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谈谈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史料搜集问题 谢菊曾
朱契先生在去年8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应该研究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历史”一文，认为应该及时把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史料加以搜集、整理、编纂和印行，为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打下基础，云云。我同意朱契先生的意见，同时也想补充一点儿意见。
大家知道，外国银行是帝国主义对我经济侵略的先锋，可是中国境内第一家出现的外国银行究竟是哪家，我们到今天还搞不清楚。朱契先生说最早设立的是英国的汇丰银行，事实上英国的麦加利银行在我国设立分行比汇丰要早好多年。另据若干书上记载，则知在麦加利银行之前，远在1848年就有一家英商银行从香港分设来上海，后来至1892年因营业亏折停业。但这家银行的名称，始终没有弄清楚。有的说是东方银公司（如日本人的“东亚研究所”资料），有的说是远东银行（如中国通商银行出版的“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有的说是东方银行（如1937年伪“上海市年鉴”）。以后，我查考旧书，发现在前招商局总办徐润的日记里记有上海第一家银行，其名为丽如银行，成立于道光十九年（1839），云云。在“左文襄公全集”里，也有涉及向丽如银行举借洋款的奏稿。最近，读徐义生的“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外债”一文，文中提到崇厚、左宗棠都曾向这家银行借过外债。可见，丽如银行是第一家在中国开设的外国银行无疑。但是，问题在于，这不过是百年左右的事，已经纠缠不清，其他可想而知了。
朱契先生文中说到外国货币直接在中国各贸易口岸流通情形，但主要是指外国银元、北洋军阀时代东北的日本“老头票”和抗战胜利以后蒋管区的美钞而言。事实上，过去在华的外国银行，通过滥发纸币所掠夺的我国人民的财富，比起直接行使外国硬币和外钞来，更不知要多出若干倍。但是，到底外国银行在中国发行过多少钞票呢？我们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数字。一般书刊上虽偶有提到，但大都是根据日本人的调查资料，辗转传述。这些资料又往往来自各银行公布的全行营业报告，其中发行数字是包括其在殖民地所发行的在内，因此，无法知道在中国发行的确数。“五四”运动以后，由于我国广大人民反帝情绪的高涨和外国银行信用的衰落，外国银行钞票时常发生挤兑，市上流通日少一日。但是，外国银行钞票后来虽然不再在市面流通，并不足说明已被全数收回。因为，几十年间，天灾人祸连绵不断，这些流通在外的钞票每年必有一部分遭到毁损，经年累月，积少成多，其数定堪惊人，成了外国银行的一笔看不见的巨大财源。所以如何搜集这方面的有关史料，明确外国银行在我国发行钞票的前后经过，是研究帝国主义对我经济侵略的历史的一个重要课题。
朱契先生文中未提到外国保险公司，实则它们同样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前驱者，而且在我国设立分支机构的时间比外国银行更早。远在1835年，一家以广州、上海为业务发展对象的於仁保险公司（上海行名称做保安）即在澳门成立了总公司，次年又在香港创办了一家广东保险公司（现在名称改为隆德），同时上海的英商怡和洋行和太古洋行一开始就兼任外国保险公司的代理人。到了1846年英商永福和大东方两保险公司又在上海设立了分公司。只要看看1850年第一期“华北捷报”的封面，就可发现许多外国保险公司的上海代理店招徕生意的广告，其中寿险、水险以及火险应有尽有。而当时上海外商银行据说已经有了一家，但尚默默无闻。这就说明，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国的资格比外国银行更老。在解放以前的最后二十多年中，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保险公司风起云涌，表面上似乎从外国公司手中挽回了不少利权，堵塞了很大漏巵，实则许多本国公司限于资力，每笔生意自己只保留很小的限额，绝大部分仍分保与外国公司，因此骨子里本国公司仍然是外国公司的代理人。有人估计，外国保险公司从中国掠夺去的保费每年要达英金二百四十万镑之巨。所以要研究帝国主义对我经济侵略的历史，决不能忽视有关外国保险公司方面的资料。
