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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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展农业生产建设 克服农民生活困难
五年来国家发放农贷八十亿元
今后要保持农贷资金的合理周转
新华社24日讯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发放的农业贷款,对发展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合作化、克服农民生活困难等方面起了重大作用。据统计,五年来国家发放的农业贷款累计已达八十亿元,全国农户平均每户得到贷款七十元左右。
在1953年到1955年期间,国家共发放了三十一亿多元农业贷款;促进了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组织的发展。1956年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时,国家又发放了近三十四亿元贷款。其中七亿元为贫农合作基金贷款,这笔贷款期限长、利息低。据二十一个省市所放出的四亿多元贷款统计,共帮助二千五百多万户贫农和下中农克服了入社困难,平均每户得到贷款十七元。全国共帮助四千多万户贫农、下中农克服了入社缴纳股份基金的困难。由于这笔贷款的发放,大大鼓舞了贫农走合作化道路的积极性,加强贫中农之间的团结,帮助农业社筹集了生产资金。许多贫农把这项贷款比作“旱天逢雨”、“雪里送炭”。
五年来,国家发放的农业贷款中约有21.8%是作为农业基本建设费用的。约有43.1%作为生产费用。这些贷款及时帮助农业社克服了兴修水利、添置耕畜、农具、肥料以及发展副业生产所需资金的困难。据安徽、黑龙江、陕西、山西、河北等五个省不完全统计,1956年国家发放的两亿七千多万元生产贷款,帮助农业社打井七十二万多眼,兴修水利工程九万多处,购买耕畜十四万多头、双轮双铧犁十万部、新式农具二十八万多件、水车十三万多部、肥料两亿多斤。
国家为了支持移民垦荒,也发放了巨额的贷款。仅去年黑龙江、甘肃、青海三省就发放了五千多万元贷款。其中黑龙江省移民垦荒贷款,已帮助十四万个移民开荒八万八千垧,春播四万多垧,添置牧畜三万二千多头,修建房屋五千多间,建立新村四百多个。另外,对国营农场、渔业、牧业生产也都给予积极支持。
国家除发放一般农业贷款以外,每年还发放了没有利息的预购定金。五年来累计约达二十亿元左右。
国家发放的贷款,还帮助农民克服了生活上的困难。五年来累计共发放生活贷款达十二亿八千多万元,占农业贷款总数的16%以上。仅去年一年,国家直接发放和通过信用社贷给农民的生活贷款达七亿元。
五年来国家在帮助灾区农民生产自救、战胜自然灾害等方面的贷款累计达六亿四千多万元。这些贷款在水灾地区帮助农民克服了排水、复田、抢种的困难;在旱灾地区,解决农民防旱、抗旱中兴修水利、购置抗旱工具、保苗、保墒等等的困难问题。
据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说,目前国家的农贷资金和信用社资金约有五十多亿元,这是支援农业生产一个很大的力量。这些资金,如能充分周转运用,基本上可以满足农业生产需要。因此,今后在相当时期内,在一般情况下,国家不再大量增加新的农贷指标,各地每年所需要的贷款,必须依靠做好到期贷款收回工作。他认为,保持农贷资金的合理周转,是今后解决农贷资金需要问题的主要途径。(附图片)
五年来国家发放农业贷款累计共达80亿元,全国农户平均每户得到70元左右
国家发放的农业贷款用于农业基本建设、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等方面的比例
1953到1955年和1956年国家发放农业贷款数目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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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吉林省委根据新情况安排农村整风
彻底鸣放 趁热整改 先改后辩
本报讯 12月16日晚,中共吉林省委本月中旬召开了电话会议,省委农村工作部长张士英代表省委在会上对全省当前农村工作做了具体安排。他指出,目前农村整风工作的步骤应当是先整改后辩论,结合当前工作,集中进行整改。
有条件先整改
