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宇称守恒定律是怎样被动摇的
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于敏
近来在世界各国物理学家中，热烈地讨论着一件科学上的重大发现：从三十年前量子力学创立之日起，一直被认为是无可怀疑的物理学的基本定律之一——宇称守恒定律，已经被我国留美理论物理学家李政道、杨振宁二位教授予以动摇。李政道、杨振宁二位教授在一些实验事实的启示下，在去年夏天大胆地提出了宇称在弱相互作用中不守恒的观念，经过了大约半年之久，这种观念首先被原子核物理学家吴健雄（女）副教授从实验上证实。从1957年起，物理学家们将在一种新的启示下去考虑各种重大的理论问题。今天还无法估计它将在人们对于微观世界规律的认识上起着什么样的重要作用。
宇称守恒定律
在物理学家的心目中，在两个物理过程中，如果其中一个过程是另外一个的镜像过程的话，那么它们总是同样进行的。我们的宇宙好像对于左和右永远是对称的。举一个例子来说：
如图一所表明的，有一束自旋沿着z方向的质子，顺着x轴方向打在靶子上，那么被靶子散射到xy面上的质子数一定和散射到xy面下的质子数相等，因为这两个过程是以xy面为镜面的镜像物理过程。这就是宇称定律的基本义意。这一条定律从它诞生之日起，好像从未表现出来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建筑在这个定律上面的结论总是千百次地被实验所证实。因此，物理学家们很自然地认为它是自然界的基本规律之一。
当人们寻找微观世界规律，尤其是基本粒子运动规律的时候，总是拿它作为指针之一。有关基本粒子的理论虽然遇到了极多的困难，却没有人怀疑过是不是宇称定律在给人们带来麻烦。不正确的成见虽然可以使人们蒙蔽一时，但是随着认识的深入迟早是会被发现的。关于κ介子的研究工作第一次提醒人们应当更深刻地考虑关于宇称问题。
来自κ介子的启示
κ介子是重介子的统称，其中一种衰变为两个π介子的叫做θ介子，另一种衰变为三个π介子的叫做τ介子。θ和τ介子除了衰变方式不同外，其他的物理性质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这样人们很自然地猜想θ和τ本来是一种κ介子，θ和τ只是这种介子的两种衰变方式。但是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这样的观点是与宇称守恒定律相矛盾的。因为分析实验结果后可以得出结论，θ介子衰变成的两个π介子系的宇称是正的，而τ介子衰变成的三个π介子系的宇称是负的。这确实是一个相当使人困惑的问题。如果说θ和τ介子像宇称定律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并不是一种介子，那么为什么它们的性质如此相近呢？难道说这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很多物理学家热烈地讨论着这一问题。有一些物理学家也曾猜想到是不是在κ介子衰变中宇称会不守恒呢，从大家所接受的传统观念看起来，这个观念是难以想像的。可是李政道、杨振宁二位教授却不为传统的成见所束缚，他们大胆地提出了这个假说。
李—杨假说
李政道、杨振宁指出，在基本粒子间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可能是不守恒的，这样就很自然地解决了κ介子的两种衰变方式问题，因为κ介子的衰变是通过κ、π介子间的弱相互作用引起的。在物理学家过去的心目中，宇称守恒定律似乎是经过千百次实验检验过的基本定律，难道说实验事实还不是宇称守恒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吗？但是，李、杨二位教授对过去的实验证据加以分析后指出：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现有的实验确实相当精确地证明了在强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中宇称是守恒的，而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观念到目前为止，仅仅是一个推广的假设，并没有任何实验证据能支持它。认为宇称守恒在弱相互作用中也无可怀疑，只是一种因袭的成见。李、杨二位教授正确地区分开建筑在实验事实基础上的真理，和人们不自觉的因袭的成见，奠定了重大发现的基础。
实验的证实
θ、τ衰变现象启发了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观念，但是它还不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因为我们还不能肯定θ和τ是同一种介子。李、杨二位教授进一步提出了检验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定律是否正确的一些实验。其中被吴健雄副教授首先证实的一个是在钴60β衰变中向两端所发射的电子数目是否对称的实验。如图二所表示的，将钴60原子核的自旋顺着一定方向排列起来，如果宇称守恒定律是正确的话，那末向钴60两边发射出去的电子的数目应当是同样的。所以，我们只要测量了顺着自旋方向和反着自旋方向发射的电子数，就可以确定宇称定律是否正确了。要想把钴60原子核自旋沿着一个方向排列起来，必须把钴60冷却到极低的温度，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实验。吴健雄副教授在其他物理学家的帮助下，成功地进行了这个实验。他们把钴60冷却到绝对温度0.01°（—273.1℃）；在这样低的温度下，热扰动几乎停止，这时加上很强的磁场，钴60的原子核便像一个一个小磁铁一样延着磁场方向排列起来。温度不会影响β衰变过程。吴健雄等用闪烁计数器测量了向两边发射的电子数，发现电子数目是不相等的。吴健雄第一个证实了李、杨二教授的看法。
