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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了大家欢乐地过春节
收购人员在风雪中到处奔忙
陕西省国营食品公司的收购人员，不避艰苦，深入陕南和陕北的山区收购猪、牛、羊，供应北京、西安、广州等城市人民欢度春节食用。
全省七十多个县食品公司下乡的收购人员，入冬以来比平时增加了一倍多，在黄龙、麟游、秦岭以及大巴山等边远山区都增设了收购点。收购人员的足迹遍及沙漠草原、山区和牧场。神木县食品公司王如意、王凤鸣和安塞县食品公司李文忠等许多收购员，不畏风雪严寒，在牧区山林间往返数百里，很好地完成了收购任务。丹凤食品经营处模范押运员李炳南，去年12月25日在刺骨的丹江寒水中往返十九次，拉运生猪过江。延安、洛川、黄龙等地食品公司的二十五个押运员和饲养员，为了使集中在洛川的五百多头生猪按时运到铜川然后外运，在去年年底连续三天三夜没有休息。雒南县食品公司的王玉贤白天赶猪，晚上还忙着给猪做鞋子，使猪在山路上行走不会碰破蹄子。许多押运员经常经过重山恶水、人迹罕到的地区，除背着自己干粮和锅碗以外，还得边走边拔草，给牲畜准备食料，并且常常露天过夜。
（新华社）
商业行政干部到零售店工作 财贸部门负责干部深入市场
春节前，天津市商业部门抽调了三千多名行政管理干部到零售店帮助售卖年货。财经贸易部门的大部分负责干部也到市场去指导年货的供应工作。
财经贸易部门的负责干部深入市场以后，对年货供应工作提出了改进意见。中共天津市委财贸部部长杜新波，在重庆道等菜市发现各售货柜之间劳动协作不好，有些售货员忙不过来，使得顾客排队久等，而另一些售货员就很清闲，他立即指出，作了改进。天津市人民委员会财粮贸办公室副主任胡运昌、郭丰民到了估衣街等市场后，发现有些国营批发机构把红糖和一些供不应求的水果，分配给小商贩太多，分配给国营及公私合营商店太少，有些小商贩因此乘机抬价，扰乱市场，他们就通知有关部门及时纠正。
（新华社）
灾区人民也能愉快地过节
江苏省已经把大量粮、煤等物资运到灾区，帮助灾区人民过好春节。仅运到灾区的粮食就有二十六亿多斤，可以供应灾区人民吃到3月份。部分交通不便的重灾区的粮食部门已经积储了三个月到六个月的粮食。
国家在入冬以来采取的许多措施，使灾区人民在春节前改善了境况。九十一万套寒衣已经发到灾民手里。被台风吹倒吹破的一百七十多万间房屋，一般都已改建或修建好。省人民委员会入冬以来拨出的救济款项已经有三千三百多万元，并且还用以工代赈、发放副业贷款、预付生产订金等方法大力支持灾民。从1月中旬以来，各级领导机关还派出大批干部下乡，再一次检查了灾区物资储备、生产和灾民生活等情况。泰县、靖江等县下乡的干部随身携带现款，到灾民家中边访问边解决问题。滨海县1月中旬以来有三批干部下乡，访问了六百多个农业社，帮助一万四千多户、六万二千多个灾民补充了粮食和烧柴准备过节。有些受灾地区还给“五保”户专门送了过节的猪肉、粉丝和零用钱。因此，现在灾区人民情绪稳定，正在继续开展冬季生产。淮安县的灾民说：解放前灾荒，过年时地主逼债，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今年灾荒，过年时共产党送粮，家家团圆，土地不荒。宝应县孙集乡军属农业社灾民见到中共扬州地委派人去慰问时，很多人流着眼泪感谢党对人民无微不至的关怀。
（新华社）
把北方的产品运往南方
把海里的带鱼送到山区
浙江温州专区乐清、温岭等十二个县的副食品供应站，在去年年底先后派出四十多个采购员，分赴山东、陕西等省采购了一百万斤左右的副食品。在完成生猪派购任务的地区，食品公司还派人帮助农民宰杀生猪，就地让农民分食。根据永嘉县食品公司不完全统计，他们帮助农民宰杀分食的生猪就有八千多头。
为了使龙泉、丽水、庆元等地山区的农民也能吃到鱼，温州水产供销公司的工作人员，不倦地在公路上跋涉，现在已把六万多斤带鱼运到山区。 （江）