其次，我们还须着重搜集帝国主义垄断中国产业证券市场方面的资料。早在1891年，外人即在上海设立“上海股份公所”，从事股票卖买，至1905年进一步扩大组织，成立了“众业公所”，从此直到太平洋战事爆发前夕为止，中国整个产业证券市场始终处在它们的控制之下。它们尽量利用这个机构，吮吸中国人民的血液。好些人总以为，帝国主义对我经济侵略，总是挟着雄厚的资本而来，但事实恰恰相反，他们不少是专靠中国人民的钱来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的，而众业公所正是他们在这方面的主要武器。例如美国垄断资本过去收买上海旧公共租界工部局电气处和上海华洋德律风公司，分别改组为上海电力公司和上海电话公司。表面上似乎曾拿出过一笔巨款，实际上，上海电力公司事后即通过众业公所发行了五厘银元债券八千八百万元和六厘优先股票上海规银二千二百万两；上海电话公司事后也同样通过众业公所发行了六厘债券上海规银五百万两和银元债券一千四百万元。其中很大部分是从中国人民身上搜括去的。他们除了留下若干充作营运基金外，其余都汇往本国去了。如果我们能把众业公所和它的那些著名外国经纪人的档案簿籍以及各有关外商企业的历年营业报告等设法搜集并汇合研究分析，一定可以取得重大的收获。
要研究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历史，英人在上海发行的“字林西报”是很好的参考资料之一。该报先于1850年8月3日以周刊（即华北捷报）形式出版，至1864年开始发行日刊，直至1941年12月9日，日军侵入苏州河以南地区，馆址被占而停刊。日本投降后，又于1945年10月8日复刊，直到美国帝国主义侵朝战争发生后不久才寿终正寝。它的全部内容，是一百年间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霸道、进行种种经济掠夺的实录。这家报馆自己还保藏着一份珍贵的档案，其中包括有百年来中国的重要政事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种种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报馆址即被日人所办的大陆日报占用，上项档案遂被日人全部搬走无踪，直到日本投降后，才在上海中山东一路二十七号怡和洋行的房子内发现，可能当初日人是企图把这份档案运往东京去的。这些东西后来由“字林西报”全部取回。该报结束已有六年，这部档案的下落如何，似有查明的必要。
“字林西报”还出版有“行名簿”，从1865年出版的第一册起，每年出版一册，直至1941年为止，从未间断。虽然该书内容主要是记载上海、天津、汉口和广州等地外商企业的一般情况，外籍人员的姓名职衔和买办姓名，等等，但也可以从这里面发掘出有价值的研究资料。
至于外国银行留在中国的档案资料，也一向不受重视。如德华银行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停业过一次，行屋被北洋军阀政府没收，它的档案资料未必有人加以保存；又如华俄道胜银行和中法实业银行等先后亏折停业，均由我国代为负责清理，但其所有的文书档案清理完毕后，恐亦无人收拾，听其散失。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反动政权接收了在中国的所有日本银行的一切档案帐册，其中属于正金银行的即有三百多箱，但因大部分都是在华各分行的历年帐册，其年代远溯到前清光绪中叶，因此认为已经失去时效，毫无价值。现在不知下落如何。实则它们的帐册和地主的帐册一样，都是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珍贵资料，是不应当随便予以销毁的。
应该指出，上海过去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大本营，它们的重要企业和商务机关都在上海生过根，它们留存的一些文字记录、簿籍帐册和历年向股东会提出的报告书等，无一不是研究帝国主义对我经济侵略情况的珍贵资料。所可惜的，从1941年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把外商经营的企业、机关，一律加以占领，并将主持人拘禁集中营，从而它们留下来的档案文书帐册，悉被任意搬走或听其散失。等到抗战胜利，日本投降，所有在华的日本企业和商务机关随即为国民党反动政权接收，它们的一切文书档案，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解放前后，在华欧美商人急欲结束营业束装归国，那些累坠的文件簿籍，已无法携走，只好丢弃不管，或当作废纸变卖。可以想像得到，在这十几年里，散失和毁灭的珍贵史料，一定不少。
此外，许多有关帝国主义对我经济压榨的史料，不少还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商业团体或企业的手里。例如上海河南北路钱业会馆过去悬有一方匾额，记载数十年前外商银行如何恃势压迫钱庄退还代收汇款的一件案子经过。后来会馆改作别用，匾额一齐取下，听说已经销毁了。这件案子由于早年钱业没有档案，当时原想立匾以垂久远，现在已随着匾额的消灭而无从查考了。又如过去上海和天津两地的棉布匹头商专向国外定购洋布，由于我国用银而外国用金，外国银行遂得勾结洋行操纵汇价，上下其手，在订购时先令放长（即外汇下降）诱华商入彀，等货一到，就把先令改缩（即外汇上涨），往往害得定货者倾家荡产。较远如1904至1905年，较近则如1921年，津沪洋布商因定货到期、外汇暴腾、无力结价，破产倒闭的家数甚多，损失浩大，其中天津商人在1921年定了二千万两的货，损失即达英金五十万镑之巨。此等定货纠纷前后经过，当时津、沪两地的商会及洋布业公所等，当有详细卷宗，如果至今还存在的话，也是一件有价值的史料。
