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关于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问题 关锋
冯友兰先生在“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贺麟先生在“对于哲学史研究中两个争论问题的意见”文中指出：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不但有互相斗争的一面，而且有互相渗透，即统一的一面。如果承认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这种看法当然是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就认为：一切矛盾着的对立面具有相对的统一性。但是，问题的实质在于作为两种根本对立的宇宙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怎样相互斗争，怎样相互渗透（怎样统一）的。冯先生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而没有明确的回答；贺麟先生的文章却作出了比较明确和直接的回答。所以我这篇文章，主要地是讨论贺先生的意见的。
（一）
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不同于政治斗争，更不同于战争，这是不言而喻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就其本身来说是思想斗争，斗争的方式是说理。贺先生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没有通过战争杀人的方式”，“哲学战线……远处在后方，远处在大炮射程之外，也不是飞机轰炸的目标。”对这，是没有相反的意见的。但是，由此应该得出什么结论来呢？我想，人们不能够根据这一点而得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并不尖锐的结论。
贺先生指出中外哲学史上若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者是很好的朋友，他们之间的争论是朋友之间的争论。这是事实。在现代也不难找到这样的例子。我们跟在政治上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社会主义建设的唯心主义者，不也是作朋友吗？但是，这个事实到底说明了什么呢？是否说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并不尖锐呢？作为思想体系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否也是“朋友”般的关系呢？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成为朋友的呢？
历史上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作朋友，当然有些偶然的因素，如师生、亲戚、世交等；但最基本的却是他们的政治立场大体一致，或是在当前最迫切的政治问题上意见大体一致，或是他们暂时还没有根据他们的哲学观点作出直接的政治结论。假设张载竟作出推翻宋朝统治的政治结论，他和二程也就作不成朋友，表叔侄的关系也就不算什么了。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通常是密切联系的；但并不排斥在一定条件下，一个思想家的哲学观点和他自己的政治观点相矛盾，也不排斥他还没有根据自己的哲学观点作出政治行动的结论。因此，在一定条件下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是可以作朋友的。但是，哲学毕竟不是超政治的，这样或那样的哲学观点归根到底总是直接或间接支持一定的政治观点的。政治对于哲学斗争也不是漠不关心的。所以哲学斗争和政治斗争常常联系起来。梁武帝为什么用“敕答臣下神灭论”的诏书来解决有神论和无神论的争论？这就是因为，无神论自身——就是还没有作出政治上的结论，对于反动统治者说来也是一种间接的但是极严重的威胁。而哲学斗争一涉及到现实政治问题，就很激烈，甚至很残酷了。我们在历史上可以找到许多反动统治者残酷地迫害唯物主义思想家的事实、唯物主义者跟唯心主义者成为政治上敌人的事实；这并不比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作朋友的事实更少些。无论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作朋友的事实，他们成为政治上的敌人的事实，都不能说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实质。如果根据后者，就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和政治斗争直接等同，当然是错误的。同样，用前者来掩盖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敌对性和它们之间的斗争的尖锐性，也是极端错误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敌对性、它们之间的斗争的尖锐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根本原则上是完全相反的。它们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当然不是人的死活）、“我立你倒”，没有妥协的余地。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妥协了，那是意味着一方放弃了自己的思想原则，向对方的思想原则投降。