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2月3日人民日报 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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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务院命令
消防监督条例,已经经过1957年11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十六次会议批准,现在予以公布。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57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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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消防监督条例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十六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公民的生命财产免受火灾危害,加强对消防工作的监督,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消防监督工作,由各级公安机关实施。
国防部及其所属单位,林业部门的森林,交通运输部门的火车、飞机、船舶以及矿井地下的消防监督工作,由各该主管部门负责,公安机关予以协助。
第三条 消防监督工作,必须依靠人民群众,提高广大人民群众防火的警惕性,教育人民自觉地遵守消防法规,积极参加消防工作。
第四条 消防监督机关的任务:
(一)制定消防规则、办法和技术规范;
(二)审查各单位规定的具体防火办法和防火技术规范;
(三)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四)指导消防组织的业务工作,统一指挥和组织火场的扑救工作;
(五)对制造消防器材的规格、质量实行监督;
(六)进行消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
(七)对其他有关消防事项实行监督。
第五条 火场最高指挥人员在火灾蔓延必须进行拆除才能免除重大损失的时候,可以决定拆除毗连火场的建筑物和构筑物;在紧急需要的情况下,可以临时调动交通运输、水、电和医疗部门的力量。
第六条 在企业、事业、合作社实行防火责任制度,这些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由本单位的领导人负责。
第七条 在城市,根据防火和灭火的需要,由市人民委员会负责建立专职消防组织,列入公安机关编制,所需消防经费由市人民委员会预算开支。在乡、镇和城市的街道,根据需要由县、市人民委员会建立义务消防组织。
第八条 在企业,根据防火和灭火的需要,建立企业专职和义务消防组织。所需经费由企业开支。
各企业单位在建立或者撤销、缩减企业专职消防组织、人员的时候,必须事先取得消防监督机关的同意。
第九条 为了经常保持消防战斗准备,不得擅自将消防车辆、工具和装备使用在与消防工作无关的方面。
第十条 对于在消防工作中有显著成绩的集体或者个人,给以表扬或者奖励。
第十一条 对于违犯消防规则、办法和技术规范造成火灾损失的人,或者虽未造成火灾损失但经消防监督机关通知采取防火措施而拒绝执行的人,情节轻微的,由公安机关给以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二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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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要留恋大摊子
“紧缩机构、减少人员”,这个问题,在这次大鸣大放中,已成为各机关舆论的中心,而且,不少群众也以革命精神提出了紧缩方案,愿意一个人担负起两个人甚至三个人的工作。更多的群众表示了自己下放的决心,要求到劳动中去锻炼。不少机关的领导人也下了最大的决心,通过这次整风运动紧缩机构、改进工作方法,改变过去那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但是,有少数的领导机关、领导同志仍然恋恋于“摊子大、人多好办事”的局面,不肯下决心精简;有的甚至强调“要减少人员就得减少工作任务”,辽宁省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就有这种论调。
这种论调,说明这些同志对“紧缩机构、减少人员”的意义理解得有问题。所谓“紧缩机构、减少人员”,就是要裁减合并那些可有可无的机构,减少在机关工作中没有完全发挥作用的工作人员。真正的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以较少的人力担负原有的工作,另外的人则可以在别的岗位上发挥作用。这样做,决不是该管的事也不管,该完成的任务也不完成。当然,减少了人不减少任务是有困难的,但,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关键就在于有没有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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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管得多也可以管得好
中国医药公司天津采购供应站副经理韩子珍,对群众批评很不虚心,这次鸣放中群众对他提了二百条意见,他认为只有一条对,其余一百九十九条都不对。而那一条对的也是因为领导变化太多,不好掌握,似乎他主观上并没有责任。而且他还发牢骚说:“管事多了群众意见就多”。
真是“管事多了群众意见就多”吗?不是的。问题不在管的事多不多,而在管的好不好。管得多如果管得好,群众意见就少甚至会没有意见,相反,事情即使管得少但管得不好,群众也会有意见而且可能很多。一个领导者,如果善于依靠群众,集中群众的智慧,即使事情管得很多,也一定管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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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安五十七个单位整编工作基本结束
  裁并撤销内部机构一百四十八个减少人员两千多
本报讯 经过群众对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的一场大鸣大放,大争大辩之后,西安市党、政、群众团体已有五十七个单位确定了新编制。根据新编制可以减少工作人员两千四百二十五人,占原编制的41.21%。