过节前调查了农民的需要
为了了解和尽量满足农民春节副食品需要，山东省博兴县供销社所属各区社，早就派了一些工作人员深入农村调查农民需要。根据调查计算，除各农业社自宰的肥猪、残牛和菜羊共可出肉十九万四千多斤外，供销社还特地从外地购买了十万多斤肉，使全县居民在春节时每人平均可以吃肉十二两。他们还采购了三十八万斤大葱、二十万斤白菜、八万斤小枣，鲜、咸鱼等七万多斤，准备供应农民。 （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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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工商界十大姐”
去年此时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表演“工商界十大姐”歌舞的天津市十个工商业者的家属，一年后又欢聚在一起，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一周年，并畅述自己一年来的变化和进步。“四姐”沈恩秀当了人民教师，两个当了国家机关干部，三个当了保幼工作者，一个参加了医务工作。另外三个也都积极从事家务劳动，参加街道的群众活动或政治、文化和艺术学习。（附图片）
1月20日，“工商界十大姐”欢聚在一起，正在重温去年此时表演的“工商界十大姐”。 新华社记者 张映华摄
“大姐”张心澹（左）是美术爱好者，她经常到美术家协会去学画。她正拿着自己给八岁的女儿画的像给人们看“像不像”。
新华社记者 张映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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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要忘记经营生猪的人们
为了使人们吃到更多的猪肉，他们付出了多少辛勤的劳动！ 赵及棕
春节里，当你吃到美味的猪肉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食品公司经营生猪的人员们的辛勤劳动。
中国食品公司在全国各地经营着大量的生猪。猪，说起来不是很难摆弄的；但是，要使每一头猪都长得很肥，不害病，在长途押运中也不受损失，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954年，食品公司经营生猪一千四百四十五万头，因为没有经验，猪的死亡率很高，全年死了三十多万头。经营生猪的人员，想到在他们手下死了这么多猪，真不忍心，下定决心要为消灭猪的死亡而奋斗。
为了减少猪的死亡，他们特别注意改进押运生猪的工作；使猪在押运途中无论是走旱路，或乘汽车、火车、木船、轮船……，都能过着很安全的生活，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许多猪在路上还长了肉呢！
要把猪从甲地送到乙地去，经旱路押运是最方便而又节约的。河南省沈丘县食品公司的工作人员，摸索出了在旱路上押运生猪的好经验，猪在途中死的很少。押运前，他们把精神饱满的、身体大小差不多的、蹄爪端正的挑出来专供押运外调用；剩下的供应当地市场。在押运途中，做到“慢赶勤歇”、“定时定程”：赶五里路休息五分钟，十里路休息十分钟，十五里路休息半小时，每日最多行程二十五里至三十里；冬冷白天赶，夏热夜间赶，春秋两季不冷不热早晚赶、中午歇。猪群前面的一个人是“领队”，他要面向猪群倒退走路，以便照顾猪群。每天给猪三顿熟食，定食定量，要保证个个猪都吃饱。住宿的时候，有人分班放哨照顾猪群，使猪在睡觉的时候不互相拥挤、咬架。有些押运员，每当要走山路的时候，便给猪穿上皮底布帮的鞋子，以免伤了它们的脚。
