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2月6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写在我的几部纪录片上映之前 约里斯·伊文思
有时候我觉得有些纪录片是在创作完成了之后才开始它们的生命的。而且有的时候,在这些纪录片制成很久以后,当它们在新的观众面前放映时,我又像旧友重逢一样在它们的生命道路上遇见了它们。
现在我的三部影片即将在北京上映,我的感觉就是这样。这三部影片是在多年以前摄制的:“雨”摄于1928年,“西班牙的土地”摄于1937年,“印度尼西亚的召唤”摄于1946年。作为纪录片,它们的年岁已经不小了,而且每一部都是在不同的情况下摄制的。
“雨”是在默片时代在我的祖国荷兰拍摄的,后来由一位年轻的荷兰音乐家为它配了音乐。“雨”这部影片是在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柏林等地的电影俱乐部和新型电影院开始它的生命的。在我们年轻的电影艺术的历史初期,它出乎观众意料,使他们感到诧异的是:雨的美丽,它的可厌和它所引起的乡愁竟然能够用电影的特写镜头表现出来;纪录片竟然能够有一种抒情的成分。
接着在1930年,我第一次访问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的电影工作者的时候,随身带去了一部“雨”的拷贝。放映之后,引起了许多次关于纪录片的原则和任务的热烈讨论。
在这以后,“雨”成长起来了。在以后几年中,有时候它也作为普通的营业性的节目上映,而且在大电影院中和出色的故事片一同放映。后来,它还受到各国电影学校的学生们的欢迎。目前,“雨”在许多国家的电影资料馆中过着静悄悄的生活。现在它能够在北京首都电影院的银幕上出现,使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
“雨”是我心爱的一部电影,一个艺术家对于他的初期作品的感觉往往是这样的。而且我感到很高兴的是,它仍旧像一阵初下的新雨。
完全不同的是“西班牙的土地”的比较动人心弦的生命史。它是在西班牙人民保卫自由和民主、抵抗法西斯分子的英勇斗争中摄制的。在这里可以看出法西斯分子在欧洲放的第一把火,其结果是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祸。
“西班牙的土地”的生命是在美国大约四百家电影院和社会团体会场的银幕上放映时开始的。除了把西班牙人民的斗争的真相介绍给千千万万的人们以外,它还帮助募集了款项,因而能够购买十七辆急救车送给西班牙民主军队和与他们并肩作战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国际纵队。
“西班牙的土地”在日内瓦国际联盟会场上放映时,用活生生的事实令人信服地向代表们证实了西班牙共和国外交部长的发言,当时他为了西班牙人民的正义事业进行了呼吁。
接着,“西班牙的土地”到了许多国家,使得许许多多人们听到了要对法西斯主义保持警惕的呼声和西班牙人民的斗争故事。西班牙人民生活在西班牙的土地上,这块土地理应属于他们,因为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现在他们又正在为了争取自己国家的自由独立和占有这土地而进行斗争。
当然法西斯检查制度不允许这部传递正义信息的电影到希特勒德国和日本去放映。
在我的祖国荷兰,这部影片在1937年放映时获得了成功,当时只有一部拷贝保存在荷兰。1940年,当希特勒军队侵入荷兰的时候,他们带着一份要立即加以没收的影片的清单,列在这份清单的首位的就是“西班牙的土地”。
过了许多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苏联把苏军解放柏林时缴获的前戈培尔国家影片资料馆的藏片移交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在这个资料馆的藏片室中,我们找到了法西斯军队在阿姆斯特丹盗去的“西班牙的土地”完整无损的旧拷贝。
现在,这部影片即将在北京上映,它虽然已经失去了在摄成的时候所具有的作为战斗性纪录片的当前政治价值,但是正像许多纪录片一样,它现在具有了作为历史文件,甚至是代表人民呼声的有生命的历史文件的第二种价值。
它使得英勇的西班牙人民的故事在中国观众心目中有了真实的感觉。在看了这部影片之后,中国观众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目前巴塞罗那工人的英勇罢工,西班牙革命的学生运动,以及西班牙共产党反对佛朗哥恐怖统治的一切行动都是这个斗争的继续。