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都是要从根本上摧垮对方，问题的提出和辩难是作为哲学体系的存在权利问题，而不是枝节问题，不是“你稍微修正一下，我们就完全一致了、可以妥协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争论的问题哪一个不是这样尖锐呢？如物质和精神谁是第一性的、有无客观规律、认识的路线问题等等，不管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谁要是稍微让步，就会是背叛自己的哲学观点，而向对方投降。而这一派唯心主义和那一派唯心主义的斗争就不是这样。在特定条件下他们的斗争可能是很激烈的、甚至是残酷的，如窦太后不能容辕固生，光武对于以“儒家之义”反对图谶的人也要砍头；这是由于政治的关系。而唯心主义这一派和那一派在思想原则上是可以妥协的；妥协了并不意味着谁放弃了自己的根本哲学观点。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敌对的，其界限是分明的，斗争是尖锐的、没有妥协余地的。我们研究它们的相互渗透时必须坚持这个原则，否则就会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
（二）
贺先生的文章，在字面上没有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不是敌对的，其斗争是不尖锐的。但是，按着贺先生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怎样相互渗透的回答，却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
（一）贺先生说：“晚出的唯心主义往往也吸收了一些唯物主义的原则”。这是可能的吗？以下两种情况倒是常有的：一种情况是晚出的唯心主义者受了先行的唯物主义的影响，采取了个别的唯物主义原则。但在他的体系中是自相矛盾、犹如水火，唯心主义自是唯心主义，唯物主义自是唯物主义，哲学史家把它剖析出来还是红白分明的。再一种情况是，唯心主义者把唯物主义的某些原则加以歪曲，变成唯心主义的东西，如汉代神学家之对于上古的五行说。可是这两种情况都不能叫做唯心主义吸收唯物主义的原则。这两种思想不仅在一部著作里，就是在一个人的头脑里也要“打架”，而不能和平共居、唯物唯心不分的。按贺先生这个观点推论下去，必然认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在原则上有相同的东西（这里如果指的某些哲学家或某些哲学著作，当然是可能的；可是贺先生指的是唯物主义跟唯心主义）。贺先生正是这样看的。
（二）贺先生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吸收对方与自己相同的部分来反对对方与自己相异的部分”，并说这是“哲学史矛盾发展的必然过程”，还举例说：“马克思利用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来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照这样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相同的部分是辩证法；相异的部分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但是在黑格尔那里并不是一个口袋里装着辩证法，一个口袋里装着唯心主义，因而我们可以从他左边口袋里拿来辩证法反对他右边口袋里的唯心主义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和他的唯心主义是结合在一起的。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反对不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马克思摧垮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才救出了辩证法；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加以彻底地唯物主义改造，才丰富了唯物主义。这个改造不是量变，而是质变。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绝不是一个东西。我们不能指望唯心主义体系中有这样的东西：它天然地和唯物主义完全相同，以致用不着改造，只消把它拿过来就行了。唯心主义又怎样从唯物主义中吸收和它相同的那一部分呢？如果说的不是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而是说的唯物主义，那末唯物主义中是不能有与唯心主义相同的东西的。某个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有唯心主义思想可资唯心主义利用，那是另外一回事。唯心主义作为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作为唯物主义，是红白分明，不能有什么相同的东西的。贺先生不同意有与唯心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著作相区别的唯心主义“一般”（贺先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的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然而，唯心主义“一般”却是一个科学的抽象，它的实质在于主张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概念的。如果说唯物主义中有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中有唯物主义，那它们还有什么严格的界限呢？
