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略谈对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 张世英
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来以后，大家感到应该更多地注意研究唯心主义；原因大体上有两方面：一方面，多注意研究唯心主义，可以使我们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作得更细致、更深入、更有力量；另一方面，在唯心主义那里，也有不少好东西可供我们批判地吸取。关于前一方面，没有什么争论的问题，本文不去谈它。关于后一方面，一般地说，要我们从唯心主义那里批判地吸取一些好东西，这一点也是一般人所同意的；但是，如果进一步问一下，这些所谓可以吸取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性质？是唯心主义思想体系里所包含的一些与唯心主义自身相矛盾的合理思想呢？还是有某些思想，作为唯心主义，就是合理的、可以吸取的呢？或者还有什么别的情形呢？——总之，说“唯心主义有好东西”，究竟“好”在那里？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是很不一致的。
我对于这个问题的初步回答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第一，唯心主义可以促使唯物主义的发展；从唯心主义那里可以吸取教训。
我们知道，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为要回答唯心主义所提出的问题，为要反驳唯心主义的各种论证，唯物主义不能不更紧密地依靠科学、依靠实践，用细致的、强有力的论据来不断地健全自己、充实自己。最明显的例子：法国唯物主义的机械性与形而上学性曾受到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反驳，但是唯物主义并未因此而战败；相反，德国唯心主义对唯物主义的反驳反而促使唯物主义发展到了它的最高峰——辩证唯物主义。又如笛卡尔的唯心主义的“天赋观念”说促进了唯物主义关于知识起源于经验、感觉学说的发展，使这一学说到洛克那里得到了精细的、系统的论证。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不必多举。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唯心主义对唯物主义的反驳是唯物主义发展的唯一原因，因为它主要是依靠科学与实践而发展起来的；但这里所说的，无论如何，也是许多原因之一，这一点也是可以肯定的。
关于从唯心主义那里可以吸取教训，这一点也很明显。哲学上有许多问题，唯心主义都曾试图解决，但是它失败了，而我们则可以从唯心主义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例如关于思想、意识能否认识客观存在的问题，洛克曾提出“代表说”，根据这个学说，认识者不能直接与外物发生接触，我们所认识的不可能是外物本身，而只能是外物在我们心中的图象或代表。这个学说的唯心主义性质在洛克那里还不很明显。到了贝克莱，他严格遵循“代表说”的路线，于是把“代表说”的唯心主义倾向发展到了极端，把它的唯心主义本质完全暴露无遗：他认为既然我们感觉到的只能是外物在我们心中的图象或代表，那么，究竟是否有任何与我们的图象或代表相应的外物存在，也是无法知道的；因此，洛克所谓“实体”不过是虚伪的“抽象作用”所捏造的结果；贝克莱从这里就走进了荒谬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我论。从洛克的代表说到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发展给了我们一个教训：任何“代表说”的观点和思想不可避免地要最后导入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这样，对唯心主义的研究也就可以提高我们的嗅觉：例如，只要我们稍微嗅到一点“代表说”的思想、嗅到一点关于意识不可能直接接触外物的思想，我们马上就能意识到这种思想会导入什么样的荒谬地步。
