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意见”的意见
陈辽
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同志合写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在1月7日人民日报刊出以后，我怀着很大的兴趣反复地读了几遍。我认为其中有不少有价值的意见，对目前的文艺工作是有好处的。例如：应该积极提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应该更多更好地创作以现代人民斗争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这些意见都是好的。但是在陈其通等同志的“意见”中，同时还包含着一些不正确的意见，这些不正确的意见可以归结为对目前文艺工作、即对去年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的文艺工作，作了片面的因此是不正确的估计。由于陈其通等同志对目前文艺工作状况的估计基本上是错误的，因此上述某些原则上是正确的意见（这是他们从对目前文艺工作状况的估计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就大大减弱了它们的说服力。不仅如此。陈其通等同志的某些不正确意见，还对目前文艺工作中的新气象和刚刚滋生出来的新芽，起了泼冷水的作用。因此，我觉得对他们所提出来的一些问题有加以澄清的必要。
陈其通等同志在文章开始对目前文艺工作的主要成就很原则地说了这么一句（也仅仅是这么一句）：“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给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带来了新的繁荣和无限的创造性”。但在具体地估计目前文艺工作状况的时候，却得出了一系列的不符合实际的、含有悲观怀疑态度的结论。陈其通等同志断定，“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大量的家务事、儿女情、惊险故事等等，代替了描写翻天复地的社会变革、惊天动地的解放斗争、令人尊敬和效法的英雄人物的足以教育人民和鼓舞人心的小说、戏剧、诗歌，因此，使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里光彩暗淡了。”“充满着不满和失望的讽刺文章多起来了”。“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有许多人只热衷于翻老箱底，热衷于走捷径去改编旧的，甚至有个别人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稍加整理就冠上自己的名字去图名求利。”请看，这就是陈其通等同志对目前文艺工作的状况描画出来的一幅图画。“糟得很！”这就是陈其通等同志对目前文艺工作状况的实际的总估计。
但是实际情况究竟是不是这样糟呢？现在让我们检查一下陈其通等同志的论断，看看究竟有多少正确性。
首先是关于“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的问题。
去年上半年，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全国各地文艺报刊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讨论得多一些，反映热烈一些，而对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谈得少一些，这是事实。但这也是一种自然的、必然的现象。因为要在实际工作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以打破一部分文艺家、科学家的各种各样的顾虑，扫除实施这一方针时的各种各样的阻力，使这一方针广泛地深入人心，为胜利贯彻这一方针创造条件。各个文艺报刊对这一方针的宣传、提倡给以较多的篇幅，而对文艺工作上其它原则性问题，暂时谈得少一些，这是十分正常的。我们没有根据在这样短的时间中就匆忙地作出“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结论。