另外一个已被证实的李、杨二教授所提出来的实验，是关于π介子—μ介子和μ介子—电子的衰变的。这一实验也已被哥伦比亚大学的利德曼副教授等所证实。宇称守恒定律已被证明在弱相互作用中是不适用的，它已从一个适用于一切微观现象的基本定律的地位下降为只适用于强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的一个规律。
对于做基本粒子研究工作的人，在过去宇称守恒定律一直是一块指路标，人们顺着它所指示的方向去寻找规律。现在这块路标被破坏了，物理学家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在李、杨等这一重要的工作的启示下，一定会发展出很多有兴趣的观念和猜想；但是真正正确的方向在那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李、杨二位教授在他们所发表的文章中（1956年10月美国物理评论第一○四卷第一期），也曾提出了一些有兴趣的观念。他们说所观测到的基本粒子的左右不对称性，也许并不表示反射真的就没有不变性了，也许除了具有这种左右不对称性的基本粒子外，还有相应的具有相反的左右不对称的基本粒子存在。不过在我们所居住的星球上，一种粒子的数目一定要比另一种多，不然在上面提到的一些实验中就不会观测到不对称了。另一种粒子的存在会产生很有意思的结果。不过这种有兴趣的观念和其他很多有兴趣的观念还都在猜测阶段。由于这一重要工作的启示，我们相信在最近将来物理学界将呈现活跃景象。
〔编者注〕介子是一些不稳定的基本粒子，它们的质量介于电子的质量和核子（中子和质子）之间。μ介子的质量约为电子质量的二○七倍，π介子的质量约为电子质量的二七三倍，它们是较轻的介子。κ介子是较重的介子的总称，质量约为电子质量的九六六倍。介子有带正电的，也有带负电的，所带的电与电子所带的相等。也有不带电的介子。不稳定的原子核、基本粒子变成别的原子核、基本粒子的过程，叫做衰变。β衰变就是指放射出电子的衰变过程。（附图片）
（图一）（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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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墨家的形式逻辑”
沈有鼎
詹剑峰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春秋战国是一个社会剧烈变动、阶级关系转换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期，是我们祖先发扬极大创造性的时期，是我国古代科学以大踏步的姿态向前迈进的时期。真理本来是愈辩愈明的。由于辩论的需要，也由于具体科学的突飞猛进，于是产生了正言断辞的逻辑学，特别是墨家的辩学和荀子的名学。
整理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一项艰巨的工作，需要许多人共同努力来作。最近詹剑峰著的“墨家的形式逻辑”一书出版了。就目前国内哲学界整理古籍的著作的贫乏状况来说，这书可以说是一部很值得注意并且极有参考价值的书。它有三个主要的特点：
（一）作者下了很大的苦功，才写成这书。据“自序”所说，“历时四载，三易其稿，潜心苦思，寝食俱废。”这的确表示作者的极大的虚心，不轻易满足于自己一时的见解。就内容看，这书是企图综合过去和现在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的。这种充分利用集体智慧的作法是值得提倡的。
（二）作者批判了胡适以来研究“墨经”的错误观点，并正确地指出胡适所主张的科学的墨学和所谓“宗教的”墨学分家并自称为“别墨”等说，纯属子虚乌有（作者进而主张创辩学者是墨子，“墨经”亦基本是墨子自著，这两点是否站得住，下面再说）。由此作者就确立了研究“墨经”的基本原则，就是要把“墨经”和“墨子”全书的其他部分融会贯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作者本着这个原则，整理出一套规模初具的墨家的形式逻辑，并予以系统的叙述。这样一个原则和这样一种尝试都是值得嘉许的。
（三）作者把帝国主义者以及胡适等人所散布的买办奴化思想，以坚决的态度和动人的笔墨，一扫而空。现在恐怕还有主张中国一向无逻辑学的人，其实这和主张中国一向无科学是同样的荒谬，完全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思想的表现。这种思想没有受到严厉的打击，在大学里讲授逻辑学的人不能不负一部分的责任。因此作者主张在大学里讲授逻辑学应当和墨经的辩学结合起来讲，这是非常正确的，这无疑是激发同学爱国主义思想的有效方法之一。作者写这书的目的，一部分也是为了适应这样一个需要。
