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3月10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合作化制度在河南省的巨大优越性
刘鸿文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指示和周恩来总理的政治报告。并完全同意陈叔通副主席的会务工作和关于工商业者短期讲习班的工作总结报告。
现在我以河南省工作人员之一的身份,根据亲眼所见河南农村情况发表如下意见。
河南省是1956年的上半年实现了高级农业合作化,全省有高级社二万六千二百一十一个,入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8.1%。高级合作化的第一年,经过大生产运动和严重的自然灾害的考验,已充分证明了它的巨大的优越性,并且已经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去年河南遭到解放以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是粮棉产量仍比前年增加
高级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及其伟大的生命力,表现于:在严重的自然灾害的袭击下,取得了农业的增产。去年我省遭受了解放以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是全省粮食和棉花总产量是仍比丰收的1955年增产了。全省有四十多个县(市郊)比1955年增产10%以上,其中有的县如偃师县、孟津县增产40%以上;有的县如罗山县、商城县增产30%以上;巩县粮食比1955年增产21.4%,由缺粮县一变而为余粮县,往年需要国家供应粮食五百多万斤,1956年卖给国家余粮一千多万斤。济源县全县增加收入的户数已达到社员总户数的91.8%。据全省选择的一百一十四个典型社(其中二十五个灾社)调查,1956年比1955年农业增产10.35%。在非灾区有80%以上的农业社获得农业增产,其中80%左右的社增产在一成以上,有的社获得了大丰收。新乡专区1956年虽然遭受了特大的风灾和雨灾,但全区一千五百零一个高级社的总收入仍比1955年增加14%,其中农业收入增加12%,副业收入增加78%。据五千七百八十五个社的调查,增产一成以下的占23.35%,增产一——二成的占40.17%,增产二——三成的占25.41%,增产三——四成的占7.87%,增产四——十成的占3.2%。孟津县旭光社增产101%。新县、信阳市郊粮食平均每亩产量达到五百斤;商城县、孟县、郏县粮食平均每亩产量达到四百五十斤;登封县粮食作物有一千八百七十九亩亩产千斤以上。全省有十余万亩棉花,亩产皮棉达一百斤以上。灵宝县五星农业社棉花总产量比1955年增产114.2%。1956年下半年的副业生产有了很大恢复和发展,在不少地区,副业收入比1955年也有增加。据二百四十七个典型社调查,1956年比1955年增加副业收入28.1%。高级社所以能获得增产,最主要的因素是在社会主义高潮的鼓舞下,广大群众表现出来的高度积极性和创造性,有些地方点着灯送粪、拔草。高级社的劳动出勤率一般都比过去提高20%——30%,妇女劳动出勤率则比过去提高40%以上,有的地方出勤率达到99%。在生产过程中采纳了社员许多合理化建议和新创造,推广了许多先进经验,涌现了大量先进人物。高级社采用了各项增产措施,使土地的潜力有可能开始普遍利用。农民说:“过去土地是红花一朵,现在土地是遍地开花”。孟津县星火社社员们赞扬高级社的优越性:“入了高级社是‘三不愁’(不愁吃、不愁穿、不愁烧)、
‘四不怕’(不怕灾害侵袭、不怕孤寡无依靠、不怕临时发生困难、不怕疾病传染)、
‘五多’(增产多、卖余粮多、搞副业多、积肥施肥多、养猪养兔多)、‘六变化’(老粗变老细、旱田变水地、缺粮变余粮、穿粗布变成穿细布、赤脚变成穿胶鞋、使灯笼变成用电筒)。”在增产之后,又增加了公共积累。据全省八十九个非灾社的典型调查,1956年平均每社增加公共积累七千三百元。
大规模推行技术改革中,
兴修农田水利成绩卓著
