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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陕西决定迅速掀起农业大生产运动
农业社的经济力量比去年大，干部的领导经验比过去多，水利资源潜力还大，对这些有利条件应当充分运用
新华社西安2日电 1月29日闭幕的陕西省专员、县长会议，提出了争取今年农业生产获得更大的丰收的任务。这个会议决定：陕西全省今年的粮食产量要求比去年增加6.3％，棉花产量比去年增长21.1％，并使全省的大豆、油料、大家畜、山绵羊、猪、造林和茶叶、果树、蚕桑及其他特产也全面发展起来。
陕西省在去年的各项农业生产中，都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全省的粮食、棉花丰收，并出现了很多小麦、棉花、水稻、玉米等大面积丰产田和许多千斤社、千斤亩。一般农村干部和农业社社员对于争取今年更大的丰收都具有信心。但是，根据会议反映，农村中仍有部分干部和农民有保守思想和消极情绪。他们认为去年丰收是由于“风调雨顺”，而肥料等潜力也已经挖得差不多了。特别是有许多人对今年的小麦增产缺乏信心，认为去年的回茬麦田面积大，加之去冬干旱，麦根没有扎好。产生上述思想的根源主要是对今年陕西省农业生产能获得丰收的许多有利因素缺乏分析和估计不足。经过讨论一致认为：1956年全省在刚刚实现初级合作化和领导大生产经验不足的情况下，还能获得农业丰收，而目前全省加入高级农业社的农户已经达到96％，基本上实现了高级合作化，而且64％是老社，有进一步增产的条件。
会议分析了争取今年农业增产的条件，认为：由于全省去年获得了很大的丰收，农业社不仅有了经验，而且有了一定数量的公共积累，今年增产投资的困难减少了。去年开展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革运动，使各级干部有了领导大面积生产和农业基本建设的经验。去年在推广技术中虽有一些失败教训，但就是这些失败教训对今年在领导生产上也有教育意义。特别是全省去年扩大的水田面积和开展水土保持拦蓄泥沙流失的面积比解放后六年的成绩扩大了一倍到两倍。全省水利资源的潜力还大，仅秦川地区宜于打井的耕地即还有三百万亩，山区也还有许多河流和小溪可以引进来进行灌溉。这些就是今年的有利的条件。
会议也指出了今年农业生产上的一些不利的因素。例如，目前全省肥料还很缺乏，牲畜乏瘦等。会议认为，各级领导机关只要大力领导群众进行搜肥积肥和保护、繁殖牲畜，这些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最后，这次会议确定今年全省在农业生产上应继续“抓水利、抓肥料、抓劳力、抓技术”。必须依靠农业社的集体力量的优越条件结合政府的扶助，大力兴修水利，特别要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把去年没有修好的水田、渠道修好，土地平整好，使其在今春发挥重大效益。在今年春天，在全省范围内要开展一个规模巨大的搜肥积肥运动，并改进施肥方法，发挥肥料的效益，等等。会议还特别强调今年要大力帮助山区人民发展多种经济，改进山区耕作方法，改变山区水土流失严重的情况。
会议还确定今年要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丰产布局，以便树立丰产旗帜。在每一个县要培养两种比原计划高10％的单一高额作物。在十四个县内培养六十多万亩平均每亩产一百斤皮棉的大面积丰产棉田。在全省每一个县培养两个至三个平均每亩产量比原订计划的产量高10％和比周围乡的产量高15％的全面粮食作物丰产乡。在每县培养三到五个每亩产千斤的农业社。
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会议决定在全省范围内迅速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农业大生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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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杭嘉湖地区去年增产粮食三亿多斤
