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纪念格林卡，学习格林卡
赵沨
纪念“俄罗斯音乐之父”——格林卡逝世一百周年，中国音乐工作者应该深入地研究伟大的大师的丰富遗产，系统地向丰富了世界音乐文化的卓越的作曲家学习。
要想在一篇短文中，谈到学习格林卡的各个方面，这简直是不可能的。格林卡的音乐创作，涉及了音乐文化领域的各方面：他的最著名的两部歌剧，一个是悲壮的英雄史诗“伊凡·苏萨宁”，一个是喜剧的传奇“卢斯兰和柳德米拉”，由于题材的不同而手法也各异其趣。在交响乐方面，格林卡留下的著作也不多，但无论“卡玛林斯卡亚”或是“马德里之夜”，都是奠定交响乐的俄罗斯学派的基石。格林卡的声乐著作的每一篇章都是晶莹的宝玉，从悲哀的沉思到深刻的戏剧性，从白描式的世态风俗画到复杂尖锐的心理刻划，几乎每一个浪漫曲都是世界声乐文献中的瑰宝。提及他在俄罗斯音乐史上的特殊地位，我们只提及他的一个作品就足够说明了。作曲家自称为“祖国的悲壮歌剧”的“伊凡·苏萨宁”，虽然曾被当时的俄国贵族显宦们称之为“马车夫的音乐”，但也就是这部歌剧开创了歌剧的俄罗斯学派。它在歌剧史上，无论题材、表现技巧各方面，也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可以说，这是第一部人民的歌剧。所以，格林卡不只是一个音乐史上的俄罗斯学派的创始人，在浪漫乐派风靡一时的当时，他是一方面保持着坚定、客观的古典主义传统，另一面又不排斥、拒绝那种驰骋想像的浪漫主义精神的集大成者。
如果要讨论格林卡的歌剧、管弦乐和声乐著作以及他在音乐史上特别在俄罗斯音乐史上的特殊地位，都需要作专门的学术研究，今天，中国的音乐工作者纪念不朽的格林卡，我愿意提出两个问题来。我认为，这两个问题是我国音乐创作界在表现方法上亟待克服和解决的问题。
学习格林卡在音乐语言、音乐意念、音乐结构上的高度严密的逻辑性。
在前年举行群众歌曲创作评奖时，据统计，三、四年中，在全国各地公开发表的群众歌曲将近一万首。其中许多获奖的作品都是非常优秀的创作。但除获奖作品中的优秀作品外，真正为群众所喜爱，能脍炙人口被人们过目成诵的歌曲便为数极少。许多群众反映，不少的群众歌曲不能广泛流传的原因之一是这些歌曲不易记忆，不易背诵。当然，总的说，这些歌曲的不为群众喜爱是因为这些歌曲不能集中、生动地反映群众生活现实的思想情感和精神风貌。但是，有许多作者，对群众生活现实的思想情感有着一定的体验，并且也在政治上和思想情感上能和群众在一定程度上呼吸与共，他们也有着热切地表现群众生活和斗争的愿望，但为什么仍然不能写出集中、生动地反映群众的思想情感的歌曲呢？在我看，重要原因之一便是音乐语言、音乐意念缺乏雄辩的说服力和感染力，音乐构思上缺乏严密的逻辑性的原故。大诗人们对自己的语言不惜千锤百炼，一字一句之间推敲至再，这也是一个作曲家必具的精神。我们必须克服歌曲创作上缺乏组织和剪裁、缺乏结构和形式呼应这个严重的缺点。
我认为，研究格林卡的丰富的浪漫曲，学习格林卡管弦乐著作的交响性，研究格林卡的歌剧的自始至终呵成一气的广大而精密的构思，这是会使我们获益极多的。音乐语言、音乐意念、音乐结构的逻辑性，正是古典主义的一个主要标志，应该说，也是现实主义的一个特征。许多浪漫主义的作曲家常因过于沉溺于主观想像而使作品在许多地方虽热情动人，而总体说来却涣散无力。这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其次，学习格林卡在音乐语言、音乐技法、音乐表现上的单纯和质朴的特点。
近年来，我国音乐创作界在改编民歌和大形式作品的创作上，也取得很大的成绩，但也不容隐讳，有些作者在和声、配器的技巧上有着过分堆砌和热中于繁复手法的倾向。一首质朴的民歌被配上过分浓重的和声，动辄运用许多独唱者和大合唱团的形式，有时反倒把民歌的原有的浓郁色彩给冲淡了。一首管弦乐小品，乐思并不复杂，主题也没有充分展开，但却在乐队编成上下了许多工夫。我们绝不能把认真的技法革新、严肃的创造性来和无目的的标新立异、炫耀技巧相混同。因而，对任何严正的革新都应该表示欢迎。但是，全部否定传统技法，片面追求新奇的现代主义倾向，也正是从为技巧而技巧出发的。我当然不是说我国音乐创作界已经产生了系统的现代主义创作思想，我只是指出，单纯常是大师们的本色，任何技法必须服从于对艺术品内容的表现。有时，假革新常是偷懒和取巧的表现。演唱一首民歌绝对不比演唱一首歌剧抒情调容易，甚至正是质朴的民歌需要演唱者更深刻的解释和更高度的技巧，而一首技巧复杂的歌剧抒情调，演唱者倒可以用音乐本身的戏剧性来激动听众。所以，用单纯和质朴的技法来深刻地表现事物才正是能显示创造者的工力基础深厚与否的。我们看许多杰出的作曲家改编民歌，必是从民歌的内容和形式出发，找出最适宜的表现方法，过多装饰和堆砌有时反而只会把民歌本来的情调和特点掩没了。