表现于:有可能空前大规模地推行技术改革。去年我省执行增产十大措施中,成绩最突出的是群众性的“水利化”运动,全省打井一百零四万三千七百一十六眼,下泉二万二千六百六十眼,修小型水库一千三百二十一座,修塘、堰、坝四十三万四千九百五十五处,修小型渠道一万九千七百一十六条。增加了二千七百五十万亩的灌溉设备,促进了农业的增产。如南阳县吴庄乡“三八”农业社,是一个三百五十二户的不著名的高级社,全社有土地六千五百一十一亩,土质坏不易耕作的黑土地、湖洼地、上浸地就有四千五百亩,常年是十种九不收。合作化后本着蓄泄兼护的精神,因地制宜地进行了水利建设,打井和修储水沟、蓄水池、排水渠,救出土地一千六百亩,仅粮食、棉花、芝麻三项总产值就较1955年增产101%,这是过去单干和初级社时期多年办不到的。积肥运动有很大开展,全省积肥量比1955年增加一倍;积肥质量亦有很大提高,并且基本上扭转了养猪减少的局面,比1955年增加养猪六十五万头。有的县如西平县养猪比1955年增加了三点二倍,有的县如济源、孟县、封丘、沁阳等增加一倍以上。濮阳县联营农业社,全社四百多户,养猪三千三百一十三头,每户平均养八头,每人平均养二头,较1955年增加四倍以上,全社仅卖猪收入每户平均七十三点五元。高产作物扩大了种植面积;实行了合理密植;普遍加强了对棉田管理的技术指导,加强了对棉花低产区的技术传授;全省1956年各种作物的良种面积比1955年扩大了二千九百四十六万亩;复种面积比1955年增加3.6%;防治病虫害面积比1955年增加55%;召开了山区的专门会议,确定了全面发展山区经济的方针,改变了一般化的领导方法;控制水土流失面积五千三百三十五平方公里,造林四百二十二万亩。
抵抗自然灾害的力量大为增强,群众普遍反映:“有了合作化,什么都不怕”
表现于:以不可比拟的程度,比往年增加了抵抗自然灾害的力量。1956年6月至8月间,我省连续遭受四次暴风雨和洪水的袭击。雨量大,雨势猛,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由于几个河系洪水猛涨,虽经各地全力动员,紧张地进行了防汛抢险斗争,仍有不少河道漫溢、溃决,加之兼受台风袭击,形成我省解放以来最严重的灾害。全省夏、秋季受灾面积达五千多万亩,倒塌房屋一百九十余万间,受灾地区涉及六十三个县、市(成灾三十万亩以下的未计在内),占全省所属县份的二分之一。其中特重灾县七个,重灾县三十二个,轻灾县二十四个。成灾高级社六千余个,包括一千二百万人口的灾区。但是在实现了高级农业合作化的情况下,并由于各级党、政加强了对生产救灾工作的领导,在全省灾区普遍推行了层层分片包干负责的责任制,抽调大批干部,发扬艰苦朴素、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作风,深入灾社灾户进行查访帮助,并充分发动群众,依靠农业社,开展生产自救运动,进行抢种、补种,开展多种生产门路,使灾区生产秩序和灾民生活得到了稳定。计灾区补种晚秋七百五十三万亩,收获粮食二万九千五百万斤,红薯三亿斤,蔬菜八十二亿斤;在国家扶持和合作社帮助下,年前已修复房屋六十余万间;发放寒衣八十余万件;有50%左右的劳动力参加了副业生产,秋后五个月共收入六千余万元。据1月份统计,全省已有一千三百三十一个灾社消灭了灾荒,有一千三百三十二个灾社在春节前消灭灾荒。这就是说,在春节之前,全省已有41.6%的灾社把灾荒消灭。安阳专区在1956年底,已完成消灭灾荒任务的68%。汤阴县已完成消灭灾荒任务的97.8%。内黄县城关乡“灯塔”社是一千六百零一户的大社,淹没土地一万二千八百零四亩,占耕地面积的83%,农作物减产91%,倒塌房屋九百八十六间,但自7月份开展生产自救运动五个月以来,至1月20日止,所得的副业收益加上全年农副业收入比1955年还增加21.6%,全社一千六百零一户灾户,已全部消灭灾荒或有余的占总户数50.3%,消灭70%—80%的占总户数49.7%。新乡专区五百一十三个遭灾的农业社和去年同期的农、副业收入相比,90%以上社员增加收入的有九十个社;70%以上社员增加收入的一百二十四个社;50%左右社员增加收入的有二百九十三个社。基本上没有发生逃荒、要饭、盗窃现象,这种现象是过去灾荒年景所没有的。灾区广大社员感动的说:“要不是合作社,牛得死一半,卖一半,人得逃荒走一半。”普遍反映:“有了合作化,什么都不怕。”去秋以来我省的生产救灾运动,是历年来生产自救经验最丰富的群众运动,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破产渡荒的老道路,使各阶层劳动农民都受到了深刻的集体主义的教育。目前正在继续努力,把灾荒消灭在春耕之前,保证春耕生产。
