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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访问苏联喜赋七言十首
李济深
新华社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济深近作“访问苏联喜赋七言十首”，全文如下：
一知半解话苏联，
有感情怀意欲宣，
天宝物华谈不尽，
休嫌陈说不周全。
十五联邦合共和，
弟兄友爱一般过，
盈亏无有通全力，
建设千般便利多。
工农专政此开端，
奋斗艰难四十年，
错误成功经验富，
教人由此得师传。
四十年华不少时，
马列主义肇先知，
放之四海而皆准，
世界都应认导师。
建设卅年成就多，
较之资本国如何？
不徒数字资明证，
科技迎头也赶过！
岂惟泱泱大国风，
实行天下要为公，
国际主义崇高范，
导向人群到大同。
物丰地广世无俦，
欧亚横跨两半球，
万众一心齐努力，
担当人类大谋猷！
魄力恢宏世所无，
凿山通海海通湖，
从知世上无难事，
只在人为大丈夫。
国力充盈信有之，
国防有备更无疑，
和平胜利终谁属，
历史车轮自告知。
真挚隆情与日深，
情弥如海万千寻，
中苏友好人人愿，
友谊长萦亿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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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957年2月4日在开城的松岳山下，隆重举行了约一千人参加的朝中烈士纪念碑揭幕仪式。
左图：开城居民在烈士碑前为朝中烈士们默哀。
右图：开城劳动妇女向朝中烈士纪念碑敬献花圈。
朝鲜中央通讯社稿（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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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断提高党员觉悟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甘肃广大农村坚持党课教育
本报讯 近一年来，甘肃省农村党员教育工作已有显著发展和提高，农村支部党课教员的队伍正在逐步壮大和形成。据天水、平凉、张掖、银川等专区和吴忠、临夏、甘南等自治州的不完全统计，已配备专职支部党课教员四百一十余人（其中有藏族支部党课教员五人）。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兼职党课教员。天水、武山、礼县等县还根据具体情况，一乡选配了一名专职支部党课教员和若干兼职教员。现在，全省大部分地区或支部都坚持了经常的党课教育制度。根据吴忠等十一县、市的调查，有80％的支部坚持了经常的党课教育制度。
由于开展和坚持了经常的党课教育制度，向党员进行了党的路线、政策及农业合作化、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和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大大地提高了党员的学习兴趣和共产主义觉悟，增强了党性，加强了团结，纠正和克服了党员在各个时期的主要错误思想与行为，比较充分地发挥了党员在各项工作中的带头作用。
甘肃广大农村所以能够开展和坚持经常的党课教育制度，主要是由于各级党委认识了加强党员教育就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大意义，树立了依靠基层组织和党员进行工作的思想。因而，把支部教育列为党委经常的重要工作，加强了对党课教育的思想领导，不断地批判和克服了各种忽视支部教育的错误认识。
其次，是由于各级党委不但在思想上重视了对党员的教育，而且注意了培养党课教员、提高教学质量的工作。培养教员的主要方法是：一、成立教研组，定期集中，集体备课；二、组织教员参加理论学习，由党委宣传部编写讲稿，印发参考资料；三、召集教员座谈会或举办党课教员训练班，交流教学方法，总结与推广先进经验；四、向兼职教员和辅导员传授教学提纲。此外，为了保证贯彻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教学原则，加强党课教学的战斗性与思想性，一些支部还重视了对党员思想情况的经常了解。 （李能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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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严寒民政局布置加强救济工作
