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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家努力扶助 群众积极参加
革命老根据地的恢复建设工作成绩巨大
本报讯 解放后几年来老根据地的恢复建设工作已取得巨大成就，老根据地的面貌已起了根本变化。不少地区出现了“粮食有余、牛羊成群、庄稼长得好、房子一片新”的欣欣向荣现象。
中央和各级人民政府历年来对老区作了很多扶助。仅中央从1952年到1956年拨给老区的特殊补助费即达五千五百二十四万元。江西省对遭受敌人严重破坏的地区进行了重点扶持，自1949年至1956年共发给老区生产生活补助款五百零二万元。福建省从1952年以来共发放老区事业费五百六十万元，社会救济费四百余万元。各地财经部门对老区群众也进行了不少特殊照顾。如四川省银行系统从1953年到1955年发放老区的农贷款即达二千零三十五万元，贷款面较一般地区大一倍，而且规定的利息低，归还期较长。
老区人民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继续发扬了革命传统，在农业合作化和恢复发展生产中表现了很大的积极性。著名的“红色首都”江西的瑞金，在1956年已实现了合作化，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的99.8％，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97.8％。其他各地也都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福建省的老区，解放以来大力兴修水利、垦复茶园、竹山、油茶等经济林，大部老区的生产已经恢复，粮食生产在平原或交通方便的地区已超过革命前的水平。
河北省老区人民为积极响应绿化祖国的号召，已造林二百四十多万亩，封山育林一千零三十八万亩。甘肃省陇东老区积极发展牲畜，1956年和解放前相比，牛增加42.52％；马增加122.96％；山羊增加74％；绵羊增加83％。
为了活跃老区经济，便利物资交流，交通运输事业也有了不少发展。四川省在老区新修和恢复公路六百六十二公里，开辟航道三百八十二公里，完成大道、驮运道路共一千八百零五公里，配合着成渝、宝成路的通车，“蜀道难”的情况已有很大改变。陕北老区除一县外已县县通公路。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老区人民的收入已有增加，物质文化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河南省1950年全省老区人民每人平均收粮四百一十七斤，1955年每人平均已增加到五百八十八斤。由于粮食逐年增加，过去吃糠咽菜的现象已经改变。福建省永定县歧岭乡是闽西著名的老根据地，过去曾被敌人烧毁七次，成为绝灭人烟的废墟，现在全乡修建了九百五十六间新房，绝大部分群众已达到“吃饭不掺糠，囤里有余粮”和“冬有棉夏有单”的生活水平。
老根据地的文教卫生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福建省老区从1952年以来，增设小学三百六十一所，修建校舍二百二十一所，增加教员一千六百一十七名，老区入学儿童已大大增加。同时拨出医疗减免费一百一十万元，组织巡回医疗队，深入老区进行减费或免费医疗。湖北省红安县1950年有小学十三所，学生有三千一百五十人，现在有小学四百九十二所，学生三万四千零八十六人。
老根据地烈军属、残废军人以及老革命人员特别多，做好优抚工作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福建省共有老烈军属四万多户，其中无劳力又无依靠的一千二百四十八名老烈军属，从1953年起政府就给予定期定量补助，妥善地解决了他们的生活困难。对牺牲的烈士、病故的革命工作人员已有二十六个县进行了追恤。江西省瑞金县的老革命人员、烈军属、革命残废军人约占全县总人口的80％。解放几年来，对他们共发放优抚和社会救济款三百一十五万四千八百元、救济粮九十九万七千五百五十九斤，解决了他们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对老革命人员的工作也进行了适当的安置。现在全县老革命人员担任工作的有六百余人。
老根据地的恢复建设工作虽已取得很大成绩，目前仍有不少老区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自然条件差，加上领导机关不够重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都很慢，群众在生产和生活上还有很多困难。因此老根据地的恢复建设工作，还应继续加强。
