高潮中盲目实行集中生产和统一计算盈亏的手工业合作社，各省市现在都有一批进行了调整改组。天津、石家庄、安东、凤城等二十一个县
（市）调整改组的二百九十六个社中，有一百零六个大社和综合社划为二百七十三个小社和生产小组，有六十五个社把核算单位划小，其余的社有的根据居民需要，适当地增设了服务点；有的将生产独特产品和年老体弱、家庭辅助劳动力难以安排的社员户，改变为分散生产，自负盈亏。这些市县调整改组的社占原有社数的20％到40％不等。
经过调整改组的合作社，一般都克服了因为不顾条件地实行集中生产和统一计算盈亏所引起的缺点，恢复了手工业原有的生产经营特点。如四川省内江县日用金属生产合作社过去不修理旧活，在分成为小社以后就恢复了修理旧活的业务，附近群众都说“这样做才对头”。福建省漳州市第一缝纫社在调整改组中增设了服务点，并且实行分别计算盈亏，每人每天能比以前多做一些活，交货时间由一个月缩短为十五天到二十天。浙江省上虞县百官机器修理合作社原来包括九个行业的手工业者，实行了统一计算盈亏，结果引起了人多活少、管理混乱等等缺点，在改为按自然行业分别核算后，脱产干部投入了生产，行政费用由每月一百六十元减少到十九元，社员平均收入增加65％。还有许多著名的产品在手工业社调整组织形式以后恢复了生产。
据辽宁、陕西、四川、福建四省十个县（市）七百六十六个社调查，还有20％到30％的社需要继续调整组织形式和核算方式。这些社中，有的是多行业的综合社，有的是规模过大、分布地区过广的大社，还有一些是撤消服务点过多、集中过大的修理服务性合作社。据记者了解，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已经根据这种情况，把继续调整手工业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和核算方式列为今年对手工业改造的中心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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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读者来信
五颜六色的河水在苏州市人们出阊门走上渡僧桥，会常看到山塘河里的水时红、时绿，变化多端。
这种五颜六色的河水，不是自然界原来就有的，而是苏州市第二炼染社制造的。这个社对染过“下脚染水”一向不加利用，每天总要倒掉含有不少染料的所谓“下脚水”。这些下脚水就把河染成五颜六色。
这种浪费现象，不但使社里一年要损失约二千元，并且影响了附近居民的生活。每当居民洗衣淘米的时候，遇到倒出的颜料水，就会把洗的衣服和米都染上了颜色，希望这个社迅速纠正这种做法。
苏 报
没人管的水泥
在佛子岭水库上游卷阳道码头上，放着四十包（两吨）水泥没有人管。八个多月来，经过风吹雨打，大部分已经结块失效，变成废物了。
这批水泥究竟是哪个单位的呢？总不能让这些水泥全部浪费掉，并且长期占着码头呀！ 葛先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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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槐房社十日
本报记者 傅冬
社主任带着我在地里转了好一阵了。他一面走，一面向我介绍：“这都是我们去年新开的稻地。过去这种碱地种高粱，一亩只能打三、四十斤，开成了稻田，收成不算好，一亩还打了二石五六。……这是我们新开的水渠，能浇一千亩地。……那是泄水沟，以后雨再下的大，也不怕了。……”
