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从古代植棉技术中看祖国农学遗产 华中农业科学研究所 王缨
在我国各主要农作物中，以棉花的引进较迟。古代我国人民的服被原料主要是靠丝麻，宋末元初（约当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用棉才逐渐普遍。到了十四世纪初期，棉花即在长江、黄河流域各省种植，棉纤维即在多方面代替了丝麻，已呈“不蚕而绵，不麻而絮”之势。
我国中部各省的植棉历史虽还不到千年，但由于我国是个农业古国，在棉花未引入前，即已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农业经验，待棉花引入后，将已有农业经验具体用之于棉花，加以发挥创造，即形成棉花增产技术，所以我国棉花栽培学遗产仍是相当丰富的。
自1273年元代司农司撰的“农桑辑要”起，我国便有了专门的棉业文献，明、清两代的棉业文献更多。这些文献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汇编性质的，另一类是总结性质的。清代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草木典中的“木棉部汇考”、钦定授时通考中的“木棉”和广群芳谱中的“木棉花”等属于前一类，而农桑辑要中的“木棉”、王祯农书中的“木棉”、群芳谱中的“棉谱”、农政全书卷三十五的“木棉”和植棉纂要等则属于后一类。
除以上各农书外，在游记、传记、诗咏和各棉区地方志中也可以找到一些零碎的棉花材料。又由于棉花也是一种中药药材，所以在本草典籍中也可以找到有关棉花的记载，如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即有一节谈到我国棉花的起源和种类。
所有这些材料，都是研究我国古代植棉业的重要依据，只可惜有些宝贵材料如张五典“种棉法”、徐光启“吉贝疏”和农遗什疏等，据目前了解，可能已是失传了，这是个很大的损失。
这里，由于篇幅的关系，不可能对我国植棉技术遗产进行全面的论述。仅就作者所知，举出下列数例略加说明。
如在棉田耕作方面，我国很早就知道棉田应早耕、深耕，明末王象晋群芳谱即主张在拾花完毕后，立刻拔去棉杆，随深耕之，以便“令阳和之气掩入土内”。在较干旱的北方地区，为避免跑墒，耕后应“随捞平，不致风干”（见前书及清张宗法三农纪等书）。而对于南方稻棉轮作区，收获水稻后，即行秋耕，而在耕后，“不宜耙细，须大墢岸起，令其凝冱，来年冻释，土脉细润”（见明末徐光启农政全书），春耕时再耙细，这一区别对待办法，至今仍为南北棉区所采用。
在棉田作畦方面，尤为细致，古时棉田多为窄畦，每畦仅植棉一行。如农桑辑要主张：“每畦长八步，阔一步，内半步作畦面，半步作畦背”。农政全书还主张在作畦后，播棉前，锄地三、四次，以使土细、草净、畦面平整。并说：“锄白一当锄青二，去草自其芽蘖故”。
清道光年间的耕心农话提出两畦间设一畎一畛（埂子），畎便于排水，畛便以立脚，再利用开畎的土加于畦背上，又利于通风。但古时也有作宽畦的，如农政全书载，当时余姚海堧（即海边）的畦宽为一丈，畦面“中高旁下”，畦沟深广各二、三尺，这样也能便于排水。
棉籽种皮较厚，出苗较难，所以很讲究种子处理技术。对于这点，古人也早已掌握，如农桑辑要即称：在播棉前，用水淘过子粒，堆于湿地上，瓦盆复一夜，次日取出，用小灰搓得伶俐，然后播种。“瓦盆复一夜”，较能保温保湿，增强催芽效力，小灰拌后便于播种出苗。十四世纪的农桑衣食撮要和明代的便民图纂，则主张先将棉籽浸湿，以灰拌匀，待生芽后，再行播种。
作于十八世纪中的农圃便览和御题棉花图，还载有开水汤种办法，说：棉籽先用开水泼过，再用雪水、草木灰拌匀，然后播种。对棉籽开水汤种一法，有不少人以为是从外国传入的，而不知我国早已将此法用在生产上了。
