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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美国诗人朗弗罗
赵蘿蕤
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我们纪念诗人亨利·瓦兹沃斯·朗弗罗（1807——1882）。一百五十年前他生于美国东北缅因州的波特兰。这位十九世纪中的美国诗人不但在当时的美国是最受广大读者欢迎的诗人，在欧洲也享有盛誉。他的朴素而和谐的诗句容易上口，便于记忆，因此在美国不论是学童是成人都能背诵许多。他也是文学研究者，是美国最早的几个介绍当代欧洲文学的学者之一。通过翻译、课堂讲述和自己的创作，他作了许多有益于建立自己的民族文化与介绍欧洲文学的工作。
朗弗罗的父亲是个比较富裕的律师，而他的出生地又是十九世纪美国资产阶级的文化中心，因此他受了当时最优越的教育。这时的美国东部受工业发展的影响，已在渐渐从殖民时代与独立初期的狭隘的清教徒思想中解放出来，并且向动荡而革命的欧洲思潮吸取新生力量。朗弗罗从来不是个思想家或政治活动家，他毕生从事的是近乎自满的、细水长流的文学创作与研究工作，但是环境变了，文化教育的内容与性质也跟着变了：大学的研究工作已不再是为喀尔文教义找根据，不再是全心全意为神学服务；诗歌与文学在生活中逐渐占有地位；对于近代与当代各国语言文学的兴趣与研究渐渐可以与希腊拉丁语文抗衡而过之；欧洲浪漫主义潮流所引起的对民间传说与文学，民族历史与文学的兴趣广泛发生了影响。在这些方面，朗弗罗是首当其冲的。他感受了新时代的动力，而且为它的文化教育立下了不少功绩。
1822年，十五岁的时候，他在博多因学院读书，表现了语言与文学的才能。他学希腊拉丁文很有成绩，但是他的志愿是学好法、意等近代语。毕业后为了准备在博多因学院担任近代外国语文教授的职务，于1826年到欧洲留学，历经法、德、意、西班牙诸国，学习这些国家的语言文学，特别是德国文学。1829年回国后在博多因当了六年语文教授，讲述文学史，编写并出版了法、意、西班牙文的文法与读本。当时哈佛大学最负重望的学者、担任近代语文讲座的悌克诺准备退职，推荐朗弗罗为继承人，朗弗罗于是在1835年重游欧洲，到北欧瑞典、丹麦等国研究它们的文学，又在德国海德尔堡大学研究德国文学。他对于德国文学的主要兴趣是十八、十九世纪的作家，特别是歌德和席勒。在哈佛大学教书十八年之中，他向青年学生广泛介绍了欧洲各国的语言文学。可注意的是：他着重介绍、肯定了伟大德国诗人歌德。在哈佛大学他是第一个人介绍这位当时还未被公认、甚至还是被许多人歪曲、侮蔑的伟大作家。他周密地准备讲稿，把搜集来的丰富资料记了许多笔记本，荟齐了自己的译注，别家对于歌德的评述，他自己的分析、评语，等等。作为教师，他的特点还不在于精确的科学论证，而在于广泛地介绍原著，生动地讲述，引起学生多方面的兴趣。这种作法不尽同于德国学者。
朗弗罗十三岁时就开始写诗，大学时代继续写作；他的第一集诗“夜吟”出版于1839。“夜吟”中最著名的一首就是“生之礼赞”，名句是：
因此不论遇到什么命运，
不要灰心，要行动起来；
不断地争取，不断地前进，
学会勤劳与等待。这首诗在还未收入诗集之前，朗弗罗已在课堂上讲授歌德时向学生朗诵了，结合着歌德自传体故事中威廉的学习与进取思想。诗的内容是符合当时资产阶级上升时的反清教主义，鼓励事业心的积极思想的，也符合普通人民的愿望，而且诗句的音节铿锵，内容明晰，不久就成为家传户诵的名篇。这种比较积极的、乐观的风格是朗弗罗作品的一个重要方面，贯穿在他的作品里。
朗弗罗作品的另一特点是他的“家常味”，和他的民间史诗的风格。他的“家常味”主要和下列题材有关，包括那些描写亲切的家庭乐趣，描写孩子们的天真，夫妇间的和气的短诗（如“孩子们”，“孩子们的时刻”，“白雪堆成的十字架”，“黄昏星”等）；描写自然景物、缅因的山林海景的（如“山上观日出”，“冬季的林木”，和以“海边与炉边”为题的几首）；描写美洲东部人民生活的（如描写村民的“乡村铁匠”，描写印地安人的衰微的“米尼辛克的葬礼”，和落籍在加拿大的法国农民的故事，如故事诗“依凡吉琳”，1847）；还有许多类似的，以欧洲为题材的作品。但是朗弗罗的作品决不限于“家常味”。最显著的例子是三首著名的长篇故事诗；除了上述的“依凡吉琳”以外，还有“哈依瓦撒之歌”（1855），与“迈尔斯·司坦迪希的求婚”（1858）。