以上是所谓唯心主义有“好”处的第一点含义。显然，这里所谓的“好”，完全不是说唯心主义作为唯心主义是正确的、合理的；这里所谓的“好”也还没有说到唯心主义思想体系里面包含有什么正确的、合理的东西。这里所谓的“好”，只不过是说唯心主义对唯物主义的发展可以起一种刺激和警惕的作用而已，犹如中国一句古话“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这句话里“敌国”对“我国”所起一种作用。当然，这里决不是说，一旦没有了唯心主义，唯物主义这一真理也就不能发展了。
第二，在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不是说一切唯心主义思想体系）里面，的确有不少合理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和唯心主义相矛盾的。
道理很明显：唯心主义哲学家虽然创造了一整套唯心主义体系，但是，客观事实和真理像铁一样地摆在他们面前，他们也往往不能不在其唯心主义体系中本能地、不自觉地、不由己地达到了一些反映客观真实情况的正确的、合理的思想。例如莱布尼兹认为本体（他所谓“单子”）具有内在活动性；康德看到了不依人的意识为转移的“物自身”；黑格尔猜测到了客观事物的辩证法……如此等等。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之所以说唯心主义体系中这些东西是合理的，决不是因为它们是唯心主义的缘故，决不是就它们的唯心主义性质而说的。莱布尼兹关于单子具有内在活动性的学说，按莱氏本来所表述的那种形式而言，是反科学的，因为他认为世界的本体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这种看法不符合客观事实，因而也就不正确、不合理。莱氏这一学说的合理之处在于它在客观上反映了客观物质世界的内在活动性这一事实；然而唯心主义者莱布尼兹决没有自觉地、有意识地去认识客观物质世界的内在活动性。承认客观物质世界的内在活动性，这与莱氏的唯心主义体系，与他的形而上学，都是矛盾的。如果说莱氏学说之合理是说他那单子活动说本身，按其本来的唯心主义的形式，就是合理的，那显然是不对的；因为尽管莱布尼兹谈到了“内在活动”，但科学告诉我们，他所谈的那个内在活动着的精神实体——“单子”压根儿就是不存在的。再拿康德来说，康德承认“物自身”存在，是其哲学合理之处，但这个合理之处正是和他的唯心主义相矛盾之处；这一点是大家所熟知的，不用多说。至于说到黑格尔，我们都很清楚，他的合理之处是辩证法。这是不是说辩证法按黑格尔所表达的那种唯心主义形式说就是合理的呢？不是的，那是很荒谬的，是完全不能适用的。其合理之处在哪里呢？在于它在客观上猜测到了客观事物的辩证法，而客观事物的辩证法是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相矛盾的。举一个具体例子来说：黑格尔说过这么一句话：“逻辑是纯科学，也就是纯粹的自己全面发展的知识”。列宁对这句话的批语是“第一行是荒谬的。第二行是天才的”。（“哲学笔记”，中译本，第80页）第一行是指纯粹的科学、纯粹的知识。黑格尔认为逻辑科学、知识、概念是在自然、社会存在之先就有的，是纯粹抽象的。这是反科学的看法，所以列宁说它荒谬。第二行是指发展，列宁认为黑格尔指出知识、认识是发展的这一点是天才的。把列宁的这两句批语联系起来看，显然，列宁决不是说黑格尔这句话按其原来的唯心主义形式就是合理的、天才的，因为尽管他谈到发展，然而他那发展着的“纯粹的”知识压根儿就是不存在的。列宁的批语鲜明地告诉我们：黑格尔在这里的合理之处、天才之处只是在于他这句话在客观上反映了人类实际认识、知识处于发展之中这一客观事实。