我们知道格林卡从不滥用和声，少用不多于四声部的写作甚至变成了他的创作的座右铭了。但绝没有因而使他的任何一个作品因此而有所减色。相反的，倒因而使他的作品更富表现力、更有特色了。
当然，我不是说伟大的格林卡在创作上只有上述的两个特点，我也不是说我国音乐创作界目前创作思想上最主要的问题只是上述这两个问题。我只是在伟大的格林卡的纪念日，建议我国的音乐工作者以系统地学习格林卡来作为行动的纪念。并提出以上两点粗浅的感想供我国音乐界的同志们指正。（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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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怎样准确预测和防治虫害
昆虫学会南昌分会讨论“昆虫猖獗因子”问题
本报讯 中国昆虫学会南昌分会于2月上旬举行了一次关于“昆虫猖獗因子”的讨论会。参加这次讨论会的有有关高等学校和专业技术学校、科学研究机关，农、林、粮食行政部门的教学人员、科学研究人员和植物保护技术人员，共六十九人。
讨论“昆虫猖獗因子”问题，是为了弄清昆虫大量发生的原因，以便对各种植物害虫的猖獗能够准确地预测和有力地防治。关于这个问题，几十年来，国内外有很多学者进行了专门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见解，但直到现在还没有一种见解圆满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昆虫猖獗因子”的意见分歧，主要有这样几点：（一）昆虫的猖獗，是由许多因子综合起着作用的，没有主导因子；有的则主张有一个主导因子。（二）承认有主导因子，但有的认为一般害虫只有一个共同的主导因子；有的则认为每一种虫都各有其主导因子，并且因时间、地点、条件而转移。主张一般害虫只有一个共同的主导因子的人，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认为主导因子是气候，另一部分认为是食物（在害虫经常猖獗的地方），及食物与气候的协调（在害虫间歇性成了灾的地方）。
主导的猖獗因子问题是这次会上争论的焦点。有的认为气候是主导因子。气候对于生物界的影响很大，决定着植物的分布，也决定着昆虫的分布。一般情况是：在寒冷地方有些昆虫不能生存，能够生存的，发生的时代也比较少。以三化螟为例，北纬三十四度以北就不能存在，而从北纬三十四度往南，随着温度的趋高，三化螟发生的世代也逐渐增加。在海南岛每年发生六—七代，而在江西每年只有四代，少数五代。有的还列举了温、湿度对于各种虫的发育、生长、繁殖的重大影响，列举了同一地区历年虫害程度不同和气候变化的依存关系，或不同地区虫害不同和气候悬殊的关系，来说明气候对于害虫猖獗的主导作用，强调只有掌握气候才能正确进行害虫猖獗的预测预报，才能通过改变小气候来控制害虫的发生。
有的反对把气候作为一般害虫共同的主导猖獗因子，提出许多反证。主张食物是害虫猖獗的主导因子的人，有的还列举了详细的实验资料，证明不同植物，甚至同一植物的不同部位，不同生长时期，作为昆虫食料时，对于昆虫的发育速度、繁殖大小、雌雄性别、死亡率的影响，都有极大差异。因此，这一部分人认为：朝不利于害虫的方向，改变害虫的食物条件，如改善作物栽培制度，选择抗虫品种等，对抑制害虫猖獗有重大意义。