前者生动地描写并歌颂了印地安民族英雄的事业，后者幽默地描写了美国东岸殖民初期的一些人物事迹。这些应该属于民间史诗的范畴。
朗弗罗作品的又一特点是他的素朴动人的诗的语言与格律。素朴动人的风格而不沦落于拙劣、贫瘠、庸俗的刻板套子是几乎每一个优秀作家所追求的标准。不可否认，朗弗罗的许多作品是近乎贫乏而庸俗的。他的思想、意境有庸俗的方面，如他的宗教味，说教味，感伤味。但是应该承认他的风格的许多优点。他的格律往往能恰当而生动地反映内容，他的最好的作品不但利用了素朴而富于诗意的语言，还表现了格律的多样化。
1854年，朗弗罗辞去了哈佛的职务，以便专心从事创作。他的作品很多，现在所知道的最完善的全集计十四卷。他的散文集主要有三：“海外集”（1835），这是作者初游欧洲时留下的短篇旅行杂记；“海批里安”（1839年），这是一部自传体的、记录青年诗人的文学经历的小说；“卡瓦纳”（1849），中篇小说，有一章说明诗人自己的主张，以为民族文学不能排斥而是应该向外国文学学习。他的诗集主要有以下几种：“夜吟”（1839）；“歌谣及其他”（1841）（包括著名的短篇故事诗与抒情诗，如“穿甲胄的骷髅”，“乡村铁匠”，“精益求精”）；“关于蓄奴制的诗”七首加献词一首（1842）；“勃鲁吉斯的钟楼及其他”（1846）（包括著名的反对战争、歌颂和平的“春田的军械库”，抒情诗“白天已经过去”，“箭与歌”，十四行诗“黄昏星”，“但丁”与若干译作，等等）；“鸢尾及其他”（1866）（收有著名的六首论但丁神曲的十四行诗）；“潘杜拉假面剧及其他”（1875）（包括在技巧上最成熟的十四行诗“乔叟”，“莎士比亚”，“弥尔登”，“济慈”，“海音”等，和作者晚年写的一首最好的诗“我们将死的人向你们致敬”等）。朗弗罗以短小的抒情诗与十四行诗胜，此外就是上述的三首十分优美、结构比较浑雄的长篇故事诗。
还必须提一提诗人在翻译与编集欧洲诗歌方面的劳绩。他的译作很多。他通晓许多近代语言，翻译了许多南欧北欧的诗歌，且在晚年翻译了但丁的神曲。他所编的欧洲诗歌集表现了他的博学。诗歌集计四种：“欧洲诗人与诗歌”（1845），“流浪儿”（1845），“迷途者”（1847），和有他参预的三十一卷的“各地诗歌集”（1876—1879）。
这位在美国文学史上有拓荒功绩的诗人与文学研究者在若干方面可以启发我们的工作：如他的有民间气息的艺术方法，他的开创精神，他的致力于民族文化，学习世界优良的文学与文化传统的方法与精神。但是用现代人的标准来衡量，他的缺点也看得比较清楚。朗弗罗在现代美国人民的心目中已远不及惠特曼，马克·吐温，麦尔维尔，亨利·詹姆斯等。他虽然生活在开明的后清教主义时期，而且经历了尖锐的反蓄奴制斗争，但是他的个人生活与志趣比较狭隘，终其生住在平静的大学区，对于广泛的社会生活，较深刻的文化与政治问题不注意。因此他的诗歌色调几乎一贯是“素淡的粉彩颜色”，他的个性风格像一座近郊的自然森林，随着四季变化，和扰攘的尘嚣疏隔。正像他评述一个德国作家时所说，“有时他像秋日林木一样华美，有时又像夏季绿叶似的素朴。”他写了许多描写海景的好诗，但是我们不能在他的作品里感到海的深沉、浩淼与力量。1842年他写过七首反蓄奴制的诗，并曾向反蓄奴制的报刊“自由钟”投稿。这是受了他的朋友索姆纳，一个反蓄奴制的自由土地党人的影响，又在读了迭更斯“美国杂记”里的“论蓄奴制”一章以后。这些诗表现了可贵的正义感。
诗人完成了诗歌创作与介绍的历史任务，为美国人民与尊重世界文化的人们所敬仰。在历史的每一个革新阶段，会出现各式各样的优秀人物，在各方面代表着新生中的广大人民的愿望与努力。这一点，我想新中国的人们是可以深刻体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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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吉林省委文教部召开座谈会
要求加强对学生政治思想教育
本报讯 18日至22日，中共吉林省委文教部召开了学生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省内九十六所大、中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党、团组织的负责人。