新华社上海12日电 这几天上海街头积雪不化，春寒料峭，最低温度下降到摄氏零下七点四度，上海人遇到了有气象记载的八十多年来罕见的严寒。10日和11日，这里出现了晴天下雪的现象。晴日高照，雪花在阳光中飞舞，行人纷纷住足仰视这个瑰丽的奇景。
“前天一夜风雪，昨夜八百童尸。”这是诗人臧克家1947年2月在上海写下的诗篇“生命的零度”中开头的两句。这几天要比十年前冷得多，但据上海市民政局调查，到目前并没有发现冻死的人。民政局已布置各区加强对生活困难的居民特别是孤苦无依的老人的救济工作。为了避免寒冷影响儿童的健康，上海市教育局已将全市幼儿园的开学日期延至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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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眼病还是心病？
郑悌德
一个年轻的女同志走进了中共浙江省舟山地委组织部的办公室。从她雅致的外表和有力的步伐看来，她是一个健壮而又愉快的人。
“我回来了”，她笑嘻嘻地把党员临时证明信交给组织部工作人员。
“可以工作了吧？”组织部的同志问。
“还早呢！”
“你的病还没有好吗？还得再去医啰！”
“当然要去医呀！”说着，她就咕咚咕咚地走出了办公室。
她是谁？她是共产党员高莲英，中共舟山地委书记李频如的爱人。她是拿国家发给的工资而推说有病三年多不工作的人。这次她以医病为名在北京住了将近一年才回来。
看来，她是一位很会休息的人。1953年夏天，高莲英从宁波调到舟山，还没有分配工作，就推说眼睛有病过起休息的生活来了。在一间宽敞舒适的楼房里，她打扮完毕，就出外游逛。逛累了回来，躺在床上睡一大觉。到了晚上，又精神百倍地更精心地打扮起来，合体的衣衫，配上两条扎着蝴蝶结的辫子，又漂亮又大方。于是就飘飘然去电影院或戏院了。有时候，她随着爱人去著名的普陀山游览古迹，或以医眼病为名到杭州游逛。
几个月过去了，组织部的同志看高莲英的眼睛并不怎么坏，于是就准备分配她工作，找她谈话：“你这样下去，真危险！光知道玩，不做一点工作，对新事物完全失去敏感。你的眼病并不严重，分配你工作，在工作岗位上治疗。”“唔！要我工作，眼睛不行！早晨起床还好，看不上半小时书就发昏……”。随着婉转的解释，是一阵轻轻的微笑。生活还是照常。
过了些时候，中共舟山地委组织部的同志又找她去谈：“分配你去当托儿所所长，对你的眼病没有妨害，你在宁波也干过这项工作。”可是，她仍然说：“工作，我还没有考虑过，需要休养一个时期，把眼睛治一治，再请组织考虑我的工作。”同她住在一起的地委一些负责同志也和她谈，叫她去当托儿所所长，可是得到的回答却是：“小孩吵，大人叫，……我是干够了，不干！”差一点她就发火了。
后来，经过很长久的考虑，她还不准备做工作。背后同别人说：“要我做工作是有条件的：一不看文件，二不下乡，三不动脑筋。”天老爷！到哪儿去找这样的工作呢？前两个条件倒还可以勉强照顾，后一个条件——不动脑筋，革命工作那一行可以不动脑筋？事实上，她对逃避工作，贪图享乐的脑筋又是动得多么巧妙呀！
这样又过了很久，下面意见纷纷，地委组织部又找高莲英谈话，决定分配他工作。这下又把她难住了，谈话后默不作声，满不高兴地回去了。最后，还是由她爱人——中共舟山地委书记李频如出来交涉。他找到地委组织部部长说：“高莲英眼睛快要好了，让她再休息一个时期吧！”地委书记的话自然是生效的。可是又过了许久，高莲英还是在休息着。
就这样，三年多的懒散生活，使高莲英完全失去了对新事物的嗅觉，同她住在一起的同志曾有几次告诉她：今天地委作工作报告，你去坐着听听也好。她干脆回答不去。参加党的小组会，也不过是应付应付，小组叫她学习党的文件，他回答看不下去。
周围的干部，对这位游手好闲拿着人民的钱不做工作的挂名干部越来越气愤。增产节约运动开展后，大家说：高莲英能在晚上看四小时的越剧，又为什么不能做点工作？这是人力浪费。中共舟山监委的同志为了挽救她，就写信给地委书记李频如，反映了同志们的意见，并善意提出了两点意见：（一）如确实有病就批准她去医院专门治疗，东逛西游永远治不好；（二）如病不重，可适当分配她工作，在工作岗位上一面工作，一面治疗。不久，李频如的回信来了，开头写得多么诚恳，谦虚：“……这问题，非常惭愧……”，后面提出两个处理办法：（一）她的工作交地委组织部李科长（干部科长）处理；（二）她的病交给专署王科长（卫生科长）解决。令人奇怪的是，李频如写的信被中共舟山地委机关党委书记杨同志知道了，他生怕这次触犯了李频如书记的工作“情绪”，还专门在党支部书记以及小组长会上宣布：“高莲英同志是因病不能工作，请你们向干部作解释”，并特别加上句“首先在党内统一思想”。试问：这样“统一思想”的结果又是什么呢？
