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2月10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黑龙江、陕西开展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宣传运动
向广大农民宣传合作制度的优越性
乡社干部增强了办社信心 农民劳动出勤率显著提高
本报讯 以农业合作化优越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宣传运动,正在黑龙江省广大农村逐步地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自省委发出在春节前后广泛开展这一宣传运动的通知以后,各个地委和县委都先后召开会议,提出具体的措施和要求,制定出宣传计划。中共牡丹江地委召开了有县委书记、县委委员、局长、科长等干部参加的电话会议,要求全区在春节前后,组织有党员、团员、干部、宣传员等参加的十五万人的宣传大军,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宣传形式,向广大农民进行深入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地委要求县委书记和县委委员要亲自向群众作报告,全党动手,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做好这次宣传。据合江地区初步统计,仅桦川、集贤、汤原、勃利、富锦五个县,就出动了包括有书记、委员、部长、县长、局长、科长等一百七十二名县级负责干部,六百三十一名乡长、总支书记,向农民作了一千六百八十五次报告。各地、县委在组织负责干部向农民作报告的同时,还组织了包括有县、乡、社干部、党员、青年团员、宣传员、模范社员、民间艺人等大批的宣传骨干。牡丹江、合江两个专区就组织了二十三万多名宣传大军。这一巨大的宣传队伍,分别深入到各农业社,按队、按组、按户地向农民进行了宣传。
据桦川、勃利等五个县的初步统计,已有四十七万农民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教育,占这五个县农民总数的70%。
在这次宣传运动中,大家都重视运用总结合作化的优越性,进行回忆对比,通过真人真事启发群众的教育方法。同时,各种宣传力量都组织起来,宣传方式也多式多样。合江地区已有六百七十二个剧团,开始演出有关合作化内容的节目,有九百一十七名唱地方剧的艺人,参加了宣传活动,二千二百三十七名读报员和五十一名说书的人,也成为宣传中的活动分子。黑板报、广播、幻灯、图片展览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宣传形式都利用了。旅馆、饭店、大车店以及一些群众集会的场所,还设立了宣传站,向广大群众进行深入人心的宣传活动。
根据几个地区和一些县的反映,这次宣传运动已经收到了初步的效果。广大干部和群众已增强了办社信心;有些乡、社干部打消了换班的思想,他们正确地认识了办高级社一年来的成绩和问题,正在积极地领导社员投入生产和各项工作。汤原县新胜社在开展宣传运动以后,劳动出勤率由以前的70%提高到90%以上。富锦县运送公粮和购粮的大车数激增,上月25日每天只有几百辆车送粮,现在每天有一千八百多辆车。许多农民反映:原来我们走的这条道没有错,是一条光明的大道。汤原县向阳乡农民听到宣传以后,有些原来要搬家退社的,现在也不搬家,不退社了,有一些单干农民也加入了合作社。  
   (马健)
本报讯 据陕西日报报道:最近,陕西省农村已经展开声势浩大的政治宣传,这个运动正在逐步深入。
在春节前,各地宣传人员已开始深入农村进行宣传活动。关中地区四十多县、市和榆林、安康等专区各县的宣传员已陆续深入农村,向农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延安、黄龙、子长和汉中专区的凤县、南郑等十六县的宣传员正在开始向群众宣传国际形势和高级社优越性。沔县组织了报告团,分点包乡作系统的巡回报告,同时以社为单位,组织有代表性的人物,用现身说法的办法宣传合作化的好处。全省组织的近百万名宣传员,其中有许多是各地党、政机关的负责人和理论水平较高,而且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
