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2月28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同行
徐光玉
我和我的兄弟结伴登程。我们的目的地是一个,说近不近,说远不远,需要结结实实地走一阵是无疑的。
我戴着一个放大镜,才走了五十步,低头发现一个小小的积水洼,这在我却是一个大发现。我蹲了下来,研究了又研究,描绘之又描绘,表示由此可见,此行艰险重重,前途不可乐观。
我的兄弟却一脚跨过这个积水洼,大步向前走去。他脖子上套着一架望远镜,扣在眼上,高呼前面美啊妙啊。当他顺利行进到一百步光景,他的面前横着一道相当阔的沟壑。如果他看见了,他跳得过去,即使跳不过,招呼我一声,两个人也容易填平它。可是他没有看见。他只好跌跟斗了。
我们商量了一会,继续前进。值得报告的只有一点,我的兄弟并没有打碎我的放大镜,我也没有要他扔掉他的望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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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给一位老共产党员
杨野
田野蒙上了薄霜,
你依然赤着双脚,
(跛脚像乌黑的树根)
踏着冰冷的泥浆割稻。
我羞惭——
下乡多走了点路,
还没有磨起水泡,
就唠叨着受不了。
你今年六十二岁,
干活却不让壮年人,
在社里整整做了一千二百个工分。
可是有这样的人呢——
只不过轻微的失眠,
就愁眉苦脸地
休息了六十多天。
你珍宝般地藏着二十年前宣誓用的党旗,
这里燃烧着一颗你对党的赤子之心。
可是有人入党不过两年,
就觉得一切都不新鲜,
对党的谆谆教导,
如同嚼一颗失味的橄榄。
你为革命受过千难万险,
至今满身烙痕斑斑,
你却常常说自己:
对党没有多大贡献。
可是有人入伍刚刚七年,
就抱怨提拔得慢。
好像国家欠他一笔
永难还清的债款。
1957年1月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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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木材厂(木刻) 梁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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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谚语
人是铁,饭是钢,田无肥,禾不长。
生意钱,顾眼前,锄头钱,万万年。
打了门前见眼鸟,丢了家里老鸡婆。
人哄地皮,地哄肚皮。
积肥抓得起,春耕成本低。
生意买卖眼前花,狂风吹不倒犁尾巴。
作田靠塘,养命靠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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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忆黎明前的黑暗
庄群
又到2月28日了。十年前的今天,重庆新华日报被迫停刊。我当时是报馆的汽车司机,对于敌人给我们报馆同志上的一“课”,至今记忆犹新。
1947年2月19日到23日,我军在山东莱芜地区歼灭敌人精锐部队六万多人,并且生俘敌军副司令长官。喜讯传来,人们无限欢欣振奋。报馆的工会决定在2月28日举行一个庆祝会,伙食团也准备在这天会餐。27日印完报纸后,同志们不顾通夜工作的劳累,又都立即投入了庆祝会的筹备工作,一直忙到夜一时才散。我回寝室时,隐约听见远处连声狗叫,没有在意。不料正睡得熟时,被一位同志推醒。他轻声叫我赶快送报馆经理到曾家岩省委去一趟。我一骨碌坐起开电灯,灯没亮,原来电源已被敌人切断了。这时报馆四周山坡上狗叫声、十轮卡车声、口令声织成一片,楼下冒上来烧毁纸张的烟味,显然事态严重了。走进办公室,经理于刚同志正和副经理刘瞻同志俯身在烛下商量着什么。他们告诉我:敌人已将报馆团团包围,并且送来了“最后通牒”,要我们立即撤离重庆。为此,必须连夜到省委去一趟。
二月末梢的重庆黎明前的气候,寒意尚浓。我们顺手披了件棉大衣,拿着手电筒,就走出了大门。外面很黑。三人默默地走过小石桥,爬上山坡,对面黑暗中传来机枪扳动声和?喝声:“口令”?我拿着那“最后通牒”,先爬过山坡去,想说明来意。小树丛里窜出一群敌兵,不由分说,如狼如虎般把我押进了他们的阵地。我忍不住好笑。瞧!他们对着我们手无寸铁的革命新闻工作者竟出动了如此众多的人马武器,而且文武齐全:无数武装敌兵里面还夹着大批便衣特务。敌兵一个个卧倒在战壕里,手里的步枪装上了弹药和刺刀,迫击炮、机枪、掷弹筒满布着……。我们被搜过身,随后于、刘两同志同他们谈判。敌人不但不准我们通过,反而命令我们陪他们进报馆去,还要求经理保证馆内同志不向他们“射击”。这是多么可笑的一幕呀:他们弯着腰,端着枪,紧紧躲在我们身后“冲”进了报馆,好像报馆里的每一支笔都是实弹的枪!