会上讨论了在学校中如何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问题。参加会议的同志一致认为当前学生的思想主流是健康的，他们热爱社会主义事业，自觉地积极学习。但是，在一些学生中也滋长着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有的学生不遵守学校制度；有的学生对不感兴趣的功课就不愿意学；在大、中学校学生当中，不愿参加政治活动的倾向有所发展。
大家认为，当前学校党组织在政治思想工作中的主要任务，就是教育青年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政治思想工作要采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和风细雨，循循善诱，避免简单粗暴。去年吉林省对于学生思想工作有些放松，片面强调教学，忽视政治思想教育。有的学校错误地指出“教学压倒一切”的口号。为了加强学生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学校要加强对学校党、团员的思想教育，使他们成为核心力量，起模范带头作用；各个学校也可以举办周会、时事政策报告会、生活检讨会等，通过这些活动进行思想教育；此外，还要加强学校工作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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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蒜可以治疗外科创面感染
新华社26日讯 北京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外科学总论教研组的负责人今天对新华社记者说，大蒜可以用来治疗外科创面上常见的各种感染（绿脓杆菌感染除外）。
在这个教研组的病房里，一个老太太的后背两侧各生着小碗口那样大由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引起的癰，人体发烧。医生给她作十字切开术后，就用大蒜浸液浸透的纱布充填在伤口内。四十八小时后，伤口坏死组织基本脱落。医生还让病人口服生蒜，并在伤口四周注射大蒜注射液进行封闭疗法。病人无任何不适反应，五天后伤口就完全清洁。如果按照一般情况处理，根据这个病人的病情，单注射青霉素和使用其他药物如硫酸镁、德肯氏溶液等，估计每天药钱至少四、五元，而且伤口上的坏死组织至少要十多天才能脱落。
在最近一个时期，北京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已经有三十多个病例用大蒜治疗得到痊愈。
进行这项研究工作的医师马植尧说，早在半年前，他就在医师朱洪荫和王淑娟的指导下，经过化验室多次试验，证实大蒜对各种常见致病菌的抑制作用（除去绿脓杆菌外），和抗生素作用相等或比抗生素作用更明显，特别是对金黄色溶血性葡萄球菌的抑制作用最有效。
医生们在临床应用以前，曾用大蒜在兔子身上作过实验。
马植尧医师说，在大蒜浸液中加上1％的止痛剂（努佛卡因）可以消除大蒜对伤口刺激所引起的疼痛。
目前，他们除进一步扩大临床广泛应用大蒜浸液作外科感染伤口的湿敷和口服大蒜丸外，着重研究如何消除大蒜注射液在注射时有时产生的局部疼痛或浮肿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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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祖国五万多张唱片去年运到香港
新华社香港27日电 在过去一年中，有五万多张唱片从大陆运销香港，受到香港各阶层同胞的热烈欢迎。
据统计，祖国唱片在香港的总经销处中国国货公司去年在香港一地售出的祖国唱片就达五万二千张，每月的平均售出数比1954年下半年增加五倍以上，比1955年也有增加。唱片中包括民间歌曲、各地方戏曲和管弦乐曲。中国民间艺术团去年在香港和澳门演唱过的“歌唱祖国”、“新疆好”、“绣荷包”、“赶马调”和著名的“歌唱二郎山”、“黄河大合唱”等歌曲的唱片，特别受到香港同胞的欢迎。有许多种唱片运到香港后，几天内就被抢购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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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自动报时钟
