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张仲实
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已根据俄文第二版译成中文出版。
马恩全集共分三十卷。编入第一卷的是马、恩两人早期的一些最重要的著作，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马克思在1842——1844年所写的作品，共十六篇，包括：“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第六届莱茵省议会关于出版自由和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两篇）、“摩塞尔记者的辩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及“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等；第二部分是恩格斯在1839——1844年所写的作品，共十五篇，包括：“乌培河谷来信”、“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英国来信”（四篇）、“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状况”（三篇）等。这些作品都是在两人开始共同活动之前写的。
十九世纪三十和四十两年代是欧洲各国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和革命运动日益成熟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好多国家例如法国、英国、比利时、波兰、意大利、西班牙等都先后爆发了革命，其中有的是人民群众进行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有的是无产阶级已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了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斗争。在1848——1849年更爆发了席卷全欧的革命大风暴。
在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这几年间，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夕。欧洲革命运动的中心已经转移至德国。由于受到欧洲其他各国革命运动的影响，这时德国的社会生活日趋活跃，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相继成立了许多文学的和哲学的团体，用讨论哲学问题、批评宗教等方式来进行反对普鲁士君主政体、农奴制度及警察式国家的斗争。
1839——1844年这个时期正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青年时代，正是他们的世界观和政治观点形成的年代。这时两人都已经积极地参加了德国的思想斗争和重要的政治事件，锐敏地响应了德国社会发展进程所提出的一些迫切问题。但就政治观点说来，两人起初还都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坚决反对还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反动思想。在哲学方面，由于当时支配德国哲学的是黑格尔学说，两人起初都是黑格尔的信徒，站在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立场上，不过两人对这一学说的保守的和反动的观点，对这一学说漠视人民群众经济政治利益及敌视革命和民主的观点都不满意，并加以批判。在实际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中两人才逐步地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由革命的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第一卷所编入的各篇著作，十分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德国历史发展的丰富内容。这些著作明确地显示了马克思、恩格斯二人世界观形成的过程，显示了他们怎样由唯心主义转向了唯物主义，由革命的民主主义转向了共产主义。并且这些著作也鲜明地显示出马恩二人从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起就具有了把科学态度和革命精神结合在一起的特点。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他们为了回答当时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巨大的科学工作，对前代思想家所造成的一切成果作了批判的研究，从而转到科学的共产主义。
所以，第一卷编入的各篇作品不仅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形成的重要史料，而且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理论财富。
二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德国当时的迫切问题之一是出版自由的问题。马克思争取民主自由、反对君主政体和德国封建势力的斗争，就是从揭露普鲁士出版法和书报检查制度开始的。他的头一篇政论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就是他这一斗争开始的标志。在这篇文章里面马克思尖锐地抨击了普鲁士反动的书报检查制度，要求废除这种检查制度，实行出版自由。
