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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罗马尼亚在节日气氛中举行大选
乔治乌—德治等党政领导人当选议员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4日电 本社记者丁曼报道：据今天这里的报纸报道，截至昨天晚上八时，罗马尼亚全国已经有96％的选民投了票。
记者今天中午十一时得到消息说，部分选区的投票情况已经有了结果，布加勒斯特“红色格里维察”选区99％的选民投了票，他们一致选举人民民主阵线的候选人乔治乌—德治为国民议会的议员。没有一个人投反对票。
斯托伊卡在布加勒斯特“8月23日”选区获得了99％以上的选票。
彼·格罗查在克罗什城“2月16日”选区得到的选票在99％以上。
据新华社布加勒斯特4日电 2月3日是罗马尼亚国民议会选举的日子。全国各地从早上六点钟开始投票，但是很多选民在五点钟左右天还不亮的时候就争先恐后地来到投票站，争取投第一票。选举要到晚上十二点钟结束，可是，到下午三点钟，全国已经有76％以上的选民投了票。
这一天，布加勒斯特浸沉在节日的气氛中。人们说：“今天不是礼拜天，而是伟大的节日。”
在早晨八点多钟的时候，许多外国记者来到了布加勒斯特红色格里维查选区的第四投票站。这里的候选人是乔治乌—德治。在头三个钟头内这里就有四百多选民投了票。很多选民投完票后对外国记者骄傲地宣布，他们选举了乔治乌—德治。
上午十时五十分，乔治乌—德治和格罗查等在新布加勒斯特选区的第三投票站投了票。这里的候选人是火车司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隆古。同乔治乌—德治一起投票的还有第一次获得选举权的三个十八岁的青年，乔治乌—德治同他们握了手；他又和带领全家来投票的隆古谈了话。数百个选民把乔治乌—德治等党政领导人包围了起来，高呼：“乔治乌—德治万岁！”
在萨耳切斯库选区的一个投票站，有十七位母亲英雄投了票，她们十七个人合起来一共有一百零七个孩子。一位有十七个孩子的母亲在投票时说：“我们家的十六个有选举权的人都选举人民民主阵线的候选人。”
这一天，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青年、妇女、少数民族选民都踊跃投了票。在日乌路伊煤区、普拉霍瓦油区、斯大林城、克罗什、巴科、罗曼等工业中心，一大群一大群的工人一清早就到选举站，他们当中很多人是上完夜班以后就直接赶来投票的。在这些工业中心，绝大多数的人都在上午投完了票。全国大多数村庄投票到十四点就结束了。
在少数民族地区，选举是在罗马尼亚族和其他共同居住的民族充满热烈友谊的气氛下举行的。
在火车上、轮船上也设有投票站。这一天，从苏伊士运河、印度洋、多瑙河发来的许多电报，报道了在航行中的罗马尼亚水手们在船上投票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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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阿尔巴尼亚去年国家计划超额完成
新华社地拉那4日电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央统计局3日公布了1956年国家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
公报说，1956年工业总产量计划完成了101.7％，比1955年总产量提高了8.2％；农业部门完成了原计划的100.2％；商业部门完成了102.2％；文化教育部门完成了106.1％。
在去年一年中，国家共完成了二百七十一项新建工程。
各工业部门完成计划的百分比如下：
石油工业103.5％；沥青工业102.3％；煤矿工业102.1％；铬工业101.6％；电力工业108.2％；机器制造业108.5％；建筑材料工业100.6％；木材工业97.1％；轻工业95.1％；食品工业110.7％。这一年生产的工业和生活用品的品种增加了，劳动生产率也大大提高了。
农业方面，与上个农业年度相比较，耕地面积扩大了3.1％，其中种植面包谷物的面积扩大了7.6％，耕种荒地的计划完成了100.4％，耕种荒地的面积比整个第一个五年计划多一倍。
1956年标志着转向农业合作化方向的转折点。到1956年年底，农业合作社的数目由1955年底的三百十八个增加到了八百八十一个。就是说，目前农业合作社总数中63.9％是在去年建立的。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已经占全国农户总数的58.8％。