（赵吉云）（附图片）
一条钢筋水泥的渡槽在瑞金县的绵江河上开始施工。这条三丈多长、二丈多高的渡槽建成以后，可以把远处南华坡的水从绵江河的上空引向沙洲乡。 江 涛摄（江西大众报社稿）
这是在瑞金县区乡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学习的母女俩，母亲廖兰英（右）当年曾担任过我区游击队里的指导员，现在是叶坪乡的文教主任。女儿锺长娣（左）是叶坪乡桔林社的妇女主任。江涛摄（江西大众报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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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要丢掉我们的好传统 宋琤
湖南宁乡县派到农村去的干部，大多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细心倾听群众的意见，认真帮助群众解决问题。群众非常欢迎他们，说是：“像土地改革中那样的好干部又来啦！”
“像土地改革中那样的好干部又来啦”，这句话多么动人，多么发人深思。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亲切地感受到农民群众是怎样在怀念着我们在土地改革中那种深入发动群众和群众同甘共苦的好传统、好作风。土地改革以后，很多干部保持并且发扬了深入群众和群众同甘共苦的好传统，湖南宁乡县派到农村的大多数同志以及下面两篇文章中介绍的河北昌黎县委副书记江子贺同志和湖南望城县机关干部周本顺同志就是这样的干部。但是，也有些同志觉得现在的情况和过去不同了，土地改革时的那种作风在今天已经过时了不再需要了，因此，他们也就心安理得地丢掉了我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传统。甚至有些人下乡至多下到乡人民委员会，至多是社办公室，不再愿意到田间、到农民家里，和农民一起谈知心话了。他们坐在办公室里，今天叫这个来汇报工作，明天叫那个来反映情况，最后是召集大家开会布置任务，或者对过去的工作提出一堆批评。他们嫌农民脏，而不愿更多地接近农民，自然也就谈不到同甘共苦了。如果说土地改革时的干部和农民是心连心，是亲如家人；现在，这些同志的心已经和农民离得远远的，甚至向群众摆起“官”架子来。江西省委下乡工作组九江专区第一小组就是这些同志的最集中的代表。恐怕这些同志的脑子里已经不再有“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疾苦”之类的概念了。很难说他们下乡到底是为了什么，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他们下乡仅仅只是奉了命令下去走一遭，而并没有诚意和决心替基层组织和群众解决一些问题。
情况的确是不同了。但是，是不是合作化以后的新情况就不再需要我们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好传统了？宁乡县的农民已经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应该说问题不在于情况发生了变化，而是有些同志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在革命胜利以后，开始贪图安逸追求享受，因而忘掉了群众的疾苦，失掉了过去那种艰苦朴素一切为了群众利益的崇高的热情。而这些同志又不敢公然把自己的真正的心事公之于众，于是就找出这种那种借口为自己打掩护。其实，不管找什么借口都是徒劳的，因为它经不住群众的考验，宁乡县农民的一句话，就可以揭穿各种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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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县委副书记背粪筐
王子英 霍超先
不久前，中共昌黎县委副书记江子贺同志，带领工作组到裴家堡、丘营、葛条港等乡，帮助乡、社干部发动群众开展冬季积肥运动。他们发现一路上有很多粪没人拾；许多乡、社干部到乡里开会或下去工作，不论道路远近都不背粪筐，而是骑自行车。他到裴家堡乡以后，首先就号召乡、社干部背起粪筐，带动社员群众拾粪。这时，有些乡、社干部背起了粪筐，但还有的乡、社干部放不下架子，认为自己是乡里和社里的干部，背粪筐拾粪“不太好看”。江子贺发觉这种情况以后，深感应当向乡、社干部进行发扬艰苦朴素作风和广大群众同甘共苦的教育。同时他又想：光号召乡、社干部做，自己为什么不可以背上粪筐呢！想到这里，他就决心自己先背上粪筐。