总之，说唯心主义里面包含有好东西，这决不是说唯心主义本身是好的、是正确的。唯心主义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遁词，但归根到底，其根本原则仍然是：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而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因此，我们可以简单明白、毫不含糊地断定：唯心主义是错误。我们之所以说唯心主义体系里包含有合理的东西，这只是因为唯心主义者不自觉地、在客观上反映了唯心主义者自己所不承认的、与唯心主义原则相矛盾的客观物质世界的真实情况。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们只要提一个问题就能明白这个道理，这个问题就是：说唯心主义里某一思想是合理的，某另一思想是不合理的，标准究竟在哪里？显然，只要是在客观上反映了客观物质世界的真实情况的就叫合理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而唯心主义的根本原则是根本不承认有不依精神、意识为转移的客观物质世界的，是与我们的标准相矛盾的。任何所谓唯心主义中的合理的东西，实际上，按唯心主义的现成的形式，都是不合理的；只有当我们看出它在客观上反映了客观物质世界的某一方面的真实情况，我们才说这一点是某某唯心主义体系中的合理思想。列宁在评价黑格尔的“逻辑学”时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在黑格尔这部最唯心的著作中，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矛盾’，然而是事实！”（“哲学笔记”，中译本，第223页）列宁的意思决不是说，黑格尔的“逻辑学”中讲了最多的唯物主义；不是的，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著作。列宁的意思只不过是说：黑格尔这部最唯心的著作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合理思想，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关于客观物质世界真实情况的猜测。
第三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出现以前，唯心主义夸大了真理的某些片面，而这些片面在当时的唯物主义还根本没有看到；如果能驳斥唯心主义的夸大之处，则这些片面也是合理的，而这也可以说是唯心主义里面的“好东西”之一。例如费希特、黑格尔，他们强调了主观能动作用，这里有合理的因素。但这里也需要特别指出一点：就是，我们决不能因为唯心主义强调了主观能动作用，就以此作为论据，认为唯心主义这一原则本身是正确的、合理的。许多主张唯心主义本身是“好东西”的人总爱引用这一点来为自己辩护，好像只要提到主观作用、精神意识的作用，那就只能是唯心主义的“天下”。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辩证唯物主义是坚决承认主观能动作用的，这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这是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但辩证唯物主义决不把主观能动作用夸大到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地位。按照唯心主义者费希特、黑格尔所强调、夸大的主观能动作用，则“自我”创造“非我”，精神、观念是自然、人类的创造主；这难道到是正确的、合理的吗？而唯心主义之成为唯心主义正在于把主观能动作用夸大到这一地步；如果对主观能动作用不加以夸大，如果实事求是地承认这种作用，那就根本不是唯心主义，而是唯物主义。把唯心主义说成是如实地反映了客观事实、客观真理的一个片面，并且就在这个意义下说唯心主义也有片面的真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以上是所谓唯心主义有“好东西”的第三点含义。显然，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固然一方面必须肯定唯心主义里面有合理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却仍然不能说唯心主义这一原则本身是好的、合理的。