用汽车、火车运猪的时候，押运员们就更辛苦了。肥猪不习惯上火车和走窄路，他们就先训练好“带头”猪，或用黑山羊在前面引路。在车上，他们不分昼夜地和猪同住在一个车上，保证猪不挨饿、不受渴，有熟食、净水吃。他们很讲究车上的卫生，常常打扫。发现有猪病了，就设法及时给治疗和照顾。有的甚至给发烧的猪洗澡擦背，洒冷水，或用人工风扇扇，以降低病猪的热度。猪没有坐火车的经验，容易惊慌，他们就在初开车的一百里以内，对它们加以特别照顾；每当火车要过桥、过洞、挂车、调车、鸣笛的时候，就先向它们打招呼，轻轻地唤呼，怕它们互相挤压。
在有些地方，须用木船、拖轮押运生猪。广东省有些地区，过去用船运猪的时候，先把猪装在竹篓里，以后就把竹篓像垛粮食袋子一样地堆在船上；猪怕闷，死伤的很多。以后，有些地方就采取新方法，在船面上装“猪圈”，猪散放在猪圈里；在途中，还经常给它们喂些清火开胃的调味品，如糖醋、皮硝等。广东省连县到连江口长达二百六十四公里的航程（需航行三、四天到一星期），采用这方法以后效果很好。中国食品公司还计划在其他有水运生猪的地区推广这样的经验。
国营食品公司经营的活猪，有很多日子生活在饲养场里，因此，做好饲养场的管理工作，也是很重要的。食品公司有很多保养生猪的饲养场。饲养场排列得井井有条。场内有预检栏，新来的肥猪先在这里休息、检查体温、消毒。以后，按地区、大小、强弱、特性的不同，分类引进猪圈。对于病猪，就按病情轻重、是否传染等分别引入休养圈、高温圈隔离饲养。饲养员经常研究饲料的调配、营养成分、猪的食欲等等，使每只猪都能吃到适当的饲料。他们还轮流值班，做到“人不离圈”。发现有病猪，就随时请兽医检查治疗；多数的饲养员也都具有一般的防疫卫生知识。他们经常打扫猪圈，七天大扫除一次，三天冲洗一次，还常用药水消毒。
近几年来，在他们的努力下，猪的死亡率日渐降低。1955年猪的死亡率已由1954年的2.4％降到0.68％，1956年仅有0.16％了。同1954年相比，近两年共少死八十三万头肥猪，够八百万人吃一年（按全国每人每年平均吃猪肉的斤数计算）。
收购、押运、饲养生猪，是平凡而艰苦的工作。可是，许多商业人员都懂得经营生猪的重要，热爱着自己的工作。湖南省第一生猪仓库的负责人潘瑞说：“我再也不想离开生猪仓库了，我要干它一辈子。”他们决心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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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汉市工商界骨干分子
回忆公私合营一年来的成就 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据新华社武汉电 21日下午，武汉市工商界骨干分子举行座谈会，漫谈公私合营一年来的成就和感想。
座谈中大家认为一年来广大工商业者积极地和职工一道参加了社会主义竞赛，并且创造了许多先进、模范事迹，到去年第三季度为止，已经有二千八百多个私方人员被评选为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在参加政治、理论各种学习中也有很多人得到了优良成绩。
在谈到企业这一年中取得的成就时，工商业者都盛赞公私合营的好处。原来是私营美丰电料行经理，现在是市交通电工器材公司顾问的吕少秋说，电料行业在1955年12月份全行业合营以前，全业的营业额只四万多元，而1956年12月份营业额就达到了七十万元。绸布业在合营前，大部分店子都亏本，合营后不仅消灭了亏本现象，而且上缴了十多万元的利润。
工商业者都感到回忆合营一年来的成就更加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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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阳之地春常在，入社之家庆有余
