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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八亿人民的伟大友谊
为苏联“真理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 李先念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中苏两国八亿人民伟大友谊的历史标志。七年来，中苏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不断巩固和发展，对于促进两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对于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以及对于促进人类进步事业都起了重大的作用。毫无疑问，在今后两国人民的生活和实践中，这种合作关系的内容还会更加丰富，它的作用也会更加重要。因此，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七周年的今天，中国人民同苏联人民以及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一样，怀着十分满意和愉快的心情，热烈庆祝这一伟大节日，并为中苏两国的共同繁荣而欢欣鼓舞。
在庆祝这个节日的时候，我们愉快地看到，伟大的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下，在宏伟的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中获得了许多新的成就。苏联人民在1955年胜利完成了第五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之后，1956年又以无比的劳动热情超额完成了第六个五年计划的第一个年度计划。1956年工业生产总值比1955年增加了约11％。农业生产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谷物总收获量比1955年增加了约20％，而且许多先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已经达到了第六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应达到的指标。在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也都有了新的发展。随着生产的发展，苏联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也更加丰富多采了。这些成就大大地加强了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同时雄辩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人民在欢呼苏联人民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衷心地预祝苏联人民在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中继续获得更大的成就。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也取得了重大的成绩。我国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已经基本完成，资本主义的工商业也已经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了空前的高涨。1956年工业生产总值较1955年增长了25％左右，农业虽遭受严重灾害，但产量仍有增加。这些成绩使我们有可能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打下良好的基础。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努力工作、虚心学习，并且保持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作风，我们就有可能在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或者更长一些的时期内把中国建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国家。
中国人民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同苏联人民的支持和援助分不开的。中国人民不但从苏联的革命经验中，而且也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中学到许多宝贵的东西。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给予了我们多方面的、兄弟般的巨大援助。几年以来，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其他有关协定，苏联通过优惠贷款、发展贸易、供应成套设备和技术资料、派遣专家和科学技术文化合作等方式，帮助我国恢复了国民经济，发展了社会主义建设。1956年4月，苏联政府继帮助我国建设一百五十六个项目之后，又决定帮助我国增建五十五个新的工业企业。这些工业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它们全部建成，将大大改变我国长期落后的面貌。