但是以学术标准来衡量，这书有着严重的缺陷。首先对于古籍的文字方面，作者似乎没有下过很多功夫，因而这书往往只承袭着从梁启超以来以讹传讹的旧说。“墨经”是文字极精密的书，其精密程度有时使人惊讶。但读者由这书所得的印象，则是“墨经”也不过是一部在文字方面“马马虎虎”的书，这就恰和事实相反了。文字的解释虽然是小事，但是如果一书的许多重要部分的解释都不可靠，那末建筑于其上的整个系统就缺少稳固的基础，好像架屋在沙上一样了。现在仅举两个例来说明这问题。
例一：页十七引“经下”“物之所以然，与所以知之，与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说在病。”又引“经说下”“或伤之，然也。见之，知也。告之，使知也”。这条“经”文据我所知，可以有三个解释：（一）把“经”文解为“物之所以然不必同”、“其所以知之不必同”、“其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三句的合并；（二）把“经”文解为“物之所以然、与所以知之、与所以使人知之，三者不必同”；（三）把“经”文解为“人之知与物之所以然不必符合，因而有认识上的错误。学生自以为学得的知识和先生的本意不必符合，因而有学习上的主观主义”。一般流行的是第三解，作者则似兼取第一第三两解。因为页十七说：“譬如医生诊病，探求病源，所用以知之的方法不必同，中医有中医知之的方法，西医有西医知之的方法”。这是用的第一解。下文又说：“病人所害的病症和医师所诊断的病症可以相同，但不见得一定相同。譬如，病人害的是恶性疟疾，而医生诊断为伤寒，那就错了”。这是用的第三解。但第三解从语法上看很难认为和“经”文原意相符合。大概许多注释家从“说在病”的“病”字上，发生了联想，遂认为这条不仅举病为例，并且还是讲知识方面的病态的。我们看，“经”文明说“所以知之”，而这一解完全取消了这第二次出现的“所以”两个字，可是这两个字关系太大了！在语法上讲不通，这是解释古书的一个大弊病。第一二两解都比较可通。这里我顺便把我个人的意见说一说。“小取篇”说：“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看来似乎第一解有点根据，但也有两点令人怀疑。一是“经说”没有指出“所以然”和“所以然”之间如何不同，或“所以知之”和“所以知之”之间如何不同。二是仅说“物之所以然不必同”而没有像“小取篇”那样加上“其然也同”一类的字，那末所指的可能是显然不同的物。显然不同的物其所以然当然不同，似乎用不着说，且和“小取篇”的意思照样无关。我觉得第二解比较最可取，因为没有上述这些困难。但这又牵涉到“经说”的体裁问题。“经说”在文字上力图简省，往往省略一些字。这体例我们必须明白。例如本条经说就省略去三个“所以”，因为在“经”文中已有的缘故。“经说”应解为“或伤之，所以然也。见之，所以知也。告之，所以使知也”。这就表明所以然、所以知、所以使知三者的不同，正合“经”文的原意。
例二：页二十引“小取”“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这条孙诒让没有解释，大概因为辞意很明显。作者解曰：“从事于辩者对于自己的‘立说’，必须是实在有东西，故曰，‘有诸己’，这犹之乎因明的‘真能立’。真能立则足以开悟他人，而不为人所非；万一有人非之，亦不会为人所攻破，故曰，‘不非诸人’。……从事于辩者对于自己的‘立说’，若没有实在的东西，那就不必求人相信，和人对辩，故曰，‘无诸己不求诸人。’”我们知道，从语法看，四个“诸”字都是“之于”的缩写，“非诸人”只能解为“非之于人”，不能像作者那样解为“非于人（为人所非）”。还有，头两个“之于”的“之”字所指必是同一个东西，后两个“之于”的“之”字亦然，这是中国语法的常识。“大学”说：“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朱注：“有善于己，然后可以责人之善；无恶于己，然后可以正人之恶”。大意不错。而“有诸己不非诸人”就是“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就是“有诸己而后求诸人”，这也是语法的常识。不过“大学”两句话用于道德修养，“小取”两句话用于辩说，应用的范围不同而已。（例如“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小取”）就是向对方要求“有诸己不非诸人”。）
但话又说回来，这书在有些地方，也有选择很精的解释。例如解“谓”字“有断义”（页六十五），解“经”文“景二”和“经说”“二光夹一光，一光者景也”（页七十五）引曹耀湘解：“东西各一光，则东西各一影。无影之地，受二光也。有影之地，受一光也。”据我所知，这么精到的解释还是很少人知道。此外如页二十五解“不若当犬”引栾调甫说，“若当”二字不必乙，似较流行之说为胜。这一条虽无关大体，也可见作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很细心的。
这书还有一个缺陷，就是逻辑不够严密的地方很多。举一个例，页十九引“经上”一条，分写如下：
“宗：‘化’；
因：‘征易也’；
喻：‘若蛙为鹑’。
补足的形式
宗：化是质变；
因：何以故？因征易也；