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成本的降低，1956年曾两次降低物价，并且在1956年1月开始取消了工业品的配给制度。在过去的一年中，国家为劳动人民建造了六万五千多平方公尺的住宅，新设了不少学校，增设了夜大学和函授学校等。在这一年，政府还增加了优抚金和提高了低薪人员的工资。
（编者注）1956年是阿尔巴尼亚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根据计划规定，到1960年，工业总产值将增加91％，轻工业产值将增加一倍，食品工业将增加94％。农产品和畜产品的产量也将大大扩大。1960年的谷物收获量应比1955年增加46％，棉花87％。合作社的播种面积到1960年将占全国播种面积的70％。国民收入将提高53％，工人和职员的实际工资将提高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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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和尼泊尔互派大使
新华社4日讯 据塔斯社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已经任命苏联驻印度大度米·阿·缅希科夫兼任苏联驻尼泊尔首任大使。
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任命了尼泊尔驻英国，美国和法国大使拉姆·普拉萨德·马南达尔兼任尼泊尔驻苏联首任大使。
苏联和尼泊尔是去年7月间建立外交关系并且决定互派大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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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解决边境共同财产问题
罗南两国举行会谈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4日电 据罗马尼亚通讯社报道：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两国政府代表团1月17日到2月1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谈，商量解决两国边境上的共同财产问题。
两国代表团决定设立一个联合委员会以确定这些共同财产的情况。两国代表团将在联合委员会工作结束后继续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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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德国统一社会党增加了新生力量
发展五万新党员工作胜利完成
新华社柏林4日电 据德意志通讯社消息：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埃·昂纳克最近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宣布说，中央委员会去年7月提出的吸收五万新党员的任务已经完成。昂纳克说，正当敌人集中火力向党进攻的时候，取得这种结果是一次巨大的政治胜利。
昂纳克是在关于政治局工作的报告中谈到这一点的。昂纳克还说，自从去年11月第二十九次中央全会以来，德国统一社会党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特别是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昂纳克强调说，党和劳动人民必须不断提高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警惕，才能担当起保持国内外和平的任务。他还号召不断加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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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简评
这是中立吗？
奥地利政府想了一个奇怪的“理由”来禁止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在奥地利境内继续活动。奥地利内政部在2月1日发布禁令说：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活动“不符合奥地利和其他各国保持和平关系的原则”。2月2日，警察就封闭了在维也纳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的办公大厦。
