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2月24日人民日报 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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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对预备党员的教育帮助预备党员按期转正
编者按:1956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飞速发展的一年,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队伍飞速壮大的一年。这一年中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新党员比过去任何一年都多。新党员是党的新血液,大批积极分子涌进党的队伍是党不断壮大的标志。但党的壮大不只决定于党员的数量,更决定于党员的质量。党章中特别规定:党的组织应当向预备党员进行初步的党的教育,并且对预备党员的政治品质进行考察。可是,在过去一年中,不少地方党的基层组织只是注意了发展党员,却放松了对预备党员的考察和教育,结果就使许多预备党员不能按期转正。今天登的党员来信中所反映的情况很多地方都有,这不能不引起大家的注意。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希望各地党组织都能认真地检查一次预备党员的工作,批判不重视这一工作的思想,然后定出考察和教育预备党员的办法,切实地加以执行。中共旅大电业局委员会对预备党员的考察和教育的工作是做得比较好的,值得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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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考察和教育预备党员的经验
中共旅大电业局委员会
我局现有预备党员一百一十四名,占全体党员的17.1%。一年来我们注意了对预备党员的教育、考察和转正工作,使预备期满的党员都能按期转为正式党员。我们的做法是这样的:
一、过好党的组织生活
每一个预备党员从入党那一天起就严格地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我局各支部党的生活是比较正常的,一般都能做到每月召开一次支部大会,一次或两次党的小组会。会议内容主要是讨论生产计划和保证计划完成的具体措施,以及结合每个党员的工作、生产、学习和思想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了使预备党员能通过党的生活受到教育和锻炼,我们特别注意让预备党员在会上对各种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或认真地进行自我检查。我们对预备党员提出的正确意见予以鼓励和支持,不正确的意见则进行耐心的解释。对那些在会议上不敢发表意见的预备党员,会后派人和他们进行个别谈话,征求他们的意见,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对于预备党员的缺点,帮助他们进行分析,找出产生的原因和今后改正的办法。由于经常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预备党员的缺点一般都能及时地改正。如预备党员王文群,在入党前和群众关系很密切,入党后当了副班长、团支部副书记、人民监察通讯员,就骄傲起来,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处处挑群众的毛病,群众对他有意见。这种现象经过党支部大会的批评后,不仅王文群本人改正了缺点,其他有骄傲思想的预备党员也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二、在工作中教育和考察
实际工作的锻炼是提高预备党员工作能力和考察他们的政治品质的有效方法。除本身工作外,我们还分配给他们一定的社会工作。在一百一十四名预备党员中,近80%的人担负了固定的社会工作。有的担任工会工作,有的担任青年团的工作,有的担任党的宣传员。对于未担任固定社会工作的预备党员,党组织也都经常分配给他们一定的工作任务。如在群众中宣传党的政策,收集群众的反映和深入了解群众生活等。党组织也注意及时地检查他们的工作情况,交代工作方法,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有的支部还建立了预备党员的定期汇报制度。党委和总支还定期召开小型的座谈会,听取他们对党组织的意见和要求,教导和鼓励他们积极地做好党所分配的工作,克服缺点,按照党章规定的党员义务,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水平。在党组织不断帮助下,预备党员一般地都能积极地完成党所分配给他们的任务。
三、进行定期鉴定
从1955年开始,我们对预备党员实行了定期鉴定的制度,自入党之日起每隔3个月鉴定一次。鉴定的内容,主要有工作和学习的表现、群众关系、遵守纪律、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面。鉴定时首先由预备党员个人做好准备,然后在小组会上进行检查,经过小组讨论,写成书面材料,交支部委员会审查。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帮助预备党员及时地克服缺点,更快地提高觉悟;另一方面也可以做为党委在讨论和审批预备党员转正时的重要依据。为了把鉴定做好,在鉴定之前党组织要派人对缺点较多的预备党员进行具体帮助。在鉴定时,参加鉴定会议的其他党员,要实事求是地指出他们的缺点,耐心地帮助他们分析缺点产生的根源,找出改正缺点的办法。