“印度尼西亚的召唤”这部影片的生命甚至比“西班牙的土地”更加富于戏剧性。摄制这部影片本身就是一种困难的冒险。
这部纪录片是从报道1945年澳大利亚悉尼港口的一次罢工的一些新闻纪录镜头中产生的。这次罢工事先没有预料到会这么严重地发展,事过境迁之后,我们可以说,正是历史本身为这部以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为主题的影片写下了它的故事。
当然,澳大利亚当局千方百计地要阻止这部反殖民主义影片的摄制。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女摄影师玛丽恩·米歇尔英勇地进行拍摄的情况,也记得澳大利亚码头罢工工人为了保护我们的拍摄工作不受到悉尼港口警察的破坏所给予的有效协助。
在群众压力下,新生婴儿“印度尼西亚的召唤”通过了澳大利亚的检查当局。更困难的是把这部影片运到其他国家去放映。为了替这部短而有力的影片取得出口执照而进行的斗争,曾经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亚议会中引起了一次政治事件。最后终于领到了出口执照,这部影片的拷贝到了欧洲和美洲。除了英语版以外,还用小型胶片复制了马来语版的拷贝。
这时候的困难是用什么办法把这些拷贝运到印度尼西亚去,因为荷兰殖民舰队当时封锁了印度尼西亚群岛。几部马来语版的拷贝用飞机从澳大利亚运到了新加坡,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一艘小船闯过了封锁线,经过苏门答腊到达了爪哇岛的海岸。
我们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有一部拷贝安然无恙地到了印度尼西亚。这部拷贝曾经广泛地在晚上露天放映,有时候是同时在爪哇各个城市和乡村中向成千上万的人放映,报道了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中国、印度、马来亚五国工人、码头工人和海员的声势浩大的声援罢工的真相。这次罢工阻止了澳大利亚港口的装了武器和弹药的船只驶向印度尼西亚去摧毁那个年轻的共和国。
荷兰的宣传机构对八千万印度尼西亚人民说,世界上没有人关心他们争取独立的斗争。这部影片有力地驳倒了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的宣传机构的谎言。
“你们不是孤立无援的,”这部影片却用确实的事实令人信服地告诉他们,“看一看澳大利亚发生的事情吧,印度尼西亚向它的朋友们求援并不是没有结果的。”
这样,这部从澳大利亚偷送到爪哇,放映二十分钟的短短的影片出乎意料地成了这个年轻的共和国有力的斗争武器,帮助动员了新的战士为印度尼西亚的独立进行斗争。
“印度尼西亚的召唤”这部影片产自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海员的日常斗争,摄成之后,又回到了斗争的现实中去,甚至在这个斗争中起了一种积极的作用——不过是以它自己的方式。
纪录片在精神上和感情上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最近几年来,全世界许多纪录片制片人的作品都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同人民日常生活的直接亲密接触,使我们纪录片摄制者获得了力量,使我们知道了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使用这种力量为人民的最高理想和愿望服务。
同我们年轻的电影艺术的另一支流——故事片一起,我们必须运用各自的特殊的创作方法去寻求自己的道路,将生动的鼓舞人心的电影语言表达出来。
我完全相信,年轻的中国纪录片摄制者会创造出这种影片来的,因为,他们在掌握了他们的艺术和技术以后,他们是有——而且在他们的周围看到和感受到——现代中国的活力的;他们会倾听他们祖国的心脏的跳动。我相信,他们的影片会现实地生动地反映他们的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热情和他们要求和平的坚强意志。
这种影片——民族艺术的表现形式,不但能够为中国人民服务,而且也能够鼓舞其他国家的广大观众。
我们的电影语言也是一种国际语言,它必须促进各国人民的了解,巩固他们的真正友谊。朋友们的手紧握在一起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我们必须用这种力量来保卫世界和平。