渠里的水缓缓地流着。走不多远，就看到有水从下面冒上来，像泉水一样。社主任说：“这是我们打的竹管井，一年四季有水冒上来。1956年我们打了八十二个，今年还要打七十一个。”说到这里，他用手指着远方说：“你瞧，那儿不是有人正在打井吗？”
从社主任的嘴里知道：北京郊区的这个槐房乡，不是什么先进乡。1953年冬天才成立了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个十七户，一个十一户。1954年秋，两个社合并并扩大到四百二十七户；到1955年冬转为高级社的时候，全社已经增加到一千零一户。这一年，又开了一千亩稻田。现在，全社有二千八百七十一亩稻田，一千三百八十七亩菜田，六千一百二十亩旱地。去年雨下得大，旱地涝了不少。可是，平均每家还分了三百九十八元。
我们边走边谈着，远远地看见一座房前堆着一大堆一大堆的麻包。走近了还听到机器轰隆隆响，原来是个碾房。机器就是不慢，三下两下，就把稻子碾成白净净的米了。
我们来到了暖房。长排长排的玻璃窗被太阳照得闪闪发光。屋子里堆满了西红柿，个儿大，皮儿红，别说吃，看了都馋得慌。这些暖房都是新盖的，一共有二百六十间。暖房技术员，五十七岁的种菜“把式”谢鸿亮说，他长了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好的西红柿，一间出六十斤——早先，一间出二十多斤就算不错了。
人们介绍我去看韭菜，鲜黄水嫩的有一尺来高。他们说：不是吹，这样的韭菜在北京城今年算拔尖儿的。
我又看了豆腐坊和猪圈，好些猪胖得肚子都快拖到地上了。要看的东西太多，一直到我走的那天，也没看完。
我去贫农郭景明家串门。他是韭菜暖房的技术员。
我到槐房乡后，常听人谈到这老头儿，也常听人谈到他窗外的那十几亩地。老头儿小的时候，听爹爹说过，窗外那块地上原来有好多皇帝的房子。后来满清皇上倒了。给皇上看房子的人就拆下好砖瓦卖了。爹爹带着病，爬在地里，一点一点把碎砖烂瓦扔出去。好容易清理出来能种地了，那个给皇帝看门的人说，这块地是他的，要种得交租子。就这样，交了几十年租。拉的债到解放的时候也没还清。
老头儿没有想到有这么一天，这十六亩地归了自己。地土是这么好，孩子也拉扯大了，多种几亩菜吧！卖的钱多，自己也在行。可是肥料、水车、牲口，样样没有。他不敢多种菜，只种了一、二亩。一直到1954年当了社员，这地里才长满了黑紫黑紫的茄子，绿油油的菠菜、西葫芦、白菜……。他自个儿也专门种起菜来，不管别的了。
菜，这两年长的是出奇的好。像白菜，一亩竟出来了一万斤，比解放前高出五倍。暖房的韭菜一畦由一百五十斤（单干的时候）提高到三百斤。看着都爱死人！老头儿用什么法儿增的产？人们都想知道。你猜他怎么回答？他说：“以前各人种各人的，自己都以为自己有一套，谁也不告诉谁。其实各人知道的不过是那么一点点。现在的菜是四个技术员在一块儿合计着种的，怎么会种不好！”
屋里走进来个人，老头儿接着说：“你看，这就是入社的好处，他要赶车给蔬菜公司送菜。要在过去，一家得去一个人；现在，一千户只要两个人就行了。你算算看，光这就省了多少人力！”
老头儿一谈到菜地里的两眼“电井”，就眉飞色舞：“嘿，一个顶十个水车！要不入社，谁家能用上这？”
正说着话，屋里拥进一伙孩子。郭景明高兴地说：前面的两个是他的大闺女、二闺女，后面是他的四小子和五小子。他们放学回来了。两个大儿子都参军了，老三在饲料公司工作。这两个闺女，原先白天下地，晚上上夜校。今年，他一个人一天就能挣十几分（夜里看暖房，一点钟就是一个工分），就把他们送到学堂去了。我看孩子们都穿得挺干净利落，大的两个穿着花棉袄，外面都披着件有长毛绒领子的短棉大衣；小的也穿戴得很整洁。