在科学技术合作上，根据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我们两国在这方面的合作一年比一年加强，合作项目也一年比一年增多。中苏两国互相派遣了大批的考察专家、实习生、留学生。特别是在1956年当我国提出向科学进军的任务后，苏联为了帮助我国发展科学事业，曾派遣了优秀的苏联专家来帮助我国制订关于发展科学研究的远景规划，此外还帮助我国发展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研究工作。通过苏联的这些帮助，将使我国有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摆脱科学技术上的落后状态，而达到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水平。在文化合作方面，1956年根据两国文化合作关系日益发展的情况，中苏两国签订了第一个文化合作协定，最近又制订了1957年的文化合作执行计划，进一步加强了我们两国间文化合作的计划性。中国人民十分感激苏联人民的、兄弟般的无私援助，并将继续加强对苏联建设的先进经验的研究和学习。中国人民将永远同苏联人民一起努力发展我们相互间的友好合作，以促进我们两国建设事业的共同高涨。
特别应该指出，最近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应苏联政府的邀请，到苏联进行了友好访问和会谈，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一样，极为重视这次会谈的结果。不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同志即将来我国访问。我们深信，两国领导人员的相互访问和会谈，必将对进一步发展和加强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创造新的条件，从而对促进两国建设事业和世界和平作出新的贡献。
由于中苏两国人民以及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团结合作和相互支持，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得到不断的巩固和壮大，并已成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最有力的支柱。正因为如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一直企图用各种方法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中国人民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深知，只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团结一致，对敌人的阴谋进行彻底的揭露和坚决的斗争，任何敌人的猖狂进攻都是可以击败的。
在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七周年的时候，我们特别高兴地看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有了新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和建设共产主义的共同目标，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各民族完全平等的原则上的。苏联政府1956年10月30日发表的“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充分体现了这些原则。最近以来，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同志式的双边或多边会谈，调整和加强了相互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加强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并为击退敌人反社会主义、反和平、反人民的猖狂进攻作出了新的巨大贡献。在这方面，中苏两国八亿人民的亲密团结是社会主义各国团结的重要部分。中国人民将永远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一起，为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而共同努力。
在国际上，中苏两国坚持不渝地奉行着和平的外交政策，并且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道，一直为维护和平、为和缓国际紧张局势进行着巨大的努力。我们坚持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继续发展各国间的关系，坚持以和平协商的办法解决一切国际争端，坚持以集体安全体系来代替侵略性军事集团，坚决反对殖民主义的侵略行为，坚决主张裁减军备和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由于我们两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努力，国际局势一再得到缓和。可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总是不甘心于这种缓和的。每当国际局势有所和缓的时候，他们就拼命加紧冷战，进行侵略扩张。但是过去的事实证明，只要我们提高警惕，坚决斗争，国际反动势力的任何阴谋活动都是可以挫败的，历史的车轮是不会后退的。中国人民将继续和苏联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道，为世界的持久和平进行不懈的斗争。