西安市第一批进行整编的五十七个单位的整编工作,都先后于上月20日左右开始。各单位领导同志都分别向群众作了紧缩机构、下放干部的动员报告,要求广大职工群众对本单位以往机构设置、人员编制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大鸣大放。在这个过程中,各单位所有的同志都以革命精神深入地揭发了本单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等长期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本着改进工作,减少办事层次,发挥潜在力量的精神,提出了新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的意见。
各单位在辩论新的机构设置和确定人员名额时,同志们都能用摆业务、算细账、讲道理的办法进行认真讨论研究。有的单位领导上由于有右倾保守思想,制定的紧缩机构方案不切合实际,经过群众讨论都受到了批判,因而不得不对方案一再进行修改。还有的单位同志们同时提出好多个方案,然后在群众中一个个进行反复评比,逐个淘汰,最后选择出最能切合实际对今后工作有利的其中的一个方案。
经过群众大争大辩之后确定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的这五十七个单位,可以裁并撤销市级科处一级和相当这一级的内部机构共一百四十八个,占原有同一级机构总数的40.44%;原编制人员五千八百八十九人,现按新编制只需三千四百六十四人,减少人员两千四百二十五人。由于在整编机构的辩论中,广大干部已从思想上认识到这次紧缩机构、减少人员的革命意义,因而绝大多数干部纷纷张贴大字报,向组织写申请表和保证书要求下放,现在各单位在新机构确定后,正在根据工作需要和干部各人的具体条件,积极研究干部的合理安排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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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放军全面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
  士兵看问题看得又远又透彻
据新华社讯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绝大多数地区部队的连队中全面展开。广大士兵踊跃参加了这一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运动。
自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9月4日向全军发布有关指示以来,陆、海、空军各部队士兵,分别举行了各种座谈会,畅所欲言,大胆鸣放。各部队首长和机关干部深入到连、排和班,听取士兵意见,引导他们畅抒己见。鸣放结束后,广大士兵又对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工人、农民的生活状况及工农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大辩论。士兵们用摆事实、讲道理以及回忆、对比等方法,分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大是大非。
在大辩论中,为了分析问题、辨明是非,许多连队邀请了地方干部、工人和农民给部队作报告,有些部队组织了大批官兵到工厂、农村进行参观、访问,有的部队派出由士兵组成的工作组,到一些士兵家乡调查农村生产和生活情况,还有的部队派出大批官兵到农村倾听农民的社会主义大辩论,他们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边听农民辩论,一边自己进行辩论。
各个连队的墙报和黑板报,成为士兵们进行辩论的园地,发表了士兵们各种不同的意见,刊载了各个班、排和个人的决心书。
连队中的社会主义教育以生动有力的形式提高了广大士兵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一系列的国家政策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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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精打细算 量入为出
  鞍山等地许多妇女勤俭持家
新华社沈阳2日电 鞍山、抚顺、旅大和营口四个市的许多妇女勤俭持家获得了不少成绩。
目前,这些地区的许多家庭都订立了“量入为出,精打细算”的家庭收支计划,许多妇女创造了节约粮、煤、水、电的具体办法,同时把节省下来的钱,存到银行里去。仅据营口市上半年的统计,储蓄总额达一百二十二万九千元,和去年同期比较,增加了50%还多。这个市东站街的职工家属李桂卿,家有五口人,丈夫每月的工资是五十七元,由于她精打细算,不但全家生活过得不错,每月还能节约六斤粮,还有十二元的定期储蓄。据鞍山市的统计,七、八月全市妇女共节约粮食十五万多斤,近半年来全市妇女节约用煤一万四千多吨。抚顺市建设街有两个居民小组把炉子改装后,每月平均能节约煤二千八百五十斤。
鞍山、营口等四个市的妇女还积极参加了养鸡、养猪、种菜等多种多样的副业生产,增加了家庭收入。营口市从事织席、糊盒副业生产的就有三千多户,每户每月平均收入二十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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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发展消防事业加强同火灾的斗争
继今年9月11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消防工作的指示”以后,11月30日又公布了“消防监督条例”。这对于促进我国消防事业的发展,进一步加强同火灾作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
消防工作是保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措施。旧中国的消防工作是极端落后和腐败的。解放后的八年以来,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地进行了消防工作的建设,组织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有效地开展了同火灾的斗争,因而火灾较解放以前大为减少,显著地改变了旧中国消防工作的落后面貌。
