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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克服困难，做好教学工作 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主任 李酉山
这一学年高等学校学生人数骤增，校舍问题十分紧张，但由于采用了二部制上课的办法，提高了房屋的使用率，又使学生的课外作业时间集中起来，既节约了房屋，也节约了时间。许多学校并且合理地调剂了生活用房和教学用房，使校舍问题基本上解决了。这是很好的。我们今后应当继续克服困难，发扬勤俭办学的精神。我现在就高等学校应当如何勤俭办学，提出一些个人意见。
在供教学使用的仪器设备方面，学校应当注意发挥教学设备的作用和提高它们的使用率。有关企业部门在可能的条件下，可以从事一些供试验研究方面需要的代表的生产；还可以从事一些新产品的试制工作。学校可以利用同样设备开出更多的试验，减少重复的仪器设备。
实验室的设备是否投入正规生产，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因为它牵涉到设备的保养和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但是，若不积极发挥设备的作用，即使能保证它们的完好，但再过几年它们已经不是什么新型设备了。从教学方面来说，也需要更新的东西来代替它们，或把旧的加以改装或改进。所以，充分使用现有设备是非常重要的。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我建议高等学校可添些技工来使用这些设备，为科学研究制造仪器；同时，产业部门可以和高等学校合作，共同发挥高等学校设备的潜力。
关于材料供应问题，某一个学校是难以解决的，可以由高等教育部设法解决，或由高等学校和产业部门合作来解决。清华大学近几年来为了配合实验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大力进行应用仪器的自行设计与制造，因为有些仪器国内外都不正式生产，或者订制时间太长，或者根本是市场上买不到的。自行设计制造仪器，可以节省外汇，减少生产厂的非正规生产任务，同时也发挥了学校教学上机械设备的潜力。有时我们还可在校内实习时，代产业部门制造一些应用机器。如1956年金属工学课程的教学实习中，就为产业部门代制水泵约二百台，换回来钢材和教学上必需的机器设备约值五万元。又如无线电系自1952年以来自制很多实验用的设备，满足了开课的需要。但是，在发挥校内机器潜力，来自行解决仪器制造的过程中，我们也碰到了很大的困难。例如，在各种必需金属材料等的供应方面，学校对仪器制造和科学研究中所需要的材料都是少量的（如合金钢等的需要量一般只是几十公斤），但需要的种类较多，规格较繁，而需要的时间又较紧，多半不能在半年以前预先正确地制订计划。临时需要采购材料，又因数量少，种类多，时间急而达不到目的，再加上技术工人不足，致使机械潜力不能发挥。这些问题还要进一步设法解决。
此外，在一个地区内的高等学校中，需要注意避免实验室类型的重复和设备的重复，要做到互助合作，取长补短，来进一步发挥实验室的潜力。尤其是对今后新建实验室的规划上，各学校更应当有所考虑。
除实验设备外，图书资料利用率也要大大提高，尤其是全国稀有的或向国外订阅的刊物，更要做到各学校互相调剂。各学校可以相互交换图书目录，开放阅览室，努力提高图书资料的利用率，极力避免采购上的重复。在这方面如果能适当安排，就可为国家节省大量的资金。
如何解决师资供应赶不上教学需要的问题？我觉得首先要发挥教师的潜力，可以采取各种办法，如大班上课，兼课，相邻各校组织共同开课，减少基本性课程的类型，同性质教研组的校际之间互相支援，等等。这些办法，可以结合具体情况分别采用。其次，要培养和充实必要的师资和教学辅助人员。某些课程（如力学等基础课程）应由高等教育部专门设法培养师资，以缩减学习年限，保证学用一致。学校要帮助教学辅助人员提高业务水平，以减轻教师的事务性负担，便于提高教学质量。此外，还要加强培养干部的计划性，对于干部需要数量和类别应全面地进行计划。例如工程师的来源不仅仅由高等工业学校源源供应，大量的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和工人，在工作中得到锻炼和提高，都有可能成为工程师的条件。把这些因素估计进去，就可正确拟定培养人材的计划。为了提高学生的质量，就要合理地控制数量，并要做到满足国家对建设人材的需要。各高等学校间的专业，要尽量避免重复，才能集中力量培养质量较高的干部。