四、进行经常教育
我们采取了以下几种方法来对预备党员进行教育:
(一)指定入党介绍人经常和预备党员进行个别谈话,了解预备党员的工作和思想情况,针对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进行帮助和教育。
(二)1956年4月党委在举办非党积极分子训练班时,吸收了当时全部的预备党员(共三十多人)参加了学习。在学习期间着重对预备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学习结束时,对参加学习的预备党员还进行了一次学习鉴定。
(三)党委举办的各种时事政策报告会,都吸收预备党员参加。
1956年这种报告会一般地每月都能举行一次。
五、及时办理转正手续
1956年入党的新党员预备期满的都已按期转为正式党员。我们在处理预备党员转正工作中没有拖延的现象。这主要是由于日常对预备党员的教育考察工作做得较好,在讨论和审批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时,能心中有数。其次党委对这项工作抓得比较紧,能够经常地督促各支部按时讨论预备党员转正的问题,对于各支部送来的预备党员转正的材料,也能做到及时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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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员来信

忽视对预备党员的教育是错误的
编辑同志:
最近,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在一些农村乡、镇,进行了关于预备党员工作的检查,发现有不少党组织忽视对预备党员的教育工作。
扬中县建设乡共有八十二名预备党员,占全乡党员的半数。但是,这个乡支部在接收他们入党以后整整一年内,没有给他们上过一次党课,也没有向他们进行过一次党的基础知识教育,更没有对预备党员的政治品质进一步加以考察。因此,有些预备党员,不但不懂得党员的权利与义务,甚至连预备期多长也不知道。在预备党员预备期满以后,党支部也不按时讨论他们的转正问题。现在全乡已有六十二名预备党员超过了预备期,其中超过半年以内的十七名,半年以上的二十三名,一年以上的十八名,二年以上的三名,三年以上的一名,但党支部至今还未去讨论他们的转正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十分严重的。有的党员说:“我们是老预备党员。”
忽视对预备党员进行工作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全乡有七名预备党员在入党以后,滋长了骄傲情绪,有的甚至腐化堕落,其中有四名预备党员已经完全丧失了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还有些地方,在预备期满以后,党组织草草率率地把他们转为正式党员。如宜兴县柴南乡预备党员蒋金大,既没有经过党小组的研究,也没有经过支部大会讨论,由支部书记私人盖了章就送至区委,区委也没有调查,就批准他转为正式党员。不久,发现他政治品质上有严重问题,又不得不将他开除出党。
为什么发生这一情况呢?主要原因是县、区党组织在向下布置发展党的工作中,对发展新党员的工作抓得很紧,有数字、有完成的时间,还有经验介绍和具体措施;但是对怎样做好预备党员的工作,只有一般号召,没有具体措施,因而,这些党支部就很自然的产生了重视发展党员,忽视教育预备党员的思想,他们认为只要把一个非党积极分子接收入党以后就“万事大吉”了。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
党历来认为,做好预备党员的工作,是发展党、巩固党、提高党员质量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每个党支部的重要任务。把一个非党积极分子接收为预备党员,仅是建党工作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对每一个预备党员在预备期间进行思想教育和政治品质等方面的考察,使接收到党内的每个人都合乎条件。只重视发展工作,不重视预备党员的教育和转正工作,这对建党工作是有害的。
我们希望这些党组织赶快改变这种状况。
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 朱俊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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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装甲兵积极分子代表会议闭幕
新华社23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在今天下午闭幕。会上,奖励了三百二十三名积极分子代表和九十六个先进单位的代表。
受到奖励的积极分子代表中,有二十一名是去年入伍的优秀战士。其中有:十次射击十次获得优秀成绩的坦克炮长郭清杰,三个半月完成二年学习任务的对空观察兵王守良,创造了一个人能够代替五、六个人劳动的“坦克履带拉力机”的战士罗腊晃等。
入伍才二年的坦克驾驶手傅福禄,在会上介绍了自己的事迹。他以惊人的速度,短时间内从三等技术水平的坦克驾驶员,连续上升到二等、一等技术水平。今年1月,又上升为坦克驾驶技师。傅福禄只读过三年书,在学习技术中时常遇到困难。有一次遇到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他先后问过五个人,直到从各方面透彻弄懂为止。他的学习过程表明,只要勤学苦练、精心钻研,每个战士都能精通现代化的手中武器,掌握复杂的科学军事技术。