以上第二、第三两点都是肯定在唯心主义里面有“好东西”，同时也肯定唯心主义这个原则本身是不正确的、不好的。基于这种看法，我们认为：决不能说唯心主义这一颠倒是非，违反事实的原则对于人类之认识真理能有什么贡献，但我们却可以说有某些唯心主义者（或者说某些唯心主义著作）对于人类之认识真理是有贡献的。因为，如前所说，他们在唯心主义的形式下，在唯心主义的体系里，不自觉地说中了一些客观物质世界的真实情况；尽管他们坚决否认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所以，关于唯心主义对于人类之认识真理有没有贡献的问题，我们的答复是“有贡献的”，但这里“功”只是在某些唯心主义“者”，而不是在“唯心主义”。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评价黑格尔时，一再肯定黑格尔有伟大功绩，一再肯定要研读黑格尔的著作，而同时又坚决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
我们知道，人类对于客观真理的认识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我们有时能够既不夸大又不缩小地认识真理的一个方面，有时则根本没有看到某一方面，有时则虽然看到了却又同时歪曲了某一方面。唯心主义则是歪曲地反映了客观真实性的某些片面。在整个客观真理的长河中，有些点滴被我们通过正确的、亦即唯物的基本观点所反映，但是有些点滴则在历史上是通过不正确的唯心主义观点而歪曲地反映出来的。我们所谓吸取唯心主义体系里面的好东西，并不是按照那种歪曲的样式把它们原原本本地搬过来，而是批判、修改那歪曲的方面，而认识其本来面目；所以，从唯心主义那里吸取“好东西”，那必然也不是一件没有困难的工作。历史上有些唯心主义者的功绩在于他们反映出（尽管是歪曲地反映出）了客观真理的某些点滴，而在当时的唯物主义著作中，这些点滴却还没有被反映出来。我们承认这些唯心主义者的功绩，我们不怕困难地要从唯心主义者所歪曲地反映的东西中去寻求合理的东西，这正是我们热爱客观真理的表现。
第四，有些唯心主义的思想，作为唯心主义，在历史上也曾起过进步作用。
这种情况要在历史上找例子是比较困难些，但它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个别场合确实是会发生的，我们可以举欧洲中世纪的神秘主义为例。神秘主义认为人可以与神直接交往，而不需要教会的中介。这种理论是对当时最反动的教会的一种抗议，它作为唯心主义在当时就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从这里，我们也就可以看到某些错误的、唯心主义的理论也不是不可以在特殊的历史情况下，在个别场合也可以起着进步的，好的作用。因为它本身虽然是错误的理论，但它在某一特殊情况下，却能削减那最坏的、最反动的东西所起的作用。不过，尽管如此，我们却决不能因为它起过进步作用就认为唯心主义这一原则不是错误的；这也是很显然的。
以上四点就是所谓唯心主义有“好”处的说明，不过，这四点也同时都说明了唯心主义本身是反科学的、错误的。
为什么唯心主义这种反科学的、错误的理论在历史上会占优势（一般地说）呢？为什么唯心主义著作的声势会显得浩大些（一般地说）呢？例如一般讲来，历史上唯心主义者的著作多半卷帙浩繁，其理论大多较“艰深”、“复杂”、“严密”。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这里需要分析一下：第一，唯心主义本质上不是从科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它可以在基本上、在实质上是脱离实际地臆造出来的一套体系，因此，它的“复杂”、“严密”、“艰深”以及卷帙之浩繁并不能表示它的合理的东西就必定都是多一些、丰富一些、深刻一些。因此，在回答上述的问题时，必须把唯心主义的“声势”中所包含的某些假象剥掉。第二，历史上过去几千年都是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一般地讲他们只是在作为进步阶级出现时曾经拥护唯物主义，但很快他们就变成了反动阶级，从而也就拥护唯心主义哲学。因此，在历史上，唯心主义发展的条件一般都是比较优厚的，而唯物主义的发展多半是受到摧残的。布鲁诺被烧死在广场上，斯宾诺莎因横遭迫害而很难出版自己的著作，费尔巴哈因写了包含重要的唯物主义思想的著作而被逐出大学讲坛，这些都是唯物主义思想遭到反动势力摧残的例证；然而像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最大代表黑格尔哲学则受到普鲁士政府的宠幸，被捧为官方哲学。