增产数量一年可抵上过去三年
新华社杭州2日电 杭（州）嘉（兴）湖（州）地区去年的粮食总产量比1955年增加11％，净增产粮食三亿多斤，增产幅度相等于前三年粮食增产的总和。一向被称为低产区的长兴县，去年的粮食单位产量由前年的每亩三百六十斤增加到五百斤；这里还出现“千斤田”一万五千亩。
杭嘉湖地区绝大部分是平原地带，气候、雨量和水利灌溉方面，很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在1956年以前，粮食产量上升缓慢，又极不稳定。但是在实现农业合作化的1956年，就比较迅速地改变了这一状况，创造了一年增产抵上过去三年增产幅度的空前纪录。这是由于农业社有效地利用土地来增加复种面积，把一百八十多万亩的早、中稻和单季晚粳稻田大面积地改种了双季稻。去年改种双季稻增产的粮食达到了二亿四千多万斤。农业社提供的大批劳动力，在兴修水利和积肥上，也为改种双季稻保证了充足的水源和肥料，并且解决了双季稻在复种、复收时劳力不足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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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武农业社第十六生产队
平均每户养鸡四十五只
本报讯 云南凤仪县“文武”农业社第十六生产队九户农民，养了四百零四只鸡，平均每户四十五只。其中，养鸡能手杨丕青，共养了一百九十四只。
这个队各户农民的收入也很多。杨丕青家就有三十二只生蛋母鸡，全年产蛋数四千多个，可收入一百六十多元。去年她家共孵了十三窝小鸡，产小鸡一百三十只，最近出卖了二十只半大鸡，就收入了二十元。 （杨文理）（附图片）
福卿顺昌县建锋农业社大力开展多种经营。这个社养了许多猪、鸡和家兔。穿着洁白的工作服的饲养员郭碧玉正在喂鸡。 孙永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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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舟山群岛渔民
去年增产鱼二十八万担
新华社杭州2日电 舟山群岛的渔民去年产鱼三百二十八万担，比1955年增产二十八万担，比1952年增产近一倍。他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渔业生产任务已经提前超额完成。
去年是舟山群岛实现高级渔业合作化的第一年，各渔业社普遍展开了先进生产者运动，生产工具的利用率和劳动利用率大大提高。去年春夏两季渔汛出海捕鱼的生产单位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九百八十九个，冬季带鱼汛出海捕鱼的生产单位也比1955年同期增加二百多个。各地渔业社在各期渔汛中，积极进行技术改革，改变低产作业为高产作业，改良网具，推广先进经验等，对超额完成生产计划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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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福建、舟山等地三千多渔民
在大陈岛欢度春节
新华社杭州2日电 来自福建、舟山、象山等地的三千多渔民，在大陈岛欢度春节。停泊在大陈渔港的几百只渔船，船舱里和船头上一片欢乐景象，渔民们三三五五地在歌唱、奏乐、讲故事，锣鼓声和欢笑声此起彼落。
连日来，热闹的大陈街头到处有渔民的踪迹。春节这一天，一千多个渔民分别参加了上下大陈部队、工人、农民和机关干部的联欢会，许多渔民代表被邀请到部队、机关作客，驻岛部队的电影队为渔民作了专场放映，岛上的军人俱乐部也接待了渔民们。福建、象山的渔民篮球队还和部队、垦荒队的篮球队进行了比赛。