对于适时播种的道理，古人也很了解。如农政全书引张五典种法说：“种不宜晚，晚则秋寒，早则桃多不成实，即成亦不甚大，而花软无绒”。群芳谱也说：“种不宜早，恐春霜伤苗，又不宜晚，恐秋霜伤桃”。究以何时播种为适呢？农政全书提出具体时间，说棉花播种期以“清明前五日为上时，后五日为中时，谷雨为下时，决不宜过谷雨矣”。清康熙年间蒲松龄所著农蚕经中说：“大约在清明谷雨间，酌其冷暖，略早种之，苗虽不肥，而节密桃多，晚则苗虽盛而桃稀”。此外在其他许多古书中，也都主张早播。目前我国各地棉花播种期一般偏迟，古人这一提早播种，充分利用无霜期的主张，对我们研究播种期问题有所启示。
但早播多易造成烂种缺苗，徐光启分析其原因有四，即选种不精、撒播不盖土、播种太密和地力瘠薄等。同时也提出了防止早播缺苗的办法四项，即精选棉籽、增施肥料、稀植和播后盖土镇压等。另外，对于地蚕较多的地，应设法捕灭地蚕；翻绿肥的地，应翻盖均匀，以防绿肥发酵时烧种烂芽。在这几项技术中，除稀植一项有待研究外，其余各项都肯定是正确的，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
古代用于棉花的播种方法也有点播、撒播和条播三种，一般多主张采用点播。群芳谱所载点播方法较详，它说：在地耕好后，于播种沟内，隔一尺作一穴，于穴中浇水一、二碗，待水渗入土后，下种四、五粒，以熟粪一碗盖种，再盖土一、二指厚，用脚踏实以代镇压。对于撒播和条播的，也必须以“木碌碡”碾平，或以“石砘”砘实。
“随种下肥”能及时供给作物苗期养分，使苗期生长茁壮，并节约用肥，故在目前仍被视为先进农业技术之一。但在我国，这一方法也早已用于生产上了。如群芳谱和三农纪都主张在粪少时应“随种而用粪”，这种粪必须腐熟，以免烧种烂芽，并说若采用腐熟麻饼则甚好。
耕心农话还主张在开穴后，以熟粪拌泥，垫底下种，下种后以“秧灰”盖之，然后轻轻按实，并以微水润之。此外，作于十九世纪末的抚郡农产考略中还载有在点播棉花时，以人尿浇灌之，“并以乌灰、黄土复种”，也有用火粪盖种的。火粪盖种办法至今仍流行在南方棉区。
在棉田中耕除草方面，古人主张早锄、勤锄、细锄，要求在夏至前即锄草七遍，锄头三遍草时结合间苗定苗。如元代的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中就说：棉花“既种，须一月三薅”。农桑辑要说：棉田“锄治常要洁净”。农桑衣食撮要说：棉田须“勤锄”。农政全书又说：锄棉“功须极细密”，锄必七遍以上，又须在夏至前，谚云：锄花要趁黄梅信，锄头落地长三寸。
头草早锄这一原则，至今仍为老农所重视。古书中也都主张在棉花两片子叶时即锄头草，张五典和王象晋都一致主张：第一次锄草间苗时宜密留棉苗，以备缺损，再锄仍宜稍密，三锄则定苗。植棉纂要对锄草结合间苗说得更加具体，它把头二次留苗的多少与天气结合起来，如天气还很冷即多留，暖则少留。
锄棉还可结合追肥、培土，如张五典种法说：或锄到三遍，花苗高耸，每根苗边，用熟粪半升培植。植棉纂要说：“锄耘之法，宜近根二、三寸，将土松动，遗土即培护根下，则土松培厚，苗得行根深远，便耐旱、耐风雨”。
各项技术措施结合进行，既能同时供应作物生活所需要的综合因素。又节省人工，现代机耕技术仍以中耕配合追肥、培土，这就显示了现代农业技术同古代农业技术之间的继承关系。
十三世纪的农桑辑要一书中，即已有了关于棉花摘心整枝的记载，说棉花长到二尺高时，即应打去冲天心，旁枝长到尺半，也应去心，这样才能使棉株节不空地开花结实。至群芳谱，棉花摘心整枝在我国已经成了相当高级、复杂而细致的技术工作，该书中不仅提到摘心整枝时棉花主干及旁枝的长度，并订出密度同整枝配合的结果，应达到“勿令交枝相揉”的标准。又提出顶心或旁心应在“三伏天各打一次”，且应在晴天打去，以防雨水侵入伤口，致使棉枝溃烂。又由于棉枝生长速度不一，所以摘心整枝工作不应要求一次完成，而应当枝条长大时，“随时打去，不必例拘”。
