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2月23日人民日报 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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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因地因时制宜加强对党员的教育
安徽农村形成党员教育网
本报讯 安徽各级党组织加强了对农村党员教育工作的领导,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一年来农村党员教育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基本上在全省农村范围内形成了党员教育网。
去年一年来,各地农村中党的基层组织,根据当地的具体条件和特点,因地因时制宜较普遍地建立了党课教育制度,据芜湖、安庆、阜阳、蚌埠、六安等五个专区和合肥市等五个市郊区的不完全统计,已经建立党课教育制度的占农村基层党组织总数的82%,各地并配备了党课教员一万二千八百十一名,使绝大部分支部都有了教员。在备课方面,不少地区采用了将教员集中到县或派人分片巡回辅导等方法,具体帮助教员进行备课工作。六安专区七个县委宣传部在去年一年内,对脱离生产的党员干部担任党课教员的,一般都做了集中备课五次到七次。由于各地农村党组织建立了党课教育制度,一年来除通过上党课对党员比较系统地进行党的基础知识教育外,还密切结合党的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对党员进行了关于党的方针、政策和任务的教育;结合整党建党工作进行了党员的标准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党的全国第八次代表大会后,各地党组织通过传达、报告、讲座等形式,组织农村党员学习“八大”文件。据阜阳专区十个县的统计,参加学习“八大”文件的农村党员有三万八千多人,约占全专区农村党员总数的79%;由于加强了对党员的教育,绝大部分农村党员发挥了积极性,在完成党和国家的各项任务中,都发挥了核心作用,因而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定远县十里陶乡光明社共有七十八名党员,1955年由于党员教育工作比较薄弱,就有六个党员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受到党纪处分;1956年坚持了经常的党课教育,党员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不仅没有一个党员犯严重的错误,而且有二十一名党员被评为区、县级模范,并有十三名党员出席了县、省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
同时,各地党组织通过训练、上课等教育方法,培养了大批积极分子,保证了发展新党员的质量。1956年安徽省农村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约有十六万多名优秀分子被吸收到党内来,绝大部分都合乎党员的标准。
(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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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改变专员公署任务
专员公署编制将缩小五分之四
本报讯 山西省人民委员会最近决定把现在专员公署的任务加以改变,使它成为名副其实的省人民委员会的派出机关。这一措施,不仅是精简国家机构的一个重要步骤,而且更重要的是符合山西省当前工作发展的要求。
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在它的题为“关于专员公署性质、任务方面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专员公署本来是省人民委员会的派出机关,但在过去几年中,由于工作的需要,它实际上在省和县之间起着一级地方政府的作用。现在,由于全省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获得了巨大成绩,全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已经召开,各级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正在逐渐健全和正规:在这种新的情况下,专员公署继续执行现在的任务、继续起一级政府的作用已经没有必要,因此,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把专员公署的任务加以调整改变,即:专员公署今后只执行派出机关的任务,起派出机关的作用,不再被当作一级地方政权使用。
作为省人民委员会的派出机关,专员公署的主要任务是:代表省人民委员会,对所属各县关于省人民委员会有关方针政策性的决议和命令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督导,但它的重点是农村的生产建设和一些重大的政策问题。为了便于专员公署执行任务,决定把专员公署现有的工作单位(科、局、处、委员会、室等)分期分批全部撤销;有一些关系人民生计的经济文化机构,则采取交县、归省或暂时保留的办法。新的专员公署,除设正副专员外设督察员。专员公署的编制,一般都是四十——六十人,约为改变前的五分之一左右。
专员公署的任务改变以后,省的领导将直接对县,因此,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对省和专署的领导方法,专员公署执行任务的主要方式,省、专、县的相互关系等问题,都作了规定。 (冯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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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民主党派湖北省武汉市组织发展很快