在科学研究工作方面，必须分清主次，避免平均发展。各学校间和各研究机关间要互通消息，互相分工合作；避免重复，节省人力物力。教学与科学研究必须符合高等学校的特点，在保证教学工作做好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工作。在研究的内容上，学校可以鼓励教师进行有关教学方法的研究。这对推动教学工作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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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如何按照人类愿望控制植物生长
科学工作者座谈生长素的研究工作
新华社上海9日电 一批植物生理学家、化学家、农学家，6日到8日在上海座谈国内已经进行的植物生长素的研究问题，以及如何根据国家科学发展规划大力开展这项工作。
这次座谈会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召开的。
掌握和利用植物生长素，按照人类的愿望来控制植物的生长，这是一门年轻而有趣的科学。很早以前植物学家们就发现植物体内有一种物质能够促进植物的生长。从1934年开始，化学家们合成了许多种和植物体内的生长素同样或相似的能刺激植物生长的有机化合物，这些用人为方法制造出来的植物生长素被称为植物刺激剂或植物控制剂。微量的刺激剂可以促进植物生长，使植物的花房不须受粉就能结出果实，使果实提早成熟而且果内无子；使树木的接枝能迅速生根成活，以便大量繁殖；还可以防止花果及叶子的脱落。另一方面，喷洒数量较多的刺激剂却又可以人为地抑制植物的生长。例如能使窖藏的马铃薯、洋葱等菜蔬持久不抽芽，直到第二年的7、8月还可以食用；使果树延迟萌幼，以免受早春霜害；使植物在收获前脱叶与枯干，以便机器操作；在果实成熟前防止脱落。植物刺激剂还可以用于消除杂草，让作物在全部生长过程中不受妨害。
这项研究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和掌握植物生长的秘密，而且研究成果能够用来直接提高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单位产量。在不少国家特别是英、美、苏联，植物刺激剂已经日益广泛地应用在生产中，它们的新用途还在不断地发现。
过去十年来，我国已经有一些科学家从事植物刺激剂的研究，并且发表过论文约二十篇。化学家杨石先教授先后合成了九种植物刺激剂，经过小规模试验，发现其中有两三种具有很好的促进植物成长和消除杂草的效能。胡秉方教授也合成了一种新型的植物刺激剂。
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郊区，已在番茄生产中应用植物刺激剂“二四滴”。番茄开花时候喷射上微量的这种溶剂，番茄花不脱落，果实结得又大又多。
科学家杨石先、娄成后、李曙轩、汤玉玮等在会上作了植物刺激剂的化学研究、它们如何防止植物器官的脱落等问题的报告。会上还讨论了植物刺激剂的理论和应用方法。
参加座谈会的科学家们决定首先掌握先进国家的研究成果，制备有卓越效能的各种植物刺激剂，并在各地区开展较大规模的田间试验，在两三年内初步总结出各地所需要的剂量，最适宜的施用方式和时间，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打下广泛推广的基础，同时开展理论性的研究，积极寻找和合成新的有更高效能的植物刺激素。座谈会上，科学家们初步确定了在这项研究中的分工和合作办法。
科学家们还提出，要求农业部门对这项新的研究给予更多的重视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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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钱学森谈参加力学学术报告会的感想
有些力学论文达到国际水平
新华社8日讯 今天，著名力学家钱学森对新华社记者谈到他参加正在举行的全国力学学术报告会的感想。
钱学森说：从这次报告会的结构力学、流体力学、弹性力学、塑性力学、一般力学、自动控制等六个分组会上提出的论文看，差不多每个分组都有几篇论文已经达到国际水平。这就是说，在我国力学的各个领域都已经有了一些很成熟的研究工作者。而其他的一些论文也是我国力学界新生力量努力的结果。这些年轻人提出的论文能拿到力学学术会上报告，可见新生力量成长得很快。他说，当然对他们的论文还不能要求过高。