省委认为由于经过第一批大辩论,驳倒了上中农反对农业合作化和统购统销的资本主义言行,孤立了少数上中农的闹退社和搞粮食投机的思想与行为,打击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破坏活动。因此,在第二批大鸣大放中,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大为减少,而拥护社会主义的言论占了上风。
事实证明,第二批农村整风中,群众鸣放出来的意见有90%左右是正确的和基本正确的,绝大多数意见都是善意的,大部分都是对干部作风、农业社经营管理方面的意见,只有百分之几是属于误解和错误的意见。这样就可以不必先采用大辩论方式,去集中火力先批判少数农民群众在鸣放中的错误意见。应该抓紧时机乘群众兵临城下、趁热打铁、依靠群众的推动,狠狠地去改进工作,迅速转入整改阶段,即整社、整党整团阶段。即使在鸣放中有若干错误言论,也可以在整改告一段落后,再去进行辩论和批驳。
先整改的好处和阻碍
省委认为:大鸣大放后,立即转入整改有很多好处。首先60%到70%的贫农、下中农他们拥护合作化,决心想把社办好的,因此,他们积极拥护先整改。第二,先整改也便于争取团结大多数中农,虽然少数上中农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办好合作社,能否整改好还没有信心,但是只要我们能决心整改,认真解决问题,改进工作,也会使动摇的上中农靠近党,靠近农业合作社。第三,先整改后辩论对进一步暴露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破坏活动更有利。
目前转入整改阶段的困难和阻碍主要是县、区领导的决心和乡、社干部的思想问题。县、区领导怕与粮食征购工作结合不好,对第二批农村整风情况变化分析不够,乡、社干部也有的存在整人思想,怕引火烧身,对农村整风主要是改进工作、推动生产、克服三大主义认识不足。甚至有的人认为第二批没有鸣放出那么多反社会主义言论,就认为是鸣放不彻底,从而就采取些不适当的做法。对群众在鸣放中提出的正确意见也不记录也不汇报,有的追究个别农民的某些生活作风上的污点,这也会使一些坏分子钻空子,鼓动转移目标,这都应引起注意纠正。
整什么 改什么
当农村整风转入第二阶段——整改阶段时候,必须使干部明确认识整什么,改什么?省委指出:首先是整改与当前工作有关的问题。如先批判本位主义、个人主义思想,报实产量,揭发批判隐瞒产量和私分粮食问题,解决如何迅速组织运送公粮和购粮问题,如何加快打场进度,减少打场中损失浪费现象,如何推动当前水利、积肥和副业生产问题;第二,应着重改进干部作风,如干部参加生产劳动问题,财务手续问题,民主作风问题;第三,要改进分配工作中的问题,如生产费用高,公积金留的少,社员分配部分少的问题,如何贯彻统筹兼顾,逐户安排问题,包工包产问题,研究社、队规模,社队分权及其它经营管理问题等。在整改阶段中,必须先解决和改进影响当前生产和征购粮工作中的问题,要采取先易后难,先拣芝麻,后抱西瓜的办法。并结合整改发动群众进行专题鸣放,整什么就发动群众鸣放什么。在整改工作中,必须发动群众掀起一个鸣放高潮,只有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才能搞好整改工作。
在整改告一段落后,再转入第三阶段,即大辩论阶段(继续鸣放),大辩论后再转入第四阶段,即讨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制定生产规划阶段,同时还可结合解决前一阶段没解决的整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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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大丰收的鼓舞下
红安个体农民纷纷要求入社
本报讯 湖北红安县个体农民纷纷要求入社。今年,红安县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又一次的获得了大面积丰收,粮食比1956年增产19.9%,平均亩产八百二十斤,花生比1956年增产36.9%,平均亩产六百二十五斤,全县七百三十二个农业社,社社增产样样丰收,全面地超额完成了生产规划。由于合作化显示了无比的优越性,社员又不断对个体户进行帮助,全县五百零五户个体农民已有三百多户入了社。另外今春一部分退社的社员又重新回来了。