新华社武汉22日电 各民主党派在湖北省或武汉市的地方组织,一年来有了很大发展。有一百多位教授、工程师和科学工作者在武汉市参加了九三学社。半年前九三学社在武汉市只有一个由十九人组成的中央直属小组;而现在在中南财经学院、武汉大学、武汉医学院等八个大专学校里设立了它的分支机构。其他民主党派在当地的组织去年的发展也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国农工民主党去年分别吸收了九百和三百多名新成员,各为原有成员的两倍和一倍半。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现在的成员也比去年上半年增加了50%多。
为了适应组织发展后的新情况,各民主党派对组织机构还作了一系列的调整。民建武汉市委员会分别在宜昌、沙市两市设立了筹备机构,民革湖北省委员会在沙市也派驻了工作组,积极进行发展组织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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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新闻

我国乒乓球队访问民主德国
首次比赛我队获胜
新华社柏林22日电 中国乒乓球队和民主德国乒乓球队21日晚上在里萨举行了第一次友谊比赛。结果我国乒乓球队以八比三胜德国队。
这次比赛一共打了十一场:男子单打四场,双打一场;女子单打三场,双打一场;男女混合双打二场。
男子单打姜永宁以二比零战胜了汉普特。王传耀以二比一战胜了施奈特。傅其芳以零比二输给雷曼。王锡添也以零比二输给了普莱兹耳。男子双打王传耀和傅其芳以二比零战胜施奈特和普莱兹耳。女子单打丘锺惠以二比零战胜米特尔斯太特。叶佩琼以二比一战胜维斯坎特。孙梅英以二比零战胜罗伊德耳。女子双打孙梅英、丘锺惠以二比零战胜了罗伊德耳和米特尔斯太特。男女混合双打胡炳权和丘锺惠以零比二输给普莱兹耳和罗伊德耳。王传耀和孙梅英以二比零战胜施奈特和维斯坎特。
中国乒乓球队是在20日从柏林到达里萨的。21日上午里萨市的副市长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市委书记等曾接见了乒乓球队,并互赠了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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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留美航空工程学家
卞荫贵回国
新华社广州22日电 留学美国的中国航空工程学家卞荫贵20日晚上回到广州。
卞荫贵从前在我国交通大学读书,毕业后不久去美国留学。他曾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等大学求学,获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他是研究航空工程的。后来在美国弗吉尼亚农工大学应用力学系任教。
卞荫贵说他很早就决心回国。他希望到祖国最需要的岗位上工作,把自己的知识贡献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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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沈阳驻军派出军医
为当地儿童治病
据新华社沈阳22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沈阳部队派出一批军医,大力协助当地人民防治小儿麻疹和肺炎。
最近,沈阳市的儿童中流行麻疹和肺炎,当地的医疗力量不足。驻沈阳部队领导机关抽调了一批军医和护士组成六个防治组,深入各个街道协助防治工作。军医们夜以继日地在居民中巡回治疗,有的在星期日也照常工作。在南市区中西医院工作的十三名军医,从部队宿舍到医院要跑十多里路,他们每天都提前半小时上班,在病人多的时候中午就买一些馒头或面包充饥。
军医们已经治愈了大批儿童。他们的工作精神受到当地医务人员的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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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邯郸中孔璧村
举行首次运动会
本报讯 河北省邯郸市矿区磁山乡中孔璧村的农民们,在15日举行了男、女跳高、跳远、手榴弹掷远和五十公尺卧姿无依托射击比赛。这是全村第一次,有三十七名运动员(男三十名女七名,占该村青壮年总数的三分之二)参加。
比赛共约进行了五个小时;虽然天气很冷,冻的手脚发僵,但运动员没有一个弃权的,自始至终情绪饱满。比赛结果:男子组赵贵山的跳高成绩是一公尺二十六公分,孔庆之的手榴弹成绩是四十四公尺,都达到劳卫制一级标准。马文运和小姑娘的射击成绩达到了普通射手标准。获得女子组跳高和手榴弹第一名的苗清美,才十七岁。她不但是运动场上的能手,并且还是社的劳动模范。 (吴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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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曙光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金景子(左)和金贞淑都是高小毕业生,一面生产一面在业余文化学校学习。这是她们在看刚买来的新书。 金振镐摄(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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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阳曲县委做对了