事实上，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讨论，去年下半年还是进行着的。可以说，文艺界对于这一创作方法的实质，它和以往的现实主义的继承、联系和区别，它的先进性的具体表现，鲁迅和我国现代作家作品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素等等问题，在这一时期作了比较认真的深入的研究。单拿去年全国各地文艺报刊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中的文艺论文来说，即有不少篇论文是接触到鲁迅先生作品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论题的。当然，在去年探讨和研究这一创作方法的时候，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未必正确，有人提出了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的“模糊概念”（见“意见”），但是既然提倡百家争鸣，这些不同意见的提出，就是非常合乎规律的自然现象，根本用不着大惊小怪。我们可以用充分的论据来批判这些论点，我们可以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创作方法的客观存在和发展来证明这些论点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说明我们自己的看法，让读者明白真理是在我们这一边，但是我们却不应当不说明任何理由，就给这些同志扣上这样一顶大帽子：“这种怀疑论和取消论是小资产阶级艺术思想的产物。”（见“意见”）这种扣大帽子的方法，决不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据我看来，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未必正确的何直同志的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载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和提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这一“模糊概念”的周勃同志的论文“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载长江文艺1956年12月号），尽管有不少论点是值得商榷的，但是从论文中看出，这两位同志确实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问题作过认真的研究。为了批评他们的论点，就需要进行同志式的科学的论辩，而不需要禁止提出问题。
至于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过去一年来是否越来越少有人提倡了的问题，我的看法基本上和对前一问题的看法是一样的。我们不能说过去对这一文艺方向的宣传和提倡就做得很好。在批判胡风文艺思想以前，有不少文艺工作者信仰或者内心同情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就是一个例子。我们也不能说过去一年来对于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已经越来越少有人提倡了。因为这也并不符合事实。不说别的，就在去年11、12月间讨论国产电影片的问题的时候，就有不少同志客观而公正地指出：过去执行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的成绩不容抹煞，今后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也不容动摇。可见，宣传和提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的同志去年也大有人在，而并不是越来越少！
由此可见，陈其通等同志这一论断是片面的、武断的，与去年文艺工作和文艺评论工作的实际情况不符。
其次是关于“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的问题。