钱学森接着说，从这个学术报告会上可以看出，我们对力学这一个学科有些空白的重要方面已经开始注意填补。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力学的各个部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部门发展较快，而有些重要的部门却比较薄弱。比如从这次会上的论文看，弹性力学方面的论文最多，塑性力学方面的就少得多，而流体力学方面的论文数量介乎两者之间。可是大家认为流体力学、弹性力学的论文应该是有同样数量的，而塑性力学的工作，也应该比现在的分量重些。当然以后我们要根据各分支的重要性，做到分支间相应的平衡。钱学森说，总的说来，报告会反映出目前力学的实验工作比理论研究薄弱得多，这是因为力学研究还只是在解放后，特别是最近几年才大力开展的，而实验设备要长期的努力才能建立起来。
钱学森说，力学这门科学是多方面的，它必须要求理论和实际的密切结合。力学工作者不单要掌握理论、实验和计算方法，也要知道工程技术。这也就是说要求力学工作者接触的面很广，熟悉实际产业部门发生的问题，知道如何提炼成为研究对象。这是力学工作者最根本最主要的能力，却也是目前我国一般年轻力学工作者所缺少的。钱学森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高等学校、科学院和产业部门的力学工作者密切结合起来。这样力学研究事业才会得到很快的发展。
钱学森谈到今后我国力学研究的发展方向时说：世界各国力学研究方向都是由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发展需要所决定的。所以作为一个正在赶上世界水平的后进国家的力学研究工作者，也必须注意结合我国目前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发展需要；但是为了长远的利益，我们也要注意力学这门学科本身各方面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以便能适应将来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对力学所提出的要求。
钱学森还谈到现在我国力学工作者队伍的情况。他说，现在，全国力学工作者总人数已达一千多人，相当于出席这次学术报告会代表的五倍以上。各地代表们反映在展开研究工作时还都缺乏领导力量。因此以后的工作应该是如何逐步提高这支广大队伍的业务水平，使今后每次召开力学学术报告会时，能出现更多的新生力量，而且能有更高的学术水平。他说，他深信在党和政府对科学的支持，和科学院的领导下，以及中国力学学会的成立，这个希望是可以达到的。虽然我们现有的水平是落后的，但是我们有很多有利的条件可以促使我们进步得很快。
钱学森赞扬了这次报告会上学术讨论的精神。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的本国的学术报告会。他说在各分组会里，看到参加讨论的人对每篇论文报告都提出了恳切、热烈和实事求是的意见，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像这种讨论的精神对报告者、讨论者和旁听者都有益处。他说，他过去参加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的许多学术讨论会却不是这样的，不论是做报告的或是参加讨论的人都只是为了比高低，想显得只有自己比别人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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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化部整理孔庙古乐古舞
新华社济南9日电 山东省文化局和曲阜县的文化机关正在协助文化部整理恢复几乎失传的曲阜孔庙的古乐古舞。
曲阜孔庙的古乐（即大成乐）古舞，是古代皇帝和孔子的后代在每年祭祀孔子的仪式上演奏的，共有乐、舞、礼三个部分。有的乐器和歌舞在当地几将失传。恢复孔庙古乐古舞的倡议，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吴晓邦去年11月到曲阜县视察工作时提出的。今年1月上旬，文化部派出干部到曲阜同当地有关机关负责人组成“孔庙乐舞委员会”，研究孔庙乐舞，并且邀请、调集当地参加过祭祀仪式的老人和参加过“古乐传习所”的人员，共同训练舞蹈人员。这次的整理工作，预计将在3月底结束；还准备把孔庙的古乐古舞拍成影片，作为资料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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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麻疹患者不出门就能看病