春节期间，岛上供销部门的八个门市部照常营业，渔民们过节用的肉食和年货都得到大量供应。
在大陈岛过春节的渔民都是渔业社社员。今年大陈渔场连续丰收，各渔业社大多超额完成捕鱼计划，社员普遍增加收入。渔民们把分得的钱汇回家，准备在渔汛中继续到大陈渔场捕鱼，不再像往年那样回家过春节。现在大陈洋面风平浪静，渔船又陆续出海捕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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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合作化是越走越宽的光明大道
河北饶阳县五公乡农业社主任 耿长锁
合作社的优越制度到底给五公乡农民带来了什么？一句话，它给我们带来了幸福生活，铲除了贫困和饥饿。旧社会的五公乡是个穷村庄，每当遇到灾荒的时候农民们多是携家带口东逃西散。可是自从1943年起，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一步一步地走上了合作化道路以来，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小农经济时代每亩地平均产量一百七十多斤，合作化后增到四百六十三斤（1955年）。去年虽然遭受几十年来没有的大水灾，每亩平均产量还有三百四十七斤。随着生产的提高，生活也一天比一天的好起来，住的穿的吃的都有了改善。五年来五公村新盖砖房一百零八间，穿破衣裳的再也不见了。从这些事实来看，合作制度是广大农民走向幸福的必由之路，也是越走越宽的光明大道，这点是无可怀疑的。
有的人认为：高级合作化了，为什么还没吃上牛奶面包，因此就说高级社没优越性。对这个问题我也谈谈我的认识。1952年，我参观过苏联集体农庄（也就是现在咱们的高级社）。庄员们的确是吃面包，喝牛奶，顿顿饭有肉，住的瓦楼房，穿的好衣裳。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种幸福的生活，不是从天上白白掉下来的，而是苏联农民三十多年来艰苦奋斗和努力劳动的成果。乌克兰共和国十月胜利集体农庄主席杜布可维茨基同志在我们参观的时候，领着我们参观了庄员瓦西利的家庭。这家共五口人，三个劳动力，1951年，全家得劳动日一千三百四十四个，共分了现款八千零六十四个卢布，粮食一百二十三普特，还有私有财产乳牛一头，产奶二千公升，可折合四千卢布，猪三只，可收入四千五百卢布，另外还有果木蔬菜等收入。他家的生活的确不错，顿顿是面包、牛奶和猪肉。可是当我们问到他的生活为啥这样好的时候，他说在过去没成立集体农庄以前，他家吃了上顿没下顿，穿的是破衣裳。可是自从参加集体农庄，在大家积极劳动下土地产量日渐提高，生活也就随着逐渐改善了。他还告诉我，农忙时庄员们天不亮就起床下地劳动。他说：我们农庄的庄员们是非常幸福的，但这是用艰苦劳动换来的。这句话直到今天我还牢牢记着。有些人光听说苏联庄员吃面包喝牛奶，就错误地认为：咱们现在的生活也应该如此，才算是高级社有优越性。这样看问题就有些不妥当了，苏联的集体农庄走过了三十几年的长远路程，而我们的高级社仅仅才是第一年，何况又遇到几十年来未有的大水灾呢？即便是高级社制度如何优越，要想不经过一段艰苦斗争，就想赶上苏联农民一样的生活，是要求过急和脱离实际的一种幻想。只要我们艰苦劳动，勤俭办社，进一步发挥高级社的优越性，随着生产的提高，生活是会逐渐改善的，将来是会达到苏联农民的生活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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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不是“老天爷”的恩赐
江西万年县唐家农业社坑边分社副主任 吴金栎
1956年，我们社里得到了几十年来没有过的大丰收，比1955年多收了二十八万多斤谷子，增产46％。91.1％的社员都增加了收入。
我记得，在土地改革的时候，我们坑边这个地方四百六十八户人家，就有二百九十五户贫雇农。经过几年的努力，贫雇农算是减少了七十三户。可是，只去年一年的大丰收，一下子就有一百四十四户贫农社员的生活提高到了中农水平。这样的大变化，怎能叫人不兴奋呢？