本报记者 商恺
这个县在去年撤区并乡扩大县级机构的时候,同时注意加强基层的领导,抽出大批干部到基层工作,这样县级机构没有因此变得过分庞大,基层领导也没有因此被削弱,保证了合作化和大生产运动的健康发展。
正当各地抽调大批干部下乡的时候,我到了中共山西阳曲县委会,想了解这个县调动干部充实下层的情况。当我向县委书记曹效禹同志说明我的来意后,他说:“我们县里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
“怎么,不存在这个问题?”我愕然了。
“是的,我们县里自从撤区并乡以后,实际上没有把区干部抽上来,他们一直住在乡里领导合作社。现在我们只是告诉他们一声,让他们不要回来就是了。”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阳曲县在去年春天撤区并乡的时候,也正是县级机关各部门增添人员扩大机构的时候。当时如果按照上面发下来的各部门的人员编制表进行配备,那么把所有的区干部都调到县上来也是不够的。比如县人民委员会原来只有一个农林科,有正副科长各一人,后来一变而为农业、林牧、水利和水土保持等四个科,仅正副科长就需要增加六人,从那里调配这么多的干部呢?再说,去年是高级合作化的第一年,新问题很多,一些乡社干部还缺乏办高级社的经验。这时候,如果把所有的区干部都抽上来,那么必定会削弱对合作化大生产的领导。上级机关发给他们的编制表现在看来是不合实际的,只会造成头重脚轻的现象。但当时,县委还是按这个编制办事的。各部门应该配备科长的还是配备科长,应该配备经理的还是配备经理,但实际上仍将他们放在基层干原来的工作。这样,基层干部的力量并没有削弱。
这样做,就得打通各部门干部的思想。县委对各部门的干部这样讲:我们的工作主要在农村,只要下边的工作搞得好,那么一切工作都好办;如果下边工作搞得糟,那么我们在机关里把凳子坐塌了,工作也是作不好的。县油脂公司和食品公司负责同志对县委曾提出意见说:“名义上给我们配备了经理,实际上连影儿也没见,完不成任务怎么办?”县委负责同志就对他们说:“你们的任务能不能完成,不决定于办公室,而决定于农村。如果大家都坐在办公室里,农村工作搞不好,农民不种油料不养猪,想想看,你们收购什么?”这下子才把他们的思想打通了。
同时县委各部门首先作出榜样来,大力精简干部。县委组织部连同正副部长在内,共有十一人,经过仔细计算,只要有三个人就可以担负起组织部的全部工作,可以抽出八个干部到基层去。宣传部也是这样,按编制是六个干部,根据业务情况来计算,只留两个干事在机关,也就绰绰有余了,其余的都可以抽到基层去。接着,县委又帮助县人民委员会的各科、室及经济企业部门,详细计算了工作量和干部人数,计算结果证明都可抽出一些人来。比如,财政科有正副科长三名,实际上财政科的一些具体工作如会计、出纳等都是由几个科员去做,有关财政开支等重大的问题,又须经县长批准,科长工作并不很多。于是,县委取得县人民委员会的同意,从三个科长中抽出两个放到基层去。其他各科室及经济企业部门的情况大体也是如此,有三个科长的抽两个;有两个经理的抽一个,这样并不影响日常工作。
一年的实践证明,阳曲县委是作对了。这样做,各部门各系统的业务并没有耽误,而基层组织的领导也没有因为撤区并乡而削弱,因而保证了合作化运动的健康发展。初级社转高级社以后,社内计划的制定、财务的清理、劳动的规划等等,许多重大问题都及时地处理了。转高级社开始时,曾发生过生产资料入社作价过低,伤害了和中农的团结的偏向,由于大批干部住在基层,也就及时发现、及时解决了,保证了合作社的迅速巩固和生产的顺利发展。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基层工作不需要再加强了。”县委副书记最后说:“在学习了二中全会决议以后,我们计划在春耕前,把基层工作干部进行一次整编,从县级领导机关中再抽调一批有农村工作经验,有一定领导能力的干部到基层工作组去工作,以加强对基层工作的领导。”
现在县委已在着手这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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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不能让孩子这样胡作非为
编辑同志:
北京政法学院负责干部的小孩吵闹问题存在已久,学校曾再三提请家长注意,也曾采取通报的办法,对有些家长进行了批评,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些小孩的家长是党委书记王润、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教研室主任徐敬之、刑讼教研室副主任于峰等人,尽管小孩吵闹,家长却很少管教自己的小孩。以致孩子从吵闹、殴打发展到破坏和偷盗,严重地影响了学生的学习,也损害了学校的名誉。
起初,这些小孩还只是东奔西跑,高声怪叫。后来,有些小孩自然结成“小集团”,经常集聚一起,手持木棍、石子互相殴打,他们也欺侮院内其他小孩。这样的吵闹,破坏了学校应有的安静。当同学向他们提出劝告时,他们就破口大骂,并用石子打同学。我院不少讲师、助教及一些干部曾不止一次地遭受到孩子们的恶骂。这些小孩有时群集下乡,殴打群众的小孩,多次引起群众的不满,有的群众曾追踪到校,提出意见。
同学在课堂上上课时,这些小孩爬在窗户上怪叫、向教室掷土块,使学生无法听课,教员不能讲课,学校曾花了不少劲去绿化校园,他们却积极摧残小树,折断花木。他们了解到不少东西可以拿去换钱或糖果,于是就开始了偷。他们曾到同学洗脸室内把牙膏挤光,把牙膏皮拿去换糖吃。他们曾在停放自行车的包内偷钳子,被人赶走;他们曾在体育场上从同学脱下的衣服里偷钱,被体育教员追回。他们曾将消防器上的铜管敲下拿去卖钱;又打破铁工房的窗子爬进去偷碎铁。幼小的孩童发展到这样,这是多么值得注意啊!