去年12月30日，天刚蒙蒙亮，他就起来背上粪筐到王庄、常庄等社去检查工作。这天，他不但深入了解了好多情况，还拾了两大筐粪。
县委副书记背粪筐拾粪的事，很快就在这乡传播起来，社员们说：“县委书记都背粪筐拾粪了，咱们也快背粪筐拾粪吧！”有的乡、社干部说：“江书记都背上粪筐了，咱们还不赶快放下架子！”当天，裴家堡乡的乡长、党委书记、团委书记都很快地背上了粪筐。乡妇联主任陆桂芳，自己没有粪筐，就跑到供销社门市部买来一个背上。仅两、三天的时间，这乡三个社的四十多个社干部全部自动背上了粪筐。
江子贺同志和裴家堡乡全乡的乡、社干部背筐拾粪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昌黎县城东的丘营、葛条港、两山等五个乡的乡、社干部耳朵里，他们也一个个都背上了粪筐。从今年1月1日到11日，昌黎城东的两山、丘营、葛条港等五个乡、十六个农业社，已有两千四百多人背起了粪筐拾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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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吃苦在先的下乡干部
张俊
1956年12月13日一清早，望城县机关干部周本顺（共产党员）根据组织的决定他怀着愉快的心情来到翻身乡翻身社去了。
刚到社里，他就发现冬修中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兴修堤垸进度很慢，到12月13日止，只完成计划29.3％。全社四百一十六个男女全半劳动力，每天出工的只三十多人，十五个党员和七十八个团员，参加冬修和搞生产的只有四十多人。发现这些问题后，他立即去和党的支部、社委会研究，讨论冬修工作。在提高思想的基础上，把党员、团员分配到各队，分头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冬修。同时，周本顺自己深入到工作基础一向较差的第三队去，通过召开老农会、社员会，用算增产账、算时间账的办法，向群众说明冬修的重要。社员们认识了时间紧迫，都踊跃出工，原来工作较差的队也都赶上去了。
1956年12月22日，在发动群众整修翻身垸水闸时遇到了困难。天气很冷，水又深，闸门开不动，人们都不愿下水去工作。这时，周本顺马上带头脱掉衣裤，下到两尺多深寒冷刺骨的水中去。干部丁坤生、党员陈荣华和十九个社员也先后下到水中去。他们在水中紧张搏斗两个多钟头，终于把闸门打开了。放光了水以后，二百多人有的挑土，有的抬石头，只几天工夫，就完成了水闸工程任务的50％以上。喜讯马上传遍了全社，大家都称赞县里来的好干部。五十多岁的社员佘二爹说：“我们有了老周这样的好干部来领导，不怕今后办不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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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负责干部到农业社里作客 荒苗
瑞雪乍晴。古老的济南从清脆的爆竹声中醒来。
在大明湖畔，为藕池、稻田环绕着的北园农村——刘家桥，到处喜气洋洋。今天，村民不光是高兴他们的温室里的蔬菜生长得旺盛、去年的丰收，更高兴在这传统的古老节日——春节里，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山东省省长赵健民，济南市市长刘乃殿等人，冒着严寒，踏着初融的冰冻，到他们这里作客来了。
李杰清，一位淳朴的青年农民，乐园农业生产合作社副主任。他在不久前当选为济南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笑容可掬地迎接着客人，代表社员感谢客人们的祝贺和问候。他告诉客人，在1956年，全社收入经过决分表明：一百家社员，有八十五家比往年增加了收入，每个社员平均是一百一十四元。而这些，在单干时是办不到的。现在，社员已经分到现金二十六万多元。假如把窖子和温室里的蔬菜出卖了，社员们还能收入两万多元。
“社员们有什么要求？”赵省长问。
