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赛福鼎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扩大会议上
层层批驳地方民族主义
本报特约新华社稿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扩大会议，于16日正式开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和布置在少数民族中进行以批判地方民族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和反击右派斗争问题。出席和列席会议的有党委委员、候补委员、自治区级机关和各自治州党委、地委的党员负责干部以及在高级党校学习的新疆各民族学员等共二百四十人。
自治区党委书记赛福鼎同志在会议第一天作了“坚决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为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会议召开之前，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同志在预备会上，曾就这次会议的任务和方针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赛福鼎的报告摘要如下：
赛福鼎在报告中首先指出：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我国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同时中央又发出关于这一问题的专门指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认为：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和中央的指示，是非常正确的和切合时宜的，是完全适合自治区的情况的。在自治区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是自治区党的建设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它将会使自治区的党真正成为具有无产阶级觉悟的坚强队伍，成为具有高度统一和团结的组织，将更加密切地团结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自治区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是自治区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一个伟大的革命，它将大大提高自治区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从而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在自治区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是自治区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最好的一次改造，它将使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更好地确立和坚定起来；在自治区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对于少数民族和汉族一起顺利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它将使自治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一个新的高潮，将进一步巩固党的领导，巩固祖国的统一和各族人民的团结。因此，我们完全拥护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和中央的指示，在自治区坚决贯彻执行三中全会的决定和中央的指示。
赛福鼎同志说，中央指示，要在基本上已经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整风，并且适当地进行反右派斗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业已具备了这种条件。
地方民族主义是目前最危险的思想倾向
严重影响各族人民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
赛福鼎说，自从社会主义改造后，在少数民族中，特别是知识分子中，地方民族主义有了新的滋长，而且有的是相当严重突出，成为目前最危险的思想倾向。加之，右派分子的向党进攻，就严重地影响着自治区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八年来，自治区党的组织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从始至终地重视了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特别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对地方民族主义我们也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批判和反对，但没有集中地系统地去进行。事实证明，过去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是近年来，特别是今春右派分子向党疯狂进攻以来，自治区少数民族中的右派分子和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就严重地暴露了出来。