各地在深入展开宣传以前都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各地宣传的内容都是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和特点决定的。延安专区许多县的宣传员除向群众宣传高级社的优越性外,还将向农民进行有关继续发扬老革命根据地的革命传统和保持艰苦朴素作风的教育。南郑县将通过展览1956年全县农业增产成绩的图片和实物,向农民宣传高级社的优越性。渭南县通过总结各区、乡、社1956年增产和增加收入的事实,向社员和社干部进行“四比”教育,即比增产、比高级社的优越性、比爱国和社干部同社员的团结,同时还向社干部和社员进行民主办社的教育。
陕西省大规模向农民群众开展政治思想宣传教育工作,从今年1月中旬开始,将进行一个月的时间。中共陕西省委要求各地通过这次大规模的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启发和增强农民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提高生产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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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新事

农村新事
百岁老人的幸福晚年
福建省平和县坂仔乡团结农业社社员蔡爱,今年已经一百零八岁了。这位百岁老人,自从1888年她的丈夫、儿女去世以后,就是一个人过着孤苦的生活。八年前(一百岁的时候)她还拿着锄头到田里去巡水放水。解放以后,这位老人受到了党、政府和人民的尊敬和照顾。在去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当地农业社吸收了她入社。不久前,这位“百岁老人”开始享受了“五保”待遇,社里每月给她大米三十斤、菜钱两元五角,衣服一年两套,柴炭要多少有多少;还指定了生产小队长赖振宗替她送米、买菜、油、盐,她的侄孙女林乌枣替她挑水。从此,这位已经丧失了劳动力、常年过着孤苦生活的老人,不再是孤苦的了,而可以安度晚年,不再愁吃愁穿了。     ·孙德籼·
赵大娘的心事
去年12月25日这一天,山东莱西县旺城乡火光农业社的社员在紧张地劳动着。第十四队的赵仁芳老大娘,因眼睛看不清东西,不能参加社的集体劳动,便自己坐在炕上,盘算着入了高级社以后,玉米、稻谷、黍子……样样都分了个齐全。这有多好啊……。
突然,仁芳大娘又想起了多日闷在心里的一件心事。她越想越难受,总觉着对不起社,对不起大伙。于是她便跑到了生产队长李仁训的家里,上气不接下气地向队长说出了自己的心事。
原来是这样一回事:在11月间,社里为了及时交足公粮,便让社员们家家户户一齐剥花生。仁芳大娘也剥了一百斤。她老伴李保欣看到又肥又胖的颗粒饱满的花生,就把大粒的拣出十斤,另外添上了十斤小粒的。仁芳大娘当时虽劝阻他,但也没管用。
仁芳大娘说完后松了口气,并告诉队长说:“我和您说了,您可以教育他,永远不要这样了,我也好放心。”
     ·彦臻、德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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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明是非,正视听 黄向青
去年秋收后,在陆续传来增产、丰收的喜讯中,广东省新会县农村里却弥漫着一股不对劲的空气,概括说来就是:群众情绪不高,干部劲头不大,合作化初期的那股子热情感觉不到了。怎样在合作化第一年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似乎失去了明确的方向。
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合作化坏了事呢?