新华社广州27日电 广州市第七中学最近出现了一架有趣的时钟，它能自动将学校一昼夜内三十八次作息时间用电铃报告给全校。
改装这架时钟的是这个学校的数学教师黄铭信。早在一年以前，他就想到用机械来自动报告作息时间。他在时钟内部装上接电板和其他一些零件，使电键通电的时间和作息时间相同，再将电源通过变压器和电铃相接。这样，每当时钟指着上课或下课的时间时，全校的电铃便都响起来。如果作息时间改变，只要稍加调整，它又可按新的作息制度为人们报告时刻。这个学校现在已不必使用打铃的人了。黄铭信改装这个时钟总共才用了二十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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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会见喜剧演员殷秀岑
新华社记者 王文琏
阔别银幕已久的著名喜剧演员殷秀岑，又要和观众见面了。他在快要上演的新片“不拘小节的人”里面饰演一位胖旅客。影片中出现火车在秀丽的江南原野上奔驰的画面。在这列客车的软席车厢里，这位胖旅客还没有找到座位，但在一张双人座席上横卧着一位“不拘小节的人”，正盖着报纸呼呼地熟睡，叫他也不醒。这时胖旅客肥大的身躯，堵住了车厢里来往的乘客，引起了一场有趣的纠葛。殷秀岑向记者介绍这些滑稽镜头时，自己也禁不住哈哈大笑。
记者最近去长春电影制片厂在殷秀岑的家里访问了他。他现在的体重是三百一十多斤，比1946年增加了五、六十斤。殷秀岑告诉记者，长影给他许多照顾。因为他行动困难，外出用小汽车接送。人们看到他上楼下楼时，总要上前攙扶。他的宿舍也在厂内，以免上班下班往返走路。谈到这些，他回溯起二十多年来的辛酸往事。在旧社会，电影公司的老板为了迎合观众的低级趣味，常要他扮演有伤自尊心的角色。
两年多以前，殷秀岑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后，电影艺术界曾存在着这样的争论：认为喜剧、讽刺剧电影只适合于揭露旧社会的阴暗面，不适合于新社会的需要。因此，在这期间，殷秀岑没有拍摄电影和公开演出。自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殷秀岑又露面了，他重新开始做他最热爱和最擅长的喜剧演员。他认为，他的喜剧性的表演，将使观众得到轻松和愉快。最近，他除了参加拍摄“不拘小节的人”以外，还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话剧团公演的话剧“方珍珠”里，扮演了一个国民党军官，受到好评。长春市话剧团现已邀请他参加演出讽刺话剧“陞官图”。记者去访问他时，他已经在读这个剧本第三幕的台词了。现在，他除了准备参加演出外，还和别人合作编写喜剧剧本。
殷秀岑最后告诉记者一件新闻，喜剧演员韩兰根应邀就要到长春电影制片厂来了。这两个同事二十多年，曾在影坛上名盛一时的胖瘦老搭挡，又要合作演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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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应该严肃地对待经典著作的翻译
——谈“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曹译本的一些问题
周熙
列宁著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曾经有过焦敏之和曹葆华的两种译本，而以曹译本最为流行；最近工人出版社又编译了该书的摘要，收在“列宁论劳动”一书中。
