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br/>专栏：<br/><br/> 福气 马铁丁<br/> 最近，有位邻居的父亲刚从南方来，在一个晚上跟我闲谈起来。一问一答，谈了好一会。回头一想，原来是这样一段对话：<br/> 问：这里羊肉多少钱一斤，大米多少钱一斤？<br/> 答：不知道，我是在公共食堂吃饭的。<br/> 问：洗澡贵不贵？<br/> 答：不知道，我们有公共澡堂。<br/> 问：电影票多少钱一张？<br/> 答：不知道，机关有人给买。<br/> 问：（他见我房子窗户玻璃坏了一块）玻璃多少钱一块？<br/> 答：不知道，公家帮我们修。<br/> 问：“你们真有福气，公家管你们管得多周到！……我明天就回去啦，火车票怎么买法呀？大概也不清楚吧……。”<br/> 我既不能回答，也不想再谈下去了。说实在的，我当时并不感到羞愧，只是觉到，要说这些，一晚上也谈不完。<br/> 真的，我们这些比较负责的“公家人”活在世上，除了上班办公以外，一切私事，无论衣、食、住、行、娱乐、看病，也无论婚、丧、嫁、娶，孩子的生育、抚养和读书，全给公家“包干”了。而人的私生活又何其复杂细致，母亲的慈心，夫妻的爱情，病人的忧愁，老人的寒暖，如此等等，公家哪一样不在关心之列呢！<br/> 想到这里，我忽然大有感触。因为，像我所知这样的待遇，还并没有使某些人得到满足。有一部分人（不知怎的，去年这一部分好像又扩大了）“级”已经很高，却还要争着往上提，“待遇”已经很好，却要争着再好，被“照顾”得已经很多，却还争着更多，已经坐上小汽车的，却还争着要专车；房子已经够住，却争着要更好更多的房子。如此等等，种种没有餍足的要求，还在无休止地向公家涌来。对于这，我真想选用一些最刻毒的字眼予以斥责。<br/> 可是，我又一想，觉得这实在不过是一小部分人的过失，而另外的一些干部并没有这么多的欲望，他们是辛勤地工作着，他们所享受的也并未越出公家规定的界限一步。为了使他们集中精力于工作，多照顾一些又有什么不可以呢！<br/> 然而，正在这里，恰恰碰上了一个更严重的题。我在那位邻居的父亲面前的窘态难道是什么光荣的事体吗？于是，我想到：正是公家为我们服务太多的原故，才使我们同普通人民的生活隔绝，弄得更加不知民间疾苦，柴、米、油、盐的价钱不知道。这好像不要紧，其实，正是与人民生活的情形很隔膜的表现，既如此，又怎么能够深入地理解人民的要求呢？而我们，这些公家人，不正是为人民而工作吗？这是一。第二、正因为这样，总务工作人员就增多，行政部门膨胀，加大了国家的财政支出，而这，也就等于浪费了人民的血汗，那么，这种作法，与大多数人又何益之有呢？<br/> 看来，我们这批“公家人”的最大的好处是办公家的事，但也有缺点，缺点之一，就是不办或不大办自己的私事，而不办私事在一些情况下也就有碍于办好公事。<br/> 这里，我又感到，一部分人的那种没有餍足的个人欲望，也多少与公家照顾得太多有关系，与不知民间疾苦有关系。我们不赞成绝对平均主义，但是也决不可以使这些人的生活与普通人民的生活相差太远，更不能让他们脱离人民！与人民共甘同苦，这才是我们的福气！
第8版()<br/>专栏：<br/><br/> 忆 蒲若鲁<br/>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想起我们在革命根据地里和群众一起过春节的情景，虽然没有童年时代的春节那样迷人，但和我们进入城市以后的情形比较起来，却是十分珍贵的记忆了。<br/> 那时，机关和部队都是住在群众家里，逢到过春节，房东总也比平日忙碌一些，磨面蒸馒头啦，磨豆子做豆腐啦；我们呢，也就帮着他们抬水、推磨。把屋子从上到下、里里外外打扫得亮堂堂。在供给制度上，过这样的大节，我们要加一斤肉，如果单位的伙房同志有点本领的话，就会有文章做了，能够做出一次很丰富的菜来；最蹩脚的，也有一大钵萝卜烧肉，吃一顿馒头或是一顿大米饭。而房东一家，就是我们的上客。