事实作了恰恰相反的答案:一年来农业合作制度在新会县显示了极大的优越性,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
去年这个县虽然受过旱灾,但全县平均每亩水稻产量达到六百六十斤,比前年增加四十到五十斤,比1950年的平均每亩三百三十斤,恰好增加了一倍。全县的经济作物,除柑桔因旱和缺乏肥料稍为减产外,其他果树、蚕桑、渔塘都略有增产。批判了生产单一化的倾向以后,去年下半年各种副业生产大大发展,生猪已恢复到十三万头(平均每个社一百头以上),母鸭发展到十四万多只,都已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而菜鸭则发展到二百多万只,超过了历史上最高水平的五倍多。全县一千二百多个社,有90%增产了。全县95%的社员增加收入。许多社员增加收入的比例是很大的,高的达到一倍至两倍。如梅北一社前年每户收入三百一十元,去年是六百六十元,增加一倍多;那大一社前年平均每户收入三百九十九元,去年是七百二十元,增加80%以上。全县有一半左右的增产社社员收入已经赶上或超过了原来上中农的水平。
我亲眼看到的一些农业社的具体情况,基本上同上面说的情况相符合。以周群乡农业社来说吧:这个社去年稻谷增产29%,塘鱼增产33.3%,桑增产20%,蚕茧、猪、鸭子都增加了。全社各项收入合计四十四万多元,除成本外纯收入达到三十一万八千多元;每个劳动日分得一元六角五;每户平均收入四百零六元(家庭副业在内)。另外,全社的公共积累,按户平均每户有一百零八元。全社六百九十六户,98.5%增加了收入。去年才入社的十户富裕中农,一户收入同前年一样,九户都增加了收入;有十二户原是富农的户也全部增收。贫农社员谢光好,前年收入二百三十二元,去年收入五百四十六元,增加135%。全社的生产水平超过了原来富裕中农的水平。三十一户“五保”户,去年得到照顾的补助金就有一千四百四十元,每人平均四十六元多;困难户四十六户也得到了九百八十元的照顾,增加了收入。
合作社发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全县在合作化高潮中未入社的七千多户单干农民,有五千六百户入社了;全县入社农户从96%增加到99%。
既然这样,为什么却出现了群众情绪不高、干部劲头不大的奇怪现象呢?县委研究分析后,认为有这样一些原因:首先是因为放弃了政治工作,农村中缺乏社会主义教育,干部群众日日夜夜埋头在劳动和会议里面,看不到或没有全面地看到一年来合作化的巨大成就。其次,下半年着重检查和批判主观主义、强迫命令和官僚主义作风的时候,对成绩肯定的不够,是非界限没有划清,以致在干部中产生了因噎废食、放任自流、不敢大胆领导的倾向。加以合作社里确实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问题,一些落后分子或有不满情绪的社员,把缺点和问题加以渲染和宣扬,就使一部分群众在许多问题上分不清是非了。例如有些人把入社前生产总收入和入社后实收入比较而吵闹“减少了收入”;有些人把自然灾害同社的缺点混淆起来,说合作社并没有什么优越性。其实,这些都是误解。
为了明是非正视听,县委已经在全县范围内结合整社,用社社总结、户户算帐等方法来发扬成绩、坚定信心,使整个农村工作继续向前推进,首先是使今年的春耕工作做得比去年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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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合作化带来的幸福
左:河北省邯郸市朝阳农业社有二十四户原是无依无靠的老人、孩子,除农业社每年给他们每人八十元的生活费用外,还受到多方面的照顾。魏老大娘已经七十多岁了,青年女社员们经常来帮助她缝缝补补。      李棫摄(新华社稿)
左下: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勤奋农业社在去年春季由勤俭、奋斗两个初级社合并转为高级社后,秋季获得丰收。平均每亩产粮六百斤,比1955年增产近50%;加上十三万多元的副业收入,全社一百四十二户中,过去有缺粮户二十六户,现在已没有一户缺粮了,增产户达到92%以上。社员们的生活较合作化前普遍提高。
甘应福(左)和甘礼祖两兄弟原是无依无靠的孩子。现在他们受到农业社的很好照顾。
新华社记者  郝常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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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来函更正
去年12月14日第三版发表的我所写的“我们在大自然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一稿,有严重失实的地方。去年甘肃全省粮食实际增产三十亿二千万斤,棉花增产近十万担,扩大灌溉面积四百三十四万亩;而我在稿中写的是粮食增产三十三亿三千万斤,棉花增产二十四万担,扩大灌溉面积五百三十万亩。