年来各方面对于历史文物的爱护和发掘无微不至，我们时常看到在废铜烂铁中找到商周铜器，在废纸旧书里拣出明清善本；也时常听说在荒村残墟中发现名人遗迹或在萧寺破屋里获得太平天国史料，等等，不一而足，真是令人兴奋；但很少听到在故纸堆中或从旧货摊上发现某些有关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等一类的珍贵史料。这不是说明没有这类东西存在，而是反映大家对这问题没有好好注意。以上海为例，近年旧货摊贩从四面八方收来的外文书本、帐册、文件等不知有多少，有的直接成为纸厂的造纸原料，有的供应摊贩作包物品之用，有的转到旧书摊或旧货摊上论斤出卖，最后均归于消灭。如果能密切地和有关部门联系，将这些经常收下来的东西，在处理之前，先请研究机构详细审阅一过，可能随时发掘出不少有价值的史料。这些机会日在消逝，希望中国科学院和其他研究机关急起直追，给予应有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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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学思想教育工作要照顾学生年龄特点 朱世和
中学思想教育工作应该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培养他们具有忠诚地为人民服务的优良品质。中学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应当根据学生现实的思想状况，照顾到学生的年龄特点，注意工作方法，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中学思想教育工作的对象是青少年（一般年龄是从十二岁到十八岁）。他们既不同于儿童，也不同于成年人，他们有自成一个年龄阶段的特点。对于中学生思想教育工作应当注意这样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学生生活成长在现实的社会里，一方面受到党的培养教育，另一方面也受到家庭或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影响。因此，学校要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必须和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帮助青少年摆脱和抵制这些有害的思想影响。另一个问题是，青少年处在生理发育和心理发展变化最剧烈的时期，热心积极、精力充沛，渴求独立生活，他们想当成人，希望别人承认他们是成人，在他们的身上开始形成了一些成人的特点，但同时又带着明显的幼稚的特点。他们缺乏知识，缺乏生活的经验，缺乏自制力，在复杂的事物面前缺乏分辨是非的能力，思想方法容易片面、偏激。在这个时期，青少年十分需要合理的引导和教育。因此，教育工作对青少年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人类社会中，所以会产生教育工作和青年工作这两门事业，正是因为青少年需要指导，需要教育。
青少年思想认识上和品行上的某些缺点、错误，就是由于受到剥削阶级和小生产者思想意识的影响，以及缺乏知识、缺乏经验而又得不到合理教育的结果。在通常的情况下，少年品行不好的原因往往出自年幼无知，受到剥削阶级意识的影响少一些；年龄大一些的青年，知识多一些，但受到剥削阶级意识的影响也容易多一些。这是就一般的情况来说的，各个学生自然有他各自不同的具体情况。教育工作者对待学生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要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找出产生错误的具体原因，然后加以合理地解决。现在，中学思想教育工作中，常常有些同志不具体分析青少年产生缺点的原因，笼统地认为那是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表现，因而他们采取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常常是一般化的甚至是粗暴的。