1842年1月初，莱茵地区与黑格尔左派接触的资产阶级急进分子在科伦创办了“莱茵报”。这个报纸是德国的全国性刊物。马克思当时住在波恩，他和黑格尔左派的布鲁诺·鲍威尔被聘为该报主要记者，10月间马克思担任该报主笔，移居科伦。该报自马克思主编后，革命的民主趋向表现得愈益明显，变成了急进知识分子的战斗刊物。到1843年3月，该报即被封闭。“莱茵报”是马恩二人的生活和活动中及他们政治观点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路标。马克思的“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以下至“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八文就是在这个报纸上面发表的。“关于出版自由……辩论”、“第一百七十九号‘科伦日报’社论”、“‘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等文是坚持出版自由，揭露莱茵省议会的阶级性及其对封建贵族、对封建土地占有制的屈从态度，从而抨击封建特权和全部封建制度。值得指出的是，在“‘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一文里边，马克思在揭露造谣撒谎的反动报纸时还把它跟人民的报纸对立起来。什么是人民的报纸呢？马克思说：“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译本一百八十七页）。“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两文揭露了普鲁士政府和莱茵省议会保护贵族阶级利益的反动措施，捍卫了劳动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
这些论文的写作对于马克思的世界观和政治观点的形成有很大的意义。据马克思本人后来说，他在“莱茵报”的工作促使他去研究社会物质生活问题，这使他感到自己的经济知识不够，从而促使他去研究经济关系，更进而研究社会主义（详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从在“莱茵报”上所发表的一些论文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已开始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的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是马克思在1843年夏季写的，马克思生前未发表过。全文尚未写完，稿子首几页已经遗失，现发表的这一部分是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于1927年首次根据原稿刊出的。这是马克思为了解决使他“激动不安的疑难而着手进行的第一步工作”（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他在这篇著作里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一书第二百六十一——三百一十三节即论述国家问题的一篇作了详尽的批判和分析，号召哲学家去批判政治和法律，批判现存制度。这部著作是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马克思本人后来说过，这番研究工作使他达到这样的结果：“法权关系，也如国家形式一样，不可能从它们本身中得到理解，也不可能从所谓人的精神一般发展过程中得到理解；恰恰相反，它们是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黑格尔曾按照十八世纪英法两国作家先例把这些关系的总和称为‘公民社会’，而对于公民社会的解剖则应当在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一卷中译本三百四十页）
马克思看到在普鲁士封建专制和警察暴政的条件下不可能宣传自己的观点，便于1843年10月底到了巴黎。在巴黎他和亚诺德·卢格合办了一个杂志“德法年鉴”，原定每月出版一次，但该刊仅出版了合刊（1844年二、三两月）一期，即因在德国秘密发行困难和与卢格意见不合而停刊了。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文，就是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这个杂志的历史意义就在于马克思在它上面表现出他已最终地转到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成为革命的唯物主义哲学和科学的共产主义的先进代表者了。
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是马克思给卢格的三封信。在这些信里边，马克思批判了前代的社会主义学说，认为这些学说都是脱离实际的，都是教条主义的，主张把对旧的社会学说的批判和政治、实际斗争结合起来。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是以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在这里，向它跪拜吧！我们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译本四百一十八页）
“论犹太人问题”一文是批判布鲁诺·鲍威尔所写的两篇论犹太人问题的文章的。鲍威尔完全从神学的观点出发来论述犹太人的问题，认为犹太人只有放弃自己的宗教才能获得自由，因为基督教国家由于它自身的宗教性质不能解放犹太人，而犹太人由于自身的宗教性质亦不能被解放。基督教徒和犹太人要想获得自由，固然都要放弃宗教，但基督教比犹太教高明，因此，据他的意见，犹太人要想获得解放，就得改信基督教和黑格尔哲学。马克思驳斥了鲍威尔的这种十足唯心主义的见解，详细论述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区别，指出光谈谁当解放、谁当被解放是不够的，还须进一步探讨是那一种解放：是政治的解放还是人类的解放？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政治解放”是指资产阶级革命；所说的人类解放是指社会主义革命。他说，在某些国家里边，基督教徒和犹太人都同样得到了完全的政治解放，但是并未得到人类的解放。因此，他进而论述了如何达到人类解放的问题。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有特别重大的意义。马克思在这里首先揭露了宗教的本质，论述了批判宗教的意义；接着评述了当时德国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而揭露了反动的普鲁士国家制度。他号召哲学家去批判现存的政治和法律。马克思在这篇文章里边首次指出无产阶级是唯一能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来消灭资本主义的阶级。他强调了革命思想的重大的实际意义，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译本四百六十页）他号召把革命的理论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译本四百六十七页）