上海长白新村好多人家门前最近出现了一种白色的小木箱。这是长白新村儿童保健所为了便利麻疹儿童治疗而设置的。哪家小孩如果患了麻疹，只要写张小纸条丢在箱子里，不管刮风下雪，医生明天就带着药箱来登门治疗。
上海全市的联合诊所、卫生所和儿童保健所去年普遍推行“麻疹出诊”办法，使得怕吹风的患麻疹儿童不必出门就诊。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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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方昆剧今天开始在京公演
几经盛衰的昆剧又将和北京观众见面了——北方昆剧代表团从10日起开始公演。
参加演出的演员阵容是如此的整齐：有久负盛名的北方昆剧表演艺术家韩世昌（旦）、白云生（小生）、侯永奎（武生）、马祥麟（旦）、侯玉山（花脸）、白玉珍（花脸）、魏庆林（老生）和小花脸孟祥生。他们在二十年前都曾名重一时，有无数观众为他们高超的表演艺术倾倒。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们的表演艺术也愈加成熟，这次，他们都将演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在去年举行的第一届全国音乐周上演唱民歌而引起音乐界重视的青年女演员李淑君，也将参加演出，在她新近学会的昆剧“出塞”中扮演昭君。另外还有孔昭、丛兆桓、张凤翎、刘秀华、侯长志、安维黎、崔浩、林萍、王卷等初露头角的青年演员，也将在北京观众面前一显身手。
昆剧已有近五百年的历史，它是明代杰出的戏曲音乐家、昆山人魏良辅首创的。在明代万历年间传入北京，不久便在剧坛上占了首座。到了清代，上至宫庭，下至乡村，风行全国，在乾隆、嘉庆年间，仅北京到保定一带地区，就有五、六十个昆曲班社。后来由于历代文人墨客把昆剧当作逞才怡情的雅事，造成脱离群众的现象，以至逐渐衰落。
北方昆曲艺术从1917年韩世昌等优秀演员来到北京以后，又曾一度繁荣，到1939年之后趋向沉寂。那时老艺人们有的改演京戏，有的回故乡种地，有的做小买卖糊口，十多年来昆剧几乎在北京舞台上绝迹。直到解放后，才由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金紫光等人把他们一一找回北京，作了短期公演。以后，老艺人们分别应北京、天津和武汉等地表演艺术团体的聘请，担任古典舞蹈教师，对培养新生一代的舞蹈人才有很大贡献。去年11月间，上海市文化局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在上海举办了一次盛大的“昆剧观摩演出”，北方昆剧演员们组织了北方昆剧代表团参加演出，得到文艺界和南方观众一致的推崇。
目前，文化部准备以这一代表团为基础，成立专门性的北方昆剧艺术研究、表演团体。现在一到代表团看到的尽是兴家立业的气象。只要跨进那个小小庭院，不是听见青年女演员们在和着悠扬的笛声练唱，就是看见小武生们冒着严寒在院子里练习对打。老艺人们有的精神抖擞地在指点着自己的后继者，有的在认真地重温旧曲。老艺人们都表示能和阔别已久的北京观众重新会面很兴奋；他们也为北方昆曲艺术又将重放光采而庆幸。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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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忽视民族语文的根源何在 钦达木尼
在民族自治区，使用民族语文进行工作，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也是少数民族的权利问题。这在我国的宪法里就有着明文规定。可是在内蒙古自治区，至今还有些人借口使用民族语文不符合大多数人的要求，而企图拒绝使用民族语文。在实际工作中也不难发现忽视民族语文的事实。