唯心主义著作之所以比起唯物主义来显得声势浩大些，这里所谈的是极为重要的原因。唯物主义在历史上经过了艰苦的奋斗过程，只有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今天，它才得到了最有利的发展条件。新中国的哲学工作者所面临的任务，就是要利用这最有利的条件，依靠科学、依靠实践，继承唯物主义的传统，以至批判地吸取唯心主义哲学中所包含的“好东西”，来不断地充实辩证唯物主义、发展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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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春节中的北京舞台上
本报记者
春节在首都几乎成了戏剧节。音乐会、京剧、评剧、曲艺、话剧、新歌剧、意大利歌剧、越剧、川剧、河北梆子、杂技、山东马戏……，都演出了精采的节目。
春节早晨九点半，人民剧场的丝绒帷幕徐徐揭开。指挥棒举起，管弦乐奏出了欢乐的“节日圆舞曲”。中央广播乐团的音乐会开始了。广播电台随即把年青歌唱家们嘹亮的合唱传播出去。那轻快优美的旋律，真叫听了的人想要跟着唱起来，跳起来。
北京人喜欢把京剧称为“北京的地方戏”。自从破除了某些“清规戒律”以来，京剧爱好者们重可看到许多优秀的传统剧目了。初一晚上，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在广和剧场演出“玉虎坠”。这位六旬老艺人的嗓音身段，依然不减当年。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合作演出以后，北京京剧团就成了阵容很坚强的一个京剧团。他们要在春节演出“胭脂宝褶”、“打棍出箱”、“望江亭”等新、老剧目十多个。初一晚上马连良没有戏，在家里和儿孙欢聚。在电话里对记者说：“在1957年，我们要努力做好三件事：一件是要整理、演出更多的传统剧目；一件是要做好培养青年演员的工作；还有一件是要争取更多的机会为工农兵演出。”他十分高兴初三晚上要到西郊建筑工人俱乐部为“建设首都的英雄们”演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借东风”。中国京剧院初一夜场由袁世海演出“牛皋招亲”。这出戏从前叫“飞虎梦”，是一出别具风格的喜剧。袁世海说：“新年演这出戏，有喜气”。袁世海刚从国外回来，就投入了影片“群英会”（他饰曹操）的摄制工作。春节电影制片厂放他五天假，但他不愿休息，要为首都的观众演出。
前门外、天桥、西单、东四、朝阳门外等地的许多剧场在上演评剧。评剧在北京是受广大群众热爱的剧种。在挖掘和整理传统剧目方面，评剧界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大众剧场初一晚场由筱白玉霜和喜彩莲演出“桃花庵”。北京市评剧团春节演出的节目之一——“刘云打母”，以它的绝妙的讽刺和丰富、动听的唱腔，吸引了无数观众。这出戏失传已经有三十年左右，去年由老艺人口述，北京市评剧团加以整理，重新出现在舞台上。
成都市川剧团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巡回演出。这个剧团演出的“谭记儿”，已经获得了首都文艺界的赞誉。
在天桥剧场，中央实验歌剧院夜场演出“迎春花开了”，这是一个以社会主义合作化高潮前夕农村中各种思想斗争为题材的新歌剧。日场演出著名的歌剧“茶花女”。
意大利伟大歌剧作曲家威尔第的这部作品充满深刻的社会意义和丰富的人情味。人们从剧场出来的时候，有的眼睛湿润了，有的意味深远地赞叹着：“太美了！”
在话剧舞台上，初一这天开始公演两个新的优秀剧目：“同甘共苦”和“虎符”。“同甘共苦”由中央戏剧学院实验话剧院演出。这个话剧院是由来自各地的一群话剧工作者组成的，导演和演员只有三十几个人。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担负着中央戏剧学院的教学工作。在这次演出中，青年演员刘燕瑾在舞台上真实、动人地塑造了一个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农村新妇女的光辉形象。
