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范畴的一些问题
黄枬森
编者按：目前哲学界在教学和研究中，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若干方面提出了一些问题，在这些问题上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意见。本报将陆续发表几篇文章。13日发表的“关于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的一些问题”是其中的一篇。
唯物辩证法的范畴的研究过去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目前范畴的研究虽已有人开始进行，苏联哲学界已发表过一些很有价值的论文，但由于过去长期间对范畴缺乏研究，目前进展不大，甚至有关辩证法范畴的一些一般性问题还没有比较满意的结论。以下根据我们所接触到的材料，提出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一）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范畴的一些一般性问题
首先一个问题是辩证法的范畴和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一些叫范畴、一些叫规律？难道矛盾、质与量不是范畴吗？发展是从可能性到现实性的转化不是规律吗？苏联哲学界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高尔斯基的“论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范畴”（“学习译丛”1955年10期），凯列和科瓦里仲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和图加林诺夫的“辩证唯物主义范畴的相互关系”（同上，1956年10期），都讨论到这个问题。他们尽管在细节上还有些意见分歧，但都认为范畴同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间是有区别的，但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有些什么区别呢？根据图加林诺夫的论述，可以指出：一、范畴的相互联系大部是规律，但其中有些不是规律，如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严格说来，并不是规律而是科学的定义。二、范畴所表现的规律是辩证法的非基本规律。基本规律与非基本规律的区别在于：“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是非基本规律的现实的和逻辑的基础。基本规律的作用是非基本规律的产生和发生作用的必要条件。”
国内也有人认为，应该肯定基本规律和范畴实质上没有原则性区别。像目前这样在教科书上在基本规律以外罗列几对范畴的作法不是一种最好的办法。应该研究如何用规律的形式来表述某些范畴的主要内容，应该研究基本规律和非基本规律（姑用此名）的区别和关系。
其次一个问题是辩证法的范畴应该有那一些。因和果、本质和现象、内容和形式、必然性和偶然性、必然性和自由、可能性和现实性这六对范畴，在各种教学大纲和讲义中是最广泛地被采纳的，但此外还有很多范畴。二十年前的教科书中常有根据和条件、链和环这两对范畴。目前的教学大纲中还有提规律及其表现、因果性和目的性等范畴的。有的教学大纲在“作为逻辑与认识论的辩证法”的题目下列入了个别、特殊和普遍，全局和局部，历史的和逻辑的，抽象和具体，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等范畴。应该说，除这些范畴以外还有很多辩证法的范畴，如简单和复杂，有限和无限，连续和中断，相对和绝对，……等等。究竟辩证法的范畴应该包括那些范畴？那些范畴应该放在辩证法中，那些范畴应该放在认识论（认识的辩证法）中？目前的哲学界对这些问题还缺乏研究。
第三个问题是各对范畴之间的关系。辩证法基本规律之间的关系是比较明确的，但范畴之间的关系还缺乏研究。曾经有些教科书改变了罗列若干范畴的办法，而把各组范畴分别地从属于辩证法的各个基本规律，企图使辩证法的体系更加严正。这种想法本来不坏，但由于没有达到这个要求，目前似乎又只好回到原来的罗列范畴的作法。最近苏联哲学界也发表过一些文章来讨论范畴的关系，如上述图加林诺夫的论文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他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鲜思想，但迄今对于范畴的研究还没有成熟到能够提出一个明确表现范畴间的关系的范畴体系。
上述三个密切联系的问题，可以说是关于辩证法的范畴的一些一般性的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将能根本改变范畴论的现状。显然，这些问题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但是必须着手研究。
（二）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问题
