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走弯路
钦文
在杭州，以前坐人力车，现在坐三轮车或者汽车，当往来昭庆寺和井亭桥之间，驾驶车子的工人总是喜欢经过沿着浣纱溪的小路，不愿意一直顺着广阔的马路的。早先在北京，我也时常感觉到拉车工人的喜欢走小胡同，避开平直的大街，老是在小胡同里弯来弯去；在小胡同转弯，两辆车子难以并行，因此不时地要“站住”。当初我有点厌恶这种情况。后来感觉到了多转几个弯，原是为着缩短些路程，“折线大于直线”，一般驾驶车子的工人虽然没有学过“几何”，可是凭经验，多转一个弯，可以少花些力气、节省点汽油。劳动人民善于精打细算，这样做原是可感的。——在大街上按照交通规则要几乎直角地转弯；在胡同里转弯就是不走三角形的两腰，只走一条对角线。一个弯一个弯地累积起来，路程可以缩短不少。走三角形的对角线是最经济的办法，所以往来在斜街上的车子总是特别多，往来在昭庆寺和井亭桥之间的车子常要到沿浣纱溪的那条路上去行驶，原是要走“对角线”的缘故。
“走弯路”好像是要不得的；可是“弯路”，实在有着各种不同的性质。像上面说的，在胡同里行车，只要不弄错方向，多转几个弯，是可以缩短路程的。记得孙中山先生曾经举过这样的例子：他守约要赶去出席会议，时间已经很局促；他告诉司机，汽车必须在几分钟内开到。那位司机的确把车子开得很快，可是所走的路线，出于孙中山先生的意料，是在远道绕过去，就是走了弯路的。结果，车子开到刚好是要开会的时候。孙中山先生当初不则声，到了以后才探问：为什么要快，反而远绕了路？那位司机回答说：因为走近路，路上车辆拥挤，不时地要停驶，时间算不准，不如远绕些路一直可以开到的有把握。孙中山先生是信任司机的，不怕他“走弯路”，所以准时到了会场。不久以前我到城站去接外宾，先到六和塔接得一位教授同行，时间已经局促，我要司机走“二路车”的路线直达城站，司机却要经过虎跑寺从旗下转往城站，理由是走二路车的路线在南星桥附近怕有火车经过被拦住，而且路面较坏，不如远绕些路有把握。我因此记起来了孙中山先生的故事，佩服这位司机，结果也赶上了时刻。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来，许多传统剧目上演，古典文学已为许多人注意，如今报章、杂志和舞台上，按比例说，反映新生活的创作反而更少了；因此有人疑虑，害怕走了弯路。现在我们的确需要更多反映新生活的创作；可是新文化不能凭空产生。列宁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官僚社会压迫下所创造出来的知识总汇发展的必然结果。”鲁迅先生说，“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他又说，“我们有艺术史，而且生在中国，即必须翻开中国的艺术史来。……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
百花齐放——“翻开中国的艺术史来”。推陈出新——“弃去蹄毛，留其精粹。”百家争鸣，这一方面可以集思广益，另方面使得毫不保留地暴露思想，以便共同研究，互相帮助、纠正。问题在于能否“弃”、“留”、“吸收”和“批评”。只要能够这样，何必怕走弯路？只要明白了新文化产生的过程，是不会怕走弯路的。如果怕走弯路而中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方针的贯彻执行，那就真地走了弯路了罢！
第8版()
专栏：
彭公的抗议
海默
在盖平沙岗子乡，有个李淑才，大家都叫他老财，其实他并不富裕，只是因为他好逗乐子，大家就以名谐音这样称呼他。他身后无人，只有个老伴，两个人住着两间房。他住的里屋收拾得还干净，所以乡里人饱饭后无事总好到他屋子里闲唠。因此，他的屋子就成了这个村的俱乐部。但是成为俱乐部还有个特殊原因，就是他有一本看了二十多年的“彭公案”。