这一论断更经不起我们的文艺工作现实的检验。不错，在最近时期的创作题材中，家务事、儿女情、惊险故事是比过去多了，但是还不能由此就匆忙地得出反面的结论。打开“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长江文艺”以及其它各地文艺刊物来看，只要翻一翻目录，也就可以知道，去年我们的作家还是写了不少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作品，它们反映了“翻天复地的社会变革、惊天动地的解放斗争、令人尊敬和效法的英雄人物”。拿大家熟悉的“人民文学”来说，过去一年不是曾经发表过像“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爬在旗杆上的人”这样尖锐地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的震响着时代声音的作品吗？“总有一天”“永不熄灭的火焰”“粮食的故事”等等大受读者欢迎的小说，难道不是描写“翻天复地的社会变革、惊天动地的解放斗争、令人尊敬和效法的英雄人物”吗？即以陈其通等同志应该非常熟悉的“解放军文艺”来说，在去年几期刊物里，就曾登出了“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的小说“无风浪”，以及像“杨根思”“熊熊的火焰”“白兰花”等等比较优秀的戏剧、特写和诗歌。
又次是关于“充满着不满和失望的讽刺文章多起来了”的问题。
对于这一论断，我认为不仅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问题（这是用不着多说的），而且还包含着足以妨碍作家今后积极创作的一些消极因素在内。因为，“不满”犹可说；作者对现实生活不满，也可能是为了要求比现实生活更美好的生活。但“失望”却简直是难以想像了。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失望”，那么，严重的问题就来了：作者到底“希望”什么样的生活呢？因此，陈其通等同志这一论断，无异是对讽刺文作者的一种恐吓。这一论断如果不予批判，默认它是正确的话，那么，它将大大伤害我们的作家和广大业余写作者的信心和勇气。举一个我亲自接触到的例子来说。有一位同志，他原打算写一个讽刺剧，但在他看了陈其通等同志的文章以后，他不打算写了。他对我说：“这个剧本不能写了。现在是说写讽刺文的作者，‘充满着不满和失望’，下一步呢？那还不是可以想见的吗！”当然这位同志把个别同志的意见当作党的意见，是一种错误。但陈其通等同志的这一论断确实有可能在一些作者思想上产生副作用，这也是可以肯定的。不是吗？还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始宣传的时候，就有某些同志怀疑这究竟是不是党的长时期的方针，会不会只是某种暂时性的“策略”。现在陈其通等同志的这一论断，不正好加重了他们原有的顾虑了吗？
必须肯定，去年一年来，小品文、讽刺文增多了，这是一种好现象。这是广大作家和业余写作者响应党的号召的积极表现，是文学艺术战斗性的表现，作为党的文艺工作者，我们应当鼓掌欢迎。在这些讽刺文章中，也有少数的小品文和讽刺小说有片面性的缺点，作者分不清什么是本质和现象，分不清什么是应该肯定的，什么是应该保护的，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态度，以致文章的矛头不仅刺痛了现实生活中的疮疤，有时还伤害了现实生活的花瓣，歪曲了我们的现实生活。对于这些作品，我们应该进行有说服力量的、与人为善的批评。但是笼统地说“充满着不满和失望的讽刺文章多起来了”，却只能造成人们创作思想上的混乱。这也许是陈其通等同志所料想不到的吧？
又次是关于“有许多人只热衷于翻老箱底，热衷于走捷径去改编旧的”的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也应当加以具体分析。一般说来，自从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后，“翻老箱底”的人是多了一些，“改编旧的”的人是多了一些。这说明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教育了大家进一步地重视民族遗产。这又有什么不好呢？昆剧“十五贯”不也是改编整理出来的吗？还有像川剧“谭记儿”等。如果整理出更多一些优秀的民族遗产出来，我想是没有什么不好的。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作家的主要方向已经离开了现在而转到过去。
