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在一个选民小组会上 孙战科
一伙人在铺满明亮月色的打谷场上，围着一张小红桌子坐成了一个圈。打谷场边上的一个铁水壶，时而喷出腾腾的火焰，时而传来咝咝的响声。一个因为掉了头发，人都叫他小秃的青年，不断地提着铁壶为倒空了的茶壶注入新的开水，又提起茶壶将已经冲得颜色很淡的茶水倒进每个人的茶碗里。人们，一边喝着茶，一边在热烈争论着：叫谁做乡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
候选人的名字一个个被提出来。有的一下子便被否定或者被肯定了，有的争论很久才有了结果。而争论最久、最激烈的还是选不选李德成。
李德成是刘家村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队长，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高大、结实的身材，黑黝黝的脸膛，圆而大的眼睛上面展翘着浓密的眉毛。他给我的印象是直率、朴实，积极负责。真没料到，当选民组长路启凤提到他的名字时，启凤的老伴第一个跳起来，气冲冲地说：“我反对！不错，当年我曾赞成过他当代表，可是他怎么当法呢？动不动就强迫。就说今春里打药针吧，俺们老年人害怕，不敢打，论理他该好好说服，可是他不。他召集咱选区人们开会，开什么会？什么会也不开。等大伙到齐啦，他搬了把椅子往门口一放，说：‘打了针的回家，不打针的不许走！’硬叫卫生员挨个儿打针。我看不惯，提意见，你猜他说什么？‘我就是这个脾气！’看看他就是这个脾气，这是人民代表的作风吗？”
听到启凤老伴的发言，一直忙着倒水的小秃，丢下了咝咝响的水壶不管，来要求发言。他显得十分激动，先搓了搓手掌，又喘了几口粗气，然后才愤愤地说：“真是个官僚主义者。每回干完活儿，他总要找我挑三挑四，稍不如意，就圆眼一瞪，‘看看！你干了些什么？你安的什么心？’我的活不算好，可他那个态度真够人受的。”小秃端起茶杯狠狠地喝了一大口，然后，斩钉截铁似地说：“叫我看，应该叫这个人民老爷下来凉快凉快！”
“小秃，咱们选举可不能闹意气哪！”说话的是金锁奶奶。她放下茶碗，冲着小秃说：“你干的那份活儿还不该个人训教训教，你不该检讨检讨。我们选举吗，就要正大光明，不能私人报复，不能光看到短处，看不到长处。”她顿了顿，继续说：“谁领导咱分地，谁领导咱斗地主，不是德成？谁领导咱办互助组，谁领导咱入合作社，又不是德成？我这个孤寡的老婆子，分地怕变天，入社怕吃亏，又不是人家德成说服的？大前年春里，我的粮食不够吃啦，德成亲自背了一口袋粮食给我送来。说是政府借给我的。后来我一打听，哪是政府呀，是人家德成省吃俭用挪给我的。看看，这样先别人后自己，不是为人民服务是什么？”
金锁奶奶的话得到了一个驼背老人的同意。他叙说了一段李德成的故事。去年夏天的一个夜晚，东河里的洪水眼看和堤平槽啦。那时候，李德成正发疟子，身子又瘦又弱，可是他一刻也没离开过河堤，在泥水里和民工们一同与洪水斗争了三天三夜。有一夜，一段堤忽然塌了一小块，洪水忽地一声涌出来，民工们都吓得往后退，这时一个人猛地从人群里窜出来，高叫一声：“有种的跟我来！”他一下子跳进缺口，用身子挡住了水，接着，几个青年人也跳下去，手挽着手，肩靠着肩，筑成了一条人的墙，把水挡住，民工跟着把缺口修好了，挽救了这次危险。这第一个跳下去的人，正是李德成。
很清楚，李德成有缺点，也有优点，他能不能做代表候选人呢？小组会展开了热烈地争论。赞成的人说，评论一个人必须看他的思想，有了好思想的人才能办好事。既然是为大家，强迫点也没什么。反对的人说，我们是民主社会，民主社会的人民代表也要有民主作风，不的话，好事也会办坏啦。双方意见谁也说不服谁。起先，还一个人一个人地发言，后来就吵成一片。
小秃和人争得脖子上都冒出了青筋。争了一会，看看说不服人家，忽然灵机一动，跳起来数了数人数，喊道：“七个反对，五个同意，一个没表示态度，少数服从多数，没通过。”
那个没表示态度的是七十二岁的老人李传真。开会以来，他一直默默地吸着烟。听到热烈处，或者笑笑，或者默默点点头。自从争论起德成以来，当人们说起德成的好处的时候，他都笑着点头；当人们说起德成短处的时候，他虽然点头可没有微笑，听到小秃发言的时候，他甚至狠狠地瞪了瞪眼。不过，这些，粗心的小秃并没有觉得，他正在为自己发现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理而高兴，催着传真老人表示态度。