“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是在“前进报”上发表的。“前进报”是旅居巴黎的德国侨民于1844年1月创办的。马克思与该报编辑部建立了联系，并随后参加了它的编辑工作，写了一些论文和短评。这篇文章就是其中的一篇。“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是卢格为“前进报”写的，但他在发表时未用真姓名，署名“一个普鲁士人”。卢格此文的内容是论述普鲁士政府的政策。马克思在评述中驳斥了卢格的议论，揭穿了他的有限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及其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敌视；此外，马克思还根据西里西亚工人起义的经验，具体发挥了他当时已经形成的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的思想，并明白指出“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译本四百八十八页）。
三
从第一卷所编入的恩格斯的一些作品中可以看出，在和马克思合作以前，恩格斯也“由别的路径达到了”马克思“所达到的同样的结果”（马克思语，见“‘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就是也从唯心主义走向唯物主义，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
恩格斯很早就倾向革命，憎恶专制制度和官僚专横。1838年他不满十八岁，还没有从中学毕业，被父亲所迫，就到不列梅城一家贸易公司经商。但是经商活动并没有限制年轻有为的恩格斯。他在业余努力读书，从事写作，并在当地报纸上常发表一些诗或短文。从1839年起他担任了“德意志电讯”杂志的不来梅通讯员。这个杂志在汉堡出版，是激进的文学团体“青年德意志”的机关刊物。它是当时德国有名的社会政治和文学艺术刊物之一。从1839年起到1841年春，恩格斯在这个杂志上前后发表了一些政论性短评、哲学和文学批评的文章或诗，一共有二十多篇。在这些作品里，恩格斯抨击专制政体和封建土地所有制，主张建立一个民主的统一的德国。
“乌培河谷来信”一文就是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篇。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当时是个热烈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并且他注意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比马克思还早。他在这里描述了巴门和爱北斐特两地的社会状况及工人、手工业者的悲惨生活，并揭穿了厂主的伪善行为和利用宗教欺骗工人的情形。恩格斯的这篇通讯，未署真姓名，在发表以后，引起了剥削阶级的愤怒，登载这篇通讯的一期“德意志电讯”立即销售一空。人们乱加猜测，以为这篇通讯是某人写的，但从未想到恩格斯。
1841年秋季，恩格斯为了服兵役，到了柏林。他到这里后就热情地投入了左派黑格尔分子所进行的哲学上的战斗，并在这派所办的刊物“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上发表了一些文章。“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一文即其中的一篇。他在这里拥护文学的思想性，批评“青年德意志”派代表人物的中间立场，批评他们缺乏政治积极性和在哲学争论中没有一定的观点，批评他们的文学作品缺乏思想性。此文表明，恩格斯这时已完全脱离了“青年德意志”派。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一文是恩格斯原为黑格尔左派计划在瑞士创办的杂志“来自瑞士的德意志通报”写的稿子，但这个杂志没有办成，为它所约写的文章后来用文集形式出版，题为“来自瑞士的二十一页”。恩格斯在这篇文章里抨击了普鲁士的国家制度和国王威廉四世所鼓吹的“基督教德意志国家”的思想。在这里恩格斯还表现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
1842年9月，恩格斯兵役期满后，又为父亲所迫，到他父亲在英国曼澈斯特和人合办的一所纺织工厂里去工作。在这一年11月里，恩格斯到了英国这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个时候，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英国两个新兴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的悬殊及其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要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来得显明。恩格斯在这里并不是成日坐在工厂的办公室里，他常到工人居住的污衢陋巷里去亲自考察工人贫困的生活；同时，还研究有关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一切书籍和官方文件。此外，他还和宪章运动左派领袖来往，并参加宪章派的一些会议和大会。对英国社会经济状况和阶级斗争的研究，对恩格斯政治观点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这种研究使他终于成了共产主义者。他从这种研究中得出结论，认为英国的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社会革命的担负者只有无产阶级。列宁说：“恩格斯到英国后才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见列宁著：“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中文译本五十页）