六十年来第一次收入多
黑龙江省绥化县宝山农业社的收益分配工作结束了。收入最多的社员吕庆山一家，一共分到了一千五百多元。六十一岁的吕庆山感慨地说：“我一辈子头一回看到这么多花花绿绿的票子。”他一家八口，入冬以来差不多每个人都做了新衣裳。最近，他家正在买东西欢度春节。
幼年时的吕庆山，家里很穷。冬天他连一双棉鞋都没有，实在冷得受不住；有时候看到一泡刚撒下来的热牛粪，就把脚插进里面取取暖。后来，吕庆山赶大车来往于绥化和哈尔滨之间，给人家运送货物，攒了些钱，买了点土地和两匹马。到土地改革的时候，吕庆山已经是一个下中农了。但是，他家的生活并没有改变多少。每当旧历年关到来，人家来索取欠债，吕庆山的妻子总是羞惭地不知说什么好。
土地改革以后，吕庆山一家加上分到的土地，一共有八公顷多地，算上母马下的驹，也有四匹耕马了。三个男劳动力，两个女劳动力，又是一家勤快人。凭着人强、马壮、地多，吕庆山一直单干到1954年。这期间，有歉收年，也有丰收年。每年，一家人一年到头不停歇地干活，虽然收一万多斤粮食，可是除去四匹马的饲料，八个人的口粮，还有种子和第二年的生产投资，也就剩不下什么了。
1954年冬季，吕庆山一家参加了农业社。1955年干下来的结果，一家人分到足够的口粮和烧柴，还清了历年欠下的债，还剩下两百多元现款。这时，吕庆山才后悔先前有顾虑，没有早些入社。
1955年年末，他带着两个小马驹参加了高级社。1956年，社里利用统一经营的优越条件，采取一系列农业增产技术措施，因此每公顷粮食的平均产量比前一年提高了50％左右。加上副业收入，每个劳动日的报酬达到了两元多。吕庆山是社里劳动力较多的一家，经常保持五个劳动力参加社的生产，一年共做了七百二十多个劳动日。
（新华社记者马新仁）
一年比一年富裕
江苏省宝山县瑞丰乡光明农业社社员沈才明，全家有三个劳动力。去年，共做了六百多个劳动日，纯收入达一千零三十多元，比1955年增加一倍还多。另外，他家养猪、养羊等副业收入还有七十多元。
在此以前，沈才明家并没有过这样多的收入。十五年前，沈才明夫妻两个从异乡流浪到瑞丰乡，租了几亩田种。回忆起从前，他感叹地说：“那时田无一尺，地无一寸。”解放以后，他家在土地改革中分到了田地。虽然生活好得多了，可是单门独户，生产困难，仍然没有摆脱贫困。
1954年秋收过后，沈才明所在的前进村组织起农业社，沈才明第一个报名入了社。第二年社里增了产，他家收入四百多元，比入社前一年高出一倍多。他把两百多元作家庭生活开支，其余的钱用来还清过去的债务，并且买了六根木头，打算再遇到个好年成盖新屋。
去年，沈才明家的收入又比1955年增加了一倍多，这就使他的家庭经济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全家七口人，分到粮食五千多斤，以米饭为主，每天都吃两顿干一顿稀。他家两张床上都放着新的花被褥，大人和小孩都有了新棉衣。他的妻子陈红梅告诉我说：“我家小姑娘穿了一身花格子布棉衣。大儿子年轻爱漂亮，做了件条子线呢布的棉袄。沈才明年纪大了不讲究，我就给他做了一身耐穿的黑老布棉衣裤。”她一面和我说着，一面还在替丈夫缝制新衬裤。
生活好过了，沈才明把他的三儿子送进了小学校。他说，他的三儿子是沈家近几代来第一个读书人。 （新华社记者周哲生）
一个蒙民的幸福家庭
冬天的坝上草原披上了银色的外衣，我迎着凛冽的寒风，来到了草原上五台（在河北省）蒙古营的巴图巴牙尔的家里。
进了巴图巴牙尔的屋子，银珍和她的婆婆一面哼着动人的蒙族歌曲，一面在熬奶茶。她们见了我，好像见了久别重逢的朋友，又同我握手，又让我烤火取暖。我们正在热情地谈笑时，巴图巴牙尔进了屋。他和我打了招呼，就叫他的伙伴孝顺嘎端来奶子茶让我喝。