目前我国还有不少地区不进行棉花摘心整枝，有的虽行而很不细致，不是“随时打去，不必例拘”，而是贪图省事，一次完成，往往造成减产。这种现象，与其说是没有采用先进技术，倒不如说是我国古法已被遗忘失传。
在选种方面，我国早就有选用“中喷花”（棉株中部的棉花）作种的习惯，如王祯农书中说：“所种之子，初收者未实，近霜者又不可用。唯中间时月收者为上。”此后各书都如此记载。至十九世纪末的王树善种棉法对此法又有进一步的说明，说：“摘花分三次，第一次摘后，逾半月，摘第二次，又半月，摘第三次，其第二次所摘花朵，宜拣出最佳者，以为种子”。这种选用“中喷花”办法还结合了铃选，也有记载结合株选或瓣选的。
苏联多主张选用第一批收得的花作种，因此，解放之初，有人想据此否定我国选用“中喷花”的经验。但苏联自然情况同我国不同，苏联纬度较高，生长期较短，可能只有第一批花的种子成熟比较充分。我国留用“中喷花”作种的习惯既是自古流传，且已普及全国，想必有其一定道理，绝不容轻易加以否定。
对于棉种粒选的重要性，古人也了解得相当深刻。在三百多年前，群芳谱即指出：棉籽的“陈者，秕者、油者、湿者、蒸者、经火焙者，皆不堪作种。将种时，用水浥湿，过半刻，淘出其不堪者，皆浮出水面，而坚实不损者必沉，取而使之，苗必茂”。
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还把不进行粒选或粒选不精，列为棉花减产和早播缺苗的四大原因之一，又把粒选列为增产和防止早播缺苗的主要办法。至今粒选仍为一项重要植棉技术。
此外，在浸种方面，古书中还载有用腊月雪水和鳗鱼汁浸种办法，说如此便能使棉花耐寒，耐旱，并耐风雨。在防止早播缺苗方面，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提出于棉田中先种大麦或蚕豆，然后翻入土中种棉，棉苗即能耐寒，并说这样“可先他田半月十日种”。在间苗方面，古人都主张间去过大和过小的棉苗，留用中等棉苗，说大苗虽枝叶繁茂，而结桃较少。在轮作方面，主张在稻棉轮作地区，采用“种棉二年，翻稻一年”的短期轮作制，说这样能使“草根溃烂，土气肥厚，虫螟不生”。对于麦棉两熟地区，徐光启早已提出从改进麦、棉播种方法着手，来克服两熟增产矛盾，他主张采用小麦点播，棉花点播或撒播。所有这些增产技术，都是很值得我们重行研究确定的。
总之，我国农学遗产的丰富，可从古代植棉技术中窥见一斑。目前在“向科学进军”和“整理祖国科学遗产”的号召下，研究我国农学遗产是我们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光荣任务。在我国农学方面，解放前一味模仿欧美，崇拜西洋；解放后，部分农业工作者，唯以苏联为是，而忽视了我国农业生产的特点。苏联先进经验肯定是必须学习的，但也必须了解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现在负有“承先启后”的大任，即承我国农学遗产之“先”，启社会主义农业建设之“后”，希全国农业科学工作者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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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汉卿“单刀会”的前二折 李健吾
这是一出戏剧杰作。在我读过的世界戏剧杰作中，“关大王独赴单刀会”这出杂剧，怕是结构最单纯，手法最简练的了，整个看来，甚至于可以说素朴到了这样一种地步，觉得前二折近乎多余，例如一般演出，就只从第三折（改写过）开始。真就多余吗？写了一辈子戏的关汉卿，写了许多杰作，又何苦写这前二折呢？难道只是为了满足四折形式，才添上这前二折吗？