早在1950年，中共内蒙古区党委就曾和这种忽视民族语文的倾向进行过斗争。1953年，前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又曾发出“关于反对忽视民族语文的倾向及进一步加强民族语文工作”的指示，批判了蒙文落后、说蒙古话是狭隘民族主义等把民族主义和民族语文混为一谈的错误。此后数年来，人们确实不敢公然歧视民族语文了，从而为贯彻党的民族语文政策进一步创造了有利条件，民族语文工作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民族语文的新闻出版事业有了迅速的发展：仅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蒙文书籍就有六百多种，共发行了七百多万册；学校教科书从小学到高中基本上民族语文化了。这一切都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情形。在用民族语文展开了扫盲运动后，民族语文在广大的农牧民群众中也扎下了根，为进一步发展民族语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民族语文的使用情形，也在逐渐地改善着，如教育厅的公文译成蒙文的已达到85％。
尽管在这些方面有着很大的成绩，但忽视民族语文的现象却仍然严重地存在着。下面是内蒙古自治区一级机关使用民族语文的大致情形。
在内蒙古自治区一级机关里，民族语文虽然是通用语文，可是使用情况是不够好的。仅就用蒙文起草的公文来说，在自治区成立后十年来的历史中，恐怕是屈指可数的。当然，在目前要求一切公文都用蒙文起草，是不可能的，是有困难的；但往往有些人拿困难作借口，对一些能够而且必须用蒙文起草的公文，也不用蒙文起草。这就不对了。如果的确不能用蒙文起草，那么用汉文起草之后再译成蒙文，一同发下，这原也是可以的。可是，就是这样作的情况，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据1956年4、5月间的一个调查材料来看，除了带有全区性的会议使用蒙文，一些全区性的文件译成蒙文而外，有许多单位的翻译情况是非常不好的。如交通厅、工业厅、商业厅、物资供应局、对外贸易局、劳动局等单位的公文，根本就没有翻译过。各单位出版的一些带有政策指导性的内部刊物，如工作简报、工作通讯等，看封面好像还有蒙文，翻过来一看，那就很难找到一个蒙文字母。
会议上使用民族语文的情况，虽较过去有好转，但有许多单位，如财政厅、商业厅、林业厅、交通厅、银行、食品公司等，仍然没有使用。有些听不懂汉话的民族干部在开会当中要求回去，有的勉强留下来硬听，结果是一无所获。下面是个例子：锡林郭勒盟食品公司饲养管理科科长劳卜生同志，去年2月和7月间曾两度来呼和浩特参加自治区食品公司召开的畜牧兽医会议。他不懂汉话，看报告人、发言人的举止来猜测说话的内容。因此，会议上解决了哪些问题，布置了哪些工作，他当然弄不清。他很想汇报一下锡林郭勒盟食品公司的情况，于是在第一次会上要求发言，主持会议的王科长对此答复得很干脆：没有翻译，不必发言。这样一来，他的发言权就被剥夺了。他第二次去开会时，把自己花费心血整理出来的几份蒙文材料交给大会。还是那位王科长很不愿意地收下了，理由是区公司没有看得懂蒙文的人。后来劳卜生又向区公司做了一个关于商品牧场和打草场问题的蒙文报告，没过十天，盟公司接到区公司秘书科发来的一份公文说，今后行文尽量少用蒙文或不用蒙文。这一连串的事实，把盟公司难住了，用汉文写报告材料吧，当地蒙古族干部都不会汉文，用蒙文写吧，领导上又不喜欢。这该怎么办呢？像劳卜生一样不懂汉话汉文的蒙古族干部，就是这样在工作中遇到了很大的苦恼。
正因为自治区有这样的一些机关，所以，除了纯牧区的一些盟旗外，其他盟旗（行政区和县就更不用提了）也就对民族语文极端忽视。就以蒙古族人口最多的哲里木盟为例。那里虽然也是民族杂居区，但蒙古族人口却有三十五万之多，在历史上是民族语文，特别是民族民间的诗歌最为发达的地区。按说，人们是有充分的理由来期望该盟广泛地使用民族语文的。可是事实却适得其反，该盟人民委员会今年所发下的公文和有关政策性的重要文件共八十八件，其中只有十九份译成蒙文。更严重的是，盟、旗党委会和青年团、妇联、财经部门所发的公文，从来没有过一件是蒙文的。这里甚至有限制蒙古语文使用的现象。去年9月间在哲里木盟召开的水利会上，有个蒙古族干部用蒙语介绍西部地区的打井经验，竟然被水利局局长阿木古郎同志制止了。库伦旗法院和青年团用蒙文写案件材料和工作总结，被盟的法院和青年团退回，要他们译成汉文后再寄来。这就使库伦旗人民委员会不得不向区、村提出同样的要求。
不使用民族语文的结果是什么呢？下边的事例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民政厅发下的民政统计表，由于没有译成蒙文，呼伦贝尔盟陈巴尔虎旗在公文上用蒙文写上“不懂”二字给退回来了；体育委员会用汉文答复索伦旗人民代表大会“关于要求增加那达慕大会经费”的提案，不但被退回，还被提出抗议。甚至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去年5月15日，呼伦贝尔盟科尔沁右翼前旗乌兰毛都努图克向满洲屯嘎查发出一道紧急通知，命令该嘎查扑火马队二十人于16日六点钟到索伦集齐扑火，结果该嘎查懂汉文的干部不在，把这项紧急工作给耽误了，造成了火灾的蔓延。其他如在过去把镇压反革命理解成“金牙”反革命（即镶有金牙的都是反革命），把爱国公约理解成“瓦窑”等可笑的事情，不胜枚举。