所以决不能够认为只是汉族中有大汉族主义，而少数民族中就没有地方民族主义，更不能够认为只可以在汉族中反对大汉族主义，而不能够在少数民族中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对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危害的，而地方民族主义同样是资产阶级思想，对社会主义事业同样是有危害的；大汉族主义如果不加纠正而发展下去就会破坏民族团结，危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同样，地方民族主义如果不加纠正而任其发展下去，同样也会破坏民族团结，危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又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而目前地方民族主义突出和严重的时候，我们就必须集中力量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赛福鼎说，在地方民族主义者或有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倾向的人们看来，所谓“民族问题”似乎可以和我国工人阶级在当前历史条件下的革命任务相脱离；可以和我国各族人民革命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利益相脱离；他们忽视甚至忘记整个工人阶级的革命利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这显然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相违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所谓民族问题不是别的问题，它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中的一部分。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中说的是如此明白，他说：“资产阶级总是把自己的民族要求提在第一位，把它们提作绝对的东西；而无产阶级却认为民族要求应服从于阶级斗争的利益。”今天我国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当前的革命任务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就是我们考虑和解决国内民族问题不容丝毫忽视的一个大前提。这就是说，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是我们国家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共同的根本的利益。我们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在考虑自己民族的独特利益时，必须服从这个共同的根本的利益。如果违反了全国工人阶级和各族劳动人民这个共同的根本的利益，那么他也就首先违反了本民族的根本利益。因为没有无产阶级的解放，就不会有民族的彻底解放，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就不会有各民族的发展和繁荣。不难看出，地方民族主义者对于如何实现全国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当前的革命任务并不感兴趣，而是热中于如何在所谓“民族问题”上兴风作浪，以转移人民的奋斗目标，使大家陷入民族纠纷的漩涡。他们企图用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企图用民族隔阂来代替各民族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团结和统一。总之，他们不是把整个工人阶级当前的革命利益，也就是各族人民共同的根本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把资产阶级式所谓“民族要求”放在第一位，这种行为当然是不利于工人阶级而有利于资产阶级，不利于社会主义而有利于资本主义。所以说，我们和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民族观点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热爱自己的家乡更应热爱自己的祖国
必须提高警惕防止帝国主义挑拨离间
赛福鼎接着对最近一个时期在民族问题上出现的闹独立，要求成立共和国，要求扩大民族自治权利，以及反对汉族人民的帮助等种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国家统一和破坏民族团结的反动言论，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赛福鼎说，新疆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本来是早已解决了的问题。新疆解放前，在三区（伊犁、塔城、阿勒泰）革命时期，有人就曾提出过新疆是否属于中国领土的问题，当时经过多次的讨论后，指出这一问题的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并当即作了纠正，因为当时三区革命的基本精神是不能容许有这种意见的。新疆人民的革命问题必须同整个中国革命问题一起解决，这在当时也是已经明确了的。新疆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地方封建地主的压迫而进行革命斗争中的许多沉痛的经验教训，充分证实了除此以外是没有其它任何途径的。在我国宪法上所规定的祖国统一问题，即新疆是永远属于祖国领土之内的问题，不过是把新疆人民与全中国人民久已存在的历史的团结在新的基础上加以肯定罢了。既然这样，还要讲什么“分离”和“独立”呢？这是完全错误的，并且是反动的。
赛福鼎说，帝国主义者为了破坏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合作，同样也在新疆问题上制造了许多谣言。应该指出，有些人对于帝国主义蓄意破坏我们伟大祖国的危险性是熟视无睹的。我们都热爱自己的家乡，但应该更热爱自己的祖国。凡不是真正热爱祖国的人也不可能是真正热爱自己的家乡和热爱自己的民族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其他民族地区，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汉族人民的帮助下，才能走到社会主义社会，并最后走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各族人民幸福的道路。不论什么人，如果明明知道而故意反对走这一条道路，这就不是一般的民族主义倾向了，而是严重的反革命行为了。这将为帝国主义所欢迎而为全国人民所唾弃。对共产党人来说，绝不能忘记自己是为全世界无产阶级事业，为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而斗争的一个革命战士；他不仅要为本国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而且要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而奋斗。这应该是衡量共产党员是否具有国际主义觉悟的基本标准。每个共产党员千万不要忘记自己对党，对自己的革命良心负有崇高的责任。我们新疆地区所有的共产党员，尤其是负责党员同志必须对损害国家统一的任何尝试和造谣活动进行无情的斗争。