就在这个时候——1955年7月，地委书记李频如去北京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在照顾地委书记的名义下批准高莲英也去北京治眼病。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用视力检查表检查她的眼力后，证明她的视力有1.5（能看清第十格）。医师们告诉她病况：这是眼神经方面的毛病，平时多注意营养，适当休息，可以一面工作，一面注意治疗，慢慢会好的。西医没有新花样，她又去找中医。上海的名中医姚和卿刚好在北京，高莲英就请姚医师诊治。吃中药后，高莲英自己也说眼病的确好了许多。姚医师回了上海，她和姚医师仍保持通讯联系，由姚医师寄药方来在北京买药吃。
北京，这座到处沸腾着社会主义建设，象征着胜利的城市，也没有使高莲英得到一点启发，她继续自由自在地享乐，先住旅馆，后又住在农业部的招待所里。平时，一个人出去玩逛，看戏。星期日，爱人回来了，就陪爱人一道玩。从舟山去北京的同志看到她，曾好心地劝她说：“你是共产党员，这样下去危险呀！国内国外事情什么也不知道，订份报纸看看也好，至少收听收听广播。”据说，高莲英自己也曾惋惜地说：“南下时，本来分配去鄞县当妇联主任，当时为了照顾他（指李频如，当时是宁波市的市长）没有去，留在宁波市工作……”。她还说起李频如回家来从不和她谈起有关工作方面的事，这是看不起她。当时在她心里也引起一阵痛苦，但只不过是昙花一现，马上又被昏昏沉沉、糊糊涂涂的生活代替了。
1956年6月，李频如北京学习结束，到杭州养病，高莲英也跟着到了杭州。在杭州住了一个月招待所才回到舟山。回来后，舟山地委组织部又找她谈话：“你不想做工作，就当家属吧！”“病还没有好。”她回答得很快。因为她知道当家属不但不能拿到二十级干部的全部薪金，出外的旅费也不能报销了。单这次去北京的路费和在北京的旅馆费、住招待所费以及医药费就达六百多元。
正在高莲英为难的时候，李频如给地委写来一封信，接着又来了第二次信，要求叫高莲英去。于是高莲英又住在杭州陪伴着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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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根据企业性质和阶级关系等方面的变化
武汉将加强公私合营企业基层政治工作
据新华社武汉12日电 中共武汉市委员会召开的武汉市新公私合营企业基层政治工作会议，已在11日结束。出席会议的有合营企业及有关领导部门的党、政、工会干部一千六百多人。这次会议着重研究了如何根据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所引起的企业性质、阶级关系等各方面的变化，来加强公私合营企业的政治思想工作问题，会上并交流了新合营企业基层党支部的工作和实行民主管理的经验。
会议认为，武汉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一年来，各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绩。如新合营工业去年的生产总值比1955年增长了59％，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6％以上。对原来企业的资本家和资方代理人，进行了适当的安排；并提拔了四百九十多名优秀职工担任企业的领导工作，职工群众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福利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善等等。会议也检查了去年工作中的缺点，认为去年的主要缺点是对职工群众的工作比较忽视，未能充分注意依靠工人阶级，发挥职工群众参与企业管理的作用；对职工进行赎买政策的教育不深不透，很多工人的主人翁思想还没有明确树立，对赎买政策的意义也不够了解，不少工人因而产生了不满情绪。此外，在部分合营企业的经营管理上也发生了硬搬国营企业的一套管理制度的现象；也有不少企业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浪费现象等。
会议认为今后必须从思想上和组织制度上来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必须明确依靠工人阶级实现对企业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的观点，系统地、深入地向职工群众宣传党的赎买政策；注意培养和提拔工人担任企业的领导职务。其次要在合营企业中试行建立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大会制度，来健全和扩大企业的民主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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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定市机关干部进行义务劳动帮助农民生产