中苏两国人民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团结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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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疆一个专区、吉林七个县
决定抽调大批干部充实基层
本报讯 中共阿克苏地委最近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讨论了全区精简机构、紧缩开支的问题。
会议认为，目前全专区机关机构庞大、头重脚轻。仅专区级机关就有四十四个单位，干部近千人。专卖、医药、纺织等公司人员都超过了编制。专署超编制的科室占56％以上。很多单位的不少干部无事可做闲得发慌。但相反的，农村则是干部少、水平低，赶不上合作化猛烈发展的需要。由于部门增多，党委研究决定的事项也大大增加，有时会议泛滥成灾，领导干部很难抽出足够时间深入实际，检查发现问题。
会议认为，全专区应立即着手精简机构，并提出了初步意见，交有关机关研究办理。第一、减少机关内部层次。地委除秘书处的科外，其余部内的科全部撤销。专署撤销六个科（局、行、会）。第二、准备成立的党委文教、工业两部和专署人事、编制两科不再成立。专区管理的农、牧场和运输、养路段分别交所属县管理。第三、事业企业单位目前可撤销合并七个不急需要的公司。这样紧缩后，初步计算可精简三百人左右去充实基层组织。
本报讯为了适应农村工作发展的需要，目前怀德、蛟河、九台、磐石、敦化、舒兰、伊通等县，正抽调大批得力的干部，充实基层领导工作。
这些县在做出这一决定之前，县委对当前的农村工作情况作了比较充分的调查研究。他们一致认为：自从并区划乡以来，就产生了两种不合理的情况，一方面由于大部分干部上调，县级领导机关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助长了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乡的主要干部多是原来村干部提拔起来的，水平较低，经验很少，因此不能很好地处理农村中纷繁复杂的问题。据中共怀德县委调查，全县三百九十二名乡干部中，有三分之二是并乡时由村里提拔的；在乡干部中相当于初中文化程度的仅有三名，绝大多数同志仅仅粗通文字，还有一部分是文盲。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上述七个县决定抽调四百六十九名干部充实基层领导。其中副县长、县委委员、县委正副部长以及县人民委员会正副局长、科长级干部七十四名、正副区委书记和正副区长三十四名。其余干部也多具有多年农村工作的经验。
各县这一决定宣布以后，受到了干部极大的欢迎。九台县直属机关的干部听了县委关于下派干部，加强基层领导的报告以后，有90％的干部向党提交了申请书，要求到农村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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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充实基层比派工作组好
高孟光
我原是湖南汉寿县的区级干部。去年11月间，在党的精简县级机构，充实下层的号召下，被调到江东市乡担任了总支第一书记的职务。下乡才两个月，我已深深体会到精简上层充实下层这一措施是非常正确的。
我们过去也常常下乡的。在撤区并乡以后，我担任过县委派到基层的工作组组长，在江东市乡工作过四个多月。但说实话，当时四个多月的工作成绩还不如现在两个月工作的成绩。为什么呢？因为身份不同，当时是上面派下去的干部的身份；现在则是基层干部一员的身份。身份不同，看问题、处理问题也大有不同。
我感到工作组下乡在处理问题时往往左右为难：管得太多，害怕会包办代替；管得太少，又耽心会放任自流。怎么办呢？那就是只抓一些中心问题，很少去管具体问题。譬如说，乡总支开会，我们只在事先和总支书记交换些原则性意见，会中或会后，就很少发言。县委常常召开工作组长的电话会议，会议的精神我们总得通过总支书记来传达，总支书记没有参加电话会议，传达时往往不够全面。这些缺点虽然和我们工作组的工作作得不够好有关系，但也说明仅仅派工作组下乡是有些弱点的，而这些弱点只有当我们以基层干部的身份去参加基层组织的领导工作时才真正得到了克服。
现在我是这个乡的总支书记。县委把这个乡的领导责任交给我了，于是我对每一件工作都不能没有强烈的责任感。我常常沉思到半夜，考虑到一个总支书记所应该考虑的各种问题。为了解决响滩地区落后社的问题，我在一个月中就到响滩去了三次（担任工作组长时，四个月只去了一次），特别到问题较多的社工作了几天，帮助他们解决了一些问题。现在县委的指示由我传达，我可以直接让它和群众见面；日常问题我也可以大胆地主动地加以处理了。总之，安家落户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法，工作的主动性创造性比以前都加强了。
这就是我亲身体会到的派干部直接到基层参加领导工作的好处。