（三）贺先生在座谈会上还说：“不能认为唯物主义绝对正确，唯心主义绝对错误。”这种说法只能混淆唯物主义跟唯心主义、正确跟错误的界限。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体系不是绝对正确，当然是不对的，然而它的错误处却正在于不能把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底。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穷尽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是绝对真理。但是，它的根本原则却是不会为将来的任何情况所改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绝对正确的。某些唯心主义的著作可能有某些观点不自觉地正确的反映了客观实在；但是却不是说唯心主义错误的断语也有相对性。难道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不是绝对正确吗？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不是绝对错误吗？
（四）贺先生把唯心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假定为“二把手”和“大把手”的关系，于是引出结论说：“唯物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有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关系，不是红与白的关系。”我看这就直截了当地否认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马克思和黑格尔是“青”“蓝”关系还是“红”“白”关系？恐怕只能说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就是王夫之经过程朱而否定了程朱，也不能说程朱是“蓝”，而王夫之是“青”。唯物主义者曾经作过唯心主义者的学生，而他终于成了唯物主义者，就表示他抛弃了他的老师，背叛了唯心主义原则。当然也不是白白作过唯心主义者的学生的，如果他的老师的哲学有“合理的内核”，是可能加以改造而“吸收”来丰富唯物主义的；另一方面他因为“从旧垒中来”，也更能“反戈一击”、打中唯心主义的要害。照贺麟先生的意见，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在原则立场上并不是敌对的，不过“深”一点、“浅”一点罢了。那还有什么界限呢？慢说“师生”之间，就是一个思想家从唯心主义转变成唯物主义者，也是一个根本的思想革命，绝不是修补修补就能成功的。新我和旧我，如果用颜色来说，是两种绝然相反的色调；这个转变绝不是“出蓝入青”。贺先生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议论，正是和他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并没有严格、分明的界限的观点一脉相通的。
（五）冯友兰先生的文章只是谈论历史上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关系，而不谈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的敌对性；他得出的结论是：“正因为唯心主义中也有其‘合理的内核’，所以它能在与唯物主义的对立中，除矛盾和互相排斥之外，还可以有统一或同一底一面。”这就是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所以具有统一性，就是因为唯心主义有合理的内核。而冯先生又认为唯物主义和一切唯心主义都有统一性（也不能不这样认为），那末就是一切唯心主义体系都有“合理内核”了。这是错误的。两汉天人感应的神学宇宙观有什么“合理的内核”呢？蒋介石的力行哲学有什么“合理的内核”呢？“合理内核”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说的。固然历史上还有些唯心主义体系内包含有辩证法，尽管其“合理内核”较之黑格尔小得多，但究竟是“合理的内核”；除了辩证法以外，某些唯心主义体系中是否还有别的“合理内核”也还可以研究。但是却不可以把它推广于所有唯心主义。列宁在揭露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时写道：“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过分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神化了的绝对。”这些“方面”、“部分”在其“适当”的地位上是合理的片段知识材料；如果这些“部分”、“方面”是某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家首先看到的，那末他对于人类的认识也是有贡献的。但是唯心主义所以是唯心主义，乃是在于它是“……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神化了的绝对”；那些“方面”、“部分”已不再是那些“方面”、“部分”。例如相对主义之所以是相对主义，就是因为它是绝对的相对，而不能说其中包含着辩证的相对观点——就是像黑格尔的辩证法那样倒立着的也罢。
认为一切唯心主义都有合理内核，这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所以能够统一的根本所在，那就必然夸大了唯物主义从唯心主义那里“吸收”有用的东西这一方面，从而歪曲了它们之间的统一性。
贺先生和冯先生一般地谈继承哲学遗产，而不分唯物和唯心，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和他们在不同的程度上否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鲜明界限、敌对性有着有机联系的。
（三）