累极了的同志们都在睡梦中被押上了球场,不准带眼镜,不准穿外衣,孩子们抱着妈妈的腿冻得直发抖。敌人把我们集齐后,四周架上了机枪。于是敌人分兵齐头并进:一面是在球场上,由一个特务头子向我们“训话”,什么“同志们”“朋友们”“先生们”地乱叫一通。看着他那奸笑的狰狞面孔,细小的蛇眼,听着他那尖利的嗓音,假惺惺地扯谈,我们怒火中烧,反倒不觉得冷风刺骨了。同时敌人正在我们寝室里穷凶极恶地翻箱倒柜,把贵重衣物,甚至桌上的眼镜,都掳掠一空,还把伙房里我们会餐吃的炸鱼、酱肉吞吃了大半。我们回寝室时,文武两帮敌人因为分赃不均,正在争吵厮打。至于“武器”,他们搜遍了每个角落,除了伙房里几把切菜刀外,实在找不出任何一件可以称作武器的东西。他们忍不住惊讶,问我们“没武器靠什么生存?”我们回答:“靠全国同胞的热烈支持!”
我们分批被拘禁在屋子里,过着集中营的生活。
我们是愤怒的,但同时是镇静的。我们常常倚窗昂首高歌,激昂慷慨,敌人无可奈何。有一次,我们的一个同志,还乘着陪敌人清点报馆物资的机会,机警地跑到印刷机旁,用手摇出了二十多份最后一天的报纸。这天的报上转载了延安解放日报的重要社论“再剥一层皮”,可惜没有来得及同白区广大读者见面。
到3月7日,敌人终于“释放”我们了,把我们押到机场,我们进入飞往延安的飞机……。
在十年后的今天,回忆这黎明前的一幕,我是多么深切地感觉到时代列车的不可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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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春之歌
单复
大年初四晚上,春节的最后一个夜晚。
窗外飘着雪花。不时远远传来几声爆竹,是谁家孩子一边捂着耳朵,一边用根香头点放的呢?
屋里温暖如春,暖气吱吱响着,台灯透过绿色灯罩,撒下柔和、温馨的光。书架上盛开的水仙花,晕上一层嫩绿的颜色,显得更素净可爱了。收音机播送着柴可夫斯基的乐章,短笛正吹奏出淙淙流水似的声调。一切是显得如此和谐、温暖而舒适。我斜倚在沙发上,把快读完了的“红与黑”翻开来。
突然,悠扬的短笛声哽住了,传来了女播音员的声音:“各位收听同志注意,这是东北工人医院的紧急通知。在今晚七时左右,有个叫刘雁飞的小患者,妈妈抱他来医院看病,因护士不小心,配错了药。这药很危险,希望患者家长收听后,不要服用。患者是个仅三个月的婴儿,家长在市委会工作,希望知道他家地址的同志,收听后赶快通知他……。”
一遍、两遍、三遍,播音员重复着这不幸的消息。她的声音没有以前那么清亮,低低的。从她的声音里,我几乎看到了她的焦虑不安的神色。我听着,听着,书本从手里滑出来,没有觉察。妻正哄着小明睡觉,她本来是一边踱着,一边哼着催眠曲,这时,也像塑像似地呆呆立在孩子的小床前,双手把孩子抱得更紧,像怕谁夺去似的。孩子已经微微睡着了,长长的睫毛像帘子般的垂下来,复在双眼上,小颊房红得像苹果,他幸福地躺在母亲怀里,不知窗外正轻轻地飘着雪花,也不知有个比他小几个月的婴儿,正在被可怕的阴影袭击着。
我们都没有说话。我看看表,已经是九点一刻了。啊!离护士配错药的时间也过了二个多钟头。孩子的妈妈是不是已经一小匙、一小匙地把药给喂了呢?是不是她这时也正听了播音,庆幸自己的孩子没因别人的过失而造成不幸呢?或许孩子已经吃了药,正躺在妈妈怀里,而妈妈还什么都不知道,怀着莫大的信心,希望小宝宝吃了药,病就会好转呢!啊!让我们祝福她吧!愿孩子还没吃药,愿医院派出去的人能立刻找到她,愿好心的、知道她家的人,赶紧跑去通知她吧。
妻紧紧地搂着孩子,虽然他已经睡着了,小鼻梁呼扇呼扇的,但她却不愿像往日一样,把他放在小床里。她不时焦躁地看我一眼。啊!她这时心里所想的,一定和我一样。我们都是有孩子的人,我们 知道爸爸妈妈的心,是紧紧地和孩子的心连着的。孩子一个较粗的呼吸,都会引来妈妈一阵心悸呢!