的确，根据1955年5月签订的奥地利国家条约，奥地利应当成为一个永久中立的国家，它有责任同其他国家保持和平的关系。但是，谁都知道，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的全部活动的目的只有一个：保卫世界和平！它在促进世界和平事业和各国间友好关系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把这样一个致力于保卫世界和平的组织的活动说成“不符合奥地利和其他各国保持和平关系的原则”，显然只是强词夺理的借口，用来掩盖一种不可告人的目的。
奥地利政府这样蛮横地禁止国际组织在奥地利的活动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一年以前，奥地利政府曾经禁止世界工联在奥地利境内活动，并且派遣警察袭击世界工联的办公楼，封闭世界工联的会址。
但是，人们同时却看到有一些真正进行反和平勾当的组织和机构在奥地利境内自由地活动着，其中有终日从事反苏反共叫嚣的广播电台，有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覆活动的外国间谍机关。在匈牙利事件中，大批的法西斯匪徒全副武装地经过奥地利进入匈牙利。决不能说，这些活动符合于奥地利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和平关系。但是它们不但丝毫没有受到奥地利政府的干涉，却反而得到了各种方便。
奥地利总理拉布曾经说过：“奥地利中立的意愿符合于我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深厚愿望。”这是不错的。奥地利政府执行不参加大国集团的中立政策，不仅符合于奥地利本身的民族利益，也符合于欧洲和平的利益。但是，像禁止世界和平理事会在奥境活动而为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复活动的组织提供方便条件这类做法，同真正的中立意愿是显然不相称的。这既不符合奥地利的民族利益，也不符合欧洲和平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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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卡达尔在诺格拉德州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发表演说
匈牙利政府将继续向反革命作无情的斗争
西方正在尽力骂我们，这是一个很好的标志。它说明我们走的是一种正确的、至少是接近正确的道路。
新华社4日讯 据塔斯社报道：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总理卡达尔2月2日在匈牙利采煤工业大中心绍耳果托里安市发表的演说中说，政府将向反革命作无情的斗争。我们应当时刻警惕着，应当时刻戒备着。我们的军队应当严格遵守革命纪律，并且在对付反革命分子和破坏秩序的人时要表现出坚定和决心。
卡达尔指出，现在有的人对逮捕了某些作家表示愤慨。像海伊、泽耳克等这样一些下流东西，企图在作家协会的会议上对那些说在匈牙利曾有人企图进行反革命政变的正直作家采取恐怖手段，而他们自己却断言这是革命。记者协会也有类似情形发生。卡达尔说，如果不制止这种行动，我们称为工农革命政府就会感到惭愧。不管他是作家或是其他人，只要他犯了罪或者反对人民的利益，他就应当受到应得的制裁。
在这个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诺格拉德州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卡达尔再一次谈到匈牙利事件的反革命性质。他指出，反革命分子欺骗了很多人，但是很明显，他们的目的是要恢复他们的政权，恢复他们的势力。例如，红衣主教明曾蒂就要求归还教会九十三万霍尔德（一霍尔德等于零点五七公顷）的土地。
卡达尔说，我们的党曾经犯过很多错误，但是每一个正直的人和共产党员都看到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去年7月全会是我们党的生活的转折点。因此，反革命势力经过了多年的策划以后，当他们看到党纠正自己错误对他们是一种危险的时候，他们就加以打击。