焦敏之的译本，我没有读过；去年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曾经读过曹葆华的译本。为了配合学习，只选读了其中的一部分，但因为自己的知识基础太差，有许多地方读不懂，只能根据自己的水平去理解。不明白的地方，在书上打了些记号，也始终挂在心里。听说工人出版社新译了这本经典著作的摘要，所以买来重新读了一遍，觉得译文除比曹译本流畅之外，还有许多明显的不同。这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又进一步将两本书来对照了一下，发现曹葆华的译文有许多地方显然是错误的。——一个不谙俄文的人，本来不应这样轻率地下断语，但由于这些错误十分明显，而且有些属于常识范围以内，所以我才敢于这样说。同时，因近来学习政治经济学的人很多，而且大多数人要读一读这本经典著作，所以我愿从读者的角度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以便引起读者的注意和翻译家的指正，从而使这本经典著作更加完善。
我读的曹译本是195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三版，第四次印刷）。对照了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译文第一章、第三章和第六章的一部分，就发现两书有许多不同之处，而这些不同之处，在我看来是属于曹葆华的误译或译得不够确切。这里仅举几个明显的例子。
一、在“机器在农业中的意义”这一节里，列宁在叙述了机器在农业中使用的结果之后，他说，在业已形成的资本主义的农业中，造成了一定的工人等级制，并以南俄农场为例，分为下列几等：（甲）全劳动力——能做一切工作的成年男子；（乙）半劳动力，即妇女和二十岁以下的男子。半劳动力又分两种：（一）从十二——十三岁到十五——十六岁——狭义的半劳动力；（二）强壮的半劳动力……从十六——二十岁，除了割谷以外能做全劳动力的一切工作。最后，（丙）是辅助半劳动力，即八岁以上十四岁以下的儿童，他们的工作是放猪、放牛、割草以及犁地时赶牲口（以上系根据工人出版社的译文）。列宁所分列的这几种等级，看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我过去读曹译本时，却吃了一些苦。曹译本是译为这样几种等级：“完全工人”，“半工人”（这两个名词，仔细琢磨的话，还是可以理解的。）在“半工人”之下又分做所谓“狭义的半工人”与“大力半工人”，“小力半工人”，又有谁能理解这样的名词呢？
二、曹译本里经常有所谓“工艺”的字样出现，如：“工役正是中农底专门‘工艺’”（一九七页）、“农民外出工艺”（二○四页）、“农业工艺”、“工艺者”（二○七页）、“农业与工艺结合”（二一○页），等等。读曹译本时，我曾猜测这两个字的涵义，不得其解。这次读了新译本，才恍然大悟。原来曹译本上所谓“专门工艺”是“专门副业”，“农民外出工艺”是“农民外出做零工”，“农业工艺”是“农业副业”，“工艺者”是“副业工人”，“农业与工艺结合”是“农业与手工业结合”。
此外，译名错误的地方还很多，如：将“劳动力”译为“劳动人手”，“农奴制”译为“农奴法”，“下等户农户”译成“低类农民”，“农场主”译成“土著农人”，“钳工”译成“制锁业”，“老虎钳”译成“压榨机”，农业工人的“伤残事故”译成“重伤症”，“外界”译成“其余世界”，“因分工而造成的技艺名手”译成“分工名手”。甚至将“价格”误译为“价值”（见一九七页注一）。我认为这不是译者缺乏政治经济学的常识，很明显的是粗枝大叶、不负责任所致。对经典著作采取这样的态度，是大不应该的；即使是微小的错误，也应力求避免。
列宁具有渊博无比的知识，在他的著作中经常很内行地谈到许多专门行业的情况，令人信服地同意他的论断。而我们的译者，由于知识的贫乏，译起来当然会碰到许多困难；但是自己不懂，就应该想办法请教别人，不要随便妄加猜测，否则就会铸成大错。如曹译本二一三页有一段译文是这样的：“在机器面前的工作，造成了职业分工与职业病。例如，在打谷机下工作的有鼓手（他们将谷把放在鼓中；这是最危险和困难的工作；密集的植物灰尘从鼓里飞出来打到人们脸上）。”这段话我百思不得其解，无法想像出那“鼓手”为什么要在打谷机下工作？打谷机下又为什么会有“鼓手”？直到看了工人出版社的新译本我才弄明白，原来应该是这样的：“在机器上工作，造成了职业分工和职业病。例如，在打谷机下工作的有“脱粒工”（他们把禾捆放到脱粒滚筒上；这是很危险和极困难的工作，因为大量的植物粉从脱粒滚筒上飞打到人们脸上”）。此外，如将农业上的专门名词“肉质直根类作物”译为“块根”，纺织上的“纱管工”译为“卷丝者”，都是不肯请教别人而发生的错误。