根本敌对的、尖锐斗争着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为什么是统一的？怎样统一的？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所以能够是统一的，首先在于它们的对象是一个，即：宇宙，对宇宙的本质作最一般的研究。有人认为唯物主义有特殊的研究对象，这是不对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不在于它们的研究对象不是一个；而在于对同一个对象作出绝对相反的解释。如果对象不同，你说你的东，我说我的西，“风马牛不相及”，那就既没有统一性，也没有斗争性。其次，每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每一个民族的哲学——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受着同一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和科学水平的制约以及前代哲学斗争的影响；它们在对同一个对象——宇宙作最一般的研究中，所着重的侧面、所提出的主要问题，即研究的中心课题，从实质上看也是大体一致的。因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和相互渗透便具体地发生了。
下面谈谈它们是怎样相互渗透，即统一的。
最根本的是它们相互刺激、相互推移，或者用比喻来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魔’高一丈，‘道’高十丈……。”（当然这里是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的哲学史）这种情形大致表现为以下两种形式：一种是互相驳难，刺激对方发展和深化自己的论点。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唯心主义是唯物主义的思想敌人，又是唯物主义的“老师”。另一种形式是：在特定历史阶段上唯物主义否定唯心主义或是唯心主义否定唯物主义，迫使对方采取新的形态，推移到新的阶段。这在中国哲学史上特别复杂，中古时期的哲学就这样不断地反复和推移而向前发展的（当然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哲学发展的最后动力就在这里）。例如从两汉到南北朝这个时期。两汉的唯心主义形态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体系。在这个宇宙观形成过程中也孕育了和它相反的东西，刺激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完成了一个以批判天人感应为特征的无神论的宇宙。它较之先秦的唯物主义学说是一个新的形态、前进了一步。天人感应的神学被王充从理论上摧垮了；而农民战争的风暴则在实践上剥夺了它的存在权力。汉光武“宣布图谶于天下”；而到了刘宋则凡是与谶讳有涉的书都要焚烧了。这就是说，理论的斗争和实践的发展迫使唯心主义不得不采取新的形态。到南北朝以佛教姿态出现的、以形谢神不灭为特征的唯心主义新形态出现了。它对形神关系的讨论展开了、深入了；虽然它的回答是错误的。而这种情形又刺激了唯物主义的发展。唯物主义的新的形态——范缜的“神灭论”就是在形神关系的争论中产生的。没有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对形神关系的争论，就难以有范缜的“利之刃”（神形关系）的天才命题出现。上述这种情形，在哲学的发展史上是普遍的。可以说哲学的史的发展，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互相刺激、互相推移，以致各从旧形态到新形态的转化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包含着互相“批判”地“改造”（从唯心主义方面说叫做歪曲更恰当一些）对方所提供的知识以丰富自己或改变自己的形态的一面。从唯物主义方面说来，就是批判地吸收唯心主义体系中包含的合理内核（如果有的话），或者批判地吸收唯心主义提供的片段知识材料，前者如果比作从垃圾堆里找珍珠，那末后者则是对那些被损坏了的“方面”、“部分”进行复元工作，复元之后才是营养料。这是“统一”，又是斗争。唯心主义也从唯物主义方面“吸取”材料，但是歪曲了的。例如两汉神学就吸收了先秦的原始唯物主义——五行说的材料加以歪曲，以支持它的根本观点。我们不难从“春秋繁露”和“白虎通”中找到这种痕迹。贺麟先生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互相吸收”，解释为没有斗争的状况，“吸收对方与自己相同的部分”。这种“平滑”的吸收是不可能有的。唯心主义的这一派可以从唯心主义那一派那里吸收现成的东西，因为它们都是唯心主义；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却不能从对方吸收现成的东西，因为它们是根本相反的、根本敌对的。
当然，实际情况比我们上边说的还要复杂。例如二元论，它受到彻底的唯心主义和彻底的唯物主义两方面的攻击；同时彻底的唯心主义和彻底的唯物主义又从它那里吸收对于自己有用的东西。例如不仅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而且有这一派唯心主义和另一派唯心主义的斗争；不仅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互相否定，而且有一种唯心主义形态对另一种唯心主义形态的否定。这对于唯物主义的发展往往是有很大影响的。但是，无论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情形怎样复杂，作为两条根本对立路线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它们的界限仍是十分鲜明的；不看到这一点，就是把“统一”变成了“混合”。
（四）