编辑同志,对小孩的这种胡闹行为,学校领导上曾再三提请家长注意,但奇怪的是:这些家长并没有加强对孩子的教育。现在,我再一次提出,希望能引起这些家长的注意。  杨俊(附图片)
孟母四迁 华君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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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本报记者 秦军光 章皆淳
在我们祖国的西南边境,横断山脉的南部,有一块近四万平方公里的沃土——这是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自治州包括潞西、瑞丽、陇川、盈江、莲山、梁河、保山、腾冲、昌宁、龙陵十县和畹町镇。前六县习惯上称边六县,与缅甸毗连,约有四百公里的国境线。州内居住着汉、傣、景颇及傈僳、崩龙等十数个民族,共一百五十多万人。
在北方已是大雪纷飞的时候,这里正是一片春秋景象。燕子在天空飞翔,野花在路旁盛开,村寨在大青树和大竹丛构成的绿色屏障中隐现。早上起来,习习凉风,颇有几分秋意;举眼一望,碧色的群山蒙着一层淡淡的轻纱,朝霞在峰峦间移动,又是十足的春天景象。在下午,蓝蓝的天上泛着朵朵白云,煞似深秋,但天气却热得有如初夏。
这是一块肥美的土地,许多地区,粗耕疏种,不薅草也不施肥,每亩就可收四、五百斤谷子。潞西三台山崩龙族农业社,去年改进了耕作技术,实行了合理密植,没施肥,一亩就收了一千多斤。保山保场乡红旗农业社,去年在烤烟田沟边套种的山药中,最大的一个长达一点三五尺,有八斤重。怒江农场的甘蔗每亩收到两万斤。保山稻街坝棉花生产合作社,去年有三十六亩棉花,每亩收到皮棉九十七斤。在龙陵,棉花采摘后还可再收一季再生棉花。咖啡在别处,旺产期中每株年产一斤都算不错的;在这里,培植得好的,平均产量可达五斤。野生的龙舌兰到处都有,每花一个劳动日,就可以采制得五、六斤耐腐的渔业用麻。水果是四时不断,曼山坡、牛肚果、菠萝、芒果、芭蕉、香橙等等,几乎是到处都可以见到。木棉、橡胶、柴梗等也都生长得很好。这里有着发展牧畜业的良好条件,饲猪的野草野菜,遍地都是。全州现有猪四十四万头,比1952年增加了一倍,平均每户有一点五头。牛、马、骡、驴、羊等也比1952年增加了一半以上。
但是,在过去,这富饶的土地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幸福。从公元前一百三十年汉武帝“通西南夷”置郡县以来,这里的人民一直处在统治者的重压下,绝大部分人都是过着少吃无穿的日子。生产技术低下,水田是采取广种薄收的办法,许多旱地则是“刀耕火种”。医药卫生更谈不上,不少地方成为“瘴疠之地”,疾病来了,整个寨子死得不留几户,以致有什么“瘴气区”、“疟疾区”、“要下怒江坝,先把老婆嫁”以及诸如此类可怕的话语。
只有解放以后,这里才踏上自己应走的道路。各族人民都按自己所需的方式走向美好的未来;有些地区以和平协商的办法进行了土地改革,有些地区则采取了直接过渡的办法。广大的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各民族上层人士也得到了妥善的安置。现在,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已占全州总农户的66.7%,去年有90%以上的合作社增加了收入。手工业基本上合作化了,地方国营厂矿也已有了四十个,去年全州地方工业总产值要比1953年增长六倍以上。保山、潞西等县生产的步犁、打谷机,龙陵生产的瓷器,芒市的桔子酒、菠萝酒,腾冲的铁和保山新华工厂生产的各种轻工业品等等,日多一日地供应着各地的需要。