我写这篇稿件的时候引述的数字是9月份甘肃省的一个单位初步估计出来的。在我写稿的时候,实际增产的数目字已经计算出来了,我却没有加以核对。这说明了我在工作上缺乏应有的责任心。我十分感激并完全接受中共甘肃省委农村工作部负责同志对这篇稿件提出的意见和批评,并决心在今后工作中防止类似错误的发生。  康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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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苏江宁县江宁农业社
宣传优越性时不掩饰工作缺点
力求解决社员提出的实际问题
本报讯 江苏省江宁县江宁农业社在向社员进行宣传农业合作化优越性的同时,积极采取措施,解决社内存在的突出问题。
这个社在宣传农业合作化优越性的过程当中,虽然社员的认识有了显著提高,但是,他们看到社内存在的问题没有及时解决仍有意见。为此,社里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一方面由社干部实事求是地检讨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解决社员提出的突出问题。如增产队收入比减产队低的问题,管理委员会研究以后,决定把减产队去年没有做的工分和没有花的成本费合理扣减,做到了队与队之间收入合理。关于困难户的照顾问题,经社干部深入检查后,发现有的不需要照顾但照顾了,有的应该照顾但未得到照顾。于是通过社员民主讨论评议,作了纠正。对不应当照顾的户,决定让他们退还社内照顾的款子,或在夏季预支中扣除。现在社里真正困难的二十八户社员,都得到了社里的帮助。原来社里经营的十六个鱼塘,也分别交给生产队经营。社里还根据社员意见公布了财务账目。自从社里解决了这些突出问题后,社员生产情绪都很高。社员曹启富看见干部认真纠正了缺点,又负责地解决了问题,现在他天天和其他社员一起上山造林。社的冬季生产也推向了高潮,全社五百七十多个劳动力,每天出勤的有五百四十多人。社里一千一百多亩小麦,有三分之二以上施了追肥,一百四十多亩油菜已全部追了一次到两次肥;二千三百多亩田的排水沟也全部清理了一次。目前,社员正热烈地开展积肥竞赛,在短短的几天内,已挑塘泥六百二十多担,积杂粪一万七千多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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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史美彤回社说明了什么
刘柏枫
新湖南报不久以前登了一篇题目叫“史美彤为何要入社”的文章。大意是说:去年秋季,一个名叫史美彤的农民在退社两年之后又回到合作社里来了。有些农民因为在社外单干收入比不上合作社而重新入社,这本来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史美彤的回社却有些不平常,他是在自己的田的单位面积产量比合作社的还高的情况下重新入社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湖南永兴县和平乡农民史美彤,是在1953年冬季参加和平农业社的。他有几亩肥沃的田,龙塘水库的水就在他的田边流过。他认为自己的好田同别人的坏田混在一起会吃亏,于是在1954年冬季退出了农业社。和平农业社转为高级社的时候,有人动员他入社,他的回答是:“好马不吃回头草!”
去年,他的田每亩收了七百斤谷子,比农业社每亩平均产量多八十斤,比他自己前年的产量高一百斤。他的收入和农业社一般社员的收入不相上下,比有些社员甚至还要多。这样的收成是怎样得来的呢?他自己最清楚。
去年一年里,史美彤在生产上是忧虑多端的。秧插下了,没有石灰下田,农业社帮助他解决了石灰的困难。不久,田里又起了钻心虫。史美彤扎起裤脚在田里捉了三天,还是捉不尽。正在危急的时候,农业社搬来了大型高压喷雾器,用“六六六”药剂杀虫,史美彤田里的禾苗才得救。7月间,旱灾又来了。一旱就是两三个月,史美彤的田光靠龙塘水库的水抗旱已经不济事了。合作社架起三十多架水车,车头接车尾地把三里外的水车进了田里;而史美彤每天却历尽千辛万苦往田里车“搬家水”,在高处的田就只好靠挑水灌溉。有一丘在高处的小田,还是靠从农业社的养鱼塘里车了一点水才把禾苗救活。这一年中,缺肥、虫灾、旱灾……,三灾六难教育了史美彤。他感慨地说:“这一年,我人虽没有入社,田可真是入社了;要是没有合作社的帮助,哪能得到这样的收成呢!”因此,一到秋收后,史美彤就把自己的土地证和入社申请书交给了和平农业社管委会,坚决要求入社。
这个故事令人感动,也发人深思。它生动地说明了两个问题:应该怎样衡量合作社的优越性?合作社应该怎样对待社外农民?