我不敢相信他会这样滥用他的笔墨。
在没有深入我对自己提出来的问题以前，我愿意先指出前二折本身的缺点。缺点很大，还很显著。首先，不合人物实际情况；因而其次，不合历史事实，有时候弥补也弥补不了；因而其三，前言不对后语。鲁肃定计请关羽过江赴宴，乘机索取荆州，关羽如若不肯，就把他拘囚起来。鲁肃希望在行计之前，听听别人的意见。这样我们在情节上就有了前二折。
第一折是他邀请乔国老（孙策和周瑜的岳父）过帅府一谈。国老问鲁肃：“你知博望烧屯那一事么。”回答是“小官不知。老相公试说者。”鲁肃会“不知”，已经非常可怪了，而国老问他知否隔江斗智一事，他却回答：“……小官知便知道，不得详细，老相公试说者”，就更可怪了。剧作者明知鲁肃是赤壁大战主角之一，身当其冲，反要不预其事的国老“试说”一遍，未免过于大意。有历史知识的人，听过平话（当时完整的“三国演义”还不存在）的人，会觉得这两个人不是一个是傻瓜，就是一个是装傻。这个鲁元帅实在无知可笑。身为元帅，和敌人隔江对峙，竟然对敌人生平一无所知，说：“他便有甚本事”，他也许是小看关羽，故作此语罢。
他在乔国老面前讨了一场无趣，决定下乡寻访关羽的旧友司马徽，了解一下关羽的“知勇谋略，酒中德性”。这一折和前一折一样布局单纯，但是进行上添了一点喜剧情调，调和戏的严肃空气。司马徽先是答应赴宴，一听主客是关羽，立即回绝，说：“贫道风疾举发，去不的，去不的。”他认为关羽“酒性躁，不中撩斗”，劝鲁肃酒席间千万不要说起“索取荆州”。鲁肃打算“壁间暗藏甲士，擒住关公”。于是司马徽形容了一番诸葛亮神机妙算和五虎将勇猛难当，特别把关羽他的英雄事迹再交代一遍。
这两场戏有一个相同的手法，就是乔国老与司马徽表过关羽声威，立即下场，半句话也不多和鲁肃应酬。
分析到这里，我相信这前二折戏的妙处，已经跃然欲出了。在没有完全说破以前，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看看所谓缺点是否就是缺点。
我们不能想像，关汉卿这样的大作家，会糊里糊涂把鲁肃写得那样没有记性，或者那样孤陋寡闻
（虽然他有意要把他写成一个不自量力的人物），因而那样远离历史的真实。
问题是他面对着一个更重要的真实，而且迫使他必须加以应付，那就是：他的戏是演给广大人民看的，他们中间更多的是文盲。我们知识分子读过“三国志”，也读过关于“三国志”的“平话”，尤其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此后三国戏经常上演，就是文盲，说起三国故事来，也如数家珍了。不过我们是在今天。假定我们活在关汉卿时代，在蒙古民族统治中国时代，情形却就显然不同了。对关汉卿说来，在他的亲爱的文盲观众的心里，建立关羽的英雄形象，有首要意义。鲁肃的“不知”或者“不得详细”，请“老相公试说者”，实际是为观众服务。鲁肃在这里一方面是台上人物，一方面也代表台下观众。关汉卿这样作，多少给鲁肃这一人物的历史真实性带来了损害，然而广大的文盲观众却会感激他的厚谊的。他不是书斋剧作家。他像莎士比亚、莫里哀一样，“躬践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臧晋叔“元曲选”序二），时刻站在观众立场，考虑戏剧效果。他们的技巧从实际中来，后人领会他们的艺术成就，也必须像毛主席所指示，从实际出发。