广大农民增加了收入,经济和文化生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表现于:农民的生活有所改善。据非灾区八十九个典型社(其中有十六个减产社)的调查,入社农户中有68.44%比1955年增加了收入,有2.64%保持了1955年的收入,有28.92%比1955年减少了收入;1955年每人平均收入为四十八点一元,1956年每人平均收入增加到五十五点六元,比1955年增加了15.59%。灾情较为严重的新乡专区,平均有66.8%的社员增加了收入,其中非灾区有86.8%的社员增加了收入;轻灾区有73.6%的社员增加了收入,重灾区还有59.3%的社员增加了收入。从1956年农业生产合作社分配结果来看,每个劳动日一般平均合钱七角左右,有一部分社平均到一元五角左右,最多的平均到二元五角。非灾区除五保户外‘实际上每人吃粮一般在四百斤以上,有些吃到五百斤到七百斤。安阳专区十九个社的调查,1956年社员每人平均生活开支为五十七点五九元,比1955年增长20.1%。几种主要消费品提高的比例是:粮食11.6%,衣服74.4%,用棉5.5%,食盐8.3%,食油10.2%。有的社1956年每人平均生活标准一百零一元,比1955年提高四十七元。滑县“和平”一社户户增产,全社一百零七户,1956年除向社里投资二千多元外,还买了四千多尺各种颜色的洋布,二十五人穿上了新大衣,五十六人穿上了新绒衣,八十户购买了暖水瓶,三十多户盖上了新房子,此外还制了新被子四十条,两身皮袄,七辆自行车。社员们在地里高兴的唱着“共产党办法高,社会主义道路走的好”,“毛主席领导合作化,再不常年吃粉渣,吃喝穿戴全不怕,努力生产支援工业化”。有的反映:“土改翻了身,合作化扎富根”。
农民的文化生活方面亦有很大的变化:全省民校学员由1955年的五百万人增加到八百四十三万人,1956年扫盲毕业生达一百三十五万人,相当于五年来扫盲毕业生总数的160%;有一百零三个县建立了有线广播;建立农村图书室六千二百一十五个,农村俱乐部一万八千九百八十九个,农村业余剧团一万二千六百八十三个;新建乡卫生院、所、室和接生站等一万零一百零三个,培养训练保健员、接生员十九万人;建立农村托儿所一万八千二百六十五个。全省中、小学的发展也是很快的,1956年高中学生由二万九千二百六十三人发展到四万三千八百九十八人,增加了50%;初中学生由二十一万一千一百零八人发展到二十六万八千一百一十四人,增加27%;小学生由四百四十二万八千三百零二人发展到四百八十九万零九百二十四人,增加10%;中学、师范学校由三百四十六所发展到五百零七所(不包括三百八十七所高小附设的初中班),增加了46.5%。这样满足了广大群众的迫切需要。正由于学校教育发展的快了,就出现了校舍不足、设备简陋等等的问题,但这是前进中的问题,是伴随着事业发展的好现象带来的。教育事业的大发展中,学生学习的情绪也是很高的,如有的带着馍上学,回到家中就积极参加生产。
国家和工人阶级给河南农民的帮助是巨大的
为了帮助农业社增加生产,使社员增加收入,国家和工人阶级给农民以巨大的支援。1956年国家在我省发放的各种农贷达二万四千六百九十二万元,发放救济款二千八百七十八万元,黄河修防和治淮共投资一万一千五百六十万元。一年来,光推广双铧犁九万八千二百部,步犁二万三千三百四十四部,马拉收割机一千四百五十六部,水车十七万部,喷雾、喷粉器五万一千零二十三架,其他新式农具二万四千二百八十四件。国家向农民要了多少钱呢?农业税(包括公粮、赋棉、代金及地方附加全部在内)共折款二万四千三百七十一万元(其中公粮占粮食总产量的9.34%),只相当于贷款、救济款总数的88.4%。
此外,全省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由于勤勤恳恳的工作,在做的中间吸取了教训,增长了才干,得到了锻炼,他们工作热情很高,与群众有血肉联系。一年来,由领导几户、几十户的互助组、初级社,一跃而为领导几百户、几千户的高级社,边干边学,克服了许多困难,使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迅速取得了伟大胜利,这也是我们农村工作中一项很大的成绩。
工作中的缺点