卡达尔接着强调说，有些人企图断言，10月23日是民族革命的日子。我们看是谁在为民族独立而斗争。1919年绍耳果托里安赤卫军拿起武器为匈牙利的独立而斗争，而霍尔蒂分子却出卖匈牙利的独立，参加了协约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又一次出卖了民族独立，共产党曾经为民族独立而斗争；在苏联的援助下，匈牙利人民重新获得了民族独立。最近几个月来又是匈牙利共产党员和苏军战士保卫了匈牙利的独立。
卡达尔说，在这里还驻扎着外国军队，这指的是苏联的部队。他认为这不能看成一般的外国军队，这是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儿子，他们牺牲自己来保卫我们的国家，来帮助我们。
卡达尔指出，在十月事件开始的时候，党的领导队伍中不仅有忠于自己的事业和思想的赤诚的人，而且也有变节分子。这是一个悲剧。那时，人们没有得到党的任何坚决而明确的指示。现在，拉科西、格罗及其同流，以及纳吉、洛松齐等许多人已经被永远地清洗出党。
卡达尔说，西方正在尽力骂我们，这是一个很好的标志。它说明我们走的是一种正确的、至少是接近正确的方向。如果西方开始表扬我们，那就是说，提出辞呈的时候到了。
卡达尔在谈到社会主义工人党各级组织的任务的时候说，它们应当对劳动人民进行思想教育，应当研究生产的主要问题，而工人委员会应当同劳动人民进行接触。工人委员会中应当有共产党员，但不一定要占多数。（附图片）
1月22日，周恩来总理和阿富汗王国首相达乌德在喀布尔萨达拉特宫签署联合公报。周总理到坎大哈访问时，孩子们向周总理献花。
新华社记者 刘庆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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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世界工联代表团到达匈牙利
新华社4日讯 据塔斯社布达佩斯3日讯：以世界工会联合会矿业产业部总书记杜葛为首的世界工会联合会代表团应匈牙利自由工会全国联合会邀请到达匈牙利。
代表团团员有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意大利、法国和日本的矿工工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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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美见闻 赵沨
几乎每一本导游的小册子都赞美巴西的里约热内卢的特殊的美丽：“绿得出奇的海，热带的天空，在海岸上突然矗立的山峰紧临着漫长的平静的沙滩，奔放的色彩，神奇的大自然景色，热情的城市……这就是里约热内卢”。
小册子写的虽然很富有吸引力，但也没有把里约热内卢的美丽恰当地形容和描写出来。的确，这是很困难的。依我看，里约热内卢的美丽在于它的山和沙滩。突起的山峰好像海上的巨礁，而就在这突起的山峰旁边，却又再也没有旁的山石了——越过这称为“甜面包”的山峰，立刻就是十几公里长的平坦、安静的白色的沙滩。海滩上是宽阔的马路，马路后边，便是成百上千座的十多层、二十多层的大楼房。应该说，这是很壮观的景色。
感谢一位巴西朋友的热心，趁着有一日的闲暇，带领我们作里约热内卢的竟日游。我不想多说坐缆车爬上四百公尺的海岸上突起的“甜面包”山的情景，虽然这架空高悬的缆车在高空微微颠动，看着白云就在窗口飘浮，也算很有趣的经历。而美景山畔的植物园更是一片奇花异草。再到山上被称为“中国美景”的亭子上眺望围绕着里约热内卢的群山，谈论着这用钢骨水泥模仿竹子的样子搭起的又像亭又像阁的有趣的建筑，也是很有兴味的事。但是，最有兴趣的还是我们借此机会看了一下这个繁华的南美大城市的普通市民的生活。
汽车开出市区半小时，就看到了一片木棚式的家屋。据说，这就是“普通市民住宅区”。但就是这种简陋的一间木屋，每月租金也要用去一个工人的月薪的三分之一（三千多克鲁赛罗的三分之一）。我们看到在烈日炎炎的马路上，一个年轻人推着一个酒桶似的大木桶。经过解释才知道，这种木屋一般没有自来水管，人们只好从很远的地方推水来使用。但在归途中，同行的巴西朋友告诉我们，这还不是最贫穷的区域，因为这里还有公共汽车通到城里去。最糟的是住在市区附近小山上的居民，山上没有饮水，每一桶水都要从山脚下用手提上山去，而山上更没有交通工具，每天上工下工都要跑上跑下。
傍晚，我们经过那著名的“两兄弟”山，这是郊外最有名的海滩。在这里，已经和“普通市民住宅区”大异其趣，时式的汽车，海滩上是欢度假日的有钱人。小镇上的食品摊也是别有风趣的：用锯子把一个大椰子的上端锯开，用一个纸管来喝些新鲜的椰汁；炭火上，老玉米被煮得粒粒开花；用长竹签串着一块块的牛肉也就在炭火上烤个半熟，醮上一些蒜汁和辣椒油再撒上一层椰肉粉，这么一顿道地的巴西饭，五六个人饱吃一顿，用的钱也不过合城里大旅馆里喝两杯开胃酒的价钱。