整个晚上,我们都很少说话。我们的心,全被那个叫刘雁飞的不熟悉的孩子的命运占去了。它使我想起不幸的童年,那时,我的一个小伴侣,叫小梅的表妹,她就是吃错了医生的药死去的,但医生却昧着良心不承认,还逼着姑妈还他的药钱。想到这里,我几次站起来想冲出门去,去通知那个可能遭遇不幸的孩子的妈妈。可是,这么大的沈阳,到哪里去找她呢?我又无可奈何地坐下来……
夜深了,妻把孩子放在小床里,比平日更小心地给他盖好了被子,然后自己也睡下了。我却还不想睡,依然斜靠在沙发里,点了一颗烟,随着袅娜的蓝色的烟云,我想得很多,想得很远。
从可能遭遇不幸的孩子身上,我想到了那个粗心大意的护士,当她发现了自己的差错之后,她一定是比谁都要难过的;她的脸色会是怎样的苍白,心会是怎样的绞痛啊!当她勇敢地把自己造成的错误,向总值班报告时,她想到的不是自己将受到的责罚,而是孩子的生命。护理人员救死扶伤的职责,是全体白衣天使的荣誉。而且,她要是晓得不仅是孩子一家,不仅是整个医院,而是全市的人民,都由于她底过失,使一个欢乐的节日,变为焦虑不安的夜晚时,她对自己的呵责,就会更加严厉了。这时候,她就会深深地认识到,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怎样的大家庭里,一个休戚相关的伟大的集体中啊!任何一个工作同志的不负责任和疏忽,都会给这个集体带来不幸和损失。而任何一个同志的微小的贡献,对于这个集体又将起怎样的作用!
正是由于这种认识,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才能兢兢业业地尽自己的职责。这不禁使我想到就在这夜深时刻,全国的煤矿工人在地层底下,挥着黑色的汗珠,一镐一镐地为我们挖掘宝贵的黑金——给全人类带来光和热的煤。我们在零下三十度严寒的气候下,能够这么温暖,这么幸福地过着欢乐的节日,怎能不深深地感激他们,不为这个伟大的集体祝福呢!
夜更深了,看看窗外,雪花仍然轻轻地、无声地飘着,我的思绪是越抽越长了……。
第二天早晨,我带着希望的心情打开了收音机,女播音员的熟悉的声音又传来了:“报告大家最关心的一个好消息,昨天晚上我们播送的那个小患者刘雁飞,他没有吃错药,当夜他的家长收听了播音,就马上到医院换药,现在孩子的病已好转,活活泼泼地躺在小床上玩呢。感谢当夜骑着脚踏车,冒着风雪,去给他家送信的几十个热心的同志……”
啊!她的声音是多么清亮啊!简直像初春柳枝上鸣叫的黄鹂。我的心也欢快地歌唱着!雪不知什么时候停息了,一道灿烂的阳光从玻璃上射进来。我带着说不出的甜美的感情,开始了春节后的第一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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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谁的责任?
萧照
春节前两天,在北京西四合作社里,我看见了两个排在长长的队伍中的十四、五岁的小学生。
他俩在交谈。站在后边的一个问前边的:“你今天排几次队了?”站在前边的学生转过身,显出生气的样子回答:“三次了,还都是买肉!家里已经买了三斤猪肉,爸爸下班回来一看还嫌少,跟妈妈吵。妈妈说,买得多了怕别人说。爸爸说,小孩子不要紧,人家不卖给再回来。卖肉的叔叔都认识我了,真有点不好意思。”后边的一个听了也埋怨地说:“你排三次队还算好哪,昨天一整天我跑了好几个合作社买肉,腿都跑酸了。我妈妈在他们机关里又托人买了几斤肉,还怕不够吃,一定要我来凑这个热闹。”
从谈话中可以断定这两位同学的父母都是机关干部。他们一定知道了今年党和政府号召机关干部俭朴过春节,不同群众争买年货。这几位爸爸妈妈以为孩子们大概不懂得这道理,一定会高高兴兴去买,万一排队多了被别人指出来,反正是小孩子也没有关系。他们根本不想一想为了自己的自私自利打算而给了孩子们怎样恶劣的影响!
让孩子排排队,多买几斤猪肉,这也许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吧,但正是这类“小事”时时刻刻影响着孩子们的思想感情,影响着他们的精神品质。譬如有些人为占一点小便宜,叫孩子到工地拿回破木料;有人来找,自己明明在家,却叫孩子去说“爸爸不在”;同朋友在一起说长道短,谈是论非,孩子在场也旁若无人;下班到家,遇事稍不如意就大发雷霆,敲桌子摔椅子,吵吵骂骂,习以为常;睡在床上随意叫孩子拿这拿那,甚至要孩子为自己脱鞋、去袜子……。这些事看来好像是微不足道的,可是无形中给孩子灌输了许多有害的东西。日久天长,在孩子身上生了根,发了芽,于是不良的行为发生了,恶劣习气出现了,轻视劳动,骄傲自负,打人骂人,不服管教。而家长也因之苦闷烦恼,百思不得其解,其实都是自己教给孩子的。
这难道怨孩子不长进吗?怪老师没教育好学生吗?据我看,不少责任在做父母的身上。与其到孩子品德败坏时向社会呼吁,倒不如及早注意,负起教育孩子的责任。


第8版()
专栏:

非美国方式
有一位美国百万富翁,他的财富来路不清是尽人皆知的。他请一位著名的画家给他画一幅肖像。肖像画成了,像上的他两手插在衣袋里,神气俨然。他要一位客人参观他的肖像。问客人是否觉得画得很像。
“不然,”客人说,“我看不像。”
“为什么不像?”
“您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袋里,这就不像您了。”
(纪琨译自德文“谐趣集”)(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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