同时也结合着为了戏剧。因为通过对关羽的介绍，在戏剧进行上，还起了两个大作用，一个直接反映在鲁肃（当事人）的心理上，使他在第二折末尾不得不说：“我听那先生说了这一会，交（叫）我也怕上来了。”怕尽管怕，他仍然依计而行，因为“索取荆州”是他非作不可的分内事。另一个直接反映在观众的心理上，在关羽未登场之前，使观众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觉。这二折戏制造气氛，成为烘托，完成了主要人物登场之前的准备工作。于是鲁肃的性格，在别人形容关羽的英雄事迹上，得到了反映；关羽的性格，通过形容，也有了一种精神基础。对比同时在这里也完成了。
这是主要人物（关羽）出场较迟的一出颂剧，而一出场就把戏带进了高潮。像这样不尽早放主要人物出场的，我们只在十七世纪的喜剧杰作“达尔杜弗”（或译为“伪君子”）看到过。莫里哀的达尔杜弗迟到第三幕露面。千呼万唤始出来，一出来就是戏，水到渠成，观众已经迫不及待了。关汉卿同样了解这种观众心理，同样在杂剧方式中完成了这种戏剧效果，虽然一个是颂剧，主要人物是英雄，而另一个是喜剧，主要人物是恶棍，不过技巧却是相似的。
然而我们的关汉卿，活在十三世纪。
近代一般演出（改编），只演后二折，把重点放在演员（关羽）登场和戏剧进行的高潮上，在歌剧上也许可以这样作，事实上也这样作了，不过就戏剧全盘的安排而言，未免辜负剧作者的匠心。
整个这出英雄颂剧，素朴有力，对比鲜明，效果卓越，显出了关汉卿写戏的多样的盖世才华。布局有层次，进行迅速，线条率直，气势雄浑，收煞明朗，唱词自然豪放，就英雄颂剧一格而言，确是千古绝唱。他一开头，就利用乔国老唱出了人民热望和平的心愿：“兵器改为农器用”。他塑造关羽的英雄性格，表扬中间，也指出了“那汉劣性怎肯道折了半筹”。而第三折直写关羽声威，也写出了他过分自信的骄傲。第四折在船头吊古伤今的歌咏，又加深了性格的温润。
关汉卿只有这样一出颂剧传留后世，这样的颂剧，在传留到今天的元曲中，也不多见。作家出版社的“元人杂剧选”只选他的世态剧（喜剧与悲剧），对他，对元曲，似乎都不怎么公道。
附注：“三国演义”写“单刀会”，寥寥数段，也很出色，特别是宴会将毕，关羽怒斥周仓，“夺周仓所捧大刀”，极见关羽机智。
“三国志平话”却写来平平无奇了。京剧的“单刀会”，单听关羽船头几句唱词，就远不及关汉卿套用苏东坡的词、赋，有声，有色，有格调“关大王独赴单刀会”这出颂剧，在境界上，让我们想到古代希腊悲剧“浦罗米修斯被绑”，也只有“浦罗米修斯被绑”能和它相提并论，虽然故事、主题、布局、人物迥不相同。
本文所引“单刀会”剧词见于“孤本元明杂剧”（上海涵芬楼印行）第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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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唐代名画“簪花仕女图”被制成木版水印画
用我国古老的木板水印方法，荣宝斋1月30日完成唐代大画师周昉的杰作“簪花仕女图”的复制。这幅图长二百四十多公分，宽五十七公分，是荣宝斋六十多年来第一次复制的巨幅名画。
复制“簪花仕女图”，有印刷木板七百多块，每复制一幅须套印一千多次，主要的是使用矿物颜色，不仅色彩印得准确，并且自然而生动地表达出原画的笔态。
“簪花仕女图”是一千多年前的一幅名画，这次印制成的木板水印画，宛如周昉的原作。画面呈现了唐代贵族妇女簪花喜乐的情景，姿态丰盈，衣裙艳丽。画尾在石旁有一株紫红色的辛夷花，使人感到画中人物正缓步在广阔的花园里。木刻水印画依然保留原作者十分高明的表现手法：刚柔兼备和繁简适中的线条，运用得异常成熟，人物的举止动作画得细致入微。
周昉的原画早年珍藏在北京的故宫，后来流散在东北，现在在沈阳博物馆保存。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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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去年防治为害严重的疾病有很大成绩