我们喝着洁白的奶子茶，闲谈着，扯到牧民的生活情形方面来。巴图巴牙尔兴奋地向我笑着说：“高级合作化给我们蒙民带来了幸福。1956年我们全村二十户蒙民都增加了收入。就拿我这个家庭说吧，1955年单干时，农牧业总共收入了九十六元。1956年加入了高级社，总共收入了三百二十多元，此外，还吃了二百多斤奶食，没花一个钱。”说到这里，孝顺嘎指着炕角的新棉被褥插嘴道：“同志！你看那几条花棉被子好不好？”我随声说了句“很好！”她接着说：“过去我们全家只有两条被子，今年就新添了三条！”儿子岗嘎也指手画脚地说：“去年像这么冷的天，我们只得在屋子里呆着，今年俺母亲穿上了长棉袍，我戴上了狐狸皮帽，差不多每顿饭都有肉。吃的好，穿得暖，怎么冷的天也能照常到草滩上拣粪打柴……。” （广祉）
在家庭评比会上
去年年底的一天晚上，山东莒县魏家村乡前进农业社社员郑全兰家的三间小西屋里，闪烁着明晃晃的灯光。屋里围坐着全家十三口人，正在评比一年来的个人生产成绩。去年全家原计划挣劳动日七百个，分红七百五十元，家庭副业收入一百八十五元。检查的结果，全家全年实挣劳动日九百五十二个，分红七百八十二元，家庭副业收入二百五十二元，两项实收入一千零三十四元，超额完成全家生产计划。家长郑全兰高兴地向大家说：“在完成全家计划当中，咱比比看谁表现的最好，咱就奖励谁，谁要有缺点，咱也得开展批评。”
郑全兰刚说完，儿子纪相站起来说：“照我看，纪翠得受奖励，她原计划全年挣劳动日一百五十个，现在挣了二百零五个。我的意见奖励她二十元。”纪相的四叔接着向大家说：“我看奖励纪翠十五元就不少，论起纪翠的劳动来是没说的，可是，她和别人的团结就做得差些。再说纪翠也是十七、八岁的闺女了，连针线活还做不好。”坐在对面的纪翠听了，红着脸说：“今后有事一定要好好的和别人商量，这次我不该受奖。”
“成绩归成绩，缺点归缺点，可不能一样看待。”你一言我一语地，小屋里活跃起来，讨论的结果，决定奖给纪翠十五元、书梅十元、加荣十元、纪桂五元。
“我再提一点，”郑全兰说：“我看纪相今年的表现就不够好，全年计划挣劳动日一百九十个，现在只挣了一百八十五个，在家庭团结方面，也做得不够。”纪相吧嗒吧嗒用劲吸了几口烟说：“是！我不光没有完成个人的生产计划，在家庭团结上也不好，我要虚心向别人学习，保证明年超额完成个人生产计划。”接着全家又民主讨论了今年家庭增产节约计划。 （洪盛、知敬）
穷“四珍”变富了
“合作化把咱们‘四珍’的穷根子拔掉了！”辽宁台安县新生乡新生农业社的社员都这样说。
这“四珍”是孙贵珍、崔贵珍、孙国珍、王国珍，他们都是新生乡里出名的贫困户，解放后这几年一直靠国家救济维持生活。这“四珍”光吃国家救济粮就有一万一千二百斤，穿救济衣服一百六十三件，领救济款四百二十多元。1956年他们一块加入了新生高级社，因为合作社里实行了因地种植，推广了增产新技术，战胜水涝灾害，获得了丰收，他们的收入也随着增加了二、三倍，最后摆脱了贫困。
从解放以来没缴过农业税，一共吃国家四千多斤救济粮的孙贵珍，1956年收入相当于1955年收入的三倍。他家两个半劳动力，1955年收入三百三十元；去年在社里做了五百五十个劳动日，净收入九百九十元；家里还养着两口肥猪，卖了八十元，除留够全家七口人吃、穿零花等钱，尚余五百三十元。孙贵珍高兴地说：“我活五十四岁，头一年收入这么多，这是合作化带给我的好处！”
王国珍自豪地说：“这回我可迈开步了！”这个王国珍在1954、1955两年，政府发的布票只用了半尺。去年秋季，他全家买了一百三十多尺布，全家换上里面三新的棉衣，又做了三床花被。王国珍老大爷感动地对儿子说：“今年的收成是六十年来没有过的好收成，穿棉衣盖新被不能忘了这是合作化带来的！”连做劳动日最少的崔贵珍还收入五百多元，除去全家吃、穿用外，也余一百二十多元。这“四珍”从自己实际收入里，看到合作化的好处，他们坚定地说：棒打也不能离开合作化道路！
（左保恩、宋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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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调查