据新华社保定12日电 保定市有三百五十名机关干部，10日利用星期日前往郊区宏光农业社进行义务劳动，帮助社员们做了许多当前急需要做的备耕工作。其中一百三十五名干部就在一百五十五亩麦地上撒粪八百车、捣粪五十五车、送粪七十车、从八个猪羊圈起出粪肥八十八车、铡了很多饲草等。
这次义务劳动是由中共保定市委员会和市人民委员会发动组织的。干部们自带了干粮，被分配到合作社的十个生产队里，听从生产队长的指挥，愉快地进行劳动。在这些干部中，有原先在农村工作的老干部，他们干起活来依然很熟练；有过去从未下地劳动过的干部，他们也很快学会了干农活。负责干部也和大家一起参加了劳动。
机关干部们的这一行动，进一步密切了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有力地鼓舞了社员们的劳动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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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新闻
在罗马尼亚的一次正式比赛中
我国男女乒乓球队获全胜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1日电 中国乒乓球队2月初同罗马尼亚乒乓球队进行了一次正式比赛，结果中国男女运动员都获得了胜利。
在女子比赛中，第一对单打是叶佩琼以二比○击败哥罗宾扎。第二对是孙梅英对泽勒尔。比赛结果孙梅英以二比○打败了她从来没有击败过的对手。泽勒尔是最近一次国际比赛的冠军，她曾经以三比○击败了前世界冠军罗齐亚努。女子双打是孙梅英、丘钟惠对1956年世界双打冠军罗齐亚努和泽勒尔。比赛结果孙梅英、丘钟惠以二比一获胜。女子三场比赛的结果，中国运动员以三比○获胜。
男子比赛的结果，中国队以五比二取得了胜利。罗马尼亚方面出战的是罗马尼亚冠军哈拉斯托西和雷特、甘特纳。中国方面是胡炳权代替姜永宁，另两人是王传耀和傅其芳。结果王传耀分别以二比○、二比○、二比一击败了哈拉斯托西、雷特和甘特纳。傅其芳也分别击败了甘特纳和哈拉斯托西，比数都是二比○。胡炳权一次以○比二输给雷特，一次以○比二输给甘特纳。
这次比赛是采用世界通用的男女团体赛的办法进行的。
在这次比赛以前，中国队还曾经同罗马尼亚队进行过一次正式比赛。这一次一共打了十场：男子单打四场，女子单打三场，男女双打和混合双打各一场。结果罗马尼亚队以六比四胜中国队。比赛中中国女运动员叶佩琼表现了良好的技术和顽强的战斗意志。她在同泽勒尔进行决赛一局中，一直打到延长的五分钟才以一分之差输给对方。在混合双打中，孙梅英和王传耀以二比○打败了泽勒尔和甘特纳。男子双打的结果，王传耀和傅其芳以二比○击败了雷特和甘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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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新闻
亚洲网球锦标赛预赛第一天
我国选手击败锡兰运动员
据新华社12日讯 科伦坡消息：第六届亚洲网球锦标赛昨天在锡兰首都开始。
预赛第一天一共进行了七场单打比赛。中国、印度、澳大利亚、英国和菲律宾的选手分别击败了七名锡兰运动员。
中国选手第一个投入比赛的是朱振华，他以六比三、六比一和六比一战胜了锡兰选手佩雷拉。
这次参加比赛的除锡兰选手外，还有十六名从中国、澳大利亚、英国、菲律宾和埃及等地去的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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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谨防特权思想的潜入
陈浚
