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一个来访者的经历
子中
在区人民委员会的人民接待室里，我接见了一个挺不错的青年人。看年纪他顶多不过二十一、二岁，蓬松鬈曲的头发，有一缕轻拂在前额上，一双圆溜溜的眼睛使他显得单纯而又聪颖；只是两颊有些消瘦，笼罩了一层和他的聪颖不调和的愁容。
我客气地请这位小伙子坐下，照例问他有什么事情来访。他没有立即开口，但是我清楚地看到他的嘴唇费力地颤动了一下，接着从衣袋里拿出了两张十分破旧的报纸，找到了报纸上的一首短诗和一篇小故事，指了指上面的署名说：
“这是我的笔名。”
“您原来是一个青年作者！”我说。
他的脸似乎微微红了，仍旧没有作声。他又拿出了厚厚的一叠信，放在桌子上说：
“这些都是退稿信。”
我注意到了那些信封，都是国内知名文艺刊物寄给他的。
噢！原来他是来控诉那些编辑们不重视新生力量呀。我心里这样想。
但他急忙地说：“我今天来并不是为了这些退稿信的事。我来这里是想请你们……请你们给我介绍一个工作……最好是钳工。”
这使我有些茫然了。
“那么，您是要求调换工作岗位吧？为了要去体验一下钳工的生活吗？”
他摇摇头。停了一会，又叹了口气，眼睛下意识地看着他那两只在互相摆弄着的手，用低沉的声音说：
“是啊，我是打算把全部情况都告诉您的。”他顿了一顿，“但是我希望您能为我保守秘密。”
我答应他的要求。这时我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的面颊已经完全涨红，还带有几分紧张的神色。
“是这样，”他很局促地开始了他的叙述。“我本来是在公私合营大同机器厂当钳工。我曾经读过两年初中，平时就喜欢在厂里的黑板报上写写打油诗，有时对看不顺眼的事讽刺讽刺。老实说，那个时候我们厂里不管是工人还是干部，都怕让我抓住小辫子呢！当然啦！我的生产一直还是蛮不错的，一年前，我还被评上了个三等先进生产者。
“在给奖大会的那天晚上，我躺下好久，怎么也睡不着。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劲，使我又爬了起来，依照当时的心情，写成了一篇黑板报稿子。稿子是按照诗的样子写的，第二天这首诗便出现在黑板报上了，大家都说很好，当然我自己也很高兴。工会的文教委员让我抄一份给报社寄去，‘寄去就寄去！’当时我就这样随随便便地寄给了市‘工人报’社。嘿！真想不到，报纸很快就给登出来了！”他愉快地笑了笑，连我也有点替他高兴了。这时他已经不再紧张，他的话就像一条急湍的小河流过山涧一样地滔滔地倾泄出来。
“这一下我的胆子可就大起来啦。又用了三个星期天的时间，写了我们厂里劳动竞赛的一个故事。就是这个。”他拿了拿另一份报纸，报纸折叠着，我没有看清楚是份什么报。
“这里面的小王便是我自己，党支部书记和厂长就是我们的党支书和厂长……。这篇稿子一登出来可就糟了……。”他的手掌在膝盖上打了一下。
“稿子登出来了，怎么倒会糟了呢？”我急切地问。
“是啊！”他深深地抽了口气。
“稿子一登出来，什么‘作家’呀！
‘诗人’呀，便成天价在我耳朵边响起来了。我那位做小学教师的哥哥，在知道以后也写信来，说什么他是一向了解我的才能的；还说什么他从我在小学里的作文中，便看出了我有成为一个作家的天赋；说什么我当个普通工人实在太可惜呀！什么我应该成为一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呀！……我就开始重新估计自己了。我想：当个作家，一定比当个工人要好不知多少倍吧！不知道怎么搞的，从此以后我手里使的钳床变得一天比一天重起来；车间中的轰隆声变得一天比一天喧嚣而令人烦躁了。我干脆辞掉了工作。”他苦笑了一下，不好意思地抬头望望我。
“以后的情况很简单，为了创造条件，我靠了几百元的积蓄，先到各地去体验生活，游了苏州、杭州，又去了北京、天津。储蓄花光了，稿纸也写了好几百张，得到的就是这厚厚的一叠！”他拿起那些退稿信往桌子上一摔。
“最近几个月的日子多么艰难啊，我是一个坚毅的人，写不出，我绞干了脑汁地去想；看看不像样，就改一遍又一遍。我用最大的意志克制着自己，终于写出了十来首诗和三个短篇小说。谁想到一封封的退稿信，就像是一阵阵的冷风，它不仅吹熄了我心头一烛烛希望的火焰，简直是把我的心也吹得一阵阵发抖。确实，我也曾骂过编辑，在我气急的时候还上门找过他们，他们的谈话，使我平静了许多……现在我知道，是我想错了。
“不，我并不是说我不能写作，也许我将来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你相信吗？不过现在还是不要谈这些的好，这是以后的事。现在最苦恼着我的是对于从前那种工作的渴念，你知道，我是多么向往着从前那种紧张、沸腾的生活啊！那种工作给我的是真正的快乐。”
“也许作家有他们写作时真正的快乐，”他接着好像自言自语地说。“可我呢？除了报纸上发表的两篇稿子曾经冲昏了我的脑袋以外，实在没有体验到写作的真正乐趣。唉！我现在写的这些东西又是些什么呢！”他用一种深思的眼神望着我。“最能使一个人产生真正乐趣的工作，大概就是这个人的最好的工作吧，同志，你说对吗？”
我表示同意他的看法。但是又补充说明我的意见：工作的乐趣是可以转换的，而且还讲了一些“真正持久的工作乐趣，是在于对工作本身的重大社会意义的深刻理解”等等大道理。他打断了我的话。
“上次我碰到厂里的党支部书记，他告诉我说厂里还希望我回去，如果我愿意回厂复工的话，他倒打算推荐我负责厂里的黑板报。可是，同志，你想想我有什么脸回厂呢？我说什么也不想回原厂了。所以我请求政府能够原谅我，帮助我，给我介绍个工作！好同志！我已经统统对你讲了，请你千万帮助我重新回到生活的道路上来！我决不说谎，我的技术还照样的熟练，而且……。”