贺先生的文章，开头也提到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但是，并非把两个“片面”加起来就等于全面。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性和统一性这两方面是相互制约的，有内在的有机联系的。如果把一方面过分地片面地夸大起来，实质上就否定了另一方面；就是在字面上提到了另一面，那只能是形式的“走过场”，“徒托空言”，是无济于事的。贺先生正是这样：按着他对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统一性的了解，实质上就否定了它们之间的斗争性、它们的根本的敌对性。
看来在这个问题上也必须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那种只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否认它们相互统一、相互渗透的观点，是粗陋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正如冯先生和贺先生所说的，在这种观点支配之下会把丰富多采的中国哲学史弄得十分贫乏和单调。但是，不适当地强调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统一性，实质上否认它们的敌对性、斗争性，也是粗陋的形而上的观点。它会指引我们走上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原则界限的错误道路。如果我们在研究哲学史的方法论上，稍微向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界限的方向挪动一步，那末，我们的哲学史工作也要走入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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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高等工业教育几个问题的体会 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教授 黄眉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工作已有四年多的经验。最近高等教育部通过修订几个工科专业教学计划对我国高等工业教育中一些主要问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研究和讨论，这对进一步深入进行教学改革，提高工科各专业的培养质量将起很大作用。下面想谈谈个人对其中几个问题的一些体会。
对教学改革和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估价
我国高等工业教育可以1952年开始教学改革时为界，分为两个时期来看。如果把这两个时期的毕业生质量作一对比，就可对教学改革学习苏联这一工作作出合理的评价来。在教学改革以前，是采取按系而不分专业的培养方式，毕业生是电机、机械、土木或化工的“通才”。他们的理论基础训练还不算坏，但缺乏专业理论训练和生产实际知识，即便在当时生产落后的简单情况下，毕业生还是和生产工作有相当大的距离，非经过一两年不能独立担当工作。在世界科学技术已大大发展，我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今天，很显然，这种人才就更不能满足复杂生产任务的要求了。解放后，到处可以看到新技术没有人懂的现象，这种“通才”教育不能说不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自从教学改革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以来，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工业教育的面貌，毕业生的质量提高了。单就业务方面看，他们不但比过去学习了更多的基础理论知识，而且学到了不少专业知识和实际生产知识。
再从毕业生的独立工作能力方面来看，对工科毕业生来说，独立工作能力应该包括向文献资料学习的能力，向实际学习的能力和应用所学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以及计算制图实验等方面的能力。由于通过了一系列的习题、作业、实验、课程设计、生产实习和毕业设计等训练，现在的毕业生除向资料文献学习的能力和过去的不相上下外，其他都比过去的强得多。
由于他们有理论又有技术，而且理论是联系实际的，再加上有一定的独立工作能力，因而一毕业就能担负起工作（我没有特别强调这一点的意思），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是有非常大的意义的。因此，过去四年多进行教学改革学习苏联的工作获得了巨大的成绩，成绩不仅在于我们已经培养了若干数目的质量较好的工业干部，更重要的在于在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教育制度，设置了很多新的专业，并且培养出大批初步掌握现代技术的师资力量，从而奠定了我国工业教育的基础。
但是在过去的工作中，还存在一些缺点。我认为最主要的缺点是培养较窄较专，课程名目较多，无论基础课或专业课内容都嫌臃肿，因而引起学习负担过重，学习不够巩固，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也不够。但是，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我们努力还不够，师资力量也来不及成长，但更基本的是我们许多东西不懂，没有经验，从而产生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偏向。这些缺点是前进中的缺点，决不是因为教学改革学习苏联的方针有问题而产生这些缺点；更不能由于产生了这些缺点，并看到了旧教育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制度的某些个别优点，就怀疑现行教育制度什么都不好而过去什么都好。因此今后努力的方向就是要在教学改革学习苏联获得一些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各个教学环节的实质，研究如何结合中国实际，使培养质量更进一步提高。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完成这一任务。