四十多万血吸虫病患者得到了治疗，基本上控制了人间鼠疫的发生，疟疾、黑热病等的防治也有了成效。
据新华社2日讯 过去一年，我国在防治危害人民严重的各种疾病方面有很大成绩。
去年1月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的任务以来，国内有四十多万个血吸虫病患者得到了治疗。有些疫区并且出现了消灭血吸虫病的乡村。各地为了消灭血吸虫病，曾经发动群众进行大规模的消灭钉螺（血吸虫栖宿在钉螺内）工作。在长江以南和长江沿岸血吸虫病流行的地区，人民群众采用火烧、除草、土埋钉螺和结合兴修农业水利填平沟渠等方法消灭钉螺，灭螺面积达到一万五千八百多万平方公尺。许多地区对粪便进行了严格的管制。过去血吸虫病流行最严重的江苏省青浦县，现在每个镇都设有清洁管理所，收购居民的粪便，并且把它贮藏一个时候，使虫卵消灭以后再给农民使用。这一年中，各地发现了许多治疗血吸虫病的中药。经过临床实验研究，证明半边莲、乌桕树根皮、浮胀草等中药对消除晚期血吸虫病某些症状效果很好。
疟疾、鼠疫、黑热病的防治工作，一年来也取得了成绩。在全国疟疾流行比较严重的省份，到现在为止已经建立了三十八个疟疾防治站和一些寄生虫病专业防治研究机构。传染疟疾的主要媒介是疟蚊，对于疟蚊的种别、疟区性质和分布概况等问题，目前已经有了初步了解。医学工作者经过调查研究后，认为今后七年内在国内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疟疾是可能的。
去年3月卫生部召开鼠疫防治专业会议以后，各地展开了广泛的灭鼠灭蚤工作。一年来使用药物毒鼠的面积有一千多万公顷，用药物杀蚤的面积有七千三百万平方公尺；在发现鼠间鼠疫的地区，收集和捕捉的死鼠有一千五百多万只。1956年已经基本上控制了人间鼠疫的发生（人得了鼠疫叫人间鼠疫，鼠得了鼠疫叫鼠间鼠疫）。
从解放以来到去年年底为止，卫生部门已经治疗了六十万个黑热病患者，治愈率达到97％左右。
卫生部在这一年中举办过流行病学、寄生虫学、鼠疫防治和疟疾防治等训练班，训练了七百一十三个高级医务人员。各省市又各自训练了中级和初级的血吸虫病和疟疾防治人员共八万多人。
此外，对于麻风、大骨节病（柳拐子病）、地方性甲状腺肿、克山病、性病等也都进行了调查研究。
今年卫生部在防治疾病方面，仍旧以防治血吸虫病、鼠疫和疟疾为重点。在防治血吸虫病方面，准备在所有流行地区有步骤地进行灭钉螺和实行粪便管理，消灭虫卵；计划更大量地治疗有症状的血吸虫病患者。在防治鼠疫方面，将进行鼠疫菌苗预防接种；控制人间鼠疫的发生，并且逐步缩小鼠间鼠疫的流行范围。在防治疟疾方面，将通过对居民区防蚊灭蚊、治疗病人、预防服药等综合措施，控制疟疾的暴发流行，并且有重点地消灭高度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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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向英国博物馆交涉
买回一批敦煌文物卷子的显微影片
新华社3日讯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向英国博物馆购买了一批敦煌文物卷子的显微影片。我国的敦煌文物卷子是五十六年前被英国考古学者斯坦因廉价骗走的。
这批显微影片共有六千九百多件文件，多数是唐代知识分子和佛教徒手抄的四书五经、文学作品、佛经、道经，也有当时各阶层人民纪录的历史事实，科学、技术、地理等资料。据初步整理的情况来看，其中有不少材料是我国目前研究敦煌学的人所没有见到过的。