恩格斯说：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和补充。一般认为必然性只有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偶然性总是表现着一定的必然性，没有赤裸裸的必然性，也没有赤裸裸的偶然性。有一种意见与此不同，认为必然性可以不通过偶然性表现自己。他们同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辩证唯物论”上册三一九页的意见：“必然性并不是始终都在偶然性的形式里表现自己，但当偶然性作为必然性的表现形式而出现时，在各个事件之间就有着这样的关系的。”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性是通过一群偶然性而替自己开辟道路的，但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就不再通过偶然性表现自己了。在自然现象方面，有些同志还举地球绕日旋转的轨道为例来说明。
要反驳这种看法是容易的，事实证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经济的发展虽然不是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时时为经济危机、战争等所打断，但也绝不是一帆风顺、直线上升、丝毫没有偏离的。地球绕日的轨道，天文学证明，也不是没有偏离的，虽然偏离极其微小。但是这种驳斥是不够的，还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在这种争论的后面还隐藏着一个问题，必须把这个问题揭露出来。
博古编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中“论唯物辩证法底某些范畴”一文有外部偶然性与内部偶然性的区别。外部偶然性“表现为一种外部的推动力，仿佛是从旁边加到一种必然的事件底链子上去的”，如行人为屋瓦所中，1921年旱灾对苏俄经济的影响。（普列汉诺夫所说：偶然性“只是诸种必然过程底交叉点”，只是外部偶然性。）内部偶然性“存在于必然过程底内部，是这一过程底不重要的环节之一，但是它还是内部底环节之一”。这种偶然性又有两种，一种是个别的不正常的现象，如苏维埃社会中危害公共财产的现象；一种是个别的正常的现象，如在战争中你的朋友在北线作战，你在南线作战。（例子都是原有的。）我认为这样来区别偶然性的不同形态是必要的。从这种分析可以看出，偶然性不一定是偏离，外部偶然性和内部偶然性的第一种形态是偏离，但内部偶然性的第二种形态就不是什么偏离。有不少同志只把偶然性了解为对必然性的偏离，这是不正确的。
有些人之所以认为必然性不一定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正是由于他们仅仅把偶然性了解为偏离。必然性过程，在个别场合下，在有限范围内，可能不发生任何偏离，他们正是夸大了这种现象并因而断定像社会主义社会下的经济发展、地球绕日等巨大现象也不会有任何偏离，那就极其错误了。至于必然性必须通过正常的个别现象表现出来，那是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也没有例外可言的。
（三）关于内因和外因的作用问题
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这一点没有什么分歧，分歧在于：那一个对事物发展起决定性作用？
“学习杂志”1956年第一期上陈仲平在问题解答中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内因，决定农民参加互助合作运动的是内因，即农民的劳动者性质，党和国家的领导是条件，不是决定性原因。
很多人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内因和决定性作用之间不能划等号，并非一切条件下内因都起决定性作用，外因也可以起决定性作用，如落后民族在社会主义民族帮助之下跳过一些历史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农民的合作化、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都是外因而不是内因起决定作用，虽然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
有的同意第二种意见的人认为，还有必要指出：在通常的情况下，是内因决定事物的发展，外因提供发展的必要条件，外因决定事物发展的方向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发生的。同时还应该指出：即使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某一事物之所以为该事物，仍然是内因决定的，因此，当外因决定事物的发展方向时，也必须通过内因。
与上述问题相联系，究竟如何确定内外的界限，也存在意见分歧。当然，内外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但是对于一定事物来说，应当还是有明确的内外界限的。有的同志认为在合作化运动中的工农关系是内部关系而不是外部关系，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也是内部关系，因而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中起决定作用的仍是内因而并非外因。但有的同志认为，就农民之接受合作化道路来说，就民族资产阶级之接受和平改造政策来说，工人阶级政权和党的作用应该说是外因而不是内因。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在实际问题中如何确定内外界限，也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此外，外因对事物的影响在无机界、生物界和社会中是不同的，要彻底弄清楚外因和内因的作用问题，有必要分别在这些领域中进行详尽的研究。