喻：凡征易是质变，若蛙为鹑。”这里所标“宗”只有“化”一项，因此作者又补上“质变”一项，以实两项之数。这就有点奇怪！你说“墨经”省去了一项要叫人猜是“质变”两字，我想聪明如鲁胜，也是绝对猜不出来的！我们知道，“化，征易也”一句是定义，只有两项，并无三项（“化”译为今语就是“质变”）。硬添上一项要把它解为三支论式，实在是可以不必的。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顺便谈一谈。作者说：“我们不把‘墨辩’六篇当作‘名墨訾应录’，……惠施、公孙龙也是继承墨子的‘立名’，然后再开辟他们的途径和建立新的理论的”（页七）。这一断语是否正确，自然和墨子是否作“辩经”的问题多少有点关系。据我个人的意见，建立“三表”的论证方法的墨子，确足以当辩学的创始者而无愧。但墨子作“辩经”的传说，和孔子作“易传”一样，是难以置信的。并且恰恰从“名墨訾应”的一些问题来看，恐怕“辩经”的作者不能早于惠施及其同时的辩者（参看章士钊“墨学谈”。公孙龙在后不必论。当然“辩经”的作者决不是无所承继，里面有些材料如“两轮高”等可能是墨子的发明）。在文献缺乏的情况之下，我们就思想发展的过程来看，宁可提出惠施及其同时的辩者的学说在墨经的学说之前这样一个假设。（作者说相里勤诵“墨经”，但“庄子天下篇”明说相里勤之弟子诵“墨经”，“诵”也许是凭记忆“诵出”的意思。）关于惠施，我们也宁可相信“庄子”，不必相信鲁胜的惠施祖述墨家言的论断。因为这样一个错误的论断是很容易解释的。你看自命为方法精密的胡博士不是也因为看见两方面都用些“坚白同异”的名词就断为一脉相承么？当然我不是说因为胡博士这样说，所以这样说总是错的。只是我觉得若把“名墨訾应”的事实重点提出，倒可以使我们把“墨经”的辩学如何形成的问题搞得更清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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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艰苦勤奋地钻研 虚心向老科学家学习
青年昆虫科学工作者迅速成长
新华社22日讯 在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的学术论文讨论会上，不少青年科学工作者宣读了自己的论文。
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七年中完成了一百四十三篇学术论文，其中约有一半是年轻人作的。
研究所负责人说，这些年轻人大都是解放前后的大学毕业生，现在有了一定的独立研究工作能力。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能结合工作艰苦勤奋地钻研和学习，或者能虚心地作好高级研究员的助手工作。
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分布在昆虫分类、形态、生态、生理、毒理等各个研究方面。被提升为助理研究员的二十九岁的陈永林，是1950年的大学毕业生。他在研究员马世骏的领导下，进行蝗虫的调查研究工作。1954年8月，长江、淮河涨起了多年未有的大水，他们为了研究大水的蝗区和当时的蝗虫情况，陈永林冒险驾着小船到洪泽湖蝗区进行观察，在这样反复研究收集资料过程中，他不仅帮助老科学家完成了任务，也使自己得到了锻炼和提高。“中国蝗科概述”是国内蝗虫分类研究中的一篇比较出色的著作，夏开龄做这个研究时，虚心向研究所所长陈世骧请教，还跑到新疆等许多边远地方采集蝗虫标本。助理研究员张广学三、四年来在副所长朱弘复的领导下，摸索出了一套棉蚜预测预报方法，对生产部门预防棉蚜的危害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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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结合农事活动消灭血吸虫中间宿主
洞庭湖滨群众消灭钉螺有很大成绩
新华社长沙讯 湖南省洞庭湖滨地区去冬今春结合修水利、围垦翻耕、积肥等农事活动开展群众性的消灭血吸虫中间宿主钉螺的运动，收到很大成效。
目前，常德和湘潭两专区沿洞庭湖滨和湘、资、沅、澧四水尾闾地区的十八个县、市，已经在四十二万二千多亩的面积上，普遍进行了一次消灭钉螺工作。据检查，一般的灭螺率达70％到80％，有十八个血吸虫病流行的乡已经基本上消灭了钉螺，成为“无螺乡”。预计到今年冬季结合修水利、开垦、积肥再来一次群众性的灭螺运动，全省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内便可能出现六十个左右的“无螺乡”，在27％的血吸虫病流行的乡内完全消灭钉螺。
这次灭螺运动是从去年11月间开始的。在修整堤垸的工地，结合修堤整理排灌系统，采用土埋、开新沟、填旧沟等办法，灭螺的面积有两万多亩。结合冬季生产，用翻耕、铲草积肥等办法灭螺的有十三万多亩。在大荒洲上用火烧办法灭螺的有二十六万多亩。
根据最近召开的湖南省第四次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决定：湖南省今年除了继续结合各项农事活动要在六十多万亩面积上基本消灭钉螺外，还将在今年内治疗血吸虫病人七万五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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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声乐教学会议闭幕