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
对于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应不应当是“工程师”的问题，意见是不一致的。我认为培养目标还是应该定为“工程师”，因为培养目标是“工程师”不能理解为在高等学校要培养出熟练的工程师。很显然，学校里不可能培养出熟练的工程师，也不应当这样去作。但是学校里可以培养出具备工程师的基本能力的人来。工程师的基本能力是指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技术理论基础和专业理论基础，一定的专业技术知识加上相当高的独立工作能力的总和。现在简略说明如下：
学校不应当只是传授知识的场所，把学生的脑袋单纯看成知识的“仓库”，更基本的应当是教会学生如何利用已有的知识去“再生产”知识，而且会应用已有知识去解决问题。因此基本能力应该是一些必要的基础知识加上独立工作能力的总和；也就是说学校的培养应该着重打好基础并培养独立工作能力。
在打基础方面，打好理论基础是根本之图，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学生“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但是理论基础应该包括科学理论、技术理论和专业理论三部分，前二部分可以更着重些，但专业理论也不可过分忽视，有人似乎有这样一种倾向，认为首先要保证科学理论训练和技术理论训练，专业课是次要的，可以大大削减，时间剩下多少就是多少。我却认为这种看法不够全面，可能是没有很好考虑专业课的性质，没有很好考虑专业课、科学理论课、技术理论课各类课程之间的关系以及专业课对工程师工作所起的作用等所得出的结论。
专业课的内容并不是生产经验的堆砌，而是科学理论和技术理论在某一专业范围内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从生产实践中抽象出来的规律。学习这些课程实际上对科学理论和技术理论起着巩固和扩大的作用。例如学了很多数学，而且在学的时候的确熟练，如果不在专业课中加以应用和发展，还是会忘记的，还是只停留在数学知识本身，不能和用它去解决工程问题结合起来。
更重要的是专业课对毕业生将来的工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发电厂电力网及电力系统专业学生只学好了数理化、电工基础、电机学和电子学而没有学好电力系统，发电厂和继电保护、自动学等方面最基本的专业理论知识，那又将回到“电机通才”的老路而不能满足工作要求；因为这些专业知识是近几十年来科学研究和生产技术发展的成果，没有这方面的基础知识是无法在发电厂和电力系统进行工作的。
强调打好理论基础，并不意味着不重视专业技术知识。有些专业技术知识，可以削减或放在其它教学环节，如设计、实验、实习中去学，但必要的内容还应在课堂讲授。否则所培养的人就会不懂得生产的基本规律，不懂得处理生产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很显然，这样的人才是不能满足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要求的。
因此认为对于科学理论、技术理论和专业课要通盘考虑，前二类可着重些，但专业课也不可过少。
关于独立工作能力的含义，工科学生也应该和其他科系学生的不同，应该包括上面所提到的内容。
上面所谈的工程师的一些基本能力是考虑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对工科大学毕业生的要求，并按照教育原则考虑了学校应该如何进行培养而提出的，因此应该作为高等学校培养工程人员的准则。这样的人才，不但能做好今天的工作而且能做好明天的工作；不但能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能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他们不但能担负生产工作，其中一部分还可担负科学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工科大学所要培养的人才，其实质就是如此，所以把培养目标定为工程师是恰当的。它给我们定下了比较清楚而具体的培养标准，那就是要培养一些具备工程师基本能力的人，他们在工作岗位上锻炼三几年就能够担当起工程师的职责。
有人认为用“高级技术人员”或“高级工业建设人才”作为培养目标好一些，我却觉得这样的培养目标是含混不清的。也有人认为如果用工程师作为培养目标，就会不重视基础训练而强调专业训练，引起培养窄而专，课程庞杂，学习负担过重等现象。其实，过去所以产生这一类的缺点，并不是由于培养目标是工程师，而是由于上面已经提到的一些原因，加上学校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去培养等问题的认识不够正确所引起的。因此如果认为高等工业学校所培养的应当是一些具备工程师基本能力的人，那又何必要不把培养目标定为工程师，而去用一些不确切的名词来作为培养目标呢？
以上所谈只是对培养目标的一些看法，至于学位用什么称号是一次要问题，关键在于我们对所培养的人的实质如何理解。
对实现培养目标提高质量的意见
要实现上述培养目标，是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的。我认为主要措施有下列几方面：