大金乡个体户富裕中农钟志长,七个人吃饭,四个劳动力,春林二社社主任去年动员他入社,他说“到社会主义再讲,苏联还有单干户呢?”今年秋旱七十多天,农业社冬播已搞完,他还一升未种。现在他承认合作社比单干强,找着干部要入社。这个社所属八户个体农民已全部申请入社了。城关区新安社所属有十三户个体农民,计划种大麦二十七亩半,小麦十四亩,油菜十三亩,因抗旱工具和人力不足,根本无法播种,新安社社员们帮助他们车水,在三天内将冬播田全部种完。当时就有六户申请入社,其余七户也提出了申请,并感激地说:“要不是合作社,我们麦子今年眼看就种不成,明年就吃不成了。”
另外,今春认为合作社不自由,不能增产已经退社的户也回来了。如大金乡已入社十七户新社员中个个生产劲头都很大,联盟社社员胡志松入社九天已做了一百一十分。他们说:“再搞单干无路可走,只有入社才有前途”。(陈北君、李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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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新事

农民夸助教
一个初冬的早晨,龙凤农业生产合作社两个妇女社员张元吉和江仁碧在山坡上一边打猪草,一边夸奖社里的新社员——西南农学院助教吴栋梁。张元吉向她的同伴说:“他做家务事比我家老蒋还得行”。张元吉说的老蒋就是她的丈夫龙凤农业社副主任蒋爵伦。
吴栋梁从9月底下乡,在蒋爵伦家落户,进步很快,很受农民欢迎。蒋爵伦担任农业社的工作很忙,他的爱人又要上地做活,料理家务的时间少。吴栋梁来了以后,每天天刚发白就起床,帮助这家人生火、做饭,把地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和蒋爵伦一起去田间劳动。回到家里,他就挑水、洗碗、带孩子。有一次,张元吉打柴很晚才回家,吴栋梁还跑到山上去接她,帮她把柴一直背到家里。张元吉一谈起这件事就流露出亲切、感激的笑容。吴栋梁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时,正是秋耕秋种繁忙的季节。他白天参加抢收晚稻,晚上参加大辩论。吴栋梁同蒋爵伦在一起干活,他做得不对时,蒋爵伦就帮助他纠正。每次开辩论会以后,蒋爵伦总要把自己对某些问题的看法谈出来同吴一起研究。吴栋梁也帮助将爵伦修改或誊写一些文稿。
吴栋梁初到蒋家时,曾经感到陌生和寂寞。起初在田里做活只是闷着头干,跟谁也不讲话,回到家找不到事干,就一个人站在门口看山景。他想到自己是响应党的号召来劳动锻炼的,怎么能够就这样下去呢?他下定决心放下架子,虚心地向农民请教。他干活时就挑选上粪等过去认为最脏的活路干,又同社员们一起挑着箩筐上街去买喂猪的米糠。晚上不开会时,吴栋梁还跑到五里路以外去给农民放映幻灯,自己当解说员。经过一段时期的劳动实践,社员们都说老吴走路吃饭都没有知识分子的架子了。
中共龙凤乡的党委书记蓝春碧谈到她曾看到一个农民的背影,但总也辨别不出是谁,直绕到前面去,才发现这个农民就是吴栋梁。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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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新事

一百八十元银洋
河北省宁晋县大曹庄五保户张洛信老俩口为支持水利建设慷慨投资银洋一百八十元的消息,轰动了宁晋县方圆几十里的地区。
张洛信现年六十六岁,老伴五十九岁。从十六岁上张洛信刚会锄地起,他就拚命地下地干活赚钱。他一年到头舍不得吃也舍不得穿,把挣得的钱一点一滴地积存起来,就是民国六年大水灾的时候,他吃树皮、挖野菜、吃糠团子,也舍不得动这些钱。
老头的钱是收藏得很严的,他把钱用小瓮盛着垒在坯墙里,从来不让别人知道,就是连他的老伴也不太清楚。可是,现在他却高高兴兴地献给社里了,为什么呢?听听他自己的解释吧:
“自从俺村一建立了高级社,俺老俩口子就成了五保户啦。社里照顾俺真周到,下雪扫雪,下雨担水,没面送面,没棉花给衣裳穿,什么都有人管。
“想想过去的苦,看看现在的福,老了,不能动了,倒有吃、有穿、有住、有钱花。人心是肉的,谁能不感动呢!“社里号召打井投资,你说,咱能不投嘛!?撂着这点死物顶什嘛用!把银子投到社里,我心里更痛快了,一来俺老俩掏出了各人的心,为社里加了一把力;二来也让那些说合作社糟的人看一看社员同社是一条心。”