恩格斯在旅居英国期间写了许多论文。“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国内危机”、“各个政党的立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谷物法”等文，是以“英国来信”形式发表在马克思所主编的“莱茵报”上的；“伦敦来信”一文是“莱茵报”被封以后发表在“瑞士共和主义者”上面的。在这些文章里边，恩格斯评述了英国的经济问题和社会结构问题，并评述了英国当时正在开展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揭穿了英国各政党的阶级性。这些文章显示出恩格斯已转向社会主义。
恩格斯住在英国时，还跟英国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信徒来往，在1843——1844年间还给他们的刊物“新道德世界。合理社会报”撰稿。恩格斯当时好像是英国和欧洲大陆上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联系人。一方面，他在“莱茵报”、“德法年鉴”等刊物上向德国读者介绍英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在“新道德世界”上发表文章，向英国人民群众介绍欧洲大陆上的社会主义运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和“大陆上的运动”两文，就是发表在“新道德世界”上面的。恩格斯在这两篇文章里面评述了法国、德国、瑞士的社会主义运动，并扼要地论述了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等人的观点及德国唯心主义者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人的哲学。他指出了这些学说的缺点，同时也指出了每一学说中的有益的东西。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 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两文是在“德法年鉴”上面发表的。这两篇文章在恩格斯的政治观点的形成上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们表明恩格斯已最终地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虽还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作品，但包含了天才思想的萌芽。恩格斯在这里对于商业、价值、价格、地租、资本、劳动、竞争、垄断等都作了探讨。他从无产阶级的立场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特别尖锐地抨击了马尔萨斯的反动的人口论，说它是“卑鄙下流的学说”，是“对自然和人类的恶毒的诬蔑”（译本六百一十八页）。他“从社会主义观点上考察了现代经济制度底主要现象，视之为私有财产制统治底必然结果”。（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中译本五十页）
马克思对此文评价很高，说它是“经济学范畴批评的天才论文”（见“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后，马克思即作了摘要；后来在写“资本论”时也一再引证了此文，从此亦可看出马克思对此文的重视。
“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一文是从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立场来批判卡莱尔的宗教观点和他想创立一种新的宗教——“劳动教”的企图，并批判他所宣传的“英雄崇拜”的观点。
“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和“英国状况 英国宪法”两文发表在巴黎的“前进报”上面。前一篇是分析英国的工业革命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变化。恩格斯在这里指出：“英国工业的这一番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译本六百七十四页）“英国状况、英国宪法”一文是分析英国的选举法，揭露英国国会选举的种种黑幕，如农业区选民要依照地主的意志去投票、选举时各地向选民行贿等。在这里恩格斯揭穿了英国宪法的阶级性和资产阶级“自由”的局限性，指出真正的民主只有在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和私有制以后才会产生。
1957年1月15日
第7版()
专栏：
伟大人民的伟大友谊
苏联合唱指挥专家 列·尼·杜马舍夫
今年2月14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的七周年纪念日。
七年来，过去的每一天都证实着我们伟大人民之间友谊的巨大发展，和在经济、科学和文化方面的合作。
最近（1957年1月7日——11日和17日——19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和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亚·布尔加宁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了有着空前成就的会谈，并于今年1月18日在中苏联合声明上签了字。
也是今年1月18日在北京签订了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1957年的文化协定。这个协定是根据现有的两国文化合作协定而制定的。苏联方面由苏联文化部长尼·亚·米哈伊洛夫在计划上签字，中国方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长沈雁冰签字。这两份文件乃是继1950年所签订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事业中进一步发展的新阶段。