即将投入生产的怒江糖厂,每天可生产五万八千六百斤白糖、一万四千五百斤红糖和二千六百斤酒糖。各民族已开始有了自己的工人阶级,目前州内民族工人的总人数已比1953年增长了64%。随着经济生活的改善,各族人民的精神面貌也一天天地改变着。现在各族人民已有了自己的知识分子,不但有中学生,也有大学生。现在全州有中学九所、小学九百七十四所。成年男女也有了学习的机会,民校办起了一千四百一十五所,还有扫盲队一百多个。医药卫生方面更有很大的发展,目前全州已有卫生保健人员一万一千多人。自治州首府芒市,解放前是有名的疾病流行地区,恶性疟疾和鼠疫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据解放初期的调查,每一百个人中就有八十五人患疟疾;现在每年发病率已降低到2%以下。瘴气最盛的怒江坝也建起了国营农场、垦荒农庄和现代化的糖厂。
在德宏自治州里,各族人民正沿着本民族应走的道路前进,这里的经济面貌在迅速地改变着,各族人民的精神面貌也在日新月异地改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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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古龙坡上的盛会
新华社记者 陈蓬生
来自大苗山各地的苗、瑶、侗、僮、汉等族人民数千人,15日(农历正月16日)聚集在六甲河畔的古龙坡上,欢乐地度过了这个传统的节日。这天上午十一时左右,穿着节日盛装的各族人民,从四面八方的山道上,吹着籚笙,敲锣打鼓,来到古龙坡上。来自三十多里外的四合乡半沟的苗族农民的一堂(队)籚笙到得最早。这堂籚笙连奏了几个雄壮的曲调,就改奏“踩堂”舞曲,籚笙手边吹边舞,十几个穿着青色花边衣服和褶皱裙的苗族姑娘排成一行,走进籚笙圈里,和着籚笙的节拍起舞。在籚笙圈外的观众,一层又一层紧密地围上去。
午后,越来越多的人赶到了坡上。大苗山森林工业局大群山采伐所的苗族采伐工人来了,和平乡侗、汉族青年农民的舞狮队也来了。新平乡和杨岭乡的瑶、苗、僮、汉等族的男女青年在一起打鸡毛球。在古龙坡下的河滩上,一群青年在进行跑马比赛。在坡地的一角,几个中年人从树枝上取下了鸟笼靠在一起,开始斗鸟。
正当古龙坡上各种表演最活跃的时候,有些男女青年却悄悄地溜走了。小伙子在售货摊上选购了姑娘们最喜爱的东西,送给看中了的姑娘作礼品;姑娘从口袋里掏出精工刺绣的花带,默默地放进了小伙子的口袋。他们通过这样的交往,建立了友谊,甚至发生了爱情。下午四时,最精彩的表演节目——籚笙比赛开始了,七堂(两百多把)籚笙紧靠在一起吹奏。这雄壮的籚笙声,好像把人们带到了万马奔腾、波涛万顷的境地,观众的兴奋已经达到最高潮。半个多钟头以后,籚笙声一停,一对对的男女青年又在互相倾吐着爱慕,依依不舍地告别。从远处来赶坡的人,也回到附近村寨里的亲戚朋友家里去作客。
广西省大苗山苗族自治县的古龙坡会,每年举行三次(在农历正月初六,正月十六日,八月十六日)。按照当地传统习惯,这是春节期间最后一次欢乐的集会,各族农民在赶过这次坡会以后,就开始以全力投入春季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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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国家、个人、家庭来说,是早婚好还是晚婚好?实行避孕用甚么方法最科学有效?