“虎符”写的是战国时代信陵君和如姬“窃符救赵”的故事。这部优美动人的历史剧是郭沫若写成的。它让观众深深地爱上了一位可敬的历史人物，受到了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北京话剧界近年来很重视向自己的民族戏剧遗产学习。“虎符”的总导演焦菊隐在排练中，大胆地吸收了民族戏曲传统的一些表演方法，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尝试。
演员的工作是很紧张的。当着人们休息、过节的时候，他们加倍地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北京人感谢经常在北京演出的京剧、评剧、曲艺、话剧演员，更感谢从其他城镇到北京来的越剧、川剧、杂技演员。他们远离家乡到北京来为观众服务，这情谊该有多么深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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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医赵炳南获奖
据新华社讯 著名中医赵炳南在北京市公共卫生局1956年年终发奖大会上获得特等奖。
赵炳南在北京行医近四十年，在治疗皮肤病上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他更擅长顽癣、顽湿疡一类病症的治疗。顽癣疗效在80％以上；顽湿疡的疗效几乎达百分之百。现在他是北京市中医医院、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的中医顾问，并担任北京医院、和平医院的特邀医师。
赵炳南在最近医治北京市一个机关的三种怪病，取得了很大成功。这三个人患着三种令人奇怪而又非常顽固难治的皮肤病。一个人在左耳上部突然脱掉一大片头发，头皮发白；另一个患全身顽湿疡，日夜奇痒难当；还有一个脸上呈现出巴掌大的一块黑色。这三个人经过许多医生的治疗，都未见效。去年他们先后经赵炳南诊疗，前两个的病已基本痊愈，后者的病也有显著疗效。
赵炳南数十年来，都在刻苦钻研祖国医学中关于外科的经典著作。他在繁忙的工作之后，从未放弃过对“外科金鉴”、“外科正宗”的研究。目前赵炳南正着手整理中医外科文献中有关皮肤病的记载，准备和西医合作，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编著中医皮肤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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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故宫博物院
展览西藏佛教艺术图片
本报讯 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举办的“西藏佛教艺术图片展览”1月31日在故宫博物院神武门楼开幕。这里一共展出了照片三百八十四张（包括雕塑、绘画、建筑、工艺品），木刻佛像二十一幅。
这些材料曾于1955年5月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四周年在拉萨展览，受到拉萨各界人士的赞美。现在展览的除原展览的全部图片外，又补充了一些新的图片。
（田文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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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谦”德说到成都市川剧团来京演出 李劼人
中国人的“谦”德，是有历史性的。有时明明可以不必“谦”，或者“谦”过分了，还会流于虚伪，传为笑谈。然而临到头上，不知不觉总要“谦”一下；不“谦”一下，似乎不大舒服，即令得罪了人也得“谦”。
曾见某笔记载有一位阁老去看老朋友的病。病人在病榻上叹说：“我二人都老了，常不免疾病，不知道我们当中，谁先死亡？”这位素有“谦”德的阁老，连忙习惯地高拱两手敬对曰：“还让中堂！”