再如，读者又怎样能看懂这些话的意思呢：“‘在任何村庄都不能建立任何数目的工厂’，——我们关于丝织业读道，——‘工厂应当跟着织工走到那些村落中去，在那里由于外出（或者，我们且加上一句，凭着家庭工作），熟习业务的充分的人员已经形成了’。”（见曹译本三八八页）“任何村庄都不能建立任何数目的工厂”，究竟是什么意思？工厂又怎样“跟着织工走到村庄中去”？读了下面的译文，才会恍然大悟。“关于丝织业，我们读到如下的字句：“不能随意在哪一个村子里建立工厂，不能随意要建立几个就建立几个，工厂必须在那些有丝织工的村子里建立，那里通过外来工人（或者，再补充一句，通过家庭劳动）形成了熟悉业务的工作人员’。”
此外，曹译本中文理不通、晦涩之处还不少，我这里也举一个例子。二○六页注一里有这样的话：“在其出外‘营生’而至少部分地乘火车的乡村工人数目，约为全体工人十分之一……。”这里“至少部分地乘火车”实际上是说“坐过一段火车”的意思。其他如“使用机器……也以经济的极大规模而著称”，“12—17岁的女孩和儿童”（儿童难道不包括女孩吗，应为“男女儿童”）。“无土地化进行得很快”，“在丰收的收获时期”（既是“丰收”，又是“收获”），等等，更是屡见不鲜。
应该指出，这是一部经典著作，译本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而且已经出过三版；译者一般地被认为是好的翻译家之一，而且据译者的译后记里说，除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的新版本校过之外，并对照过英文本和日文本，竟然还有这些明显的错误，是不应该的。译者与出版者都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希望能切实地重新校订一番，让这部经典著作能够有较完善的译文和广大读者见面，这样才能更好地帮助读者，才能无愧于这部伟大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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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曹葆华同志的来信
编辑同志：
周熙同志对我所译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批评，一般是正确的。在这里应当感谢他把我的译文的错误和缺点指了出来。
这部经典著作，我先后翻译过两次。第一次是在1945——1946年，译稿在撤离陕北瓦窑堡的时候被敌人焚毁了。第二次是在1948年，住在石家庄附近乡村的时候。当时我是独自一个人翻译的，有些工业和农业上的术语，由于自己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而又无从向人请教，都是从日译本中现有的名词抄录下来的（例如，“完全工人”，“半工人”，“大力半工人”，“小力半工人”，“压榨机”，“重伤症”，“鼓”，“鼓手”，“卷丝者”）。另外，当时我在翻译工作上还有着这样的缺点，就是每句话都是尽量顺着俄文词儿的次序直译出来（例如，“工厂应当跟着织工走到那些村落中去……”），每个名词都要前后译成一样（例如“工艺”），而不从其内容上恰当地把意思翻译出来。至于在中文词句的表达上，推敲和琢磨的工夫也是下得很不够的。
1949年进北京后，此书印行过四次，虽然每次也都在字句上作了一些改动（主要是有关理论和统计数字方面的），但是由于没有听到什么不满的反应，所以就妄自认为自己的译文没有多大问题了，也就没有努力去作彻底的修改。现在面对着这些缺点和错误，我当然深深感到有愧于这部伟大的经典著作，而且也有负于我国广大的读者。
今后我决定或者自己对着原著逐字逐句仔细地把译文校改一遍，或者在邀请别人合作之下共同把此书彻底改译一次，务求这部经典著作的译文对于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同志们能有一些帮助。 此致敬礼
曹葆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