有人说：去年大丰收是因为“天年好”。其实我们这里去年也受旱了，大丰收并不是老天的恩赐，是高级合作化带来的。
原来，干旱、虫灾对我们这个地方威胁很大，差不多每年都要被它们损害成千成万斤粮食。前年我们调查了一下，平均每一蔸禾被害虫咬死的就有七八根。那时候，一些人对干旱、虫害的恐惧心理还不能彻底消除，他们还按老习惯把希望寄托在“天”上，干旱的时候，希望天下雨；虫害猖狂的时候，希望天起西风，把害虫“收”去。
高级合作社建成以后，我们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正如一些青年社员说的“我们要把增产掌握在自己手里”。社里在蒸坂上的六十多亩田，往年一到农历五月下旬，只要接连晴上几天，禾苗就会干绉，枯死。前年种一季早稻，用了五部水车接连车水抗旱，也干死了四十多亩。去年有了高级社，我们早就作了准备，用二百多个人工开了一条一丈多深、半里多长的大水沟。蒸坂上的这六十多亩田不仅不再怕旱，而且种上了双季稻。每亩产量由百来斤提高到八百四十斤。
对于一般稻田我们也早就有了防旱的准备。过去水利私有，这里天旱的时候用水有“四不准”的规定。有的塘里水多，也不准别人车。这些规定使一些农民在抗旱紧张时刻不得不放下工作为水争吵；当然，也大大地妨碍了水利设备效能的充分发挥。高级合作化实现了，水塘、水坝入了社，我们就把所有的水利设备进行了合理调整，重新规定了各个塘坝的灌溉范围，水利设备的效能也就成倍地提高了。周家塘两个生产队六十三口水塘，往年只灌溉七十亩田地，去年就灌了一百六十二亩。这样一来，在抗旱紧张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把力量集中在没有水利设备的田亩上面。去年夏天接连几十天没有下雨，有二百多亩没水利设备的田受旱，我们很快就集中了八十多个劳动力，四十多部水车，用“车接车、日连夜”的抗旱办法，把水从山那边引到这边来，终于把干旱战胜了。去年，我们这里没有一点虫害。前年冬天，当高级社刚建成的时候，我们就冒着严寒投入冬耕灭虫工作。田塍草铲光了，禾蔸拔光了，板田翻光了，虫子的爷娘都在冬天消灭了，当然它们也就没有子孙再来为害了。
（绿野代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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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实现合作化，旱涝都不怕
吉林白城县东方红农业社主任 宗德祥
我们东方红农业生产合作社，处在吉林省白城县著名的“八百里旱海”上，十年九旱，风多雨少。社的西部虽靠近洮儿河，但是得不到一点水利，只有水害。因为洮儿河水位不正常，有时河水完全干涸，有时洪水猛涨，淹没耕地。1954年和1955年，我们虽然有了初级社，但一年涝、一年旱，每个劳动日1954年只分八角钱，1955年只分三角钱。
1956年成立了高级社，情形就大不同了。我们首先集中力量兴修水利，一个冬天打了水井一百四十五眼，加上原有的四十八眼，去年的春旱就被我们战胜了。夏秋之间，洮儿河水位猛涨，眼看四百多垧好庄稼要被淹，我们当即集中了二百五十名劳力，冒着风雨抢修了四百多公尺长的一条顺水坝，堵住了洪水，涝灾又被我们战胜了。加上在作物栽培上改变了旧的耕作方法，1956年我们得到了二十年来没有过的丰收。我们这里的常年产量平均每垧是一千七百斤，1956年全社平均每垧地产量达到四千零一斤。1956年全社总收入是二十二万元；每个劳动日分一元八角多。全社二百四十五户社员，有97.5％的社员增加了收入。平均每户社员纯收入折款六百五十元；每个全劳力平均收入四百五十元。
我们的生活在短短一年间就起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社员们吃的不足，穿的不够，70％的户都负债或借了国家的款。现在不仅吃穿不愁，还增加了不少生产资料。一年中买进了能载重五千斤的胶轮车三台、双轮双铧犁、播种机、圆盘耙等共十三台、水车三十五台；此外，新修社员住房三十间，畜舍二十间。每户社员家里都安上了玻璃窗。在秋季十几天当中，男女社员们就买了大衣共一百五十件。全社三百零八名男劳力，已有二百七十五人有了大衣。一般社员的收入除了归还国家贷款、买了生活必需品外还用不完，50％的户都有余资存入银行，最多的一户存了五百元。