传真老人颤巍巍地站起来。明亮的月色照着他高大的影子，在打谷场上印上了一个清楚的轮廓。
“乡亲们！”李传真用那衰老而低沉的声音说道：“谁说德成不是好孩子？四十年前，他爹娘从东山里被地主逼出来，一担子一头挑着哥哥，一头挑着他到咱村来。老头子给地主扛活，老婆子要饭。到后来，娘饿死啦，哥哥被国民党抽壮丁一去没还乡。爹爹叫地主逼债活活打死啦。临死的那天，爹把德成叫到跟前，流着泪，嘱咐说：‘孩子，你有种就为你爹报仇。’德成是多么有种，解放后第一个出来，领导咱斗争地主，分地翻身。地主买拢他，叫他当面打了几个耳光子。大家的事，他没白没黑地干。他打过土匪，捉过特务，自己挨饿让别人饱。古来谁看见过这样好的人？怎么能叫他是人民老爷？唵？”
老人狠狠瞪了小秃一眼，小秃赶紧低下了头。老人调匀了呼吸又继续说下去：“当然，他有毛病，火暴性子，做事图快，强迫命令，可是话又说回来，天下人谁没毛病哪？”
“我当年入合作社还怕吃亏呢？”金锁奶奶小声咕哝着。
“这一说强迫就对啦。”启凤老伴不服地小声反驳说。
“不，强迫不对。”老人擦了擦胡子上的唾沫星子继续说下去：“可是我们看看德成，他上过学没？办过公没？他还不是和咱一样的庄户孙。他一片赤心为农民，就是不会毛主席的办公法子，不会说服。这要咱批评他，劝导他，帮助他。这回选举，叫他好好检讨，好好学习，要是他不肯，咱们不选他，要是他改啦，还不是咱们的好代表？”
老人说完扫了众人几眼，才慢慢坐下来。小组会又静了一忽儿。
原先反对德成的一个女人不由叹了一口气。“说句公道话，公事就是不好办。只要他能改过，我也还是赞成他。”
小秃低着头，小声地说：“同意传真爷爷意见。”
十三个人，有十二人同意了传真老人的意见。只是启凤老伴还固执她的见解。路启凤狠狠瞪了老伴一眼说：“你？”但老伴却像孩子似地??眼：“老东西，各人有各人的权利，你可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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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悼彭寂宽有感 王晋
聂耳的母亲彭寂宽逝世了（1月8日人民日报），我们深深地悼念她。她在生前曾谦虚地说过：“生聂耳的是我，教育聂耳的是中国共产党。”但不论在对音乐兴趣的培养上，或是在勤劳、正直的品德教育上，她都是聂耳的第一个教师。这很自然地令人联想到另一个伟大的中国音乐家冼星海的母亲，她也是以自己大半生的劳动，以顽强、刻苦的生活精神教养了自己的孩子的。我们从聂耳和冼星海的日记和一些论述中，都可以读到他们在学习音乐和走向革命的道路上得到了他们的母亲多大的鼓舞和支持。
我并不认为一个天才的成长只是决定于他有没有一个好母亲，但离开一定的客观条件（包括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家庭教养）期望天才轻易地诞生也是难以想像的事。特别是音乐天才更是这样。音乐天才往往是早慧的，音乐上的许多技术也需要从儿童时代就开始长期锻炼，因此小时的环境常常决定了一个音乐天才的终身命运。像巴哈、莫扎特、贝多芬等小时都有过严格的家庭教养，这是大家所熟知的。
有了客观条件，并不是人人都能成为音乐天才，这里自然还有天赋素质和主观努力的问题。但过去在有些人中流行着一种这样的论调：“光说民族音乐遗产丰富，但中国没有产生过贝多芬！”——没有产生过贝多芬，这倒也是事实，但如果不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缺少音乐天才。
是这样的吗？……历史上的问题且慢些论证，甚至傅聪、刘诗昆的例子也暂且不去引用，就在登载着彭寂宽逝世的消息的隔一天的报纸上，我们就读到好几条令人兴奋的消息。我们知道了广州的五岁小钢琴手陈敏，她已经弹会了包括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的一些儿童钢琴曲在内的二百多首曲子；我们认识了十一岁的瑶族唢呐手赵成福，他已经掌握了相当熟练的吹奏技巧；我们甚至看到了甘肃宁县农民张德荣的四岁女儿张美玲二胡独奏的照片，和满脸稚气的孩子比起来，乐器是那样大得不相称……但她已能熟练地拉出四、五种调门的秦腔和民歌。