但是应当看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物质财富的不断增长和集中,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生产、生活用火、用电的增多,火灾因素必然会日益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更有效地组织同火灾的斗争,国家适时地把消防监督的机关、任务、权限、组织、制度等等,用法令的形式规定下来,使专门机关在工作中有所依据,广大的人民群众也有所遵循,是十分必要的。
应当指出,当前的火灾情况还是严重的,不论在城市、集镇、工矿、企业和农村,火灾都还不断的发生。有些企业的重大火灾,不只是破坏了一个企业的生产计划,还常常影响了同它有关的许多企业的生产活动。1956年11月14日,甘肃永登水泥厂基建工程工地,就因为失火而造成重大损失,把即将落成的厂房和已经开始安装的设备全部烧光,因而使得支援刘家峡水库和甘肃其他建设工程的计划不能如期实现。但是还有些人,对于火灾危害的严重性及消防工作在保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人民生命安全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有相当严重的麻痹、侥幸思想。因此,消防工作在部分地区和有些方面尚未很好地建立起来。有的城市在工业迅速发展、人口显著增多、建筑面积随之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没有相应地把消防工作加以规划。有些企业管理部门,对于火灾的危险情况熟视无睹,缺乏必要的消防安全措施,甚至当消防监督机关提出消除火灾危险措施的要求后,仍然不作处理,以致造成严重的火灾损失。山西大同发电厂扩建工地,在去年冬季施工中,大量搭建席棚,不注意防火安全,虽经当地机关多次建议,仍未改进,后因工人焊接不慎引起火灾,不但将七千五百平方公尺的新建厂房和发电机全部烧毁,而且影响到该厂生产任务的完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供销合作社仓库,存放了大量爆炸物品,火灾危险性很大,虽经当地公安机关多次向该社提出改进建议,但都没有采纳,终于今年6月1日发生火灾,将库存物资大部烧毁,损失一百一十七万元,并且烧死居民五人。这是对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的安全漠不关心的渎职行为。在居民群众中,由于缺乏防火警惕和防火知识,不注意防火安全,也常常发生火灾,造成重大损失。
为了有效地制止火灾的发生,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必须认真地贯彻实施消防监督条例。各级人民委员会,应当根据国务院9月11日发布的“关于加强消防工作的指示”的精神和条例中规定的要求,切实加强对消防工作的领导,批判和纠正对火灾的严重情况熟视无睹和不关心消防工作的错误思想,并且应当根据城市建设和工业建设的发展,将城市消防设施相应地加以全面规划。
国民经济各主管部门,必须将消防工作作为保障生产建设安全的一项重要任务,把消防工作纳入生产管理计划之内,严格实行逐级防火负责制。企业的领导人员,不仅有为国家生产物质财富的任务,同时还有保卫国家财富不受危害的责任;应当根据本企业火灾危险情况和生产操作过程中的特点,采取防火措施,教育广大职工群众,自觉地遵守防火制度,积极参加防火工作。
公安机关应当切实的担负起国家赋予的实施消防监督的任务,进一步加强消防工作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努力提高消防人员的技术水平,广泛深入地开展防火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广大群众的防火警惕性,普及消防知识,使消防专门机关的工作和发动、组织群众自防密切结合起来。
积极参加消防工作是每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应尽的义务。每一个人都应当经常保持防火警惕性,自觉地遵守和执行防火制度,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做到安全用火、用电,并且相互督促检查,切实地堵塞火灾危险漏洞。只要人人注意防火,个个警惕火灾,使防火工作成为每个公民的自觉的行动,火灾的危害就一定能够减少以至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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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悼唁爱德华博士逝世
周总理致电尼赫鲁总理
新华社2日讯 周恩来总理1日致电印度尼赫鲁总理,悼唁前印度抗日援华医疗队队长、全印和平理事会副主席爱德华博士逝世。电文如下:印度共和国政府尼赫鲁总理阁下:
我以非常沉痛的心情通知阁下,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爱德华博士由于肝硬变症今天上午十时二十五分在北京协和医院不幸逝世。我们征求了尼赫鲁大使的意见以后,按照印度人民的习惯,在今天日落以前为爱德华博士举行了火葬。
在中国人民最艰苦的日子里,爱德华博士曾经率领印度援华医疗队在中国抗日根据地忘我地为广大军民服务。这次,爱德华博士又不顾年老体衰,应中印友协的邀请前来新中国访问,终于在中国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段时光。从爱德华博士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和热爱。中国人民将永远以崇敬的心情纪念着爱德华博士,并且会继续努力来加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
请阁下向爱德华博士的家属转致中国人民和我本人的亲切慰问和沉痛悼唁。 周恩来
1957年12月1日于北京
宋庆龄致电尼赫鲁
新华社2日讯 宋庆龄今天致电印度尼赫鲁总理悼唁前印度抗日援华医疗队队长、全印和平理事会副主席爱德华博士逝世。电文如下:印度共和国尼赫鲁总理阁下:
惊悉爱德华博士在北京逝世,特致电哀悼!并对爱德华博士家属深致慰问!爱德华博士在我国抗日战争时期,代表印度人民率领医疗队来我国救死扶伤,给我国人民极大的鼓舞与帮助,他的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宋庆龄 1957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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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路易·赛扬和又一批外国工会代表到北京
新华社2日讯 世界工会联合会总书记路易·赛扬和夫人,世界工会联合会书记处书记加萨台和夫人在2日下午五时乘飞机到达北京。到机场欢迎的有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和书记处书记董昕。