第7版()
专栏:

约里斯·伊文思先生和他的作品 王?西
约里斯·伊文思先生对中国广大电影观众和中国电影工作者说来是熟悉的,他所导演的影片“和平在全世界一定胜利”、“激流之歌”等,在中国人民中有了很大的影响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这次应邀来我国访问和讲学,给了我国电影工作者更多的帮助并留下了更亲切的印象。
伊文思先生是有很高国际声望的进步的电影艺术大师,著名的纪录影片导演。他将近三十年的艺术创作生活中有很多有很高艺术成就的影片,对进步人类的事业有极大的贡献。他同时也是一位进步的政治活动家,他的足迹遍及全世界,他为人类的和平事业奔走,他是国际和平奖金获得者。
1938年,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时候,伊文思先生曾经到过中国。他为了纪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事迹,带着摄影机到过前线和各地。他所摄制的影片“四万万人民”,纪录了当时抗日战争的事实,对于当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战争,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和支持,并且通过这部影片向全世界人民报道了这一英勇斗争。
伊文思先生是中国电影工作者的好朋友。1938年,他准备要到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去,但由于反动当局的种种阻拦,没有能实现这个愿望,于是他把自己用的一架摄影机赠送给在延安的电影工作者。有了这架摄影机才开始了解放区的电影工作。这架摄影机在解放了的广阔的土地上纪录了英勇的中国人民在解放斗争中的许多可歌可泣的史诗。
伊文思的作品在1927年开始问世后,就由于题材和表现手法的新颖而引起了广泛的重视,伊文思先生也就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流的进步电影导演和纪录电影的摄制者。将近三十年来,他创作了很多具有很高荣誉的作品:有抒情诗式的影片如“雨”(1928年作品);有报道劳动人民的劳动和斗争的影片,如“我们在修建”(1929年作品)和被观众称为纪录片中的“摩登时代”的“工业交响乐”(1930年作品);有歌颂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忘我劳动的“英雄们之歌”(1932年作品);有报道西班牙人民英勇反对法西斯斗争的“西班牙的土地”(1937年作品);有纪录伟大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影片“四万万人民”(1938年作品);有报道英勇的苏联人民反抗德国法西斯侵略的影片“我们的俄国前线”(1941年作品);有描写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生活与和平劳动的影片“开头的几年”(1947—1948年作品);有纪录世界和平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影片“和平在全世界一定胜利”(1950年作品)、“激流之歌”(1954年作品)。由以上所举的影片,就可以看出伊文思先生在电影艺术方面所获得的巨大成就。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国都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很多电影院都为他的作品作专场映出。
伊文思先生近三十年的许多作品中,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所有他的作品的主人都是广大的人民。他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他犀利的艺术武器,去表现人民的劳动,鼓舞人民的解放斗争,歌颂人民的新生活。二是他的艺术创作生活密切地结合着政治运动。他走在政治斗争的最前线,用他的作品去为政治斗争服务,为人类的进步、和平事业服务。他的方向,成了我们全世界进步的纪录电影工作者的方向;他的近三十年的经历和作品,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本月六、七两日,北京首都电影院将专场放映伊文思先生的三部作品。这三部作品是他这次带来送给我们的礼物,也是他的代表作。第一部“雨”,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拍摄,是一部电影诗。它描写一个大城市在下雨时景色的变化。他用电影镜头进行抒情的描写,给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第二部“西班牙的土地”,在西班牙拍摄,是一部历史纪录片,记载了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的英勇斗争,保卫马德里的英勇战斗的实况。这部影片曾经在许多国家上映,成为对当时企图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们的一个警告。第三部“印度尼西亚的召唤”,在澳大利亚港口拍摄,是一部反对殖民主义的影片,描写印度尼西亚水手举行罢工反对运送军火进攻印度尼西亚的英勇行为。这些影片都通过动人的艺术表现手法,使观众得到真实的感受,特别是后两部影片在今天看来,仍不失去巨大的历史意义。但,遗憾的是,影片“四万万人民”未能带来同时上映,是美中不足的。
伊文思先生在中国的访问就要结束了。当他快要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预祝他的艺术创作获得更大的成就。