可是也常常碰到特别客气的房东，三请四邀还不肯来，于是我们就拉的拉、拖的拖，甚至还等到我们生气了才坐上桌来，真是热和得很。<br/> 除了请驻地的群众吃饭以外，有时还组织晚会，和群众联欢。党政机关没有文工团，就由干部们自己来拉胡琴、吹笛子，说说唱唱，有时也演个小戏。节目的内容，大都是和当前的斗争任务密切结合的，确实也起了欢娱和宣传教育相结合的作用。<br/> 过年、过春节，有时同志们也组织起来向首长或旁的单位去贺禧拜年，也敲锣打鼓、化了装去向驻地的群众拜年，对于驻地的军属和烈属，还要送礼。<br/> 可是过这样的太平年，也不是容易的。有时候，据点里的日伪军会乘群众忙于过年而来突然的袭击或扫荡一下，把群众辛辛苦苦准备起来的过节东西，掳掠一空。<br/> 记得1947年的春节前，国民党军对我苏中解放区进行“清剿”，我们一个小组坚持在一个靠近海滨的乡里，不久就和机关失去了联系，于是我们找了一只海船，渡过海峡去找机关，到达那边海岸的晚上，正是除夕。当我们通过村干部找好住处睡到半夜，干部就来通知我们：敌人已经到了离我们宿处不到三里路的一个市集上了，于是，我们天不亮就又转移。初一那天，四面是枪声，我们和群众一起，也就跑了一天。<br/> 战斗的日子终于过去了，我们胜利地进入了城市。现在城市里的春节，自然不再有我那童年时代春节的那种迷人的细节，也没有我们革命根据地时代那样饶有政治意义的活动了。我以为，这正该让我们想一想：旧社会里的春节，到底有多少人是欢乐的，多少人是害怕那暗夜中游动着的灯笼的？我们曾经在革命根据地里战斗过来的同志，回忆一下一钵猪肉，几个馒头，邀请房东共乐的情景，那该不是没有意义的吧。
第8版()<br/>专栏：<br/><br/> 早晨的礼炮 阮章竞<br/> 星淡月光残，<br/> 天新白云好，<br/> 静静的群山初睡醒，<br/> 我们这里是清早。<br/> 霞光里，百灵鸟群穿梭飞，<br/> 晨风中，升起了红旗信号，<br/> 银装素裹的草原上，<br/> 响起了早晨的礼炮。<br/> 向初醒的白云鄂博请安，<br/> 向清晨的草原问好，<br/> 向骄傲的时代报告：<br/> 我们这里是清早。
第8版()<br/>专栏：<br/><br/> 老共产党员李本云 魏文华<br/> 在江苏省射阳县同心乡，几乎无人不知曾经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共产党员李本云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在农业生产上积极劳动和他密切联系群众的事迹。<br/> 我在1月17日去访问他时，他正从几十里外的黄海滩上拾草回来。从外表看他和当地一个朴实的农民完全一样。<br/> 李本云是四川省阆中县人，从小为地主放牛。1933年十四岁时参加红军，十五岁时加入了共产党。在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转战十三省，参加过二十四次大的战斗，小战斗自己也记不清了。爬雪山，过草地，吃过草根皮带，经历过无数艰辛，并且在战斗中立过两次大功。全身受过十二次伤，至今胸膛里还锲着一颗子弹没有取出，左胯下一个茶杯口那样大的伤洞没有长平。在部队里他由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而营长。1946年他在苏北的一次战斗中受了重伤后在射阳县同心乡休养，爱上了这个地方，复员后就留在这里安家立业参加农业生产。这里的人们至今还称他为“老营长”。<br/> 十年来，李本云在地方上一直用老红军的方式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初从部队下来休养时，上级曾派两个通讯员随同照顾他。当时正处在国民党疯狂进攻的艰苦情况下，李本云想到前方正需要人，不久就打发一个通讯员回部队去。伤口稍为好些，他又把另一个也送走，当时这个通讯员说：“情况这样困难，党要我来照顾你，我不能离开。”