赛扬和加萨台到达北京后,即前往参加了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的会议。
新华社1日讯 又有一批外国的工会代表应中华全国总工会邀请在1日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前来参加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他们是:以总书记卡迈勒为首的阿拉伯工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团,内有苏丹工会联合会主席穆罕默德·萨伊德·萨拉姆、埃及工会联合会总书记穆罕默德·阿加米、约旦工人工会联合会总书记泽旦·朱努斯,锡兰民主工人大会主席阿齐兹、锡兰劳工联合会代表维蒂雅萨卡拉、锡兰码头工人工会代表佩里拉、锡兰独立工商工人工会代表贾雅瓦顿尼,全日本产业别工会会议议长市川福平、全国产业别工会联合会代表佐藤乐造,全印工会大会代表唐加马尼,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中央职工会副总书记哈沁·达利夫,毛立求斯农业工会代表巴雷德和纳帕尔。
前往机场欢迎的有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书记处书记董昕等人。
伊朗工人和劳动人民工会中央联合会总书记礼萨·鲁斯塔已经在前日乘飞机到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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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印共总书记高士到京
新华社2日讯 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典礼的印度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印共总书记阿约艾·高士,在回国途中今天乘飞机到达北京。到机场欢迎的有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央委员刘宁一、中共中央机关负责工作人员李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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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盟开除周鲸文盟籍
新华社2日讯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今天下午举行第十六次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周鲸文严重违反民盟盟纪给予开除盟籍处分的决定。
决定中说,周鲸文一贯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对新中国新社会有仇恨情绪,对中国共产党和民盟的领导心怀不满。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经群众揭发,周鲸文有严重违法行为,迄未作认真交代。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战线上取得基本胜利以后,周鲸文仍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去年12月间,周鲸文托辞料理家务,前往香港,一年来和民盟组织脱离关系。根据确实报道,周鲸文在香港及菲律宾,和美帝国主义及台湾特务机关密切来往,进行反革命的阴谋活动。今年9、10月间,周鲸文一再向香港反动报刊记者发表极端反动的谈话,捏称由民盟中央派他出国考察,并且对我国革命事业进行恶毒的诽谤,对共产党和政府进行诬蔑和诅咒。
决定说,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民盟中央监察委员会揭发并审查了周鲸文的严重罪恶事实以后,一致认为,周鲸文在海外进行反党叛盟的罪恶行为,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章程和民盟章程,他已经自绝于人民,自绝于民盟。
决定说,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为分清敌我,严肃纪律,一致通过监察委员会的建议,并决定给予周鲸文撤销盟内一切职务并开除盟籍的处分。
决定还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建议,撤销周鲸文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职务。
会议由民盟主席沈钧儒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副主席史良、高崇民,中常委、中委和候补中委等共四十六人。民盟中常委刘清扬、徐寿轩、周新民、郭则沉等和一部分中央委员都在会上发了言,一致赞成通过关于开除周鲸文盟籍的决定。
周鲸文,民盟盟员,任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官僚地主家庭出身,抗日战争时期加入民盟,全国解放以后,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及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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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机关里的大字报

机构庞大职责划分不清
人人负责人人都不负责
部内机构很庞大,各司局的职责范围无明确的划分,一件工作各单位往往互相踢皮球。部长也缺乏主见,今天决定这个单位搞,明天又决定那个单位搞。这样就形成人人负责,人人都不负责。使得原始资料无法积累,工作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比如,质量事故的管理工作,曾先后由生产局、计划司、生产局、最后才交技术监督局。
我们认为这样管来管去,没有一点好处。前后脱节,谁也无有系统的资料,部长向谁要资料,谁也拿不出。因此,现在写五年工作总结,冬季施工评论,工程质量评论感到有很大的困难。
建筑工程部 孟省三、金维统、梁维柱等人
匆匆忙忙下去 空空洞洞回来 马马虎虎了事
中央号召我们走出办公室,深入基层,接触实际。我们部里也常有人出差,这是对的。问题是许多次出差,事前并没有充分准备,匆忙下去,下去怎样工作不说,回来之后,对工作的提高,不见有什么效果。得到的,一般说只是这三种情况:(1)长篇工作汇报,人家看见就害怕,在这冗长的文字中究竟解决什么问题,那是“天晓得”。
(2)口头汇报一下完事。(3)连口头汇报也省去了。这种例子可以举出很多,花那么多钱出差,对人民是问心有愧的!