忽视民族语文的后果，还不止是使日常工作遭到损失。更严重的结果是，这引起了少数民族人民的不必要的疑惧，使党的民族政策受到损害。在哲里木盟有好些蒙族高小毕业生，就因为他们不懂汉文，连个记账员都当不上。因此老乡反映说：“学了几年蒙文，白搭了！”这就势必引起这样一个问题：学蒙古语文是否有用？这个问题在蒙汉杂居地区，特别是蒙古族人口所占比重较小的城市里，显得特别严重。有些人觉得民族语文没有发展前途，因而不愿意使自己的子女学习民族语文。不学不用，结果就是忘掉自己的民族语文。如像锡林浩特那样一个被纯牧区所包围的小城市中，还有许多蒙古儿童不会说蒙古话。看到这种现象，有些蒙古人伤心地说：“若再这样长期下去，就全变成汉人了。”有些人则从上述现象得出个不大乐观的结论：内蒙古的蒙古人有两个发展前途，城市人口将来变成汉人，只有牧区的民族语文还能继续一个时期。这给党的民族政策带来了多大的误解，给工作带来了多大的损失！如果这是在过去，那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历代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所采取的就是压迫和同化的政策，而且他们也确实同化了一部分人，使他们忘掉了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字，这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今天还有忘掉自己民族语文的现象，使一部分人感到有被同化的忧虑，这就是不能容忍的了，这和党的民族政策和国家宪法没有一点共同之处。
内蒙古党委不是早就批评了忽视民族语文的倾向吗？是的，是批评了，但有些人对这一批评好像满不在乎。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笑话：哲里木盟食品公司把“食品”二字译成“棺材”，于是就成了“棺材”公司，并把这个牌子挂了出来。后来有人批评了该盟领导上由于忽视民族语文所造成的笑话。可是，该盟盟委书记石光华到内蒙古党委来开会谈到这个批评时说：“关于‘棺材’公司，不忙检讨”。并反问道：那么应该怎样译呢？言下之意，蒙古语汇贫乏，好像贫乏到连“食品”这一语汇都没有似的。又如呼伦贝尔盟科尔沁右翼前旗曾在1955年两次受到报纸的批评，可是据去年上半年的调查，该旗对民族语文的忽视情绪依然如故。
总之，虽然批评了这类人，但并不经常，也不够严厉，反对忽视民族语文的斗争显得不够坚决，所以问题一直拖到如今还是存在着。这也和内蒙古一级机关充满着这种忽视民族语文的倾向有联系：领导上反对了忽视民族语文的倾向，可是反过来自己也很少使用民族语文。这就使得这种倾向长期得不到克服。
忽视民族语文的倾向，归根结底是大汉族主义思想在作祟。这种大汉族主义思想在培养民族干部方面也有其痕迹。内蒙古区培养出来的一些民族干部，除牧区的以外，很少能用民族语文进行工作。民族语文在内蒙古好像是专业干部的事情。甚至有好多民族干部原来有过很好的民族语文知识，可是现在却不用或不能用民族语文进行工作。如锡林郭勒盟盟委的一个书记，在纯牧区工作了好多年，会说蒙古话，可是没有用蒙古话作过一次报告。这种人不只在民族内部非常不得人心，同时也给使用民族语文多造成了一层困难。
为了彻底纠正这一偏向，去年7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加强领导大力开展蒙古族干部的新蒙文学习运动的指示”，并制定了使用与学习蒙古语文的奖励办法。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会宣传部又作出了关于学习新蒙文的同志可以离职突击学习或抽出一定的工作时间来学习的规定。这样一来，蒙古语文的学习运动很快地展开了，现在且已形成了学习新蒙文的热潮。
但是历来的经验证明，学习民族语文的运动，总是前紧后松，开始时轰轰烈烈，到后来就垮台。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下边动，上边不动。为使这次学习运动能始终如一，就必须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应使所有的民族干部，不管他是厅长级还是部长级（现在厅长级还没有学），都尽可能地学会使用民族语文，为民族语文开辟广阔的使用场所。这就首先要求自治机关民族化。内蒙古自治区确实应该把机关民族化当作一个重要的问题来看待，经常加以督促领导，并予以适当地解决。我想，只有这样，忽视民族语文的偏向才能彻底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