饭端到炕桌上来了，是肉馅饺子。老头儿一定要拉我尝一口。他说，“今天在饲料公司作事的三小子回来，就捏了点儿饺子。现在社里给家家都分了大米、麦子、白薯、玉米、白菜……。家家都吃的花稍了。要在早先，自个地里没有种，那能吃得上？”说完停了停，他又加了一句：“生活过得有点儿浪费呢！以后要节约节约。”
老头儿一面吃，一面慢悠悠地说：“入社那年，涝了，雨下得连乡里的大路都积了五、六寸的水。我心里嘀咕了好多天，哪知道到年底一算，拿的钱比往年多了两倍。1955年分的老玉米、稻米、白薯、白菜、萝卜、咸菜，多得小土房几乎都放不下了。头年就有人劝我盖几间房，我不肯，把钱投到社里了。可家里人口一年年在加，自己手头也不是没富余钱，加上社里有人会木工活，有人会作瓦工；就这样，你帮一下，他帮一把，十几个人没用一个星期功夫，就盖好了五间砖房，全装上了玻璃窗，连隔扇有的地方也用的是玻璃。”
老头儿脸朝着窗外看了看，接着说：“合作社这道儿是走对了。但是，是不是没一点缺点呢？也不是的。窗外那块地，1956年就闲过两个月。原先打算种小白菜来着，后来听说要盖什么俱乐部，就停下来了。结果，俱乐部没盖，地也荒了。……今年有二十亩白薯冻了。蒜，到时间没收拾，也糟蹋了不少。”
天已经完全黑了，郭景明要上暖房去。他一面往外走一面说：“这些事，只要改了，就没事了。唉，当个家也真不容易呵！你想我们管一个几口人的家都常伤脑筋呢！现在社干部当的是一千户人家的家，还是头一年，怎么能一点错都不犯呢！”
人们介绍我去找找贫雇农王东海。他种的一手好稻子，种了二十年了。人家说：现在虽然是农闲，可是要找他却不容易——他不是去收拾藕，就是去碾米。
碰巧有一天刮大风，我又起了个早，想到他家截住他。总算运气好，找着了。
他说：“现在忙是忙，但不像以前那样操心了。给地主干活的那阵，整年忙，整年没吃饱过。分了地自个儿干，整天忙着借水车，借牲口，好不容易借到手了，又得忙着喂牲口，拉水，放水。忙完了这，又忙着平地栽秧。一个人怎么能忙得过来呀！只好找人帮个忙，农忙时谁有空？等到人家有空了，去插秧，又太晚了，这样就不能不少打好多稻子。……现在社里又是电滚子（电动机）、电力水车、又是钢碾子、拖拉机。干活不像早先那么费劲，也不那么伤脑筋了。”
他停了一下，问我：“你去新开的稻地看过吗？那地开的真漂亮，只用了一个多月的功夫就开好了。今年多亏开了这稻地，不然雨这么大，哪还能分这么多钱！”
“当然，毛病也不是没有。上面没抓紧，肥料上的不及时，芽子也养晚了，一亩只打了两石半。要是收拾得好，今年一亩顶少也能打三石。……生活上也有些不方便，比方：分的柴火只够烧一个月。去北京木材厂拉点刨花劈材来烧吧，社里的车太忙。买粮食，得跑几里路到粮食供应站，要耽误半天工。吃点新鲜菜也得跑到槐房菜站。……”
“可是，这些不方便，比起我的大方便来，算得了什么呢！”他指着碗里的饭菜说：“合作社是好是坏，别说大人，问问村里的娃娃，他们都能答得很对。”
我还去看过中农张文周。他是青年队的一个组长，夜校的积极学员、坑头识字组的出色教员，还是社里剧团的导演。
入社以前，张家有八亩水浇地、四亩园地。夫妇俩忙一年，收入不算坏，可生活却过得很狼狈。到6、7月西葫芦下来的时候，半夜就得起来进城卖菜。卖了回来，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又得到地里去收拾菜。等菜装上车，天又黑了，闭一下眼，又得起来喂牲口、赶路。女人忙地里的活，孩子扔下没人管，三天两头生病；这一来，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大都送给医院了。1954年入社以后，干了一年，得了四百多块钱。他女人主要在家管孩子。现在孩子没病没灾，大人心里也痛快了。他们打算等孩子完全好了，放在托儿所，女人也到地里去。