建议今后出差,要有目的下去,不要盲目下去,下去以后;要捞一把回来,不要空手回来;回来后要和有关领导一起做出一定的结论,能作多少就作多少,把工作推进一步。为此,要办公厅采取具体的保证措施,或者出差专卷立案,专人检查,或者用其他办法贯彻执行。总之,部的领导不能对这种不负责任现象,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熟视无睹。
建筑工程部 赵 明
从北京去天津要绕道西安走
我们工作中所发生的忙乱扯皮现象是不是人为的?从我们部所属单位来看:西安工程管理总局在天津设有一个西安六公司天津办事处,专门承担天津地区的工程任务。因为这个办事处属于西安领导,给工作中造成很大不便。如部发出的指示,由北京到西安,由西安再转回天津,往返跑二千多公里。相反的下边给上报告,以及各种报表等资料,也就必然拖延了很长时间。
由此看出我们领导工作中的主观主义,不能因地制宜造成工作中的忙乱,希望通过这次整风机会将这种现象加以克服。
               建筑工程部 张秉越
审批一个文件要两个月吗?
我部1957年的定期统计报表经过反复研究与修改后,在1956年12月间就全部定稿送孟司长审核并转部党组和部长审批。但是这个“急件”一直拖到2月19日才颁发下去,试问一个在年初就要基层填报而急需颁发的“急件”要审批两个月吗?我们认为孟司长,部党组和部长都存在着较严重的拖拉作风。这些报表由于颁发迟,到基层单位已是3月初了,基层还要根据这些表格制订原始记录,章则制度来贯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工作的开展,上半年统计报表报送不及时,质量不高,这也是原因之一。最近我部1958年的定期统计报表就要定稿了,我希望领导上在审批1958年各种统计报表和有关章则制度时,要坚决的克服这种拖拉的工作作风。
建筑工程部 阮绍宗、陆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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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劳动中改造思想感情
  ——下放干部任保芹访问记
  本报记者 缪宜勤
在京郊丰台区岳各庄乡红十月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王有才家里,我会见了北京市公安局下放干部任保芹。这天,他正从北京城里开完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回来。他兴奋地和王老太太谈论着什么时候开始用炉灰和沙土在猪圈里垫圈的问题。他怀里抱着王有才的两个孩子,孩子亲热地抚摩着任保芹的面孔,轻轻地喊着“大爷”,如果我不是事先认识任保芹的话,我真会误以为任保芹和社员王有才就是一家人呢?