在旧社会里，权和势是连在一起的，掌了权就有了势。有权有势，就可以不比寻常人，得到分外的享受，得到法外的保护，甚且为所欲为。这种特权思想，虽则往往遭到人们的厌恶和痛恨，但在旧社会里，却是理所当然、不足为奇的。然而，这种特权思想，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却是水火不相容的。共产党人所追求的不是炙手可热的权势，共产党人掌了权，不是为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荣华富贵，而是要领导人民建设理想的社会。为了这个目的，在革命的艰苦岁月里，成千成万的共产党员，牺牲了自己个人的生命，而义无返顾。同样，革命胜利了，最艰苦的日子过去了，但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困难还多，距离全国人民丰衣足食的日子，也还不近。因之，共产党人依然要吃苦在先，享乐在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种大公无私的精神，正是我们能够同人民永远在一起、能够克服一切困难胜利前进的保证。
但是，毕竟我们党的成千成万的党员，都是从旧社会里长大的，许多旧的思想意识，在我们不警惕的时候，在我们党已经成为执政的党的时候，会偷偷地侵入某些同志的日常生活里，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特殊来。今天我们报上报道了一个三年不工作的女干部的情况，虽则，从这件事情的本身来讲，它的性质还不是很严重的，但从这件事情里，却让我们嗅到了应当十分警觉的味道。
高莲英同志，是一个党员，一个机关的普通工作人员，她本来应当同所有的党员和机关工作人员一样，老老实实地接受党的分配、人事科的调动，担任一定的工作，并且认真负责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贡献出自己最大的力量。可是，她竟与众不同。她能借口一点小病，长期休养，不工作。当组织上要求她工作的时候，她提出只能担任“不看文件、不下乡、不动脑筋”的工作。而她所得到的一切享受，却又远远超过了她所应得的。为什么她竟能如此特殊，而她所在的机关又对她无可奈何呢？没有别的奥妙，只因为她的丈夫是地委书记，机关的首长。“夫贵妻荣”的思想，害了高莲英。她忘掉了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忘掉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最起码的义务。她长期不工作，却照领薪金，还能到这里到那里随心所欲地去“治病”。而我们的李频如同志，却只想到了夫妻之间的同甘共苦，忘掉了同人民群众的同甘共苦。党内外的同志和地委组织部，一再对他们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和等待，提出了批评和劝告，但是他们竟安之若素，无动于衷。
犯错误，并不可怕。错了，有党有人民，能够帮助我们及时发现和纠正错误。真正可怕的，是在错误已经暴露出来，并且已经产生了恶果，像高莲英同志那样，引起党内外同志的不满，成了机关里特殊人物，还不自觉，以为是应该的。
李频如同志是地委书记，不说他过去对革命的功劳，单讲他现在受到党的委托，担负一个专区的领导工作，责任自然不轻，他工作的辛劳也是可以想见的。但是，能不能因此就以为自己的妻子可以特殊些呢？何况她还有“病”呢？为什么同志们一定要在他们夫妻之间制造紧张局势，不能让他们长此和平共处，有福同享下去呢？是不是同志们故意跟他们两人为难呢？不是的。请看，同志们、组织上究竟对李频如和高莲英同志提出了什么过苛的要求呢？没有。有的只是要求高莲英能像一个党员和普通工作人员那样，好好做工作，不要满足于当“官太太”，不劳而食，放下对人民的责任和义务，非分地享受人民的渥遇。如果高莲英同志还想不通的话，难道作为丈夫，作为同志，作为上级的李频如同志，还不应该帮助她认清“夫贵妻荣”的想法是错误的，认清不工作而贪图享受是同共产党员的称号不相称的吗？共产党员的家庭，不能像旧社会所形容的，一个家庭里，只要有一个人修行得道，不但全家老小，甚至连同喂的鸡、狗都能同登仙境，共享仙福。越是负责的同志，越需要有这样的自觉，更兢兢业业，运用我们掌了的权，为人民办好事。并且不能以自己如此为满足，还要以身作则，教育妻子儿女，爱劳动，爱人民，勤俭朴素，而绝不允许自己的妻子儿女成为贵族式的夫人和子弟。
本报2月9日第五版上，登载了夏伯阳的女儿谈夏伯阳的短短的一篇通讯，说到夏伯阳当时教育子女的情形，使人亲切地感到了夏伯阳的英雄本色。每个共产党员，本来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要求额外享受的权利。我们希望李频如和高莲英同志，会在同志们和党组织的帮助下，警觉起来，改正错误。按理说，这是没有什么困难的。我们也愿趁此机会，提醒所有的同志，谨防特权思想侵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以致使我们日益脱离群众而不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