又记得多年前报纸上有篇国外通讯，记叙段祺瑞的爱将徐树铮奉命到意大利游历，在驻罗马的中国公使馆内大宴意大利显贵。那天，还临时请了位罗马最为有名的厨师来做菜。到酒阑客散之时，这位徐爱将忽然按照中国派头，向贵客们“谦”言：“今天的菜没有作好，使公等受饿，还望公等海涵！”
前一个例，虽然传为笑谈，到底只算得罪了一个老朋友。据说，老朋友只是默然无语而已，还不曾跳下病榻，和阁老争论个你死我活。
后一个例，却因流于虚伪，弄得很糟。据说，次日，那位名厨找来一名大律师，公然向徐树铮提出抗议说，不应当众毁谤，损害了厨师的名誉，设若不予道歉赔偿，他将到法院去控诉。结果，由中国公使出面调停，叫徐树铮付了一笔赔偿费完事。
由此观之，“谦”固然是人生美德，也要会运用，设若滥“谦”起来，还是不大美妙。
我为什么要说这番空话呢？自然有我的道理，主要是为了谈一谈最近在北京演出的川戏，和这个负责演出的成都市川剧团。
川戏到北京来演出，已经有过好几次。比如“秋江”、“评雪辨踪”几折戏，剧本得过好评，演员也得过奖励，说起来倒也光彩。
但是川戏也曾送过客。未上演时，观众欢然而至，开锣之后，观众悄然而溜。据说，有几次，一折戏没唱完，上千数的观众，留下来的，就只前几排为了顾全同乡面子、向来修养又很够的那些先生们。
川戏何以好就好到那样？坏就坏到这样？专门研究川戏的专家，当然说得出原因。不过他们说起来未免“辞费”，不如我这个只是欣赏而不钻研的外行简单交代几句，或者还易使人明了。同时也作为对川戏的一种大致不差的介绍。
川戏一共有五种。这五种是“昆”、“高”、“胡”、“弹”、“灯”。
“昆”，就是目前再一度脍炙人口的昆曲。在前七、八十年，成都还曾有一个由苏州子弟组织的班子叫舒颐班。后来因为曲高“听”寡，逐渐衰落，到前六十年之际，就澌灭了。而今只存了不多几折昆戏，如“山门”、“醉隶”还在唱。不过唱腔已不纯正，道白更其满口川腔，我觉得实在不大中听。只有更少几折唢呐腔的戏，像“过江饮宴”，遇着好演员唱来，还可以。
“灯”，是花灯戏。这也和其他省份的花灯戏一样，是一种地方性极强的小型戏。演员大抵两人，唱腔特殊，不但锣鼓家什打法不同，便是胡琴也拉的是咿咿呀、呀呀咿小调。内容属于讽刺一类。如“王大娘补缸”、“龚裁缝裁衣”、“姑娘算命”、“驼子回门”、“?豆子”、“请长年”等都是。假使把它们中间的一折安排在两折正戏之间，作为一种插曲，使观众多打一阵哈哈，是有它的作用的。
现在川戏的“思凡”，除了高腔为主，还揉和了几句昆曲和花灯调，也好听，也好看。凭我外行观感，我敢说，那是颇好的创造，断非无聊的杂凑。
“胡”，是胡琴戏。五种川戏当中，我对之最无好感的，便是这一种；川戏在省外演出，最能送客的，也是这一种。前五十年间，盛极一时的太洪班（舒颐班的后身，从苏昆而转为徽州调）我就不大高兴看，虽然它以三国戏著名，有活曹操，有活周瑜，更有软硬武工都好的李甲生演“凤仪亭”的吕布，能够使头上插的翎子，做出二十四个凤点头；虽然后来还有据说唱得很好的、由京戏票友改演川戏黑头的天籁，又能唱黑头又能唱胡子生的贾培之，在旦角中由票友下海、称为难能可贵的浣花仙李少文（这些名角都死了。贾培之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四川代表，1955年才病故的）。但听久了那样软绵绵的胡琴音，若断若续的唱腔，呆板得不能再呆板的调子，每回都是等不到“曲终”，我这个“人”就“不见”了。
我觉得，每个剧种都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短处，站在门外的外行，不必经高明指点，由直觉上便可理会得出。惟有钻了进去，钻不出来的内行，每每会把它的短处也看为长处，而且还生死要绝大多数的观众同他一样的看法。观众用悄然而溜、閧然而散的行动来作批评，难道不应该吗？
深一层说，也由于自恃过度，才不省得应该“谦”的道理。
这次成都市川剧团奉文化部调度出省演出，在安排剧目时，我由于与这个剧团有点关系，不愿意它再“出乖弄丑”，一则也考虑到省外观众的情绪，曾向它建议：千万不要唱胡琴戏了！我并且对演员们说过：“把你们短处收检起来，把你们长处施展出来，才是出去受检阅的一种意义。”可惜我那时却忘了说：“这也是谦德之一！”
甚么是他们的所长呢？（赶快声明一句：这个“他们”，不仅指的是成都市川剧团，实在连同四川很多的川戏团都在内。很多川戏团的演出水平，至低限度都不下于成都市川剧团；有几个团，或者还要高些。成都市川剧团这次之得以受到文化部调度，那不过是一种偶然原因，我可以担保说：绝非由于成都市川剧团有甚么“出类拔萃”地方，可以作为川戏的代表。这并非“谦”词，的确是一点雨〔语〕一点湿〔实〕的话。）就是说，他们在演唱五种川戏当中的弹戏和高腔戏的时候。