(王从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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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龙江十万水利大军
战斗在冻渠冰河上
据新华社讯 黑龙江省广大农村出现了水利工程冬季施工高潮。十一万农民正冒着零下二十度的严寒,日夜战斗在冻渠冰河上。
“征服大自然,向水索取粮食”已成为农民们争取时间,在严寒中兴修水利工程的豪迈口号。尽管现在冰封雪飘,十多万劳动大军,仍然奋勇地向冻地、冰河进军,挖渠、修坝,为引水上山,作好准备工作。为了在冬季施工中既保证工程进度又保证质量,农民们发挥了集体智慧和创造,他们采取三班制,日夜连续施工,不让土冻住,有的还创造了“收工前压槎子”和“前进倒土法”等方法,保证了工程进度和质量。青年们组成的突击队、组,特别活跃。五常县建立了二百六十四个青年突击队,拥有一万多名队员。这个县常卜等九个乡联合修的常安灌区就有十三个青年突击队,他们活跃在四十里长的工地上,那里有困难,他们就出现在那里,每天都超额完成了任务,并保证了质量。由于冬季施工的加速进行,全省水田和排涝工程已完成了总工程量的半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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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农民盖房子也要全面规划
近几年来,由于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盖新房子的人也多起来了。据河北平泉县五十家子村的不完全统计,仅1957年就有二十多户盖了八十多间房子,已经立好房架和打好地基准备盖的还有十多户。这些房子大部都是砖瓦房。但是从这个村盖房子的情况来看,还有一些问题是值得注意的。
一、社员盖房子都是离开了自己原来的房基地,而占用了最好的大片平川地。为甚么社员不在自己原有基地上盖房子呢?原因是社里允许盖三间房子可以无代价的占用大约半亩左右的土地,这些土地又不算在自留地内。这个乡的乾沟子村(山沟)社员孟长清,也离开了原来的山沟,跑到五十家子村盖了三间房子。就这样五十家子村的可耕平原地,盖房子就占了许多。社员意见很大,特别是山沟里的社员意见更多。如这个乡十二、十三队讨论生产大跃进时,有的社员说:大片平川地都盖上了房子,山沟地十亩也顶不上那一亩,这样盖下去还多打啥粮食啊。
二、有部分社员盖房子不是真正有了积蓄的,而是东拉西借盖上的。如这个社的张凤鸣等几户,本来自己没有钱,而在今年夏天却盖了三间房子。他们认为:盖上房子就是自己赚下的,反正到秋后得给我四百五十斤粮食吃。他今年劳动了两千多分,秋后都扣光了,连一粒粮食也没分着,结果靠着吃国家的救济粮。
随着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农民生活的提高,盖房子的社员必定会更多起来。所以,我建议各地党委,特别是乡党委对今后农民盖房子的事一定要作到全面规划,统一安排,以免造成混乱和各种损失。 
         (宏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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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兴修水利应注意安全
目前广大农村正开展声势浩大的兴修农田水利的运动。但是在运动中,有些地区忽视了对干部和民工的安全教育。如江西省崇仁县二区溪山水库,由于不注意安全,违反操作规程,在挖空心土的时候,发生了严重的伤亡事故,压死民工二人,重伤一人。南丰县古城乡安沅农业社在修水利中也因挖空心土压死妇女一人。乐安县在修石里沅水库中,因忽视安全操作,在坡上挖树根时,民工田水生被石块压碎腿骨。
当前全国各地兴修农田水利运动正在深入开展,为了防止和避免人身伤亡事故的发生,建议各地应经常注意加强对干部和民工的安全教育。
(黄贵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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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国和博野
本报记者 金凤
“本是姊妹县,相去何太悬?
一将跨黄河,一尚滞途半!
快马加鞭赶,前途差可及;
蹉跎复蹉跎,又抵长江岸!”