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的今昔 李景汉
编者按 本文作者李景汉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专门研究和从事社会调查工作已三十多年，有丰富的经验和著作。三十年前，他曾在北京郊区的黑山扈、挂甲屯、马连洼、东村等村庄进行社会调查，写成“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一书。去年秋季，作者应本报的要求，又到了挂甲屯、马连洼等几个村庄进行调查访问，写了这个调查报告。这个报告通过农民家庭生活的专题调查，钩画出京郊农村今昔的面貌。它告诉人们，三十年前的昔日，京郊农民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住的是什么样子，精神生活怎么样；三十年后的今天，这些方面有了什么样的变化。作者说愿把这个调查报告作为今年春节的一份献礼。
在我过去六十多年的生活中，与北京乡村的家庭生活是常接触的。在燕京大学、农业大学和清华大学担任“社会调查工作与实习”这门功课的时期，曾在三校附近的乡村做过一些实地调查。在所发表过的东西里，有“京兆农村的状况”、“北京的穷相”和“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由于当时缺乏阶级分析的知识，未能反映出来事物的本质，也认识不清贫困的根源，也就当然得不出正确的结论。这些旧资料仅仅揭露了一些表面的现象，并在我的印象里留下了一部悲剧的影片。解放后，我很久没有和京郊的家庭发生接触了。在才过去的秋季，我接受了一位同志的意见，再去观察一下以往熟悉的农家。下乡前，我翻阅了一些有关的陈年记录。立刻在我的脑子里充满了种种的回忆，连小儿时期的很多印象也都历历在目。据说，这几年来郊区居民家庭的生活大大地变了样儿了。可是变化究竟大到了什么程度呢？许多的问号涌满心头。于是，就在中秋节的前夕，开始去观察我在1926年（也就是三十年前）所调查过的几个村庄，主要是圆明园附近的挂甲屯和马连洼，着重观察居民的实际生活。我按照适当的比重，在原属各阶级成分及现在家庭经济情况有所不同的农户中，访问了三十多家，对于能够代表一般生活水平的典型人家，格外进行了较为仔细的交谈和深入的体验。这次所接触的老乡们的耐心合作，竟使我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啰嗦的谈话，成为愉快的交谈。满屋子炕上炕下，常常发出哈哈大笑。往往谈到深夜以后，老乡们还陪我到村边，说声“欢迎再来”而告别。在万籁俱静的几十里归途中，我默思着所见所闻，即或是作梦也是好梦。今年元旦一过，我又去复查了一回，把整理过的材料，尤其是基本的数字，向各方面重新印证了一次，加以修正补充，使更加切合1956年全年的实际情况，并将原稿大为压缩，写成这篇报道。
拿起笔来，真觉千头万绪，不知下笔何处。我首先感到的是“不虚此行”。在这次访问中，老乡们给我的认识和启发，真如上了一次内容丰富的大课。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观察过他们昔日的生活状态，或从解放后就同他们有所接触，他的感觉多半和我的大不一样。由于我对他们过去的生活面貌是那样的熟悉，而对于近七年以来的生活面貌却是如此的陌生，因此我好像是从一个世界突然来到另一个世界——虽然还是那同一个乡村，甚至所碰到的住户也是原先的老住户。不胜今昔之感的，不仅是前后事物的表面现象大不一样了，而且事物内部的本质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看到今日生活的新面貌，再回忆昔日生活的旧面貌，在两相对照之下，只要是一个具有正常人性的人，我想不能不有惊奇之感。我在昔日所见到的这几个村庄，真好像几株枯萎的果树；而今日所见到的，虽然尚未花枝招展，而已确是青枝绿叶、花苞满树，即将开放艳艳鲜花、挂上累累果实了。三十年前的那种局面，曾使不少的人有“山穷水尽疑无路”之感，而在三十年后的今天，竟使我真如踏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