有三名彝族、僮族、朝鲜族的战士也受到了奖励。
会议期间,有十九个积极分子和先进单位的代表作了典型事迹报告。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上将还到会作了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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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积极挖掘潜力 完成今年计划
山东省级机关制定增产节约方案
新华社济南23日电 只要积极想办法,增产节约潜力大。这是山东省级各机关通过制定1957年增产节约方案得出的结论。
山东省级机关在制定增产节约方案前,许多单位都觉得今年预算紧缩了,各项计划很难完成。如省农业厅的基本建设投资较去年减少了一半多,这个厅开始时觉得非常为难,但经过精打细算,发现不但可以完成今年的基本建设计划,而且还可以拿出一百万元来举办新的事业。水利部门仅跨麦收施工一项,经过精打细算后在三十万民工中就可少调七万人,这样就可少支出管理费用五十万元左右。工业厅所属部门也想出了许多增产的办法。如调整七种布的规格、节约回丝等,在不影响质量的原则下,可以节省棉纱一千八百多件,能增产布二百六十二万多公尺;花生油如每百斤原料能多出油半斤,就可以增产食油一百万斤。全省交通运输部门,如把汽车轮胎使用效率提高18%,全年就可节约五十七万多元。财贸部门的五个单位用提高小麦出粉率、小米出米率、利用旧袋回装面粉等办法,全年增产节约的总指标就可以达到五千零七十多万元。
省级各机关节省下来的行政费用,也是一笔可观的数字。仅省级直属机关和专署、区级的党、政机关今年停建住房、减少会议、公文,降低办公费标准等项就可紧缩公务费支出八百八十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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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旅大市各界人民
纪念苏联建军节
新华社旅大23日电 旅大市人民今天纪念苏联建军三十九周年。上午,旅大市党政负责人和各界代表近一百人,在市内斯大林广场上的苏军烈士纪念塔前敬献花圈,悼念为击溃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东北和旅大人民而英勇牺牲的苏军将士。在旅顺口、金县两个地区的各界人民今天也分别在当地的苏军烈士墓、九三胜利纪念塔和苏军烈士纪念塔前献花圈。
今天晚上,旅大市中苏友好协会还在中苏友好俱乐部里举行了纪念苏联建军节的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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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汉市各界代表
扫祭苏空军志愿队烈士墓
据新华社武汉23日电 为纪念苏联建军三十九周年,武汉市各界代表一百五十多人和在武汉的苏联专家代表,今天上午在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前举行扫墓仪式。扫祭坟墓的人们在哀乐和鞭炮声中献了花圈,并绕墓一周。在解放公园里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是武汉市人民在1955年冬天建造的。在那里安葬着为支援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者而牺牲的十五位苏联空军官兵的遗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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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基层的领导力量
浙江抽调六千五百名干部下乡
本报杭州20日电 截至1月底止,浙江省已经抽调六千五百五十八名优秀干部下乡,加强基层领导。
这次到农村工作的干部,大部分熟悉农村工作,有着较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据统计,在下调的干部中,有县委级干部三百人,区委级干部一千三百人。嘉兴专区第一批抽调一千多干部下乡,使84%的乡都有县委和区委级干部担任乡总支书记和乡长。这些干部中有县人民委员会的副县长,县委部长、副部长和办公室主任等五十九人。宁波专区抽调下乡的二千六百多干部中,党员占93%。
许多干部下乡后,发挥了艰苦朴素的作风,受到了群众的爱戴。中共富阳县委派到里山乡工作的干部金顺祥,对农业生产比较熟悉,但对占农民副业收入较大的纸业生产不懂,于是他天天虚心向社员学习,每晚虽然要工作到十一点多钟才回去睡觉,他仍要坚持两小时的学习。乡里的群众反映:“县里派了这样好干部来帮助我们生产,我们也要帮助他做好工作。”派到兰溪县永新乡担任总支书记的姚江西,一到乡里就和群众一起挑河泥、耕田,在群众中树立了很高威信,推动了全乡积肥运动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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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帮助少数民族群众发展生产