他说，早先他不识几个字。这几年，特别入社后，晚上的空闲时间多了，能专心一意念书，现在他已认得四千多个字了。排个评剧，剧本也都能看下来。要是还单干，黑夜当白天，一辈子恐怕也识不了这么多字！他说，社里不但该上学的娃娃都上学了，连老头、老太太很多也加入坑头识字组了。
“生活中间也有小小不方便的地方。像吃菜，以前想吃葱了，就到地里拔一根；现在得到菜站去买。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以前那能像现在这么各样粮食都吃得上！花点零钱，是不像早先那么方便了。但紧一紧也就过来了。过春节的时候，可真能置一些大东西呢！再说，平日生活实在太紧了，还可以到信用社借钱。”
社里的人说，孙德广家是社里有数的富裕中农之一。我去一看，果然气氛不同，外间、里间屋都堆着大口袋粮食。桌上还有一个新式座钟。
孙德广夫妇和六个孩子原有十二亩旱地、八亩水浇地。他一直单干，到1955年底全乡都合作化了，才入社。他的妻子张秀英说，往常他家种的韭菜，到二月天，长得就像筷子一样粗；玉米长得高过了房檐。入社以后，到地里一看，草长得有二尺高，也没人管，韭菜叶子全糟蹋了。谈到这里，勾起了她的心事。他们讲到过去夫妻俩怎么起五更睡半夜地去地里干活。“拔草的时候，不管太阳晒得多热，雨多大，从没歇过。孩子放学回家也到地里帮忙”……。“现在队里人心不齐，你卖力，别人糊弄，这怎么能把地种好呢！”
“庄稼该怎么种，也不找大伙商量商量！”孙德广说，社里只一个劲儿把区里的指示往下“贯”，结果棉花、大辣椒都种的太密了，没收什么。二十队的白菜有好多冻了，他建议先别入窖，不然，一下子入窖准烂。可是，社主任不考虑考虑别人的意见，就说：“入窖吧！”这一弄，白菜统统烂了。”
他谈到这里，摸了摸炕，很不愉快地说：“柴火也按劳动力分，你看，炕冷得像石头一样。往年，棒子秆、棉花秆地里有的是，烧也烧不完。”
正说着，一个孩子过来拉他妈的衣襟，大概是要钱买糖。这一下，她又难过起来了：过去自个儿种菜，零花钱没断过。我们当家的去卖一回菜，回来总要给孩子带点糖果呀，饼干呀！孩子们花个三毛二毛的，我们没当回事。现在要一分、二分钱，也不得不打打算盘了。”
从地又谈到大车，这也是他们夫妻俩心上的一块病。他们说，车到社里，拉沟泥积肥，毁的不像话了。要是用自家的东西，谁也不会那么不经心！
孙德广讲到这里，过了一会又说：“我这是有牲口、有车、地好的人说的话；对原先没牲口没车的人讲，那还是好，他们不要东借西借了。再拿积肥说，单干的时候谁能一亩地上八千到一万斤肥？顶多也不过二、三千斤。”他女人这时也插话了：“要是我们家有两个劳动力就好了。”她说：“以前自己种地，我顶一个全劳动力，地就在家跟前，做一做，回来给娃娃喂一喂奶，又去了。两个孩子，以前放了学可以到地里摘摘棉花、改改畦口，或者薅薅草。现在只好在家玩了。”
“合作化这道儿是对。合作化就好比是本好书，可惜有些人有些地方给念错了。”最后，孙德广这样说。
我离开槐房社好几天了。一直到今天，我还常想起社员们在供销社挤着买东西的热闹场面；想起好些社员家门口堆的盖新房用的砖和木料。我也不能忘记社员们说的“合作化这条道儿是走对了”的话。可是，这道儿上还有好些事要我们去做：为什么社里订计划的时候不找大家商量商量？为什么不可以给那些不能下地的妇女找点副业活儿干干？（附图片）
春临海南岛，椰树映稻塘，社社插秧忙。 新华社记者 李起龙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