我请任保芹谈谈他下放以后劳动的情形和体会,他谦逊地说:“不劳动不知道,一劳动就使我深深感到劳动的伟大,我一定要学会劳动,要锻炼,不锻炼,就没有资格做劳动人民的勤务员”。
他说:我是9月13日到红十月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乍来时,别说劳动,连饮食起居都很不习惯。到社的第二天,早晨天蒙蒙亮,大约是五点半的样子,起床钟就当当地响了。当时我想:如果在机关里,这时还正蒙头大睡呢?但是转念一想:“不对,我是来锻炼的?!又不是来享福的”。一骨碌就从床上爬了起来。
开始,在参加劳动的时候,队里为了照顾我们,总是分配给我们一些较轻的农活。劳动一天以后,感到非常疲累。这时,我就想:打算锻炼就得准备累,累了就不干,就别打算锻炼了,越是累,越是要干,干着干着就不累了。因此,我在干得最累的时候,就捶一捶腰,伸一伸胳膀,精神又重新振作起来了。
半个月以后,领导上分配我推水车,这是比较繁重的农活,推了一、二十圈以后,就感到累了,我咬紧牙关,坚持干下去。这天,我和社员一样推水车,灌溉了二亩半田水。这以后,正好白菜收藏,红十月农业社的农活忙极了,许多社员白天下地,晚上还要抬白菜入窖。我和社员一样在晚饭后抬白菜入窖,经常抬到深夜十一点。这时,深深感到自己的体力强多了,更加认识到“累”只是知识分子参加劳动的必经过程,不仅没有什么可怕,而且是非常自然的现象。
近一月来,除去队长分配的农活以外,我常常利用休息、吃饭的时间,跟社员学习一些我没有干过的或者没有学会的农活。有一次,从地里回家吃饭,看到青年队队员正在刨地,我就去跟他们学着刨,这次因为时间短,没有学会,后来我又利用休息时间,在我们自己队里学了二次,才算初步学会了。再有一次,也是从地里回家吃饭,碰上社员赶着大车去装花秸,我就跟他们学习赶大车。这时记者笑着对他说:“你真是走到哪里,看到哪里,学到哪里呀”。他说:“不是我好学,而是农民值得知识分子学习的地方太多了,仅就劳动这一项,一个普通农民,不仅仅能搞农业生产,还能建造普通的农村草房呢?他用手指着王有才住宅前面韭菜洞(冬天种韭菜的温室)的房子说:那房子就是两个社员自己造起来的,别看一个农民呀,真不简单哩!这一些,我都得慢慢学会。”
这时,记者问他:参加劳动以后,还有些什么体会。他凝神想了一下,说:还有一个主要的体会是参加劳动可以转变自己的思想感情,现在虽然不能说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但是,原来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总觉得起了一些变化。我初来时,也曾觉得大粪脏,但是和农民一起劳动以后,我一点也不讨厌它。有一次,我和社员一齐把粪稀打到龙沟里,再从龙沟里灌到地里,一池子粪灌十多亩地,粪不能剩,地不能空。虽然臭味扑鼻,但是,我并没有觉得它讨厌,相反的,分外珍惜,那怕是一点点,都不愿意丢在地上。有些下放干部说:不用粪肥,多用些化学肥料,不就可以减少臭味了吗?我认为根据我们中国今天的具体情况,这种想法是很不实际的。粪肥对于农村既然如此需要,我就想:有些人单纯指责农民脏实在不应该,我们应该同情农民,帮助农民逐步改变这种状况。比如深入开展除四害运动,逐步改变粪肥处理办法,一下子如果不能改得很多,有些简单易行的还是可以立即改变,比如上厕所大便后,立即撒上土,可以减少臭味,减少苍蝇,又可以增加肥料。他说,这一点,准备建议队委会在他下放的生产组试行。他还说到刚才他和王老太太研究勤垫圈的问题,也就是这个问题。
说到这里,他又想了一会儿,继续意味深长地说:下放以后,只要我们真正和农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就不仅可以使自己从劳动中改变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且可以把自己学到的一些文化知识,拿来为生产服务。比如,我在和农民一起捆白菜、挖菜窖时,各种菜蔬有各种不同捆法,菜窖究竟如何打?窖眼该打在什么地方?什么方向?农民都有一套极其丰富的经验。但是,农民限于文化水平,不能很好地总结。说到这里,他拿出他随身携带的农业生产发展纲要四十条给记者看,他说:四十条纲要中明白指示我们:由各省、市、自治区收集当地的丰产经验,编印成书,传播推广。因此,我就想:外行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必须让自己变成内行以后,才能解决,所以我现在和农民一起劳动,认真学习他们的经验,等自己变成内行以后,就和农民一起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现在,我在劳动中,随时注意农民经验,并把它记载下来。这时,他又拿出一本随身携带的小本本,我翻开一看,上面画着密密麻麻的各式各样的图表,有菜窖如何打的?有龙沟怎么挖的?每一个图表并注有说明。当记者一页一页翻阅的时候,他边解释边说:我自己过去没有学过农业,要弄这玩意儿,知识确实不够用,所以除随时记载农民生产经验和自己心得以外,还得抽空学习农业生产书籍,才能将这些知识系统地加以提高,这次回家去就拿了一大堆有关农业种植学方面的书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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