盐津派干部到高寒山区落户
本报讯 云南省盐津县选派党团员干部到高寒山区安家落户,使乡党支部的领导有所加强,使一些社生产停顿的现象开始得到扭转。
盐津县委为了加强对高寒山区乡的领导,1月间选派了七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三名青年团员,以及农业社会计辅导、银行农村金融干部各一人,分赴高寒山区苗族聚居的生基、三角、大坪三个乡和民族杂居的红碧乡长期安家落户,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十二个被抽调的同志,都愉快地接受党的任务,满腔热情地到达各个乡。
他们在乡党支部的领导下发扬了艰苦朴素的作风,深入群众,帮助农业社总结工作经验,与群众商量改进工作的办法。原先,在生基乡的一百三十九户农民中,由于受到坏分子的煽惑,很多农民都要搬家,并且已经搬走了七户。张凤华同志到这个乡后,就和支部商量召开支部会、贫农座谈会等各种会议,通过回忆对比算账,总结了几年来走互助合作道路所取得的成绩,算出全乡在解放前只有二户有被盖,十二户够吃,其余农民过的全是糠菜半年粮的生活,晚上只能烤火过夜。解放后,党领导农民办了合作社,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发展生产。去年,全乡不但没有一户缺粮,还有七十八户农民买了被盖,仅一个农业社的五十八户社员中,就杀年猪四十七口,买棉衣五十二套。副业生产也不断得到发展,农民收入较前大有增加。家家户户的生活都有了改善。与算账的同时,又进一步指出了山区的发展前途。经过细致地工作以后,想搬家的农民不愿搬了,已经搬出去的又搬了回来。社员们的生产劲头也大起来了。年初三到初六的几天,地上盖着五寸多厚的白雪,农民们还在修水利做农活。全乡在半个月内就点洋芋十一点九石,犁冬田三点五石,积肥十多万斤。在红碧乡,一些社虽然缺肥料,但过去社员不积肥。自饶学奎同志到该乡后,他就带头积肥,并且随时进行宣传。工作干部积肥的消息传到了各社及生产队,第二天全乡即出动四百多人,积了许多肥料。
(云南日报编辑部)(附图片)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现在有许多妇女能灵巧地使用国产缝纫机。藏族妇女泽呷正在细心地缝制新衣。 新华社记者 孙忠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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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今日台湾
路有冻死骨
前些日子,在寒流侵袭下,台湾各地连日路有冻死骨。彰化市一个讨乞为生的男子蔡益,由于“衣不避寒,蜷曲庙内”,12日活活被冻死。高雄县冈山镇居民陈其发,天寒地冻,无地容身,12日冻死在公共厕所里。澎湖和嘉义等地都冻死了人。台北市郊也冻死了几个人。
“卖血”的人
台湾有不少人靠卖血来活命。仅在台北市,前往红十会血库卖血的人,每星期有五十人到一百多人,甚至有夫妇同去卖血的。前往台湾大学医院和台北医院卖血的人也很多。台湾报纸说,卖血的人都是由于没有别的谋生办法,只好“对自己残酷”。他们因抽血过多,脸色变得很坏。
“穷人免进”医院
蒋介石集团把大量开支耗费在军政开支上面,对医疗事业极少照顾,许多公立医疗机构都全靠向病人收费维持,因而收费昂贵。病人要住医院,首先就得交二百元到六百元台币(相当于普通公教人员一个月的薪金)的住院保证金,医药费之高和私人医院相差无几,因此穷人要住院的都“望而却步”。台湾有一些医院,过去还有替贫民施诊的一些规定,现在也因台湾当局不发补助费而纷纷停止施诊。台湾报纸说,台湾各地常常发生医院拒收没有钱的病人和病人因贫病交迫而自杀的事件。台北市搬运工人夏定海被车撞断骨,送到台湾大学医院,因他没有钱,医院不准他住院,结果他倒在这个医院急诊室的走廊内,一连四五天,辗转呻吟,始终无人过问。台中县青年颜宝国,因患肺病无钱医,服毒死去。
触目惊心的“离婚率”
今日的台湾,离婚之多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台北“地方法院”发表统计,到去年12月11日止,经该院公证结婚与离婚的比例是九比一。台湾报纸认为,有这样多的离婚案件,原因当然很多,但“经济”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台湾“目前社会动乱,每个家庭经济情况缺乏稳定,对于造成家庭与婚姻破裂,自难免不无重大影响。”台湾报纸说,由于离婚的人多,已经使许多离了婚而生活没有依靠的妇女沦落火坑。各救济院挤满了缺乏父母照顾的孤儿,并且社会上出现了一群没有得到家庭温暖的心理变态的儿童。他们成了少年犯罪的“后备军”。 (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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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虎头岭散记
徐学增
我要去虎头岭,部队领导上特别派了一只小艇送我。小艇出了港口,面前是一片汪洋大海,没走多久就看见了虎头岭。
据说,从前地图上没有虎头岭这个名字,后来人们攀登不上,见它生畏,才这样叫起来的。虎头岭自古以来,就没有可以走人的地方。驻守在这个山顶上的是人民海军某部的一个观通站,他们上山五年了,听说里面有汉、满、黎、苗、回五个民族的战士。他们从电话上知道我来了,怕我迷了路,特地派卫生员粟少伯同志下山来接我。
其实,我已经找到了带路的人。我一下船,在海边山脚下的井旁,遇到七个打水的年轻妇女。她们中间有汉族人、黎族人,还有苗族人。我向她们问路,她们说她们就要到观通站去送水,“一块走吧!”