当然我们在工作中是存在不少缺点的。办社工作中的缺点主要是:去年春季曾一度对副业生产注意不够;有些社在农业基建方面投资过大;在推广先进技术措施方面有些主观主义。这些已作了纠正。一部分社在管理制度和收益分配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正在纠正。其次,是部分干部对高级合作化以后农村中新的变化和新的形势,对人们的思想意识落后于生产关系的改变,对农民的思想教育和集体劳动习惯的培养仍然是长期的艰苦的,都缺乏正确的分析认识,致放松了政治思想工作,忽视了阶级路线的贯彻;而对阶级敌人,部分干部和群众又产生了新的麻痹思想,放松专政。其三是部分农村基层干部中,有一些干部民主作风不够,有不同程度的强迫命令作风。当然发生这种缺点的原因是各方面的,有的缺点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促成的;有的缺点是在办社初期,缺乏经验,任务繁重紧迫,各种制度都不健全的情况下难以避免的;有的缺点是由于干部思想水平的限制,需要在工作中不断教育提高才能纠正的。至于有些人所提站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的分子那只是个别的。
由于存在着上述一些缺点和错误,因而也出现过个别地方闹社的问题。如临汝县就因为政治工作薄弱,处理收益分配问题做的不好和不及时,贯彻自愿互利政策和民主办社方针不够,加上坏分子破坏等原因,曾于去年秋季陆续发生过三十多个社闹事的事件。但经过进行工作,很快就解决了。
在学校教育工作方面,正因为发展的快了一些,学校设备不足,加之许多工作跟不上,如学校政治领导薄弱,政治思想教育差,对学生生活关心不够等,这都是今后须要我们进一步研究解决和改进的。
力争在三年左右使全省农民达到富裕中农收入的水平
总之,我省高级农业合作化第一年的成绩是很大的,各方面都起了巨大的变化。但不是像有些人所提的好像只有缺点,没有优点。我个人认为应该热情的正视:成绩是主要的。当然工作中有缺点,但缺点是次要的,是新情况下不可能完全避免的现象。在1956年胜利的基础上,根据中共中央、毛主席和国务院“想尽一切办法、千方百计,争取今年大丰收”的指示,我们制定了争取今年农业大丰收的方针、任务和措施。要从各方面进一步巩固提高农业生产合作社,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贯彻执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规定,全面发展以粮、棉为主的农业经济。并且如无特大灾情,要争取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使全省所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基本上达到或超过一般富裕农民的收入水平。为了完成上述光荣任务,要把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从思想上进一步巩固集体所有制,继续大张旗鼓地开展以动员大生产为中心的宣传教育,调动一切积极力量,投入巩固合作社和争取农业丰收的大生产运动;认真贯彻执行勤俭办社、民主办社的方针,提高农业社的经营管理水平;积极兴修水利,加强麦田管理,大力发展养猪、积肥,保护、繁殖牲畜,推广新式农具和先进技术,发展多种经济等增产措施;密切联系群众,加强深入的调查研究,发动社员开展合理化建议,进一步教育和提高干部艰苦朴素、与群众同甘共苦的思想。
在伟大的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鼓舞下,我们满怀信心,在我省开展一个比去年更广泛更踏实的大生产运动,争取今年农业大丰收,并使农村的面目一年一年地向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前进。(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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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止恶行善 离苦得乐
赵朴初的发言
请允许我以一个佛教徒的身份,对周恩来主席关于访问亚欧十一国的报告,表示衷心的欢喜和拥护,并对周主席在这次五万四千多公里的辛苦旅行中所表现的忘我的勤劳和卓越的才能,和所取得的伟大的功绩,表示无比的敬佩和感谢。
今天我们国家全部的工作正是为的
逐步实现“人间净土”