第7版()
专栏:

长春街头的“画报” 本报记者 温述仙
冬天的长春市,一片银白色,到处是冰冻。气温经常在零下二十度左右。但是长春一个露天的街头画报,却好像严寒中的篝火,一天到晚吸引着大批大批的观众。
这是新出的第五十八期“画报”,内容主要是反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宣传当前的国际形势。几个年轻的工人,指着一幅题为“官风”的漫画笑道:“这股风真要不得!”这幅漫画画着两个干部:站着的一人,亲热地向坐在桌旁的另一人叫道:“老刘”,老刘没有理睬,抽着香烟,斜瞪着眼珠。“刘同志”,这个干部改换口气,再叫一声,但刘同志仍然不理睬,不过斜瞪着的眼珠转正了一些。最后,干部又叫了一声“刘股长”,这位股长才把左手往后面一扬,说道:“这才像个样子!”漫画自然有些夸张,不过它所揭露出来的这种“官风”,在现实生活中,确实还遗留着。另外有些观众在那儿边看边说:“嘿,这顶帽子真大!”原来他们正在看一幅题为“向官僚主义批评到底”的漫画:一个勇敢的人,三番五次地向官僚主义的领导者提出批评和建议,但是这位领导人员不仅不重视他的意见,拒绝他的批评,并且用“无组织、无纪律”、“反抗领导”等等大帽子把他罩起来,然而,他从帽顶上冲出来,又向官僚主义者坚决地提出了意见。还有许多观众,站在时事漫画栏前面,舍不得走开。
这个“画报”是长春市文化馆(现在改为市群众艺术馆筹备处)办的,是竖立在斯大林大街的街头画廊,长达一百二十六尺。它经常以色彩鲜明的漫画、连环画、政治宣传画以及图表等等,和群众见面。从1955年4月以来,共刊出了二千七百多幅。
人们非常喜爱这个画报,称它为“街头大学”、“推动长春市中心工作的鼓手”。去年年初,长春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画报”很快刊出了“长春市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图”,吸引和鼓舞了无数的观众。当英法帝国主义者侵略埃及的消息传来以后,“画报”马上开辟了快报栏,每天下午刊出快报,用醒目的字体,报道当天重要的消息,并配上时事漫画,激起了广大人民对于侵略者的义愤,以及支援埃及人民英勇斗争的热情。大家都称赞“画报”出得迅速及时。
“画报”刊登的画,有一部分选自“漫画”杂志和各地报刊,一部分是市文化馆美术组同志自己创作的,还有一些是群众投稿。这些画多以长春市群众生活有关的事件为题材,常常以最大的热情,表扬先进工作者和批评生活中的落后现象。“画报”曾经刊登过一套连环画,表扬长春国营食堂的青年推销组,这个组里有一个比较落后的服务员,看到这套连环画以后,认识到自己以为服务员工作没“出息”的错误思想,于是工作积极主动起来。去年长春市开展卫生运动的时候,“画报”上的漫画,严厉地批评了不讲卫生的人,给人们印象较深的有这样两幅:其一批评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家属宿舍和百货公司第二商店,因为他们偷偷地把垃圾倒在胡同里。许多人看了这幅漫画都说:“真带劲!连省人民委员会的宿舍都批评上了,我们还能不搞好卫生吗?”另外一幅题为“白衣天女散花”:在雄伟的长春市立医院大楼里,一个穿着白工作服的女同志,从四楼窗口往街上倒垃圾,恰巧撒在几个过路人的身上。画上的“大楼”和真的市立医院大楼一模一样,而且医院同“画报”恰恰隔街相对。从此,人们便再也没有看到这个医院发生类似的事件了。前几个月,“画报”刊登了批评两个工厂忽视安全生产、发生人身事故的连环画。被批评的长春机械一厂厂长看到以后,召开了职工大会,作了自我检讨,并采取了消灭事故的有效措施。
由于这个“画报”具有战斗性,能够运用批评的武器,代表群众说话,群众非常喜爱它。有些群众,自己不会绘画,也把看到的不良现象,写给美术组,请求绘画刊出。有些群众则尝试着以画稿投寄“画报”,例如前面介绍的漫画“官风”和“白衣天女散花”就是群众的创作。
市文化馆美术组的同志们,在开始搞这个街头画报的时候,信心不大,还认为这个工作没有“出息”。但是党非常关心他们,群众对他们的工作也越来越欢迎了。
前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找他们去谈话,省委宣传部的负责同志鼓励他们,要他们向苏联著名的讽刺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学习,把“画报”办得像“罗斯塔之窗”一样,发挥战斗性,作为教育群众的武器,作为监督全市工作的眼睛。
这次谈话,使他们认识到,看不起街头画报工作的不过是他们自己,党和群众是关怀他们的,他们认识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从而更热爱自己的工作。