（四）关于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
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观点，矛盾只存在于旧形式和新内容之间而不一般地存在于内容和形式之间。这就是说，内容和形式的矛盾并不是始终存在着的。
苏联哲学界中有人不赞成这种看法。如米纳祥认为内容和形式的矛盾是始终存在着的，因为形式始终落后于内容，不管形式和内容是否相适合。不仅旧形式落后于新内容，新形式也落后于新内容，只是由于新形式对新内容来说适合是主要的，而落后是次要的，所以新形式对新内容是适合的。（“学习译丛”，1956年第1期）
这两种看法在我国哲学界也有着反映。
不同意认为矛盾不一般地存在于内容和形式之间的看法的人指出，内容和形式之间既然存在差异，差异就是矛盾，那末，内容和形式之间矛盾是始终存在的。上述意见显然是把形式和内容的适合绝对化了。其实，形式适合内容，总不是完全的，绝对的，在基本适合中还是存在着某些局部的不适合。因此，当形式适合内容的时候，其间也存在着矛盾。可以说，矛盾是绝对的，适合是相对的。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当我们问形式和内容如何不适合时，人们之间也存在着意见分歧。上面提到的一种意见是把形式和内容的不适合，和形式落后于内容相等同，认为内容是最活跃的因素，内容决定形式，因而内容永远跑在形式前面。当形式适合内容时，形式也稍稍落后于内容，这就是适合时的不适合、矛盾。在我国这种看法也是比较流行的。但也有人指出，认为内容和形式的矛盾只有形式落后于内容这一种情形，并不符合实际。在实际生活中也可以看到，在形式和内容基本适合的时候，局部地存在着由于内容落后于形式而产生的矛盾，为解决这种矛盾，就或者需要发展内容，使之适合于形式，或者需要调整形式，使之适合于内容。
以上只是从有关各种范畴的各种问题中举出了一些例子。由于辩证法的范畴具有最大的普遍性，这些范畴在一切科学部门中、在一切实际工作中、甚至在日常生活中都被广泛地运用着，因而从理论上阐明辩证法的范畴是有重要意义的。范畴的研究是应该积极着手的。但由于范畴的抽象性，这种研究很容易陷于单纯概念分析、烦琐、抽象，因此，在对范畴作详尽的研究时，必须从实际材料出发，必须从科学的成就、革命经验、实际生活所提供的材料出发，才能避免烦琐、抽象的毛病，而获得正确而有益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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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榆树松树品种很多
郑万钧介绍榆属和松属树种分类研究工作
新华社讯 12日，著名树木学家郑万钧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学术讨论会上介绍了中国榆属树种和松属树种分类研究的成果，并把他从1940年以来陆续发现的榆树一个新派和九个新种，也在会上作了介绍。
植物分类学是一门很重要的基础理论。通过对树种形态形状、地理分布、生态等研究，可以确定每一树种在分类系统中的地位，进而了解它的特性和生长规律，以便确定造林经营技术和充分利用它的经济价值。
郑万钧在“中国榆属树种分类研究”介绍中说：榆树是建筑木材，可制做家具，它生长快，习性耐干旱，在内蒙古、华北以及许多石灰岩山地等生长较多，将来在这些地区大量发展榆林以供建筑需要，是很适宜的。
世界上共有五十种榆树，中国就占二十五种。其中十一种是郑万钧发现的。1936年和1939年，他分别在杭州及宋代文学家欧阳修作的“醉翁亭记”一文中提到过的醉翁亭（安徽滁县）附近发现了榆树的新种，因此就命名为杭州榆和醉翁榆。这两个新种曾在国内外的有关杂志上发表过。到1940年以后，他又陆续发现了昆明榆、琅琊榆、明陵榆等九个新种。此外，郑万钧认为新发现的昆明榆和旱榆应该成为榆属种树中的一个新派——旱榆派，这样，原先世界上共有五个派，现在应该增为六个派了。他编的“中国榆属树种检索表”，对研究工作和生产部门都有参考价值。
最好的建筑材料之一——松树在我国分布很广。世界上共有八十多种松树，中国占二十多种。郑万钧根据多年来研究调查资料，将松树作了详细分类，可以帮助了解各种松树的特性。
郑万钧是南京林学院院长，是发现活水杉的命名人之一。他将陆续对其他主要树木进行研究，以便和有关部门合作编著“中国树木志”、“中国森林地理图说”两大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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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抗寒葡萄试验工作有成绩
新华社15日讯 培育抗寒的酿酒用的葡萄新品种试验，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就。12日，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学术论文讨论会上，沈雋等植物学家提出了两篇关于抗寒葡萄研究的论文。