我不怀疑这些孩子们有着优异的音乐素质，我期望着十年二十年以后在国内外音乐比赛的优胜者中再看到他们的名字；但是我更急切地愿意知道当这些孩子的姓名和照片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以后，当这些孩子们经受了记者们的闪光灯和热心人士的颂词赞语并且满载着奖旗和奖状回去以后又怎么样，这些音乐天才的嫩苗能够顺利地茁长起来吗？
我的这种担心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恰好也是在这几天以前的报纸上我们读到在群众业余音乐舞蹈观摩演出会上出名的六岁小二胡手孙玉玺的不幸遭遇。两年以前他的照片也像现在的张美玲一样印在人民日报上（摄影记者甚至连镜头的角度都没有变），但据记者报道，会演以后，他成了地方上的“红人”，随着吉林铁路代表团到处去演出，领导上为了得奖旗，以为奇货可居，就勉强他担任体力上和技术上都不能胜任的任务，以至孩子哭着哀求；甚至让他深夜伴舞，以至困得从椅子上掉下来……经受了这些摧残，孩子病倒家中，典卖乐器和奖品来维持生活，直到现在就学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这种令人激愤的例子也许是个别的，但却是对我们的一个当头棒喝。我们的后代中一定会产生出中国式的贝多芬来的，这在社会历史条件方面已经有了基本保证，但却必须克服那种只有盲目颂扬和利用没有真诚关心和培养的庸碌之辈的消极作用。好的品种需要适合的园地，更需要适合的园丁。
我们需要更多的聂耳，但这首先需要更多的彭寂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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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威尔第在北京 萧乾
要是意大利歌剧“茶花女”的作者威尔第能够看见我所看到的一些情景的话（事实上他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去世了，当然不可能看见），我估计他一定会很吃惊，也会很感动：直到休息的时候，我才发现同排隔两个位子上坐着的是一位农民老大爷，蓝棉袄上还别着杆烟袋锅子，看去大概是近郊哪个农业合作社的社员。歌剧终了，当紫色的绒幕落而复起，薇奥列塔也已经死而复活，站到台口谢幕的时候，老大爷还在用袖口为古代欧洲那个薄命姑娘抹着眼泪呢。天桥剧场门口汽车、自行车不希罕，可是这一天街对面停了辆大车——原来老大爷还不是孤身一个赶到城里来看歌剧的，随后又有几个农民观众也到大车跟前集合了。
那一瞬间，我看到伟大的“百花齐放”方针对国际上文化交流所起的促进作用，也看到不朽的文艺作品跟群众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
人心就好像长着根毫不知迁就的弦，有的作品倾多大力气，硬是拨它不动，有的却一拨就响了。而且，大凡在本国能拨动心弦的作品，走到国外也能；过去的岁月里拨得动的，今天仍然拨得动。那位农民老大爷洒的几滴同情泪，替威尔第的“茶花女”证实了这一点。
把欧洲的大型古典歌剧搬到中国舞台上来，这是几年以前任何音乐爱好者也不敢梦想的一件事！像“茶花女”这么一出歌剧，它包含着几百年来西欧在音乐、戏剧和舞蹈上的发展，牵涉着舞台设计上无限复杂的技术。谁也不能不佩服中央实验歌剧院同志们的这股勇气，和他们向音乐史上古典大师学习的热情。
打比方说，要是伦敦或者罗马的越剧爱好者打算上演咱们的“梁祝”，从唱工到做工，从丝竹的板眼到每座楼阁妆台的设计，他们得爬多少道崇山峻岭才能把它搬上舞台去呀！要是他们真地演成了，人们不会首先问他们的唱工做工到不到家——比起我们的袁雪芬、范瑞娟来，他们靠准不会到家——而是赞叹他们的雄心，并且深深被他们那种急于接受世界上一切美好传统的高尚志气所感动。
所以看了这次的演出，我这个门外汉首先感到的是自豪——我们的歌剧界终归还是冲破千万重困难，把它搬上了中国舞台。这同时也显示出：在从世界文化遗产吸收营养上，我们的胃口有多么大。
行家们自然会给这次演出以恰如其分的评价。有些美中不足的地方是外行人也感觉到的，譬如由于音量不足，有时候独唱给管弦淹没了。有些，我又觉得好像是先天带来的。譬如歌剧里几段宣泄多情男女在生离死别时分的感情，歌唱者的喉咙里应该接连迸发出悲愤的火花，就像山崩地裂了一般；这当口，我隐隐觉得尽管舞台上的布景是南欧的，南欧人那种胆肝俱裂的激情却从威尔第的音乐里抽掉了，或者说，用比较含蓄的东方式的感情代替了。这究竟是由于演员不够熟练、顾了唱顾不了表情呢，还是东方人在表达欧洲人的感情时难以避免的距离呢？