应该说明，充实基层和派工作组并不是一回事。只是在目前这种基层干部很弱而上面干部较多的情况下，与其派工作组去帮助基层工作，确实不如调他们到基层工作更好。当基层组织的领导干部充实以后，上级仍然有派工作组到基层去的必要。因为这对加强上下级之间的联系，帮助基层组织改进工作仍然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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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愿意到基层去
蔡福恩
听到上级决定调我到乡里工作，我很高兴。自从我担任中共辽宁省铁岭县委生产合作部副部长以来，我和许多同志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工作虽然很累，却没做出多少成绩。追起根来，我认为这与乡基层组织领导力量的薄弱有很大的关系。
区级机构撤销时，许多领导骨干都被调到县里工作，乡的工作大部分都由原来的村干部担任。他们过去仅仅领导一个村，现在，一下子就要领导一个乡，工作确实很吃力。县级各部门虽然配备了不少的领导干部，但大部分都陷到事务圈子里，不能深入到乡去做具体领导工作，只靠发文件指示、通报办事。这样不但对乡干部的工作帮助不大，还滋长了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
乡级的领导力量差，要保证农村工作任务的完成，是有困难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县委只得经常从各部门抽调干部组织下乡工作队。抽调一次费劲很大，惹得各部门都有意见，而且抽下去的干部大部分业务不熟悉，因此不安心，工作也做不好。这还不算，一年来，由于基层领导力量薄弱，县里很长时间看不到下面的报告，农村工作中的情况和问题都不能及时掌握、解决。有一次，县委向下乡工作干部布置任务，就因不了解下情，单从主观愿望出发，脱离了实际，产生了许多不良后果。
为了扭转这种对工作不利的情况，县委最近决定抽调一批领导骨干充实基层，这是非常必要的。只有这样做，才能加强对农业合作社的领导，才能克服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为了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我愿意到基层去。我决心克服下乡给我带来的一切困难，努力钻研党的方针政策，虚心向当地干部学习工作经验，密切联系群众，兢兢业业，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
（原载辽宁日报，本报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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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民主党派重庆市组织
积极加强党务工作
新华社重庆13日电 各民主党派在重庆市的地方组织针对组织发展和工作增多后的新情况，积极加强党务工作和对新成员的教育工作。
去年下半年以来，各民主党派在重庆市地方组织共发展了一千多个新的成员，各项工作都很活跃。为了健全民主生活，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和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市委员会等单位正进一步加强集体领导，建立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有关制度。民建重庆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还定期举行碰头会，研究较重大的会务工作。最近他们并召开了专职干部座谈会，发动干部对领导工作提意见。民盟重庆市委员会针对过去集体领导工作薄弱的情况，决定在2月中旬召开的委员会议上讨论如何健全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的制度，同时将成立常务委员会及各个工作委员会。
各民主党派市级的领导机构还改进和加强了对基层组织的领导，在以前没有基层组织的地区和单位中，大部建立了支部和小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重庆市委员会还派出老的成员到新成立的支部去指导和帮助工作。九三学社重庆分社在重庆大学、西南师范学院等高等学校的三个支社，已先后改选委员会，增加了委员名额，以增强支社的集体领导。中国农工民主党、民建、民革等市级机构采用联络员的办法，指定一批专职干部分别负责一个或几个支部的联络工作。联络员经常深入基层组织了解情况，参加基层组织的会议。民盟重庆市委员会还发动基层组织进行关于“向科学进军”、“高等学校知识分子中存在的问题”等问题的调查。各民主党派市级领导机构也通过召开宣传、组织工作等专业会议，来提高基层组织的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各民主党派重庆市地方组织建立并健全基层组织后，各个基层组织的活动已经增多，各民主党派的成员都有了定期的组织生活。
加强对新成员的教育，是这个时期各民主党派的重要活动之一。各民主党派重庆市领导机构正在制订或已经制订关于加强新成员教育的计划，以提高新成员的思想觉悟，推动他们更加积极地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各民主党派的许多基层组织还普遍向新成员进行了统战工作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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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放军总部各机关