这是本洋装的书，已经十分破旧了，缺头烂尾。可是就是这本书，每天晚上成了农民们最好的消遣品。每到傍晚，小油灯一点，庄里的老人们就围坐在这本书旁边。这时，有个较通文墨的老大爷就把书对着灯亮翻开，他先戴上花镜，然后不成章句地读了起来：“马呀……玉龙啊……”
有时人们听腻了，就问他：“你不会换一本吗？”
“别的书也没有啊！再说这上头的字换在别的书上，我就不认得了。”
反正听书的人对这个故事已熟记在心了，他念得再不好，还是能够将就。有时人们听累了，就往后一靠，睡个小觉。直等到三星很高了，人们才慢慢地相继散去。
这个生活从土地改革后到现在已经沿袭了很久了，天天如此，月月如此。
我也在“老财”家里坐过。当然我不是为了去听彭公案，而是由于深深同情这些需要文化生活的农民们。
几年来在文化部门里关于农村文化工作的争论已经不算少了。一会儿说：“要大力发展文化馆、站”，一会儿又说：“文化馆、站发展得冒进了”。有时一阵热情上来办它几个村剧团，有时又搞个图书馆。可是对于农民们真正的爱好却很少有人去研究。至于老年人需要什么，青年需要什么，妇女需要什么，儿童需要什么？就更少有人考虑了。我们常常看见这类情形：开展一个赠书运动，于是很多人把不用的书清理了出来，新华书店也把大批滞销书“捐献”出来。这些书也真地发到农村的俱乐部里了，但这些书往往是“干部必读十二种”，是过时已久的政协文件和各种参考资料，是些翻译得很坏已经早出了重译本的外国小说，以及一些各种配合运动的小册子，甚至把根本与农村无关的工厂管理的经验也发下来了。难怪农民们很快地就用这些书糊了窗子，难怪老年人们只好长年累月地去读那本可怜的彭公案了。可是令人可气的是这些赠书运动还要有个总结，在总结上不免统计上一个赠书的数目，甚至还会因为完成赠书任务工作作得不错，而构成模范条件之一。
可怕的是这种工作规律是像机器一样循环着。今年如此，明年还如此。落在这些农民老大爷们的头上，同样是一种机械的循环，不断地翻着那本彭公案。更可怕的是没有人来说：“这是错误的”，也没有人认真来检查这些错误。
我也曾试图来帮助一下这些老大爷们，于是我到附近的书店中去了。
“有三国演义吗？”
“没有！”
“有水浒传吗？”
“没有！”
我仔细看了看书架子上，连一本赵树理新近为农民们写的好书“三里湾”也没有。有的则是一些各种版本的怎样办初级社的小册子（虽然这里已经普遍地成立高级社了）。我看着这种现象，心里不禁在想：“就在这些书的背后，恐怕也有些由于配合政治任务有成绩而选出的积极分子吧。”
在这里丝毫没有轻视配合政治任务的意思，问题在于很少有人去认真检查这种配合的真正效果。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是新华书店的作风是更庸俗的，更形式主义的，更喜欢伪造成绩的。
我听着彭公案，一面在想：旧社会，有过下乡的书贩子，他们每到一定季节会把皇历、唱本等农民喜欢的书贩来；在老解放区时代，我们也曾组织了文化书担下乡。为什么今天这种认真为农民文化服务的作风减少了，形式主义的作风却滋长了呢？我想：我们有些文化部门的领导人应该亲自到像李淑才这样农民家里，听上一段彭公案，认真地研究一下。
否则，彭公将要提出抗议了：“为什么总是让我独自为农民文化服务呢？为什么不找一下施公去呢？还有刘备、关云长、李逵和宋江！”
再长此下去，青年、妇女、儿童也要抗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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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听见了……
丁芒
我听见了，我们都听见了：
一声巨响，惊天动地；
勒赛普的铜像跌下了宝座，
跌下了，再也不能站起。
它站在苏伊士运河北口，
站在别人的国土上半个世纪，
日夜听着朗朗的流水声，
好像敲数着自己的金钱；
它高高站在埃及人民头顶上
流着贪婪的口涎；
它把屠刀传给后代，
后代也没有能挽回它的“事业”。
请听，埃及人民举枪齐放，
把勒赛普的阴灵枪毙。
