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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日友好之路是广阔的 裴达
在日本长崎市临海的一个美丽的花园里，有两个日本人对于“哪条道路离中国最近”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辩论。一个很早就想到新中国来观光的诗人，听说长崎离中国最近，就搬到那里住了半年。他说，他希望在天气晴朗的时候，隔着海望一望新中国的美丽景色。另一个商人说：“不要相信，那是海市蜃楼。我是讲实际的，货从长崎送上船去，一个昼夜就可以到上海，那是最近的路。”诗人反驳道：“不，最近的路是从东京到北京。人们心上的道路是早就通了的，现在就等待正式通航了。”这是去年8月里发生的事情。那两个日本人的话，反映出了日本广大人民的愿望。
中日两国之间虽然没有“正式通航”，但是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之路却是广阔的。1956年，日本有六十个团体、一千二百多人访问了中国。从1月到11月，日本有三百六十九艘货船开到中国，总重量为九十五万多吨。中国方面也有七个代表团、一百四十多人到日本进行了友好访问。这一年，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贸易交流的规模，都比前一年有了很大的发展。来中国访问的人普及到日本各个阶层，一部分所谓“禁运”物资也运到了中国。
一年过去了，可是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节却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1956年元旦，日本电机机器工会联合会的代表在北京参加了庆祝新年的宴会，而横滨市代表等日本友人，则和中国人民一起在鞭炮声中度过了欢乐的除夕之夜。在北京百花飘香的时刻，两国文学艺术界代表的恳谈；在从长春开往四平的列车机车上，日本两位铁路工人和中国超轴能手刘占魁的会见……动人的情景真是说不完。在放映“没有太阳的街”、“战火中的妇女”等日本影片的北京电影院里，在“原子弹灾害图”的展览室中，多少中国观众洒下了同情的眼泪。而在日本商品展览会上，当中国观众看到日本科学技术成就的时候，又是多末欢欣鼓舞啊！
“我们的友谊高贵、美丽、忠诚”，正像“东京——北京”这首歌曲所歌颂的那样，中国人民的友好心愿感动了许多日本友人。日本六大都、府、县、市访华代表团副团长寺岛录三郎说：“对中国印像最深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彭真都以非常友好的态度热情地接待我们。特别是毛泽东主席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握手，向日本国民问好，我认为这是我们带回去的最好的礼物。”日本前军人访华代表团回国途中，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对香港报界说：“中国人对我们非常友好。过去我们曾经是他们的敌人，可是这次前去访问却受到了那样热情的欢迎和接待，这种盛意确实使我们感动。”
许多访问过中国的日本友人，对中国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日本剧作家久保田万太郎老先生访华归国后，握着日本社会党主席铃木茂三郎的手说：“我去中国以前最厌恶政治，看了解放了的中国大众的幸福情形，我开始懂得政治是何等的重要。”日本青年与妇女访华代表团副团长宫部民夫说，中国工人阶级正以雄壮的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青年、学生、工人，各阶层男女老少都在努力学习，“我们看到旅馆中一个开电梯的姑娘抓紧时间学习的情况，深为感动，我衷心祝福伟大的中国人民前进”。东京本乡教会的一个牧师访问中国后说：“在日本出版的圣经也要经过美国人的手，而中国基督教徒是自己出版圣经的。”他回国后，经常在礼拜日的教坛上，向教徒介绍中国的情况和日中友好的重要意义。