在这个歌剧里，中国文字跟西洋音乐“结合”了两个多小时，它的效果自然是耐人寻味的。在一般情况下，我觉得这种结合没有什么不自然。可是遇到“碎音”的地方，可怜单音的中文就硬当作复音字来使唤，只觉得歌词狼狈地追赶着连珠炮般的音符，听了就像拿苹果当葡萄吃那么嗓子里感到噎的慌。
然而这些先天的距离恰好替演出另外增加了一层意义。这回算是打了个先锋，从这次尝试中正好发现后天克服这些困难的途径。（附图片）
阿尔弗莱得·亚芒向微奥列塔·华列里（茶花女）述说着自己的爱情 章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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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给一个好下“结论”的人
张志民
你说：不爱唱歌的人
定是嗓子不好；你说：鼻子不通的人
定是害了感冒；你说：流泪的定不是英雄，你说：姑娘表示沉默
就是向你宣布“拒绝”了……同志，你常常是错了，幸而，你不是个外科医生，否则，有多少人会挨过冤枉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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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件棉袄 萧英俊
我的衣箱里藏着一件破旧的毛蓝布的棉袄，每当我回忆起它的来历时，心情总是不能平静。
十年前一个严寒的冬季，我和王如同志同时被囚在西安一个国民党的集中营里。那是滴水成冰的寒天，我身上只穿了一件夹袄，整天冷得浑身哆嗦。王如同志有一件他母亲寄来的棉袄，天天强迫着要我穿上，但我每次都坚决地拒绝了。这不仅因为他是我的领导者，而且因为他年纪大了，我有责任要保护他的身体。
可是，不幸的事情忽然发生了：
那天晚上，他被传审回来了。当他被推进门时，走着蹒跚的脚步，满脸怒容。我向前去扶着他，他扭过头来呆呆地看了我一会，眼角噙着一粒泪珠，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同志，我们要分开了。你在这里活一天就要斗争一天。”我想再问他一些传审的情况，他只摇摇头不回答。两只眼直望着铁窗外的夜空，那里闪烁着几颗寒星。
一阵刺骨的寒风从铁窗中刮进来。王如同志忽然站起来，脱下那件棉袄，递给我说：“同志，你穿上吧！这是我年老的母亲一针一线缝的……。”我正准备和往常一样地拒绝他，可是他忽然变得那样严厉地说：“穿上吧！听我一次话好吗？”我只得说：“那你呢，你不冷吗？”“不，我心里很热。”他说着又踱到铁窗旁边，长久地凝望着北边的天空，在天边那遥远的繁星下面，有他的家乡，他的母亲，和我们亲爱的党。
过了很久，他回过头来问我：“同志，你说世界上最宝贵的是什么呢？”
“自由，幸福。”我毫不思索地说。
他长呼了一口气说：“是啊！自由，幸福——你还记得裴多菲的那首诗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我点了点头，此后就一直沉默着。
半夜的时候，走道上响起了沉重的皮鞋声。王如同志突然走到我跟前，异乎寻常地拥抱着我。“自己保重吧！同志，永别了！”他低声地说。我猛一下痴呆了似的，有一滴冰凉的眼泪落在我脸颊上。
门开了，几个如狼似虎的黄皮野兽，把他拉走了，再也不回来了。
不久以后，依靠地下同志的帮助，我逃出了那座人间地狱。十年来，我一直珍藏着这件破旧的棉袄，我觉得世界上任何华丽的衣服都不能跟它相比。即使在紧张的战争的日子里，我也没有把它抛掉。
今天，当我看着这件棉袄的时候，我仍然是那样激动。一个巨大的影子长久地烙印在我的心上，我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良心。这个良心也频频地引我自省，记住艰苦奋斗的传统，不要把原来的优良品质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