赛福鼎说，我们不能容忍闹“独立”的反动分子公开污蔑三区革命和阿合买提江同志，三区革命的目的不是要独立，相反的是为了把新疆人民的革命斗争与整个中国革命斗争的主流相汇合而创造条件。基于这一目的，三区革命中以阿合买提江为领导的革命力量，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阿合买提江同志是坚决拥护中国的统一的，是把各民族的友好团结当作人民解放事业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战士。阿合买提江同志在新疆领导反对国民党，争取自由、和平和民主的斗争中，经常强调必须在干部和群众中加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并且他在这一方面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他在去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之前，为了能够参加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和将能亲眼看到毛泽东同志而表现的那种兴奋和愉快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他在动身的前夜，曾为此而高兴得睡不着觉，也不让我们睡觉，这件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阿合买提江同志是人民的子弟、人民的领导者和人民的勤务员。他的革命形象将永远活在新疆人民的记忆中。他的事业自有人民来颂扬和永远纪念。当然，这绝不是民族主义分子的事情，而是人民的事情；并且人民绝不允许任何人对他进行诽谤和污蔑。
民族区域自治的根本目的是巩固祖国统一
坚决反对任何闹独立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接着赛福鼎谈到关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问题。
赛福鼎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它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结合中国民族方面的具体情况和各民族的共同利益而制定的，所以这一政策是完全符合中国各个民族的共同利益的。我们共产党员应坚决拥护党所提出而又为全国各族人民所一致赞同，并在宪法上肯定了的这一民族政策，我们的任务是为彻底实现这一政策而奋斗。
赛福鼎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同时，在我们的面前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的任务，即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尚未完成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要把我们祖国变成各民族友好相处的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为此，必须要实现民族平等的权利，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给各民族创造向前发展和日益繁荣的基础和条件，我们的民族政策就是基于这些原则而制定的。我们党的民族政策贯彻执行的结果，在我国各少数民族的生活中引起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少数民族人民从此摆脱了过去的一切痛苦，走上了前所未有的幸福的道路。请问，除此而外，我们还需什么样的民族政策呢？难道说我们党的民族政策还有不能满足人民愿望的地方吗？当然，这一民族政策是不可能使那些和社会主义方向相敌对的人们得到满意的。假若这些人说你们的民族政策是不符合我们的愿望的，那么我们只好向他们说，道理很简单，因为你们不属于人民的范畴，这是没有调和的余地的。
我国自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以来，在实践中已完全证实了这一民族政策是正确的。事实上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以来，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都已实现了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在这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绩，看不到这些成绩就是等于睁着眼睛说瞎话。造谣分子们说现在和没有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以前并没有什么区别，企图完全否认我们所获得的成绩。但真理是不可能歪曲的。已享有自治权利的民族的绝大多数人民，会用他们的亲身体验有力地驳斥这些人的胡说的。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在推行自治权利方面还存在着不少缺点，不能否认新疆地区民族工作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更不能否认有些缺点还是比较严重的。谁要是从更好地执行自治权利和克服民族工作中的缺点出发，而善意地提出批评意见和要求的话，那他是应该的。我们必须足够地重视这种批评意见和要求，并且要认真地坚决地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如果我们忽视或不坚决地克服工作中的缺点，甚至把对我们正确的批评意见也和民族主义混为一谈，那是错误的，是党不能容许的。
对那些对于民族自治问题抱有糊涂观念，或由于认识偏差而提出一些不切合实际的意见的人们，应该当作思想认识问题，进行说服教育，纠正其不正确的认识。但是如果有人企图超出正在实行着的自治权利以外，要求特种权利的话，那就又当别论了。