佛教的教义,主要是要令所有众生止恶行善、离苦得乐。为要达到这个目的,佛陀教他的信徒们应当“难行能行、难舍能舍、难忍能忍、难学能学”,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无畏精神,“无有疲厌”地“为众生供给使”。佛教徒往往是以自己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国家的。我们认为今天我们国家的全部工作都是“止恶行善、离苦得乐”的工作。因此我们赞叹我们国家在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上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我们赞叹我们国家在消灭剥削和贫困、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上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我们赞叹我们国家在文化建设和社会道德建设上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我们赞叹我们国家在保卫人民事业、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中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这一切的努力和成就,在佛教徒看来,正是“人间净土”的逐步实现。去年到我国来访问的国际佛教僧侣代表团团长阿难陀法师向印度人民报道他的感想时,他说:“有人说中国是天堂,也有人把中国说成地狱,我说,中国是这么一个国家,它从地狱走向着天堂,而且对今天的许多国家说来,它已经就是天堂。”
中国佛教徒因为生在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家里而感到光荣和幸福。在此时此地,我们才能够心安理得地而且脚踏实地地做我们应当做的事。全国佛教徒都积极参加着反对核子武器、反对侵略的斗争,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保卫和平是最大的佛事。我们也热情参加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在农业林业中涌现了不少的劳动模范,原热河地区就有一个僧人绿化了五座荒山的模范事例;1954年武汉防汛救灾工作中,有好几个寺院获得了红旗奖,有七位僧尼居士获得了功臣的称号。我们认真地发动群众,揭发和清除隐藏在佛教内部的反革命分子,为了保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全,也为了维护宗教的纯洁。中国佛教徒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样的机会,能够和全体人民一起进行这样伟大规模的“止恶行善、离苦得乐”的工作。我们无法说出我们的欢喜和感谢,感谢我们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毛主席、刘委员长、周总理和其他各位国家领导人。佛教徒所谓四“难”四“能”,“大无畏精神”,“无有疲厌为众生供给使”,这些一向被悬为理想的伟大形象,现在不正是具体地活生生地体现在他们的身上吗?他们的智慧发动了六万万人的智慧,他们的力刃发动了六万万人的力刃,六万万人的智慧和力刃在这个国土上正在日新月异地创造着奇迹。
不久之前,佛教刊物上登载过这样一首诗:
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夜里,
菩提树下坐着释迦牟尼,
他摧服了魔军,他得到了大解脱,
刹那间极大的光明现起,
摇晃着天宫,震动了大地,
佛陀第一次说出了自己证悟的真理:
“奇哉啊众生,他们的力刃和智慧
原来是这样的不可思议。”
* * *
这个故事使我获得了启示,
我心中越来越感到惊奇,
它好像是叙述着今天的事实,
这事实正发生在我们的国家里,
我们摧服了魔军,
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我们得到了大解脱,
中国人民站立了起来,
光明的太阳在东方升起。
* * *
七年来我们做的,难道不是惊天动地?