会议确定声乐工作者的两大任务
据新华社讯 文化部召开的全国声乐教学会议已于21日结束。
会议提出，为了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声乐工作者要担负起两大任务。一个任务是继续深入学习欧洲传统唱法，同时逐步使它和中国民族艺术传统相结合——就是要在保存欧洲传统唱法的基本特点及其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力求完善地表达我们民族的语言、风格和思想感情，做到为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喜见乐闻。声乐工作者另一任务就是要虚心地向民族声乐传统学习，注意整理中国民族传统唱法的丰富经验，逐步使它提高、发展，同时也吸收外国的有益的经验以丰富自己。
在学校声乐教学中应该对学习欧洲传统唱法或民族传统唱法的学生采取分别培养的办法。使培养的人才逐步适应社会需要，又便于相互学习。但是要使欧洲传统唱法为我国广大群众接受；要使民族传统唱法进一步发展提高，这不仅要依靠声乐教学工作者的努力，而且必须有作曲家、歌唱家、医生、科学家、理论家等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会议指出，学校是教育机构，它的基本任务是给学生打下基本训练方面的稳固基础，使他们具有逐步独立进行创造性活动的条件。音乐学校声乐系的培养目标规定为音乐会独唱者、歌剧演员、合唱队员和教师。但是目前歌剧演员的培养，还只能是逐步地在某些条件比较具备的学院中先行试办。同时应贯彻因材施教的方针，根据学生的才能及其发展可能性，分别培养。
民族歌唱专业目前还处在进行试验和积累经验的阶段，应该多方面地尝试和探索具体的培养办法。不过需要注意结合地方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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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疆举行职工业余文艺会演
本报讯 丰富多采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届职工业余文艺会演于2月12日在乌鲁木齐举行。参加这次会演的有十八个县、市和六个工、矿企业的工人和职员，其中包括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满、蒙古等民族。新疆自解放以来，成长了一支民族工人队伍，能歌善舞的各族职工组成了许多业余剧团，并创作了许多节目。这次他们演出民族歌剧“闲在家里”，“歌唱克拉玛依”等，很受职工们的欢迎。
（王运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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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萨拉乌苏河畔的发现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于1956年4月和10月两次派遣文物工作人员，前往伊克昭盟乌审旗萨拉乌苏河调查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获得不少收获。
萨拉乌苏河在伊盟乌审旗的南端，汉语叫红柳河。河里的水，平常不过四公尺多宽，半公尺多深。一般河谷却有五、六十公尺深、五百多公尺宽。两岸埋藏的远古时期的古生物化石和人类文化遗物，常被河水冲露出来。这条河上的西部一带，早在1924年曾有法国神甫德日进、桑志华等人进行考古调查。他们曾得到许多古生物化石、一些石器和一颗人牙化石。他们把当时的人叫做“河套人”，把当时的文化叫做“河套文化”，在考古学和历史学上占着重要地位。但是从那时到现在，三十多年来一直没有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前往调查。
内蒙古文化局这次派去的工作人员在乌审旗一区萨拉乌苏河上的大沟湾村，又发现了人类化石、石器和兽类化石。
在大沟湾村西沟的一处黄沙岗原生层中，发现旧石器和石片七十多件，与它同时出土的有犀牛头骨、马牙等化石。石器的打制的方法和后期细石器不同，可能是旧石器时代人类使用的工具。
人类化石有顶骨化石一件，发现于大沟湾村西方四公里滴哨沟湾村的阶地上，与他同时同地出土的还有牛腿骨化石一件。它们的表面都呈暗褐色，与当地古生物化石颜色相同，并已相当石化。人类化石还有股骨一段，是在人顶骨化石出土地点的西方阶地上一家老乡的窑洞门前土墙上发现。它的表面也呈暗褐色，比现代股骨为重，也相当石化。
这次发现的资料在科学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全部资料现在整理中，不久即可发表发掘报告的初稿。 （汪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