在实际生活中，青少年产生缺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教育工作者对具体的人具体的问题，要作具体的分析，不能用简单的方法处理。对于中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在方法上应当掌握正面的、积极的引导的原则，多提倡通过主题会、课外阅读、公益劳动、同工厂和农村联系、课外研究小组等生动活泼、富有知识性和实践性的活动来进行。青少年精力旺盛，兴趣广泛，很愿意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丰富多采的课外活动是帮助青少年接触社会生活，培养青少年新品德和扩大他们知识领域的一种因势利导的有效方法。这是为几年来许多成功的经验所一再证明了的。
先进人物和先进事例对于中学生有着强烈的感染力量。刘胡兰、董存瑞、丁佑君、黄继光等英雄的事迹永远激动着青少年的良心。在英雄们的感召下，千百万个青年立志要学英雄的榜样，做无愧于祖国的好儿女。教育工作者要体察青少年的这种心情，有意识地在学生中树立榜样，经常向学生讲解革命先烈的斗争故事，指导学生阅读革命领袖和烈士的传记，看有关革命历史的戏剧、电影，举行革命节日的纪念会等。在日常生活中，也要经常表扬、奖励学生个人和学生集体在各个方面的良好表现，树立具体的好的榜样，鼓励学生奋发上进，形成良好的风气。教育工作者要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用巩固和发展他们的优点的方法来克服他们的缺点。
对于学生应该有严格的和合理的要求，对于他们的不良行为应该严肃地、耐心地说清道理，提高他们的认识，使他们从思想上分清是非，必要时可以辅以恰如其分的处分。正确的处分也是为着教育。但是，要防止简单的和粗暴的做法。
对中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途径是多方面的，但是，必须要从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同中学生的实际出发，要研究中学生的特点，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兴趣和爱好，并且根据这些特点来进行教育。只有这样，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目前，有些学校常常用对待成年人的办法来对待中学生。在课外活动当中，经常地依靠呆板乏味、引不起学生兴趣的“大报告、读文件”、“批评、检讨”的方法来进行思想工作；对学生管束、限制过多，不区分高中学生和初中学生不同的特点和水平，套用对大学生的要求和作法，甚至生硬地搬用社会上某些群众运动的方法对待青少年。这些作法，是不符合中学生的实际情况的，对于中学生身心的健全成长是不利的。
中学生年龄小、知识少，不能把对大学生的要求和作法，不加区分地搬到中学里去。比如作息制度的问题，在大学里应当允许学生在课外有更多的自由支配的时间，在中学里就应当更多地指导学生合理安排课余时间，并且学校行政有必要对学生起床、熄灯、自修等活动作统一的规定。这并不是什么过多的干涉限制，而是对中学生必要的指导。当然，对于高中学生和初中学生，也应当有适当的分别。
中学的思想教育工作主要依靠教师来做，青年团组织和少先队组织是教师的亲密助手。教师要经常关心和指导团、队的工作，善于取得团、队的帮助。对于团员应该要求他们比一般学生先进，但是同样要照顾到他们的年龄特点，对他们的要求一定要适当。学校要求团员担负社会工作的意义，首先也是在于培养他们为集体服务的观念和训练做工作的能力，而不是单纯的使用他们。目前，有许多学校不适当地把应当由教师担负的工作交给团员去完成；不分别情况，凡事要团员带头，造成团员过重的工作负担和精神上的压力，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应当加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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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对舞蹈创作的一些意见
——全国专业团体音乐舞蹈会演观后感
胡果刚
舞蹈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是通过它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人民的生活，来达到鼓舞和教育人民的作用。因此，那些愈能真实地反映出人民的生活、具备了作为舞蹈艺术本身所必须具备的形式上的完美和技巧上的充实等条件的舞蹈作品，就愈能引起人们的美感，达到鼓舞和教育人民的作用。与此相反，一切脱离生活、不能真实地反映生活的舞蹈作品，不论它在形式上多么“华丽”、技巧上多么“炫耀”，也具备了一般舞蹈艺术的特征，却并不一定会受到人们的欢迎和喜爱。
但是，对舞蹈艺术怎样真实地反映生活，也应该与其他艺术有所区别：在表现现实、古代、寓言、童话的题材上，应该允许它通过写实的、虚拟的以及民族舞蹈传统“程式化”的各种风格与手法，来达到真实地反映生活的目的。舞蹈艺术上各种风格和手法的应用，并不妨碍它达到真实地表现生活的目的。
对于舞蹈作品思想性的要求，也应该与其他艺术有所区别：应该考虑到舞蹈艺术的特点，它有自己的特长，也有一定的限制。但在舞蹈可能表现生活的范围内，要求它表现出人民在劳动、战斗、友谊、爱情生活中的高尚品德与情操，以及对丑恶现象的揭露与讽刺等，则是完全可能和必要的。