李杰清先笑了笑，答道：“希望干部有事儿多跟大家商量。”接着又是惋惜又是埋怨地叙述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去年冬季，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到这里视察的时候，社员对社干部的固执己见、不善于同群众商量提出了许多批评，然而有的干部从此就不大积极了……。“凡事要和大家商量着办。老农民种了一辈子地，有经验，应当多请教他们。当然，过去没办过社，缺少经验，工作里出些差错，起初也实在难免。”
客人问到社里照顾五保户的情形时，李杰清说：“每人每月由社里供给七元钱生活费，年纪大了不能行动的，有专人伺候，像补补缝缝，也不用他们操心。”
李杰清的回答，有材料、有分析，句句是朴实的。客人们表示满意，不住地点头称赞，在座的人莫不笑逐颜开。
客人问社里今年有什么困难？
“最大的困难是，一人难服十人心——社里的开支紧张，有些社员不谅解……”谈到这个问题时，李杰清显然有点为难了。
刘乃殿市长听到社里这些困难时就恳切地说：“说实在的，成家立业就是有困难。只要把困难都全盘告诉大家，和大家商量，勤俭办社，勤俭治家，困难自会克服。”
李杰清对市长的嘱咐，感到中肯，亲切。他认为，市长向他说出心里话，对他来说，“这就是一股力量”。
客人们到了刘家桥村所有的烈属、军属、残废军人、复员军人的家里。向他们问好，问他们的生活是不是一年胜似一年。
烈属王凤勤的家里，字画、匾额，琳琅满目。客人问他家的生活状况，他说：大儿子在淮海战役中牺牲了，为国尽忠，这是很大的光荣。说到生活，有政府和社里照顾，也没有什么困难。
很不凑巧，当客人来到过去的红军战士李仁的家里时，他已经到市内参加招待会去了。他住着三间漂亮的瓦房，室内陈设很朴素。大概是由于十分留恋过去的红军生活的缘故，墙上挂着“万水千山”剧照四页屏。他的妻子和小孩，都穿得整洁，漂亮，正在收音机旁听着歌曲。她感谢党和政府对她一家的关怀，并说：政府对于她家的生活，可以不必惦念。
当客人从军属刘大娘家里走出来时，她老人家心里喜得开了花，不住地叨念着说，一定要把省长、市长来给她拜年的事情，写信告诉女儿和儿子，叫他俩好好地工作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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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祖国风光
广东著名风景游览区之一——从化温泉。这里的风景优美，有八个喷口，游客们可以在里面洗温水浴。 郭伟祺摄（南方日报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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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通过各种活动增进了友谊和相互了解
中越边民春节联欢大会结束
本报河口4日电 2日开始的河口老街边境人民春节联欢大会，已于今日在友情洋溢的气氛中结束。
几天来，每天早上中越大桥和河口郊外的大道小路上，都是一队队的人群，有老有小，有的还背着娃娃，都一齐向河口城涌来，直到深夜才回到老街和河口郊外各地去。这几天，五千多河口老街各族边民相互观摩了群众自己演出的歌舞、狮子等节目，一道观看了双方歌舞团的演出、电影和图片展览。我方的杂技、越南的竹杆舞、迎春舞等节目，都引起了双方边民极大的兴趣。3日上午举行的篮球赛、乒乓球赛和下午举行的排球赛，不仅以激烈和精彩吸引了双方边民，更以亲热的友谊给大家留下深深的印象。比赛后双方球队同坐一处各以本国的语言齐唱着“团结就是力量”，并拍照留念。
通过这些活动和接触，更增进了相互的了解，尤其是老街人民谦虚朴素的作风，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联欢大会自始至终笼罩着团结友好的气氛，许多老街的边民说：我是第一次来河口，可是一点也没有生疏的感觉。
中午，老街边民代表团在热烈的掌声中回到了老街。（章皆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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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武汉筹备纪念“二七”
新华社武汉4日电 武汉市各界人民正在积极筹备纪念“二七”三十四周年。今年在纪念“二七”的各项活动中，将着重对广大人民进行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的教育。青年团武汉市委员会决定在“二七”前后，广泛地向青年讲解“二七”革命斗争史迹。组织青年访问小组，访问“二七”老工人和烈士家属；参观有关“二七”斗争的图片展览；举行全市青年纪念“二七”的大会；组织青年去施洋烈士墓前扫墓，并发动青年们在“二七”那天，帮助老工人做一件事。