在日本，中国京剧代表团的轻歌妙舞，给日本人民带去了无限的喜悦。中国和平代表、学者和工会工作者的友好访问，都受到日本各界的欢迎。他们所到之处，都响起了“东京——北京”的歌声。一位日本工人和中国工会代表握过手之后，他高兴得见着朋友就握手，说：“这只手是和中国兄弟握过的”，意思是说要把中国工人兄弟的友情传达给更多的日本人民。每当中国代表离别日本的时候，日本友人总是依依不舍，有的甚至流下泪来。他们高声地呼喊：“你们一定要再来啊！”
日本人民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广泛。去年日本翻译中国的社会科学书籍和现代文学作品等数十种，共约出版三十万册；二十五种介绍中国情况的书，发行了七万册以上；各综合杂志、学术杂志发表了一百三十多篇介绍中国的论文。此外，还出版了十多种中国语文学习的书籍。
日中友好协会为满足人民大众的要求，去年在五十多个城市放演中国电影二百次以上，“今日中国”、“梁山伯与祝英台”、“钢铁战士”等影片，受到了十万观众的欢迎。福冈县柳河盲人学校的学生，在福冈县高等学校“演剧比赛会”上演出了“祝英台”，获得了优秀奖。兵库县川西小学二十名三年级的女学生，在“学艺会”上表演了中国腰鼓，博得观众的热烈喝采。
日本普通工人、农民对中国工人、农民生活和生产情况十分关切。北京市长途电话局的话务员王辉君，去年曾给日本电气通信工会的报纸写了一篇生活通讯，受到日本数万电话交换手的欢迎。日本长野县的农民从中国画报上看到“碧蚂一号”小麦优良品种的介绍，就给陕西省西北农学院写信要去了种籽，试种成绩很好。人们说：“友好的苗儿生长起来了”。热情的日本青年、学生很喜欢给中国青年、学生写信，两国青年之间的笔友越来越多了。
日本人民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运动正在不断发展。去年2月15日至3月15日，在给日本政府的请愿书上签名的就有四十五万人。与此同时，日本全国有五十个县、市议会向政府提出了恢复中日邦交的要求。去年，日中友好协会增设了五个县联合会，十六个市、町、村支部。许多县、市政府和议会的首脑人物担任了会长，带头开展日中友好活动。
日本同苏联恢复正常关系之后，日本人民要求恢复日中两国邦交的呼声更高了。在新的一年中，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一定会更加频繁，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必然是有增无减，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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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伦敦航讯
西伦敦
本报记者 潘非
伦敦，是难得有晴天的。早晨，当阴霾的天空从深褐色变成淡灰色的时候，人们意识到：黑夜已经过去，白天到来了。笼罩着大地的雾气渐渐消散，露出了湿腻腻的街道。城市开始苏醒过来：电车站和公共汽车站上，出现了长长的行列；地下火车站的出入口，吞吐着人的洪流；由汽车马达声组成的都市噪音，迅速地占领了整个空间。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把成千上万的人输送到市中心来，于是，无数幢大厦里的电梯急速地升降，大大小小的房间里响起了打字机的响声——一天的生活开始了。
特殊的气候和人的拥挤——这就是伦敦给予人们的第一个印象。天气是这样的古怪：眼看万里无云，转瞬间却淅沥沥地下起雨来。这就难怪伦敦人出门老是带着雨伞，正像绅士总得戴顶礼帽、太太们总得牵条哈吧狗一样。夏天，“酷日当空”，阳光晒在身上却觉不出热来；冬天，一场积雪刚刚化尽，海德公园里的草地仍旧是一片浓绿，鲜艳得才像出水的荷叶。