每月,每年,每个地方的角落里,
都不断涌现着奇迹。
铁路通过了秦岭的云层,
汽车奔驰在世界的屋脊,
戈壁兴起着工业基地,
黄河就要开始供给电力,
它将不再卤莽地带走沙泥,
它将越来越宛转地随人之意。
* * *
壮丽的图景展开在农村里:
千百倍信心,千百倍勇气,
在合作的高潮中涌起,
农业发展纲要开辟着幸福的天地,
五万万农民十二年的努力,
将使落后和贫困在历史上绝迹。
我们将看到“宝树成行”,
我们将看到“黄金为地”,
我们将看到极乐国土在人间建立。
* * *
城市里也是重重喜气:
锣鼓喧天,送走了资本主义,
子女们鼓励着父亲,妻子们劝勉着丈夫,
资本家们庆贺着自己。
这样地消灭剥削,这样地消灭阶级,
岂不是史无前例?
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
手工业者也连臂而起,
合作化意味着开发无穷的潜力。
* * *
先进生产者运动在全国掀起,
工人们纷纷创造着先进的范例,
打破陈旧的定额,革新陈旧的技术,
把我们的工业不断推向新的高级。
知识分子们准备着十二年的努力,
要使文化的光辉普及,
要使科学水平向世界先进的看齐
排山倒海地和欢天喜地地,
全国人民奔向社会主义。
* * *
社会主义就是祖国的繁荣,
社会主义就是人民的幸福,
社会主义就是世界的和平与正义。
这就是为什么为着它的胜利,
六万万人一齐献出心力。
伟大的时代使伟大的语言变成现实,而现实显出着神奇,
“奇哉啊众生,他们的力刃和智慧,
原来是这样的不可思议。
这是佛教徒对祖国和人民的热情的歌唱。
“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智慧,我们
的力量是一滴水,只要我们肯把它放
在人民的大海去的话,这一滴水是永
远不会干的。”
各位委员,我今天讲这一段话有两个用意。第一是希望大家认识新中国佛教徒的心情,希望大家知道,在我们这里是有许许多多的积极因素,有许许多多的有用的力刃可以动员而且应当动员起来为祖国建设服务,为世界和平服务的。希望大家注意这个事实,多多给予帮助和策励,千万不要忽视它。我们感谢政府几年来对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作了重大的努力。但是各地违反宗教政策、妨碍宗教生活的情事,还是存在的,而且个别事件相当严重。我认为贯彻宗教信仰自由不只是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事,而是大家的事。宗教信仰自由规定在宪法里而且列为专条,大家都有遵守的义务。宪法的每一个条文都不是孤立的,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贯彻它,就对社会主义事业有利,反之就不利。宗教政策像一切政策一样,只有在大家注意和正确理解之下,违反政策的情事才不至发生或者可以及时得到纠正。特别是精神世界的事,不可以用粗暴方法来对付。毛主席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关于宗教问题的指示,应该是全体人民对待宗教的指南针。
第二是我想借这个机会号召全国佛教徒,我们应当不仅根据我们的义务,而且根据我们的信仰,热爱我们的国家,遵守国家的宪法,更进一步和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积极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运动。我们的历史经验和我们的教义都告诉我们,佛教的利益必须与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有一天,释迦牟尼佛问弟子:“如果要使一滴水永远不干,应当怎么办?”弟子回答不出。佛说:“放在大海里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力量是一滴水,只要我们肯把它放在人民的大海去的话,这一滴水是永远不会干的。(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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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当了副市长以后