总起来说，陈其通等同志之所以作出这些错误论断，是在于他们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的文艺工作中的个别的、不是根本性的缺点，当作全面的、根本性的缺点，于是也就认为目前的文艺工作简直是“糟得很”了，是很堪忧虑的了。而我的意见是，应该正视这些缺点，但不应当加以夸大，而是要加以具体分析，找出主流。我认为，我们目前文艺工作的主流是“好得很”的，至少不是“糟得很”。在陈其通等同志的这些论断里，我似乎又看到了毛主席曾经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指出过的“小脚女人”的形象。去年，我们的文艺工作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鼓舞和支持下，刚刚向前迈了几大步，就引起陈其通等同志的“无穷的忧虑”来了。可是这一切和我们目前的文艺工作的迅速前进的现实情况又有什么相干呢？
第7版()
专栏：
李政道、杨振宁在原子核物理学中的重大发现
引起美国科学界很大震动
新华社28日讯 纽约消息：中国留美青年物理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在原子核物理学中的重大发现已经震动了美国科学界，并且引起了世界物理学家们的重视。据美国报刊报道，在他们的理论被实验证明的消息传出以后，世界各地的物理学家们的祝贺和询问的信件和电报像雪片一样地飞向这两位杰出的中国科学家。
当李、杨二人的理论在哥伦比亚大学试验成功以后，这个大学正式宣布：“实验已经得出了一个决定性的回答——宇称不是守恒的。这就推翻了过去三十年物理学理论所赖以为基础的基本定律之一。”
美国报纸和杂志竞相刊载关于这一发现的消息。“新闻周刊”说，“保守的哥伦比亚大学也不得不把这次发现称为过去十个忙碌的年头中物理学上最重要的一项发现”。
一位有名的美国科学家说：“李、杨的发现比分裂铀原子的发现还要重要得多。裂变对外行人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它一点也没有说明物质奥秘的要害。”
有些美国物理学家说，由于这个新发现，物理学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纪元，今天的情况只有1887年米契逊和莫莱用实验打破了“传光的以太”一事可以相与比拟。
李政道（三十岁）和杨振宁（三十四岁）以前都是昆明西南联大学生，后来他们都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核子物理学，并且得到了博士学位。杨振宁还曾同爱因斯坦博士一起进行过研究工作。现在，李政道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当教授，杨振宁在普林斯顿研究院当教授。
据报纸消息说，去年夏天，李政道和杨振宁一同在长岛的布鲁克哈文实验室参观的时候，就提出了这个理论，他们认为“宇称守恒定律”在原子核和基本粒子之间以及基本粒子之间的弱相互作用下不适用。他们提出了强有力的论据，说明违反这一定律是可能的，并且提出了实验的方法。接着，就有科学家们进行了两次重要的实验。一次是中国留美女科学家吴健雄在华盛顿国家标准局进行的关于在钴60β衰变中向两端所发射的电子数目是否对称的实验，一次是由哥伦比亚大学的副教授利德曼等进行的关于π介子——μ介子和μ介子——电子的衰变的实验。结果都证明了李、杨二人的理论。这个理论之所以如此受人重视是由于它找到了解决最近核子物理实验中令人困惑的问题的途径。最近时期，由于κ介子的发现，科学家们遇到了许多现象很难用三十年来奉为微观世界基本定律的“宇称守恒定律”来解释。但这个定律从来没有人敢于怀疑过。
第7版()
专栏：
杜绝浪费、紧缩开支
各地大中学校勤俭办学
本报讯 全国各大、中学校积极贯彻勤俭办学方针，从各方面节约开支。
上学期，全国许多高等学校成立了专门性的检查小组，对人员编制、教学用房、仪器设备、办公用具、水电、粮食等各方面作了检查，发现浪费现象还相当普遍，特别是仪器设备和粮食方面，浪费是比较严重的。目前许多高等学校成立了领导精简节约工作的组织机构，并且已经订了节约的初步计划。西安医学院原计划增加六十架显微镜，经合理安排实验时间，不再增加任何设备，就可以满足需要。安徽农学院计划在一年内减少各项行政开支，节约一万元，并计划节约粮食二万三千四百余斤。重庆大学今年全校的家具预算已由十二万六千多元，减为六万六千多元，比原计划减少近二分之一。西安师范学院原计划今年修建七千平方公尺的房屋，现缩减为一千四百平方公尺。交通大学材料供应科研究了讲义文件的剪裁方法，一个月就节约了白报纸三十令。南开大学化学系的教学辅助员利用寒假制造了为教学实验用的化学药品，为国家节省资金二千五百元。四川财经学院想出了许多节约粮食的办法，仅去年1至11月节约了粮食八万多斤。
为了克服校舍不足的困难，本着精减节约原则，许多学校积极调整现有用房和改建房屋。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农学院和华中工学院的领导人把办公室迁移到比较简陋的房屋里，不少教职员也自动提出减少住房面积，解决教学用房和学生用房问题。四川财经学院兴建和改建了一些草顶夹壁的房屋，这些房屋的造价比一般新建民房降低了一半左右。