（杨 福代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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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合作化带来了春节的欢乐
——访河南新乡县合河乡第一农业社
王昌隆 王定邦
春节前，刚下过雪的一天上午，我们踏着积雪的泥泞道路，到了河南省新乡县合河乡第一农业社。一进村就到处听见呼噜呼噜的磨面声音；供销社里，男女社员们拥挤着选购各色布匹和各种生活用品；街上有的社员用簸箕托着小麦，有的用篮子提着豆子，还有的用口袋背着玉米，说笑着集中起来围成个圆圈，等候着中间的人一秤一秤的称过，记了账，分别粮食种类装进别的布袋里。这是怎么回事？问过后我们才知道，是政府的粮食部门，为了使农民过好春节，允许每口人用别的粮种调换大米一斤半。这个农业社正按生产队收集着社员们要调换大米的粮种，以便统一到粮站调换。供销社新进了很多新鲜花布、年货等，并提前供应农业社社员们的食油，所以顾客显得特别拥挤。社员们喜笑颜开地说：“今年可要欢欢喜喜过个春节啦！”
这个社是在1956年元月由六百四十六户农民组成的。夏秋两季都遭到涝灾的威胁，特别是秋季粮棉薯类等有二千四百亩被积水淹没，其中有一千六百多亩未见收成。就这样，还比没有灾害的1955年增产55.5％，有91％的社员比1955年增加了收入；社里对少数减产户分别进行了照顾和五保，使他们能保持一般的生活水平。
这里我们不介绍劳力多、增产突出的户，只就劳力不多和没劳力的户，来看看他们的春节生活吧！
社员朱明喜，全家十口人，只有两个整劳力。过去年年困难，年年负债。1955年加入了初级社以后，生活比过去好了些，但还缺粮七百来斤。1956年参加高级社时，他知道要按劳取酬，自己顾虑劳动力少，分红少，会更顾不住家庭生活，于是就不让十六岁的儿子和十四岁的女儿上学了，要叫他们在社里做些轻活。他家里共做了六百六十九个劳动日，年终决算时，除净分粮食四千多斤以外，还分了萝卜二千斤，白菜一千五百斤，现款三十多元，社里还存着八十八元。这样，一家人治家和生产格外有精神。为着开春后不因给孩子们做衣服累住人，把吃不了的白菜卖了六十元，又卖了自己的两棵树五十多元，用一百二十五元买了一架缝纫机，准备给孩子们做衣服。我们去他家访问时，已经给孩子们缝了三件过春节穿的衣服，准备还做两件。过春节，他家里磨了一石小麦，换了十五斤大米，自己还养着一头肥猪，已经和邻居们商议好，春节把它杀了几家分开吃。朱明喜高兴地说：“过春节有白面、有大米、有肉、有菜、有小孩们穿的新衣服，说真话，这都是合作社给带来的喜欢。春天我打算错了，不该不让孩子们上学，过了春节还叫他们上学去吧。”
社员齐秀兰，是个小脚妇女，丈夫去世了，自己抚养着三个孩子，大女儿十七岁，二女儿八岁，小的才五岁。他和大女儿共做了三百三十八个劳动日，除净分粮食一千四百八十斤以外，还分了萝卜八百斤，白菜六百斤，现款十一元，社里还存着五十六元。我们问她们怎么过春节，她的大女儿说：“今年可好啊！我和妹妹一人缝了一件新布衫，磨了四斗小麦，政府光怕人们过不好，又照顾叫换大米，俺换了六斤，准备再买些粉，割二斤牛肉就具全了。……”接着她又说：“俺今年在高级社里分红宽裕了些，可是也不愿意花透底，政府不是在号召节约吗！节省点好翻盖一下俺这座房子。”
五保户张徐氏，七十二岁，就她一人。土地改革时，分给她两间房子，一亩八分地，因没劳力，成年少吃缺穿。高级社建成后，她有了依靠，每月社里供给她三十斤粮食，还有一元零花钱，啥也不愁了。今年过春节，她以自己给别人纺棉花赚的钱，连上积存社里给她没有花完的二元钱，缝了一件新布衫，磨了一斗二升小麦，换了三斤大米。社里分得二百斤萝卜、一百斤白菜。她坐在煤火台上说：“过去我房里从来没生过煤火，今年交上十月我就生了煤火。不是建成高级社，我哪能过这样的日子！”她对社很关心，社里一有她能做的活，她就去干。前几天她听说社里要织布袋，自己到社里要求纺线，领回四斤棉花正在纺。