听了他的谈话，我久久不能平静下来。这位青年工人的活生生的经历，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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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水（国画） 轲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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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和事实
戴不凡
“戏曲研究”第一期载有林涵表同志“论西厢记及其改编”一文。在谈到西厢记结尾的时候，涵表同志说：王实甫在这里是“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写出封建时代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由的彻底胜利，他以乐观精神鼓舞着青年男女坚韧不屈的斗争。西厢记的团圆是有意义的，……有的同志认为王实甫‘最后还不得不安排张生中状元来解决问题’，并认为这是西厢记的‘落后部分’，这样的批评是很不公允的。”——原文在“落后部分”四字下有个注：“见戴不凡‘评越剧“西厢记”的改编工作’”。（按：这篇文章于1952年发表于人民日报，后来收入拙著“百花集”中。上引涵表同志文中两个“单引号”中的话，见“百花集”69页）注中并说：“持有类似见解的人很多”，接着，就引证了徐朔方的看法：“它结尾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就是因为它不真实。”又引证了张江东的看法：“这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窜改，是妥协的‘团圆’”。
看了涵表同志的文章，我急忙翻出自己的文章来检查。为了说明问题，我只得把原文在这里再引一下：
王实甫写“西厢记”让张生和莺莺终于团圆，老夫人终于失败，表现了他的人道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这是很可贵的。可是，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控诉了门第、科举制度罪恶的王实甫，最后还不得不安排张生中状元来解决问题；在这一点上，王实甫是自相矛盾的。今天我们改编“西厢记”，在接受原著人道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的同时，是没有必要把原著中某些落后的部分也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的。把“西厢记”大团圆的结尾改一下，在今天舞台上是有必要的。（重点是新加的。）
把这段文字和涵表同志的意见对照一下，将不难发现，我们意见分歧之处是：涵表完全肯定西厢记结尾部分的积极意义；而我则认为，西厢记的结尾既有进步的、积极的一面，又有受时代限制的、落后的一面。我主张删去大团圆，显然不是由于这个结尾是彻底的“不真实”，或是“妥协的‘团圆’”。和朔方、江东的见解并不完全一样。
涵表、朔方同志以及我上述看法的本身，是否合乎事实，都有待读者和专家指正。同时，我也不想谈自己新近写成的一篇长文“论莺莺”中对这问题的看法。这里，我想谈的是：如果只看涵表同志的文章和附注，那么，很容易使人认为，我是彻底否定西厢记的第五本的。可是，涵表同志文中所提到的“彻底胜利”、“乐观精神”，在拙文中也是涉及过的。然而他却略而不谈，这就令人难解了。同时，他在附注中不惜篇幅详细介绍和批判见解和我“类似”的徐朔方等同志的意见，但是对我原来的意见却只选取了“落后部分”等个别字句来概括，这是益为令人费解了。涵表同志要证明我对西厢记的批评“是很不公允的”，为什么不根据原文来批评，而一定要把原文说成像朔方同志的意见那样呢？
因为相似的情形，我已碰到不止一次。这里特借这件事提出来。我觉得：假如批评是与人为善，帮助别人进步的话，那么，首先就有必要看清对方的看法。如果只选取对方的片言只语，就加以批评，被批评者虽可虚心接受，但批评者却难免有断章取义之嫌了。我又觉得：作为一个报刊的编辑，他应当信任作者在文章中所提供的事实、材料；但为了更好地对读者负责，他往往有必要去查对这些事实和材料。譬如说：“戏曲研究”的编辑同志，如果能查一查我的原文，一定会发现“有所出入”的地方；如果把这些意见提供给涵表同志，让他来批判我对西厢记结尾的这种看法：“它既进步，但又落后”；那岂不是比批判那种一味认为西厢记的结尾是“落后部分”的看法，更可以把问题深入一步了么？
把对方的意见简单化，说成像自己设想的那样，既不足以服人，更无裨深入研讨问题，不是一种严肃的“争鸣”态度，——由于自己也常批评别人，自己也是个编辑。新正试笔，特书此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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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红河三角洲
——越南诗抄——
孙滨
站在海防的码头上，
红河三角洲多么壮阔——
好像孔雀居住的故乡，
响彻着劳动的歌声。
工厂、矿山、乡村、港口，
一切都在恢复后紧张的工作——
敌人要把它摧毁，
人民要把它建设得三倍的好。
土地播下了新的种子，
建筑器材在源源运到——
红河扬起欢腾的洪波，
在召唤着幸福的生活。