王一鸣说:有一位老朋友问我当了副市长是不是有职有权?我觉得不能说有职无权,而是要反求诸己,是不是守职尽责,职与权是一致的,而权,是要在主动的搞工作中形成的。
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工商业者在量才使用适当照顾的原则下,都得到妥善的安排,大家都以感奋的心情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但是又出现了新问题。即关于有职有权的问题。有的感到水平低了,才能不够,如何做到守职尽责,有些徬徨,也有的在有职有权问题上有些怀疑。因此,我想就非党人士,特别是工商业者在被安排以后,如何来正确的认识有职有权,如何做到守职尽责,发表个人的体会,请各位委员指教。
我于1956年12月当选为武汉市人民委员会副市长,武汉市是一个重点建设的工业基地,是有二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因之,副市长是一个责任很重大很高的位置。当我由北京回到武汉市的时候,同志们向我道贺,我感觉得很突然,不知道如何答复才好。我一方面感觉得欢欣,一方面感觉得恐惧。
为什么欢欣呢?在未解放以前,我只是搞一个私人合资的面粉厂,在当时的汉口市工业协会,当不上一位常务理事,因之能够发生的作用是有很大的局限性。解放以来,在党的培养下,参加了几个大企业的领导层,现在党和人民给我以无限的信任,交给我这样大的任务,我能向全市的企业提出我的意见,同我以前管理一个面粉厂来比较,不知道要大几百倍,几千倍,若干倍,在工作范围来说这一下子真是发了大财了。有这样的机会,能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任何一种力量,这使我感觉得万分的欢欣。
为什么恐惧呢?在我处理许多事情中,证明我的能力是十分薄弱的,即令说到在工商业者中起到某些作用,只是自发的,而不是自为的,即令有点滴的贡献,同工人同志的贡献来作比较,真是所谓“九牛一毛,沧海一粟”,这样高的位置对于我似不相衬的,位置这样高责任这样重,因之我感觉得十分的恐惧。
问题摆在我脑筋中的是怎样来搞工作,想来想去,想出来的办法是向各方面请教,首先是向党的同志请教。领导同志们对于我多半是首先鼓励一番指示我要多联系群众,我又向许多同志们请教,他们同样的从鼓励出发告诉我服从领导,事情就可以办得好,我觉得没有具体的指示和帮助,似乎没有达到我的要求。我仔细的结合我处理问题的事例来想一想,我的毛病就出在不实实在在的服从领导和脱离群众这两个问题上。经过这一过程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就决定走依靠群众的路线。首先是邀请民主建国会和工商界的市人民代表,以及同我工作最密切的干部同志们向我提意见。
在未邀请座谈之前,思想上有两种顾虑,第一是:我一向是自高自大,不习惯于接受别人的意见,大家愿不愿意直率的帮助我呢?第二是:由于平时不联系群众“临时抱佛脚”大家给我下不了台如何办呢?但是要提高工作能力,改进工作方法,除了走群众路线以外是没有更好的办法的。共座谈三次。三次的座谈以后,证明了我的思想落后于群众,结果收获是很大的。
座谈开始,我向代表们说明了最近市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情况以后,提出我自己所感觉得到的自己的一些缺点,然后要求大家提我的缺点。为什么自己先揭露自己的缺点呢?因为自己不先提,别人就可能不好意思提,揭不破人情观点。同时我提了这一点,就可以引出许多点,揭露了我自己已经体会到的缺点,就可以引出我所没有认识到的若干缺点来。代表们首先认为座谈这样的走群众路线的办法是好的,但是这种精神要贯串下去,不要有始无终,同时他们说这样的办法对他们有示范的作用,对于报告市人民委员会的工作,表示满意,认为随时使代表们了解市人民委员会工作中心,以便他们好在群众中配合的搞工作。
对于我个人的缺点实事求是加以分析,综合为六点:
一、开重要会议不严肃。主持会议,会议前不作准备,不倾听群众的发言,尤其不重视不同自己意见的发言,总结时抓不着重点,总结得不全面。
二、工作上既不大胆,又不小心。
三、轻率的作出片面性的指示,使下面不好进行工作。
四、态度生硬,使群众不愿意接近。
五、个人英雄主义的意味十分浓厚。
六、工作不深入,不彻底。