伦敦的居民，现在一共有八百三十四万，占英国人口的六分之一。人口的过度集中，使这个城市显得畸形地庞大。密如蛛网的街道，分布在全市七百二十一平方英里的土地上。街道的两边，不论是高楼大厦或者阴暗的地下室，到处是人和人。市内铁道（地上的和地下的）的总长度，是二百五十三英里；在这些线路上，分布着二百七十七个火车站。除了火车和电车以外，伦敦还有八千多辆公共汽车和一万辆出租小汽车；它们常常首尾相接地在街道上奔驰，或者在交通灯的红色灯光前面挤成黑压压的一片。
这样庞大的伦敦，是由面貌迥然不同的几个区组成的。太晤士河拦腰把伦敦切成南北两部。在河的北岸、全市的中央，是著名的伦敦“城”。“城”变成了分水岭。在它以东，是东伦敦；以“城”为起点，沿着太晤士河北岸向西延伸，这个地区叫做西伦敦。东伦敦和太晤士河的南部，以及除西伦敦以外的所有地区，被称为“穷人区”；西伦敦，被称为“富人区”。
西伦敦是伦敦的“精粹”。牛津街和摄政街，这两条联接着的街道，组成了西伦敦的商业区中心。它们的有名，不仅是因为这儿有最大的百货商店、服装店、首饰店，以及形形色色的珍贵商品，并且还因为所有的商店，都有经过精心设计和巧妙布置的橱窗。有些商店，它的橱窗的宽度和纵深，几乎占去了第一层铺面的一半。在牛津街“巴特林”公司的门前，每天都放映着电影。色彩鲜艳的画面和带有故事性的情节，经常吸引着一批免费的观众。只是在看上十来分钟之后，人们才恍然大悟：它原来是这个旅行社的广告。在服装店的橱窗里，摆满了各种姿态的“模特儿”。这些“模特儿”，除了它们是木头做的以外，外形几乎同真人一样：白嫩的肤色，血红的嘴唇，甚至还装着烫过的头发。各种各样的服装，只要套到它们的身上，都显得那样合适，逗人喜欢。观赏安置在玻璃窗里的这些摆设，已经成为伦敦小市民的一种享受。但是，有时也会使人大吃一惊：在这些木头人的旁边，忽然出现了一个真正活的人。一块广告牌挡着她的身子，从两个圆窟窿里伸出一对雪白的胳膊；这两只手，不停地摆弄着一把可以折叠的雨伞，目的是要引起“观众”购买雨伞的欲望。可惜人们的感觉是：不是她在摆弄着伞，而是伞在摆弄着人。
在西伦敦，有最富丽的餐厅（在那儿，如果不是穿着燕尾服去，是不会让你进门的）和最豪华的旅馆。在大旅馆的门口，站着穿有特别制服的侍者：金丝肩章、绿色的领章和闪闪发光的黄铜扣子。这套显得十分威武的服装，加上他们大都上了年纪，使人很容易地联想起十八世纪一些“跨海东征”的海军上将的形象。每当小轿车到来，车子还没有煞住，他们便敏捷地窜上几步，来一个姿态潇洒的三十度的鞠躬，顺手把车门打开。走进大门，踏在色彩鲜艳的厚厚的地毯上，就像踩在弹簧上一样。出入这些地方的，是服饰讲究的士绅、退伍军官、大商人、英国北部的大地主，以及来自纽约、巴黎等地的资本家、政客……。在这儿住上一宵的花费，抵得上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半个月开支。东伦敦的工人，当然一辈子也不会同这些大旅馆打交道的。
平坦的马路（它们是用木块铺起来的）、长绿的公园、货品众多的商店、华丽的剧院、组织得十分完善的社会服务事业……这一切，再加上你如果是英国人所说的“中产阶级”，那末住在西伦敦是最舒服不过了。这样的人，或者是有一所房产，每月可净拿三四百镑；或者是在保险柜里锁着几叠子马来亚或非洲公司的股票，可以按期领取利息；或者有一笔数目不算很大，但也不算太小的银行存款。早上醒来，伸手先按一下电铃，——女仆把咖啡送到床上来了。喝罢以后，揉揉肚子起床，然后把白天和晚上的一部分时间，消磨在高尔夫球场、俱乐部、舞厅或夜总会里。阔气一点的，夏天到法国或意大利住上半月。次一等的，到英国的海滨去度过“假日”。如果是百万富翁，当然又得按他自己的方式来安排生活了。
西伦敦也是英帝国的统治的象征。在这个区域的东端——伦敦“城”内，集中了英国所有的大银行。它的西端，在韦士敏斯特教堂附近，则围绕着女皇居住的白金汉宫、英国首相的官邸、政府各部的大楼和国会大厦。
从摄政街向西南走去，就到了常常举行群众集会的特拉法加广场。喷水池中飞溅出来的水珠，像雨水一样扑到人的脸上。游人在这里逗着成群的鸽子，让它们飞到手上来啄食面包屑。站在这个广场上，可以望见南面的国会大厦。联接广场和国会的，是白厅大道。在这条街道上，有紧挨着的一幢又一幢的大楼。这就是外交部、国防部、殖民地部……。所有重要的政府部门，都集中在这里，白厅大道的中部，有一条短而狭窄的横街——唐宁街。唐宁街从外貌上看，很像一条小胡同。它的有名，是因为英国首相的官邸就在这里。