自由女神跳上了它的铜座，
光芒照亮了新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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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三轮车工人
权容达
一天下午，我乘自行车进城买书柜，因为没有合适的，跑了整整三个钟头还没买上。最后，总算在西单第二木器合作社选购了一个，但不是书柜，而是厨柜；雇了一辆三轮车准备运走。
天已经黑了，我很着急，因为请假时间只剩下了一个多钟头。我催着三轮车工人快点捆绑，说马虎点可以，只要掉不下来就行。可是他却不然，他在那里又仔细、又牢固地捆绑着，并且在厨柜的碰到绳子的每一棱角上都垫上破布或乱棉花。我说这不必，他却说：
“不，还是垫的好。花了几十块钱买的东西，哪怕磨损了一点油漆也是怪可惜的啊！”
我听他这样说，觉得也很对，于是就忙着帮他。
“你要结婚了，安顿家庭？”他忽然问。
“不，我不结婚，我连对象还没有呢。”我急忙解释。
他笑着说：
“那么买厨柜做什么？青年人，为什么要撒谎呢？结婚是一件好事呀！”
我把没有合适的书柜才买厨柜来代用的事告诉他了。他“噢”了一声。
厨柜捆绑完了，三轮车工人跨上了车，我也上了自行车，我们急忙地往家走。
“喂，同志，开灯！开灯！”听见交通警的喊声。
“灯坏了。”我回头望着交通警抱愧地说。
不知是什么缘故，交通警没有叫我下车，竟把我放走了。
当我追上那位三轮车工人，和他并肩走去的时候，他突然对我说：
“往右边靠，下车！”
“怎么啦？绳子松了吗？”我不满地、甚至有点粗暴地问。
可是他不回答，只是等着我下车。我无可奈何，只好下车了。
“做什么？”我问。
“做什么，”他并不看我，指了指一家杂货店说，“去买一个纸灯！出门的时候不检查一下，现在知道不对了还不改正，这样行吗？”
我这才领悟他叫我下车的原因，同时我被他那严肃的脸孔吓住了。
纸灯买回来了，我们继续走。
我下意识地蹬着车子，朦胧地陷入了沉思。不知为什么，这时鲁迅的“一件小事”浮在我的脑子里，觉得旁边的那位工人是高大的、了不起的，而自己则惭愧得缩成一团——小小的一团。
忽然间我从沉思中惊醒了过来。我看了看表，“唉呀，只剩一个钟头了！”我加快蹬了起来。我的车走在三轮车的前面，有时把它拉得老远老远的。于是我又不得不把脚放慢一点，虽然心里是很急的。
“怎么，着急啦？”赶上来的三轮车工人问。
“是的，我得在七点钟以前赶回家去。”我回答，并把军人请假，一定要按时归队的规定告诉他了。
“现在几点了？”他问。
“六点十分。”
“啊，五十分钟内，我无论如何是赶不到的。”
“那怎么办呢？”我皱起眉头苦思起来。
“这样吧，”他说，“你先回去，我后来。”
“什么？”我怀疑自己是否听错话了。
“我说你先回去，你骑着自行车可以在七点前赶到。”
“这……这行吗？”
“怎么不行？”他说，“你怕丢了东西是不是？”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为自己辩护。
“是啊，”他说，好像没听见我的话。“我们中间有那么一撮人，他们曾做过一些坏事。可是这是以前的事，现在就不同啦。”
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会儿。我用又惊又喜的眼光望着他。借路灯的光，我看见他的头发已经斑白了，可是眼睛还炯炯有神。从他那微微驼的背和两只粗大的手看来，他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
“你知道这种坏事是怎么绝迹的吗？”他说：“说起来话可长了。过去，国民党用鞭子、监狱、刺刀也消灭不了的，共产党来了，就没有了。谁还愿意干那种丢人的事呢？不信，试试看，你随便找哪一个三轮车工人，交给他东西，那怕是金银宝贝，只要你把地址告诉他，没错，他准会送到你门口。”
说这些话时，从他的声音里可以听出他是那样的激动和兴奋。