各地中学也在积极贯彻勤俭办学的方针，许多教师制造教学用具，节省开支。成都市第三初级中学两年来，利用学校原有的材料或废料制造了二十六件体育用品，节约了近五百元。学校还节约了一笔办公用费，为校内金工木工厂添置了值一千元左右的工具。成都市第十中学教师李尧彬，配制和制造了直观教具一百一十件。成都市各中学，为了解决教学仪器的缺乏问题，还采取了彼此合作，互相借用的办法，克服了设备不足的困难。沈阳市有四十所中学，已经制作了千余件教具。
第7版()
专栏：
川剧“拉郎配”
艾芜
皇帝选美女，在民间引起极大的骚扰和灾难，反映在文艺作品里面，我还第一次看见，这就是川剧“拉郎配”。内容应该是悲剧，可是妙得很，却用喜剧表现出来。演出的时候，观众自始至终不断地发出大笑和哄笑。剧情是这样开始的：钱塘县官迎接到一位钦差大臣，说是皇帝要选美女三千，钱塘县派选八百，限令三天之内办到，办不到就得斩首。县官吓坏了，连夫人也恐慌万分，因为他们自己就有一个未嫁的女儿，首先便该为自己的女儿想出逃选的办法。接着县官立刻下令人民，三天之内献出女儿，如不献出，就要挨门挨户搜查。有女的人家看见大祸临头，不只忙找媒婆，还见男子就拉。在王员外的唱词中，充分表现出了一般人怕选美的心情：“倘若被选把宫进，宫门一入似海深。从此家人难见面，一刀割断骨肉情。”秀才李玉刚回县来，一路上看见了奇异的情景，“路边上尽都在张灯结彩，迎亲的塞满了小巷大街，办喜事就应该欢欢快快，却为何四处里哭声哀哀。这事儿真叫人有些奇怪，缘何苦与乐一齐到来。”这从李玉的眼中真实地写出了人民的辛酸，是在虚假的欢乐空气中混合着的。李玉还未到家，就被王员外带着媒婆，把他挡住，劝他成亲，李玉不肯，便强迫拉去拜堂。李玉气恼已极，便黑夜乘机逃走。翻过墙去，逃进隔壁人家。隔壁人家里面住着父女两人，都是跑江湖卖武艺的。女儿张彩凤，白天才被衙门差人调戏过，要她作妾，正在气恼。父亲张宣到街上去跟女儿拉郎，不幸一个也没拉着，空手而回，也是一肚皮气。忽然听见有人跳下的声音，张彩凤认为衙门差人又趁黑夜来扰，父亲便按剑去杀。结果看出是一个秀才，父亲喜出望外，认为新郎不拉自到。李玉也因看见过张彩凤卖艺，早就私心爱慕，同时张彩凤先前也见过李玉，认为人品不坏，这一来两相情愿，就行拜堂。李玉虽然拜了堂，但要禀明母亲，才肯真正成婚，便当夜回家。不幸一到街上，就被衙门两个差役，连同一个吹唢呐的（李玉同王员外的女儿和张彩凤拜堂都是临时抓他来奏乐）拉上船去。船上坐着一位官员，就是县官的夫人装扮的。原来县官为女儿拉郎，要避人耳目，才设下这条妙计。第二天张宣带女儿张彩凤到李玉家去成亲，发现李玉失踪，大为吃惊。张彩凤便马上化装成为武士，出去打听李玉下落。王员外因见李玉拜堂后，即行逃走，这时也来李家寻找，就同张宣争吵起来。恰好县官来一通知，要王员外到衙门去作媒人，为县官的小姐完婚，并要他把新婚的女婿带去作客。这可难着他了，幸得路上遇着一位武士（即张彩凤装的），就请武士暂时作下女婿。武士刚好风闻李玉拉去衙门，便欣然答允。在县衙门里小姐快要与拉来的新郎李玉成婚的时候，张宣和李玉的妈以及媒婆都来告状来了。原来他们看见女婿儿子无法找着，便出来沿街呼唤，媒婆因为失落了吹唢呐的儿子，也跟着一道叫喊。在街上碰见吃醉了的差役谎说李玉昨夜逃避拉郎，误跌江中，业已身死，他们听了悲痛已极，便到衙门告状。一到堂上，王员外、张宣以至县官夫人都争李玉来做女婿，这可难坏县官了。要把李玉断给自己做女婿又怕激起民愤，要断给张宣或王员外呢？夫人又不答允。最后由钦差出场问明李玉和张彩凤的心意，就让他们结婚。接着就说明，美女尚少二名，要县官和王员外立即献出女儿凑够八百之数。故事即在观众大笑声中收场。但笑了之后，却有一种苦味留在心里。因为整个背景，都是弥漫着悲惨的紧张气氛。男青年怕拉郎，不敢街上走，女青年怕搜查，在家也坐立不安。除了李玉和张彩凤婚姻美满而外，好多男女青年被迫成亲，铸成大错。另外没有拉到郎的，生抢活拉，选入宫去，更是悲惨。白居易的长恨歌，写出杨玉环得到皇帝的宠爱，天下便重生女不重生男。拉郎配却是作了另外的反映，表现出了人民痛恨选美的心情，而且是真正代表了人民的心意，这是非常可贵的。