唐宁街十号，是所最平常不过的房子，正像西伦敦街道上常见到的住宅一样。和对面的外交部大楼一比，它就像站在骆驼旁边的一只羊羔一样。在所谓“苏伊士危机”期间，这儿常常夜以继日地召开着内阁会议。当时，这条街上时常聚集着不少伦敦人；当艾登在门口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对他“怒目而视”，表示自己的愤慨和抗议。
在政府大楼和国会大厦附近，一座又一座的雕像，竖立在通衢要道之上。在这儿漫步，就像在阅读英帝国的历史。竖立在殖民地部附近的，是克莱夫的铜像。这个将军“征服”了印度的东北部，奠定了英国侵占印度的基础。因此，他被称为“把印度给予了帝国”的人。在韦士敏斯特教堂前面，安放着本杰门·迪色列的铜像。他为英国“买”来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股票，敲开了不列颠进入近东的大门。在特拉法加广场上，有“敉平”过印度“叛乱”的两个将军的雕像。斑斑点点的鸽子粪，从它们的头顶流到脸上……。
瑰伟的皇宫、墙壁结实的银行、灯火辉煌的大商店、川流不息的汽车群、贴满了公共汽车的里里外外的刺目的广告……所有这一切，组成了西伦敦特有的色彩和旋律。西伦敦，真是有钱人的天堂，英帝国权威的化身。如果不是常常有人在特拉法加广场上集会，吵着，嚷着，挥舞着手中的标语牌，同骑警队搏斗，那末，景象万千的西伦敦，外表上看来似乎是和谐不过的统一体。（附图片）
（上）这是特拉法加广场。人们常常在这里逗着成群的鸽子，让它们飞到手上来啄食面包屑；也常常在这里集会，吵着，嚷着，挥舞着标语牌，同骑警队搏斗。
（左）“……唐宁街从外貌上看，很像一条小胡同。它的有名，是因为英国首相的官邸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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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点滴
国际点滴
“失去了控制”的美国导弹
去年12月，美国发射的一颗导弹落在巴西北部边疆的亚美索尼恩丛林中。事后，美国抵赖说，这是由于导弹“失去了控制”所造成的。但是即使是美国的“时代”杂志也不得不供认，巴西人民严厉斥责美国故意制造这次事件，以便借口寻找失落的导弹而无所顾忌地窥探巴西的矿产富源。巴西人民指出，这次事件是“来自美国的一个直接威胁，告诉巴西要即跟它好好干，否则就不要命”。
“时代”杂志还透露，去年年初以来，美国就一直想在巴西领土上建立五个雷达追纵摄影站和一个导弹控制站。由于巴西人民的反对，这个计划没有实现。显然，现在美国想利用这次事件向巴西人民证明，在巴西领土上建立雷达追纵摄影站是必要的！
最有钱的猫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城的兽医院里，最近死了一只美国最有钱的猫，名叫潘赤。二十年前潘赤的主人临死时将遗产交与兽医院，供养他的三只猫。不久，死去两只，留给潘赤尚有五万美元，被养活在兽医院最舒适的单独的猫窝里。潘赤死后，据说它的遗产将交给修道院。在有着三百万人失业的美国，潘赤的幸运和拥有的财产，不能说不是对美国生活方式的一个恰当的写照。
厚此薄彼
据英国“雷诺新闻”报道，在英国目前汽油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驻扎在英国的每个美国军人每月所得的汽油却比英国人多六加仑。英国舆论指责英国当局，为什么汽油配给的限制不包括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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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要和平
澳大利亚作家 迪姆芙娜·古沙克