我再一次以尊敬的目光望着他，心里不禁激动得跳起来，我想说话，但我说什么呢？在这样一位诚实、淳朴而坦率的老人面前！我鼓起勇气说：
“谢谢。我先走啦，您慢慢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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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草原上的早晨（摄影） 袁汝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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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题材的冷门
谷梁春
翻开各地报刊，倘要我评论一句，总的印象是：各地报刊在基本上反映了祖国人民的生活面貌。
例如我手头这张1957年元旦的“人民日报”，第二版和第三版上就刊载有许多来自祖国各地、各行业的消息。这里介绍了在甘肃、青海交界处勘察白龙江原始森林的人们、开滦煤矿的劳动模范王官海、云南水力资源的普查情况、克拉玛依油田的捷报、八条新航空线将要通航、两千多种新日用品试制成功、化学工业部门提前完成五年计划、广东粮食生产上取得巨大胜利……等等等等。不能说不丰富了。
但只要把眼界放开阔一些，从一个全国范围的角度来要求一下，那就可以看到：仍是有些题材上的冷门没有被挖掘到，有些该反映的没有得到反映。前不久，赶巧有个机会，我到了一次精神病防治院，就深深有了这种体会。
在这个精神病防治院里，空气显得异样的紧张。灌进耳朵里的是各种奇怪的叫声、骂声、笑声、哭声，一切生活是反常的。而那些在病院中工作的医务护理人员，身穿白罩衣，来来去去，说不定什么时候，病人就会向他们猛扑过来，但他们却带着微笑去和病人打交道，工作得很平静、很热情，仿佛是托儿所里的保育员在对待婴儿一样。于是我想到：以一个正常人的心灵去疗救一些癫狂了的灵魂，不一定得到病人们的谅解，却要常遭到无端的詈骂，这是一种多么可敬的劳动！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支持他们进行这种艰苦工作？
可惜的是，对于这种不被人注意的工作，我们的报刊介绍得太少了。我们很少让祖国人民了解到在这个岗位上的忠实的同志。
由此我又想到另外一种人，那是我在祖国一个海港内见到的，是一些在浮灯船上工作的人。他们生活在大海上一个比渔船大不了多少的浮灯船内，每天夜里看守着浮灯，生活的枯燥且不谈，那里面根本坐不稳，遇上风浪了，他们就得躺下，从这边滚到那边，忠实地看守着浮灯，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港口的眼睛”熄灭。这些人，这些具有超人的体力和耐性的人，又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劳动呢？我们的报刊上有多少对他们的介绍呢？
我绝对赞成我们的报刊应当反映生活中的主流，应当经常反映生活中重要的题材，这是对的。但像上面说的那些“冷门”，难道就应当搁在一边不管吗？他们也许只是人体上一个小小的细胞，但终究是整个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为人民所需要，人民也就需要了解他们。
我建议我们的记者和作家们，跑的面更广些。而我们的报刊编辑们，也请注意一下题材上的冷门。让人们知道：祖国真是太伟大了，她有许许多多的儿女，这许多人每天站在千万种不同的岗位，有人站着，有人坐着，有人甚至是躺在海上风浪里，来为祖国服务。让每一个题材上的冷门都得到反映吧，否则，我们是对不住在那岗位上的好同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