赛福鼎说，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在一个国家内的少数民族，根据国家宪法规定，并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在民族聚居地区，采用一定的政权形式实现当家作主，自己管理自己民族内部的事务。这一原则是根据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而具体实现的。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则是按照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确定的。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要具备条件，可以不受人口的限制，并且一个民族可以根据分布情况成立若干自治地方。
有些同志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是忠诚的，主观上也愿意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他也反对闹独立，但他却以为为本民族人民的事业着想，只有通过自治共和国的途径，才能使本民族得到很快的发展。这些同志看不到中国的历史条件和民族方面的具体状况，看不到已经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的人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上的巨大发展和今后更大发展的可能性。这说明这些同志的民族主义倾向和教条主义是严重的。实质上这些同志由于有这种错误的认识和要求，已在不知不觉地符合了甚至支持了闹独立的人的主张。此外，有许多闹“共和国”的人，本来就是闹“独立”的反动分子，他们企图以“共和国”为幌子来实现他们分裂国家和反对汉人的反动目的。我们必须揭开这些人真实面目，予以坚决地反击。
赛福鼎说，有些人毫无道理地要求把“新疆”这个名称改为“维吾尔斯坦共和国”，或“东土耳其斯坦维吾尔自治区”，这是非常错误的。人人皆知，“新疆”二字的意思是“新的土地”，虽然，当年左宗棠时代也是称这块土地为“新疆”，但在今天，新疆则是象征着重新建设的一个地区，也就是意味着已由人民自己管理的一块“新的土地”，所以这个名称的含义已经是完全不同了。
至于东土耳其斯坦这个名称，是过去国外和国内一部分人偶尔用的对新疆的一个非正式的地理称谓，是相对于旧俄中央亚细亚的“土耳其斯坦”而言的。如今苏联早已不存在所谓土耳其斯坦的行政区划，我们却把这样一个旧的非正式的名称作为正式的法定名称，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在三区革命的历史条件下，虽曾采用过“东土耳其斯坦”这个名称，但为时甚短。而且那时除三区外，还是叫新疆。把那时一个短期的、只在一小部分地方采用过的称谓，用之于解放后的整个新疆，是不妥当的。如果说“维吾尔斯坦”就是意味着“维吾尔共和国”的话，那我们是坚决反对的。如果说这个名称的含意，表示着“只”是维吾尔民族的地方，是个独立的地区，不是中国领土的话，我们也是坚决反对的，因为我们是根本反对任何闹独立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
赛福鼎接着说，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根本目的，就是根据国家宪法的规定，结合各少数民族的特点，使该民族人民行使自治权利，以增强民族团结和巩固祖国统一，以更有利于在该民族中实行社会主义，使我国各族人民走向繁荣和幸福的美满生活。这是一切民族工作和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各项措施都必须服从的根本目的。为了使各民族走向繁荣，首先要解决各该民族的经济问题，即人民生活问题。只有如此，才能使各民族人民走上日有增进的幸福生活。企图改变国家制度的人就根本不考虑或者不愿考虑到这一点，他们不去正确地认识全国人民共同利益与本民族利益的关系，他们不去考虑怎样才能使自己的民族很快地和顺利地发展繁荣，以及为达此目的，怎样才能更多地得到中央和伟大汉族人民及各兄弟民族的帮助。
这些所谓“热爱”本民族的人，认为只有实行自治共和国的制度，似乎所有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似乎人民的经济生活就可以在一个早上得到提高。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上是落后的，要使这些地区的经济得到发展，就需要中央和汉族人民的帮助。当然，每个地区都有它的资源，这很重要。为了充分的开发这些资源，就需要有足够的资金和劳动力，这也很重要。否则，即使有丰富的资源也是不能被利用的。总之，如果你真正热爱自己的民族，你真正关心和拥护劳动人民的利益，你就应该很好地考虑怎样才是最有利于本民族人民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得到发展和繁荣。你要是真正考虑到这一点的话，你自然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只有在祖国统一的大家庭中，通过各民族团结合作的道路，才能达到上述目的；如果采用民族分裂和一个民族单独干的办法，就绝无可能达到上述目的。你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你就应该与汉族和各兄弟民族站在一起，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共同奋斗。
中央特别照顾各少数民族人民的权利
新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惊人成就
赛福鼎指出，有些人提到自治权利时，就认为现在的状况不能使他满意，他们要求更大的权利。事实上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权利是很大的，中央是特别照顾了各少数民族人民的权利的。就以选举权来说，根据选举法的规定，一般的汉族地区要在八十万人中选举一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而对少数民族地区则规定可以选出一百五十名代表。全国少数民族的人口按四千万来计算，平均是二十六万六千余人就能选出一名代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二十一名，平均是二十三万八千余人就可选出一名代表。少数民族既然有了这样特殊的照顾，那么在选举权方面，我们还需要什么样更大的权利呢？