七年来，我到过许多国家。现在，在这些危急的日子里，尽力把澳大利亚和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非洲和美洲、西印度群岛和东方寄来的报纸和信件里所透露出来的消息凑合一起，我发现，许多政府的政策与人民的愿望是截然相反的。
除掉好战的官方公报和侵略行为外，我常常看到南北半球和东西方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只要和平和友谊。人们旅行的地区越广，遇到更多的遥远的国家的人民，就愈清楚地看到各处人民要求和平的一致愿望，他们知道他们从战争中只能得到悲哀和苦痛。
像沙米维尔，他住在克里斯托贝尔·高龙，巴拿马运河西口的一对双生市镇之一。沙米维尔是个黑人，他的父亲同别人一起由牙买加来此建造巴拿马运河。他离开牙买加，是由于在那儿不能维持生活的缘故。
“但是有什么用呢？”沙米维尔摇着一双厚大的黑手问我。“我在这儿也不能维持生活。我四十七岁了，但我还结不起婚。”
沙米维尔不了解我为什么宁可观察这个土著城市的肮脏、拥挤的贫民区街道，而不愿在美国区的广阔而时髦的林荫道上消闲，赞美那些为美国军政官员建造的巍峨奢华的住宅。对比的悬殊像昔日的上海，也像今日的那不勒斯港。在那儿，有许多时髦的住宅建造在临海湾的陡峭的山坡上，而在不远的地方，许多那不勒斯人住在不卫生的洞穴里。那不勒斯是美国地中海舰队的基地。
战争并不能帮助沙米维尔。虽然他得了较多的钱，但物价上涨得更高，使他的生活过得更坏。他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但他一个开了一家很小的饭铺（在这铺子里我们吃到一顿美味的很辣的红椒辣炒肉）的巴拿马朋友，却很明白，他知道巴拿马和邻国的大多数人民为什么穷苦。我从他那儿认识巴拿马的政治。我从沙米维尔那儿知道了巴拿马人的生活，他们都是和他一样的苦。他沉思地说：“我愿有一座小屋、一个花园和足够结婚用的钱，不要打仗。”
在牙买加，我找到一个当地的医生，他真切地知道西印度群岛为什么这样贫穷。从所有这些岛屿中（散布在加勒比海的四周的美丽的珍珠），我也看到同样的穷富对立，这种对立人们可在每个殖民地区见到。我在各处都能听到用不同方言表达沙米维尔的希望的声音。
我遇到英属圭亚那人，他们十分清楚：只要仍居于殖民地地位，他们就希望不到繁荣与和平。
他们说：“事物必须改变，但是是和平的和合乎宪法的改变。”
让英国人知道，他们的军舰和运兵船开进加勒比是错了。
危地马拉人也有同样的思想：和平地实行立宪的改变，是条道路。美国飞机运来许多乘客，这些人是杀人犯，让他们知道，他们也错了。
可怜的沙米维尔！在石油、水果和糖垄断统治的加勒比海沿岸诸国度内的其他千百万个沙米维尔，他们只要求一座小屋、一个花园与和平。
去年春天，当我走过罗马的街道，到处看到标语，宣告：“战争是我们买不起的奢侈品”的时候，我想起了沙米维尔。这些话是格隆基总统在访问美国时向美国国会说的。从意大利的南端到北端，我曾听到用不同方式表达这个同一的思想。
在一个小小的渔港里，我度过了冬季，听到农民和渔夫的痛苦与真正的饥饿的故事，我现在还仿佛能看见我的朋友奥格斯图，他是一个中年男子，吃过法西斯主义的苦头，在埃塞俄比亚打过仗，当盟军反攻时曾被迫疏散，和七个孩子在山上挨过饿。美国飞机把村庄炸成平地。如今，十二年过去了，可是农民还是住在茅舍里，因为正在建筑的屋子对他们说来是太昂贵了。
一天下午，奥格斯图看着一队意大利战斗机从高空飞过，说：“啊！战争准备很充分，然而我们所需要的仅仅是吃得饱和过和平的生活。”
被霜雪冻坏了早秋作物的农民跑来跟我说：“我们能怎么移民呢？这儿连吃的都没有。”
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这并不能阻止意大利警察开枪射击两个农民，当他们和其他的人一道走向议会要求“面包和工作”的时候。
从意大利的一端到另一端，从贫困交迫的农民到富裕的自由职业者，我从来没有听见他们当中有谁高谈战争。例外的是，只有带着憎恶的口气才会谈到战争。报纸表达了人民的愿望，用大号标题刊登教皇庇护的圣诞节祝词，他在祝词里谴责使用原子武器。二十年的法西斯压迫，三年的纳粹占领，永远存在的二百万失业人口（在冬季增加为四百五十万），除了指望和平与和平带来的贸易之外，意大利再没有任何希望了。