“二七”前后，武汉市人民委员会、工会、妇联等单位，也将分别进行慰问烈士家属、举行纪念会和“二七”老工人座谈会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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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新闻
全国冰上运动会正式开幕
新华社齐齐哈尔4日电 我国今年第一项全国性的体育比赛——1957年全国冰上运动会今天上午在齐齐哈尔体育场正式开幕。
在开幕式上，二十一个城市包括十个民族的三百八十名男女运动员，以汉、朝鲜、维吾尔、蒙古等四个民族的四名运动员手抬国旗为前导滑冰进入会场。他们受到约一万五千名观众的欢迎。随后，黑龙江省副省长于天放致了开幕词。
应邀来中国访问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冰上运动参观团团长李仁原也在会上讲了话，他还向大会赠送了礼品。
开幕式后，穿着色彩鲜明民族服装的齐齐哈尔市朝鲜中学的学生们，在冰场上表演了朝鲜舞。
这个一年一度的全国冰上运动会的冰球预赛和花样滑冰比赛已经提前在2日和3日开始举行。速度滑冰比赛从今天开始。运动会将在7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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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专讲“营养”的下乡工作组 滨彬
1956年11月16日的一天，江西省委下乡工作组九江专区第一小组一行十人，在大组长省机要局长王斗、小组长省委办公厅文书收发科科长孙汝光的率领下，到达了九江县石门农业生产合作社。当天小组会上研究工作以后，中心就转入讨论吃饭和睡觉的问题。十口人吃饭、睡觉当然是一个应该妥善解决的问题，但是他们所采取的方式却和一般的工作组完全不同，他们不是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而是集中住在农业社办公室里。他们这次下乡的任务不只是集中搞好农业社办公室所在的一个自然村，而是要帮助搞好这个有十六个生产队、六百一十一户的大社。就拿他们确定的重点之一第十一生产队来说，离他们的“临时寝室”有六里多的山路。他们还集中起伙，雇了一个女社员专为他们烧水做饭，月资十四元，同时还挑选了一位组员管理伙食，这位组员姓谷，外号是“伙食顾问”。
工作开始的第二天，王局长就特意跑到和住地相隔三里路的沙河街买了苹果、白糖和蛋糕。当他吃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孙组长问：“王局长，你到哪里买来这些东西呀？”王局长喜笑眉开地回答：“吃吧！营养营养。”在王局长这种作风的影响下，伙食搞得越来越好了。
工作组在石门社住了二十多天，他们所吃的菜类，仅晕菜就有小鸡、牛肉、鸡蛋、鲜鱼、兔子肉、野鸡等六种之多；素菜除普通蔬菜外，计有香菇、木耳、黄花、粉丝、榨菜等五种以上。他们为了吃得更可口，还买了芝麻酱。中途还派人跑几里路买油条、豆浆和白糖。王局长和黄、王等四位同志每天还要吃早点——白糖冲鸡蛋。这个工作组仅鸡蛋一项就吃了不下五百个。随着鸡蛋消费量的增大。“伙食顾问”忙得四处奔跑，经常挨户买鸡蛋。正由于他这样“积极”，因而扬出了他的大名。周围几个村庄的农民都知道省委工作组要买鸡蛋。他们吃了这些鸡蛋还不满足，还要吃鸡，而且是一顿三只，每人一碗。
如果要问他们的工作是否深入？我举出下面几件事，人们便知分晓。
他们分工是这样的：王大组长和孙小组长专蹲社里抓全面情况。他俩究竟抓了一些什么情况呢？据了解，主要是从该社会计处要了几个数字，组员说他们是：“看报纸的组长。”
其他组员的工作情况怎样呢？
有一次，副组长召开小组会讨论调查民主管理方面的问题，决定全组同志下去调查。有一个姓黄的组员没有提出任何理由，公然一整天没下队。那位“伙食顾问”会后蒙起被子睡大觉。一位王同志刮了很久的胡子，出去转了个圈就回来了，副组长问他了解到什么情况，他回答很干脆：“找不到人！”
四位负责搞第十一生产队的同志，他们每天照例要在社里吃早饭。用过早餐，看看报纸，有时商量商量工作，上午十点甚至十二点钟以后，才慢吞吞地起身去生产队。不到下午四点钟，他们又要跑六里多的山路回来吃晚饭。用过晚餐，休息一会儿便去参加会议。至于个别访问和田间活动，对他们是不大习惯的。