有的根本不承认一般害虫只有一个共同的主导猖獗因子，他们认为：气候、食物在特定的条件下都可能成为害虫猖獗的主导因子，但不能把一时一地起主导作用的因子，看作在任何时间地点都起主导作用。他们也举出了很多事实，证明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虫害的发生都各有其主要原因。他们认为：主导因子应该根据具体环境条件具体分析，不能先确定一个一般的主导因子，硬往所有的昆虫、所有的时间空间上套。持这一部分见解的人，占全体讨论者的多数。
在讨论过程中，所有发言的人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都用了丰富的实验资料、实际工作经验和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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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云南广播事业有很大发展
本报讯 云南省农村广播网有很大发展。现在全省已经播音的农村有线广播站有四十四个，拥有喇叭五千六百三十四支，大部分喇叭都安在农业社的生产队里。还有十五个广播站正在施工，其中部分完工的有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广播站。不久，这里的傣族人民就可以听到用傣族语言广播的节目。全省有收音站一千二百八十五个。按现有的收听条件估计，可以供一百万以上的农民听广播。
农村广播事业的发展，活跃了农村的文化生活，便利向农民群众进行思想教育。不少地区的党委在广播站向群众讲解党的政策，当前的中心工作和其它各种问题。
广大农民热爱广播，他们称广播为“活报纸”。有的地区的农民反映广播有五好：一可以听上级指示，二可以听国内外新闻，三能听天气预报，四能交流经验，五是男女老少都能受到教育。
（伯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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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研究中的资料问题
胡为柏
实现科学规划，需要有足够的资料。这里我谈谈对资料方面的意见。
有关补齐旧资料和搜集新资料的工作必须加强。目前科学工作者们常常感到苦恼，那就是有些过去在国外曾经见到过的旧资料，在国内找不到或者不全；而青年们开始进行科学研究时常提出“请介绍一些资料”的要求，我们难于找到充分的资料满足他们的需要。这也可以说是实现科学规划的具体困难之一。为了克服这一困难，在全国范围内，利用互相拼凑和影印的办法来补齐旧资料（如整套的旧杂志，必要的论文集等）是很重要的工作。这项工作已经在进行。目前在基本科学方面的杂志影印的较多较全，但是技术科学（如矿冶方面）的旧杂志影印种类不多，就不能满足迫切的需要。并且鉴于科学技术的进展，要查阅的文献大都是近十年到十五年的。二十年以至五十年前的文献虽然也是宝贵而必要的，但是查阅的次数少，可以稍缓一步。影印的力量有限，最好先印1940或者1945年到目前的旧杂志，多印几种，以后再补印1925到1945年的，甚至1925年以前的。
要搜集新资料，就要加强国外书刊杂志的进口工作。目前这一工作主要集中在北京的国际书店。在向科学大进军的号召下，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机关、学校单位将以几百几千计，而科学工作者将以万计，所以国际书店虽然做了许多工作，但还是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譬如说，对于新出的杂志，我们常是如饥如渴地等待，但是国际书店常发生漏寄、错寄的现象；关于国外杂志的征订目录，不够精当完善，如1957年度的征订目录，虽然比过去好得多、全得多，但是从我知道的专业来看，觉得有些不必要的、水平比较低的杂志还是列在上面，而有些极重要的专业杂志还是没有，足见在选择国外杂志目录的时候，请各方面专家协助鉴定的工作还待加强。在进口书籍中很少国外科学研究机关的专题论文集、研究专报、高等学校的学报以及其他不定期的学术讨论会文集等，这些资料当然不如大出版社正规出版发行的书籍那么容易找到，可是这些专报、学报大部分是公开发售的，也是可以找到的。而这些资料对于科学研究工作来说，是极其需要的。读者委托购书的办法也不够合理，为了保证实现科学规划所需要的资料，我们迫切要求及早加强国外新资料的进口工作。