这批卷子中佛经占的比重很大，其中除了些已失传的经典外，还有很多佛经的“变文”。“变文”是唐代佛教徒用通俗的文字编写成的一些有关佛教的故事。我国佛教文学中的通俗文字就是由那个时候开始的，它对唐以后的通俗文字影响很大。过去研究敦煌文献的人只知道有八十篇变文，现在从这批卷子里又发现了六篇，内容也偶有比较完整的。另外还发现了几篇新的押座文。押座文是那时佛教徒宣讲变文之前用的开场白，过去只知道有八篇。
还有些记载唐代政治变动情况的史料，如唐僖宗时各方藩镇纷起称王，吐谷浑、吐蕃、回鹘等民族和唐争夺甘肃西部地区的情况；黄巢领导农民起义失败的经过；其中有不少材料，是以前我国历史资料中所没有见到的。
另外还有些当时的社会资料，如从西凉到宋代（约自公元405年到987年）的户籍、授田籍，买卖人口、房屋、土地、牲畜和借贷布帛、谷物的契约。从这里面可以看出当时地主对劳动人民的剥削情况。
这些卷子里还有一部完整的“西天路竟”，是记载那时佛教徒由洛阳经西安、新疆后翻过帕米尔高原到达印度中部全程所经过的国邑和里程。
在这批卷子里的文学作品，除了有些比较完整的手抄本唐人诗集和小说外，还有主题非常独特、内容有风趣、文词又优美的“祭驴文”和“孔子项橐相问答”的长篇话本小说，以及“韩擒虎话本”。
现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已组织人力在整理这些材料，并编写目录，不久就可以出借供各方面研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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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教师深入厂矿生产单位
结合工业增产节约进行科学研究
新华社重庆3日电 重庆大学的教师们，在学校里最近举行的第一次科学讨论会上，报告了许多结合工业增产节约问题所作的科学研究题目。
冶金系助教秦伯弘提出的“碱性平炉的初期渣及扒渣机械化”，和讲师罗廷英对“重庆钢铁公司高炉酸性渣脱硫的研究”，引起了应邀参加讨论会的厂矿工程技术人员很大兴趣。在碱性平炉炼钢采用生铁配料的比例较高时，熔化初期要生成大量的渣。这些渣过去往往是自动溢出或倾倒出去，放渣量与速度都不能人为控制，而且容易把铁水带出；有的厂虽采用了人工扒渣与溢渣相结合，但工人要在摄氏一千五百多度的高温炉前连续担负二十多分钟的繁重劳动。秦伯弘经过长时间的研究，设计了一种机体小，扒渣效率高，结构简单灵活的扒渣机。这种扒渣机，是由电动机通过减速箱传动曲柄轴等机件，控制扒渣杆及时把渣扒出。及时扒出渣对缩短熔化期，延长炉子寿命，改善造渣、去磷的操作和钢的质量都有好处。这种扒渣机容易操作，机件又经济，同时可以防止放渣时夹带铁水的损耗。讨论中，厂矿的工程师们都希望这种扒渣机能早日研究成功投入生产，并且对设计方面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
“对于绞孔质量的几点意见”，是机械系助教云大燆到昆明等地机床厂作过实际调查研究后提出的。云大燆准备吸收这次讨论中的意见，作为进一步研究时的参考。
为了找出更多的节约途径和更多的代用品，老教授金锡如、蒋导江、闵传经等也在工作繁忙的情况下，挤出时间来进行这方面的科学研究。金锡如所作的“木质含油轴承的研究”，就是要用含油的木材所作的轴承来代替目前纺织机器中所采用的金属轴承。现在，他已经完成了木材含油的研究和含油柏木轴承的中级轴速、中级轴压的试验，还准备继续进行其他三种木材做轴承，和其他级的轴速、轴压情况下的试验研究工作。金锡如还和讲师、助教等共同作了“国产煤气炉试用不同燃料的初步研究”。