弹戏（这个弹字我怀疑它是乱弹的省文）就是四川梆子戏。无疑它是来自陕南而加了工的。在某些弹戏中，还必须使用陕西人的腔调。同样用胡琴伴奏，但调门相当高亢，烘托得起唱腔，却又并无将唱词淹没，使人但闻琴音而听不清楚唱词的毛病。
但川戏的正宗，到底还是高腔戏。高腔戏的特长，在于净唱。那就是说，演员们在唱的时候，只用鼓（当然是小鼓，四川人呼之为斑鼓）板点出音节，但凡喜怒哀乐，抑扬顿挫，全凭歌者的喉咙来表达。好就好在净唱，既完全听得清楚歌词，又完全领会得到歌声中所表达的音乐性的高低强弱。难也难在净唱，演员素修好、嗓子好的，唱出来真够味，虽然咏叹调门多些，可是那从喉咙中吞吐出来的声音，几乎就是音乐，听起来很为舒服；在这样场合上，一点掺不得假，演员的高低（除了做工外），开口便明，就是外行，也能作出八九不离十的品评来的。
当然，高腔戏的特点，还在帮腔。初听高腔戏的听众，每当一唱众和时，不免有点不习惯。但你若是耐心听上刻把钟的时间，你准可听得出那帮腔并非胡乱吼叫，原来有很多花样，有一定规律，它的作用，和乐队一样的重要，能够帮助你了解剧情的离合悲欢。
总的说来，川戏最突出的地方，倒不纯粹在唱。如其光以唱来衡量川戏，起码也是不全面。从前有人说过，在北京看戏，叫“听”戏，重点是摆在“听”上；在四川听戏，叫“看”戏，重点是摆在“看”上的。看什么呢？看演员的动作。用术语说出来，就叫作做工。做工涵义极广，除了台步、身段、水袖、褶子、甩发、翎子和手指的屈伸比画等等外，尤其重要的，还在随着唱词内容，表达感情的眉眼神色，嘴唇口辅，这些动作的要求，都很严格。一个出色的演员，嗓子差一点不要紧，做工却不许可不到家。有了定评的“秋江”、“评雪辨踪”，要是做工差了，还有什么“看头”？那两折戏根本就说不上“听”！
成都市川剧团这次准备演出的十几折大戏，大都是经过审定，也经过初步修改的传统戏。他们采纳了我的建议，好像没有安排胡琴戏。据闻准备了弹戏类的“穆桂英”、“萝卜园”、“拉郎配”、“芙奴传”、“谭记儿”、“穆柯寨”……和高腔类的“耐冬花”、“金霞配”、“春灯谜”、“一支鞋”、“菱角配”、“三返魂”、“三瓶醋”、“借亲配”、“玉蜻蜓”、“绛霄楼”……这些传统戏，不但唱词好，腔调复杂，生旦净末丑搭配匀称，而且也着重了做工。内容当然没“弹驳”，至低限度，没有“毒素”。
这里，再谈一谈成都市川剧团。
这个剧团，现在已是一个国营川剧团。它的前身，是鼎鼎有名的成都三益公。三益公川剧团出现过不少的名演员。但是在1952年参加北京观摩会演后，绝大部分有成绩的演员，尤其得过奖的演员却都被调到其他几个川剧团去了，真正可以说，三益公的老演员，留下来的只有很少几人，现在长期在舞台和观众见面的，全是几年以来，自己培养的新生力量。他们（当然包括她们）参加过土地改革，参加过慰问志愿军和解放军，并经常在省内巡回演出，向农村、向工矿区演出，也参加过几次观摩会和其他的社会活动。他们已有相当的艺术水平、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这次以偶然机会，得被调度参加省外巡回演出，演员们当然兴奋，他们极愿把几年来学习所得，向省外的川戏爱好观众作一次汇报，并受一次检阅；同时，多讨一点生活，多向省外的其他剧种学习、学习、再学习。
我相信成都市川剧团的男女演员们，绝无自高自大、又矜又骄的心情和态度，他们是懂得“谦”为美德的。我只耽心他们“谦”得不合适，不惟流于虚伪，或许还要闹出笑话，甚至把仅有一点艺术上的自信心都“谦”失了，那才糟糕！假使如此，希望朋友们给他们一点鼓励，给他们一点指示，使他们的勇气得以恢复，也是两来有利的事！
末了，我再透露一个消息：剧团安排剧目时，还有一折高腔戏“杜十娘”。因为演杜十娘的女演员廖静秋（她也和女演员杨淑英一样，是1950年以后，才苦学苦练，有了一定的成绩，也算得是这个剧团的新生力量之一）正在北京拍摄“杜十娘”彩色电影和“思凡”黑白电影，廖静秋又有病在身，拍摄电影，已经是“力疾从事”，再要她同时上舞台，怕她有些吃不消，累倒了，是一件不可弥补的损失，因而把这折戏勾掉了。观众真个要“看”这两折戏（“杜十娘”是大戏，“思凡”是小戏），其他的女演员也一样演得好。如其一定要“看”廖静秋主演，我想，这两部电影片之映出，总不会很迟，我这番话权且作为义务预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