这六点是完全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精神是认真的,是从支持出发的,使我感激,使我惭愧。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提意见的同志一位接着一位,提缺点也肯定优点。他们提,我就写,当他们指出缺点的时候,我的手在记,脸上在发烧,身上在出汗。他们,不只是提出缺点而且指出改正的方法,我将大家的意见作出综合的记载,决定在下次座谈会上,向代表们作说明,并且用事实说明那几点是如何改正的。座谈以后,概括的作出十六个字的总结,作为今后的工作方针,十六个字就是:服从领导;依靠群众;小心大胆;主观努力。
服从领导。服从领导就是根据政策方针办事,诚恳的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根据市委所指示的增产节约的中心工作努力。
依靠群众。依靠群众就是分析群众提出的意见,接受群众的意见,解决可能解决的群众的问题。在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下,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反映合理的意见。用改正缺点作为争取群众提意见的手段,用谦虚的态度,作为联系群众的方法,经常的邀请座谈,请大家提意见来丰富自己。
小心大胆。研究问题时要尽可能的考虑到有关的方面,处理问题时就要放手,反映合理的意见时要大胆。
主观努力。主观努力是服从领导和依靠群众的行动。思想上体会到的不能够停留在脑筋中,要行动起来,争取领导,争取工作,而不是坐待领导,听候分配工作。一方面不怕碰钉子,另一方面不能有丝毫的敷衍松懈的意图,要求自己要严格,要求别人要合乎人情,合乎发展的可能性,有错误马上就改,有意见即刻就提。
下面有两点体会:
1、有职有权的体会。这一次我到了北京,有一位老朋友问我,“你当了副市长是不是有职有权?”由于我脑筋中没有这个印象,我一下答复不出来,我觉得不能说有职无权,而是要反求诸己,是不是守职尽责,职与权是一致的,而权,是要在主动的搞工作中形成的。例如说一个新进店的职员,必须先作一些工作,经理看到了你的能力,然后逐步逐步的交给你重要的更重要的职务。我同另一位副市长分工主管工业商业和社会主义改造,我是怎样作的呢?我想要请那一位来谈问题,我就打电话请来谈,我想到那一个局去了解情况,我就去了解,他们提出正确的意见,我就支持他,我见得到的向他们提出来请他们考虑,我应当问的我都问。我感觉得是对的,我耐心的一提再提,事实证明,有的事情,一提就同意了,有的是经过一再提出然后才达到我的要求的。因为别人接受意见也是有过程的,所以主动与耐心是很必要的。我是这样的作法,不感觉没有权的状况。我的体会,权,是要自己主动的在工作上争取,而不是谁给不给的问题,从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出发,何患乎无权。(当然有些单位对非党人士的尊重不够的具体事情,这要从两方面来解决。)
2、对安排照顾的体会。我的位置这样高,这显然是一种照顾,是不是可以说照顾是政策,我就安于照顾而“尸位素餐”呢?是不是认为我有代表性同商标一样吃商标的饭呢?这样就十分的不光荣,这样就使得党十分被动。怎样才对呢?要在照顾的基础上,加强学习,提高自己的工作水平,逐步逐步的基本上做到名符其实,这样才不辜负党的培养和照顾。
各位委员、各位同志,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十分艰难的状况下,我的待遇是十分优厚的,我有专用汽车,我有专用电话,等等,我盘算盘算,多少位农民才能供给我一个人呢?工人农民在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财富,我在干什么?我创造多少财富呢?问题不在于研究政府对我的优厚待遇,问题在于如何的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贡献自己的点滴力量,接受赎买的我,要体会工人阶级的牺牲精神,他们是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出发,我觉得不须要多讲空话,积极的行动起来,向工人阶级学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忘我的奋斗吧!(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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