水,是驻守在这个山头上的部队所最缺的东西。战士们为了节约用水,便“一水三用”(洗脸—洗衣—洗脚)和“一水四用”(洗米—刷锅—洗碗—喂猪)。这件事情很快地在当地人民中间传开了,三十里以外的一些青年男女便自动地跑来帮着挑水。部队守卫在这里日久天长,索性就固定了几个挑水的人,付给她们应得的工钱。现在我面前这七位结实的青年妇女,就是给山上部队挑水的。
我和下山接我的卫生员谈起水的事。他说:“我们正在修公路,不久汽车就可通到山顶上。上级已经批给了我们一辆载水汽车,那时就不会缺水了。”
再往上走,见许多战士在开公路,还有几个民工在破山劈石。一路上,密林遮住了我的视线。走到山顶,转眼一看,多辽阔啊!大海就在脚底下。
我坐在伙房旁边休息,身旁的几个男女民工正在叮当地挖山修储水池。观通站站长和指导员从上面指挥所里笑嘻嘻地朝着我走过来。站长叫郭连春,指导员叫宋希良,两个人都才二十七岁,同一年参的军,都是黑龙江人。他们从祖国的最北方来到了祖国的南海边,爱这里如同爱自己的家乡。他们在空隙时间用在兴凯湖边捉野鸡的方法到山上去捉野鸡,有时候带着用石子在松花江上甩水波的兴趣,把石片投向大海。我们说了些家常话,他俩便带我去参观战士宿舍。路上,站长高兴地对我说:“战士们住上了新瓦房!帐篷——草棚——板屋——瓦房,是山上部队居住的发展过程。”指导员说:“现在大家都有房子住了。”
部队刚到这里的时候,连一块帐篷大小的平地也找不到;战士们只好睡在树林里。现在有了房子,生活条件仍然是艰苦的。有时战士躺在床上,小花蛇就爬在屋梁上。有时候,战士们晒了被子扫了铺,第二天垫被下面就住上了一窝小蚂蚁。有时大雨来了,满房是水,鞋子像小船似地从床下漂出门口,第二天早上,战士们还要下山去找鞋。现在虽说有了瓦房,有些人还是睡在木板房子里,站长和指导员住的还是草棚。
这一带百里之内的居民,大都是黎族人。指导员说:“少数民族虽讲话不懂,可是他们的心可实在啦。就拿盖房子来说吧!前几个月,我们要盖两座草房,没有椰子片(椰子片是用椰子叶编制的,当地盖草房,大都用它作墙壁),山下十八里外的六道乡的黎族老乡知道了,开了个会,大家一齐动手,很快编了三百四十多片,用船装着送来,供我们盖了四间房子。我们的给养员根据市价算了算,到六道乡去送钱。老乡说什么也不要。给养员只好又拿回来。我是指导员,可不能违犯群众纪律。我亲自跑去了,老乡们还是不要。说什么部队帮助他们抗旱挖了五口井,到现在还没有报答我们呢。”
吃了中饭,我们在营房旁边散步。营房周围处处盛开着五个瓣儿的野花,有红的,有白的。因为它春夏秋冬都开放,战士们叫它“四季花”。站长和指导员带我往前走了几步,指给我看:“这是野棉花。”我一看累累的花桃比家棉桃小不了多少。“这是野木瓜。去年刮台风下不了山,我们就是吃的它。”“你看山扁豆,经常开花结豆,炒着吃和买来的扁豆一个味。”指导员说:“还有山辣椒,别看它长的不到五分长,可辣啦,晚饭时摘几个你尝尝。”
真没想到,他们住的这座荒山原来是宝地。怪不得官兵们爱上了它。
过了一会,指导员又带我到前面去看工事。虽然攀木登石道路难走,但是说着话不觉累,很快就到了前沿。休息了一会,站长和指导员又带我去参观了望台。这是一座钢骨水泥的建筑物。观通站的同志们刚来这里的时候,战士们是在附近一棵大树上架了两根木头进行工作的,下雨挨淋,刮风立不住脚跟。这棵大树后来枯干得被风刮倒了,至今还躺在山头上。
我们走上了望台,两个年轻的信号兵迎面朝我们站起来。这两个信号兵,一个叫周占清,一个叫张天理。两个虽是新战士,但学习成绩可不坏,每次测验全是五分和四分,在工作中从来没出过事故和差错。周占清白天能从远处的桅杆、烟囱判断舰艇的类型,晚上能根据发现的灯光区别目标大小。张天理的各种技术也很熟练。
不一会,在很远的海面上出现了一个黑点。信号兵断定是一只来榆林港装运货物的英国商船,他们便举起手旗,发出了给它指定的锚位信号。轮船接到信号后,徐徐驶进指定位置,哗哗地抛锚了。
站长说:“我们的任务,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很繁重。我们要给自己海军的舰艇导航,要与各国来往的商船收发信号。更重要的是观察、通报敌人舰艇在海上的活动情况。现在看起来风平浪静,可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情况。如果说我们有值得骄傲的地方,那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站在祖国南大门上的信号兵。”
当太阳西下的时候,劳累了一天的战士们来到自己开辟的小广场上,举重、唱歌、闹着玩。本来这广场上还有个篮球架,被台风刮得现在只剩下了两个破铁环。不知谁找到根大绳子,把打石头的民工邀来拔河。民工拔不过战士,有人倒在地上,惹得大家哈哈笑。