回到旅馆已经很晚，又被另一位访问过中国的朋友拉到一个饭馆里。那里，一栋小房子布置成农村渔人木屋的样子，墙上还挂着渔网，吃的东西全是鱼和椰子。比如用椰子油煮的鱼叫“皮门特”，鲜美可口；用椰子肉作的甜酱叫“互塔帕”很有蜂蜜的味道。但最有兴味的是这个从装饰到菜肴完全是地道的巴西北部风格的饭店，卖唱的音乐家演唱的也是纯粹的巴西北部民谣。正像所有的酒店卖唱者一样，他们的喉咙总是沙哑的，但韵味很浓厚。直到午夜后的两点钟了，主人们想起明天我们还有演出，才同意我们告辞，离开了这个叫做“方头”的有趣的饭店。 （未完）（附图片）
里约热内卢的竟日游
上图：在里约热内卢，有的人还在用啤酒桶运水。
左上图：里约热内卢旁边的“甜面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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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科尔察
——阿尔巴尼亚纪行——
林里
从地拉那开出的汽车，经过六个钟头的奔驰，把我们送到了阿尔巴尼亚的东南角。
这里是科尔察，离地拉那一百八十一公里。往东不远就是南斯拉夫的土地。
到科尔察之前，我已听过不少关于这个英雄城市的传说。1886年间，这里出现了阿尔巴尼亚的第一所阿文小学，师生们冒着生命危险，把学习本国语言文字当成跟土耳其统治者斗争的武器。意大利法西斯占领期间，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啤酒厂工人，放火烧毁了仓库，又潜入山区组织游击队。德国强盗进入科尔察的那天，人们以前所未有的愤怒，勇敢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在这次斗争中，五十九名爱国志士牺牲了，一百二十多名优秀青年负伤了，更多的人被逮捕、流放、扣押起来了。然而枪弹、鲜血和监狱，都没有吓倒爱好自由的科尔察人。他们成群结伙地跑进山区，加入了共产党人领导下的游击队，重新举起了为祖国独立和自由而战斗的火炬。
在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眼里，科尔察就像我们中国的延安，被誉为光荣的革命根据地。因为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成立前，这里的共产主义小组，是全国成立最早、最活跃、也最有成效的革命组织之一。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带给阿尔巴尼亚人民的阿里·凯尔曼第是在这里成长的，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也曾长期在这里工作……。
科尔察的历史是光荣的，科尔察的现实成就也是令人钦佩的。
州委书记米蒂·拉波和华西里·奈良济接待了我。他们介绍农村工作时说，科尔察州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已经有了整整十年的历史。合作社和入社农户的数目都比别的州多。现在，科尔察州有一百一十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七十六个互助组，入社农户已达所有农户的35％，入社耕地占所有耕地面积的40％。在产粮区和平原地区，许多村庄已经基本上合作化了。为了推动农业合作化的发展，科尔察州先后建立了三个机器拖拉机站，拥有一百五十台拖拉机。用拖拉机耕作的土地，已占所有耕地面积的70％到80％。科尔察州的马利其地方，原是一片湖泊和沼地。自从提出改良土壤、向大自然夺取土地的口号以后，湖水已被吸干，沼地变成了四千五百公顷良田。开渠修河的结果，使科尔察州的四千多公顷旱地变成了水田。那些以前蚊虫肆虐的瘴疠地区，现在是制糖工业的原料基地。棉纺厂所需要的棉花绝大部分是科尔察供给的。农业合作化和机械化的发展，使农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了。战前，科尔察州的文盲占人口总数的90％以上，现在，四十岁以下的人都具有小学以上的文化程度。拥有四十一个乡村的第三区，已有二十八个乡村有了小型发电设备。
在州委会的帮助下，我访问了科尔察州三个拖拉机站当中的一个。
站长叫贝捷得·卓古尔萨尼，今年二十九岁。战争时期，他在人民军任青年干事。战后在都拉索的劳动青年联盟当书记。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他响应党的号召，自愿转到经济战线上，被派到都拉索机器拖拉机站。那时，站上只有几台又老又旧的破机器，职工大都是不懂技术的转业军人。尤其使他懊恼的是管钱。他两次三番要求组织上把他调回去，但农业部给了他一场严厉的批评，说他“想在困难面前当逃兵”。逃兵，——这对一个参加过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士来说，真是一种极大的侮辱。然而贝捷得·卓古尔萨尼没有冲动。他觉得农业部批评得对。当祖国需要她的儿女们从事建设、从事经济工作的时候，贝捷得·卓古尔萨尼怎能辜负祖国的需要呢？于是，他丢下个人兴趣，抛下烦恼，高高兴兴地又在拖拉机站干下去了。