有些人也曾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财政权限方面提出较多的问题。自治地方的财政权限是应该明确规定的。但谈到这个问题时，就应该考虑目前财政权限的执行情况究竟如何。最近国务院规定了自治地方的财政权限，根据这一规定，自治区可以掌握自己的收入，超收和节余都不上缴，不敷的由中央补助。在自治区的国营企业单位的利润内给自治区留20％。有些人问，我们自治区的“国民收入”都到那里去了？他们认为自治区地方收入的大部分是被中央分走了，实际情况却恰恰与此相反。1949年我们从国民党手里接收了经济上完全陷于破产的新疆，1950年、1951年和1952年，我们还谈不上什么财政预算，当时我们是完全依靠中央的补助而维持过来的。截至1953年止，我们的经济情况仍是严重的。以后又在我们的财政预算上出现了较大的赤字，仍是要由中央来弥补的。1957年是我们的地方预算比较充裕的一年，但同样依靠了中央较大的补助；此外，1958年中央还准备补助近三千万元。
其次除地方财政预算外，中央还直接投资进行了许多基本建设，中央投资的基本建设：共一，三二○，二七三，○○○元，其中向国营农场投资的共四三九，五二○，○○○元，向国营工业和其他方面投资的共八八○，七五三，○○○元。八年来，在新疆地区为发展国民经济，发展文教事业和行政费用，共支出二，五二二，四一二，○○○元，其中一，六二九，九二八，○○○元是由中央补助的。根据财政制度，地方收入向中央上缴的仅仅是一三四，九三七，○○○元。根据这一统计数字，要是硬说中央分走了地方收入，这是完全不合乎事实的。此外，中央还曾压缩了别处的建设费用，给我们新疆格外拨了许多设备和物资，这一点也是众所共知的。
如果要求财政权限的目的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为出发点的话，中央不是拿出了大量的资金和其他物质力量来帮助新疆各族人民发展经济了吗？闹“共和国”和要求特殊权利的人，应该看到这样的事实，就是各族人民已经在法律上充分享有一律平等的权利了；而且中央对帮助发展我们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比帮助发展汉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是更加重视的；中央曾拿出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力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这种规模越来越大的建设事业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并在创造新疆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重大作用。
此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还根据宪法规定，实行了制定单行法规的权利、任免行政人员的权利、成立武装部队的权利。总之，不论是在政治和法律方面也好，是在财政和经济建设方面也好，我们已经享受了宪法所规定的各种权利，已经能从各方面充分实现各族人民的愿望。这就可以充分证明，最适合我们国家和各个民族实际情况的制度，不是自治共和国，而是我们现在所实行的区域自治的制度。除此而外的任何主张都是对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有害而无益的。周总理说：“历史发展给了我们民族合作的条件，革命运动的发展给了我们合作的基础。因此，解放后我们采取的是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合作的制度……”，“在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中，采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经过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求得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重要办法。”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新疆各族人民命运和汉族人民完全一致
一定要在汉族干部帮助下继续向前迈进
赛福鼎接着强调指出，我们认为新疆地区的民族团结，特别是本地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之间的团结基本上是巩固的，但不能说这一方面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尤其从去年以来，在本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出现了反对汉族人民、排斥汉族人民、侮辱汉族人民的严重的错误倾向；甚至有一些严重的民族主义分子还企图把汉族人民“赶走”。按他们说来，好像只要没有汉族人，一切都会好的，好像汉族人给新疆带来了灾难。还说什么没有汉族也同样可以实现社会主义，来新疆的汉族人对新疆的事业有害而无利等等。有些民族主义分子还毫不知耻地说，因为汉族人来到新疆才使我们的生活恶化了，有人甚至把一些民族干部的官僚主义和懒惰情绪也嫁祸于汉族干部的身上，好像他们的这些毛病是因为汉族人的增多才造成的。很多人所以常常埋怨生产建设兵团，也只是因为生产建设兵团大部分是汉族人，所以这些人轻视和冷眼看待生产建设兵团在生产上所进行的巨大建设。许多反动的野心分子把汉族人诬蔑为“殖民主义者。”他们把一些本地民族的好干部和好共产党员谩骂为“汉族人的走狗”。这些都是令人愤恨的叛逆行为和反革命的言论。
赛福鼎说，我们站在反对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代表各族人民坚决声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族人民和汉族人民的历史命运是一致的。我们为了共同的目的，经过了长期的共同斗争才获得解放的。我们将来的前途和命运和汉族人民也是完全一致的。各少数民族都要在伟大的汉族人民的帮助下而共同奋斗，一道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才真正是新疆各族人民最强烈的愿望。我们要和汉族干部永远在一起，与他们同甘共苦，携手前进，这同样也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真正愿望。各族人民正在实现并也一定能彻底实现自己的这种愿望的，这是任何反动势力和民族主义分子都丝毫不能动摇的人民的意志。