大力节约用电
新华社14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各机关积极设法节约用电，据不完全统计，近两个月来，各机关节约电费一万多元。
解放军总部各机关首长十分重视节约用电。不少单位召开了党员、团员会议，号召党、团员们在节约用电上起模范作用；有的单位还召开家属会议，进行了节约用电的教育。经过动员教育后，国防部办公厅等许多单位都把办公室和宿舍用的照明灯泡改小了。有的单位采取拆除不必要的路灯、定期停电、晚上集中学习等办法节约用电。训练总监部还合并了一些办公室，既节省了房子，也节约了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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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新闻
滑雪运动正在我国逐渐开展
新华社通化14日电 新华社记者李德天报道：在1957年全国滑雪运动会开幕前夕，运动会负责人对本社记者说：滑雪在中国虽然还是一个比较新的运动项目，但是目前它已经在我国东北和西北各地逐渐开展起来。特别是在吉林、黑龙江两省的一些地区，它已经成为群众性的体育运动了。
这几年入冬以后，吉林省的吉林和通化二市的滑雪场，每天都吸引了许多滑雪爱好者。许多青少年常常自制滑雪板练习滑雪；就连许多幼年儿童也喜欢坐着雪橇从山坡上滑下来。
将从15日开始在这里举行的全国性的滑雪比赛，在中国来说还是第一次举行。通过这次运动会可以检阅我国滑雪运动的成就，同时也可以使各地滑雪运动爱好者在比赛中互相学习，交流经验，使滑雪技术水平更快地提高。目前由于我国滑雪运动员的技术水平还不高，所以这次运动会只举行男子和女子速度滑雪（男子有五公里、十公里和二十公里，女子有一公里、三公里和五公里）、回旋障碍滑雪和快速降下滑雪等项比赛。在国际滑雪比赛中举行的跳台跳雪和大回旋滑雪等技术水平比较高的项目，没有列为这次运动会的比赛项目，以后将要开展。
运动会负责人说：滑雪运动是一项良好的冬季户外运动。它可以使参加这项运动的人体质增强，特别是增强耐寒力和耐久力。由于这项运动多在山中进行，运动员必须坚持上山、下山，这也可以培养他们的勇敢和坚毅精神。在这次运动会结束以后，准备在通化滑雪场进行一些绿化山头的工作，使它成为一个美丽的滑雪站，让没有滑雪条件地区的滑雪爱好者，能够利用假期来到这里尝尝滑雪的滋味。（附图片）
获得黑龙江省1956年滑雪比赛急降下第一名和今年黑龙江省滑雪比赛急降下第一名、十公里速滑第一名的是哈尔滨运动员崔涌。图为崔涌在十公里滑行途中。
于敏摄（黑龙江日报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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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乡里的问题
晓东
山东省莱阳县于1956年7月进行了撤区并乡的工作，将全县十三个区撤掉，将一百五十四个乡合并为三十五个乡（镇）。乡合并后，都成立了中共乡委员会和改建了乡人民委员会，重新调整配备了干部。但是，乡的组织并没有因此能够集中力量加强对农村党组织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原因何在呢？我在1956年的12月中旬，访问了莱阳县河洛乡和官庄乡的九名干部，他们给做了解答。
干部少些，骨干更少
撤区并乡以后的乡，它要办过去区和乡两级组织所办的事。但是干部的状况怎样呢？莱阳县在撤区并乡之前，十三个区共有干部二百七十二名，一百五十四个乡共有干部六百九十一人，共合九百六十三人。而现在的三十五个乡（镇），共有干部三百九十九人，其中原来区的干部只有一百二十三人留在乡里工作，大部分骨干（如区委书记等）都上调至县级机关工作。
乡里的干部，一般的是有些农村工作经验的，和农民群众也有联系。但是他们的文化水平比较低，办事效率也不高。官庄乡的十名乡干部，只有两名相当于高小水平，其余的都是初小水平，或刚从扫盲速成班出来的。依靠他们，是无法把日益繁重的基层工作作好的。
“上边千条线，下边一根针”
就乡干部的状况和农村工作发展的需要来看，是不相适应的；就上级领导机关所加于乡干部身上的各种各样的工作任务来看，乡干部也是“招架不了”的。莱阳县级机关、部门和企业单位就有八十九个，而其中四十七个单位，差不多都可以直接指派乡里做事情，有些企业单位，给乡干部分派的事情也不少。上边领导部门多，开会就多，乡干部人少，光到上级部门开会，就用去了很多的时间。乡委书记、乡长，每月至少要到县里开两次会。河洛乡团委书记姜忠德同志，因兼公安、武装工作，去年9、10月间，到县委、团县委、公安局、兵役局开会至少是六次，用去了二十五天。
训练班也不少，而且许多训练班是要乡干部参加的，县预备兵役训练班，就要两个乡干部同时参加，一个任指导员（武装工作干部），一个任连长（乡长）。县委训练建党对象，要乡干部带领，社长、会计决分训练班，要乡干部带领，县文化馆训练合作社里新年、春节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也要求让乡干部带领。临时抓乡干部干事情的也很多，公路局要在公路上压沙，就要乡干部带领民工到公路上划分地段；县架设电话线，要乡干部领着民工挖坑、栽电线杆；税务局要贯彻税收工作，要乡干部给找合作社社长或会计来开会；油脂小组预购毛猪，要乡干部给找社长来订合同、订计划；建筑部门用石头，要乡干部给找民工运输；机关、企业部门吃地瓜，要乡干部按数给分配到农业生产合作社里。新华书店也叫乡干部给代卖书籍。许多事情也不是一动嘴或一动手就可以办完的，需要力量，需要时间。如县林业部门要乡长领人调查全乡能出多少树种子，河洛乡的副乡长孙丕卿就领着五个人，漫山遍野调查哪是公树、哪是母树。有些母树还得分出“几岁”，能出多少种子，还要挂上牌子等等，一下子用去了一个多月。