李本云说：“前方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你服从命令，去吧！”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不要国家供给，一个人提篮卖烧饼、纸烟、针线等养活自己。后来想到共产党员做生意不合适，便全力参加农业生产。<br/> 他所在的同心乡是个棉产区。李本云小时候在故乡没有看过人种棉花，在生产上遇到了很大困难。但是他没有在困难面前退缩，虚心地向附近的老农民学习生产技术，和当地的一个农村姑娘结婚后又向妻子学习。起初参加生产时伤口作痛，他就做了一条小板凳带到田里，坐着边移动边拔草。为了不耽误生产，妻子生了小孩，两人下田时就把小孩担到地头照料。当地的干部和群众看到这种情况，提出要派人为他代耕，他说：“我能劳动时要人侍候，这不是我革命的目的”，谢绝了群众的好意。他还带头响应政府的号召，试验各种增产措施，例如在棉田铺生泥、盖草、实行条播等。<br/> 1954年防汛期间，李本云又不顾自己的伤口痛，带着人上堤日夜巡逻。有一次堤岸决口，他第一个跳下去抢堵，群众也跟着下去堵住决口，保护了三千多亩棉田未被水淹，群众都说：“亏了老营长！”<br/> 在互助合作运动中，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也都是李本云带头说服动员他的十多户邻居和亲戚最先参加。他自己在社里积极劳动，夏季锄草期间，他每天半夜起来敲锣唤醒社员做饭下田，连续一个多月。去年他除了开会和外出的时间，还和妻子一道做了二百八十个劳动日。由于他在劳动中积极钻研，带头苦干，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植棉能手。<br/> 李本云在干部和群众面前从来不摆功臣架子，谦虚、和气，严格要求自己。有些复员军人回乡后和当地干部不团结，他听到了去劝解时，常对复员军人说：“我们在前方打仗是革命，地方干部工作也是革命，说功劳都是，凭功劳不尊重干部就不对了！”有些烈、军属和复员军人没有得到适当照顾，他也及时向干部们提出建议。在镇压反革命、普选、兵役宣传、统购统销等工作中，他都积极参加宣传，并带头执行政府的决定。<br/> 李本云在丰收年景总是把多余的钱储蓄起来，或者买公债、帮助困难的邻居。在荒年他就省吃俭用，自力更生，从不向政府要求补助。1950年春荒时，他自己虽然很困难，但还拿出一部分麦子借给十多户邻居。新麦登场后邻居还他时，因为新麦有蚀耗多量了一点给他，他把多出的送回给邻居，说：“共产党员帮助别人解决困难，怎能要利息？”去年农业社棉花因受台风影响减产，收入减少了，妻子又生病住了医院，乡人民委员会特地为他写了一份证明，请他带到上级人民委员会去请求补助。他到县民政科的时候，正有一些军属和复员军人在向干部诉困难。他一看，扭转身便把证明信原封带回，自行设法借钱解决了困难，没有向政府请求补助。后来他向问起这件事的干部们说：“国家要建设，处处花钱，个人的困难总好解决。”农业社干部和社员因为他常去外面开会，提出要补贴他一些工分，他说：“我没有劳动得工分，于心不安”，至今没有接受。自己在家里养了些猪、羊、鸡、鸭、家兔等，贴补些生活。当上级党委提出党员应关心群众疾苦的号召后，他负责掌握一个生产大队的生产救灾工作，经常访问困难户，安排他们的生产。去年12月他从北京开会回来后，就立即带领了二十多人到几十里外的海滩上去拾草。他们住在海边临时搭起的草棚中，冒着风雪干了二十多天，每人平均分到了六十多元。群众曾对他说：老营长，你是有功之人，该憩憩享受点了！他笑笑说：“功是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的。现在建设社会主义，享受还要等等哩！”<br/> 由于李本云热爱劳动，密切联系群众，同群众共甘苦，生活上艰苦朴素，两次选举，他都被选为乡和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心乡的男女农民都异口同声地称赞他说：老营长真好，是一个好共产党员。