凡是头脑清醒的人都应该清楚地知道，新疆人民近百年来一直是在种种的压迫和剥削下呻吟着，人民群众虽然进行了多次的暴动，但总是没有摆脱这种被压榨被欺凌的命运，最后把新疆人民从被压迫的苦难中永远解脱出来的正是汉族无产阶级。在新疆解放后的最艰苦的日子里，汉族干部和人民解放军，曾日日夜夜地和新疆各族人民一起艰苦奋斗着。人民解放军拿出了自己一半口粮来作为整顿新疆财经工作和恢复新疆经济的资金，并在极困难的条件下，以忘我的劳动创建了一些工业。生产建设兵团节约自己的粮食和津贴，拿起坎土镘和铁铣，在戈壁和沙漠上进行了农业生产。新疆的汉族干部，尤其是共产党员同志们，是全心全意地为各族人民的事业而辛勤服务的，在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各个方面都曾尽了极大的努力的。在培养和教育已有的本地民族干部中，汉族干部也起了巨大的作用。
赛福鼎在谈到汉族人到新疆来工作的问题时说，我们为了在新疆建设社会主义和创造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就要充分利用新疆地下和地面上的一切资源，为此，我们就要在经济建设上做许多事情，可是这要单纯依靠自治区的经济力量、技术力量和现有的劳动力是远远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汉族人到新疆来与各民族人民密切合作共同努力是值得赞扬的一件好事，而拒绝或不接受汉族人民这种兄弟般的帮助是违犯本民族利益的坏事。这些阻挠汉族劳动人民和汉族共产党员来新疆为各族人民的革命事业进行帮助的行为，是一种破坏民族团结和损害本民族根本利益的行为，是违背国际主义原则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倾向。
赛福鼎说，有人怕“汉族人增多了，民族自治会被取消”，有些人甚至怕他的民族会因此而“消亡”。如果依据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来说，民族是要消亡的，国家也是要消亡的，党也是要消亡的，不管你愿意与否，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这是极为遥远的将来的事情，我们大可不必为不晓得多少年以后的事情而“忧虑”。党在当前的任务则是把资产阶级民族改造成社会主义的民族，提高和繁荣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生活，进一步巩固各民族在互助合作基础上的国际主义的团结一致，这倒是我们面前极其现实的革命任务。同时还要看到，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与主体民族人口的多少关系并不大。因此，害怕“自治取消”、“民族消亡”是完全多余的。
我们有许多同志是赞成社会主义的，是拥护党和关心人民事业的，是想克服工作中的缺点的，这些都是好的，但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总是认为关键在于“民族问题”，于是他们便把所有的问题都以民族尺度来衡量。固然，民族问题是民族地区的主要问题之一，对此绝不能有所忽视。但世界上的一切问题不只是民族问题，民族问题也不是唯一重要和唯一基本的问题。所谓民族工作应是在服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提下来进行才对。民族工作应在加强各族人民团结合作的基础上，为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服务。只有如此，才能正确地解决民族问题，才能使各族人民在经济、文化上得到发展繁荣。凡是与上述原则和做法背道而驰的人，他一定会陷入民族主义的泥坑而不能自拔。
赛福鼎对有人提出所谓“语言独立”的说法和反对少数民族学习汉语的论调进行了批判。
赛福鼎说，除了本地民族和汉族人民之间，在本地各民族之间也是存在着问题的。这就是说，在本地各民族的干部之间，也曾出现了一些在有关民族关系方面不应有的错误言论。从全自治区来说，维吾尔是大民族；在哈萨克自治州来说，哈萨克是大民族；而蒙族、柯尔克孜族、回族又是本自治州内的主体民族。一个民族如果在以本民族为主体的境内对其它少数民族有民族主义的倾向，这也就是大民族主义的表现。与此相反，如果一个地区内的少数民族对当地主体民族有民族主义思想倾向的话，那么这也就是地方民族主义的表现。应该承认，这两种情况都不是没有的。我们也曾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当我们批判地方民族主义的情绪时，有些同志就生气地说，这是对民族情感和民族自尊心的打击。我们认为，有民族情感和热爱自己民族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如果不很好的注意，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它就会变为民族主义倾向了。总而言之，我们应该正确地理解民族情感和民族自尊心，不应该把民族主义和民族情感混淆起来，更不应该把民族主义理解为“民族情感”。否则就是完全错误的。
新疆各族人民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不论何人都无法扭转这个历史方向
赛福鼎同志接着分析了民族主义者在有关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若干反动论点。如有人说：社会主义改造“搞糟了”，有些人喊叫合作化搞糟了、粮食政策搞糟了、粮食越来越少了，其他生活消费品也越来越不够了，等等。
赛福鼎说，应该承认，我们在新疆地区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确实吸收了汉族地区的许多经验。同时我们在自治区所采取的每一个重大措施，也都充分照顾了新疆的特点的。不过这里要强调说明一点，我们不管怎样照顾新疆少数民族的特点，却决不能改变或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谁要是超过了这一个界限，那么他就是不折不扣的修正主义者了。地方民族主义者口口声声强调照顾和不得违反的所谓“民族传统和民族特点”，其真实目的无非是想在这种掩护之下不要社会主义革命而已，这难道不是很明白的吗？
赛福鼎正告地方民族主义者们说，新疆各族人民是早已选定了走社会主义这一条道路的，这是任何人都绝无可能扭转的历史方向。如果有人妄想挡住前进的历史车轮，他是注定要被压碎的。
赛福鼎在说到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问题时指出，近年来有许多党员分不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以资产阶级观点来看待民族问题，在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问题上亦存在着违背共产主义统一和团结的原则的倾向，或明或暗的反对党的领导的倾向。