这个有趣的试验已经进行了六年。沈雋教授说，这一试验是与国家五年计划相结合的，现在酿酒原料大都用粮食，成本较高。如果用水果来酿酒就可以节约大量粮食。葡萄酒的质量直接依赖于葡萄质量的好坏。我国北部过去栽培葡萄，每逢冬季必须埋土防寒，这样很费人力，并且常使葡萄的芽眼和枝蔓受到损伤，影响生长和结果。植物学家就试图培育出一种能抗摄氏零下二十五度低温，不需埋土，品质优良，适宜酿酒的新的葡萄品种。
1951年开始，植物学家利用优良的栽培品种如“玫瑰香”同几种抗寒力强的野生种葡萄进行杂交。再用这个杂交苗同它的亲本杂交（即四交），然后作定向培育。定向培育是苏联伟大生物学家米丘林学说中的一部分，它是用人工的办法在植物幼苗未定型时加以培育，使它成为优良品种。
现在，共获得了八个杂交组合，六百九十个杂交苗以及七百多粒种子。经过鉴定，新品种含糖量显著提高。再经过几年抗寒锻炼后就可以在华北各地作区域试验，然后推广。同时，植物学家通过对杂交苗的观察分析，了解亲本特性在杂交后代的遗传规律，为今后葡萄育种提供科学论据。
此外，他们还对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盛产的野生山葡萄作了调查，并向当地酿酒厂提出了关于提高酿酒质量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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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珍贵的古琴
据新华社讯 我国著名小提琴家马思聪最近在北京举行的小提琴独奏会上所用的小提琴，是用四千元买到的一把珍贵古琴。据马思聪说，这把小提琴是三百多年前意大利制琴大师阿马底的作品。阿马底是现代小提琴式样的创造者，他亲手制作的琴至今留在世界上的已经异常稀少了。
这把琴轻如一叠棉絮。琴头和琴身的油漆大部脱落，面板的枫木鱼纹闪闪有光。透过半指宽的“爱福孔”才能看见里边用意大利文写的制作者的名字和年代。
据这位著名小提琴家说：这个琴的特点是音色柔和响亮。他用这把古老的小提琴在广州坐满五千观众的中山纪念堂演奏时，没有扩音器，琴声依然响亮地传遍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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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高等学校的校舍问题
杜尔圻
七年来，新建校舍数量为解放前五十余年总和的202％——所谓校舍紧张主要是宿舍比较缺乏——采用穿插排课方法提高教学用房的利用率——应在既定的资金范围内多盖些适用的房子
旧中国留下的高等学校校舍很少，1949年全国高等学校校舍建筑面积只有三百七十余万平方公尺，近七年来已有近八十所学校陆续完成了新建和迁建任务；原有各高等学校也全都进行了规模不等的扩建工程或购置校舍，到1956年年底，全国高等学校校舍数已达一千一百二十余万平方公尺。这就是说，仅仅解放后的七年里，高等学校新建校舍的数量即为解放前五十余年间修建总和的202％。解放后的平均每年建设速度要比解放前的高出十四点五倍。这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高等教育事业的关怀。
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校舍增加速度虽快，在校学生数却增加得更快，因而这就容易造成事业发展与物质保证工作的脱节现象。1955年以前，事业发展比较循序渐进，有些新建工程尚能及时完成，原有生活用房尚有一定潜力可以发挥，新建、迁建学校和重点学校也能得到适当照顾，因而那时校舍数量问题还不突出，基本上能够保证事业发展的需要。但到1956年，一方面由于招生任务增加很快，又临时超额录取了二千多名学生，部分院系调整计划临时改变以及新增加了一批教学力量等；另一方面由于基本建设材料普遍缺乏，某些地区施工力量不足，有些设计资料和设计图纸也不能及时供应，以致新学年开学时竣工使用的校舍很少；再一方面由于有些学校和管理单位在年初制定基本建设计划时，过多地提高了教学用房数量的比例，造成生活用房减少，于是产生了人为的紧张局面；又加上当年一批毕业生未能及时分配出去，所以开学后许多学校，尤其是招生任务比较集中的几个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南京、武汉、成都等市的一些学校，某些校舍曾一度十分紧张，也确实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
然而，进一步研究所谓校舍赶不上事业发展的需要，主要是指学生宿舍比较缺乏，其次是指一般教职员工的宿舍比较缺乏。目前有些学校学生宿舍的居住情况是，每人只占居住面积二到二点五平方公尺，最低的仅达一点七平方公尺；根据一百三十八所高等学校居住情况统计，平均解决住宅的户数约占教职员工总数的36％左右，所以这些方面的困难也确实存在。由于过去社会条件的关系，几乎全部学生和大部分教职员工的住房问题都要求国家解决。因为当前城市的居住和交通条件也很紧张，这就难于强调实行走读和自行解决居住问题的办法，因而有关单位和学校为了共同办好祖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尽可能地逐步满足大多数人的要求。这些年来，年年新建宿舍和住宅，这方面的建筑面积数已达全国校舍总面积的40％左右了。这个比例不能算低，主要是因为事业发展需要大，受财力、物力限制发生的暂时困难，这是可以向大家说清楚的，只要本着勤俭办学，同甘共苦的精神，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至于约占高等学校校舍半数的教学及其有关用房的情况就不相同了。近几年来已新建了不少教学用房，但许多学校教室、实验室、实习工厂和有关附属用房的利用率很低，一般的每周平均使用数都在三十多学时以下，许多学校行政和教学行政用房占的过大；阅览室和运动场地有时很拥挤，有时又很空闲；数千学生学校的食堂仍用一批吃饭方法，以致利用率极低；还有一些福利附属用房也有忙闲不均现象。显然这些校舍的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