第8版()<br/>专栏：<br/><br/> 到俱乐部去（年画） 吴君琪
第8版()<br/>专栏：<br/><br/>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抗议”？<br/> 辟玉<br/> 前些时候，“文艺报”上讨论相声“买猴儿”和漫画的讽刺问题的时候，有许多人提到相声和漫画在履行自己的“本能职责”中，常常遇到不应有的无理干涉；影片“新局长到来之前”放映以后，也遇到据说是歪曲转业军人的形象的责难。<br/> 事情真是无独有偶：去年11月里，长春电影制片厂收到了一件盖着大印的公函，可是，这却不是一般事务性的公文，而是中华护士学会总会的抗议书。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呢？请看抗议书：“在1956年十九期大众电影上看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又有……和‘带刺的玫瑰’（现名“如此多情”——作者）两部中型讽刺喜剧电影文学剧本下厂。……我们认为通过影片来教育和纠正一些遗留在少数妇女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是可以的，若常把它安在护士头上就很不妥当。……而长春影片公司（原文如此——作者）却把护士充当讽刺喜剧的主人翁，这种行动无异于落井投石，对护士再加一层错误的粉刷。目前各领导部门正在积极研究解决护士问题，……人民日报曾发出‘尊重护士的高尚劳动’的社论，而长影还在摄制歪曲护士形象的影片，我们认为是非常不恰当的，为此特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立即停止‘带刺的玫瑰’一片的摄制。”<br/> 为什么抗议？这里已经明明白白。长春电影制片厂也已经拒绝了这个“抗议”，刊载在今年第一期的“大众电影”上。<br/> “带刺的玫瑰”讽刺一个只重衣衫不重人的姑娘，她找寻对象，爱的是钱，是职位，而不是人。如果要找一句简单概括的话说明它的主题思想，那大概就是“批判在恋爱问题上的资产阶级观点”。从这里，是找不出“歪曲护士形象”的痕迹，听不见“落井投石”的回响，看不到“错误粉刷”的灰浆的。<br/> 艺术必须通过“人”的思想、行动才能构成戏剧情节，电影尤其不能例外，而人总是有自己的社会职业的。“带刺的玫瑰”的剧作者有责任给影片的主人翁找到职业。也许剧作者可以把自己的人物安排成一个失业的或者职业不明的人。可是，观众不会同意的，因为这是不真实的。所以，不当护士，也会有别的职业。任何工作岗位上的人，都可能有消极的、落后的一面，而这一面，往往是有普遍意义的，非职业性的。对这个具体的人物的批评，怎么能认为是对这种职业的“歪曲”呢？<br/> 也许有人可以说中华护士学会总会的抗议是出于误会。但是，据我所知，艺术创作中，碰到的这类无理干涉却已司空见惯了。据说，长春电影制片厂原来计划把相声“买猴儿”拍成电影，甚至作好了准备，但是有人说商业部门没有“马大哈”这样的人，影片的计划只得撤销。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夏天的故事”里的初中毕业生田金生考上高中不升学，不是就被指责为不符合教育政策而要求修改吗？这样的例子的确是举不胜举。难怪最近有一个单位建议将新拍成的影片“国庆十点钟”中受到批判的麻痹的文化局改为不知名的单位，以免引起文化部门的不满。很明显，如果同意了中华护士学会总会和上述那些人的观点，那么今后在一切讽刺作品和喜剧中，最主要的“人”都会失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