去年,有些地区的农业社,由于受了自然灾害或是办社工作中有缺点而减产了,有少数的社员(主要是一些比较富裕的农民)减少了一些收入。于是,议论纷纷:有的说,合作社没有优越性;有的说,合作社不如单干强。有的农村基层干部和社干部甚至不敢再向群众宣传合作社的优越性。这些人所以会发生动摇,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缺乏全面深入的观察和实事求是的分析。合作社的优越性,不能机械地单纯从某一个时期的产量数字上来比较。史美彤的田去年的单位面积产量超过了和平农业社,我们能根据这一点就说和平农业社的集体经营没有优越性,而史美彤单干倒是有优越性吗?史美彤没有这样去看问题,相反,他完全懂得他的肥沃的田所以能够多产一点粮食,那是农业社帮助的结果。一切真正尊重事实的人也都不会这样去看问题。在评价合作社的优越性的时候,我们必须全面地分析各方面的具体条件,而不能只笼统地从某一个时期的产量数字出发;必须以大量存在的事实为根据,而不能以带偶然性的个别事实为根据。
应该怎样对待社外农民,特别是入社后又退社的单干农民?有些社干部和社员对待社外农民采取了歧视、打击的态度,给他们扣上“落后”和“资本主义思想”的帽子,向他们发出“现在退社永远不许入社”的威吓,在经济上侵犯他们的利益(例如为了使社里的土地连片,就调换给他们坏地、远地)。这样,就使这些单干农民在感情上更远离社会主义了。和平农业社对待退社农民史美彤,却没有采取这样的错误态度,而是采取了热情关怀和帮助的态度。在严重的抗灾斗争中,和平农业社没有丢掉正在社外单干的史美彤,在每次危急的关头,向他伸出了友谊援助的手,帮助他得到了丰收;而史美彤也终于重新回到了合作社里来。这个事实又一次告诉了我们,在对待社外农民的问题上,究竟什么态度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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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能这样“整” 本报记者 古维进
初冬的一个晚上,黄陂县环城乡工作组长杨同志领导群光农业社第三生产队开整社会议。
提起整社,杨同志心里有一个底,那就是发扬民主,让群众对干部提意见,改进领导;至于总结工作,肯定干部的成绩,那是次要的。干部做好工作,取得成绩,有什么值得夸耀呢!何况工作有了成绩,基本上还是离不开党的领导,政府的扶持和群众的努力。
约莫七点钟,社员陆续地来到会议室。从社员们兴奋的神情看来,杨同志知道会前的准备工作是成功的。会前,杨同志听到社员对干部提意见有三怕:一、怕报复;二、怕情面难堪;三、怕说了不改。他坚决给群众撑腰,提出了三保证:一、保证干部不把意见放在心里;二、保证干部不报复;三、保证干部改正缺点,做好工作。此外,他还耐心地培养了一批提意见的典型发言人。他相信这次会议会开得很好。
社员把会议室挤得满满的,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生产队长姜正洪的身上。一些社员七嘴八舌地给他提意见了:
“八月间,白天的活儿够紧啦,可是,晚上你还派工车水、割谷、扯秧、犁田,简直是不顾人们的死活。”
“你是想一年做完两年的活呢,跟你一块干下去,非短寿不可!”
“耕作质量差一点点,就要扣除工分,未免卡得太死了。”
“有些人不愿意推广药剂拌种,你就用‘赔产’来威胁,这是什么作风!”
姜正洪的长脸孔升起红潮,心里在和人争辩着:这是些什么意见呢?比方说,八月间连夜派工做活,那是为了抢种中稻;对耕作质量不好的扣工分,那是管理委员会的制度。他心里很不服气,想站起来发言了,恰好副队长李大成代他说了话:
“提意见要得,可是,要实事求是,不要片面!”