加速筹备出版科学论文索引、文摘、专题译丛，并改进和扩大目前各种科学译报。由于科学资料很多，必须经过整理和交流，才便于利用。而科学文摘是开始研究搜集资料的导引。例如有名的英文“化学文摘”从1907年出版到现在，摘录了有关化学的新论文新资料和专刊等，已经成为同化学有关的研究工作的重要参考文献。苏联科学院科学资料局所编辑出版的科学文摘，规模更为庞大，除了摘录苏联出版的论文以外，并且摘录了其他八十个国家的科学著作和专刊等，被摘录的杂志达九千种。这一文摘按月（有的每半月）分成十二类出版，成为苏联科学基础雄厚、发展全面的标志之一。鉴于我国掌握好几种外国文的人不多，同时各机构也不能普遍都订阅八十个国家出版的九千种之多的杂志，为了使我国科学家能很快地掌握国际科学的脉息，希望科学院同有关部门组织各科专家及早筹备出版中文的“科学文摘”和“国外科学论文索引”。
我国目前虽然已经出了一些学报、通报、译报等，但是为了使广大的新生的科学工作者熟悉和掌握科学文献，必须及早出版综合述评性的杂志，如苏联的“化学进展”类的杂志，其中刊载专家学者所写的关于某一问题的述评，阐述这一问题的现况、争论症结以及发展方向，并且文末常附有重要的参考文献目录，使读者能很快地熟悉情况，找到门径。还应该出版专题译丛，把散见各国杂志中有关某一问题的论文汇齐编译成册。这种译丛在先进国家出得很多，通过这种译丛，读者可以保存有系统的原始基本文献，掌握某一问题过去研究的情况。
我国目前已经出版了一些译报，但是从学科种类来看，还差得很远。如技术科学中的采矿、选矿、冶金方面就没有一本完整的定期的译报。同时这些已经出版的译报只译苏联论文，这也是很不够的。苏联就有许多种像“近代冶金问题”“化工”等译报，是译英文、德文、法文的论文的。就选矿专业来说，不仅苏联发表许多好论文，美国、德国、匈牙利、印度、日本、荷兰、非洲、澳大利亚等地出版的杂志也常发表有价值的论文。目前苏联的论文我们得到比较容易，而大多数年轻科学工作者能看俄文，至于英、德、法文，却只是老一辈的少数人掌握得好一些，所以我们的译报应该肯定以介绍苏联先进科学为重点，但是对其他国家确有价值的论文也应该选译，这是合于我国科学发展的要求的。
建议建立资料中心及文献复印、摘录翻译的机构。我国已有的一些资料室、图书馆，资料不仅残缺，还有“有的大家有，缺的大家缺”的现象。今后大家添购资料，主要根据国际书店的一本目录去选订，将会造成“重要的大家都订，次要的谁也没有订”的情况，所以我认为除了各地普遍发展以外，应该根据一定的地区、一定的专业，配合科学据点，指定一定的研究机构或高等学校建立资料中心。对于这些资料中心，有关资料的搜集、整理、保管、利用等的规划，应该有专门的学术委员会领导。政府不仅应该给予比较多的经费，并且在制度上给予一些支持（如指定有关部门抄送资料等）。使这些资料中心能发展成为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学科的完善的资料参考机构。
同时，为了使资料更好地发挥作用，在先进国家的图书馆或者资料中心，常附设有资料服务机构。它可以根据读者的需要，代为抄写、影印、翻译某些指定的资料，高级一些的还可以根据专题代为查编文献摘录卡片。这种工作，我国仅有北京图书馆初步在做。由于它对科学研究工作有帮助，应该推广。
国内外资料交流问题。通过交流，能使研究工作互通声息、互相熟悉、互相批评提高。这对推进科学研究的意义是不用多说的。但是其中有一个要具体研究的问题，那就是保密问题。目前的情况是：一方面保密工作做得还不严密而有效；而另一方面是对科学技术资料的保密范围划分不清，往往把不该保密的列入保密范围，有些去掉地名和绝对数字后就可以交流的技术资料，往往被列为“绝密”或者“机密文件”。对于保密资料的借阅办法等也还不完全合理。应当慎重而具体地解决这一问题，使它既可以确实保密，又便于科学研究。