文件、统计表、调查材料之多，对乡也是个很大的压力。就河洛乡的统计，仅县人民委员会编号的文件，每月都在六十件左右。11月份是六十四件。12月12日一天就来了十八件，其中有县委关于工作的指示意见两份、兵役局的预备兵役集训的指示、团县委发动青年学技术的意见、县供销合作社的指示、县农业局开会的通知，打油情况、“选举工作简报”、“山东行政公报”等等。他们说：“上级机关多，人也多，编的指示、文件又多又长，谁能看得了？”来了文件，先看有没有通知，别耽误了到上级开会就行。许多文件从来不看。如省人民委员会的“山东行政公报”1956年自第一期到三十一期，省民政厅的“民政简报”共七期五十四份，省农业厅的“山东农业简报”共五期十七份，“宣传工作情况通报”共四期，这些文件没有一个人看过。但是都要登记保存，准备回收。统计表报仅省统计局对农业合作社和农业生产的统计就有二十二种。而油脂公司对各乡、社花生种植面积、产量、统购量核实表一种，大小项目就有二十八个。官庄乡12月18日收到县委一份“农村调查提纲”，要求1957年1月完成。内容是：1、经济政策的调查，包括农民负担、价格政策、统购统销、市场管理。2、农民的实际收入与生活改善情况的调查，包括三种类型社、各种类型户的对比、原因，全乡、合作社副业收入对比，农民购买力对比，“五保”政策贯彻情况等。3、牲畜、猪、油、肉增产情况调查，包括马、驴、骡、牛、猪增减对比，农民食用肉、粉条、豆腐对比等。4、1957年农业生产计划的调查。5、社会治安问题的调查，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的经验等。这些项目里还有许多小项目。其中有十二项数字、情况是要求1956年与1949年与1936年作对比，许多数字又是全乡的。这样一个复杂的农村调查要乡干部在一个多月的时间来完成，就是乡干部什么都不干，专门作调查，恐怕也难干好。
来自下面的冲击
来自上面的事情千头万绪，招架不了，而来自下面的冲击，也使他们难于应付。农业合作化之后，生产关系改变了，头一年办社没有经验，问题也就多，社干部经常到乡里来要求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各种问题，这是必然的。从农业社的生产、分配一直到社员的家庭纠纷，婆媳不和、子不养老、兄弟分家、夫妻吵架闹离婚、退婚等等，也都集中到乡里来解决；复员军人、残废军人、烈属、军属、干部家属等，也经常找乡干部给解决困难。据河洛乡统计，平均每天至少一起，有时一天数起。这些事，有的当天可以处理完，有的需要到村子里调查处理，往往几天才能解决得了。
群众到乡来办的事还有下面这些：迁移户口、结婚登记、丧生嫁娶要布票、要油票、屠宰老残牲口要到乡里检查，领取准许宰杀证明，甚至搞副业生产、外面汇来款、寄来东西、群众买点豆饼喂小猪、卖小猪、木匠卖木?、干部在农民家吃饭还给的粮票、到粮食部门换粮、小学教员买油吃、甚至群众买猪肉等等一应大小事情都要乡干部给开证明条。
有些事，是群众必须到乡里来办的，有些事是上面某些部门做了不必要的规定和限制，使得群众不得不往乡里跑。这就给群众造成许多不方便，不仅对群众、对国家没有什么好处，反而给乡的工作增加了不少的忙乱。
怎么办？
面对着乡的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中共莱阳地委已采取措施，求得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办法看来大体有如下三方面：
一、要使乡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能形成一个领导核心，并使乡的党、政组织健全起来，能够独立地进行工作。这就需要上级领导机关在整编工作中，决心拿出一批强有力的干部充实乡的组织。莱阳地委已从直属机关抽调一百七十多名相当于区委正副书记、正副区长的干部，于1月20日前后，陆续派到乡里担任领导工作。莱阳专区各县将抽调部分副部长、副县长和局长到乡里做领导工作。争取每乡有一个相当于区委书记或县副部长级的干部担任乡的领导职务。这种做法，对加强乡的工作大有好处。
二、县以上的领导机关和企业部门林立，如果在精简机构中该撤销的撤销，该合并的合并，该缩小的缩小，减少会议、文件和统计表报，各部门不要到乡里乱派“差使”和乱拉乡干部，取消对群众生活中一些不必要的规定和限制等，对于减少乡的压力，建立乡的工作秩序，“解放”乡干部的力量，使他们能够集中主要力量领导合作社发展生产，关心与解决群众生活问题，是有决定性意义的。这是需要下工夫做一番缜密的研究。中共莱阳地委规定县委各部、委和政府各科、局，一般不要召开乡干部会议，可按一定工作阶段，由县委和政府召开乡干部会，统一部署各种工作；对乡一般不要用文字指导工作，重要问题开会传达，或派主要干部下乡传达；限制表报；不允许企业部门通过行政组织搞业务工作，乡党委和人民委员会，可定期检查党的方针政策执行的情况。这些措施对于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有利的。
三、乡干部加强之后，应当改善乡的领导方法，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加强集体领导，分工负责，改变“一揽子”的领导现状；正确地发挥部门和乡各种委员会的作用，群众的事务问题的解决要尽量下放，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乡里的问题很复杂，农业合作化之后，加强乡的工作更显得重要与迫切，这方面的经验是需要研究和创造的。这里仅仅提出这些问题来，供作研究的参考。
（原载大众日报，本报有所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