晚上,战士们举行周末晚会,一定要我去谈谈后方的建设情况。这个晚会,别看场面不大,节目可不少。河南梆子、山东快书、湖北小调、湖南民歌、上海的拳术、海南岛的舞蹈,样样俱全。下山去迎我的那个卫生员,还自己用嘴“敲打”着锣鼓唱了一段京戏。最后,在大家的要求下,我不得不把自己知道的一星半点祖国建设的情况谈了谈。不管是讲北京、讲毛主席,还是讲鞍钢、讲第一汽车厂,战士们都留心静听。他们从这些不全面的介绍中看到了他们所保卫着的事业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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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的局长
孙民友
前些天碰到了几个过去在商业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我们不约而同地谈起了1953年到1954年领导过我们的前工业器材贸易局局长刘毅同志,大家对他都很怀念。下面是我记起的刘毅同志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几个片断。
他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已经有五十多岁了。他到商业部工作最初的一个月左右,在会议上很少说话。我想,他的个性一定很孤僻。但事实却证明了我的想法是错误的。以后他不但常发表意见,而且意见都很正确。这时我才明白,最初他不爱发言,原来是因为刚来到这个生疏的地方,对情况还不大熟悉。
一次他领导局里的几个同志下乡,要我给开几封介绍信。因为是到县里去,我在信上除了照例写明他的职务和工作任务以外,最后是要求各地人民政府予以协助。他一看就在“协助”上面又加了“指导”两个字。当时我就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你是中央商业部的局长,到县里去可叫谁来指导你呢?”他笑着说:“县里的同志都可以指导我,因为我不大了解下面的情况,只有好好地向人家学习。”
他领导的工作组,每来到或离开一个县的时候,都要向当地行政负责人汇报工作,征求他们的意见。一次,在一个县结束工作后,正好县里的同志没有时间,需要再等一天才能汇报。当时工作组还要赶到别的县去,很多同志都主张向他们说一声就走,不要再作详细汇报了。但他却决定再等一天,一定要汇报了再走。
一次局里组织秋季旅行,局长也参加了。我们已经借好的汽车被另一个局给开走了。当时我很气愤,要找那个局的工会负责人讲理去。局长却把我叫住,告诉我:“和人家说话不要急躁。如果他们一定要用,我们可以另外借一辆车。晚一些出发不要紧。”我们去交涉的结果很好,车还给了我们。但是我们原来约定好的司机还没有来。那个局的司机却在旁边有说有笑。当时我又发开了牢骚:“这叫什么作风?我们借好的车子,他们给开了去。现在把车给了我们,看到我们没有司机,却在旁边笑。这真是幸灾乐祸!”我们的局长却接过来说:“这可不能那样说。这只能怪我们自己的组织工作没有做好。难道我们自己约好的司机没有来也怪人家吗?”听了这话,我脸上立刻一热。
现在我和我们的局长已经不在一起工作,但每一回忆起这些往事,就不由得对他产生出无限的敬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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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批评的反应

对批评的反应
荥阳县粮食局来信:1956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发表的“是减少统计表报的时候了”一文,对我们提出了批评,我局当即进行了全面检查,并在秋季统购统销中将表中可有可无的栏都减去了,结果秋季的调查表比夏季的栏目减少了七十一项。这样就说明我们过去工作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主观主义和文牍主义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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