“那就算了,不提了。”有几个社员把手一挥说。
会场变得静悄悄了。
杨同志非常焦急。他霍地立起来,瞪了李大成和姜正洪一眼,严正地说:
“为了发扬民主,调动群众的积极因素,每一个干部都要有冷静的头脑,倾听群众的意见!”接着,把脸转向社员说:“现在是民主办社,大家当家作主,有意见不要放在心里,大胆提出来吧,越提越亲热。”
于是,平日对姜正洪有点不满的社员,一个接着一个的提了三四个钟头的意见。
轮到姜正洪发言了。他高高的个子,宽阔的肩膀斜倚在门上。杨同志向他瞟了一眼,连忙说:
“要冷静、冷静,不准反驳!”
血猛然涌上了姜正洪的脸颊,但是他压抑了自己,低声说:
“大家提的意见都很对!一年来我对大家有许多压迫,我的作风有问题,今后需要改正……”
散会以后,社员三五成群地说着笑着向灯光闪动的屋子走去。姜正洪一个人在后头慢慢地走着,他头昏脑胀,心里闷沉沉。
夜是这样的寂静。姜正洪默默地走着,想起了一年来自己领导生产的情形:春荒期间,社员没有吃喝不出工,他领导社员搞副业生产,开展互借互济;春耕生产开始了,他带头推广浸种拌种和合式秧田;天旱了,粳稻生了虫,他带头车水抗旱、除虫;为了改进管理工作,他创造了联户包工等经验……现在秋收结束,平均亩产粮食一千零二十一斤,平均每户收入四百三十元,比前年增加收入一倍多。——一年来做了这许多工作,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可是,人们为什么提都不提呢?为什么单单给自己提了一大堆意见呢?
姜正洪躺在床上,翻来复去地睡不着。眼睛凝视着窗外黑漆的天空,想着当队长的情景:每天晚上,记工、排工,搞到半夜才睡觉;队里不好干的活,总是自己带头干;落雨天,别人呆在家里,自己要去看秧水;下雪天,别人不出门,自己要去检查五保户和耕牛。任务完不成,管理委员会要批评;为了完成任务,抓得紧一点,群众就提意见。真是两头拦住水,中间淹死人。唉,这样的队长干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呢!
姜正洪虽然这样想了一夜,天亮的时候,还是照常去工作。但是工作不好做了。他派社员去麦田清沟排水,他们神气地说:“现在是民主办社,我们干不干,你莫操心。”派姜正兴去修整车子零件,他摇头说:“现在大家当家作主,去不去,由我喜欢。”姜正洪感到脸孔一阵热辣辣的。他知道社员这样做是违反劳动纪律,应该批评,但是,敢批评吗?不!如今是“黄泥巴落到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是非不分)”,还是少说几句吧。
从这一天起,姜正洪不大过问队里的工作了。他打算在分配决算以后,不当生产队长了。
生产队缺乏领导,出了许多问题。有些谷子没有打净就了事,城里的粪没有人去挑,麦田没有清沟排水,有些人白天不干活,夜里抹牌、打扑克,社员出勤率降到40%……。×××
自从那天晚上开过整社会议以后,杨同志正想把经验加以总结,忽然听到妇女队长方年年谈到姜正洪和他的生产队发生了许多问题,当下吃了一惊。他想,这个社是中共黄陂县委的重点社,这个队1956年的生产成绩在全社最好,荣获了模范队的称号。可是,现在搞成这个样子。怎么办呢?随后他又想到姜正洪这个人:土地改革时期的积极分子,经过多少斗争锻炼,现在为什么群众提了点意见就受不了呢?他想找姜正洪谈话,恰好中共黄陂县委书记高起才等来了。听了高书记的谈话,杨同志才明了自己的整社方法不对头——不能片面的发动群众给干部提意见,要肯定干部一年来的工作成绩,要划清是非界限……。
第二天,杨同志找姜正洪谈话,姜正洪紧皱着眉,以为杨同志又要批评他了。但是,杨同志诚恳地检讨了上次整社会议的偏差,肯定了他一年来领导生产的成绩,指出他在工作上有些缺点是和管理委员会领导上的弱点分不开的。他说:社员埋怨活路做得太紧,不完全是你的责任,是管理委员会事前计划不周,事后又要限期完成;社员没有零钱用,不是你没有板眼,是社里的财务制度定得太死。……姜正洪听到这里,舒展眉头,亲热地?了?眼睛。杨同志继续说:
“当然,你自己在工作上……”
“我自己也有缺点。”姜正洪截住说:“我脾气急燥,态度生硬。比方,我是嘴里含着饭就上地的,看见别人出工慢一些,就掉下脸把人批评一顿;有时妇女有特殊问题,也逼着非出工不可;有的人不愿推广新技术,我就用‘赔产’作威胁,实际上是变相的强迫命令!”他顿了顿,又说:“以前我认为自己是忠心耿耿为了工作,没得缺点,这回大家给我提了意见,才明白过来了。”
他们愉快地结束了谈话。当杨同志深入到社员中的时候,只听得许多勤劳的社员对当前生产陷于停顿状态议论纷纷:
“从前一个劳力一天做九分工,现在只做了四五分工。哼!这样下去瞅着吧……”
“少出工,清闲倒是清闲,可是,生产成问题了。”
“这样下去保险减产,一户休想分到四五百元了!”
“杨同志,应该赶快解决这个问题。”
有的社员还给杨同志说出了心里话:
“给队长提意见要得,就是过火了一些。”
“队长派活紧,那是为了大家多挣工分;要不,今年每个劳动力哪能做到二百八十个劳动日。”
“说实话,今年成了模范队,多亏队长的领导。队长真是退不得呀!”
听了这些话,杨同志心中很懊悔,难过。杨同志从这件事中接受了教训,他也向社员进行了“全面看干部的教育。当社员们讨论姜正洪一年来在生产中的作用的时候,大家给他作的总结是“九多”:渡荒办法多,副业搞得多,带头劳动多,推广新式技术多,基本建设多,发动群众多,熬夜多,操心多,领导增产多。
社员代表大会选举姜正洪为副主任。
姜正洪又积极起来了。他和社员一起研究了加强劳动纪律的问题,研究了改进过去派活不民主的办法;他又领导着社员恢复了一度停顿的冬季生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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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进行了大规模的“爱国爱社爱劳动”教育
内江农村出现勤俭生产的风气
本报讯 四川内江专区去年绝大多数农业社都增加了收入,社员走合作化的道路更加坚定。但部分农民产生了不关心社内生产,相互比较吃穿的现象。去年11月份起中共内江地区各级党委先后组织了四十万人的宣传大军,展开一个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从总结和宣传农业社的优越性入手,对社员进行了一次深入的爱国爱社爱劳动的教育,并着重解决了开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关系,反对大吃大喝,反对铺张浪费,提倡增产节约,勤俭办社。各个农业社也表扬了大批的先进生产者和勤俭持家的社员,再加下乡干部艰苦朴素与农民同甘共苦的实际行动,整个农村风气为之一变。内江县全安乡新元社去年增产很多,社员有段时间过分讲究吃穿,放松了生产,掉到全乡的后面。随后社员们认识到这样做不对,便急起直追,男的不再无事赶场,女的也把筹办春节的事务推到晚上做,白天多出工,连放假回家的学生也全部出工生产。这样他们终于赶到了全乡的前面。
这种新风尚,在各地的初级市场上也显露出来,虽然在旧历年关,市场上耕牛、生猪、农具、肥料的交易反而较前活跃,大吃大喝的现象减少了。同时全区有四千多个农业社,宣布不向国家贷款,他们依靠社员投资解决今年扩大生产时资金不足的困难。全区在一个月内,社员向社自报投资六百九十多万元,已缴纳的现金有三百多万元。内江、仁寿等县农民自报的投资几次都突破原订计划,投资面达到6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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