上面这首打油诗,是我最近去了一趟安国和博野,在归途的颠簸的公共汽车上,追思着两个县的见闻而诌的。读者欲知详情,且听下文分解。
(一)将跨黄河——四百六十四斤,尚滞途半——二百四十斤
安国和博野,都在河北省的中部。二县紧相邻接,安国在西,博野在东,地势都很平坦。孝义河横贯两县北部;沙河、滋河、小唐河、小清河流贯安国南境,汇集为潴龙河,流入博野南部。二县都属产棉区,各有三分之一土地植棉,多集中在北部的黄沙壤土。那里地势略高,易受春旱威胁。二县南部地势洼下,土质黑粘而肥沃,宜于种粮。但又易遭秋涝。每年平均降雨量都在六百公厘左右,大多集中在7、8月份,所以春旱秋涝的现象极易形成。粮食产量不高,历来都是缺粮县。五年计划的头一年——1952年是丰收年,安国粮食亩产三百三十点九斤,棉花(皮棉)亩产四十五点六斤;博野粮食亩产三百三十四点九斤,棉花亩产五十七点四斤;粮棉产量各属河北省的中、上等水平。1954年和1956年都闹水灾,两县都是重灾区,庄稼收成很少。1953和1955年年景也不强,收成也不多。这四年二县的粮棉产量都不及1952年,每年都需国家调拨进好几千万斤粮食。
从以上简单的情况可以看出:安国和博野无论从自然条件——土壤、地质、气候、地形、河流、种植作物以至生产水平、历史沿革都相仿佛,它们是命运极其相似的一对姊妹县,除了安国面积略大,人口略多。安国有耕地面积五十六万七千亩,人口二十四万多。博野耕地面积三十七万五千多亩,人口十四万五千多人。在过去五年中,它们一起承受了“五年三灾”的沉重打击,共同走到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
1957年,情况起了绝大的变化!
安国县今年粮食亩产四百六十四点九斤,比历史上最高产量的1952年提高了40.4%,提前十年达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指标,改变了历史上的缺粮面貌。以前每年要国家供应两三千万斤粮食,今年卖给国家余粮二千六百万斤。棉花每亩产五十斤,比1952年提高9%左右。
博野棉花生长得不错,每亩六十斤,也达到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要求。而粮食每亩只产二百四十斤,比1952年低30%左右,今年仍需国家供应粮食二千万斤。
两个紧邻的县份,生产条件大体相同,历史情况也差不多一样,为什么一个粮食亩产量将要跨过黄河达到亩产五百斤的指标,而另一个离五百斤还差一大半路程呢?
(二)在逆流面前……
事情还得从1956年说起。
1956年春天,随着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安国和博野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掀起了以水利、积肥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安国打机井一百八十七眼,打砖井四千五百多眼。博野也打了十眼机井,三千多眼砖井。二县积肥每亩都在万斤以上。
不料1956年秋季一场洪水,把安国和博野新打的几千眼水井冲垮了,新买的几千架水车冲毁了,几十万亩庄稼被淹没,几万间房屋被冲倒。几万灾民无家可归,几十万灾民少吃无穿。
合作化的头一年,碰上这样残酷的打击,农村中吹起一股小小的台风,一些动摇的富裕中农吵吵嚷嚷起来了:合作化没有优越性,1956年的领导冒进了,水利冒进了,积肥也搞糟了……地主富农乘机大肆活动,一起谩骂和攻击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把难以抗拒的天灾的责任也加到共产党的头上。那时候,一部分机会主义者也随声附和。群众思想混乱,干部消极、悲观,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困难。
在这样一股逆流面前,是奋勇前进,还是怯弱地退却呢?