赛福鼎在提到民族化的问题时，他批判了有人提出所谓党委民族化的错误主张。他指出这是以民族成分为标准来划分党的组织，这是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党的组织的。有人说：现在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人都是汉族，这与自治民族当家作主有矛盾，妨碍少数民族当家作主。赛福鼎说这种思想观点除了是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来看待党的组织外，主要的是他们不满意汉族党员担任党的领导工作和对党的性质有错误认识的表现。他们忘记或否认了自治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它必须受共产党的领导，而党的组织是统一的，是不分民族的。现在我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各自治州、县、区及民族乡的主体民族，是不是当家作主了呢？我认为是当家作主了，因为自治区及各级自治地方政府机关的主要职责都是由各该主体少数民族的负责干部担任的。但是决不能把少数民族当家作主、有职有权与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委的集体领导制看成是矛盾的。现在自治区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和委员会，都有少数民族党员参加，而且占的比例相当大，这就是说自治区少数民族党员已经参加了党的集体领导。至于今天自治区中上级党的组织中汉族负责同志较多，这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历史发展所形成的。问题的关键，是看他能否贯彻执行党委集体领导的原则；假如党委的书记个人擅自决定重大问题，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那必然就会犯错误，那就不论他是那个民族成分，都是不能容许的。
赛福鼎说，党向来就十分重视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八年来少数民族干部增长的速度是极快的。解放初期，1950年少数民族干部共有一万二千八百四十一人，现在，据1957年5月统计，已达六万三千九百三十五人，比1950年增长到近五倍。其中县级以上干部有一千二百三十二人，占县级以上领导干部35.13％。应该说党在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方面的成绩是巨大的。说党只重视培养和选拔汉族干部，不重视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是毫无根据的。
赛福鼎说，党的领导，是右派分子和反党分子攻击的主要目标，自治区少数民族中右派分子和反党分子攻击党的领导的主要办法，是反对汉族党员，特别是在自治区党内外担任领导工作的党员，反对少数民族党员中拥护党的领导和汉族同志亲密团结的同志，他们穷凶极恶地谩骂、污蔑和攻击这些同志，说这些同志不能代表民族利益等等谰言。其目的，就是要打击和孤立少数民族中的左派，造成一种邪气，使少数民族党员与汉族党员离心离德，不敢拥护党的领导和与汉族同志亲密团结。
赛福鼎说，我们必须通过整风，加强自治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领导工作，加强对党员和党对各族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整顿和纯洁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克服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尤其是地方民族主义思想，提高全体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这是我们巩固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基本条件。
赛福鼎接着分析了地方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原因。他特别指出不论党内或是在党外，地方民族主义思想表现比较突出的一般是知识分子居多。这是由于不少知识分子是出身于剥削阶级或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加以他们长期地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因而，他们很容易产生和接受资产阶级反动的民族观点。此外，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知识分子中凡是地方民族主义思想比较严重突出的人，往往也是个人主义比较严重突出的人。因为有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倾向的人，他所考虑的首先不是我们国家和少数民族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整体利益，与此相反，这种人首先考虑的是个人利益。他往往是以民族问题作为实现他个人的“宏大抱负”和“最高荣誉”的一种工具。因此，我们必须在党内外加强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斗争，特别是要加强对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斗争，加强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对于反对和克服各色各样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倾向有极大好处。
赛福鼎同志最后指出，在自治区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方针和任务，除和汉族地区相同的内容以外，应该着重地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进一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打击、孤立右派，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党的领导，巩固民族团结和祖国的统一，以便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号召自治区各级党的组织必须坚决贯彻执行这个方针和任务，把自治区的整风运动顺利地、健康地开展起来。
（文中小题是本报编者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