第7版()
专栏:

晋中农村的剪纸窗花 新华社记者 郭洁
一到春节,晋中农村各家窗纸上总要按传统习惯贴起新颖别致的剪纸窗花。今年,这种春节特有的装饰更加普遍了。
祁县城关真理农业社的社员杨庵贞老太太,剪窗花的手艺很巧妙。她春节前连夜赶剪了一批新作品。其中有“植树”、“送粮入库”和“人们喜爱拖拉机”等,刚完成的“除四害”的窗花,画着一个儿童藏在树旁,正等着麻雀飞进他撑起的竹筐子里,图中麻雀有的正受惊飞去,有的却向下飞来,虽然只用几剪简单的裁作,但是十分逼真。另一件“家家养猪”的窗花,也是一件表达当前现实生活的作品。图中五只肥猪姿态各异,有的已经挤到槽边,有的却正等着饲养人盛食物,小猪因为吃不到,正在往里钻。杨庵贞老太太今年已经七十一岁,解放以前,她的大部分作品是临摹来的,而且多是取材于戏曲中的故事以及花鸟、风景、历史人物等。解放后,她经常吸取现实生活故事作为写生的素材,使这种富有民族风格的剪纸艺术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第7版()
专栏:

去年职工业余教育发展很快
职工文化水平有显著提高
新华社5日讯 职工业余教育和扫除文盲运动去年有迅速的发展。据北京、上海、江苏等十七个省、市的统计,去年第三季度共有三百零三万九千多职工参加各级职工业余学校学习,这个数字比1955年多70%。其中参加扫盲班学习的有一百四十四万八千人,参加高小班学习的有一百零四万七千人,参加初中班学习的有五十万八千人,参加高中班学习的有三万五千人。这十七个省、市去年共计扫除职工中的文盲三十二万四千人,在业余高小和中学毕业的有十八万多人。去年职工业余学校教师队伍较前也有所扩大,上述十七个省、市共有专职教师二万四千人,兼职教师七万多人。
现在北京、天津、太原、吉林等省、市的四十五个基层厂矿已经基本上扫除了文盲。铁路系统、煤矿系统职工中文盲的比例都有显著的下降。部分厂矿基本上扫除文盲以后,职工业余中、小学也有了迅速发展。一些厂矿职工参加高小班学习的已占应入学人数的60%以上,参加初中班学习的已占应入学人数的50%左右。旅大市职工文化程度在初小以下的已由1949年的79%减到24.5%,高小程度的由17%提高到37.5%,初中以上程度的由3.7%提高到38%。山西省太原矿山机器厂职工中的文盲已由1950年的64%减到4.12%;职工中高小程度的由16.4%提高到56.2%,初中以上程度的由19%提高到39.6%。
广大职工文化水平提高以后,对于推动生产、提拔干部和培养工人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起了良好作用。唐山开滦煤矿很多区长、班长通过学习以后,现在已经会写生产上常用的术语,会算简单的算术,会记工算料、填报表单、制定生产计划等,大大地提高了领导生产的能力。青岛市第四职工业余中学去年暑期高中班毕业二十五人,除了十五人因其他原因没有报考高等学校以外,在报考的十人中有七人被录取。