去年12月11日，这个组在石门社的工作宣告结束。二十多天中，他们除了帮助农业社搞了一下分配工作外，便是整理了一份四、五千字的调查报告。报告中写了些什么，姑且不谈。我只着重提出报告中记载的一个最基本的增产百分比：石门社今年增产13％。实际呢？石门社今年增产39％。一直到二位副组长把材料带到九江，在交际处提交大组同志们共同研究时，才发现这个问题。李副组长开始有些着慌，当时提出要回到社里重新搞过，可是已来不及了，组员同志们早已乘火车返省了。
（原载江西日报，本报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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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村里的新风尚 山西日报记者 梁明 云山
新华社记者 杨义
一张案件减少的统计表
最近，我们到晋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采访的时候，看到了一张案件情况的统计表。统计表上的彩色线条标明晋南专区三十个县在去年头十一个月中，受理的刑事案件比前年同期减少了48％；同时受理的一万三千四百五十六件民事案件，也比1955年减少了三分之一。农村中过去发生最多的土地纠纷案件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已经不存在了。去年夏季麦收期间只发生失火事件五起，其中属于破坏性的只有一起，这比前年同期减少了86％多。
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武志慧说：晋南专区的西山地区解放以前潜藏着不少盗匪，社会上抢劫、偷盗成风，有人形容旧衙门里受理的偷盗案件是用斗量芝麻。解放后，在广大群众严密监督和政府宽大政策的感召下，有一部分过去的罪犯投案自首了。现在农村中有了新的秩序。
文化馆的拾物登记簿
临汾县文化馆的墙壁上悬挂着一本厚厚的拾物登记簿。一个过路干部从登记簿上找见了他遗失的文件皮包——这是1月上半月的一次拾物事件。
去年夏天，河南省赶胶皮车工人商黑只在距临汾城二十多里的地方惊失牲口，找觅了半天半夜没有下落，商黑只坐卧不安地急得直哭，当时有人提醒他进城请文化馆帮助寻找。第二天天还未明他赶进城敲开文化馆的大门，没想到丢失了半天一夜的牲口正在走廊里嚼着草料。当他知道牲口奔跑到城关被行人截住牵送到文化馆，文化馆人员怕牲口挨饿给它上了草料后，激动得眼泪夺眶而出，连话也说不出来。
临汾县文化馆从1954年建立拾物登记簿后，到现在已经有四百多次群众自动把拾到的失物送到文化馆来。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利用这个登记簿和黑板报招领服务栏已帮助三百多个失主找到了失物。有相当一批拾物不昧的农民、学生和干部经过文化馆公布后，受到广大群众的赞扬和失主的感谢。不少失主和拾者通过文化馆的介绍结交成好朋友。
张大娘吃上小锅饭
襄汾县孙家院村的农民，都赞扬张月梅老大娘的晚年幸福生活。年迈的张大娘在青壮年时代把全部精力花费在料理家务和抚育子女上，现在她享受到了孩子们的关怀和照顾。入冬后，儿子和媳妇们怕她受冷受冻，把张大娘安置到阳光充沛、最暖和的房间里，还特意生了个炭火，炕上铺了块狗皮褥子。儿子媳妇不断地把零花钱送到张大娘的手里，去年一年还“动员”她去城关看了二十次戏，在本村看了四次巡回放映的电影。
在家的三个媳妇有时给婆婆另做些小锅饭。大娘看到孝顺的儿媳、成群的孙子，便不忍心自己一个人吃。
1956年这个村的农业社获得丰产，张大娘家每人平均收入一百四十元。儿媳们决定给老人吃小锅饭，张大娘嫌费粮费事再三不愿，但是也拗不过大家的意见。
兄弟谦让当家长
元旦前夕的一个晚上，临汾县红星农业社办公室来了一位鬓发斑百的老人丁兴邦。他要求社里把他的户主名更换成他的四弟。这件事马上引起人们诧异：大概是兄弟吵了架。
这位老人六十八岁了，十六岁的时候随着父母弟弟从河北逃荒来到这里，经过五十多年的辛勤劳动，现在他们家庭已经成了一个十九口人的大家庭了。他遵循着父亲遗嘱把弟弟培养成人。三个弟弟和弟媳妇就像尊敬老人似地对待着他和他的妻子。
去年年底他参加了社里的民主大会后想着：家务事也要民主团结，让给弟弟管理好。晚上全家人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同意。他说论劳动老二能行，四弟年青新道理懂得多，管理家务最好。四弟马上急红了脸不愿接受。妯娌们懂得丁兴邦的意思后，都劝说四弟接受这个任务。推来推去四弟接受了，只是财务还让丁兴邦经管。
这事情传遍全村，有人提出“有兄不显弟”，这是破坏了多年的老家规。丁兴邦听到后就回答说：那是旧社会，现在是新社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