这次，全国专业团体音乐舞蹈会演中很多优秀的舞蹈节目，如：“花儿与少年”、“男欢女喜”、“三月三”、“懒婆娘抢场”、“踩姑娘”、“挤奶员”、“少年爱国者”等，在如何通过舞蹈艺术真实地反映生活上，作出了很好的成绩。与此相反，有的舞蹈节目，如果单从形式与技巧上看，不能说它不好。但是，有的由于脱离了那个舞蹈需要和可能表现的生活真实；有的由于生活内容的贫乏，和在形式上的过分夸张；有的虽在某一点上反映了生活的真实，而在另一点上又破坏了……便不能引起我们强烈的美感，受到观众的欢迎。这特别在有些表现少数民族生活的舞蹈的创作中，由于它在某些方面违反了那个民族真实生活的风俗习惯与思想感情，尽管它在形式和技巧上，似乎比那个民族原来的舞蹈都“完美”和“提高”得多了，然而它不但得不到观众的喜爱，还会引起本民族的不满。
要想在舞蹈中真实地反映生活、创造出真正美的艺术形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我们真正地深入生活，并在我们民族、民间舞蹈艺术的传统中，学习与掌握那些能够表现我们今天和古代人民生活里真正具有进步意义和美好的东西。由于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还不够，那些脱离生活、脱离传统形式，单纯追求舞蹈艺术形式上的“完美”与技巧上的“炫耀”等思想，就不时地袭击着我们。譬如，将我们民族、民间的舞蹈拿去与外国的古典（芭蕾）舞剧和其他的民间舞蹈的形式和技巧相比较，企图以它们作为“标准”，用它们的特殊规律来“加工”和“提高”我们自己民族、民间的舞蹈，来适合外国舞蹈的样式；或者是简单地将我们自己民族、民间的舞蹈都当作“素材”（好像我们自己还没有成型的舞蹈艺术），再按照外国舞蹈的样式把它“创作”出来。这就是过去为什么在表现中国人民形象的舞蹈作品中，生硬地加进一些“芭蕾”舞动作和外国舞蹈技巧，将舞蹈中中国人民的形象弄得“中西混杂”和“不中不西”的根本原因。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和不需要学习外国舞蹈艺术中有用的东西，用来充实和发展我们自己的舞蹈艺术。中国人民非常喜欢各国人民的舞蹈艺术，正如各国人民也非常喜欢我们中国的舞蹈艺术一样。在人类生活中、在各个国家的舞蹈艺术中，都存在着完全可以相互理解和引起共同美感的东西。其中，尤其是当我们欣赏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舞蹈艺术的时候，它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为建设社会主义、争取美好幸福生活的高度热情，和在舞蹈艺术形式上的完美与技术上的高度发展等，常常会引起我们心理上强烈的美感和思想感情上的共鸣。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学习、介绍与上演各国舞蹈艺术作品的原因。别的国家的舞蹈艺术，也能够引起我们欣赏兴趣的另一方面，是我们可以从它的表演中，看到他们的民族特性和舞蹈艺术上的特性。对于前者，我们不仅可能，而且应该吸收他们在发展和提高舞蹈艺术上的先进经验，来充实和发展我们自己的舞蹈艺术。其中，包括他们在培养舞蹈演员、在加工与整理民间舞蹈、在舞蹈和舞剧的编导上的原理等；但绝不能因为学了这些原理，就忽视了对自己民族、民间舞蹈发展的特殊规律的研究（其中包括：舞蹈动作、动作“组合”的章法、舞蹈情节、队形等的特点）。对于后者，也可以将它作为怎样在我们的舞蹈中，表现我们民族特性和发展民族舞蹈特殊规律的借鉴，但绝不能取而代之。
搜集、整理、加工和发展民族、民间舞蹈艺术的目的，在于使它能够更真实地表现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里的生活面貌。我们只能在这个舞蹈本身可能发展的规律上去发展和提高它；并且也只可能在与它本身发展规律相适应的条件下，吸收其他的东西来充实和发展它。不然，必定会起破坏和削弱它的特点的消极作用。在这一总的任务下，可分为整理与保存传统的舞蹈艺术和发展与创造新的舞蹈艺术两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方面，是指那些表现我们民族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内真实的生活面貌和具有进步意义的舞蹈节目，以及那些特有的舞蹈艺术形式。如：这次会演中的“游太阳”、“鸽鹑里窝”、“男欢女喜”、“花香鼓舞”等。这些就必须尽量地保持它原有的历史生活面貌，任何不负责任的乱加改动，都会使我们有失掉民族舞蹈传统和割断民族舞蹈历史的危险。但是，为了将这些舞蹈搬上舞台，让它能与更多的观众见面，根据已经掌握到的部分材料和反映当时历史生活的有关材料，将它失传和残缺的部分补充起来，使它在形式上更加完善，让观众通过它能看到当时历史生活较完整的面貌，也是应该和必要的。另一方面，是指那些现在还广泛地流行在人民中间，并且随着人民生活的发展仍在继续发展的多种舞蹈艺术形式，如在汉族地区普遍流行的“秧歌舞”和在其他民族地区普遍流行的各种舞蹈。它们中间虽也有表现历史生活的节目，但在广大群众中，已经不断地发展它来作为表现今天人民生活的舞蹈形式了。在这种舞蹈艺术形式本身可能发展的规律上，在与它本身发展规律相适应的条件下，吸收其他的东西去充实和发展它，并创造出表现今天人民生活面貌的舞蹈作品与新的舞蹈艺术形式，不仅可能，而且是必要的。在这个工作上，需要我们大胆的创造；根据表现新生活的需要，逐渐地在形式和技巧上扩大原有艺术形式表现生活的能力，来突破和创造出新的舞蹈艺术形式，不能束手束脚。这就是会演中“少年爱国者”、“挤奶员”。“拔萝卜”、“降霜的时候”、“工地休息”、“收购员来了”、“通车舞”等很多反映今天生活的舞剧和舞蹈节目，受到大家欢迎和重视的原因。