这次科学讨论会提出的科学论文中，有二十二篇是结合厂矿生产的实际进行研究的。重庆大学的教师们在进行科学研究时，经常到厂矿生产单位去实地调查和了解。
另外，在这次讨论会上，厂矿生产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也提出三篇科学研究论文，和教师们一起讨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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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家的春天 新华社驻北京记者
传统的节日——春节，为科学家们的家庭增添了浓厚的春意。
在明朗的清晨，祝贺春节的客人穿过幽静的清华园，来到力学家钱伟长的家里。楠木桌上摆着几只精致的果盒，围着桌子陈设着许多椅凳，一看就知道钱伟长是个好客的人。
来得最早的是叶开沅，他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忙碌地为后来的客人沏茶，一会儿又端来莲子羹。胡海昌也来了，他和叶开沅都是钱伟长的学生，师生们一起获得了科学奖金。钱伟长从来把他的学生当作切磋的良友。他的学生们在他面前也常常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乐于把自己在学术上的进益告诉给自己的老师。钱伟长这几年来培养科学后辈所付出的精力和时间，现在已经有了具体的成就。
客人们不仅是来给科学家祝贺春节，同时也是来为他们庆贺在科学上的丰收。数学家华罗庚答应客人们的请求，把苏联教育科学院副院长、函数论专家马尔库舍维奇的贺信读给客人们听。华罗庚丝毫没有对自己的成就自满，他为了勉励自己和年轻人，曾引用毛主席的话写成了一副对联：“虚心使人进步，学习学习再学习”；“骄傲使人落后，警惕警惕再警惕”。
钱学森最近也接到了一些陌生人的祝贺信。他们是从报纸上得知他获得一等科学奖金以后写来的。钱学森很谦逊地对客人们说，科学研究是很平凡的工作，但有一点成就，都为群众所关怀。钱学森抱着伟大的理想回到了祖国，专心致志地从事艰苦的研究工作。正如郭沫若亲笔题赠给钱学森的一首诗里写的一样。这首挂在客厅里的诗这样写着：
“大火无心云外流，登楼几见月当头，
太平洋上风涛险，西子湖中景色幽，
突破藩篱归故国，参加规划献宏猷，
从兹十二年间事，跨箭相期星际游”。
从钱学森的谈话里，我们知道他对音乐也很在行。
“钱先生对音乐那么感兴趣，是不是受钱夫人的影响呢？”记者问。
这句话把钱学森带回青年时代的回忆中。二十多年前他在交通大学求学，那时他就是学生中有名的铜管乐吹手了。这个著名的力学家对我国传统的书画也有很深的癖好。他说他最喜欢书法，它好像最精炼的优美图画。钱学森是杭州人，他每逢回到家乡，总要到西湖的西冷印社去看看清末的名书画家吴昌硕写的一副篆字对联。现在，在他的书架上还摆着美术丛刊等书籍，据钱学森自己说，他二十岁左右的时候，还学过国画呢！
人们很赞誉他这丰富多采的文娱生活。钱学森说：我们的华罗庚先生对京戏也很内行。我们在访问华罗庚时，又听到他的朋友说他是一个戏剧迷，其中主要是京戏、昆曲和越剧。这些爱好，正是这些科学家们极其丰富的精神世界。
当记者问到著名女科学家何泽慧先生如何过春节时，她搂着身边的孩子说：平日不得闲，现在正是我“还债”的好机会——为她们讲故事，检查她们的功课。
时间对科学家很宝贵。春节是人们安闲休息的日子，但是他们却又在为新的工作忙碌着。钱学森和钱伟长两位先生正趁着春节为将在5日召开的力学会议作准备工作。华罗庚也打算在春节后到哈尔滨去讲学。植物学家锺补求也和往日一样，正在家里聚精会神地在赶写即将讨论的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