我来自珠江三角洲，
好像见了自己的亲兄弟，
我们的心贴得多么紧，
好像两道河流汇合在一起。
你在一日千里的前进，
怎不叫我欢喜——
我用珠江那宏亮的嗓门，
来把你壮阔的红河歌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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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缆（寓言）
柳荫里停着一条小船。
三个孩子跳上船去；他们要放于中流，看一看春水绿波的风光。
他们好像也不是胡来一气的孩子：第一个掌舵；第二个摇橹；第三个先竖起桅杆，准备随时见风使篷，然后又回过身来帮助第二个摇橹。
他们的劲头儿大，彼此之间有分工又有合作，正如论文里常说的：由此可知，主观条件很好。
加之天晴日丽，风平浪静，正如论文里常说的：由此可知，客观条件也很好。
然而不幸得很，船始终还在老地方。——原来以为一切都安排妥善了，却想不到缚在柳树上的缆还没解掉哩！
这难道只是孩子们闹的笑话？当我们偶然听到一些不得要领的报告，遇到一些没有抓住关键的具体措施，看到一些信手拈来的努力方向，我们岂不要说：
“摇了半天的船，原来缆还没有解哩！”
吴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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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几个数目字为什么不一致？
读者冯和来信：去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第一版、第三版刊登的有关石门宋乡农业社养猪的几篇文章和新闻中，有几个数字不一致。如“我们一个社要养猪两万头”一文第一段中说“现在全社只养猪四千一百一十头”，而“石门宋乡农业社95％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的消息（新华社济南22日电）中却是“这个社现在喂养的一万七千零九十七头生猪”。再如前一篇文章中说“去年（1955）的产量，每亩平均收到一千零九斤”，后一条消息中却说“每亩年（1956年）产粮食四百六十六斤”。这样，1956年的亩产数就比1955年少五百四十三斤，然而“‘我们一个社要养猪两万头’的计划就要实现”一文中，却说这个社去年比前年“增产二成”，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编者的答复：关于石门宋乡农业社养猪的头数问题，新华社济南22日电中“一万七千零九十七头”是当时的数字；而“四千一百一十头”则是去年上半年的数字。如果我们在转载去年12月20日出版的“农村工作通讯”第八期所刊“我们一个社要养猪两万头”一文的时候，注明此文写于何时，就不会使读者误解了。至于粮食的亩产量问题，经新华社农村组向济南分社了解，“每亩平均收到一千零九斤”，是石门宋村五十九户的初级社在1955年的平均亩产数；而“每亩年产粮食四百六十六斤”，则是石门宋乡等四个乡的两千七百多户农民在去年1月转并为高级社后的亩产平均数。所说该社去年比前年增产，这是根据1956年四个乡转并为一个高级社后的平均亩产数（四百六十六斤）与1955年四个乡未转并为一个高级社时的平均亩产数（三百八十七斤）比较而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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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生活水平”不同于“物价水平”
在报纸上时常看到把生活水平一词和物价水平一词的用法混淆起来的现象。例如1月19日人民日报第二版“职工家属合作社”一文中说：“60％以上的工人平均工资是四十元多一点，加上当地生活水平较高，困难户比较多。”显而易见，这里说的“生活水平较高”，实际上是指的“物价水平较高”。希望作者和编者对这两个词的用法注意一下。 （北京大学 万培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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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这张新闻照片过时了
1月24日你报第二版刊登了一张“洛阳热电站加紧施工”的照片。从这个照片反映的情况看来，实际上是三个半月以前的情况。到今年1月，四十五公尺高的厂房已经结顶，八十公尺的烟囱已经竣工，绝不是这张照片所反映的情景。我们的建设速度很快，发表新闻照片要及时，稍一拖延就会过时。
（洛阳热电站筹建处 赵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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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弄错了两位裱画名手的名字
1月3日人民日报曾刊载傅抱石先生的“裱画难”一文，其中提到苏州两位裱画名手“曹仲卿”和“谢松全”。这两位的名字都错了，应该是曹颂清和谢根宝，前者因音近而误，后者想系草书所误。
（苏州 祝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