合河乡第一农业社的社员们，在欢欢乐乐准备过春节的时候，都追述到高级社的优越性，谈到搞好生产的重要，也怀念着远在边疆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战士们。管理委员会根据社员们的意见，决定杀社里自养的六条肥猪，春节给军属送礼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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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调查
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的今昔 李景汉
（续昨）
收入、生产同生活水平关系的今昔对比
这次访问的家庭，多系贫、雇、中农的成分，因此在做收入的对比的时候，特别着重他们。昔日为地主、富农做长工的一个五口之家的全年家庭总收入，约为三百二十元。租种普通旱地为生的贫农家庭的全年总收入，比雇农家庭稍好一点儿，约为三百四十元。以编席、打石、卖菜、赶车等为主要职业的家庭的全年总收入又大致比贫农好些，约为三百七十元。今日在挂甲屯村原属贫雇农成分而现在变为自给户的，平均五口的家庭，在1956年的全年家庭总收入约为五百八十元左右。占村内总户数三分之一的富裕户的收入则超过此数，而约占六分之一的困难户则低于此数。就让我们以今日的普通家庭收入五百八十元同昔日普通家庭收入较少的三百二十元对比，则超过二百六十元；如果同昔日较好的收入三百四十元对比，则超过二百四十元；如果同昔日更好些的收入三百七十元对比，则超过二百一十元。
再看收入同生活水平关系的对比。今日家庭收入的显著增加是今日生活水平大为提高的主要因素，正如水涨船高。昔日的一般人家是入不敷出。今日的普通人家由于过去家底太空，因之一有收入的增加，则所需要的消费亦立即跟着而来。这种添东西、及时享受新事物的心理是必然的现象。虽然如此，据我所得的印象和村内熟悉各家状况的人的估计，除困难户外，一般富裕户可能盈余五十元以上。年进五百八十元的普通自给户，在年底可能有三十元左右的余额。这样，让我们以今日一个普通家庭的全年五百五十元的消费同昔日三种家庭的消费对比，就得到这样的结果：同昔日雇农家庭消费三百二十元对比，则超过二百三十元；同贫农的三百四十元对比，则超过二百一十元；同较高的三百七十元对比，则超过一百八十元。这就看出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如影随形的跟着收入的增加跑。这些家庭的总收入可能比国内一般的乡村家庭收入较高。这是由于这些乡村有靠近都市的有利条件，一般家庭的人口中，有些是从事非农业的工作，包括工业、建筑、商业、手工业、学校、打石、登三轮等劳动。他们供给家中的钱约占家庭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且有少数达三分之一者。京郊家庭的收入既然较多，再加上同时受到都市生活的影响，因之生活程度就很可能亦比较为纯粹的乡村家庭高些。
在1956年，以种水稻为主要作物的挂甲屯的年成大致还好，村内95％以上的社员比前年增加了收入。其他几个村庄都受到很重的涝灾，减产很多，因之大多数的社员收入比前年减少了。但这些受到天灾的家庭靠积极开展副业与贷款，仍能够保持了已经达到的生活水平，并未降低。这使身受其惠的人家更深切的感觉到，唯有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的优越性才能保证他们经常过着安乐的日子。
一般家庭的实际收入在1956年比在前三十年1926年增加40％左右之多，主要是由于农产品比昔日大为增加了。例如昔日普通年成的一般稻谷每亩产量约三百四十斤，而今日约为六百斤；昔日小麦约七十斤，今日约一百二十斤；昔日棉花约六十斤，今日约一百二十斤；昔日玉米约二百斤，今日约三百三十斤；昔日白薯约一千斤，今日约二千五百斤；昔日带帮白菜约五千斤，今日约一万斤。一般说来，今日各种农产品合在一起的总产量比昔日约增加了一倍之多。增加这样多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新的生产关系代替了旧的生产关系，能够采用了许多新的生产技术。这些农民从产量上亲自看到组织起来共同生产的优越性：互助组的生产量比分散的单干多，半社会主义形式的初级社的产量又比互助组多，而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社的产量又比初级社多。更使他们高兴的是在生产量增加的同时，他们极关心的收入和生活享受也大为提高了。这就更提高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保证了产量的增加无已。