在法国，我和各种类型、各种宗教信仰的家庭共住过。越南战争期间，我还在法国，任何时候，除了“肮脏的战争”之外，我没有听到别的话。
当法国议会第二次辩论重新武装德国问题的时候，我看到人民从法国的四面八方涌入巴黎。他们成群地来：从工厂里来，从学校里来，从铁路城镇里来，从大学里来，从农庄里来。他们成双成对地来；他们千百个一齐来。有儿子在反纳粹主义的战斗中牺牲了的妇女；有千万个在抗战中丧失了丈夫的寡妇；有儿子和丈夫死在德国集中营和毒气室里的双亲和妻子。在12月的刺骨的寒风中，在雨雪的淋打下，群众聚在议会大厦外面，从清晨直到深夜。他们无尽地排着队伍，以便会见他们的议员。
最后，在英美的不可容忍的压力下通过重新武装西德的法案的时候，众多的警察部队完全包围了议会大厦。在到飞机场去的路上，我问出租汽车的司机：“为什么？”他说：“他们害怕了；他们知道人民不要战争，而一个重新武装起来的德国就意味着战争。”
从法国的一端到另一端都涂着这样的标语：“美国佬滚回去”。当一个美国朋友（他是个自由主义的美国人）走进旅馆里他自己的房间时，他的手提箱也插上了小旗，上面写着同样的标语。这个标语还时常伴随着另一个标语：“打倒战争”。
在文艺欢迎会上，在法国资产阶级的家庭里，在农民的家庭里，在火车里，一旦提起了新战争的可能性的当儿，人们的情绪便猝然迸发。
我居住的楼房的一位七十岁的看楼的老太婆问我：“法国在两次大战中被弄得骨枯髓干，又被五年的纳粹占领蹂躏过。在北非的战争中，我们得到了些什么？我的父亲死于1870年的战争中，丈夫死于1917年的战争中，儿子死于上次战争中。我得到过什么呢？在北非战争中得利的只是富裕的‘殖民集团’。对我们来说，物价是上涨了。我的女儿和她的丈夫找不到一间屋子，只好和他们的孩子住在旅馆的房间里，旅馆主人收很贵的租金，这是由于政府在战争上花费千万亿法郎，而在房屋上没有用足够的钱。至少让我的孙儿孙女们得到和平吧。所流的血已够为他们取得和平了。”她掉转身来，快步走进她的房间，免得我看到她流泪。
在小村落里，跟在法国的大城市里一样，我曾看到许多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要求停止殖民战争。被派往阿尔及利亚去的法国军队，大批地暴动了，阻止火车，捣毁交通，那些开出军队列车的车站被广大的人群包围了，阻止军车开动。有一股活跃的法西斯分子，这股人虽然不多，但当它攻击民主力量的时候，警察却掉头不管。
在荷兰也是这样。六年以前群众曾经抗议派遣军队到印度尼西亚去。男孩子们拒绝上船。新兵和游行示威的人被监禁了。斗争却从未停止过。
西德学生早就议决：光是很好的声明是不够的，必须包括行动才行。因此出现了反对重新把德国军事化的计划的大示威。运动还在继续中，最近的几次示威，要求美国军队撤走，因为在美军占领的中心地经常发生谋杀、强奸和偷窃案。
绝大部分政治落后、思想被毒化了的美国军队甚至还不能蒙胧地了解到发生了什么事。正如他们中的一个人在一家法国咖啡馆里对我所说的：“他们叫我们回家，我们是被派遣到这儿来保护人民免受共产主义奴役的啊！但是，当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发现人民憎恨我们更甚于憎恨‘共产党人’。在美国，一天二十四小时我们都听到红色中国的威胁。但是，在巴黎、罗马、伦敦和十多个其他城市里，对中国京剧都着魔了。我们的议员告诉我们关于俄国要向我们扔炸弹的恶梦，但是我们所到的欧洲任何地方，都似乎有成群结队的俄国旅行家。你说，那是什么意思？”
我用单音字告诉他，“那种意思”是什么。我确信他不会相信我。但当我们互相点头告别的时候，看来他是在思索了。
人们听到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同样渴望和平的心情。我在瑞士遇到两个富裕的希腊人，他们对我说，现行的美国所强加的所谓“防御”政策败坏了希腊，污辱她的民族愿望，驱使她日益深陷入贫穷和失业中。
他们说：“战争将把我们一起毁灭掉。我们需要同一切国家和平和友好，以恢复我们的国家。”