同国外交流资料，对促进我国科学是有利的。解放以来，我们已建立了许多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发表过一些有价值的著作。但是由于汉文的限制，并没有及时地把它们向国际科学界介绍。我想这种工作是值得我们举办的，特别在几年以后我们科学论文如雨后春笋似地纷纷发表的时候，更需要同国际科学界进行交流，贡献我们的成绩，同时争取国际友人们的批评和教益。
资料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条件之一。只有在先进的、及时的、丰富的资料基础上，我国的科学规划才能顺利地实现。也可以这样说，对于科学技术资料的积累、整编、利用、传播的情况，是一个国家的科学基础的标志之一。上述意见不一定是正确的，愿提供有关部门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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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河的洪水
叶永毅
黄河是我国的第二大河，蕴藏着十分丰富的水利资源。可是黄河的洪水灾害也是十分严重的，千百年来它给下游两岸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以致被称为“中国的祸患”。
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在大力修建三门峡水库，用以制服和开发黄河。为了除害兴利，我们必须了解黄河洪水的特性。
黄河洪水在一年中有“桃、伏、秋、凌”四汛，每年三月底四月初，桃花开放的时候，银川、包头之间和前后河套一带，河里的大量冰块融化，这些水流到下游就形成一次小洪水，所以称为“桃汛”。夏秋雨季多有暴雨，河水常常陡涨，这是“伏汛”和“秋汛”。寒冬季节或是春暖解冻的时候，许多凌块随着水流漂浮而下，在弯曲而狭窄的河段常会阻塞，因而抬高水位，引起漫溢，这叫“凌汛”。
四汛之中，桃汛一般不引起灾害。凌汛常在河套和山东境内造成漫溢，虽然范围不大，却也值得注意。解放以来，就曾经有两次凌汛在山东境内造成灾害。伏汛和秋汛常在黄河下游华北平原造成严重的灾害，威胁最大。我们平常所说的黄河洪水就是指此而言。
黄河各段洪水的性格是不同的。威胁黄河下游的洪水主要来自河口镇（在包头下游一百三十公里）以下的地区。
兰州以上的黄河流域，位于甘、青高原，那里暴雨的强度不大，并且还散布着一些湖泊、沼泽、草地和森林，具有很好的调节水流的能力，因此这个地区虽有二十四万平方公里的面积，而洪水并不大。纪录中洪水最大的1946年，当洪水涨到最高峰时，每秒钟流过的水量（称为洪峰流量）才五千九百公方。兰州一带黄河洪水的涨落也比较平缓，逐渐上涨，缓缓下落，前后历时常达一、二个月。
由兰州到河口镇，虽然流域面积增加十四万平方公里，但所经地区大部为干旱的平原，有很多渠道从黄河引水灌溉，而很少支流加入。这一段河道的河槽宽阔，流势平缓，上游洪水经过河道时停蓄荡漾，洪峰流量降低，洪水延续时间也加长。
河口镇以下，黄河流入峡谷河段，两岸都是黄土的丘陵和石山，坡度陡峻，有许多支流汇入。夏秋季这里又多强烈的暴雨，每次雨后，千沟万壑同时涨水，连水带泥奔泻而下，往往一昼夜之间黄河水位可以猛涨一丈多，因此龙门的洪峰流量常可以达到一万秒公方以上。这一段黄河洪水具有山洪性质，涨的猛落的快，一次洪水不到两三天，但一月之中常可以发生几次洪水，前峰未落而后峰又到，同河口镇以上各段黄河洪水的性质迥然不同。
龙门以下到了潼关，又有泾、洛、渭、汾诸河汇入。汾河流域中间为一片盆地，所以它下游的洪水不大。而泾、洛、渭各河洪水的凶猛，有似龙门以上的峡谷河段。所以若泾、洛、渭地区和山陕峡谷河段同时发生洪水，汇合以后就会引起下游的大水灾，1933年的大水就是这样造成的。
潼关以下，黄河流经陕县和三门峡再到郑州，这一段又有两条大支流——伊河、洛河（河南）和沁河注入。这一段地区也时常发生较大的洪水，威胁黄河下游堤防的安全。1935年的水灾就是因为这样造成的。