首都医学界座谈晚婚和避孕问题
据新华社21日讯 新华社记者安仲皇报道:北京三十多位著名医学家20日座谈了晚婚和避孕问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邵力子也应邀参加了座谈会。
座谈是从广大未婚男女最关心的“晚婚从各方面观察在生理上有什么影响”这个问题开始的。专家们认为,从生理上讲,女性在二十岁到二十五岁、男性在三十岁到三十五岁结婚并不算晚婚,因此,谈不上对人的生理有什么影响。生理专家张锡钧引证美国和德国的材料:根据对一千一百八十三个美国的妇女的调查,她们结婚的年龄平均是二十四岁半;德国也曾有过结婚年龄男性是二十九岁、女性是二十五岁的规定。他说:女性在十八岁时,性的器官虽然发育成熟了,但整个身体还不是生长最成熟的时期,同时肾脏和大脑垂体有密切关系,早婚不但对肾脏有害,同时也会影响大脑皮质,造成神经衰弱等症。这样,不但有损本人的健康,也影响下一代的体质。
妇产科专家林巧稚、神经精神专家许英魁认为:我国规定的结婚年龄乃是最低限度的结婚年龄,而不是最好的结婚年龄。林巧稚说,到现在为止,在我们妇产科还找不出任何根据说二十五岁左右结婚的女子不易怀孕或怀孕后难产。她说,有一位在八年前结婚现已三十六岁的妇女,在前几天顺利地生了第一胎。
根据病历统计,产妇难产的年龄,是十五至二十二岁,较少的,是二十二至二十九岁。从妇产学上看,女子二十五岁结婚是最好的时期。内科专家张孝骞说,有些人认为女子二十五岁结婚是晚婚,说女子到二十五岁时结婚骨盆要硬化,以后生产困难,这是毫无根据的。她说,他的大女儿结婚很迟,头胎是三十三岁,并没难产。
邵力子在座谈会上说,他的母亲二十九岁结婚,三十岁生第一胎,三十二岁生第二胎,生产并没有什么困难,因此女性二十五岁以后生育困难的说法应打破。
内科专家、中国协和医学院院长李宗恩,妇产科专家严仁英认为大学生在就学时结婚是不适宜的,从国家和个人利益来看,应劝大学生不要早婚。
结扎输精管或结扎输卵管对身体有无影响?专家们就这个许多已婚男女最关心的问题发表了意见。
泌尿科专家吴阶平说,男性结扎输精管是简而易行的绝育方法。这种手术没有痛苦,对正常生理没有障碍,手术后对性的生活没有影响。泌尿科专家王历畊说,男性结扎输精管手术简便,在门诊时就可以作,熟练的大夫只要十分钟左右就可作完。他说,经他作过这种手术的人身体和精神都很好。
内分泌专家池芝盛认为,男性结扎输精管后,性欲的增减同人的精神作用有关,同手术没有关系。
内科专家张孝骞、外科专家曾宪九也强调在节育方面应大大提倡男性结扎输精管。
妇产科专家宋鸿钊说,某些妇女结扎输卵管后身体的变化,不是由于手术本身引起的,而是由于手术技术不好引起的。有些妇女结扎输卵管后,因年龄增长而发生身体各种功能的自然失调。但是她们却错误地认为身体的变化是结扎输卵管的结果。
哪一种避孕方法最有效?人工流产的利弊是什么?妇产科专家宋鸿钊谈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目前推行的用避孕器械、药品以及计算安全期等避孕方法都有效果;但他认为,这是和技术条件、经济以及广大人民的卫生知识水平等有关的一个复杂问题。少数人行之最有效的方法,不一定适于在广大群众中推广。因此,在推广避孕方法时要考虑到社会方面的因素,城市和乡村应有所不同,即使在城市也不能单从效果着眼。他说,现有的方法如用子宫帽、阴茎套、避孕药膏等都是很好的,但人们不愿使用或不能坚持,其原因是不习惯,或是怕麻烦。假如这两种思想不能克服,再好的方法也不会得到好的效果。宋鸿钊说,人工流产有一定的危险性。人工流产有两种:一种是动手术刮子宫,一种是打胎;两种比较起来,手术较安全,但都有缺点。人工流产后发生月经失调,性欲减退的可能性很多。他认为节育的主要方法是避孕,人工流产不能解决子女多的问题。人工流产后,还有怀孕的可能,第二次人工流产,危险性更大。宋鸿钊认为人工流产只有对某一种病情严重而又怀孕的病人比较适宜。
这个座谈会是由中华医学会总会召开的。参加座谈的有妇产、内分泌、泌尿、生化、神经、生理、内、外科及中医等各方面的专家。中华医学会总会会长傅连暲在座谈会结束时说:医学专家的发言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他说:在合理的结婚年龄结婚(女性二十五岁左右,男性三十岁左右),以及有计划地生育,对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个人建立幸福家庭都有好处,应大力宣传和提倡。有关方面应大力宣传节育的积极意义。傅连暲在发言中并指出,今后应当适当放宽对结扎输精管、输卵管的限制。流产对身体有害,应大力宣传解释,但在必要时,也应该予以进行。他还希望医学专家们继续研究,找出最好、最有效的避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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