我们需要整理与保存旧有的传统节目，同时，也需要创作反映今天生活的新的舞蹈。我们不能因为创作新的舞蹈就扔掉旧的，也不能因为有了旧的舞蹈就不创作新的。这样，我们整个舞蹈艺术活动，才能在一条健康的大道上不断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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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进一步研究政治理论课如何联系实际
人民大学教学质量显著提高
据新华社讯 新华社记者丁宝芳报道：从期终考试的结果看来，中国人民大学这一学期教学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
学生们在考场上回答考题时，给人的突出印象是能够联系实际充分阐述和运用原理。新闻系有的学生在回答哲学课上关于形式和内容的试题时，能够深刻地联系自己所熟悉的专业知识，加以阐述和引证。还有很多学生能就自己的专业联系当前学术界正在争论的问题，提出自己对各学派的看法和见解。新闻系二百三十五个参加哲学课考试的一年级学生中，得到优等成绩的有一百三十人；成绩良好的八十八人。
中国人民大学提高教学质量是从根本上着手的。全校各专业都把编写密切结合中国实际的讲义列为首要任务。仅据财经各专业统计，就有一百三十名有较强业务能力和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脱离生产或半脱离生产，专门编写讲义。过去，工业经济企业组织与计划、农业经济和刑法等很多课程的讲义体系都偏重于介绍苏联的情况，即使联系中国的一些实际也往往只是去引证说明苏联的情况。现在教师们编写的讲义从体系上作了改革，以中国的实际和特点为主要内容。为了丰富讲义的内容，这学期轮流深入实际进修或作社会调查的教师比往年任何时期都多。现在全校九十多门课程，有六十多门课程基本上做到课前发讲义，使学生们有条件思考问题。
教师们不单在讲课时能密切结合中国情况和特点，同时也注意联系国际形势的发展，并且强调在讲课中联系当前学术界正在争论的问题。他们在各个教学环节都注意启发诱导学生钻研思考。
考试的内容和方法也有了很大的改进。在课外，教师们比过去更加注意了解学生学习中的困难，主动地帮助他们自学。
据新华社讯 中国人民大学在最近举行的一次学术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了政治理论课如何联系实际的问题。
从去年11月起，高等教育部政治理论教育司组织全国九个高等学校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政治理论课教师成立工作组，系统总结中国人民大学四门政治理论课教研室的教学经验。
初步总结肯定了几年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方面的努力，成绩是主要的。在讲授中一般能注意联系党的政策和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课堂讨论中已经逐渐增加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题目，在编写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或教材讲义时，能反映中国的情况和特点，也注意在科学研究工作中诱导教师研究对国家建设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从检查中也暴露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理论教学还有一定程度的教条主义的倾向。有些教师在讲解原理时的概念化、一般化和抽象化是讲课中的一个通病。在检查过程中，不少教师批判了把马克思主义中的个别原理、公式看作一成不变的教义的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在教学上，就是宣传外国经验时的客观主义，不考虑时间、地点、条件和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丰富经验和实际情况而生搬硬套，不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来说明中国革命的实际。一些教师忽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思想武器来改造学生的主观世界，这是教学中的一个严重缺点。