经验告诉我们，提高教学用房及其有关校舍利用率的主要关键在于改变排课方法。1954年下半年以来已有少数学校开始摸索，但有人却说实行穿插排课方法不好；也有人说这是被迫的，最好还是沿用旧的单一排课方法。如果从“房子多总比房子少来得好”和“房子盖得起来就不用穿插排课方法”的观点来看，也许那种说法是正确的，可是我们不能这样来衡量。也有人认为，采用穿插排课方法后，因下午上课要“影响教学效果”。我觉得影响教学效果的主要因素是师资数量、师资水平、教材内容和教学法等。事实往往是，虽在上午上课而没有好的教师和好的教材内容也难把学生教好；有了好的教师和好的教材内容而在下午上课也不一定绝对影响教学效果（当然，夏季午休时间和南方某几个城市午后温度过高的因素需要适当考虑和安排）。就以1956—1957学年度上学期开学时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校舍利用情况为例，该二校当时各净增二千多名学生，而当年基本建设任务绝大部分都没有完成，除清华大学修建了三千五百平方公尺、北京大学修建了约二千平方公尺的临时教室以外，基本上都仍然维持上一学期的校舍数量。为了解决人多房少的困难，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都采用了分部穿插排课方法，食堂采用了分批轮作制；体育活动安排在上午和下午；阅览室整天都可充分利用。因之，他们的教室、各基础课实验室、阅览室、食堂、运动场地及有关附属用房的利用率显著提高。清华大学教室每周平均利用率一般已达四十五到五十五学时，最多的可达六十二学时；北京大学的教室平均利用率也已达四十六学时。学生大量增加而这些校舍基本上没有增添的事实，说明采用穿插排课方法后经济效果是肯定的。现在清华大学教学管理部门正进一步研究排课方法，并认为在实行分部穿插排课后夏季午休时间是可以适当安排的。当然，不可否认，排课问题是个复杂问题，它涉及全部课程的安排和全体师生员工们的活动；也涉及地区条件和旧有校舍条件等，不应该也不可能要求各校都采用同一的穿插排课方法。主要的问题是在修建校舍保证教学需要的同时，必须积极地尽可能地提高它们的利用率。
校舍的质量问题，首先应该在经济、适用的原则下，考虑有利于学生和教师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建筑结构和装修则要坚固、耐用和朴素大方。自高等学校扩建和新建以来，不少设计单位、施工部门和学校共同努力，以少数的资金修建出较适用的校舍。但1954年以前，由于造价标准订的偏高，有些学校和设计部门又不恰当地提高了建筑质量标准，于是采用了可以不采用的高级结构、豪华的装饰、宽阔的过分讲究的门厅和走道、华贵的设备、飞檐走兽的大屋顶等现象都出现了。这种脱离当前国家经济水平，不恰当地提高建筑质量或进行浪费的设计，是十分错误的，应该从中吸取教训。1955年里贯彻全面节约以后，全国高等学校和有关设计部门在校舍建筑工程方面为国家节约了三千五百多万元，这个成绩是肯定的。但是不少校舍工程又产生了片面“节约”，忽视起码质量要求的现象。显然，这种片面“节约”，因小失大的现象也是错误的，我们也应该从中吸取教训。但是，近来有些学校在拟制1957年计划时又出现要求过高现象。
总之，在校舍质量问题上，应从当前国家经济可能条件出发，根据既反对铺张浪费又反对片面“节约”的原则制定校舍质量标准和造价指标。结合当前校舍发展赶不上事业发展需要的情况看，主要还是校舍数量问题。因此，各学校应当考虑在既定的资金范围内多盖些适用的房子。
高等学校对建筑落成时间的要求，最大特点是希望秋季新学年开学以前全部或大部分建筑工程能够竣工使用。尤其在当前当年的基本建设计划任务只能满足当年招生任务要求的情况下，更有此要求，否则势必影响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过去几年校舍工程不能如数及时完成的原因，主要是当年批准计划、当年设计、当年施工的现象没有改变。为了改善这方面的工作，最好的办法是改变计划编制方法。如，不是在先确定年度招生计划之后再确定年度基本建设计划，而是根据长期事业发展计划编制长期基本建设计划，根据长期基本建设计划参照各年预计招生数和平衡设计、施工力量等因素编制年度基本建设计划；或者每年除按当年招生任务核定基本建设面积和投资外，另外多批给一些建筑面积和投资，以便将次年应进行修建的必须单独进行设计的高层的建筑工程项目，提前一年设计和施工，争取在四、五年内扭转被动局面；或者首先将高等学校基本建设工程的设计年度提前一年，基本建设计划于当年下达后，全部或大部分工程的设计工作均已完毕，可以有较多的时间进行施工等。当然，要求全面实施这些方法，困难还是很多的，这有待各方面共同努力。但，在积极争取改进计划工作的同时，还必须注意改善材料供应和日常管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