和其他参战国比起来，两次世界大战对英国的影响都比较轻。但是，尽管他们是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财富来自对殖民地的剥削，老百姓却越来越清醒了。从现在的抗议可能终于导致行动。甚至在保守的人的意识中，也逐渐有这种看法：在英国的土地上出现这许多美国原子轰炸机基地，意味着在未来的任何战争中，他们将是首先遭殃的国家。
马来亚的战争、对英属圭亚那的民族运动的镇压和对怯尼亚与塞浦路斯军事占领的开始，并没有引起像在法国和荷兰那样的广泛的积极的抗议，但口头抗议的范围正在扩大。
我的向导人问我：“我在非洲四年，得到什么呢？腿上负了伤，没有抚恤金，住在一个阴湿的地下室里，物价常常高于我的工资，还有再被征入伍的经常威胁。谢天谢地，我不要战争！”
女管家在打扫我的房间时停下来，靠在扫帚上，倾听无线电广播新闻，新闻里报告新战争的威胁。
当我关上无线电时，她说：“我经过上次大战的苦难以后，假如再来一次战争，我将投河自尽。”
我正在拜访的一所美丽的乡间房屋的居住主人，当巨型的轰炸机怒吼着飞向数哩外的基地上去的时候，他望着空中沉痛地说道：“我的祖宗在这儿居住达三百年，而现在我怕要卖掉这所屋子了，因为日夜都没有安宁，美国军队已经使这个区域成为不适于居住的地方了。”
我不作声，要听听一个保守的地主在想些什么。
他继续说：“两次大战我都参加过；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将会看到这样的一天：我竟不能在公地上行走，因为它上面飘扬了一面外国旗。”我不以为他会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但作为一个英国人，他的爱国心是被深深地损害了。他说：“这种事情使我想到：我们的政策当中有不对头的地方。”
在离开伦敦的前几夜，我跟一个尼日利亚朋友谈话，他对我说，甚至保守的尼日利亚人也逐渐达到同样的结论，他们看到他们的彻底的民族独立的希望正受到殖民主义的挫折，这种殖民主义在不同的名义下常常继续保存下来，而且常常当人民的要求愈坚决的时候借助于武力恐怖。
他说：“我们的人民只要求有创造自己的未来的自由与和平，而过去以我们的天然财富的形式夺去的我们的钱和浪费在‘防御’上的亿万镑，足使我们有教育我们94％的儿童所需的学校。他们没有学校可进。”
我的在纽约、中西部和加利福尼亚的朋友，在他们的信里说的都是同样的话。他们天真得令人出奇。他们之所以选举艾森豪威尔，是因为他答应他们在朝鲜实现和平。然后他们发现有个国务卿，他要使世界濒于“战争的边缘”上。他们被课以重税，以保卫他们自己免受虚构的俄国侵略。而苏联却坚持：禁止核子战争、停止核子试验，并建议签订互不侵犯公约。
一位美国妇女对我说：“在萧条期间的三十年代，我们经历过恶劣的时候。我的丈夫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时候，我才结婚不久。现在我的儿子已十六岁了，而我生活在恐惧之中，怕他被征入伍参加另一次战争。为什么你会不了解我们和你们同样地渴望和平呢？”
美国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证明了，绝大多数人赞成谈判。一位美国大学讲师要求我：“把中国的真实情况告诉我吧。”从世界各地寄来许许多多的信件，向我作同样的请求。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想起了地球各处的朋友们。他们的面孔像电影一样连续闪现在我面前。我的澳大利亚朋友们写道：“我们的全国和平大会是一大成就。上千名代表来自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代表了社会各阶层。”一位锡兰妇女的迷人的侧影，她用音乐般的声音说：“我们要和平，这样我们才能建设一个自由、繁荣的国家。”一位加尔各答妇女的黝黑而英气勃勃的面孔，她献身于为各民族之间的友谊而奋斗的斗争。一位中产阶级的英国妇女的强壮、骄傲的脸庞，她是我亲爱的朋友，她把她的时间、她的生命和她的金钱都贡献给和平事业。
我听见用各种语言呼喊“和平”这个词儿。这是世界上最美的一个词儿。因为和平意味着缔造一个我们所需要的世界的自由。
（本报特约稿 方达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