在科学研究工作中也存在着教条主义倾向，主要表现是有些科学研究的选题和论文泛泛空谈，不是从总结大量实际材料出发，而是从理论到理论，有些论文连篇引证而缺乏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的教学内容，将通过教学大纲的修订，从根本上改变。在教学思想上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今后在进行系统的理论教学时，应考虑讲授内容的精神实质，对学生中易于模糊和带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注意重点讲授，并在课堂讨论、辅导和考试等各个教学环节中密切联系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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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声乐教学会议在北京举行
本报讯 全国声乐教学会议于2月5日开始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全国各音乐院校及师范学院的声乐教师，部分专业团体的声乐教师及著名歌唱家、演员、声乐专家等一百五十多人。
在我国工作的保加利亚、民主德国、罗马尼亚、苏联的声乐专家及合唱指挥专家都应邀参加了会议。此外，会议还特别邀请了莫斯科音乐学院发音学实验室主任彼德洛夫教授来参加会议，他将向会议介绍他二十多年来从事声乐科学研究工作的经验。
会议期间，音乐家舒模、喻宜萱、周小燕和戏剧家程砚秋等将作专题的报告和发言，各音乐院校的部分教师和学生也举行观摩和汇报性的内部演出。
这次会议，经过各方面经验的总结、交流和自由的学术争论，将进一步明确声乐教学的方针，提高声乐教学工作的质量，为我国声乐艺术的进一步繁荣和提高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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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许多艺人受奖
据新华社讯 在上海文化局1月30日召开的1956年传统剧目工作给奖大会上，一百五十九位对发掘、整理传统剧目有贡献的老艺人、艺人得到奖金，五十四位受到表扬。
到目前为止，上海的艺人们已经收集和发掘出京剧、越剧、沪剧等九个剧种的五千六百二十五个剧目（其中有一千七百三十一个京戏剧目）；有三百十九个戏已经被记录下来；初步整理和改编的剧本有六十个。今年将继续记录二千二百八十个剧目。在发掘和整理工作中，很多老艺人献出珍藏多年的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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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历史悠久的农民图书馆
浙江省图书馆最近把五百多册适合于农民看的各种连环画册和故事书，送给诸暨县西斗门村一个成立了二十六年的农民图书馆。
这个图书馆现在是“三八”高级农业社俱乐部的一个组成部分。1930年的时候，西斗门村就有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那一年，村子里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一次农民武装起义，后来起义失败了。为了团结、教育农民群众，坚持革命斗争，党领导农民采取募捐和义务出工的办法建立起这个图书馆，成为当时学习革命道理的学校。西斗门村的农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年代里，为了保护图书不受损失，曾经在夜晚把图书一册册地装在棺材里，抬到山上去埋藏起来。1948年，人们才把埋藏多年的图书拿出来。现在，这个图书馆里还保存有1930年农民参加武装起义时用的大刀、红缨枪和土炮。
西斗门村的图书馆在解放后有很大的发展。图书馆的管理人员根据各个时期农村工作的特点，添置了不少书籍。现在这个图书馆已经有四千多册藏书，是全省农民图书馆藏书最多的一个。图书馆还经常组织农民学习，举办讲座，向农民进行宣传和组织读报。
由于西斗门村图书馆二十多年来坚持对农民进行教育，现在全村的农民90％以上都识字。社里的干部遇到工作上有困难，就到图书馆去找办法。图书馆还经常帮助附近农业社开展文化工作。 （新华社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