安国县的领导选择了第一条道路。他们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弄清了是非,澄清了混乱思想,统一了全党对1956年工作的认识:成绩是巨大的,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是能够克服的(主要是有些农业技术改革措施没有因地制宜,工作中有些强迫命令,生产指标过高不切实际等);并且使全体干部坚定地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合作社能够巩固,灾荒能够战胜,生产也一定能够跃进。他们一面集中了全党力量,组织群众,发动生产;一面在党内外广泛开展了深入的政治思想教育,向全党全民有力地提出了“不低头,不怕难,跌倒了爬起来,挺起腰板再干,去年干的欢,今年接着干”的政治动员口号。在政治动员中特别注意依靠骨干。中共安国县委发出了二千多封给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干部、老党员的信,启发他们回忆过去的斗争,对比今天的困难,要求他们站在群众前头,带领群众战胜困难。对广大群众则广泛进行了高级合作化优越性的教育,通过回忆对比,坚定大家战胜灾荒,争取丰收的信心。又通过总结工作,表扬了三千多名老党员、老干部和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对于消极工作的一百四十名干部和二百七十名有动摇情绪的富裕中农则进行了教育和批判。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调动起各方面的积极力量,鼓起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干劲和勇气。南楼底村卢盘欣等老党员回忆了抗日战争的情景后,激愤地说:“那时脑袋掖在腰里,在敌人面前没有低过头,现在在水灾面前绝不能倒下去!”渔村乡郑老权、陈瑞年等一百七十多名老党员表示态度说:“还得像过去钻地洞时那样干!”安国县由于领导思想坚定明确,勇往直前,他们不仅领导全县胜利度过灾荒,而且在困难中争取到了1957年的空前丰收。
可惜的是博野县的领导不是这样。他们挡不住逆流的冲击。当各地传来那股“冒进了”的谣风时,他们没有保持住清醒的头脑,错误地把只是一部分动摇的富裕中农的叫喊,当作群众的意见。他们被落后的思想拉住了。在制订今年的生产指标及各种生产措施的时候,只注意了灾区生产的困难方面,低估了群众的潜力。生产指标订得既低(粮食亩产只二百二十斤,安国今年的指标就是四百斤),增产措施也不具体。尤其在批判1956年生产高潮中产生的一些偏差时,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在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了这样一种错觉,就是“生产愈稳愈好”。这就使得生产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有些合作社本来有水利条件,群众也要求增产,干部却放松领导而减了产。
(三)两种不同的情况
在两种不同的领导思想的指导下,安国和博野今年的生产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情况。
首先是小麦的播种和管理方面。由于去年水灾严重,为了缩短灾期,争取丰收,省、地委都决定各县先抓一把,多种小麦。安国县提出了“克服一切困难,多、快、好地完成种麦任务”的号召,全县发动了十二万名劳力在二十五天内完成了二十六万亩麦田的突击播种。种麦紧张时期,在南部沿河地区,水还围着村子,牲口下不去地;为了争取时间,对地湿难耕的地区完全用人力耠地拉耧。到春节前后,又掀起了轧、耙小麦,盖粪、灌尿等加强麦田管理高潮。到了4月初,下了一场大雪,小麦普遍遭到冻害,给群众的生产热情泼了一盆凉水。群众说:“二月雪,麦子瘪,何况三月(按旧历)雪呢?”领导上一面访老农,找经验,肯定提出只要跟上水、肥,加强管理,麦子就能保住丰收;一面组织发动群众掀起了以追肥、浇水、深锄为中心的反灾保产高潮。不到半月,对十七万四千亩高旱麦地普遍突击浇了一水,对十万亩洼湿麦地普锄了一至二遍。为了全面增产,又大力发动了突击管理“次麦”(一部分种在洼碱地、生长不良的小麦)运动,六天中对全县八万亩次麦普遍追了肥,浇了水。在小麦孕穗时期,每亩又浇了二百斤人粪尿。结果历年只能收五、六十斤的小麦地今年获得平均亩产一百二十五斤的产量。全县二十六万多亩麦田,作到了追肥二次到三次,浇麦三水到五水,获得了平均亩产一百六十二斤的收成。
博野县也种了十九万亩小麦。但是由于领导思想的右倾保守,只看到眼前的困难,忙着应付眼前的困难,虽然也想在种麦上抓一把,但思想上只是为了解决春天的口粮问题,因而只重视副业生产的领导,没有将注意力集中于农业生产。种麦的数量不少(几乎占全部粮食耕地的70%),质量却很差。许多地方没有翻地就硬插耧耩麦,造成小麦减产。七万多亩次麦,也没有加强管理,以致每亩只收三十斤到五十斤。4月下雪以后,麦苗受了严重打击,但是追肥、除虫、浇水的工作都没有赶上去。在安国和博野接界的许多地方,麦田挨着麦田,安国的小麦穗大粒肥,长得沉甸甸的。博野的小麦却长得稀稀松松。老百姓都说:“看人家安国的麦子,为啥咱们麦子长成那样?”到收割的时候,博野的麦收秩序又很不好,有些人连抢带偷,丢失在地上的很多。一个小学教员在假期就拾了六斗麦子。这样,博野今年种了十九万亩小麦,只收了十七万亩,每亩只收九十斤(1952年收一百四十多斤)。仅仅小麦这一项就比1952年减产一千多万斤。