在教学计划中要保证学生有较多的自学时间，以巩固课堂所学并发展其独立工作能力。培养不宜窄而专，非在必要时不设专门化；如果有的专业非分专门化不可时，则要尽量分得宽些，而且专门课程分量要使尽量少些。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将来在工作中有较大的适应性，才能在保证科学理论基础和技术理论基础的条件下，使专业理论基础得到加强。次要的专业课可以取消，将其内容的必要部分放在其他课程或其他教学环节中去学。有些专业课可以合并，使避免重复，做到更紧凑，更有系统。有些专业课可以把内容重新划分，整理出更合理的系统来。
讲课内容要力求少而精，尤其对专业课要避免一个一个问题孤立地去讲，要找出各问题间的内在联系，或先讲清这些问题的内在联系的规律然后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或用几个例子来阐明这些问题间的内在联系规律，可能是比较好的。这样就会既有系统，使学生学到了最基本的规律，又可节省时间，可在较少时间下讲出最基本的内容。
要提高实验、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的质量，要改进其内容，严格其要求，但可作得少些，作得好些。
对学生要大胆有领导地放手。所谓有领导地放手是有要求，有帮助启发的意思，不同于放任不管，也不同于看学生一遇到困难就一把“抱起来”送他过去。后面这样做是比较容易的，而作到对学生有要求又有启发和帮助是比较难的，所以要大胆努力去作。
实现上述培养目标，还要求教师有更高的科学水平，还要求有比较适合的教科书，所有以上这些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劳动，作一系列努力，才能达到。但我们一定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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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等学校自制实验仪器
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资金
新华社讯 北京的理工科各高等学校，师生和技术工人们自己动手制造了许多实验仪器。
北京大学物理系实验工厂的技术工人吕志勤为固体物理教研室制成了小型万能试验机，对金属形变的科学研究以及对系内建立有关专门化帮助很大。一种用来测量在金属冶炼过程中的温度变化的自动高温纪录仪，也由这个工厂制成。这两种仪器已成为有关单位的模制品。
各校广泛地利用废料和国产材料制造仪器。北京航空学院所制成的阳极切割机，除电机和钢板外，都是利用废料作成的。二○一教研室在教学上所急需的某项试验器，用国产材料仿照进口的仪器做成了八套，完全合格。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制造的十架“六分仪”，也是利用国产材料制成的。北京大学物理系实验工厂还为半导体物理专门化做成了特型电炉、精密测量器等五十多件实验仪器。
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三年级的学生，去年在生产实习中急需水泵，他们在教师们和实习工厂技工们的帮助下，克服了各种困难，就自己制造了一批水泵。不久以前，清华大学生产了三百台水泵，还供应了鞍山钢铁公司等十多个单位。
这些实验仪器的制成，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仅北京航空学院和清华大学两校的统计，就节约了二十五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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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春节中的学校生活 罗丽
春节，给我们在学校生活的老师和同学，带来了新的欢乐的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各系留校同学，在春节早上，都忙着到老师家里去祝贺春节。新闻系外国语教研室主任许孟雄教授夫妇虽然都不在家，为了惦念他们的孩子过节，两位女同学还特意去老教授家问候。同学们向老师祝贺春节，这不只是寻常的礼节，更重要的，是感谢一年来老师们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日夜辛勤劳动，帮助同学们使他们的学习成绩得到迅速提高（经济系四年级期考平均成绩在四·五七分以上），师生之间就是在共同完成教学任务中，感情因而日益密切起来的。
通过春节活动，进一步加强了师生联系，对搞好教学工作很有帮助。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和历史系革命史专业班于二十九日召开了师生联欢会。会上，大家特别有兴趣地听了教研室主任胡华同志谈到教研室去年一年的工作情况，以及今年将要完成的几件主要工作，使同学们知道老师们为了搞好教学工作花费了许多艰苦的劳动。当同学们听说教研室存有的资料相当丰富，不久二十多万字的讲义将出版，六十多幅历史性地图已绘成等情况，更加增加了同学们的学习信心。胡百钧同学说：“我们以前担心专业学不好，看来是多余的顾虑，教研室为我们学习准备了一切必要的条件，今后主要看我们自己的努力了。”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党支部书记宫永康同志，还把到会的全体老师每个人的擅长、喜好，向同学们作了介绍，使同学们对老师增加了新的了解。
联欢会上，还由老师、同学共同表演了节目，其中引人注意的是胡华同志给大家讲的革命先烈的斗争故事。同学们都深深地为故事的每个情节所感动。
这天，教研室副主任彭明同志和其他教员还到每个同学的宿舍中去，很关心地询问了同学们的生活情况。
春节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欢乐生活。大家觉得联欢会收获不少，特别是对增进师生友谊很有意义。哲学系也准备在春节中召开这样的师生联欢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