高级合作化以后出现的问题
自北京解放以来，经过土地改革、合作化等一系列的运动，京郊乡村的劳动人民翻了身，作了他们所经营田地的主人，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从此一般过着大致饱食、暖衣、够用的生活，当然比昔日的生活不可同日而语了。但如果要问：他们在今日是不是满足得皆大欢喜了呢？从他们朴素的谈话和表情的自然流露里，使我理会到他们还有些不大可心的事情。这些星星点点的不满现状情绪正是要求改进的表现，并不是消极的态度。的确，其中有不少的意见和感觉是未可厚非的，不但不可一概抹煞，而且需要正视它们，加以足够的注意、研究和及时的合理解决。在我访问的第一家里，一进门首先看到的活动是喂猪。这家主妇和在别家所碰到喂猪的人大致这样的流露着：这年头儿养猪不容易，饲料不够，粗糠不好买，吃豆饼吧太贵，分配给猪的定量粮食不够养肥，赚不了多少钱，也不易得到想吃的肉量。不养吧，空着现成的圈。从养猪就想到养鸡，也有类似的困难。还有日常随时需要的一些东西，往往不能及时的买到或分到。例如，不易得到纳鞋底子用的麻，致家里做不出够用的鞋。缺零钱花也使一部分人觉着别扭，流露着：“要用钱时，钱不在手头”，“看人家工人多好，月月拿到钱，也知道准拿多少，随来随花，也能早有个打算。就说是跟社里借，手续条件什么的不简单”，“连这儿的女孩子都先跑到工人里面去找对象了。”还有一些事物使一部分人感觉着“不自由”。例如：有的要搞点儿家庭副业，就可能招出批评、干涉；缺时间办点儿私事；有的富余钱被动员“自愿”投了资；一年到头得不到能够完全由自个儿支配的一段日期；往往长时间的紧张劳动和不时号召的突击任务“真够呛的”等等。当时使我发生这样一种可能有毛病的感想：人们都知道昔日把人当牛马是不对的，而今日却有时把人当拖拉机用一用。
此外，在我理会到的现实问题中，比较显著的还有：对个别家庭的照顾、女工的保护、天灾的减轻、村容的改观、旧思想意识的作祟、农业社的大小、民主办社和勤俭办社的坚持、尤其是尚待发挥的大量潜在力等方面，都需要早日注意。
结语
总而言之，我的印象是：社会主义这一真理的根已经扎入这些老乡的心里，他们日益发扬着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是集体生产的力量的源泉。这些新农村是在稳定的基础上，向着更美好、更理想的远景进行着种种建设活动。今后生产的增加、收入的上升、生活水平的提高，都自然是不成问题的。正如春天的树木，郁郁葱葱丛生起来。这一切的一切，使我不禁对于这些乡村前途的光明和繁荣，怀着无限的喜悦和信心。
这次访问的范围不过是祖国里面一个小小的角落，接谈的农户又仅仅是三十多家，好像是在古木参天的广大森林里，测量了三十多棵树。但这见木不见林的窥豹一斑，已经使我感到如此惊异。如果窥视了森林的全豹，更不知要发现多少更惊异的奇迹，也不知要怎样的更“少见多怪”。
当本文结束的时候，我幻想着、相信着也实觉着：这座世界上最广大的森林正在根深叶茂、本固枝荣地生长着。不只它自身欣欣向荣，连整个世界也将从它得到越来越多的好处。从里面生长起来的一株树——我，能不感觉光荣骄傲么？且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怎能不见景生情、喜不自禁，有如枯木逢春的试开那么一朵很小的花、结一个很小的果呢？最后，我衷心地祝贺这次对我赐教这样多的老乡们，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迈进中，年年获得新的成就和更美好的幸福生活。谨把这篇调查记做为春节的一点儿献礼。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