这就可以看到，威胁黄河下游的洪水主要发源于上述三个地区——山陕峡谷，泾、洛、渭和伊、洛、沁。要消除黄河水害，必须控制这三个地区的洪水。如果修建防洪水库，最好是修建在伊、洛、沁河入口以下郑州以上的地方，这样就能拦蓄全河的洪水，完全控制水灾的来源。可惜这里没有适当的坝址，因此不得不向上移到三门峡去筑坝。三门峡水库可以控制潼关以上的两个洪水来源地，却无法控制它下游的伊、洛、沁河的洪水。这也就是为什么除了三门峡水库以外，还得在这两条支流上修建水库的原因。
为了设计水库的防洪库容，还要知道洪水的大小。每条河流各年洪水的大小是不同的。黄河陕县水文站（在三门峡上游二十二公里）在三十五年的纪录中，洪水最小的1924年洪峰流量只三千二百秒公方，而在洪水最大的1933年却达到一万八千五百秒公方。从调查中我们还知道在1843年（清道光23年）黄河还发生过一次非常大的洪水，沿河一带的居民到现在还流传着一首民谣：“道光二十三，黄河涨上天，冲走太阳渡，捎带万锦滩”（注：这两处都是陕县沿河地名）。根据洪水痕迹推算，当年的洪峰流量约为三万六千秒公方。
既然黄河洪水的大小年年不同，那么我们修建防洪工程应当以多大的洪水作为我们的防御对象呢？显而易见，我们不能只以纪录中的最大洪水作为设计标准，因为再过多少年可能会碰到更大的洪水，因此就要计算更为少见的洪水。若干年来工程师们想了一些数理统计方法，利用已有的纪录推算各种频率的洪水的大小。例如百年一遇的、千年一遇的洪水，然后视工程的重要性选择某一频率的洪水，作为设计标准。三门峡水库由于工程很大，又关系到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就选用了比较少见的千年一遇的洪水作为设计标准。
利用水库来调节洪水，除了洪水最高峰的流量以外，我们还要知道在某些天内一共流过的洪水总量。洪水总量大的也就需要更大的水库容积来调节。黄河在陕县纪录中最大的三十天的洪水量为一百五十八亿公方，推算千年一遇洪水的三十天的洪水量为二百二十亿公方。三门峡水库所需要的防洪库容就是以这为根据设计的。
黄河的洪水和南方的一些河流相比是较小的。例如汉水流域在襄阳以上，面积只有十万零六千平方公里，仅为黄河陕县以上流域面积的六分之一，而纪录中的最大洪峰流量却曾经达到五万二千秒公方，三十天的洪水量曾达到二百六十九亿公方，都超过黄河的千年一遇的洪水的数量。那么为什么黄河的洪水灾害会比其他河流严重呢？这主要是由于黄河的泥沙问题。黄河在洪水中带有大量的泥沙，这些泥沙一到华北平原，由于水流变缓就有一部分沉淀下来，日积月累河床就逐渐淤高，而堤防也就不得不随着加高，以至形成今天黄河河床高于两岸平地的局面。由于河床中泥沙淤淀，水流就时常改变位置，顶冲堤岸引起决口。而一旦决口，水流由高而下一去不回，就形成了改道。所以古人把黄河下游的河性总结为“善淤、善徙、善决”三点，而我们今天要根治黄河水害，除了兴修水库，加固堤防以外，还得在黄土区域大规模进行水土保持工作，以消除泥沙的来源。同时，水土保持措施也会削弱洪水的凶势。在三门峡水库修建以后，为了不使水库很快淤死而维持其作用，更要加快这项工作。
虽然现在我们对黄河的洪水已经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但在三门峡水库的运用中还会碰到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为了更好地发挥水库的防洪作用，当上游发生暴雨，我们就必须预报洪水的大小，以便把水库事先放空一部分准备拦蓄洪水；当三门峡以下地区发生暴雨的时候，我们也要根据预告减少水库下泄的水流量，使不至为害下游堤防。当水土保持措施逐年发展以后，我们还要推算它对减少洪水的作用。这些都有待于中国的水文工作者继续研究。
当黄河洪水被控制以后，我们就有可能来利用黄河的丰富的水利资源：全河蕴藏的二千六百万瓩的发电能力将要被逐步开发，一亿几千万亩的土地也将逐渐得到灌溉，黄河各段的航运也将会得到改善。将来，我们在黄河里看到的不是滚滚浊浪，而是碧水绿波。它将不再是“中国的祸患”，而将成为中国人民幸福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