安国县的领导没有被“1956年工作冒进了”的谬论所吓倒,仍然坚持搞水利,搞积肥。今年春季,全县对所有的水井、水车普遍进行检查,共掏修机井二百八十七眼,修复砖井三千八百七十眼,锥井四百二十眼,修好水车四千七百三十架,安装抽水机二百零四台,购置新水车三百四十三辆。同时平整土地八万一千多亩,恢复和扩大浇地面积四十一万七千四百亩。这对今年的抗旱保产、保证丰收,起到了头等重要的作用。今年全年只零星降雨二百多公厘。为了确保秋收,安国县先后开展了“抗旱突击旬”、“艰苦奋斗四十天”和连续浇水近百天的突击运动,全凭人力和畜力浇熟了秋作物。在积肥方面,发动群众开展了经常性的积肥工作,并强调了质量,达到每亩施肥万斤。
而博野县在今年春天检查了“冒进”,开展水利就不敢提了。1956年打的三千多眼井,多一半坏了,今年春天就没有抓紧修理。新井完全没打。水车砸毁了不少,也没及时修起,更没有买新的。大水冲过的土地,也没有平整。于是,在今年旱象发生以后,领导就完全陷于被动。要抗旱缺乏水井,缺乏水车。已长了庄稼的土地,不能平整,也不好浇水。于是大秋作物——玉米、高粱、夏薯、谷子都减了产。博野积肥也不多,每亩平均只有四千斤,比安国少一大半。
另外,安国全县有70%的作物选用了优良品种,保证了增产。突出的如多穗高粱,平均增产107%。多种高产作物——甘薯,对增产也起了重要作用。全县种甘薯十二万三千多亩,占粮食作物面积的15.2%,而总产量竟达到七千九百九十多万斤(折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49%。扩大复种面积的增产效果也很显著。今年安国复种指数达到142%。90%的麦田种了夏播作物,两茬比一茬平均增产60%。全县又消灭闲地一万四千亩,增加粮食四百多万斤。
博野的小麦品种不齐,特别是高产作物种得太少,甘薯才种了三万亩,只有安国的四分之一。在棉花方面,博野抓得还是比较紧,因此出现了亩产六十斤的丰产纪录。
(四)接受经验和教训,明年生产大跃进
现在,安国在今年增产的基础上,要求明年粮食亩产五百五十斤,争取六百五十斤,棉花亩产达到八十斤。他们的口号是:“跨过黄河,奔向长江”。一个比1956年更深入的以水利、积肥、麦田管理为中心的生产高潮已经出现了。县委书记都下乡去了。夜晚田野里满地是灯。水车在转着,机井在打着,地里的土翻出一尺多深。每夜有六七万男女,在用大镐一镐镐地锄着他们幸福的明天。
博野县也正在快马加鞭赶上去。他们明年的生产指标是:粮食亩产四百五十斤,棉花亩产七十斤。主要的措施是:改种高产作物和开展水利和积肥。改种高产作物的潜力很大,明年甘薯将由今年的三万亩增加到七万亩,谷子由二万亩增到四万亩,还要种多穗高粱二万一千亩。在水利方面,要打机井二百眼,砖井一千眼,改造七万亩洼地,疏浚孝义河,筑围田,打埝,挖排水沟和蓄水坑,在潴龙河建扬水站,争取全县明年实现水利化。积肥要达到二百六十万车,每亩平均七千斤。还要改良土壤,拉沙盖碱,大力推广优良品种,做好小麦管理和冬灌等。群众生产紧张得很,又是打井、修渠,又是拉粪、浇麦。领导上还以为抓得紧了,准备挨骂。可是群众这么忙,这么累,还很满意,说:“这才像个样子。今年春天劲头要这么足就对了!”还批评县委:“咱们春天那会要下狠劲,修修旧井,咱们粮食就不是二百四十斤,少说也得打三百斤!”
从现在情况来看,安国的劲头比博野还是大一些。这从两县水利、积肥、浇麦、锄麦的进度,两县冬季生产出动的劳动力的比较上都可以看出来。安国现在每天出动劳力十一万五千多人,出勤率100%以上(全县劳力十万八千多人),而博野还只出动劳力77.6%。
写到这里,读者对于开头那首打油诗的内容,当能完全了然。博野确实还须加一把劲,才能赶上安国。否则,当博野赶到黄河边时,安国这匹矫捷的骏马,又会放开四蹄,奔向长江去了。但是,安国也须警惕地四望,在它周围是不是又有另一个姊妹在悄悄地加劲,明年飞速地超越过它而前进啊!


第2版()
专栏:

“呀!这红薯比咱俩的头还大哟。”河南省淅川县红星农业社今年试种的红薯,达到了亩产一万九千二百斤的丰产纪录。这是两颗二十六斤重的大红薯。
德忠摄(河南日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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