贝捷得·卓古尔萨尼很快学会了管理机器拖拉机站的本领，紧接着又参加了卡瓦亚地区的沼地干涸工程。他领导下的机器拖拉机站得了奖，成了出色的机器拖拉机站之一。在调到科尔察的机器拖拉机站来以前，他已是一个熟练的拖拉机站站长了。
科尔察机器拖拉机站是1947年2月15日成立的。那时，他们除了跟不懂技术的落后状况斗争以外，还要到农民当中去做动员工作。人们都还记得，当他们的拖拉机第一次开到格斯格夫村的时候，农民们都不接受他们的支援。人们说拖拉机破坏“地气”，拖拉机耕过的田不长庄稼。破坏分子和阶级敌人也就乘机编造了种种谣言。在这种情况下，拖拉机站的同志们并没有着急，他们召开共产党员会议，解释拖拉机耕地的好处，号召党员们用拖拉机耕地。他们做了许多艰苦而细致的工作，才有一个党员愿意使用拖拉机。直到这个党员的地里长出庄稼，另外的一些党员才开始使用拖拉机。因为广大农民不懂得拖拉机的好处，这年春天只耕作了九十公顷土地。尽管这样，党和政府还是继续给了他们不少的鼓励，说他们没有强迫命令，坚持了农民自愿的原则，说是有了这个基础，往后就可以迅速扩大。事实也正是这样。第二年的春耕一到，农民们就纷纷到拖拉机站去“请拖拉机”。一些积极分子，看见拖拉机在小块土地上行动不方便，就提议废除地界，组织农业合作社。还建议拖拉机站增加拖拉机。几年来，最初只有六台老式拖拉机的拖拉机站，现在已拥有一百零一台最新式的拖拉机了，耕地也由第一年的九十公顷扩大到了三万二千公顷以上。此外，拖拉机站还建立了自己的修理厂，职工人数增加到了二百一十名。这个站的劳动党党员和青年联盟盟员，90％以上都参加田间劳动。因此，工作任务总是超额完成，曾经两次得到党中央和部长会议奖给他们的红旗。
科尔察的农村，也像科尔察市一样，有着光荣的历史。
我所访问的巴朋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有三十五人参军，七人牺牲。其中有个叫布哈特·巴朋的，特别出名。布哈特·巴朋原在意大利军事学院学习，回国不久，就遇上了意大利法西斯的侵略战争。在祖国处于危难的时候，布哈特·巴朋撕掉了意大利人给他的毕业证，毅然跟他的同胞一起组织了游击队。因为作战勇敢，很快就当了游击队长，成了远近驰名的英雄。在一次遭遇战中，他的游击队跟敌人血战竟日，在弹尽无援的情况下，他把敌人吸引到自己的面前，让同志们安全地脱离了险地。在敌人发现他是布哈特·巴朋而劝他投降的时候，他开枪打死了敌人的代表，又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因此，巴朋村在战后修建了布哈特·巴朋墓，村里的人并以巴朋命名他们的村子和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里是一带起伏不平的丘陵，有山无石，土地金黄，看来异常恬静。气温比地拉那低得多。视线所及的东南群山，是阿尔巴尼亚—希腊的分界线。
巴朋村的人们听说来了“基乃斯（中国人）”，全都放下地里的活计跑来了。党支部书记、合作社主席、畜牧主任、小学教师……。这里的村干部，也像我们中国的许多农村工作者一样，每人都有一个笔记本。他们回答了我提出的各项问题。
巴朋村有一百八十九户，农业合作社是1949年9月建立的。开始只有四十八户，1955年底，除了两户富农之外，全都入社了。农作物主要是小麦和甜菜，畜牧业生产也是一项大收入。人们说，合作化以后，各项农产品产量都大大提高了，比如小麦，单干时每公顷不过收八公担，现在已经达到十九公担。一个劳动日，平均收入是六公斤粮食，货币七十里克，还有其他实物。农民的物质生活提高了，文化生活也改善了。他们把过去的一所四年制小学改成了七年制。组织了八十个人的合唱团。1953年冬天安装了发电设备，计划今年修建电影院。村民有十多部收音机。村干部们解释说，变化最大的是妇女。过去妇女不下地，更不能唱歌，现在的合唱团团员，半数以上是妇女，而且还能登台演戏。……
人们跟我谈了许多，谈得很自然，很诚恳。同时，他们也坦率地向我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从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阶级政策，到中国水稻的栽培方法，总共不下三十个。他们对中国人民所表现的这样浓厚的兴趣和深切的关怀，使我深受感动。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虽然相去万里，但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亲密的友情却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