今昔印象的对比
到底在哪些方面竟至使我这样惊异这样感动呢？让我先鸟瞰式的把在我脑海中活跃着的一部分印象，以所感受的先后为序，列举出来。三十年前，我只能多靠步行去到这一带村庄，而现在附近村边都有平坦的公路了。在过去，居民对政治几乎漠不相关；在今日，当我到挂甲屯的第一天，村民们正在锣鼓喧天的盛会上，行使当家作主的光荣权利，选出了他们认为满意的人民代表。在过去，经过田边的时候，我理会到遍地成群的麻雀大吃谷穗，而现在所见的“老家贼”少得多了。过去是每逢进村就被群狗包围，且战且走，而现在是“常听鸡鸣，不闻犬吠”，可以畅行无阻了。因为过去家家在夜间紧防被偷，而现在小贼绝迹，也就用不着看家狗了。过去常常碰到蓬首垢面的乞丐，现在看不见了。在过去，遇到的男女老少，很多都穿着补丁落补丁的衣服，多数儿童是一丝不挂。现在，大人们一般穿着补丁不多或半新的衣裳，而儿童多半穿得整整齐齐的上学了。从前在访问家庭的时候碰到的一般居民，很多是越说越愁眉苦脸咳声叹气起来，内容多是诉苦情，在谈话结束的时候常有日暮途穷之感。在这次访问中所遇到的人们，多是面带笑容的，越谈兴致越佳，内容多是报喜事，时常在他们最后表示出一种相信将来的生活一定更为美好的情景中告别。这两种今昔截然不同的气氛，我怎能无动于衷！
在过去，当我进入一个普通人家，主人为我烧茶的时候，我很觉不安，因为这是为贵客储存的“奢侈品”，再者我对于壶碗的是否卫生颇不放心。只是为了盛意难却和有助于调查，才一饮而尽。三十年后的今天，我又去访问这户人家的时候，回忆中的满屋苍蝇，少得引不起注意了，能安然地喝着他们自己平日常用的茶了。在过去，我去访问农民家庭，坐在炕沿上谈话的时候，有时爬入衣内的臭虫跳蚤，连咬带串，还有小蚊虫飞在脖子上叮上几口，也往往会把虱子带回家里。在今日这次的访问中，这些烦扰劳动人民的害虫，在人们的屋内和身上是空前地减少着，在不少的家庭里面几乎完全被消除了。不仅“虱子多了不咬”已成过去，就是“账多了不愁”的老话儿在今日也不适用了。农民已无须在除夕被讨阎王债的逼得满处藏躲甚至上吊，而能够欢欢乐乐的过春节了。
在这些家庭的生活里面，许许多多说不尽的变化，事无巨细，都很清楚地反映着：只要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被铲除以后，种种的罪恶现象都会随之无影无踪，至多一时苟延残喘。由于生产关系、生产技术、物质生活条件等方面的巨大变化，乡村居民的思想意识、精神生活等方面都跟着发生了与过去根本不同的显著变化。过去，不仅一般人家，就连地主富农在内，都过着精神不安，甚至日夜提心吊胆的生活。今日，连地主富农也承认，家家都过着心神安定的太平日子，人人的生活得到了保障。这使我一生梦想不到的事情，竟会在今天亲眼看到了。如果这不是奇迹，什么才算奇迹？向来一切爱国者不都是旨在改善人民的生活么？社会主义者的根本目的不更是要达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么？这次的访问，使我实实在在地感觉到，这个人类最需要和迫切追求的东西，正在这些村庄的居民生活里面日益充实地实现着。究竟还有什么具体的事实，使我这个一向以冷静头脑和抱客观态度来观察事物的人，对于这次所发见的变动大为吃惊呢？这就是我要在下面介绍的我这次访问所得到的一部分统计数字。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