这个剧本结构紧凑，里面每个人物都具有个性，再经有才能的演员们演出，显得剧情合情合理，又很细腻生动。一些主要人物如李玉 （罗玉中饰）张彩凤（袁树饰）等，都有突出的性格，给人印象很深。李玉不要官家和有钱人的女儿，偏要和心爱的姑娘成亲。张彩凤决心抗拒选入宫去，即使动武流血，也在所不惜。这是非常可爱的。其余次要的人物，也使人难以忘记。像做钦差的老太监（陈禹门饰），在剧中戏很少，只出场两下，但他坐在大堂上，一颁布完选美的圣旨就昏愦地命令县官：无事各自回衙去。弄得县官莫明其妙。跟随人悄悄对他说：老千岁这不是京城里。他才明白，原该他走，便叫人扶着升轿。还未坐好，就鼾声大作，观众怎能不笑？又像一个吹唢呐的 （唐云峰饰）只是被人拉去奏结婚乐曲，似乎并不重要，但每一出场奏乐或者讲话，都叫人无法不笑。因为他也是被拉去强迫奏乐。他向被拉的人说：“不行，不行，人手不齐，吹打不起。”拉的人说：“这个世道还讲甚么吹打齐不齐呵。只要有只唢呐吹上一吹，让左邻右舍晓得我家在嫁女就行了。”吹唢呐的说：“我一个人吹得不好呵。”拉的人说：“只要吹的是吹鼓手的唢呐，不是端公的牛角，道士的海螺，那就万事大吉。”这样一来，成亲的时候，就他一人怪声怪气，吹下唢呐，不能不令人有滑稽之感。又像李玉第一次被迫与王员外女儿拜堂，人家正在大声唱礼：“百年偕鸾凤，今日巧相逢。”吹唢呐的忽然天真地喊道：“嘿，估倒拜堂，这才怪哟！”最感动人的一点，是他被县官夫人拉去，怕他走漏消息，不许他回家，也不许他再干奏乐的职业，只要他作新女婿的书童，他难过极了，声泪俱下地说：我不能改行，我一辈子就爱这个唢呐。
在唱词方面有些颇富有诗意，如张彩凤唱的“怕的是身落宫廷后，坐看落花白了头”，很是优美，又表现出了少女怕选的真实心情。又如唱“谁人敢来抢儿走，叫他血染大街头”。她父亲唱：“女儿不愧我家后，生就一副硬骨头，逼急了上山当草寇，一把火烧得满城愁。”又能充分表现人的性格。至于对话，有好多富于幽默的。像两个衙门差人拉李玉做新郎的时候，李玉就恐惧地说：“我是好人”。差人大声回答：“我们就是专拿好人的。”这回答得很真实，不拿好人，怎么配做县官的女婿。可是就令人大笑不置。
1957年2月11日晚上在北京第一次彩排这个剧本，我看了之后，觉得我们中国的古典戏剧中，原来也有这样很杰出的喜剧，不能不使我感到很大的欢喜。这个剧本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应当得到最高的评价。一些看完“拉郎配”的作家同志，在座谈会上，郑重地发表感想说：“这要赛过莫里哀的喜剧”。有的还建议拍摄成电影。
“拉郎配”这个剧，大概好些年没有演了。一些老研究川戏的人说：“这还是第一次看见。”1956年在成都进行剧目鉴定，认为这是川剧的优秀传统剧目之一，才重新整理上演起来。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今天又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收获。
第7版()
专栏：
云南发现野生象群
本报昆明电 1956年12月和1957年1月，先后两次在西双版纳小勐养的中伞寨子与广平地带的大森林中发现为数二十到三十多支的野生象群。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在此以前，中国是否产象，尚无真正的科学记载。这种象同印度、非洲所产生的野象迥然不同，性质凶猛，主动攻击其他动物。关于这些野生象群的生活习性、种属问题，由于人们不敢接近象群，现在还不清楚。科学研究工作者曾屡次采用在望远镜内拍照的方法以记录野生象群的生活状况，但因象群来势凶猛，至今尚未成功。目前，科学研究工作者根据傣族人士的介绍，从研究象的脚印以及象群所过之处沿途树木被击倒的状况等两方面着手，摸清野生象群的活动规律，以便捕获。 （寇治通）
第7版()
专栏：
世界上最古老的铜炮
新华社28日讯 据解放军报消息：即将开幕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展览馆在整理火炮发展史的过程中，从山东博物馆发现了一尊古老的青铜制火铳。经中国历史博物馆及专家们鉴定，到目前为止，它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一尊铜炮。
这尊铜炮是元代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铸造的，重四点七五公斤，长四百三十五公厘。前端镌有“射穿百札，声动九天”八个篆字，中间镌有“神飞”两字为炮名，炮尾盖面有“至正辛卯”四字为制造年代，腹面有“天山”两字为将军称号。
据1944年西方伊西施科学杂志记载：已经发现的最古老的欧洲十四世纪的金属火铳，现存有三尊：一尊藏于瑞士伯尔尼博物馆，系1380年用铁制的，重四点二五公斤，长一百八十五公厘；一尊藏于美国福瑞尔博物馆，也是1380年用铁制的，重三点七五公斤，长一百六十七公厘；一尊藏于德国日耳曼博物馆，系1395年用红铜制的，重不详，长四百八十点四公厘。我国这尊铜炮的铸造年代比它们要早二十九年到四十四年，并且铸造得很精细。
这尊铜炮即将在炮兵展览馆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