艺术对人民之间的亲近和互相了解，起着极重要而又巨大的作用。1957年1月10日的苏联文化报在评论1月8日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厅举行的“中国艺术”的音乐会一文中写道：为了更好地了解人民的生活，必须了解他们的艺术。什么也不能像歌曲、舞蹈和文学那样完整而充分地揭出人民的灵魂，他们的思想、期待和希望，他们的快乐和幸福。伟大的俄罗斯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说过“歌曲是人民的灵魂”。现代的伟大的中国作曲家冼星海在“民歌与中国新兴音乐”一文中写道：民歌真实地表现着人民的情绪，所以才能为一般人所欢迎，并流传下来。因此，在我们国家里的每一个中国音乐的音乐会（回想195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成功的巡回演出，1955年越剧团和1956年上海京剧院的表演）是那样热烈地被苏联的听众所欢迎，他们渴望着更进一步地了解和熟习自己亲密的朋友——伟大中国人民的灵魂。
我们的人民已经熟习并爱上了很多中国人民独特的歌曲。这些歌曲荡漾在集体农庄的俱乐部里，和莫斯科苏维埃大厦舞台上。这些歌曲是瞿希贤写的“全世界人民心一条”、贺绿汀（和李焕之）改编的民歌“东方红”、谢功成改编的“阿拉木汗”……等等。这些歌曲都成了我国许多的专业和业余合唱团体的保留节目。
参加1957年1月8日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厅举行的音乐会演出的有苏联演出团体（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俄罗斯无伴奏合唱团，这个团的艺术指导是共和国功勋演员亚·谢·斯捷潘诺夫；全苏广播合唱团，团的艺术指导是阿·斯·昂德芦森科；叶夫·瓦赫旦杰夫、讽刺剧院的话剧演员，以及莫斯科音乐馆的演员、钢琴家列·索茜娜和提琴家索波列夫斯基），在莫斯科高等艺术学校留学的中国青年演员也参加了这次音乐会的演出。
在音乐会的节目中，表演了中国作曲家马思聪、贺绿汀和丁善德所创作的音乐作品。表演了中国民歌、中国剧作家的戏剧片断以及中国诗人的诗等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乐团的指挥严良堃同志（他即将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研究班毕业）的指挥下，俄罗斯共和国无伴奏合唱团演唱了三首歌曲：谢功成改编的新疆民歌“阿拉木汗”和两首无伴奏合唱歌曲，一是蔡余文、杨嘉仁改编的民歌“半个月亮爬上来”，一是瞿希贤改编的内蒙古民歌“牧歌”。
卢纳戈尔斯基戏剧研究院芭蕾导演系的学生王希贤和蒋祖惠极成功地表演了风趣的中国舞蹈“小放牛”。音乐会的听众也听到了对我国来说是新的中国歌曲，这些歌曲是由全苏广播合唱团演唱的。如聂耳的富于特色的“大路歌”，和沙梅改编的“车水歌”、“湖上悲歌”，贺绿汀（和李焕之）改编的鲜明的陕北民歌“东方红”以及王莘所写的庄严、乐观的大调性的“歌唱祖国”。并以此歌结束了这一场富有意义的“中国艺术”的音乐会。
另一方面，伟大的中国人民极其热烈地欢迎了能使他们了解的兄弟般的苏联人民的艺术和文化。1956年12月22日、23日北京剧场举行的俄罗斯和苏联声乐合唱作品演奏会，也获得了北京市听众同样的热烈欢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乐团合唱队和独唱组在这两个音乐会上所演唱的节目，无论是独唱、各种合唱、重唱以及大型的歌剧合唱都获得了广泛的反应。在混声合唱曲中占大部分的是无伴奏合唱作品。在演唱格林卡的庄严的爱国主义歌曲“莫斯科”的同时，也演唱了波隆斯基作词的、俄罗斯古典合唱作品的珍珠——塔涅耶夫最难的合唱作品之一“你看，多么大的云雾”，和率真的俄罗斯民歌、斯维尼什科夫改编的“在森林的那一边”；同时也演唱了柴可夫斯基的感人的作品“宿夜的金云”，和阿里亚比也夫的辉煌的“夜鹰”（无伴奏合唱、花腔女高音独唱）。
除了演唱细致的无伴奏合唱作品外，中央乐团合唱队也演唱了大型的作品如：“祖国大合唱”中的第三段“劳动赞”（阿鲁秋年作曲，任策指挥），“乌克兰史诗”（亚历山大罗夫作曲，杨化堂领唱、施明新指挥），“叶米里扬·布加乔夫”歌剧中“临刑的一场”（马·柯瓦里作曲，领唱者：布加乔夫——杨化堂，乌斯齐尼娅——蔡焕真，乌里扬娜——谢静琴，由秋里指挥）。
女声合唱极感人地演唱了“乘风飞去”（选自鲍罗廷的歌剧“伊戈尔王”）及“婚礼合唱”和“安东尼达浪漫曲”（选自歌剧“伊凡·苏萨宁”，何芝领唱）。
中国的听众也以极大关怀的心情欢迎了卓越的合唱作品“在十俄里的地方”（甫·埃基埃特作词）。这个作品是苏联现代古典合唱作品首创人之一亚历山大·达维坚科所创作，该合唱是献给1905年1月9日第一次俄罗斯革命“血腥星期天”的烈士们的。人民悲哀、愤怒、反抗的心情，和他们为殉难同志们复仇的号召，这一切在有表现力的音乐中获得了鲜明的反映。
在这里，听众对参加这几次音乐会的三位青年合唱指挥任策、秋里和施明新同志给以好评。他们在这几场艰巨和多样化的音乐会节目中，表现了他们各方面的才能（特别是施明新同志，他感人地指挥了亚历山大罗夫的充满戏剧性的作品“乌克兰史诗”）。有关这个合唱团的第四个指挥严良堃同志的技能，我已在上面提过（他曾于今年1月8日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厅指挥过）。
除了以上列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乐团合唱队所演唱的俄罗斯和苏联声乐及合唱保留作品外，该团交响乐队（指挥是韩中杰及张宁和同志）和独奏组也有如下的俄罗斯古典作品演出节目：格林卡的歌剧“卢斯兰和留得米拉”序曲和“马德里达之夜”，柴可夫斯基第四、第五交响乐和他的芭蕾舞剧“天鹅湖”组曲，里亚多夫“八首俄罗斯民歌组曲”、作品第五十八号，以及鲍罗廷的交响诗“在中亚细亚草原”。
受到中国听众公认的也有苏联现代作曲家的交响乐作品：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的交响乐，童话“彼得和狼”和阿拉姆·哈恰图良的芭蕾舞片断“马刀舞曲”等。
在1957年1月18日的中苏联合声明第六部分中写道：“中国和苏联的友好团结是社会主义国家伟大团结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会谈双方极为满意地指出，自从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缔结以来，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有了巨大的发展，两国人民始终如一地团结一致”。
1956年在北京举行的俄罗斯、苏联声乐合唱作品演奏会，和1957年1月8日在莫斯科所举行的“中国艺术”音乐会，也是伟大人民的伟大友谊日益巩固的范例之一。
1957年1月27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