第7版()
专栏:

北京涌现不少新的业余文艺作者
据新华社讯 从“北京文艺”1月号揭晓的职工业余文艺创作征文评选结果,可以看出北京市有不少新的业余创作者显露头角。这次征文共收到四百多件职工的业余作品。
征文得奖作品共十九篇。其中有小说、散文、诗歌、曲艺、美术等。铁道部梁寒冰所写的“育苗人”是一篇好的小说,短小精练。北京第一机床厂青年车床工温承训的诗“动人的音乐”和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青年铣工韩忆萍的诗“铸工”也是这次征文中的优秀作品。“铸工”表现了作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对劳动有深刻的体会,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这次征文是由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等四个单位联合举办的。这些单位曾经在培养青年业余创作方面作了许多工作。去年8月,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协同北京市工会联合会、青年团北京市委员会为业余青年创作者举办了“文学讲座”,从开始以来到现在已作了五个报告。陈其通谈了自己创作“万水千山”的经过;老舍讲了有关文学语言的问题。这些报告都受到青年业余创作者的欢迎。他们还随时举办一些小型报告会。这些单位把青年们组织成各种小组,经常地联系和帮助。另外,还设有专门的辅导员。


第7版()
专栏:

“民歌之海”里
搜集到二万多首民歌
被称为“民歌之海”的内蒙古自治区,到目前为止,已搜集到民间诗歌二万二千多首。
这些诗歌是由内蒙古自治区作家协会、内蒙古歌舞团和盟文化队中一部分爱好诗歌的文艺工作者搜集的。他们在党委和政府帮助下,深入牧区、农村,跋山涉水,访问了许多民间歌手和民间艺人。从事民歌搜集工作已有二十年的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韩燕如,去年在革命老根据地大青山武川县六十多个村庄,就搜集了“爬山歌”四千多首。蒙古族文艺工作者呼尔查不久前在伊克昭盟乌审旗,访问了一位民间老歌手郝士格朝克图,向这位老人搜集了一百多首民间歌曲。这些民歌现在一部分已选编成集出版。
内蒙古民歌异常丰富。如在蒙古族人民中间流传的有“道——乌勒根那”、“献歌”、“玛赫他勒恩道”、“赞歌”,还有歌唱爱情、故乡、草原等等的长歌短歌,解放后并有新的歌颂共产党、毛主席的赞歌。有些民歌气魄宏伟,赞颂蒙古族英雄的长诗“嘎达梅林”,便是一篇很伟大感人的史诗。此外,在自治区西部蒙古人汉人杂居的农业区,还有一种流传很广的爬山歌,和“信天游”相类似,歌词朴素真切,十分动人。
(新华社)


第7版()
专栏:

对批评的反应
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报第七版读者来信栏登载鲍增元同志写的“严重的浪费现象”一文,批评原江苏省第一康复医院撤消后房屋无人管理,内部设备遭到损坏,希望有关部门对这种损害和浪费国家财产的事情进行检查。现在经过我们进行检查,将这一问题的实际情况说明如下:
根据国务院的规定:各机关、部队、团体占用和借用中学校舍,除确实不可能交还教育部门的以外,都应逐步交还教育部门。因此,我省原第一康复医院占用苏州市谢衙前巷前晏成中学的校舍自应按照规定,归还教育部门。而且省教育厅及苏州市教育局也屡次催促早日交还,准备1956年下学期开学使用。但因当时该院还有许多休养员,同时工作人员的处理及一切撤消准备工作都需较长时间,因此延至1956年6月4日才将全部房产移交给苏州市文教局接管。移交时所有设备均完好无损。但苏州市文教局接收房产后,并未作校舍使用,而曾一度成为公共会议场所,加之平时管理不善,致使房屋内设备遭受严重损坏。我们认为从爱护公共财产的观点出发,有必要指出苏州市文教部门在这一方面的责任。希望他们对这一情况进行一次检查。
江苏省卫生厅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